1930年至1934年，我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工作。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在北京與北平時是在教育部內的。早一些時期這個機關還沒有這個名稱，各國官書大都寄給外交部，也有一些寄給清華大學和上海中國科學社等機關。因是沒有正視這一機構在國際學術界的作用與缺少經費之故吧，收到的各國官書等箱包，沒有專人負責整理保管。中央研究院蔡院長楊總幹事（杏佛）就把它接收到中央研究院名下來辦。楊總幹就讓我來將許多大木箱大小郵件打開整理編目。就這樣日複一日，在這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濃霧中做了幾年。在蔡院長楊總幹身邊工作了三四年，受到了有偉大人格和淵博學問的熏陶，至今有半世紀相隔，過去了五十年之久，有幾件事在心目中還是能牢記不忘的。
《翰林公》
記得有一天我兩手捧著一幢什麽的走進蔡先生辦公室，看到蔡先生正在忙著鋪開紙張，要為請求蔡先生墨寶的人書寫一些屏條，我放下手中的東西去幫蔡先生鋪平紙張。這時我久藏在心裏的意願竟會大膽地當麵向蔡先生張口了。這請求原先是請馬秘書轉達的。我懇求道：“蔡先生幾時也請蔡先生賜我墨寶好嗎？”蔡先生抬頭看了我一眼，隨口說道：“你也要麽？”我說：“等了幾年了，沒有敢請求。。。今天大膽了熬不住了！”蔡先生微微笑道：“奧，好麽。”在寫畢第二幅稍事休息的時候，我也走了出去的。及至過了些時候再進去拿什麽時，聽到蔡先生說：“孔先生，你看那兩句給你好麽？我高興地走向所指的兩幅紙，看到：
萬卷雖多當具眼，一言惟恕可銘膺。
下款具著蔡先生的名字，上款還寫著我的名字，還加上先生兩字。當時我快活的得說不出話了，隻是認真地道謝，並且還說怎麽能用這個稱呼！
過後就高舉兩幅墨寶走到外麵大辦公室內獻給馬秘書等幾位欣賞，隻聽見他們為我高興，說了許多為我高興的話，直到大家下樓午飯，還沒有把話頭轉向別處。馬秘書說：這才是名不虛傳的“翰林公“！楊先生秘書王先生說：這副墨寶是特地給你（指我）寫的了！這意思是指我一年到頭在整理千萬冊各國官書，而下聯則指出我的性格的不夠方麵了。可惜也可憐的是我今年已八十了，而這方麵的缺點還是留剩許多。
這副墨寶當然是我一生的無價之寶！我因不願跟交換處再去南京，而有機會去歐洲，所以得到蔡先生的允許離開中央研究院。其時楊銓（杏佛先生）已被害有一年之久了。四十餘國的“官書目錄“初編算是完成了。這副墨寶是經過變亂還留在我身邊的，可這次大難（所謂的文革）中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痛心和厄運！楊先生的，馬秘書的與我老親娘的唯一的一幀全身照相同歸於盡。政策來落實過了，性命還我的隻有一疊橫寫豎寫的”交代“，及有其它，更見不到那幅寶聯了。相信這兩句名句沒有寫進馬秘書的檔案宗卷裏去，因不敢將蔡先生的心血結晶品隨便遺失掉，所以將這些經過寫出來已示尊敬熱愛蔡先生。此乃國家的與許多許多人民的珍寶，我未得安全地把它保存好，那是有罪的，不過這個浩劫的經過我應當源源本本地匯報一下，雖是我的目力已是不允許了。
《等一等。。。啊，蔡先生。。。儂》
有一天上午，在那靜靜的內室的一角發出了一聲：“啊，蔡先生！“外間大辦公室的同仁們初未怎樣注意這一聲。原來。。。。。。
蔡先生才識等等是怎樣好，怎樣高明，那是用不著我這樣的人來說半個字了，而蔡先生的器宇等等方麵也是為所有知道他的人所稱頌的。不過象我們幾個親自在蔡先生身邊有些年月的人所受的熏陶更親切些，所受有的感受，有些更是認識有些不同也不免更深刻些。若說一般人不會體會到蔡先生經常是怎樣對待我們這些“下屬“，恐怕也不至於過分了的。事實是這樣，蔡先生若是有事要我們去做的時候，他從不坐在辦公室內按電鈴叫當差來傳呼我們進去聽話，而總是親自到我們麵前來交代的。因此那蔡先生的待人接物的習性的馬秘書總是間隔一些時候走進院長室去轉轉的。看看有什麽可以接手的，省蔡先生起身出來。這件事我們是未曾留心到的。
中央研究院北京有趙元任、李四光、李濟之等的曆史研究院等，南京有竹可楨等的氣象台等，上海有陳翰笙等的社會科學研究院、丁西林的化工研究院和周子兢的工程研究院等機構。總辦事處設南京。一九三零年前，為了方便起見，會計處也在上海。卅十年總會計處在南京，上海隻留一人辦公—一位與蔡先生蔡師母楊先生都很熟悉的女職員—姓雷名清庭的相當細心的女同誌。因為職員大減了，原大間會計處派作別用了，而隻得將一間僅夠安放一隻台子與一隻轉凳的一間給這身體也比較小的會計。在她坐下來伏案寫東西的時候，有事要與她接洽都得請她出來。辦公桌旁還放著一隻小保險箱的，但也就沒有插立進一個人的地方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蔡先生親自來交代什麽工作了！“雷先生！”雷先生在忙著打算盤記賬的時候，很自然的吧，沒有覺察這是誰的口聲吧，因此隻是說了一聲：“等一等！”蔡先生則真是規規矩矩的立在小門外了！在那位雷大會計還未寫完什麽數字的時候，她腦子裏耳朵裏不知如何覺得有些什麽。當她比自覺的回了一些頭的時候，她吃驚地失聲地跳起身來大聲叫出：“啊，蔡先生！。。。儂。。。叫福根來叫我一聲好了！“蔡先生安慰那位大會計說”不要緊，不要緊！“
在雷會計十分內疚和抱慚的伴送蔡院長走回院長室之後，就轉身到大辦公室來向大夥兒叫道：“我今天做了一件太不像話的笑話了。。。。。“
之後，“等一等！“這個詞兒的用處在同事中就不時能聽到了，尤其在那幾個比較年輕些的同仁之中。這是一件小事吧，我要將它寫出來。蔡先生的形象和給吾們的印象，從此在吾們的心目中又加一級深刻了，又加一級高大了。”蔡先生對中央研究院每個工作人員，不論職位的高低，都以謙虛誠懇的態度平等相待。“這是陳翰笙先生最近還給蔡先生提出來的崇高偉大的人格標準典範。
《蔡元培在國外》
蔡元培這個名字在國外也是頗有聲望的。記得在三十年代初的幾年裏，歐美兩大洲上的好幾個大國的大教授、大記者等都來拜訪蔡先生。記得大文豪蕭伯納來中國訪問，也先來蔡先生這裏。記得美國的一位老教授來中國時，也先會晤蔡先生，因他向來稱讚中國的文化，所以這次來中國還帶了妻子一起來的。蔡先生曾招待他們在家裏茶敘，蔡師母也出來相伴。外國人知道些中國的就會很欣賞中國的茶味，不過其他茶點小吃就不懂了。列如白瓷圓碟裏放的小粒黑色瓜子是什麽和怎樣品嚐，那就不得而知了。那位教授太太在蔡太太招呼請用之下，她也就撮了幾顆甘草瓜子放進嘴裏連殼硬嚼一陣。我看見了也不知如何說話，蔡師母注意到了就告訴她要如此這般先咬碎後剝來吃裏麵的肉子。那位太太就說中國吃的東西方麵也大有藝術的。那位史沫特萊先生則是已相當熟悉我國的許多種茶食的各種吃法了。
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在楊杏佛先生被害之後不久，南京教育部忽有願意收還之意，要搬去南京。其時歐美四十餘國政府書刊已整編完畢，有目錄一冊。我因不願意再去南京而仍留上海時，曾為當時名為白利南路的新建的大樓搬運了也整理了一些書籍用具。也為新小樓南麵的空地上開辟了一個網球場。這也受到蔡先生的讚同之後做成的。可惜因離市區遠了些，那年夏季丁西林先生等沒有在這裏打球。
1936年春我得到西去德國的機會。在柏林見到了那位不願學習”花花大字”的（原德文字母的老印刷體）程大使，在調換隨身攜帶的所謂護照時會晤到邱長康君。我原想躲在柏林的，邱君說我是自費生，要與月領官費津貼400馬克的同淘學習，好像不很相配。他介紹我去漢堡大學確是很好，也認識了好幾位名滿世界的教授，也認識了許多許多廣東與青田的僑胞。那幾位大教授與老學術權威也都知道吾國的最高學府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與蔡元培院長，也見到過二十年代中期蔡先生曾在歐洲視察教育的。我曾遇到一位被希特勒不情不理免去教授名位的世界民族學家威廉其名的老教授，他不僅認識蔡先生，他的一家認識蔡先生一家，蔡先生一家也認識他的老夫人。他們都是從論學術而成老友的。還有一位漢堡大學中國文化語言研究所的老教授曾認識蔡先生並請蔡先生為他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還有一位老教授曾在中國待過三四十年之久，是一位歐洲漢學家中第一個編著中國哲學史的富克教授，他也是非常稱許蔡先生的。
這一些事實也能說明這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在國外也是為偉大祖國增光的。我們應當永遠紀念蔡先生！四十年前黨中央毛主席在唁電中是有兩句稱頌蔡元培的：
”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這就是說明蔡元培在二十世紀初，二十年代前後，已是吾們偉大祖國的教育事業方麵的有偉大貢獻的人物了。
孔敏中 於上海
1980年3月5日 蔡先生四十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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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曾於2010年初夏，前往蔡先生在上海的舊居，代我阿爹給蔡先生的半身像深鞠躬三次，既表達了我的敬畏，也代表阿爹給蔡先生道歉，阿爹一生無數次提到蔡先生對他這個後生的提攜，可是他卻無法在那些個年代前往祭拜，甚至他珍藏的蔡先生對聯也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嗚呼，請受晚輩三拜。
--陶次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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