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憶錄》出來後，叫好聲一片。我因為跟他有過接觸，領教過他的左，朋友送來好幾個月了都沒翻過。最近朋友鼓動寫點什麽，隻好翻翻，結果就放不下手，厚厚的兩本一口氣讀完，發覺自己錯了。結論：不可多得，不可不讀。不可多得，是史料價值珍貴；不可不讀，是觀察曆史不可或缺。
人們看重這本書的價值，首先在作者的身份和經曆，這當然很重要。不過在我看來，這還不是決定因素。地位比他高、知道比他多的不少，有的什麽都沒說，有的說了等於沒說，有的昧著良心亂說。戚本禹的最大獨特之處在於，他是文革中央左派集團中，唯一“死不改悔”又留下完整回憶錄的。正是這個獨特之處，成就了它不可多得的史料價值。
（一）
文革出了兩個左派集團，一個林彪集團，一個四人幫集團。前者實際上是反文革的右派，正如偉大領袖慧眼洞穿的“形左實右”；後者才是貨真價實擁護文革的左派。左派集團中，謝富治、康生文革中去世，沒有回憶錄；死不改悔的江青、張春橋沒有回憶錄；悔過的陳伯達、王洪文、姚文元沒有回憶錄。最先落馬的“王、關、戚”，悔過的王力有《反思錄》，死不改悔的關鋒沒有回憶錄，死不改悔而有回憶錄者，唯有戚本禹一人。
這個獨一無二很重要。何以言之？悔過的失敗者，既要迎合勝利者的需要，又要為自己辯解開脫，未免首鼠兩端，吞吞吐吐，躲躲閃閃，很難拿出多少貨真價實的東西。在政治搏殺中徹底失敗而死不改悔者，意味著已經徹底放下成敗名利乃至生死存亡的包袱，凡是於勝利者不利、於自己有利的，都敢於放膽直言，最大限度從曆史資源中尋找自身的合法性。以戚本禹的資曆，知道的當然很多，他又橫下一條心要講，這就有好看的了。隨便舉一些都大開眼界。
戚本禹是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的堅定擁護者和踐行者，為了證明毛澤東這一思想的英明偉大和他追隨的理由，他披露了不少高層腐敗現象。
如建國初某封疆大吏把一個部隊文工團演員搞大了肚子，又把人家扔下不管；八九個高級將領的夫人到中南海告她們丈夫（其中有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進城後另尋新歡、討小老婆、占房子、貪錢財、鬧待遇；葉劍英是公子哥兒，不斷換老婆，“高崗是不合法玩女人，葉劍英是合法玩女人”；譚震林老婆困難時期用飛機運活雞醜態百出；毛澤東的大秘葉子龍經常打著主席的旗號搞女人，甚至把機要室一個女的帶到天津開房，到信陽調查餓死人的情況還大吃大喝，一到晚上就找姑娘開舞會；劉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一次比一次好，最後搞了一個非常豪華的大院子他才滿意，王光美住在那裏一天換三次衣服；鄧小平在困難時期在養蜂夾道的高幹俱樂部大魚大肉不斷，各種享樂設施搓、摸、洗、泡一應俱全，跟現在高級會館裏的那一套一樣，“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的大官僚了。”……等等。
這些事都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有的還是親自參與處理的。因此他說：“如果把黨內這些事情都公之於眾，讓人民了解到建國以後幹部尤其高級幹部腐化變質的過程和嚴重程度，就能使更多人理解毛主席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我也是見這些事情多了，才開始讚成和擁護毛主席繼續革命思想的。”
眾所周知，北京文革打死的第一個中學副校長是卞仲耘，但是第一個被打死的大學校長魏思文，我就納悶怎麽沒聲沒氣。現在找到答案了——盡管書中既未點校名也未點人名。魏思文是北京工業學院（就是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原編注）書記兼院長，被打死後總理很憤怒，要戚本禹去查。他一查，“原來這是個連禽獸都不如的人”，他奸汙了一個女學生，學生母親找他告狀，也被他奸汙，此事曝光後魏思文被毒打致死。戚本禹將調查報告總理，總理邊看邊罵，下令“把屍體燒了算了，不要再提了。”作者到網上查了查，發現魏思文是運動初期被國防科委工作組揪出來的，現在公開的死因則稱是在他家牆壁夾層裏發現兩隻手槍，被造反派逼迫交代毒打至死，完全沒有戚本禹所說之事，有“為尊者諱”之嫌。其實即使如此，打人也是惡行，打死人更是犯罪。但往大了說又該怪誰呢？魏思文建國初任川東區委副書記，主持土改工作。川東土改打地主很殘酷，打死者自殺者比比皆是，參加土改的中央民主人士工作團強烈不滿。魏思文為此在作報告時稱：“群眾激於義憤打一下是可以的，有利於打開僵局”，梁漱溟當場提問：“吊打是造成僵局還是打開僵局的辦法？”魏想一想後回答：“絕對禁止。”（章立凡著：《有罪的言者——章乃器與梁漱溟》）結果打得更厲害。用一句樣板戲的詞兒：“栽什麽樹苗結什麽果，撒什麽種子開什麽花”吧。
又如，戚本禹用一係列事實證明，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等駭人聽聞的暴行並非中央文革的責任，而是在高層反文革勢力的策劃慫恿下，以高幹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所為。他發誓：“這些行動絕不是中央文革小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所有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在會上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如謂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會議記錄。”他披露，中央文革當時就了解到這些行動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支持的，中央文革對這種暴力行為持堅決反對態度。還講了兩件自己親自處理的事。
一是受總理和江青委派去了解和製止亂打亂殺行為，在關押刑訊“黑五類”的王府井東風市場，親眼目睹被關押者被打得皮開肉綻滿身鮮血，牆麵上用受害者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標語，女紅衛兵用鋼鞭抽打女“壞分子”等血腥場麵。經他追查，是派出所根據北京市的指示給紅衛兵提供的“黑五類”名單，一直追到副市長萬裏頭上。派出所有人告訴他，他們也看不慣這些紅衛兵的暴行，“他們每天打死很多人，然後他們打個電話就叫火葬場來把屍體運走，當天就燒了，查都沒法查。”他把沒收到的刑具直接帶到中央文革會議室，向總理和江青等匯報，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和憤怒。謝富治告訴他，這絕對不是公安部幹的，是北京市自己布置的，估計是“首都工作組”下的命令，萬裏是負責公安的副市長，也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
第二件事。中央文革得知大興縣發生大屠殺的消息後，他和王力連夜趕到大興縣調查，認為這是“建國以來聞所未聞的法西斯暴行”。他們向中央寫出報告，反映紅衛兵亂打人的現象，證明各地派出所是根據萬裏等人的指示，給紅衛兵提供的抄家抓人名單，包括大興縣的滅門慘案的名單。提出“他們用打、砸、搶、抓、殺、抄的方式來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報告經陳伯達、江青簽名上報主席，主席隨即召集總理、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開會，他們在會上匯報了老紅衛兵亂抄亂抓亂打亂殺的情況，特別是大興縣發生的滅門慘案。主席追問“這又是誰的發明啊”，總理說中央肯定沒有布置，謝富治說公安部事先並不知道，“葉劍英則一聲不吭”。
他還用事實證明，文革初期大批知識界文化界名人被害，也是反文革當權派轉移目標所致，舉了李達、老舍、上官雲珠、馬思聰、傅聰等人的例子。他說老舍死後，江青一直在追問是誰幹的，甚至懷疑到周揚等人，說“他們這是要打著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有趣的是，後來審查戚本禹時，審問者糾纏他組織鬥劉少奇王光美的事，戚本禹氣不過反問：“老舍是誰弄死的？”對方就啞巴了。事實上，老舍正是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紅色恐怖”中，被老紅衛兵毒打後投湖自盡的。
文革初期的暴行罪魁禍首是誰，清楚的人本來就不多。幕後指使者是誰、中央文革是什麽態度，知道的就更少。再經幾十年的隱瞞歪曲，都整到四人幫造反派頭上去了。戚本禹所言都是親曆親為，有時間地點、有文件、有批示、有會議記錄，有檔案可查。他說，“把這些打人的事實都說成中央文革支持下進行的，這完全是謊言。”難道不是？本來這是順理成章的：毛和左派目標是當權者（走資派），千方百計要把火朝當權者頭上引，即使他們也不把打黑五類當回事，但是也不可能做這種自亂陣腳的事。作者當年是成都的中學生，知道抄黑五類的家是派出所“點水”，抄上層民主人士的家是省委辦公廳提供的名單。看了戚本禹說的情況，來龍去脈更清晰了。葉劍英說文革整死了兩千萬人，不知他算沒算這筆賬，應該算在誰頭上。
（二）
然而這個“獨一無二”的缺陷同樣很明顯。戚本禹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在一些事情上是有所選擇、失之偏頗的。武漢事件是文革也是戚本禹命運的轉折點，其背景已經很清楚：麵對龐大的官僚集團的抵抗，毛澤東要實現發動文革的目的，必須靠軍隊的支持。武漢事件證明，軍隊的反文革勢力之強大出乎他的預料。毛澤東一手打壓軍隊反文革勢力，一手打倒左派幹將王關戚，明顯是為了安撫軍隊，掌控大局。換言之，王關戚不過是毛澤東政治韜略的犧牲品。要說身處文革漩渦中心的戚本禹不明就裏，那是自欺欺人。但他一方麵竭力維護毛澤東形象，一方麵又要為“王關戚事件”辯白，就把事情攪得不明不白。他披露，號召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１９６７年《紅旗》雜誌社論是陳伯達批準發表的，“火燒英國代辦處”與總理簽發的“最後通牒”有直接關係，但又把王、關的責任說得很大，以顯示主席處理他們是應該的（詳見第二十六章關鋒和王力），這就顯得很矛盾。他披露，宣布王、關隔離審查的會議結束，隻剩下張春橋、姚文元和他時，“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很傷心”，使他們感到“十分驚訝”。僅僅是“驚訝”麽？他承認，王力、關鋒被抓後，他就預感到在劫難逃，甚至抓他那晚通知他去開會他就知道大禍臨頭了。何至於此，書中沒有答案。其實他心裏是明白的，他私下對人說過，主席這樣做是安撫軍隊，他理解主席的難處，不責怪主席。
戚本禹堅稱毛的私生活無懈可擊，將毛玩弄女人的傳言一概斥之為汙蔑造謠，表現出極大的憤慨，但反駁的證據都是些邏輯推斷。如以文革前夕毛澤東召集他們到杭州談話時，見江青從毛澤東臥室出來，證明毛與江青感情一直很好；毛的居室從不上鎖，服務員二十四小時進進出出，如此境況下不可能搞女人；毛澤東身邊的幾個女人給他反映過好幾個人的非禮行為，但從來沒有給他講過毛澤東有任何非禮行為。如此而已。他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即被指定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外出時，我是留守中南海的總管（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這個期間我常到毛澤東那裏去，有時深夜也去，我怎麽從來沒有看到李誌綏描述的那種房中密戲圖呢！”而同樣的邏輯是，沒有毛澤東的召見，你敢夜闖寢宮？他既然叫你去，能讓你看密戲圖？實際上戚本禹與毛澤東的接觸隻限於工作層麵，從未介入過毛的生活管理，即使文革期間替代了田家英一角，也不過短短一年多時間，且基本上是在中央文革參加運動。在毛澤東私生活方麵，他比李誌綏、葉子龍等發言權小多了。戚本禹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澤東南下武漢時任中辦代主任的。據他所言，８月２６日中央處理王力、關鋒後，“我就有一種無所事事的感覺了”，也就是靠邊了。而毛澤東武漢事件後一直在南方，直到９月２３日才返回北京（見《毛澤東年譜》），他連見毛澤東的機會都沒有，此後更不可能。他把香港《明報》刊載的他“痛批”李誌綏的訪談，作為回憶錄的最後一章。訪談中他怒斥李誌綏是“為了三十塊銀幣出賣自己導師的猶大”，從李的“封建帝王禦醫的後裔”、西方培養的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的價值觀、世界觀挖起，判定李誌綏的回憶錄是反共小冊子一樣的政治陰謀產物。這就有點“文革遺風”的味道了，除了“這就是戚本禹”，什麽也證明不了。
不過，當他竭力展示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事實時，也讓讀者開闊了眼界。文革密鑼緊鼓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２日，毛澤東急召陳伯達、楊成武、戚本禹到上海，三人乘專機連夜趕往。戚本禹一路猜測，主席這麽緊急召集，而且還有代總參謀長，莫非與當時傳說的軍事政變有關。大出意外的是，毛澤東竟然是找他們談“人類社會發展的遠景計劃”。原來是林彪給毛澤東送了一份軍隊參加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本意是發揚自力更生光榮傳統，卻激起了他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大思考。剛剛起床的他對著三個一夜沒合眼的人，大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設想，張魯原始共產主義的意義，解放軍此舉是“未來共產主義的萌芽”等等。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三人，也不著邊際地隨聲附和一番，將其整理成《五七指示》。我曆來以為，僅僅以權力鬥爭是不足以解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文革密鑼緊鼓的時刻——幾天後５１６通知下達，毛澤東還津津樂道於此，可見他在烏托邦夢裏陷得有多深，發動文革的動機有多複雜。
（三）
所謂曆史，包含兩個層麵，一是曆史事實，二是對曆史事實的認知。曆史事實不可複製，曆史認知綿綿無期，所以記載曆史比評判曆史更重要。親曆者的曆史責任——尤其專製社會條件下——首要的是給後人留下“是什麽”，給後人解讀“為什麽”提供準確的依據。可以看出，戚本禹是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持開明態度的。他在書中說：“一個人對自己以往的事情做出回顧，對一些問題做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觀點如何，都是無可厚非的。但必須符合客觀事實，這是最起碼的”。我認為他按這個要求努力去做了，披露的事實權威性、可信度很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必須麵對他擺出的事實。戚本禹於風燭殘年之際，絕症纏身之中，嘔心瀝血完成這部回憶，給後人留下這許多鮮為人知、人所未知的“是什麽”。為此，我們應當感謝他。
人的記憶是有片麵性、選擇性、階段性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包容和參照各方記憶，分析比較，去偽存真，最大限度逼近曆史的真相。如同法庭審判，需要通過控辯雙方充分陳述，參照各種言證物證，才能認定事實依法判決，否則就要出錯案冤案。戚本禹從他的視角和選擇，讓我們看到曆史的另一麵，聽到曆史審判席上獨一無二的“反方供詞”，為我們觀照曆史的全貌、追尋曆史的真相提供了必不可少、不可不讀的證言。通過他的記述，那些被塗抹成單一色彩的曆史人物也一個個鮮活起來：江青的忠誠、周恩來的陰陽臉、康生的學問、謝富治的正直（我曆來認為謝富治是好人）、陳伯達的迂闊、張春橋的自律、姚文元的謙卑、田家英的書生意氣……以及一些“正人君子”的不堪。為此，我們應當感謝他。
完成這部回憶錄，是戚本禹一生最大的願望。他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一批幫助他實現願望的人。他們或與他素無往來，也未必認同他的政治立場，更無任何功利可言，憑著一份對曆史對民族的責任感，和“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的執著，出錢出力，不辭辛勞，把戚本禹口述記錄整理成文字，反複修改補充，核實校正，曆經五年辛勞，趕在戚本禹辭世之前告成，把即將淹沒於曆史深海的史料，搶救奉獻於世人。應當感謝，值得尊敬。
□ 原載《紅色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