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晏樂斌先生的相識得益於盛國福先生的介紹。那是在2016年初時，留學德國的博士研究生宋國慶是一個熱衷於研究廣西文革的學者，他在看到了我的《廣西文革痛史鉤沉》一書後，特意到南寧來找我了解廣西在文革中大屠殺的有關情況，，並想通過有關部門和知情人了解更多有關廣西文革的史料。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與盛國福先生在廣西圖書館巧遇，得知盛先生是文革中廣西“422” 派的幸存者，第二天就與我去拜訪盛先生。此次會見盛先生對我們談到了文革中1968年南寧大武鬥、大屠殺、和他自身落難的許多問題，並談到了八十年代初廣西文革的“處遺”問題，特別談到了晏樂斌先生那時作為中央工怍組成員，對廣西文革中的大屠殺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為許多文革受難者申冤、平反作了大量的好事。從盛先生的所言，使我得知了晏先生的大名。不久宋國慶先生前往北京向晏先生了解廣西文革“處遺”之事，我托他帶了《廣西文革痛史鉤沉》一書送給晏先生，自此我就與晏先生開始了電話交流來往。
在2016年11月初和2018年7月下旬，筆者兩次到北京，在京期間曾三次到晏先生家去拜訪他。在與他的交談中，他對我詳細地談了廣西文革“處遺”的許多問題，那時他作為中央調查組（1981年）、中央工作組（1983年）成員兩次赴廣西調查、處理廣西文革中出現的問題。以下擬將這三次拜訪他時所了解到的有關情況歸納整理如下，供文革研究者和有興趣的朋友們參閱。
一、廣西問題的根源在韋國清
廣西是文革的重災區，特別是在1968年廣西土皇帝韋國清製造的那場大鎮壓、大屠殺中，全廣西的“422” 派組織被徹底壓垮，骨幹成員及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僅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就有9萬餘人慘遭殺害（民間及文革研究者估算的冤死者至少應在10萬人以上），另有更多的人被非法關押、慘遭迫害、毒打、一些人被非法判刑入獄，是廣西有史以來罕見的一場大災難。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然而在廣西，這個傳統卻被徹底地破壞了。在1968年那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十多萬生靈慘遭殺害，事後對大屠殺的指揮者和眾多的殺人凶手不但不作任何處理，反而把這些人作為有功之臣而提抜重用，對死難者家屬子女則千方百計打壓，更禁止人們議論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議論、敢於揭露大屠殺之事，就會遭到打壓、乃至被打成現形反革命分子予以抓捕判刑。就是在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倒台，文革壽終正寢，此時對大屠殺之事仍在封鎖、壓製。因為此時韋國清雖然調到北京升遷了，但他的殘餘勢力仍在廣西當政，他們控製的宣傳工具一直在鼓吹“文革中廣西始終有一條正確路線”，以掩蓋大屠殺的罪責。隻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受難者家屬不斷地申訴上訪，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在胡耀邦的領導主持下中央派出調查組到廣西深入調查，廣西大屠殺之事才得以真正浮出水麵、其後得以處理，這是在全國其它地方對文革冤案處理4年之後，廣西才開始了文革的“處遺”之事，確是全國一個特殊的地區，令人難以理解的。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災難後果，其根源就是因為韋國清和他的餘黨仍在把持廣西大權之故。
二、晏樂斌先生曾兩次參加中央工作組赴廣西調查和“處遺”
1981年4月至6月，晏先生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中央赴廣西落實政策、文化大革命調查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第二次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共中央組織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對廣西文革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打死人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和處理。
中央第一次派出的調查組赴廣西，是1981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了20多人的調查組，赴廣西調查了解落實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調查組一行在廣西工作了兩個多月，聽取了自治區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匯報，調閱了部分檔案材料，分別到南寧、武鳴、桂林、臨桂、馬山、鳳山——等等地、市、縣和幾個監獄、勞改場所進行調查，還召開了不同類型的座談會，收到人民來信3000餘件，接待群眾來訪700多人次，廣泛接觸了各方麵的幹部、群眾，了解到了許多殘酷無情、觸目驚心的屠殺和殘害事件。
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調查組每到一處地方，都受到區黨委派來的人嚴密監視，對調查組設置重重障礙。當調查組於6月23日結束工作離開南寧，6月25日回到北京時，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副主任鍾紹僮等5人控告調查組的材料就已經送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辦公卓上。後來韋國清看了調查組的調查報告，也就此事向中央寫了很長的控告，反駁調查組的調查報吿，這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王鶴壽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聽取廣西區黨委匯報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時的講話中談到的事。
中央第二次向廣西派出工作組，是在1983年3月。鑒於廣西文革中存在的問題多、且極為特殊、極其嚴重，為了穩定廣西的局勢，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以“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赴廣西工作組”名義，派出一個40人的工作組，赴廣西協助解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和領導班子問題。
1981年的調查組隻是調查了解情況，無任何處置的權力；而1983年派出的工作組中央給了一些實權，如工作組的正副組長參加廣西區黨委常務會議，工作組成員可根據需要列席常委會議，有一定的決策權力。當時晏樂斌先生負責掌握了解區黨委辦公廳、組織部及自治區公、檢、法、司法、安全等部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進度、存在問題、領導班子建設、班子成員人選和清理“三種人”的問題，隨時向工作組長提出報告與建議。
為了能順利地、更好地解決廣西問題，1983年3月，中共中央調整了廣西區黨委領導班子。1983年中央派出的工作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習仲勳的直接領導和過問。工作組領導成員是李銳、周一峰等人，工作組成員由40多人組成。工作組於1983年4月到廣西，1984年1月下旬結束在廣西的工作，廣泛地接觸了廣西各方麵的人士，並直接派人參加了自治區黨政機關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和考察領導班子情況，就重大事件、重大問題派出工作人員配合區黨委進行重點調查了解。自治區黨委、政府為了處理解決好“文革”遺留問題，組織了相應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100多人，分赴全區12個地市和一些大型廠礦企業單位、大專院校。各地、市又都派出工作組到各縣，全麵地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在南寧期間，接待群眾來訪達8000多人次，收到群眾來信2萬餘件。全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一開展，各級領導班子經過調整與加強，廣西問題的眉目就逐漸清楚起來了。
三、廣西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濫殺無辜，草管人命
文革期間的打死人問題，是廣西最特殊的問題，是工作組到廣西後廣泛接觸到的一個最普遍、最尖銳的問題，也是一個帶有爆炸性、危險性的問題。
廣西文革期間究竟死了多少人呢？文革結束兩年之後，1979年1月，廣西區黨委向中央報告稱：1967年、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1981年調查組到廣西時，據自治區處理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領導小組辦公室（由區黨委書記趙茂勳主管，公檢法三長參加，簡稱“三人辦”）匯報，1967、1968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2·7萬多人，幹部、群眾1·7萬多人（不包括自殺人數）。
當時全區12個地、市，中央調查組僅據南寧、桂林、玉林、欽州4個地區和南寧、桂林兩市黨委的匯報，“非正常死亡”就有4·7萬人，如果加上其餘6個地、市和區直機關以及栁州鐵路局等單位，死亡不會少於10萬人。1981年6月30日，區黨委第一書記喬曉光向中紀委匯報時說：“文革10年，廣西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幹部、群眾反映死了20萬人，也有的說死了幾十萬人，當然這些說法不足為憑；但當年韋國清一次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何蘭楷私下談話時曾說，廣西文革中死了約15萬人。以上眾說不一，各執一泀洞，究竟死了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
1984年1月，中央工作組行將結束在廣西的工作時，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進入掃尾階段，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 根據全區各地“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 報上來的統計數字表明，全廣西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是8·97萬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就以南寧地區14個縣來說，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縣，光一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廣西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入，都尚未在統計數字之內。
死的是一些什麽人呢？是怎麽死的呢？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匯報說，廣西文革中的死人，一是武鬥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級台風” 時貧下中農處決了一批四類分子，這是多數；三是“422” 派亂抓亂殺了“聯指”派的一些人，“聯指”派翻過來後也亂抓亂殺了一些“422” 派的人。1981年的調查組和1983年工作組的調查證實，這個說法掩蓋了事實真相。
事實的真相是：一是亂打亂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僅以桂林市和桂林地區為例，桂林市是武鬥比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兩年死亡的11027人中，隻有458人死於武鬥，占4·1%。再以南寧地區的武鳴縣來說，死亡了2197人，武鬥中打死的僅3人，其餘全是有組織殺死的。還有許多縣根本沒有發生武鬥，卻打死了很多人。二是幹部、群眾死的多。南寧地區14個縣和南寧市（不含自治區、地直屬單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幹部、工人、社員死亡9739入，占57%，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亡6755人，占41%。桂林地區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幹部、群眾死亡7461人，占64·2%，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臨桂縣死亡1855人，幹部、群眾死亡1406人，占74·8%，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58人，占25·2%。三是“422” 派死的多，掌權的“聯指”派死的極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沠僅死了4人，其餘的死亡者全是“422” 派成員和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鳳山縣城廂公社死亡的285人中，“聯指”派僅死3人，是在武鬥中死的。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派也隻有三人是在武鬥中死的，其餘1862人是被有組織、有領導殺害的“422” 派成員和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了73人，沒有一個是“聯指”派的人。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匯報說，死人主要發生於從湖南、廣東刮來的“十二級台風”，由“貧下中農處死了一些人；革委會剛成立，因為沒有權威，群眾亂殺了一些”。這個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根據1981年中央調查組的調查和1983年中央工作組的調查處理，及自治區各級“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 上報的結果，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且多數是在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進行的，實際上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
四、大屠殺的曆史背景分析
在文革初期1966年，廣西除桂林外井未有明顯的兩派之分。但到了1967年的“一月革命”之後，毛澤東調部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號召領導幹部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奪權，建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在此種形勢下，廣西的黨政領導幹部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等人於2月19日率先站出來亮相，聯合發表聲明（習稱“2·19聲明”），支持造反派。到了4月，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袁家柯等人又聯合發表“4·19聲明”，公開支持桂林“老多”及南寧的造反派。但這些並未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相反軍區卻在韋國清未檢查自己錯誤的情況下，在群眾中做“讓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而區直機關群眾組織“公安兵團”、“紅色監察”等則同意無條件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當時南寧的造反派和桂林“老多”沠反對軍區的作法，自此支持韋國清和打倒韋國清的兩派形成，前者號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後者稱“4·22” 派（1967年4月22日在廣西日報社靜坐時成立“火線指揮部”而得名），自此兩派的鬥爭在全廣西形成。
廣西軍區一開始就支持“聯指”派，隻是到了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總理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時，讚楊了桂林“老多”和”4`22” 派, 此時廣西有大批幹部隨即表態支持”4`22” 派, 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一派壓一派的方向路線錯誤, 表示攺改正錯誤，但這是假的，實際上仍全力支持“聯指”派壓製“4·22” 派。除桂林外，當時全廣西各地的“4·22” 派都處在受壓的劣勢地位。到了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的協議，中央同時發出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成立有兩派代表參加的“廣西區革委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廣西的形勢理應變好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愈來愈糟，從1967年冬以來，廣西各地就屢屢發生圍剿“422” 派的事件，伴隨而來的是各種凶殺慘案的發生。
1968年2月，由廣州軍區下令，將支持“422” 派的軍隊調走；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 派為反動組織，韋國清一火於是就公開打壓“422” 派和桂林“老多”派，支持“聯指”派圍攻“422” 派，挑動武鬥，誘使“422” 派作出反應，為自衛而被逼無奈卷入武鬥。這正中韋國淸和“聯指”派的詭計，他們就好誣陷“422” 派在“反對革委會”、“搞反革命暴亂”，他們就會打著“保衛紅色政權”，“對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調動部隊和農民進城圍殲“422” 派。由此，一場大武鬥和大屠殺終於在八桂大地發生。
武鬥主要發生在南寧、栁州、桂林這三座城市，因為這三座城市“422” 派力量強大，其它地方的“422”派力量弱，早被軍區支持的“聯指”派殲滅了，幸存者不是上山下鄉躲藏，就是逃到南寧、栁州、桂林這三座城市避難。就因此，這三座城市成了“422” 派的最後據點，由湘桂鐵路連接成“三點一線”，被韋國清和“聯指”派誣稱為“伍修集團”的最後堡壘。
關於這三座城市“422” 派如何為了求生而英勇抵抗軍區與“聯指”派的武裝進攻，本文暫且不論；以下就大屠殺的相關情況分述如後。
大屠殺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即三個殺人高潮。
第一階段：發生在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刮起了一股“紅色風暴”，誣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殺幹部和貧下中農，說“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於是在農村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搞群眾專政，殺了一大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也乘機殺了一些“422” 派成員。其中以近湖南的桂北地區一些縣（如全州、興安、臨桂、灌陽、資源、平樂等）最為嚴重，其它的如靈山、上思、寧明、崇左、荔甫、羅誠、玉林、巴馬、陸川、宜山——等等許多地方都有這種殺人慘案的發生，有的全家被殺絕，財產被分光。
第二階段：是在各縣革委會成立前後，在1968年的5、6月間，其名義之一是保衛紅色政權，二是抓“反共救國團”。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進行的，因為此時多數縣已成立了革委會，可以說屠殺實際上是一種政府行為。如上思縣成立革委會後，在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長段振邦的組織、策劃、煽動下，全縣殺害了1639人，其中國家幹部162人、工人61人、城鎮居民18人、學生5人、社員623人、四類分子761人（包括老遊擊隊員48人，共產黨員97人，共青團員13人）。宜山縣革委會成立後，由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季德春、縣武裝部副部長李慶餘、作戰參謀蔣國誌、民兵科長吳先水與副縣長崔振鐸、縣委副書記王德茂等人策劃下，於1968年6月11日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的全縣萬人大會，在大會上當場打死幹部、群眾11人。會後，各公社仿效、推廣，均成立了以民兵為主體的“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向階級敵人專政。從此開始，該縣共殘殺了1400餘人。賓陽縣革委會成立後，，從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間，在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勳的策劃、組織、指揮下，共殺害、逼死3890人，是南寧地區殺人最多的縣之一。
1968年6月17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出於政治目的，將50年代和60年代已被破獲結案、審判處理過的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組織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 為主體，和浦北縣六萬山區的“羅平黨”案等，拚湊成1968年4月“破獲”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 的“反革命集團案”，向各地、市、縣發出案情公告，號召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並把這個“反團”案與“422” 派組織掛鉤，混為一談。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圍剿反共救國團匪徒” 的運動在廣西各地迅速開展，把參加“422” 組織的幹部、群眾與“反共救國團”聯係起來，開展大清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就非法抓人、殺人。僅據官方的統計，全廣西因“反共救國團“冤案被殺害的人員有37400餘人，5000人以上的有玉林、河池、百色、桂林、南寧等地、市區，是一起驚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
第三階段：是在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公布後，打著落實《七·三布告》的旗號，全廣西再次掀起了殺人狂潮，7、8、9三個月是殺人最多的時期，據統計，在此期間被非法殺害者多達5萬人以上。僅以南寧、桂林兩地為例，就足可見全廣西各地的殺人慘狀。
如南寧市，《七·三布吿》公布後，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兼南寧警備區司令員、區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宋治平，南寧警備區政委韓世福、副司令員印璽、副政委慕石起等人，於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百貨大樓、區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輪船等多處“422” 派據點。會後，即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6912部隊、6966部隊、6936部隊和軍區警衛営、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鬥人員共三萬多人，由印璽、慕石起指揮，向解放路、新華街、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輪船等多處“422” 派據點發起猛烈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坐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就攻下展覽館，8月8日全部攻下“422” 派的所有據點。圍剿、屠殺造成萬餘人傷亡。僅事後南寧火葬場負責火化的屍體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見，解放路等多條街道的據點被攻下後，有20多輛翻鬥卡車拉了三天的屍體，有的拉到市郊煤礦的坑道裏，有的拋到邕江讓河水衝走。為掩人耳目，抬屍體的“422” 派人員也被“聯指”武裝人員殺害。據解放路及其附近的33條街巷被炮火擊中焚燒成了一片廢墟。其中燒毀機關、工廠、學校、商店和民房共2880間，建築麵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公社、一萬多戶、五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國家財產損失價埴6千萬元以上。廣西：“422“派全部覆滅。三個據點被攻占後，許多投降者被抓去關押，一些人則被當場槍殺；一些未投降者鑽了防空洞、或者下水道躲藏，後許多人被水淹死（當時下曝雨，再則是有傳言說“聯指”派的人在上遊把水庫開閘放水所致）。外地到南寧逃生的“422” 派人員，則被抓回各縣處理，計有7012人，其中有2324人在半路、或者是押到本地後被槍殺。
再如桂林市，“桂林老多”本是全國知名的造反派，曾幾次受到周總理的表揚，市區內90%以上的人屬“老多”派。當1968年4、5月間廣西各縣的“422” 派被圍殲後，南寧、栁州兩市的“422” 派也受到“聯指”派圍攻，形勢極為緊張。在此種形勢下，韋國清和“聯指”派豈能放過“桂林老多”，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宣稱南寧、栁州、桂林這“三點一線”是“伍修集團”和“反革命的最後堡壘”，必須要鏟除幹淨，以建立廣西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委會。如是從5月4日起，“聯指”派在市區搶先占領武鬥據點，搶奪部隊的槍枝彈藥，並調動桂林地區12縣武裝民兵圍攻桂林，企圖一舉殲滅“桂林老多”派。
桂林的武鬥是在韋國清的指使下，由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市武裝部和各縣武裝部直接指揮下挑起來的。兩派大規模的武鬥從6月初開始，至“七·三布告” 下達後，於7月中旬結束。在近兩個月的武鬥中，“老多”派不但沒有被殲滅，反倒向北麵擴大了自己的地盤，奪取了“聯指”派占領的觀音閣、二級站、火車北站等多處據點，把“聯指”武裝趕出北麵市區。
“七·三布告” 下達後，周總理於7月25日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由於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多次向中央匯報假情況，誣陷是“422” 派和“桂林老多”“挑起武鬥”、“殺人放火”，“反共救國團”和“現行反革命”混入了其中，使中央領導偏聽偏信，因而在此次接見中中央領導人一味地批評“422” 派，並不準“422” 派代表的發言申辯。此次接見後，由駐桂林的6955部隊派出人員，進駐兩派武鬥據點，實行武裝隔離。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駐軍支左領導小組發出通令，要求兩派必須在8月12日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秉德（一個極力支持“聯指”的領導幹部）也於8月10日向“老多”派表態說：“隻要‘老多’‘上交武器, 保證不抓人,，’聯指‘也交槍“。
經過上述工作，兩派於8月12日停火，當晚鐵路通車。“老多“派於8月13、14兩日向公檢法軍管會交出3000餘支槍，拆除了工事，恢複了市內交通，部分人員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宮，等待辦學習班。與此相反，“ 聯指”派卻隻交了30餘支槍，工事未拆，據點未撤，各縣進城圍攻“老多”的武裝人員也未返鄉，且以革委會的名義將市區的“聯指”武裝人員組成“工人糾察隊”，將各縣進城武鬥的人員組成“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配戴武器，隨時準備到“老多”所在區域抓人，這就是緊接而來的“8·20” 事件。
桂林“8·20” 事件是如何策劃與發動的：
全廣西各地的“4·22” 派被全殲後，就隻剩下桂林”老多” 派了, 如何最後解決桂林“老多”的問題，韋國清與軍區領導人是經過了一番深思的。1968年8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召開會議，司令員黃永勝主持會議，廣西軍區、桂林軍分區、桂林市武裝部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落實“7·3布吿”，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除武鬥據點。據桂林軍分區支左小組成員、市革委會政法部長、後5048部隊副政委朱兆富同誌反映，此前廣西軍區政委魏佑鑄在北京向參加部隊學習班的廣西軍區人員講，廣西問題怎麽解決，清示了黃永勝，黃讓廣西自己拿出辦法。經軍區研究，先在融安下手，動用軍隊，對融安“4·22” 派用武力解決。事後向黃永勝匯報時，黃表揚幹得好。就這樣摸了中央的底，擬定了用武力解決桂林問題的行動計劃，並將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調到桂林，將正在北京參加學習班的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調回，共同指揮這一行動。原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後離休居住桂林的老紅軍薑茂生同誌反映，“8·20事件” 之前, 黃永勝在北京曾召開過秘密會議進行研究, 是林彪叫召開的,, 後叫吳華來桂林指揮的. 桂林駐軍支左小組成員104部隊處長王汝保同誌反映,”8`20事件” 行動時, 部隊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 由吳華、景伯承、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秉德三人組成。
據這些當事人的反映，“8·20事件” 是在北京預謀，衡山會議經黃永勝最後決定，由部隊參與，依靠“聯指”派，調動桂林地區12縣武裝民兵，對桂林“老多”派進行血腥屠殺，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進行的。
事件經過：
衡山會議後，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經過研究,, 決定擬定一份《關於進一步全麵落實中央”7`3布告” 的公告》, 準備以桂林地、市革委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公布，並決定於8月20日開始實施。
8月17日，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學校召開桂林地區各縣武裝民兵團負責人及各縣人武部第一把手參加的會議，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參加會議並作重要講話，指出“桂林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一小撮階級敵人一定要要搞幹淨”。會議具體部署了8月20日的行動方案。
8月18日，廣西軍區政委魏佑鑄又專程來到桂林，進行督促檢查，並在部隊駐地召開核心會議，緊急部署8月20日的行動。魏佑鑄在宣讀並解析“8·20公告”時，特別指出“《8·20公告》 表明依靠的是‘聯指’，鎮壓的是‘老多’”。
8月19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及桂林軍分區又在104部隊駐地召開最後的會議，由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主持會議，，桂林“聯指“頭目曹鐵軍及桂林地區12縣民兵團負責人、各縣人武部負責人參加會議。會上最後部署次日（8月20日）的行動方案。
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的公告正式公布，以進一步落實中央“7·3布告“為名，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地進攻”。當日淩晨5時，全付武裝的支左部隊和上萬名“聯指”成員、各縣武裝民兵組成的“工人糾察隊”、“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漓江以西的市區，按事先劃分的區域，手持名單，挨家挨戶搜查、抓捕；21日則到漓江以東地區搜捕抓人。兩天時間全市共抓捕了7000多人，僅有2000多名師生的廣西師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就抓捕了1200餘人。桂林地區12縣也在同一天行動，全地區抓了一萬多人。此次事件和事件之後的20多天內，桂林市區內僅機關、工廠、街道就打死了296人，桂林地直機關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殺害了。臨桂縣殺害了848人，僅縣直機關駐桂林市的單位被抓去318人，有293人被殺害，包括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法院院長劉錫臣、副檢察長龍炎運、縣財貿政治部副主任李景發、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支持“老多”的領導幹部，被扣上“反革命”、“反共救國團”的罪名，由縣委宣傳部幹事、“聯指”派頭目胥明德以貫徹落實“7·3布告” 之名，於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車拉到漓江邊槍殺。僅有41名軹工的縣醫院，有16人被殺害。其中的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是8月20日被抓的，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鬥時被活活打死。其妻是縣醫院的醫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體槍殺。就連他們跑回河北獻縣老家躲避災難年僅17歲的兒子劉振剛，也被抓回臨桂殺害，說是“鏟草不除根，以後是禍害”。劉錫臣和妻子、兒子被殺後，遺留下一個15歲的女兒劉嬋榮和兩個幼子，生活無著落，逼得15歲的女兒帶著兩個弟弟到處要飯為生。1981年5月中央調查組到桂林時，她來找調查組，一邊哭泣，一邊控訴當時的暴行，在場的調查組成員聽了她的哭訴，禁不住淒然淚下。隻有100餘人的桂林地區土產公司（單位駐桂林市內），被殺害了7人，該公司8月31日開批鬥大會，有3人被活活打死，讓“老多”派的成員謝定軍、金聲二人挖坑掩埋屍體，坑挖好後，謝、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齊埋掉。9月13日上午，該公司接到上麵不準再殺人的通知，下午又殺了9人，其中有“老多”派成員吳若英因懷孕臨產幸免，孩子生下後，起名叫“保駕臣”。當時“聯指”派殺人到了瘋狂的程度，有一個從湖南到桂林搞副業的社員被盤問是幹什麽的，那人說是“打圍的”，被當成打“韋（國清）的，當場打死。
被抓起來的人沒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聯指“派以桂林市革委會的名義，在廣西師院搞了一個“ 反革命罪行展覽”，其中第四展室是“活人展覽”，將抓來的“老多”派負責人及骨幹成員，輪流囚禁在特製的木籠裏，任憑參觀者淩辱。
“8·20事件” 後，擁有10多萬人的桂林“老多”派受到了殘酷鎮壓，無數的幹部、群眾被當成“反革命”、“反共救國團”抓捕、關押、毒打、殺害，他們的家屬也被當做“反屬”受到迫害，有的被從城鎮趕到農村，那些父母都被殺害了的則成了孤兒，生活極其悲慘。直到1974年才對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屬人民內部矛盾” 的結論，到1979年又統一修改為“由於林彪、‘四人幫’ 極左路線的影響而於某年某月某日去世” 的結論。
五、殺人手段駭人聽聞
十年文革，廣西不僅死人數全國最多，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更是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頭砸、水淹死、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對女性先輪奸後桶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導，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亙古罕見。
僅舉數例，如栁州鋼鐵廠的“聯指”派把該廠的“4·22” 派成員黃日高（廠人事科幹部）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日高骨肉橫飛，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後來成為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的岑國榮（該廠工人），當時就是該廠“聯指”派頭目之一。
武宣縣在1968年的大屠殺中有526人被殺害，其中有38名被害者被凶手們剖腹、割肉、取心、肝，或者割下生殖器來煮食，該縣吃過人肉、人肝的有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肥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煮食的暴行，除武宣縣外，武鳴、上思、貴縣、桂平、欽州、靈山、淩雲等縣都有發生。
靈山縣譚墟公社裏屋大隊的侯國震國民黨時代當過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了” 聯指” 派, 先後8次參加打砸搶殺, 非法抓了8名教師,, 親自殺害了3人, 剖腹取出人肝, 賣了36元,，文革”處遺”時僅被判了十年徒刑。貴縣（現今的貴港市）在1968年8月一次在南門外江邊殺死十幾人，全部被剖腹取旰，由執行槍殺的釧子手吵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曬幹後當作熊膽出賣。
廣西的一些地方，文革中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的嚴重事件，僅全州縣的東山公社三江大隊，兩天內就集體坑殺了76人，由此造成各地成批亂殺人的局麵，後果極其嚴重。
梧州地區公安局一科副科長毛明日，文革中被誣陷，兩次被逮捕關押，他的父親和兩個弟弟文革中因參加了“4·22” 派，在家鄉富川縣被殺，其大弟毛明昭是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被拉去槍殺時，他抱住一位軍代表的腿，哀求救他，那位軍代表不理睬，還踢了他一腳，結果被拉去槍殺了，還將他的頭割下，掛在縣城示眾多日。1983年毛明日同誌到南寧找到中央工作組人員哭訴，是晏樂斌先生接待了他。
1968年栁州市在貫徹落實中央“7·3布告” 時，中共栁州市委大院抓捕了35名幹部、群眾，然後將他們一個個裝入麻袋裏，從市委後院推入栁江河中淹死。
廣西自治區政協常委、區文史館副館長、民族史學家劉介，家住桂林，他四歲的小孫子玩耍時不慎將鄰居蔡家的一條小狗從樓上掉下，誰知蔡家的主人是“聯指”派的小頭目，竟以“打狗欺主人’ 之名, 夥同另一名” 聯指” 成員申柞華, 將劉介一家祖孫三代四口全部殺害, 同時還殺死一名為此事講過幾句公道話的人.
武鳴縣華僑農場民涵分場的鄧斯環, 是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的侄子, 解放後鄧文興被政府鎮壓了, 文革中鄧斯環參加了“聯指”派，乘機進行報複，以“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抓了支部書記鄧思鳳等26人，其中活活用刀割、剖腹殺死7人，事後還對人說：“以前遊擊隊能殺人，現在我們就不能嗎？”
崇左縣錳礦黨支部書記榮士林等3人來信反映：“1968年8月，‘聯指’在全縣進行大屠殺，一個晥上，太平鎮就殺了24人。被殺者從家裏被抓起來，蒙上雙眼，推上汽車，拉到縣城外的半邊山，一個一個被用刀子捅死，哀號聲、掙紮聲、哭叫聲，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嚇得附近村莊家家戶戶關門閉戶，生怕大禍降臨。
上思縣革委會成立後，1968年9月1日縣“三代會“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大會，十多名參加”4·22“派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後，縣革委會委員黎郝等一幫人，將被打死的人全部剖腹，將心肝挖出來，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熟後給“三代會”代表下酒。南寧市徐振武等數名群眾來信反映：“文革期間，武宣、武鳴、上思、靈山等縣發生過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鳴縣吃了29個人，支持“4·22”派的副縣長覃炳剛被打暈後，拉去開膛時，因人太瘦，周身肉少，被拋到荒野，後遇好心人相救幸免一死”。上思縣受害者家屬來信反映，“《上思晚報》‘聯指’派頭頭黃元清等4人，將”4·22“派女青年楊振明、劉吉芬抓起來，多次輪奸後殺害。
——
類似這樣的殺人慘案太多、太多，是舉不勝舉的。人們顯然會問，這到底是一亇什麽樣的社會呢？！
結束語
筆者三次有幸與晏先生交談，晏先生所談的都是他親自了解到，都是真實可靠的史料。其中有一些是我在廣西各縣、市的地方誌、和其它有關書藉中查到過的，我自己寫的有關廣西文革的文章也曾引用過這些史料。但有許多是我第一次聽晏先生說的，確是難得的寶貴資料。
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大災難，在廣西更是這場大災難的最慘重災區。這場大災難的始作俑者當然是毛澤東，他的曆史罪責早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然而在廣西，大災難的直接製造者則是韋國清，他及他的幫凶、那些形形色色的劊子手是千古罪人，應該徹底清算和批判他們的罪行，還曆史的公道，為無數的慘死者申冤雪恨，是當今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今年是文革中廣西大屠殺50周年紀念年，50年的時光過去了，望著這飛快的日子，能不使人感慨麽？！每個大屠殺的幸存者定會思緒萬千，懷念故去的人們，對自己經受的種種磨難定會記憶猶新，對那時的社會製度和大屠殺的製造者、形形色色的殺人凶手，定會充滿無比的憤恨。
然而時至今日，卻仍有人在為文革唱讚歌，千方百計否定廣西的文革“處遺”，為廣西的大屠殺辯解。這樣的人雖是少數，但其禍害和影響卻是是巨大的，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在廣西就有一些這樣的跳梁小醜，如岑國榮（中共中央第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曾任廣西區黨委常委，自治區工交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區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蘇禮峨（離休幹部，曾任自治區高級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高埏（離休幹部，曾任南寧市交通局副局長），鄧文光（曾任區總工會副主席），馮德載（曾任南寧航運公司工會主席）……等等一些人，他們就公開跳出來批判晏樂斌，批判“處遺”時任廣西區政府主席的韋純束等人，聲稱要控告他們的“罪行”，誣稱文革“處遺”是為壞人翻案，甚至公然叫囂“處遺”是“反毛、反共的一大陰謀”，真是一群混蛋透頂、居心不良之徒。這些人文革中可以說是好話說盡, 壞事做絕,, 是一群別有用心的人。但就是這樣的人，在文革中卻爬上了領導崗位，可見那是一個多麽荒唐的年代和社會製度。
當今的人們應該很好地回顧和反思文革的曆史，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絕不允許文革之類的災難在中國重演。為此，隻有堅持改革開放，建立一個真正憲政民主的社會製度，中華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所有的中國人，必須為此而努力奮鬥，才能達到光輝的彼岸！
作於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