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57年報道人大教師曾經是國民黨少將，在整風中要殺共產黨，轟動一時。

在反右派鬥爭的高潮中，人民大學教師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轟動一時的事件。葛佩琦是個老黨員，他對黨並沒有什麽不滿，也不想在整風中對黨提意見。人民大學黨委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他一再謝絕參加。後經反複動員，他勉強參加了，在會上說了幾句很一般的話，但就是這幾句話，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發言的原意是“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分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發言的。5月27日《人大周報》就刊登了他的發言。其中說：“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當天下午，葛佩琦就去找到人民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周報》上那段話氣憤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誌，你不用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報》以“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為標題，報道了葛佩琦的發言說：“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必然走這條路。總有這麽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葛佩琦在《回憶錄》中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段話，《人大周報》刊登的……也沒有這段話。這段報道純屬捏造。”他當即寫了更正信，6月9日親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不但不登更正信，還連續發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報》以本報南京電、保定電、沈陽電，同時發表3篇批判葛佩琦的報道，當天《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佩琦的文章。於是，全國大小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一時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這樣，葛佩琦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還定為“極右派”，判處無期徒刑。

    從此葛佩琦受盡折磨。不僅他的妻子兒女因他而遭難，連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紅衛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東老家，病中無醫療條件，很快也就死去了。

    1975年，葛佩琦於不幸中得大幸。黨中央對關押中的高級罪犯（抗戰時期的戰犯和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罪犯）實行特赦。雖然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但葛佩琦卻因有國民黨少將頭銜獲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結束，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葛佩琦為糾正對自己錯劃成右派、錯判成罪犯以及恢複黨籍問題，到處申訴奔走。最後還是胡耀邦同誌為他作主，才使他的問題全部解決。在這一過程中，有許多好心人、好同誌為他幫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組織成了為他落實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學黨委是當初把葛佩琦錯劃成右派的負責單位，按理應及早出來糾正錯誤，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做出的《關於葛佩琦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還說葛“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到1982年，張騰霄擔任了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和副校長，他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高潮中，主張對葛佩琦的“複查結論”重新研究。結果是“對葛佩琦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問題，進行複查，予以改正”。並沒有明確說明是錯劃。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確指出葛佩琦“被劃為右派的問題，屬於錯劃，予以改正”。

    爭取糾正錯劃右派的同時，葛佩琦還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錯誤。1980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於做出《再審判決書》，說：“經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實、性質和處刑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

    葛佩琦要求恢複黨籍的問題，也於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決。市委組織部的決定說：“恢複葛佩琦同誌的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起連續計算。”要恢複黨籍，必須找到1938年的入黨介紹人證明，必須找到1942年在西安領導他作地下情報工作的證明人，必須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以少將督察名義為掩護做情報工作的證明人。很幸運，葛佩琦所需要的這些證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為他寫了材料。當然，這一過程也是很複雜、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