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一個曆史背景。1949年以後，共產黨的幹部絕大部分是工農幹部，沒有受過什麽教育，這都有統計，從基層幹部一直到省市級幹部，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受過也是小學、中學的教育，大量的一點教育都沒有受，這樣的一批幹部，搞經濟文化建設熱情多知識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黨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又要運用人，所以它把舊政權大量的人留用了——現在都講亂了，比如土改之後有地主有富農，但是當時土改法規定得很清楚，這些人幾年以後要摘帽子，地主、富農是標明這些人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在運動中是一個標簽，但是當時預計過五六年這些就取消了，其實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把帽子去掉了。城市裏麵更複雜一些，因為農村比較簡單，農民受一點點教育也可以管農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現代化的產業，更複雜了，怎麽解決幹部問題呢？就把資本家、國民黨政府人員留用，我這兒有一張圖表，你可以看一眼，它顯示武漢市上層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在各個職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麵就更是舊政權時代的大量舊知識分子了。
大量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都留用到新的政權裏，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後就出現了兩種精英，一種是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幹部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舊精英，就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當時大學裏麵或者高中裏麵，學生絕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絕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壞”(那時候還沒有“右派”)。直到文革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地方都是這種狀況，所以老精英還占據有利地社會地位，甚至一些官職。雖然56年、57年有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了，但是這些資本家的位置還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虧損還是不虧損，共產黨把你的財產拿來估一個總量，每年按5%給利息，當時講給十年，後來延長到十二年。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資，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共產黨的幹部要高，這是當時的狀況，56、57年的狀況。
56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那樣的言論。那個言論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麽不行？但是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我關於自己有關“文革”的書裏引了一段後來被打成右派的人說的話，他說“至少10%到30%的黨員應該開除黨籍。所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都送去學習”。今天的人講反右，好像是突如其來，沒有道理地給50多萬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別是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農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你讓他們去休息，你們再回來，這就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
最近出了一本美國人李敦白寫的回憶錄，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他寫了自己當時的觀感：“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隻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製和提升的工資。”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嶽母是為普通勞動婦女，她幹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見《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第139-141頁)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反擊”以前。所以當時群眾和工農幹部裏麵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從底層到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
實際上，57年是一個轉折點，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為這時才突然發現這些人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這就是當時的曆史背景。
57年以前上大學、上高中的絕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為工農子弟沒有機會上，連上小學都沒有機會(哪怕你49年剛剛開始上小學，到56、57年，你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大學都輪不到工農子弟上)，所以工農幹部隻能講“成分”。本來“成分”僅僅是土改用一下，馬上就會取下，土改法裏都有，但是57年以後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別重視，跟這個是有關係。
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1956年，整個中國隻有42000位大學教師、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六億五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隻有三百八十四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我們現在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上大學、研究生；當時上過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識分子”了，就那個知識分子階層，也絕大部分不是工農兵出身，絕大部分出身於以前的特權階級，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麽說。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長時間查看1949-1966年的各類報刊，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
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漢也在57年6月份發生了所謂“漢陽中學事件”，但這是整風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間有很多右派都出來翻案，他們當了造反派，他們變成造反派得勢的時候甚至去迫害當時把他們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個很有名的右派詩人叫XX，他文革中間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寫了一些歌頌和鼓動武鬥的詩歌。現在右派都是講文革中間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間，他們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別人的時候他們也一點點不比別人不瘋狂，可能更瘋狂。所以人是不會學到教訓的，雖然57年嚇了一下，但是以後一逮到機會，還是要說話，今天還是會說話，哪有不說話的？往往是那些說話最多的人說我們不敢說話，是不是？所以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哪些話沒有說？隻是說推翻共產黨這句話沒有人在正式場合說。講憲政，講私有財產，所有的政策應該怎麽樣，不應該怎麽樣，哪句話沒說？都說了。西山會議，不是當著共產黨的官員說的嗎？所以都是敢說的，哪有什麽膽小的？
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報紙。我是集中看武漢的報紙，武漢的《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當時放出來言論的，包括一些國民黨的留用人員，都是沒有什麽名氣的，他們倒不是說要民主，他們就說工農幹部沒有知識，說他們治不了現在的國家，這是言論的核心所在。
我認為反右並不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不是因為對知識分子歧視，才把55萬人打成右派，不是這麽簡單。如果事情這麽簡單，為什麽反右是發生在57年，不是發生在這之前，也不是發生在這之後，再過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為有大量的工農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去解釋，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覺，我不去管曆史決議怎麽講，我不管現在的故事怎麽說，我是看原始的材料，從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後，花了很長時間，不過這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
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絕大部分是民主黨派人士。從章怡和寫的《往事不能如煙》，你也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對民主黨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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