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三個有利於”。胡耀邦在1983年1月20日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中指出：“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的標誌。”鄧小平九年之後1992年“南巡講話”隻是重複了一遍,變成了鄧小明的“專利”。胡耀邦要是活著的話，非得再氣死一回。
比如市場經濟的提出。高層提出市場經濟理念是1978年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根據陳雲的意見，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改革思路。陳雲在1979年3月寫的《計劃與市場》一文中做了闡述。1979年4月，於祖堯在江蘇無錫市舉行的全國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上，提交了《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文，文中曾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範疇。鄧小平隻是在1979年11月接見外賓時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成了提出市場經濟的第一人。
比如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葉劍英、李先念等第一代領導人退休都比鄧小平早。鄧小平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85歲辭職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89歲辭去國家軍委主席職務。離而不退，一直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把一個將近九十的老人退休且繼續幹政說成是帶頭餞行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是政治笑話。
這些曆史都有據可查，根本不需要編研。
《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選取的是1976-1984年的一段曆史，也就是華國鋒當政和胡耀當政的前期。其實在當時鄧小平還沒有乾綱獨斷、一言九鼎的權威和權勢。在華國鋒當政時，他的話語權並不比葉劍英、李先念，甚至汪東興、紀登奎、王震大。在胡耀邦當政的前期，鄧小平不僅排在葉劍英之後，而且黨內有陳雲、李先念掣肘，重大決策他根本不可能拍板決策。他威勢的建立是在胡耀邦當政的後期，隨著華國鋒、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元老退出中央政治局，尤其胡耀邦下台的1987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變成了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後生代，才突出了鄧小平的核心地位。鄧小平能夠脫穎而出，除了資格老以外，本人確實有精明或過人之處。他靈巧的政治手腕，近乎殘酷的手段讓一個個不聽話者包括黨和國家一把手紛紛讓位，從而開創了中國的鄧小平時期。
電視劇虛構了夏默、田誌遠等幾個名為小人物實為智囊團成員的人，把這些大決策硬加在他們的唧唧渣渣中，其實是揭了鄧小平的老底。
應當承認，電視劇在這一點上是真實的反映了智囊的“黃金時代”，鄧小平後來的許多決策都出自手眼通天的核心智囊們，而不是中央集體討論決策。這裏麵有“左王”胡喬木和鄧立群，有農村改革之父稱號的杜潤生，有經濟理論家於光遠，還有經濟學家陳治方、薛暮橋和馬洪。以及參加1984年的“莫幹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的高西慶、王波明、王岐山、馬凱、周小川、樓繼偉、周其仁等現任的財經高官，他們直接向高層上書，直接向高層施加個人影響。直接參與中央文件的起草，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政策走向和“七五”計劃的製定。就像鄧小平以軍委主席為核心領導國家一樣，靠智囊個人影響國家決策不符合國家正常的生活原則。除了說明鄧小平獨斷專行以外，沒有任何可取之處。
據龍平平講，《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是作為任務交給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而作為室主任的他理所當然的成了操盤手。作為“拿工資專門研究鄧小平”的職業鄧小平研究者，既要讓電視劇好看，又要應合時政。既要達到鄧家人滿意，還要盡可能不要使輿論反彈，確實是個艱巨的任務。而作為右派家庭出身的被下鄉導演吳子牛，懷著鄧小平的感恩之情，充分發揮了電視劇可以加工潤色的優勢，不僅虛構了曆史，而用做了許多烘托和喧染。
《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嚴格遵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重大曆史問題的總結和評價。隻不過沒有據史立論，沒有做到論從史出，沒有最大限度地按照曆史本來麵貌還原曆史。采用了正史的文筆文風，卻沒有充分體現客觀性，從而經不起曆史的檢驗。
作為鄧家人是開心的，他們直呼“這就是我們心中的老爺子”。雖然他們文革中並沒有受多少磨難，卻一直堅持受到迫害被監禁。其實看看他們的曆史履曆就非常清楚：
鄧樸方文革時是參管理局服務處幹部，何時參軍不詳。1984年就成為副部級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黨組書記、副理事長。 鄧榕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7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後任組織處副處長。1979年被派往美國，擔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她上大學顯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文革中的1972年選進大學的。
鄧楠1970北京大學畢業，1973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工程師。文革中一直在位工作。
鄧林1967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1968年享受幹部待遇赴河北省宣化解放軍部隊，成為學生連的一名士兵。1973年分配到北京畫院工作，任專職畫家和花鳥畫創作室副主任。說明即使在鄧小平被打倒時，她仍然在職工作。
鄧質方1972年在北京大學物理係上學，此事有1972年4月22日鄧小平寫給汪東興的一封信作證。信中寫道“東興同誌：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毛毛（鄧榕）進南京醫科大學，飛飛（鄧質方）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奇怪的是這兩個人後來為什麽一個從北京醫學院畢業，一個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係），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隻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以上情況，誰會相信鄧小平及其家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分明是在撒謊，或者說沒有滿足他們更高的私欲。
作為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關操作的當代文藝作品，理應真實客觀的表現時代場景和刻畫時代人物。不能醃割曆史，也不對戲說曆史。不能過分地突出高大全人物，不能應合人物家庭的取向。不能為了價值觀而編排曆史，也不能隨心所欲向曆史的祭壇上隨意吐痰。
其實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謂的編研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還原曆史真相，而是為了應合時政的選擇性重編。比如鄧小平文集沒有反右時或者大躍進中的講話，沒有鄧小平文化大革命中給毛澤東的幾封信，更沒有他的幾篇已經公開的檢討，許多言論已經掐頭去尾被改的麵目全非。電視劇隻是通過另一種形式使鄧小平更“高大豐滿”而已。再比如新編毛澤東選集，凡是講鄧小平好話的全部收入，批評的一句也沒有。
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指的是對於有利益關係的當代人對曆史現象容易出現千差萬別的主觀感受和帶有感情色彩的個人記憶，並不包括對史料原生態的記錄和保護。就個體而言，對於當代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記述和理解，作為國家機構中央文獻研究室應當立足於對真實史料的完整真實反映，而不是重新編排、修改甚至虛構這些史料。一個以價值觀為導向修改的曆史文獻隻能是偽史，無法也不可能為成為曆史的見證。
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在內都不是完人，他們很多時候也被時代潮流推著走。許多言行放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是對的，而在後天來看卻是錯的。應當也必須讓這些東西存在於曆史，真實反應這些曆史事實既是對他們個人的尊重也是對曆史的負責。
現在六十歲以上的人都經曆了曾經的曆史時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體會。無論文藝作品把鄧小平描述的有多完美，人們仍然會從他的人格和國家治理行為中做出自己的判斷。
客觀的講，56年出生的編劇龍平平在1976年時還是個剛到20歲的學生，這位當年的“紅小兵”雖然冠以中央民族大學法學碩士，不是工農兵大學生就是恢複高考後才上大學，或者是大學生中的水貨。既使長期研究鄧小平也不可能對那個時代有深刻的理解。除了鸚鵡學舌以外就是拍馬逢承，寫不出真東西出來。
如果說編導者有突破的話，那就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昧歪曲曆史。這種公開說假話確實需要一定的勇氣。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組織、指導，北京華影文軒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河南媒合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中央電視台等單位聯合製作，曆時四年，投資1.2億元的電視劇《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由於編造曆史而廣受垢病，其中傷害最大的不是編劇和導演，而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它的名聲被這些沒有職業操守者所玷汙，這個官方機構從此失去民眾的信任將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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