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豔陽天》、《汾河流水嘩啦啦》在山西傳唱了幾十年，但沒有多少人知道它們的作者是山西興縣人高如星。高如星從一名放羊娃、小八路，憑借自己的天賦和勤奮成長為天才作曲家，但他後來的悲劇命運卻令人扼腕歎息。太原道今天轉載一篇高如星的患難之交白樺的文章，希望能夠讓大家對高如星的身世與際遇有所了解。因篇幅原因，本文轉載時有刪節。
白樺，著名劇作家、詩人，1958年錯劃為右派，平反後任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白樺的主要作品有《山間鈴響馬幫來》、《今夜星光燦爛》、《苦戀（太陽與人）》等，曾為山西電視台拍攝的電視連續劇《楊家將》撰寫主題歌歌詞。
朋友高如星
作者：白樺
（一）
“九九那個豔陽天啦哎嗨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這是在中國風靡了40餘年的一首抒情歌曲前兩句，它曾經是一首電影歌曲。
轉載文此處是視頻：《九九豔陽天》原版原唱，在youtube裏沒有找到，隻好代用1957老電影《柳堡的故事》視頻。（流水小橋注）
電影《柳堡的故事》是根據胡石言的短篇小說改編的，導演是王蘋。王蘋是已故劇作家宋之的的未亡人，宋之的健在的時候，我經常去他們和平門內的家。
《柳堡的故事》這篇短篇小說是在建國初期出現的一個奇跡，在當時，它是僅有的一篇直接剖析解放軍士兵心靈的小說，它讓綺麗愛情和鋼鐵紀律、自然人性和冷酷戰爭的衝突在一個解放軍士兵心靈裏麵正麵展開。
電影《柳堡的故事》劇照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1958年4月的一天下午。片中那首插曲使我沒來由地淚如泉湧，為什麽呢？也許因為它的旋律出奇地溫婉，也許是因為歌詞驚人的純情，也許是因為我自己一落千丈的處境。我在影片的字幕上看到作曲是高如星，我知道他，因為五十年代初我在西南軍區工作的時候，他在西南軍區戰鬥文工團工作，按道理我在重慶時應該見過他，不知道為什麽我和他從未謀麵。
後來，我在工廠和農村勞動改造時，注意到這個高如星寫了許多電影音樂，雖然大部分電影並不成功，其中很多插曲卻都在全國廣為流行。有一次，我在車間的機床工作，從高音喇叭裏聽到郭蘭英在唱一支很動人的歌，管弦樂隊渾厚的和聲像滿天白雲，烘托著雲端上的雲雀優美而高亢的囀鳴。
“汾河流水嘩啦啦，
陽春三月開杏花，
待到五月杏兒熟，
大麥小麥又揚花，
九月那個重陽你再來，
黃澄澄的穀穗兒好像是狼尾巴……”
轉載文此處是視頻：《汾河流水嘩啦啦》原版原唱，在youtube裏沒有找到，隻好代用老電影1963年老電影《汾水長流》視頻。（流水小橋注）
收工以後，打電話詢問廣播電台，才知道是電影《汾水長流》的插曲，作曲是高如星。當我知道以後，非常興奮。我在心裏暗暗得出一個結論：高如星在中國音樂界將來會是高空中的一顆亮星，有些作曲家隻會把民間旋律拿來生吞活剝地使用，而毫無發展和創造；高如星卻不同，大概他在泥土裏拾起一塊石子，含在嘴裏，再吐出來，就會是一塊玲瓏剔透的翡翠。
電影《汾水長流》海報
1964年底，我破例被調到武漢軍區話劇團當編劇。武漢軍區把我安排在濱江飯店的一間簡陋的房子裏，和幾個原來的編劇為鄰。
我一到武漢就聽說幾乎和我同時，從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調來一位作曲家高如星。
（二）
高如星！八一電影製片廠怎麽舍得把他放走呢？這些年來，他不僅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寫了許多電影音樂，還為北京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寫過一些非常成功的電影音樂。不久，那些大大小小的領導陸陸續續地向我講了高如星調來武漢的前因。幾乎都是在我耳邊說的悄悄話，首先說他的下放武漢是中央軍委的決定。僅這一點就使我十分驚訝，一個作曲家的調動怎麽會心動中央軍委，而且特別為他作一個決定呢？一點也不假！——和我咬耳朵的人說：我親眼看見過羅瑞卿的指示，“此人不宜在北京居留，但也不能放他離開軍隊。”
了得！羅瑞卿——當時可謂黨政軍民一把抓的重要人物。可為什麽不宜在北京居留呢？因為此人在北京行為很不檢點，雖然他已經沒有了軍籍、黨籍。到底有些什麽不檢點的表現呢？例如：和蘇聯、東歐在京的留學生交往太密切，而且學著他們的樣兒，褲腳管很窄，皮鞋頭很尖，喝醉了酒在王府井驚動了警察……
高如星被調離北京還因為他與一位著名女演員的婚外戀情，如果他不離開北京，那位女演員就沒辦法克製自己的熾熱情感。有一次，當這位女演員在台上扮演朱麗葉，正演到“露台”一場的時候，她突然昏倒在羅密歐的懷裏。觀眾以為這裏是她表演太投入的結果，而真正的原因卻是她在台下發現他的“羅密歐”高如星正在觀眾之中。
那麽為什麽又不能放他離開軍隊呢？當《九九豔陽天》的討論被極左派音樂理論家否定而一邊倒的時候，羅瑞卿卻偏愛《九九豔陽天》，毫不含混地表態說：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一錘定音，平息了延續了很久的聒噪。
所以高如星出了事的處理報告自然而然地也就送到羅瑞卿的辦公桌上了。這些向我悄悄菲薄高如星的人，表情之微妙，言語之俏皮，可以說是棉裏藏針。一個貶意詞都沒有，卻讓你聽出他們的弦外之音，——高如星此人很不堪。同時也讓我認識到新來武漢的我，和這位曲家的地位有一些相似之處。
……
高如星與妻子王雲霞合影。王雲霞為電影演員，曾在86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中飾演周瑞家的。
以前我在重慶西南軍區和北京總政治部都沒有機會和高如星認識，在武漢的見麵可以說是第一次，他給我的第一印象不像別人說得那樣糟糕，他穿的衣服也沒什麽特別，最明顯的是襯衣領子雪白，褲子縫燙得筆挺，褲角管並不太窄，也不是尖頭皮鞋，但的確擦得鋥亮，頭梳得比較光溜。
後來，我們做了一年多的鄰居，發現他即使是和妻子在一起的時候，洗衣服、燙衣服的也是他。幾乎天天有衣服洗，像個鄉下女人似的，坐在小板凳上，麵對一隻大木盆，木盆裏是一個搓板，他總是很有耐心地“咕吱咕吱”地揉搓著。這一點使得我常常忘了他出身於清水貴於油的晉西北。當我九十年代訪問晉西北的時候，他的鄉親們告訴我一個故事：一個老公公從二十裏的溝裏擔了一擔水，剛過門的新娘子接了一把，不幸跌了一跤，一擔水全都潑在幹渴的地上了。新娘子當晚就懸梁自盡了。他們說：咱們這兒的水就這麽金貴！喝的水都沒有，哪能舍得糟踐清淩淩的水來洗衣裳。他們寧肯把白衣裳穿成黃衣裳，再把黃衣裳穿成黑衣裳。
開始我以為高如星不善言談，特別是在政治學習的會議上，他基本上保持沉默，看起來，他好像是記不住那些政治術語，實際上，他先天地排斥那些東西。這也許就是他一直被認為不問政治、自由主義的原因吧。後來我發現他其實非常健談，尤其擅長說笑話，而且最精彩的是文人逸事，還有些稍稍放肆的葷笑話，不少人在哈哈大笑、前仰後仰以後，熱情讚美他的語言天才。但，危險的時候一到，就有人就對“語言天才”群起起攻之，展開嚴肅的揭發猛烈地批判了。
（三）
不久，軍區為了準備參加中南地區的文藝會演，文化部門的領導人考慮到應該表現武漢軍區轄內地區的英雄人物和集體，決定寫一部反映河南柳莊民兵營的事跡。於是我和高如星被指定參加到一個創作組裏，開赴河南濟源縣柳莊生活。……
柳莊村民住的是窯洞，他們有些耕地還在黃河中間的灘塗上，夏天漲水的季節，早晚都要在腰裏綁著一串葫蘆泅水來去。早在抗戰時期，他們的民兵葫蘆隊就名揚海內。進入和平時期，盛名之下使得他們既光榮而又沉重。男女除了下地勞動之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時間參加軍事訓練。隊列、射擊、投彈、武裝泅渡。他們在毛主席“全民皆兵”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下，要求自己一手拿鋤，一手拿槍。
我們的到來，促使他們的軍訓更加起勁。當他們聽說許多他們愛唱的歌曲都是高如星創作出來時，高如星立即成了他們的偶象，女民兵們天天纏著他，要他唱歌，要他講笑話。在窯洞裏，我們按照當時的模式編了個槍杆子出政權、保政權的劇本——《槍之歌》。這個故事的前半段是曆史事實，後半段是為了印證行主席的階級鬥爭不熄滅論而臆造出來的。
果如我們之所料，這個劇本很快就得到了軍區的肯定，我和高如星心照不宣，都知道為什麽要這樣編，這樣的劇本和現實生活以及在藝術上有什麽意義？但我隻好寫，他隻好配曲。在合作的過程中，我才對他的才能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國許多所謂作曲家一生一世都沒有旋律，高如星的旋律隨時都可以從他的鉛筆上流淌出一為，沒有一支曲子是不美的。他卻必須為政治宣傳劇配曲，多麽可惜啊！
按照他的藝術積累，他應該寫交響曲，應該寫真正意義上的歌劇。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經常情不自禁地對我說：“哪天我們一起去新疆，那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音樂素材非常豐富。”我也經常情不自禁地對他說：“是的，我也建議你和我一起重訪西南，包括西藏。等到將來，我會給你提供一個真正的歌劇腳本。”
可哪一天是我們的將來呢？不知道。
196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國的政治車輪正在急速向左、向左、再向左！1966年到來的時候，我和高如星都被下放到鄂西北的隨縣參加“四清”運動。總領隊是湖北省長張體學，大隊領隊是王群。所謂“四清”，就是聽“桃園經驗”的傳達。
我和高如星坐在一起，他到了這個時候，還悄悄地跟我說笑話：“真好玩，當‘四清’工作人員就像密探。你可以寫反特小說了！”
“可農村曾經是咱們共產黨的根據地呀！社會會主義搞了這麽多年，為什麽農民和共產黨還如此離心離德呢？還要重新進行秘密紮根串聯？實在是恐怖！你那個村怎麽樣？”
他說：“我那個村沒有一個階級敵人進行破壞的故事，偷情的故事大大地有。”
“習慣不？”
“習慣，我三個月不吃肉一點事也沒有，就是怕髒，什麽都髒……”
“你們晉西北不也很髒嗎？”
“正因為我是從髒得可怕的環境裏走出來的，我才特別怕……”
“這話可不能當著別人的麵說啊！人家會說你忘了本。”
每一次在公社集中開會，領導小組總會偷偷地給我們這些從各村來的工作隊員燒一大鍋肥肉，關著門，讓我們解解饞。……高如星在飲食方麵的要求非常簡單。他自己下廚，十分鍾變可以完成了：切一根大蔥，一匙油，在鍋裏一熗，加幾碗水，下一斤麵條，盛在一個小瓦盆裏，再加一碟醋。——這就是他一生之中最喜歡吃的美食。呼呼嚕嚕變下肚了，隻要三分鍾。
經過柳莊的“深入生活”、合作歌劇《槍之歌》以及下鄉“四清”，我對他的身世有了一些了解。
高如星出生在晉西北毗鄰陝北的一個山村，在他出生的時候，那裏除了幹旱的黃土高坡和溝壑以外，隻有革命，所以也是紅櫻槍在北方的發源地。
在他小時候，賀龍的總部就設在他的家鄉。
放羊娃除了整治羊、和羊對話外，就是唱歌了。唱“信天遊”，也唱“花兒。”，西北五省的民歌他們都會唱。唱歌是放羊娃互相聯絡的手段，也是為了在遼闊的天地間顯示自己的存在。高如星這個放羊娃不僅記得無數的民歌的歌詞和旋律，也按自己的喜愛和情緒加進了創造和發揮。他通過自己的感覺掌握了音律的秘訣。
抗戰末期，他參加了賀龍120師的“戰鬥劇社”，當了一名樂手。“戰鬥劇社”有過一出著名的歌劇《劉胡蘭》，描寫的是一位十六歲的農村姑娘在國民黨軍的鍘刀下引頸就戮的英雄事跡。胡蘭子的妹妹也在“戰鬥劇社”裏隨軍行動。常常在演出前出現在幕前和觀眾見麵，泣不成聲地講述姐姐的故事。每一次的演出，弦樂隊裏都有他——一個個頭兒不高的高如星。
他寫的第一支歌是和別人合作的《藏民歌唱解放軍》，那是一首采用藏族民歌旋律創作的獨唱歌曲，這支歌很快就唱遍了全國。
（四）
五十年代初，總政治部以戰鬥文工團的歌舞團和歌劇團為基礎，組建了總政歌舞團和歌劇團，高如星隨團進了北京。
高如星這個放羊娃的自我發現是1953年解放軍歌舞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之時。因為蘇聯和東歐各國畢竟地處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深厚的音樂傳統。黃土高原上的故鄉和眼前的莫斯科、布達佩斯、布拉格、華沙、布加勒斯特……開成的強烈對比，使這個放羊娃目瞪口呆之後就欣喜若狂起來。
高如星在蘇聯
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感受比別人要深刻一百倍！他像海綿吸水一樣，從異國的音樂、美術、建築、戲劇……語言和生活習慣中，得到了海洋一樣遼闊的啟示。一年不到，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可以說，他在一年裏得到東西比許多留學生五年得到的還要多。他不僅學會了俄文，也多少懂得一些其它東歐國家的語言人。特別是與音樂相關的理論、知識，好像這一切本來就屬於他，後來不過遺忘了而已。現在，模糊的都清晰了，淺淡的都鮮明了。
他深深地迷醉於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斯美塔那、鮑羅延、裏姆斯基—科薩科夫、肖邦、魯賓斯坦、蕭斯塔科維奇、德沃夏克、艾奈斯庫……更何況在當時的蘇聯和東歐，還可以間接地接觸到西歐的經典作曲家的作品。正因為他的眼睛、耳朵和全部思維活動集中在西洋音樂的海洋裏，對於當時的蘇聯和東歐人民的政治經濟生活所知甚少。
回國後，開始廣泛地和蘇聯、東歐留學生進行交往。他並不喝酒，也不參與無謂的糾紛。為什麽他在北京會給人造成酗酒鬧事的印象？而且一直反映到中央軍委？這個謎團一直到1971年春天，在他瀕危的時候，我才略有所知。
在人人都直接或間接參與整人的年代，他寧肯裝傻。在批鬥別人的會上，他甚至拒不表態。文革開始之前，我們在隨縣大洪山參加“四清”。四月份，我們聽了工作隊（也是省長）張體學的一個報告，他在報告裏透露了很多使我們吃驚的消息。
如：瞿秋白並非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爾基不僅不理解列寧，政治上很成問題……我國在三十年代就有一條文藝黑線……田漢很可能是叛徒……雖然語焉不詳，我和高如星私下裏交換意見的時候，已經意識到這些話並非一個省長敢於隨便說的。於是，我們預感到中央將有很大的動作，而且又是針對意識形態而來。
果然，正當我們和農民在一起打著火把，趕著插夜秧的時候，通知來了：立即回武漢參加文化大革命。
一回到武漢，話劇團的院子裏90%的大字報的矛頭是指向我的。雖然我到武漢隻有一年多，參加過一部歌劇劇本的創作，自己獨立寫了一部話劇劇本，而且內容都非常革命，我們寫的歌劇《槍之歌》竭盡全力歌頌的是毛主席“全民皆兵”的偉大戰略思想。話劇寫的是越戰中的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竭盡全力歌頌的是毛主席“把武裝革命的火焰燃遍全世界”的偉大戰略思想，怎麽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呢？我真佩服中國人的理論水平，昨天白的還是白的，今天風向一轉，又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
而歌劇團90%的大字報的矛頭是指向高如星的。
我和高如星同住在一層樓上，回到宿舍我就十分無奈地對高如星說：“如果我們沒調到武漢軍區來，這兩個團不是沒有階級鬥爭嗎？沒有階級鬥爭就得找出幾個修正主義分子批鬥，批判他們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這話悄悄地說完不久，我和他就都被隔離起來了。隔離就是私刑監禁，冠以“群眾專政”的名義，這樣對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我和高如星被囚禁在相距隻有一百多米的兩座樓房裏，互相不通音信。我的一個衣物袋裏偶然夾帶了一隻小型半導體收音機（那時，中國還不會製造小型半導體收音機，又不許進口日本貨，少量日本貨非常昂貴），深夜，在看守的注視下，蒙著頭冒險收聽美國之音（那時稱之為偷聽敵台，如被告發現，就有被判刑或槍斃的危險）。正好是全世界都在紀念貝多芬逝世140周年，全都是最有名的交響樂團在演奏，我往往會淚流滿麵，在忘形之餘，常常想起高如星，他要是每天深夜也能聽到該有多好啊！
我知道他沒有半導體收音機，真是太遺憾了！從看守我們的人的議論裏聽到一些關於他的情況，因為他的出身很過硬，給他戴的帽子隻能是“***修正主義分子”。說他在隔離中態度很壞，而他那位剛剛生了一個兒子的妻子王雲霞，態度更壞。抱著初生兒子拉著政治委員要丈夫，當著眾人大喊大叫：“你也是個結了婚的人了！知道不知道？白天要丈夫，晚上也要丈夫！兒子要父親！妻子要丈夫！沒有丈夫不行！我要丈夫！”政治委員一再說這是群眾專政，他也不敢管，王雲霞還是天天找他，天天喊，終於喊出了成果，不久高如星在專人押解之下回家，讓他與妻兒團聚半小時。
在這個珍貴的半小時裏，妻子一直都在用淚眼看著丈夫，而丈夫從頭到尾說笑話，用手拔弄著兒子的小雞雞對押解人員說：“你們看，我的嫡親兒子，一點假都沒摻，絕對是純種，小雞雞也是歪的。”而且他當著押解人員的麵，不斷的擁吻妻子。在絕對禁欲的中國和絕對禁欲的年代，這簡直是“無恥”，押解人員連忙宣布會見結束，把高如星匆匆帶走了。
高如星與妻子王雲霞合影
王雲霞在當時曾經說過一句讓人傷心欲絕的話：“我隻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的這個人還囫圇個地活著。”而命運似乎故意和她作對，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屬於她的這個人”變不存在了。
（五）
文革的第二年夏天，武漢造反派轉入奪權，武鬥開始升級。軍內的造反派外出串聯，被隔離的對象有過一段相對的自由，白天可以外出。我和高如星經常結伴同行，目睹了當時震驚全國的武漢事件的前前後後。
……有些孩子象在國民黨統治下那樣，學著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者的樣了，傻乎乎地迎著“百萬雄師”的鐵矛，唱著《國際歌》“英勇就義”。
……
武鬥中，兩夥龐大的人群都被打得傷痕累累，絕大多數人越來越糊塗，糊塗了就不那麽認真了，應該說是好事。那些漸漸清醒了的少數，頓時放棄了“鬥爭”的熱情，變成“逍遙派”，其中有些人即使是想當“逍遙派”也已來不及了，因為他們或是被掩埋了，或是被囚禁了。
……
我和高如星的短暫的有限的自由也隨之而結束。重新被禁閉起來。……
1967——1968年，有一段時間高如星為了我和別人的問題遠走北京上訪。今天想起來實在是可笑之至，來自全國的上訪者，竟然都以為北京有顆金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高如星在北京，和千千萬萬上訪者一起，沿著紅色宮牆竟日奔走，哪一扇門會真的為上訪者開啟呢？
從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著他的同行者的陰影走到他的身邊，他的同行者s是一個危險的朋友。
善良的人們啊！要牢記！虛偽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幫凶。北京上訪回來以後，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六）
我和高如星都是被批鬥的對象，一麵挨批鬥，一麵勞動。批鬥好幾個月以後，進入外調階段，我們相對就空閑下來，被交給各連的事務長管轄。開始，我在夥房擔水、燒火，由於我改灶的成功，每天都能節約大量煤炭，炊事兵都來參觀學習，事務長十分高興，給了我一個新差使：買菜。非常巧的是，高如星也領了一份和我相同的差使，在另一個連隊當采買。
第一次我和他在公路上會麵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們連那個小眼睛事務長極其尖酸刻薄，即使沒有活幹，也要讓被審查對象在地上用辣椒、西紅柿、苞穀米擺成革命標語。每天清晨五點，我就得騎著自行車在公路上和他匯合，到十幾公裏以外援集市上買菜。買好了菜，我倆在回來的路邊，找一個背風向陽的山坡，並肩躺在暖洋洋的青草地上，一麵偷閑曬太陽，一麵悄悄地神聊。
我們交談的範圍很廣，從當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到自己的感情生活。他是極其坦率的人，對我完全敞開胸懷，他談到從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學生向他透露的東歐普遍的思想波動，和東歐發生過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時也委婉地說出自己對中國正在進行中的運動的懷疑。當他談到發生在東歐的那些難以想象的片片段段時，嗓音壓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嚇得索索發抖。對於他過去那些被人們廣為傳說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詳細地敘說了一遍，甚至還談到性。
在那個絕望的年代，他仍然想著和我的新疆音樂之旅。“啊，那裏是一座豐富的音樂寶庫。”使我感到特別沉重的是，他大聲對我說：“我的頭腦裏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美麗的旋律，可就是他們因為極少數人喜歡聽枯燥的口號，就讓我把自己的喉管掐斷！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
1968年隊伍拉回武漢，我們這些還在繼續審查的人員被集中在武昌洪山勞動、學習名為“集訓隊”，在幾幢建成而尚未交付使用的簡易大樓裏占用了一層。
高如星除了生活浪漫以外，無論如何都沒法把他打成反革命，隻好宣布“解放”，等待處理，……他自己的要求是：回到自己小時候放羊唱歌、當兵出發、灑淚拜別的故鄉。
在“集訓隊”熬了一年多，1970年的冬季，毛澤東批示，在全國大抓“5.16”，形勢陡然又緊張起來。“5.16”是一個紅衛兵組織，從照片上看，他們的領袖人物全是中學生，這個十惡不赦的反動組織的司令竟然是一個紮著小辮子的小女孩。
據說，這個組織的宗旨是：誓死揪出睡在毛主席身邊的最大的赫魯曉夫——周恩來。我看到這張小報的時候，非常困惑。這個組織的宗旨不正是某些高屋人物設法提出，並連做夢都想達到的目的嗎？按照當時的覺悟來推斷，任何一個組織的成立，任何一個口號的提出，都不是自發的結果。而炙手可熱的政治權威人氏的授意，由孩子們打出旗幟來，喊出口號來，這不過是造出一個自下而上的假象而已。
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這個反動組織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所以被懷疑的人特別多，打擊麵特別寬。一天傍晚，一輛吉普車飛速開進“集訓隊“樓下。我在國統區地下鬥爭時期就養成的敏感，使我立即從上樓的腳步聲裏可以判斷出有人被押送進來，是誰？
我的全部智能器官都運轉了起來，伸出所有的神經觸角。我立即想到廁所，隻有在廁所可以碰到這個新的人，於是我就一次一次上廁所。果然，功夫不負苦心人，在天完全黑下來的時候，我正在小便池的邊上，突然進來一個人，高如星！我注意到他的身後沒有尾巴，他一步就跨到我的身邊，迫不及待地問我：“COOK ，這是怎麽回事呀？”（因為他一向佩服我的烹調手藝，所以用“COOK ”代替了我的名字。）
我用最低的聲音、最簡練的語言向他說：S最近頻頻向管訓人員進行秘密交待，所以管訓人員對他明顯地放鬆了許多，而且此公一貫不善於掩飾內心裏的沾沾自喜，時時、處處都溢於言表。我前幾天就猜想到，他在出賣你。高如星點點頭說：“放心！他隻能造謠，出賣的隻能是他自己的良心，我沒什麽好賣。”
當晚，我們聽見管訓人員在一間房子裏審訊高如星的聲音，他們拍桌子、打板凳，暴跳如雷。高如星以牙還牙，大聲爭辯。我相信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沒有一個人能夠入睡，我甚至比高如星本人還要堅張，那場恐怖的“車輪大戰”通宵達旦。一連幾個晝夜的審訊，我沒法見到他，他被單獨關在另一層樓裏。
（春節剛過，高如星就被突擊審訊。造反派瘋狂逼高如星交待“蘇修特務”罪行，交待寫《九九豔陽天》這首靡靡之音的罪惡目的。高如星拒不認罪，他們就晝夜車輪大戰，嚴刑逼供。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斷插進肺裏麵，他忍住劇烈疼痛，憤怒反駁，說“這是誣陷”。不久，肺部感染化濃，創傷部位發生癌變，發現時已是肺癌晚期。這時允許高如星去醫院看病，但是必須戴著手銬去。他忍受不了對他人格的屈辱，大聲說：“我不去，我寧願死。”在高如星臨終前三天，他讓王雲霞攙扶著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館，照了一張夫妻合影。臨去時他說：“雲霞，幫我穿上軍裝，釘上帽徽、領章，將來讓咱們的孩子看看，他的父親不是壞人，是一位曾經南征北戰、堂堂正正的解放軍戰士。”——引自百度百科）
（七）
一個星期以後，激烈、凶猛的審訊突然停了下來，整個大樓都靜了下來，靜得讓人毛骨悚然。在第四天的上午九點，一輛吉普車把高如星拉走了，聽說他病了，咯血。中午，我們又看見高如星被送了回來，聽說軍區總醫院的診斷是肺炎。又過了幾天，聽說前幾天是誤診，不是肺炎是肺癌！不知道醫學上的結論如何，我的判斷是：政治迫害絕對會導致癌症的急性發作。
如果他沒有突然隔離與突擊審訊，他是無論如何都不會突出癌症的。對高如星的審訊不得不停下來，而且不得不允許他的妻子的要求，搬來和他同居。以便對病人進行必要的照顧。
那是買任何東西都必須票證的年代，正好我在廚房裏擔任采買兼廚師，假公濟私，為他們代買一些有營養的肉類和蔬菜。後來，他妻子要求，通過私人關係到北京找權威的癌症專家吳桓星治療，竟然被批準。
我注意到身患絕症的高如星非常高興，他偷偷地對我說：“在死神和風靠近的時候，自由之神也跟著向我靠近了。”……
高如星在住院期間，我很想去看他卻不敢走進軍區總醫院。首先，我是專政對象，有限的自由在管訓隊和菜場兩點之間那條線上。不經批準擅自到總醫院探視另一個專政對象，不可能不被發現，因為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認識我。一旦被發現，對他，對我自己都不堪設想。
1971年的春天，因身患淋巴癌而僥幸不參加革命“鬥、批、改”的雙簧管吹奏家張問仁告訴我，和武漢的第一癌症專家張名河很熟悉，張名河願意到軍區總醫院為高如星會診，建議我化裝為地方醫院的醫生，跟著張名河去探望高如星。
我欣然同意這個冒險行動，戴上口罩跟在張問仁和張名河的身後變混進了總醫院，在一間危重病房裏見到高如星，首先是護士抿著嘴一笑，接著高如星大聲一叫：“COOK”！說明護士和高如星一眼都認出了我。看起來高如星的身體仍然很健壯，隻是他那用不完的力氣，已經被體內的細胞與細胞之間的戰爭消耗殆盡了！
在醫生們討論醫療方案的時候，高如星對我說：“謝謝你給我捎來的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我知道他說的是土豆燒牛肉。我問他：“你覺得怎麽樣？”他說：“前些時還可以走支走動，現在爬都爬不起來了。”
照顧他的小侄女是新近從晉西北的家鄉趕來的，她淚汪汪看著她的叔叔，在那個嚴峻的年月裏，她曾經對她爹說過一句膽大包天的話：“我無限崇拜的不是毛主席，是……我叔叔……”她會唱她叔叔寫的所有的歌曲。
當張名河告訴他，將要在他身上度行放、化雙得治療的方案，放射和化學藥物都要加倍，所以他體內的健康細胞也要受到加倍的摧殘。高如星先是有些興奮，接著暗然的說：“晚了些！要是早采取這樣的方針，我的身體是扛得住的，現在……”“我們一起作努力吧！”“好的！”“你每天都要試著下床走一走，作些必要的鍛煉。”“好的。”沒想到，那次離開他的病房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一個黎明時分，我聽見高如星的妻子在窗下叫我，我探出頭來，她哭著說：“他走了……我的這個人還是沒有……”一個唯一的‘最低的希望都破滅了，那不就是絕望嗎？麵對一個絕望的女人的悲哀，我沒有說出任何話來，而且我連和死者告別的權利都沒有。
後來聽說，高如星在咽氣之前三分鍾休克過一次，把一直照顧著他的侄女嚇得亂喊亂叫，等醫生趕來，他又醒了過來，笑著對侄女說：“不怕，我不會那麽快就死的！”未曾想，三分鍾以後，他又休克了，侄女以為他還會說著笑話醒來，她等了好外，叔叔再也沒有蘇醒，即使是醫生對她說：“你叔死了。”她也不相信。
（高如星在彌留之際讓妻子給他唱唱《跟著我吧》那首歌，“跟著我，跟著我，咱們夫妻雙雙過黃河。就像一對驚弓鳥，南山上再去搭新窩，聽不見槍，聽不見炮，開塊荒地也能過生活。……”妻子哽咽著唱不下去。剛從家鄉來照顧他的小侄女，眼淚汪汪地看著叔叔，輕聲說：“叔叔，我給你唱個歌吧。”她看見叔叔的頭微微動了一下，他輕輕地唱起“九九那個豔陽天啦哎嗨喲，十八歲的哥哥來到小河邊……”——引自百度百科）
在高如星入殮的時候，由於高如星政治上沒有結論，組織部決定脫掉他的軍裝。
從晉西北趕來的高如星哥哥死活不依，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說：“為甚？我弟弟本來是個農村孩子，當年為了**，共產黨號召農民參軍，要我弟弟穿軍裝。我記得那是太陽升到三竿的時候，他穿上軍衣離開了家、離開了爹娘、兄弟。從那天起，我家就再也沒給他往軍隊上捎過衣裳。今天，脫他的軍衣？他犯的是甚罪？誰敢說！你們脫吧，脫了他的軍衣就讓他任甚不穿，光著入土。”
組織部向軍區首長打了報告，軍區首長也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隻好讓他穿上軍裝入殮。我想，高如星如果在泉下有知，他才不在乎有沒有結論，穿不穿軍裝呢！
高如星哥哥的真正勝利還不是為死去的弟弟爭來一套軍裝，而他的女兒——高如星的侄女在送叔叔進火葬場的時候，抽泣著唱出了她叔叔為電影《汾水長流》寫的插曲。
七十年代末以後，當中國大陸又可以唱抒情歌曲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高如星。如果他還健在，我相信，在中國的歌曲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人們最喜歡唱的好歌都是高如星作曲的。
相比高如星，白樺是幸運的，渡盡劫波之後終於恢複自由又穿上了軍裝，通過《今夜星光燦爛》、《苦戀》等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文章出自《黃河》雜誌1999年第3期，轉自《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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