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大饑荒（1958—1962年）

來源: 少壯軍人 於 2026-02-08 13:27:06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7857 bytes)
　　50年前，中國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饑荒，官方的出版物還沒有正麵地告訴中國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墓碑》，副標題是“中國1958年-1962年大饑荒研究紀實”。到現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動。但是這個書不讓進大陸，海關查到就沒收。
　　
　　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
　　
　　一、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600萬
　　人口統計有幾個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總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據是戶口登記。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複到正常狀態。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是16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從1982年人口圖，可以看出，21-23歲年齡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萬人。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
　　二、《中國人口》的數據：2000萬
　　80年代，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出版了《中國人口》，每個省一本分冊，總共32分冊。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是2000多萬。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1619.92萬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萬，人口總損失4770多萬。按照各省統計的數據計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萬，少出生3220萬，人口總損失5318萬。
　　三、外國學者的計算結果：最高2850萬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訂的數據計算結果：非正常死亡2987.1萬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減少總數為6106.6萬人。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Coale）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萬人，少出生3068.3萬人，人口總損失5549.3萬人。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諾（G·Calot）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人口總損失6048.75萬人。
　　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一書中個紹了幾個數據，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
　　四、中國學者的計算結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現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
　　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最低為3500萬人。
　　上海大學金輝：3471萬。
　　曆史地理學家曹樹基：3245.8萬。
　　前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向貝克透露，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饑餓。他還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維誌的研究結果：3546.6萬人。
　　六、楊繼繩的估算：3600萬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麵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概念
　　
　　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災難
　　
　　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
　　相當於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
　　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1000多萬，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4000-5000萬，這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是在半年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曆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曆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人吃人事件上千起
　　
　　人在極度饑餓的狀態下，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餓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數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中寫道：“信陽五裏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隻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據安徽亳縣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1960年春，他家鄉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為製止這種情況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該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裏，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裏，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嚐嚐”，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眾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隻好宣布散會，不了了之。
　　封鎖消息、禁止饑民向外求救
　　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下令查處。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製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光山縣白雀公社楊砦大隊，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眾。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麵後審訊、搜查、毒打、強製勞動，不給飯吃。共收容外逃人員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餓，群眾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要裝成沒有挨饑的樣子。
　　
　　饑餓中的幹部特殊化
　　
　　公共食堂為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眾吃稀的，他們吃幹的，群眾吃菜，他們吃肉。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幹部們尅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餘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隻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
　　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汙挪用行為的有9人。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汙挪用、私分行為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0%以上。大足縣土橋公社多吃多占的幹部占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為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8月就多吃多占糧食1661斤。社員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眾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麵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現在留下的曆史資料中，隻有揭發農村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縣以上幹部的特權行為沒有留下多少資料，這是各省委嚴加控製的結果。
　　
　　大饑荒為什麽沒有引起社會動亂
　　
　　大饑荒年代出現過暴亂，但都是小規模的，部分地區出現過哄搶糧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為饑餓。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控製極其嚴密。還因為前幾年的肅反、反右，不僅消滅了反對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懼，不敢反抗。
　　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相反，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共產黨控製的組織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體控製。
　　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民間不能擁有任何武器。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借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在現代極權製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一、不能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麵撕毀了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顯然不是大饑荒的起因。何況蘇聯這次撕毀的是原子彈的協議，不影響農業生產，也不會影響工業。而與農業有關的蘇聯援建項目——洛陽拖拉機廠，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產。
　　1960年7月16日，蘇聯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並通知中國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600個合同是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與農業無關，而且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
　　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從1960-1962年，償還外債總額為19.73億元，同期外援支出17.36億元，支援小兄弟。
　　二、廬山會議，間接導致餓死2800萬
　　1959年春，中共中央發了三個文件向農民讓步（社員可以養豬和家離，擴大自留地），按這個趨勢下去形勢會好轉。但廬山會議錯批了彭德懷，近千萬說真話的人成為重點批判對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使錯誤政策變本加厲，饑餓加劇，並將1959年春向農民讓步的三個文件打成右傾。
　　繼續大躍進，堅持高指標。
　　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采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裏剝奪糧食，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
　　另一方麵，繼續擴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糧食416萬噸，相當於1958年的1.45倍。
　　三、統購統銷：導致中國農民吃不飽
　　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製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這個製度用行政手段強製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穿暖，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麽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食。
　　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隻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麽，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從來沒有真正吃飽過。
　　三、人民公社：剝奪農民自主生產權利
　　人民公社剝奪了農民自主生產的權利。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麵積，用什麽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農民沒有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食品的自由，也沒有獨立生活的自由。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製，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製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四、公共食堂：幹部多吃，農民少吃
　　公共食堂製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家庭這個經濟活動的單位被人民公社消滅，生活單位又被公共食堂消滅。這就消滅了抵抗饑荒最重要的陣地。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裏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在公共食堂裏，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扣飯”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較普遍的情況。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
　　五、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喊同樣的口號，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
　　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製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六、極權製度：根本原因
　　以研究饑荒而著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裏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麵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麵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製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大饑荒深遠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麵紅旗”；沒有“三麵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改革開放。共產主義信仰在這個曆史邏輯鏈條的演變中，信眾越來越少。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出現了共產主義信仰危機以後，執政者不敢對這個信仰提出質疑，不敢放下共產主義旗幟，這不僅是“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古斯塔夫·勒龐，1895），而是放下了共產主義的旗幟，共產黨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於是，就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不對人們進行強製，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各種信仰都可以存在，才是真正的執政合法性。
　　
　　現場提問
　　
　　現場提問：《定西孤兒院紀事》、《夾邊溝記事》中描述了很多吃人的事，當年的現實真有那麽殘酷嗎？
　　楊繼繩：楊顯惠寫的，紀實性的報告文學，是比較可靠的。
　　現場提問：您怎麽看馮小剛的《1942》？
　　楊繼繩：《1942》我沒有看，但是我大概知道情況。它上映的時候，當時《亞洲周刊》訪問我，當時我說了1942和1962有幾個“不一樣”。
　　首先是饑荒產生原因不一樣，1942的確是天災，而1958-1962，不全是天災。
　　另外，1942年天災被媒體披露得很全麵，得到了援助，而1962年是掩蓋饑荒，還說形勢大好。
　　第三，1942年，蔣介石政府還救濟災民，1958-1962，沒有救濟，反而收糧。
　　現場提問：外國有主動向中國提供救援嗎？
　　楊繼繩：不知道。因為咱們對外封鎖，外國人也不知道我們的消息。有人逃到香港、廣東，講了捱餓的情況，香港報紙就報道。為了辟謠，就請外國人到中國人參觀。新華社有一個專家是外國人，當時去安徽的一個公園玩，當時公園清場了，不讓老百姓進去。專家回去寫文章：“中國沒有大饑荒。”
　　現場提問：這些資料您是怎麽拿到的？
　　楊繼繩：我書裏的資料都是內部資料，都是檔案資料，在中國檔案館、各省檔案館都有。我當時是新華社高級記者，以采訪中國農業政策的演變的名義，通過新華社分社各個社長幫忙，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複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
　　現場提問：他們沒有公布資料，您認為政府將來會以什麽時機和形式公布？
　　楊繼繩：如果讓我的書在國內出版就可以了。我的書在香港四年再版十次了，但是現在海關查了就沒收。武漢市教育局還發通知，查反動黃色書籍，其中就有《墓碑》。
　　現場提問：朝鮮現在也麵臨饑荒，與中國1958-1962大饑荒有何不同？
　　楊繼繩：根本上都是集權製度造成的。所有的財富、資源國家壟斷，農民自己開荒種地也不行。如果讓大家自由生存，就不至於餓死人了。剝奪權利、自由，就剝奪了一切。
　　現場提問：1962年以後，是因為什麽原因饑荒終止？
　　楊繼繩：當時不讓搞包產到戶、自留地。逼得沒有辦法，基層幹部才睜隻眼閉隻眼，農民把田都分了。但大部分包產到戶是從61年開始的，最早安徽搞了包產到戶，之後其他各省都搞了。安徽省先跟毛澤東請示，就說先試試看吧。後來大麵積搞包產到戶，這是走出饑荒的一個重要原因。到後來糧食又進口，62年就進口的更多一些了。
　　現場提問：當時城市裏有沒有發生饑荒？
　　楊繼繩：凡是城市裏的人，包括中學生、大學生，都有糧食，一般不會餓死人。當時我上中學，一個月有30斤糧食，但是沒有肉、油，也是餓得夠嗆。高級幹部每個人每個月幾斤肉、紅棗、白糖。
　　城市基本沒有餓死人，隻是少出生、營養不良、不能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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