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瑜:和毛澤東一起行乞記(台譯本)

 

第一章 許配毛澤東的楊開慧
楊先生有兩個孩子:兒子名開智,女兒名開慧,開慧是年小的一個。她生就一副圓臉,身材異常纖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親,深眼窩,小眼睛;但膚色很白,完全沒有楊先生的黝黑遺傳。一九一二年當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她是十七歲,就讀於長沙中學。


從那一年起,我和兩個同級同學,熊光祖、陳昌等三人,每個禮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楊先生的家去討論功課,和楊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飯,飯後再返回學校。同桌吃飯的,除了我們師生四人之外,還有開慧和楊師母。當她們進來之時,我們隻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們之中從無一人開口說話。在整整兩年的時間中,我們每個禮拜天都在楊先生的家裏吃中飯;每次吃飯都吃得很快,而且氣氛肅靜,連一個字也無人吐露。當然我們亦並非冷漠。我們不可能旁若無人似的坐在那裏;有時我們的視線相交,特別是當我們之中兩個人同時在一個盤子中夾菜時,我們隻有藉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間卻絕無相對而笑。一九一八年,當我在北平楊先生的家中用飯時,我們在飯桌上的表現仍和在長沙時一模一樣。


楊先生吃飯時從不講話,我們尊重他的肅靜,所以隻有盡可能地快吃。這種氣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裏祈禱時的情形。楊先生本來很講衛生,但他不曾體驗到一項事實:人們在飯桌上正常的談笑,造成歡快的氣氛,會有助於消化。


楊太太對人很和氣。她燒得一手好菜,每次都讓我們吃得很多。我們對楊師母的菜特別欣賞。但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時我們必須自我節製。我們向楊先生表示,我們吃飯應該付若幹飯費。他說假定我們願意這樣,那是可以的,因為在某些外國的大學生也有這種習慣,但隻能付一點點,作為象徵的費用,絕不能多。


我們三個總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國元年,中飯過後,楊先生送我們出門之時,他忽然讓熊光祖留了下來,停一會再走。於是光祖又坐了下來,我們兩個人先走了。當時我猜想,楊先生一定有什麽話要單獨和光祖說,而不願意讓我們聽到;因此,對於那件事情我們從來沒有再提過。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時,忽然接到開慧一封長信,感到不勝驚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訴我楊先生的死訊。她知道我欽佩和尊敬楊先生,而她深知楊先生去世的噩耗會使我十分傷痛,因為楊先生和我之間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滿了憂傷。我們彼此之間從不曾交談過,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說她正動程返回長沙,但卻未告訴我通訊地址:因而,我也無法寫信給她。


一九二○年毛澤東回長沙之後,便和開慧結了婚。他們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個曾經留學莫斯科,非共的中國都管他叫“毛王子”。不過,開慧卻並非毛澤東所愛的第一個女人。在我們同學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詠的小姐曾為楊昌濟先生認為最優秀的三個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年,她和毛澤東在長沙開辦了一間文化書店,然而由於思想上極不相同,後來他們終於在友好的氣氛下宣告分手。陶小姐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學校,名叫“立達學院”。後來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時為止。她的年紀遠較開慧為大。


一九二○年,我從巴黎回到長沙之後,曾經向毛澤東詢問楊師母和開慧的消息,因為我算去看看她們。毛澤東告訴我她們住在鄉下,很遠,但對他們的戀愛的事情卻隻字未提。後來卻又完全告訴了我。當時,我正請楊師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禮物交給她。我抱歉的是沒有回楊開慧的信,感到罪過的是沒有獻議照顧楊先生的遺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聽說湖南省政府即將逮捕開慧,因為她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並且是毛澤東的太太。當時我盡了一切努力,包括給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寫信、打電報等等,試圖挽救她的生命,但終於沒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國,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們很自然地談到過去第一師範的種種,對楊先生的家庭都不勝感傷。我們都認為開慧不應該遭到慘死。說到這裏,光祖深深地歎一口氣道:“是潤之殺了開慧。”


最後,我問他隱藏在我腦子裏很久的一個問題:我說:“約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問你一件事,但從未提出來。現在我希望你告訴我,你是否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三個人從楊先生家裏走出來,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嗎?楊先生和你說了些什麽?是怎樣的一件秘密?”


他毫不猶豫地答道:“楊先生和楊師母打算把開慧嫁給你。”光祖又補充說:“開慧自己也有這個心。我當時不得不告訴楊先生,說你已經結過婚了。這就是為什麽當時我沒有和你們說的緣故。”


我現在靜靜地想起這件事情。我遺憾的是不曾在三十年之前知曉。楊先生已經在二十六年前去世,而他的女兒也已經離開人世十八年了。開慧曾經給我一封長信,而我卻不曾寫回信給她。那次我回到長沙之後,我甚至沒有去看她一趟,而僅托人送給她母親一件小禮物。她必定認為我是一個毫無情意和毫無同情心的人。我應該負罪地說:“假定我未曾結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愛情,她一定不會以毛澤東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槍斃。”


有一天在日內瓦,我和我的妻子孝隱談到楊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觸地說道:“它是一個命定的悲刻嗎?它真富有詩意!”


我立刻拿起筆來寫出下麵的一首詩:





“人生好夢最難圓,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飛比翼早無緣。


靈犀曾未通胸次,寶劍無由掛墓前。


太息無情貪霸業,害妻飲恨在黃泉。”





第二章 我們的朋友:蔡和森
談到中國共產的興起,必須提到我們的朋友蔡和森。 他是第一個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毛澤東信奉共產主義,他有極重要的影響。


和森和我是同縣同鄉。他身材瘦長,兩隻門牙突出。他是意誌十分堅強的人,雖然少有笑容,但對朋友卻非常友善。


和森和我本來是第一師範的同學,比我低兩班,但後來他轉到嶽麓山高級師範學校就讀。他的母親在我們湘鄉縣城主持一所學校,我們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還有一個女兒,芳名蔡暢,現在是中共全國婦女會的主席。


蔡暢在十幾歲小姑娘年齡之時,我們都叫她“小妹”。她的意誌十分堅強,有似乃兄,但她的身材矮小,在體魄上和她哥哥全無相似之處。我很喜歡和森,並且尊敬他的家庭。


和森為人缺少創發力和推動力,又不願意在任何事情上求助於人。因此他在高級師範畢業久後竟一直失業。他的母親妹妹在嶽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們住在一起。他們生活異常果困窘,常常弄到無米下鍋。


那時候我在“修業”和“楚怡”兩所學校任職,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在“楚怡”的宿舍住宿。毛澤東知道我與和森的友誼,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跑到學校來找我,問我道:“你聽到關於和森的消息嗎?”


我驚奇之餘,答說我已有一段時間沒有和他見麵了,一直等待著他的消息。


“那麽,”毛澤東接著說:“有人告訴我,他家裏現已斷炊,和森為此十分苦惱,認為自己住在家裏是給母親增加負擔,因此提了滿籃子的書離家,到嶽麓山下的愛晚亭去了。”愛晚亭是由四根圓柱所支撐的小尖亭蓋,並無牆壁,是黃昏乘涼的地方。“他已別無所有,隻好餐風宿露了。”


“你看到他沒有?”我問道。


“沒有,我沒有看到他,是老陳告訴我的。”


“你為什麽不去看看他?”我問道。


“我去看他毫無用處,我沒有辦法幫助他。”毛澤東聳聳肩膀,把責任交給了我。


毛澤東走後,我向學校請了假,渡過湘江,往嶽麓山走去。走近愛晚亭之時,看見和森背依亭柱,坐在石階上,手裏拿著一本書,正在聚精會神地閱讀,對我的走近全無所覺。從他的神情看去,對整個世界似是寂然無存。


當我叫出他的名字時,他抬起頭來看了看,帶著錯愕的神色說道:“你怎麽有空老遠過江來看我呀?”


“我請了一天假。”我回答說。


“那你一定是到嶽麓學院去的了?”他問道。


“不是,我不到那裏去。我特地看你來的。而且我還要丟看蔡大娘呢。”我答道。


“有什麽新聞嗎?自我上次進城後又有很長時間了,這裏又沒有報紙。”


“沒有什麽特別的新聞,”我說:“你就住在亭子裏嗎?毫無疑問這裏很好,很涼爽,但如果下起雨來,那也不好受的呀。”


“但現在不是雨季呀。”


“我特來邀你搬到我們的學校楚怡裏去住。我在那裏很感寂寞,我寢室外麵有一間小房和一張床。你可以在那裏看書,課餘時我們可以一起談天。”


“但那裏不是你的家呀”他反對說:“你隻是在學校住宿,我不想給你添麻煩。”


“一點麻煩也沒。學校裏有我們的宿舍,那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樣,決不會有麻煩。你搬去之後,馬上就會感到象是在家裏一樣。走,現在就跟我去,今天。”


“我必須先回家把東西整理一下。我明天和你一起去。”他說。


就這樣決定了,我們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著他那破竹籃子書。當我們到達他家時,蔡大娘叫她女兒去弄些山樹的枯枝,不一會工夫,“小妹”就麵帶笑容地端了一杯白開水給我。他們買不起茶葉,蔡大娘抱歉地說“沒時間進城去買荼葉”,請接受一杯開水。我遞給她一個信封,裏麵是四元鈔票,我解釋說是 “給大娘一點禮物”。


“噢,謝謝你,”她說:“可是你不必這樣客氣!”她謹慎地把那個信封放在她的衣袋中。她猜測,毫無疑問這是金錢,但她卻不知數目多少。當時四塊錢是頗為可觀的數目,至少可供她們母女二人兩個月的食用。她很快走進房裏,一會又麵帶笑容地走了出來。她沒有說什麽,然而我卻知道,她已經打開信封看過了。


“蔡大娘,”我說:“我來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學校裏去。他在這裏很寂寞,我在學校下課之後,也感到寂寞;因此,我來把他接去和我同住。”


“噢,那太好了。”蔡大娘說:“他一直在家裏很寂寞和苦惱,那就是為什麽他要到愛晚亭去住了!”


第二天和森帶著他簡單的行李來到學校,在我宿舍外麵的一間小房安頓了下來。房裏有一張桌子,一個書架,憑窗閱讀,光線甚佳。窗子外麵有一株美麗的花樹。


那天下午,毛澤東又來看我。當時我正要去上課;我們隻談了幾句話,等到上完課學生離去之後,我們作了一次長談。毛澤東提議和森應盡可能在這裏多耽一些日子,後者聽了之後也很高興。我們三個人同吃晚飯,然後毛澤東回第一師範,他那時還是學生 。


我必須和學生們在一起吃中飯,因此和森就隻得單獨在我房子裏用飯。我先已安排了廚子為他準備飯食,但我聽說他每天隻吃一頓中飯。他每天下午外出,直到晚飯過後他才回來。當我問他為什麽不和我一起吃晚飯時,他答道:


“在下午的時候,我喜歡到圖書館裏去看書。有時候也回家去,我自然是在家裏吃飯,飯後再回學校。”


這件事似乎十分奇怪,因為他家距離很遠,又必須渡過湘江。他怎樣能夠每天晚上都回家吃晚飯呢?至於在城裏我實在想不到他能在什麽地方吃晚飯。不,他一定每天隻吃一頓飯。


不久之後,廚子開玩笑似的評論我朋友的胃口。“你的客人真是大吃家!”他驚奇地說:“我常常給他拿半桶飯,他的食量竟能夠得上三四個人。”


聽了廚子這番話之後,和森每天隻吃一頓飯,已毫無疑問了。我再問晚上他晚上究竟在哪裏吃飯,但他不肯答覆;我也就不再說什麽了。他顯然不願意讓我給他多付飯錢,盡量地為我節省。但他不肯解釋他的動機。我對此感觸良深,自不待說。便暗囑廚子為他每餐增加肉食一盤,夠他一天所需的營養。這件事顯示出和森的禁欲主義以及他在友誼方麵的完美。後來我和他提倡學生“半日工作”的運動。一九一九年,他和他的母親、妹妹一起到了法國,他住在蒙太幾中學學習法文。在那裏他愛上了我們最好的女會員向警予小姐。因為當我也適在法國,和森便把有關他戀愛的種種完全告訴了我。他們二人曾就有關兩者的愛情寫過一部題名“向上同盟”的小冊子。他們徵詢我的意見,我知道他們已經同居,有如結了婚的夫婦,雖則他們已違了婚姻的原則,於是我答覆道:“你們兩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祝賀你們兩位,並獻給你們四個字——‘向下同盟’這是你們的書的名稱,隻不過改換一個字而已。”


過去和森已坦白表示過對所謂資本主義製度的厭惡。早在蘇俄革命之前,這已是他們人的公開意見,隻是他還沒有發現怎樣才能把它實現。因此在俄國建立了共黨政府之後,他全心全意毫無條件地接受它的理論,自是合於邏輯的結果。我曾經勸過他,接受共產主義之前應先對他的理論加以研究和分析,但他認為那是不必要的,因為共產主義的真理十分顯明。法國的《人道報》充滿了共產黨的宣傳,和森的法文水準雖然甚差,但他卻天天手拿字典來閱讀那張報紙。由於他不能完全看得懂,因此在翻譯上他便弄出很多錯誤,但他對這種錯誤卻並不承認,甚至對他自己亦是如此。他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意念,任何力量都不能對他的信念動搖。不過當我們在一起討論時,彼此之間的態度總是愉快而親切。我們彼此之間的竟見雖然相去甚遠,然而我們都尊重對方的意見。因此,直至和森去世為止,我們之間的友誼仍然十分堅牢和親切。


和森在法國生活於中國留學生群中,因此,他便從共產黨同誌當中挑選了一些人,組織起來,宣傳共產主義。受他影響最深的有向警予、李維漢、蔡暢、李富春等人。透過書信的方式,毛澤東亦受影響。


一九二一年,和森和他的家人一起回到上海,成了那裏的中共機關刊物《向導》的編輯。


一九二五年,當我在北平的中法大學任教時,先後接到他兩封長信。他的愛人向警予在漢口法租界被捕,他要求我設法營救。我雖然盡了一切力量,但最後她還是被搶斃。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難過,我們雖然抱持著不同的政見和哲學,但她是一位很好的朋友。


幾年之後,和森也遭到和他愛人同樣的命運。和森雖然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但直到最後,他仍是我的親密而敬愛的朋友。
 
 
 
 
 

舉報

   
 
沙發
 
  
第三章 楊度
中華民國建立不到半個世紀,在這段時間之內,就有兩個人企圖要推翻它,並且都成功地實現了他們個別的計謀。奇怪的是,這兩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個是楊度,另外一個是毛澤東。

他們二人並不相識,但我和他們都熟稔。在思想本質方麵二人在基本上很不相似,但大異中有小同,談到毛澤東少年時代的故事,楊度其人必須一提。

楊度比毛澤東差不多年長二十歲。他屬於前一輩的人物,但在後來的時間中,他的政治野心確曾給他的相潭同鄉毛澤東某種程度的影響。毫無疑問他們彼此之間都不以對方的想法為然,但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記得我在私塾讀書時,便曾聽人說:“楊度是具有非常天份的人”。不過當時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究竟是什麽意思。楊度當時已考中腐朽的科舉製度中的榜眼,聲望甚高,為全國到處所盛稱。

民國在一九一二年成立後,國內政治局麵並不穩定,楊度認為,除非教育能夠普及發展,否則有效能的民主共和政府不可能建立。他相信,要使大眾能夠治理自己,必須讓他們先接受相當程度的教育,在青黃不接之際,民國應該改為有限度的君主立憲製度,有如當時的英國和德國一樣。

一九一三年,他開始把他的想法付諸實施。他先糾集五個舉國知名之士,在北平組織了一個名叫籌安會的團體,出麵勸請袁世凱由民國總統而登極為皇帝。對袁世凱來說,自是正中下懷,這計劃當時確獲得一部分人的支持。於是民國建立僅隻四年,中國又返回帝製的老路。袁世凱做了洪憲皇帝,而楊度則入閣拜相,一品當朝。

當時很多高級將領都不讚成政治製度的改變,因此,老袁隻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給以軍人為核心的全國性起義所推翻。於是共和再次出現,袁世凱則在氣急敗壞之下,一命嗚呼。

楊度的政治活動表麵上雖已失敗,然而他的野心卻依然如故。當時我和毛澤東仍在第一師範讀書,我們帶著極大興趣逐日從報紙上注視事件的發展;我們一方麵討論業已發生的及正在發展中的事情,也極力預測將來可能發生些什麽事情。不過,我們的基本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毛澤東對楊度和他的政治行動感到極為興奮和熱切,而我對他的政治計謀感到不耐煩和漠視。我認為楊度是十分卑鄙的人物,在人格上毫無可以自傲,亦無尊嚴和完美可言。至於對袁世凱,由於過去他在許多事情上所表現,我感到他實在不配膺皇帝之名。

袁世凱猝然去世後,國中許多人士頗有饗以挽聯者。對楊度來說,他雖是榜眼出身,但追挽袁世凱這件事亦頗為辣手。他既做過袁世凱的朝廷大官,人們便感到他是最能夠寫出合適的挽聯的人,當時人人都等著看他的作品。楊氏挽袁世凱的挽聯上聯是:“共和誤民國,民國不誤共和,千載而還,再平此獄;”下聯則是:“明公負君憲,君憲不負明公,九原可作,三複斯言。”短短三十六字,已極盡其舞文弄墨的能事了。

一九二六年張作霖在北平開府,自號大元帥,楊度應邀出任教育總長。楊在接任之後,仍邀我到教育部幫他辦事。當時我是革命分子,經常生活於隨時可能被張作霖特務逮捕的恐懼之下。因此,為了在必要時能獲得保護起見,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請。我和楊度曾經作過數次關於共產主義的長談。張作霖當時企圖對共產主義趕盡教絕;事實上,任何稍被懷疑從事此種運動的積極分子,如一旦落到他的手上,會被立時槍決。當時北平的共產黨領袖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我的好友之一的李大釗。李氏後來為張作霖所逮捕,被處絞刑。在那段時期中,有很多無辜的人被殺害;他們不過被認為有同情急進份子和共產黨的嫌疑而已。毛澤東當匿居,我全無他的消息。

有一天楊度和我談話時,警告我,說我現在處於危險的情況。我們那次的談話如下:“子升,”他說“你最好當心點。人們說你有共產的傾向,在某些場合,有人說你是共產黨的間諜。”

“這就奇怪了,”我答道:“他們為什麽會懷疑我呢?”

“因為你的談話總有急進的傾向,在大學裏,據說你常常稱讚共產黨的學生。不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你是毛澤東的好友,又常聽到你說他為人有他的長處。你好像不斷地為他捧場似的。”楊度警告我說。

“不錯,毛澤東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絕不會成為共產黨員。”

“可是,老弟,你怎會有這樣的好朋友呢?我聽說他沒有一點人情味!”

“我們是同學,”我解釋道:“他似乎很願意跟我接近。我們經常都喜歡討論,時間一久,自然就成了很親密的朋友。我承認,毛澤東的行為有時顯示出他可能成為硬心腸的人,然而他們卻不能說他全無情感和人情味。”

“好罷,”楊度繼續說:“我看到報紙上說,他的頭發在前額生得很低,他的相貌也十分醜陋。”

“那是荒誕不經的說法!他一點也不難看。事實上他是十分正常的人。”

“他們說他要殺死他的父親。”楊度轉述道。

“毛澤東和他的父親相處並不好,那也是事實。”我表示同意:“但他絕無理由要殺死他父親。”

“我還聽說,他在學校的功課很壞,是否如此呢?”

“整個說來,他的功課不算好,但在國文和文學方麵倒很出色,而在曆史方麵亦不錯。”

“他能寫文章嗎?他的字寫得怎麽樣?”

“在學校裏,作文永遠是他最好的功課,但他的字卻寫得很壞。他似乎不能掌握書法的藝術。他的字總是寫得很大,很不整齊。”

“他在古典文學和哲學方麵有良好的基礎嗎?”楊度進一步詢問道。

“這倒不見得有。他沒有讀過多少古典著作,對書本亦從不肯用心研究。但是他長於討論問題,並且能寫空洞無物的長文章,這是很多學究的習尚。”

“這是我頭一次聽人說到毛澤東的好話。”楊度解釋道:“但是這種話你可不能到處亂說,否則異常危險,更會增加別人懷疑你是共產黨的嫌疑。”

“謝謝你的忠告,”我懇切地說:“我知道我不便隨便對任何人說話,但假定我不能不說時,我也不能說謊!”

“古人說:‘禍從口出’。這年頭,還是少說為妙。當然,在你我之間,我們可以無話不談。”他接著問:“告訴我,你對毛澤東這個家夥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知識、天賦,或才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什麽是才分?”我問:“誰是天才?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就我所知,第一、毛澤東對他所從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規劃,他是傑出的謀略家和組織者。第二、也對敵人的力量估計得異常準確。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聽眾。他確實有驚人的說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說話的影響。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說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則就是他的敵人,就是這樣簡單。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經了解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假定你說他有天份,那麽他就是天才,張獻忠和李自成這兩個流寇頭頭也都是天才。他們的天份是類似的。同樣,劉邦和劉秀這兩位漢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們的運氣差一點,那麽他們也就成為強盜了。因此,任何人皆不能自稱是什麽天才。你在(悼袁世凱的)一首詩中對這個意思表現得十分清楚:‘成功是王候,失敗仍常人。’從古代起,人們便有一個看法:英雄總是喜歡幹擾別人的事情。英雄乃是世間的瘋人。他永遠是禍亂之根。假定沒有瘋子和精明的人物,天下就太平了。”

“現在先不談哲學方麵的問題,”楊度打斷了我的話:“你以為共產主義可以付諸實現嗎?”

“這決定於政府運行的方法,以及國家的政治能力。”我解釋道:“假定對原來的政府,人民感到不安和不滿足,那麽,共產主義就會很快擴展。記得當年六國如何被秦征服的情形嗎?就那一段史實來說,與其說是秦的勝利還不如說是六國失敗更為恰當。同樣的事情可能重演。假如共產黨在中國成功,那一定是由於它的對手犯了當年六國同樣的錯誤。”

後來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我們作上述談話時,共產黨人絕沒有預料到他們會有統治整個中國的可能。



【海生注】據夏衍的文章公開證實:此楊度後來竟然成了地下共產黨黨員。而楊的女婿“郭有守”在抗戰時曾在四川官拜教育廳長,也是中共的秘密黨員,在巴黎替北京做了不少工作。

第四章 妙高峰上竟夕談
第一師範學生的日常課業非常刻板,學生從早到晚的活動安排得非常嚴格:進教堂、入閱覽室、到飯廳以及寢室等等,都須隨著號角的響聲依時而行。

當號角響聲一起,在十個訓導人員的指揮之下,一千多學生就像鴨群一般迅速地集合起來,我和毛澤東認為這種強製紀律是不要的,對之異常反感,便常常不依號角行動。有一個時期,訓導人員對我們大加斥責,但最後還是校長讓步,由於我們都是好學生,行為紀錄甚佳,因而對我們的過錯也就不了了之。

我們當時所以完全不理號角的聲音,主要原因是我們不願意談論中斷。我們認為這種談論很重要,也很有意義,不應該中途而止。

我在前麵曾提到,每日晚飯我們常常聚在一起,沿著江邊一邊散步,一邊不斷的討論。夏天的時候,同學們都到大閱覽室或自修室用功去了,我和毛澤東便常常走出去,到妙高峰的草地上坐下來,妙高峰是約莫兩三百的小山崗,坐落在我們學校的後麵,隻消幾分鍾工夫,便可以從體育場走到那裏,從這座山崗的頂上,我們可以俯瞰學校高聳的建築物,以及嶽麓山的山峰。我們常常夜裏登上峰頂,坐在星月之下,一壁高談闊論,而一壁遠眺長沙城中閃耀的萬家燈火。

我們有一次的談話,我現在仍是記憶猶新。那次吃過晚飯之後,我們像往常一樣,走到妙高峰頂。一壁高談闊論,而一壁遠眺長沙城中閃耀的萬家燈火。我們找了一塊舒服的草地坐了下來。聚精會神地談了一個多鍾頭的時間,然後學校的號角響了,“他們現在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們不約而同地說。後來號角再響,“現在他們要到寢室去了。”半個小時之後,傳來了最後的一次號:“現在他們要熄燈了。”但是我們仍然坐在那裏傾談。倏忽之間,整座學校已被卷入黑暗之中,我們是僅有的兩個尚未就寢的學生。我們的潛離給察覺了。然而當時我們都得意忘形地談論,熄燈後仍留在校外會有什麽後果,根本想都沒有想到。

當時正是袁世凱任大總統之時,我們照例談論報紙上的種種事情,試圖對中國的未來加以預斷。那天晚上的討論我記得非常清楚。“你想想,袁世凱怎樣會對中國的將來有任何影響!”我大聲說“他隻是一名罪犯。那些帶兵的頭頭也不過是他的傀儡而已!”

“但除了袁世凱,又有誰能肩負得起中國所需要的改造工作,”毛澤東說:“康有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已是過時的人;至於孫中山,他雖然是真正的革命領袖,但卻沒有半點軍事力量。”

“要改造中國,必須有嶄新的理想!”

“當然,新力量是需要的。”毛澤東附和著說。

“在改造國家的過程中,每一個公民一定要加以改造,每一個人都必要磨礪他自己。”我說。

“那要把很多人結集起來,規畫出一個共同信奉的堅定理想,”毛澤東解釋說:“我們兩就能夠做任何事!”

“不,我們兩個人是不夠的。”我回答說:“一定要有很多人,和我們有同樣的想法的人。我們兩個必須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我們的同誌。”

“第一步,我們先考慮我們的同學。他們大約有一千人,看看其中有多少位可以參加我們的組織。”

“我們一定要選擇最優秀、最精幹的,”我說:“隻選擇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人。”

“誰最精幹,我們都知道,那太容易了。”毛澤東說:“他們的行為我們都熟悉,但要想知道他們的理想卻並不簡單。”

“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的方式和他們討論問題,然後我們挑選那些最優秀的分子。然後,我們再分別和每一位作個別談話。”我提議說:“譬如,高級師範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們都清楚知道,他和我們有共同想法。再和熊光祖、陳昌和陳紹修等三人,我相信他們都會成為我們第一批會員。在低年級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麽,你可以設法挑選。”

毛澤東表示同意,說:“是的,現在我心目中確有一兩個人,可以設法和他們談談。”

我們繼續討論我們的計劃,我接著說:“從學校千名左右的學生中,開始時我們隻可選擇十個人。當然可能還有很多人值得挑選,但這種選才工作必須異常謹慎。萬一在千人之中十個人都找不到,那當然非常糟糕。我們可以把這十個人作為核心,建立一個社團,等第一批人組織起來之後,我們再著手吸收更多的會員。”

毛澤東提議道:“團體一定要有個好名字,而且一定要有規章!你何不動手擬定一些規章呢?”

“這個團體既以研究為宗旨,我們可以把它稱為新民學會。”

漫漫長夜,我們繼續討論。“我認為團體應有三個宗旨,”我提議說:“第一、在會員中鼓勵良好的道德行為;第二、交換知識;第三、建立緊密的友誼。”

“我認為你應該起一個詳細的草稿,然後我們再重新詳加研究。”毛澤東說。

於是我們周詳地討論應該如何為團體吸收新會員的問題,最後我們決定,本校既無更多可以選擇的合適對象,我們便應該到外麵去找。這當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種種可行的方法。

最後,我們決定把宗旨摘要寫出來,闡明我們的救國之道以及建立團體的原因。我們認為一定要寫得清楚簡明,然後分寄到其它學校的學生會社,請他們加以考量。凡同意我們的原則及宗旨的,就寫信給我們,由我們先去拜訪,討論商談後,再決定入會與否。

毛澤東動手起草一封信,準備付印後分寄到長沙各中學。那封信很簡短,大意是:

“今日我國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政府當局無一人可以信賴。吾人擬尋求誌同道合的人,共同組織團體。團體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勵及改造國家。凡對此有興趣之同學,皆請惠賜大函,俾能約期私下聚談,以再作進一步之計劃。”

這是一封相當大膽的公開信,我們深怕會貽人笑柄,因此我們考慮到,在那封信上簽署我們的真名字,並非是聰明的辨法,於是我們使用了代名,毛澤東的代名是 “二十八筆”。因“毛澤東”三字合起恰巧是二十八筆,這或許是一種先兆,因為“二十八筆”一詞,後來不止廣泛地被用作中共的代名詞,而且,共產黨之 “共”,也像二十八的樣子。

毛澤東起草這封信的初稿時,我則著手草擬新民學會的章則。分別完成之後,我們又交換審閱,作了若幹修正和建議,此時,天已破曉,忽然之間,響亮的號角自山腳下升起,已經是次日早晨了。那是起床的號聲,於是我們走下山崗,返回學校。我們改造中國的第一步工作計劃,花了一個整整的通宵。

第五章 新民學會:中國共產主義的胚胎
新民學會是毛澤東和我在一九一四年發起的。最初,隻是精選品格良好,和我們誌同道合的學生所組織起來的團體。它的宗旨簡單說來:

就是每個人自策自勵,增強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學問,以及改造中國等等,絕未表示任何政治主張,亦不隸屬於任何政黨。不過,後來毛澤東和學會一些別的會員卻發展了攻治野心,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現在北平的很多高層領袖,都是昔日新民學會的會員;而另外一些有學術興趣富於理想的會員,則依然是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理論在中國知識分子間引起廣泛興趣之時,新民學會便已有這種運動的核心人物,因此,新民學會可以稱得為中國共產主義的胚胎,中國共產主義的胚胎這個稱謂我認為最為恰當;雖則若幹年後,另外有些不同的語詞出現,然而新民學會仍然是主要的核心。

我記得很清楚,那年春天我草擬好新民學會會規,該規章僅有七款,都非常簡明。毛澤東看過之後,未加任何評論。於是我們又把打算提名為發起人的會員,對他們的品格重新審核了一番。我們都同意這些人都是一時之選。一共是九個人,再加上我們兩個發起人,總共是十一人;然而在青年人的一股衝動下,我們卻自命是十一個“聖人”,以實現時代使命自況!同時,也認為我們彼此是誌同道合的兄弟,大家都能互相尊重。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們十一個人在第一師範的一個教堂中聚會,在莊嚴的氣氛下舉行了第一之會議。我把印好的新民學會規章分發給每一個人,並請與會者提出建議、問題和評論。但沒有任何新的意見提出。每人交了極少數目的會費,我被撰為頭一任秘書。我們決定不設會長之職;於是會議宣告結束。如此這般,便是新民學會的創生了。雖然沒有人發表演說,然而一種更密切的關聯卻在我們十一人之間建立了起來,我們為了從事運動,我們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和熱情,獲得了新的力量。都感到從現在起,我們的雙肩上增加了一種新的責任。

在會議席上,毛澤東一句話也沒有說。對於我們的宗旨以及會員所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都非常清楚;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表現切合實際的作風,而不應空談高論。新民學會的會員中,隻有一個是習於為講話而講話者,那便是陳昌,他以發表冗長的演說著稱。我們這位陳同學是瀏陽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和我相遇,我們變成了好朋友。不過在新民學會成立大會舉行時,甚至陳昌都沒有發表演說。他後來成為中共早期的組織者之一,在一九二八年為國民政府所槍殺。

新民學會成立後,大約每月開會一次,我們的集會雖然不是秘密舉行,但也盡可能減少別人注意。原因是,我們選擇會員有嚴格的限製,那些沒有被邀參加的人,很難避免他們不妒嫉或覺得受漠視。在那段時期中,我們必須處理的大問題,是怎樣吸收我們心目中認為夠標準的新會員。一個新的名字提出後,須全體會員投票決定是否接納,如有一人投票反對,那個提議中的準會員即拒於門外了。因此,人們要取得新民學會的會籍,須得全體會員百分之百的支持。

楊懷中先生已經知道新民學會的成立,也知道我們選擇會員極為嚴格,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從熊光祖和陳昌兩個人那裏聽說,長沙有陶斯詠、任培道和向警予等三個女學生,似乎完全合於我們的規定,而且她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後來在一次會議中,我把她們三人的芳名提出來,獲得全體無異議通過。

陶斯詠、湘潭鄉人,是我一生認識的人中最溫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參加了新民學會,約在六年之後,和毛澤東在長沙合開了一間書店,取名“文化書局”。他們當時深深地相愛,但由於彼此的政治見解不同,後來她終於離開了毛澤東,另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學校,名叫“立達書院”。她大約在一九三二年去世。她是新民學會的第一個女會員,也是頭一位反對共產主義的會員。

向警予是另一個動人而聰慧的故娘。她的文筆優美,書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賦的講話才能。她天生一幅動人容貌,不加修飾,美貌之極。她對朋友溫暖親,有如兄弟姊妹。在“勸工儉學”計劃的資助下,她於一九一九年去了法國,在那裏與蔡和森墜入愛河。她是新民學會第一個接受共產主義的女會員。我在前麵曾經提到,她是在漢口法租界被逮捕,當時我曾請求法租界當局拯救她的性命,但結果她終於被國民黨的軍隊所槍斃。她雖然成為共產黨員,但我對她的尊重毫不稍減;她那悲刻性的結局,曾使我深受感動。

第三位姑娘任培道,湘陰縣人,是一位極不尋常的優秀人物。這三位小姐宛若姊妹。和陶小姐一樣,任小姐也及時拒絕了共產主義,長沙高級師範畢業之後,她去了美國,在一家美國大學繼續深造。回國之後,她擔任過很多學校的教員和校長。現在她除了是台北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之外,並且在那裏擔任教授職位。

這三位小組成為新民學會會員之後,我曾提議也應該邀請蔡和森的妹妹蔡暢入會。但其她人,包括她的哥哥在內,都不同意,認為她太年輕,才十五六歲,剛進中學。幾年之後,她去了法國,終於在那裏成為新民學會會員。她是中共婦女組織的領袖之一。我們對她那種堅定的性格以及為人信誠,都很讚賞。由於我們尊重和愛戴她的母親和哥哥,因此我們便都管她叫“小妹”。事實上,我們亦確把她當作自己的小妹妹一樣看待。

在我最早的照片集中,雖然失落了一千多張,但至今尚保存一部分,其中竟還有向警予和蔡暢在內,是在當時全體合攝的。

一九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時,新民學會的會員已經超過百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之間,我和蔡和森在法國吸收了約三十人左右,但毛澤東在長沙所吸收者竟達百人之多。他主要的興趣在於建立堅強的組織,對新會員的道德行為和思想方麵,卻不甚注意;而會員的道德和理想正是運動初期我所堅持的。他當時的做法非常公開,也很積極,凡是和他有相似想法者,他都來者不拒。他沒有把理論轉化為行動的耐性,但卻著手出版一種報紙形式的學會通訊。我有很多信都被選登在上麵發表,包括我反對以俄羅斯共產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手段那一封在內。直到那時為止,新民學會仍是一個聯合體,所有會員都有充分自由表示其政治見解。

一九二○年,分裂的現象開始出現了。毛澤東所領導的那些熱中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所有非共產黨的會員,除我之外,都不知道這暗中進行中的事情。因為毛澤東把有關新組織的一切都告訴了我,並且希望我也能參加。當時毛澤東蠻有信心,認為我絕不會出賣他們,雖則我對他們並不表讚同。

新組織裏麵的人都把我當作老大哥。由於他們都很認真地諦聽我所講的話,因此,毛澤東當時頗為恐慌,深怕我動搖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但他畢竟未敢因此而向我公開抗議。當我不在那裏時候,他確曾告訴他們,說我雖然是值得尊敬的人,並且是他的好友之一,但有布爾喬亞思想,我不是普羅階級分子;正由於這樣的原因,所以我不步接受共產主義雲雲。

有一天,發生了一件深饒趣味而且頗有意義的事,這件事顯示了我們兩人之間的分歧。被我們稱為“何胡子”何叔衡,比毛澤東和我約大十歲。他和我們雖然都是朋友,和我的交情似乎還較近一些,由於我們同在楚怡學校教過兩年書。那天他告訴我說:“潤之曾經在會員前麵秘密批評你,說你是布爾喬亞,你不讚成共產主義。他真正的用意,是不讓他們對你有信心,隻跟隨他個人走。”

後來我把何胡子的話告訴毛澤東,他聽了之後,立刻承認。我問道:“你為什麽說我是布爾喬亞呢?假定我說過不讚成共產主義,那麽,你知道,我所不讚成的不過是俄羅斯共產主義而已。如你所知,我很喜歡共產主義的原則,我並且相信,社會主義亦應漸漸轉化為共產主義”毛澤東一時閉口無言,何胡子卻高聲大笑起來,“蕭胡子,”他嚷道“當你不在這裏之時,潤之叫我走一條路,當潤之不在這裏之時,你又勸我走另一條路;當你們兩個都不在這裏的時候,我不知道走哪條路好;現在你們兩個都在一起,我仍然不知道走哪條路好!”何胡子的話引起了一陣大笑,但他所說的亦是事實。何胡子雖然是以詼諧的口吻,說明他自己的情形,但實際上他確是不自覺地做了所有會員的代言人。因為當時的新民學會,顯然有一 部分人陷於歧途彷徨之中。不過何胡子是唯一坦白而誠懇地公開說破兩位領袖的意見分歧,這種意見分歧終於造成以後的分裂。

第六章 學校放暑假了
暑假就要開始了,布告欄上貼出了一張布告,這振示各班的功課業已考試完畢,我們將獲得兩個半月的假期,全體學生可望在三日之內離開學校了。

每個人都動手收拾行,笑容滿麵地準備回家度假。書籍都自教室中搬了出來,裝在箱子裏;巨大的行李房中,這類箱子數以千計。在這兩天之中,學生的情緒異常興奮,不斷地進進出出,把那間大行李房弄到有如海關的大辦公處一樣。人人有說有笑,喧鬧異常。功課考完之後,每個人都生活於放假的氣氛之中。“你寫信給你的太太了嗎?她知道你就要回家嗎?”“你的未婚妻會來看你嗎?”諸如此類的話,終日可以聽得到。

最後,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我的教室。我的書籍、筆、墨、文具等等,仍然擺在桌子上,我的書籍還是塞得滿滿的。毛澤東進來找我,他看到我還未動手收拾,便坐了下來,問道:“旭東,你什麽時候回家?”

“我決定暫不回去!”我答道。“你真的打算留在學校嗎?你上個月和我談到,我還以為你是說笑呢。”

“不是的,”我說:“我決定先在這裏停留一兩個月,然後再回家去住上一二十天。今後的兩個月,學校一定很安靜,我可以在這裏做很多功課。”

“你這兩個月裏的計劃如何?打算做些什麽功課?”

“我打算把下學期的代數、幾何、英文和地理等課目,自己先做一番研究 ,此外,我還打算讀點哲學的東西。”

“我知道了,那麽,校長準你留在學校裏嗎?”

“準的,我昨天曾經去看他,告訴他我的打算。他表示這本來是違背校規的,但由於我要認真讀書,因此他也同意了。他告訴我,在暑假期間,門房和四個校工會留在學校;因此,我不會感到寂寞。他說他會告訴校工和我住得近一些,以便對我加以照顧。廚子也要有一兩個留在學校,我的膳食也有人料理。但是我必須自付膳費,學校不能負責任何額外的開支。”

“聽來很不錯呀。我也願意和你一起留下來,你以為如何?”毛澤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自然很高興,當即說道:“快去見校長。假定你喜歡的話,我願意和你一起去,這樣可能對你有幫助,有一個好友作伴,和我一起住在這裏,那是再好沒有。我很希望你能留下來。”

“但是請你告訴我,”毛澤東有點猶豫:“你要給廚子多少夥食費?”

“兩塊半錢一月。每餐一菜一湯。”

“兩塊半錢!那就是說,兩月需要五塊錢!”毛澤東吃驚地說:“這太多了!”

“不,不多。我認為很便宜!但是,你不必擔心花費的問題。假定你錢不夠的話,我可以借給你。走,現在我們快去見校長。”

我們一起去見校長,他對毛澤東的請求毫無異議地接受。其他的學生聽說我們要留在學校,其中兩個也要一起留下來。又要求我和他們一起去見校長。校長也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因此,在那年暑假中,我們四個人繼續留在學校。

我對那兩個同學雖然很熟悉,但他們和毛澤東隻不過泛泛之交而已。我和毛澤東都認為他們非常平凡,沒有被挑選為新民學會會員的資格。

夏天天氣非炎熱,因此下午根本不可能做什麽事情。我們都是早上看書,中飯之後,則作閑談,但有時熱到連閑談也感到吃不消。溫度之,我們即使坐在那裏不做任何事情,也會汗流夾背。

我們幾個人早上的工作各不相同。我從英文、代數開始,而毛澤東對這些則毫無興趣。他甚至根本不想去提高研究英文和數學的興趣。他花費大部分的時間閱讀古典文學和曆史。其餘的時間,我常以寫字來排遣,但毛澤東的字卻寫得非常惡劣,他從來不設法把他的字寫得好一點。

毛澤東留在學校的原因和我不同。他在家裏全無溫暖可言,假定他這個時期回家去的話,他必須在田間幫助他的父親收割莊稼。田裏的工作,對他來說,比最初他離家時更覺乏味。但在這裏他僅有一雙鞋子,已經破得不像樣子,兩隻鞋的底子都已經磨穿;因此,為了弄一雙新鞋,他至少須在稍後的時間回家一次。

那個時候,學校所有學生幾乎都穿著家裏做的鞋子,穿著鞋鋪做的鞋子的絕無僅有。穿鞋鋪做的鞋子乃顯示不必要的浪費,目的不外是向人誇耀而已。因此,凡穿著這樣的鞋子,其人總是被人瞧不起。那另外兩個留校學生,有一個穿了一雙很漂亮的鞋鋪做的鞋子。對我來說,這種鞋子反不如毛澤東所穿的那雙破鞋有價值。那位夥伴發覺我們對他鞋子的觀感,即不再穿,毛澤東的那雙破鞋反而獲得了實正的榮耀。

我們隻有幾個人,就更顯出彼此性格的不同。我覺得保持我的書桌、書籍和房間盡可能的整潔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而且這也是我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性;即使沒有人天天要來檢查,我也是如此。然而,另一方麵,毛澤東的書桌卻永遠是亂七八糟。這在我們的書室裏也並無兩樣。我的書室永遠是整潔,而有次序,毛澤東的書室則是一塌糊塗,他從未想到要來一次灑掃。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向他說:“大英雄如果不能治理他自己的房間,怎樣能夠治理天下呢?”

毛澤東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著治理天下,就沒有時間來治理房間了!”

暑假期間,學校沒有熱水供應,因此,每個人必須到廚房去燒自己所用的熱水。我每天洗澡一次;但在那樣的大熱天,毛澤東卻經常數日不洗澡。他抱怨我洗澡洗得太勤了。“真是不必要的麻煩!”他說。我常用下麵的話來反駁:“潤之,你的汗臭太難聞了!”那是真的。但他置若罔聞,而且完全不以為意。我對他的勸告絲毫不能改變他那邋遢的習性。起初我們四個圍坐一桌子吃飯,可是過了不久,那兩個學生卻移到另外一張桌子上去了。當時毛澤東完全不明白他們為什麽會忽然作這樣的決定!

毛澤東不僅對自己的不清潔洋洋自得,並且對我喜歡愛整潔的習慣大加反對。我在飯後,總是刷牙一次,他卻譏笑說:“吃過飯之後,就必須刷牙麽?這是富人子弟的典型習慣!你是個十足的紳士,是嗎?”於是他送我一個“富人子弟”的綽號。後來他又叫我“布爾喬亞”,但在那時他還不認識這個名詞。對他來說,毫無疑問,清潔及表示布爾喬亞的習性。但是我卻看不出來,屬於無產階級或共產黨的人,為什麽要在這些事情上妨礙別人的自由意誌,或強迫別人過不清潔的生活。

在學校裏,我們必須自己洗衣服。我非常喜歡這種工作,因為這可使我們的讀書生活得到調劑;但毛澤東對這種工作非常厭惡。我們彼此之間的性格、背景和生活習慣雖然這樣的不同,我們也常常毫不猶豫地互相批評,但是我們都從來沒有真正的吵過。事實上我們彼此雙方都很欣賞,並且覺得必須相互尊重。彼此批評一陣之後,我們總是以大笑來作結束。我們都喜歡開玩笑,因為可以藉此得到鬆弛和調劑。

這些小意見上和習慣的的不同,並不妨礙我們嚴肅的討論。每天下午我們都有一段長談,通常都是沒有特定話題,而以當時所發生的事情為談論中心。特別是討論我們在報紙上所讀到的新聞。

我們對德國談論得很多,因為當時,中國人對德國日本懷有特別的敬意,雖則我們已經體驗到日本也摹仿德國。毛澤東當然崇拜俾斯麥和威廉第二,但是我對這兩個人所表現的性格卻絕無好感。關於這兩個人我們曾發生若幹次的激辯,這種辯論最後總是又把我們引到中國的教育製度問題上去。

第一師範,認為教育宗旨最重要。大禮堂入口處的橫匾上,寫著麵幾個大字:“德、智、群、美”這是民國元年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宗旨。但所謂群育,往往是摹仿了德國和日本。毛澤東認為這一點最值得讚賞。我卻不表讚同。我說:“蔡元培的宗旨雖然很有道理,我卻認為平凡得很。其中隻有美育一點比較新穎。當時蔡元培曾就這個問題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題名‘以美學代宗教’。”

“但是,”毛澤東堅持說:“群育比什麽都重要,假定國家弱的話,講美學又有什麽用呢?首要的事是克服我們的敵人!與美學教育又有何關係呢?”

“在古代的詩、經典和音樂中,德性的完美是最著重的。那也就是同樣意思。”

“假定民族衰弱的話,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毛澤東反詰道:“最要緊的事是強盛起來。一個人要能夠以力量征服別人,能征服別人即表示這個人有德性。”我們的基本觀點是這樣的不同,然而在我們歡快的熱忱的青年時期,我們又哪裏知道這種不同的深度呢。

第七章 修業學校和楚怡學校
當時長沙還有一間叫明德的中學,但以修業和楚怡兩間聲譽最好。一九一五年,我在第一師範畢業之前兩個月,便應聘到修業學校任教。在那裏隻教了一個學期,我便轉到楚怡去了。

我是一九一六年正月開始在楚怡任教的,連續在那裏教了兩年多的時間。

那一年第一師範的畢業生中,我是唯一受聘到這些中學任教的,在同學的心目中,這是很高的榮譽。毛澤東對此事的印象甚深。有好幾次我很清楚的看出來,他對學問和靈智懷有很高的敬意,雖然他固執地強調軍事教育。在我任教時期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即:自修之道、中國的改革、以及課本和最近的新聞。

毛澤東對教員生活頗為好奇。我應聘到修業學校任教後不,有一天他問我道:“你教多少學生?”我說我任級主任的那一班,共有五十八個學生。

“你要照顧五十八個學生,又怎樣還有時候教書呢?”這是他要知道的。

“每個級主任都必須同時教課,”我解釋道“我現在所教的幾門主要課是國文、修身和曆史。”

“你每個禮拜教多少鍾點?”我從表情上可以看出來,他很有興趣要知道這些事情。

“每個禮拜我教十二小時,另外還得批改國文卷子。我的學生每周作文兩次。還要備課呢。”

“這就是說,除了教課之外,你每個禮拜還要批改一百十六本作文卷子?”他問道。

“是的,改過卷子之後,我還須向每個學生分別解釋所批改的要點。”

“學生為什麽一定要每禮拜做兩篇作文呢?”這他也想知道。

“因為這對他們是很好的練習。”

“你太理累了!”毛澤東說。

“教員雖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我在其中也找到樂趣。這當中也有刺激和挑戰。並且學生都很喜歡我,我也喜歡他們,這是最重要的。在學校裏我們就像在大家庭中一樣。你看著學成長和進步,是非常快樂的事情。”我向他解釋。

“我認為教育製度應該改革。教員工作太辛苦了!”毛澤東堅持著說。

“教員的待遇的確很好。”我耐心地說下去:“經費有限,不能聘請更多的教員。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每人都必須教好幾門課。我對工作很感興趣。”

就在同一天,約莫是在夜半,毛澤東剛剛離去後不久,學生宿舍忽然起火,火勢很快蔓延到教員宿舍,造成慘重的損失。我的箱子和被蓋都燒毀了,幸喜書籍被搶救了出來。

第二天毛澤東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消息,當天下午就來看我。

“這次大火你的損失很重嗎?”他很關切地問道:“不過,我想學校會賠償教員的全部損失的。”

“不,學校不會賠償教員任何損失。”我答道,並且告訴他我損失了什麽。“不但如此,”我繼續說:“今天早上,校長召集全體教員,要求我們捐出若幹薪金,以補償學生的損失。你知道,有些學生是很窮的。”

“但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這樣要求太過分了!你們一定要起來抗議!”毛澤東情緒激動,嚷著說。

“那也沒有什麽關係,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我說:“這學期現在剛剛開始,我還要接著教五個月的書,然後再決定是否繼續在這裏教下去。”

這樁不幸的事件過後不,毛澤東又來看我,他問道:“你覺得做教員很有趣嗎?”

“是的,”我說:“我感到很有趣。隻要你一旦習慣了,就永遠不會感到厭煩,我告訴你日前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的,你說,那是怎麽一件事呀?”

“我記得我告訴過你,我班裏有幾個比我年紀還大的學生,他們很明顯的對我表示不滿。因為他們極不喜歡有一位比他們年輕的教員。每次上課之前,他們在黑板上寫些刺激我的話,但我總是假裝沒有看到,這種事經常發生。”

“是的,”毛澤東同意道:“最好是裝沒看見,不要理會這些事情。”

“我從來沒有處罰過他們。”

“但是,他們寫過每辱性的話嗎?”毛澤東急於知道。

“那倒沒有。有時候他們從書本找些極艱深的字句要我解釋。我頭一次上課時,他們看我這樣年輕,極感驚訝。教務主任向他們介紹時,告訴那些學生說:‘你們不要因為蕭先生年紀輕,而有錯誤的印象,我今年已經五十歲了,但在國文修養方麵,仍得認蕭先生為老師。’這些恭維的話,使班上大多數學生恢複了對我的信心,課堂上的氣氛頓時安靜了下來,但那幾個年齡較大的學生,總是想盡辦法給我找難題。幾天之前,他們的機會來了。”

“教務主任這樣來介紹你,確是很好。”毛澤東加了一句評語:“請你繼續說下去,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一位學生死了,同學要舉行追悼會。他們雖然知道我會寫文章,但是撰寫挽聯之類,那些主事的學生們認為我根本不懂,因為這經常是由經驗豐富的老學者來做,他們都善於運用古典文字。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在全校師生麵前出我的醜了。”

“你既然是他們的國文教員,假定他們請你做的話,你自然不能拒絕。好在你對撰寫這類東西確有過人的才能,不會被難倒的。”毛澤東回答說。

“但是你卻不知道他們怎樣來進行這件事情。僅在前天上午十一點鍾,當我上完課,在教員休息室休憩的時候,四個這些年齡較大的學生就進來看我。他們先向一鞠躬,然後其中一個開口說道:‘老師,我們的任同學死了,我們要開追悼會。希望送一對挽聯,但是我們都不會做,請老師替我們寫一副好嗎?’

“我當然感到很驚奇,但在另一方麵,對他們的請求,我也感到很高興,但我一直沒有聽說他們打算舉行追悼會的事情。‘很好,’我說:‘你們什麽時候要呀?’他們好像預先演習過一樣,異口同聲回答道:‘追悼會在今天下午四時舉行。’當時我立刻察覺,這是他們的一個陷阱,但已經太遲了。他們已經用盡心思,故意要整我。撰寫挽聯的事,他們本來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前告訴我,但他們卻要拖到最後一刻,讓我到時候什麽也寫不出來,好大大地丟一次醜。不過,我如責備他們,是毫無意義的;假定我不想鬧出什麽笑話,那麽,我隻有利用這僅有的時間,作出一副真正好的挽聯。我問他們‘你們和任同學是什麽關係?’

“他們回答說,他們和任君隻是同學,但任君卻來自同縣同鄉。我告訴他們說,我必須利用這一刻的時間把挽聯做出來,他們可以先行離開。但他們還有話說。‘老師,’他們請求道:‘還得請你用你的書法替我們寫出來,不要晚過下午兩點鍾。因為在三點鍾之前,我們必須在大禮堂把一切都布置好。’我盡量抑製自己,對他們不要表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告訴他們說我當及時完成。

“他們離去之後,我在教員休息室的沙發上坐了下來。我的腦子是空白的,我從窗口注視鵝毛般的雪飄,厚重得似乎要把學校壓塌似的,一種淒清的氣氛籠罩了大地的一切。這種情景,驟然之間使我想到了第一句:‘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懸涕開霜雪。’”

“上聯非常精彩,”毛澤東說道:“但下聯總比上聯更難做。”

“是的,寫出上聯之後,我的腦子又空白了,一時我真不知道下聯怎樣開始。半個小時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想不出來。我開始感到愁悶和煩惱了。時間太短促了。中飯過後,下午一點鍾時,我還要上課;因此我隻剩下一個半鍾頭的時間,而我必須真正的好挽聯,在這有限的時間想出下聯來。當時我正要進廁所。我常常會在那裏得靈感,這次廁所之神又向我微笑了。我果然得到了靈感,寫出了下聯:‘長其才而短其命,蒼昊不仁握死生。’我對下聯感到非常滿意。”我說。

“你應該感到滿意,的確太精彩了!”毛澤東驚歎道:“後來你學生怎樣說呢?”

“恰恰在下午兩點鍾的時候,四個學生又一起來,後麵跟著一群看熱鬧的學生。他們盡量裝作挽聯已及時完成而他們並不感到驚奇的樣子。其中一個說:‘請老師快替我們寫罷!’我問他們墨和挽聯布是否已經備妥。‘墨已經磨好了,’他答:‘但是布還沒有準備好,因為我們不知道每聯字數有多少。’

“‘每聯十四個字,’我告訴他們:‘你們趕快一點,把布上的線打好,快,快!’於是他們急忙把白布弄好,我隨即提筆寫了出來。他們向我道謝之後,便趕往大禮堂懸掛。”

毛澤東問我,在那天的追悼會上,是否還有其他真正好的對聯。於是我再告訴他故事的下半部。

“到了下午三點鍾,各班都停了課,使追悼會能在四點鍾舉行。約莫在三點多鍾的時候,我到了大禮堂。那是很大的房子,四壁懸掛著約莫兩百副挽聯。人人都在那裏審閱,並且加上評論。王大胡子也在那裏。我們所以送給他這個綽號,由於他長了又長又粗的黑胡子之故。在科舉考試時,他曾得過很高名銜。他是學校的首席國文教員。當然,他被認為是全校文學方麵的最高權威。進入禮堂後,我遠遠地看到他正閱讀我寫的那副挽聯,他身後還圍著一大群學生。他向那些學生加以解釋,接著他高聲朗誦了起來,在韻律的襯托之下,有如唱歌。他朗誦完畢之後,轉身對那些學生說:‘好,太好了。誰做的?’這時有一個學生看到了我,於是王先生領著一群學生向著我走過來。他感情激動地對我說:‘太出色了!太出色了!‘無疑問是所有挽聯中最出色的一副。值得讚賞。’”

“學生們臉上所表現的驚異之色最是有趣。接著校長走過來向我作親切的道賀。四點鍾之時,追悼會開始了,由校長主祭。追悼的儀式過後,他開始演說:在演說中,他再次稱讚我的挽聯。當他說話的時候,所有的學生都不住的看我。那情形好像集會並非為了追悼死者,而是給我一個榮譽似的。追掉會結束後,王先生握著我的手首先走了出去,校長亦跟著出來。當時我感到宛如獲得一個偉大的文學學位一般。”

“你可以想像得到,後來那些年齡較大的學生不再找我的麻煩。”

我說:“他們對我都很尊敬,無論是在學校內外,他們遇見我都鞠躬為禮。在教室他們也很安靜,情形有如在教堂一樣!”

毛澤東靜靜地想了一會之後,說道:“我能夠了解,讓學生相信教員一切所說的,一定是十分困難。但對於一位教員來說,在學生中建立信心是異常重要的。”

時間如飛過去,很快就到了學期的盡頭。有一天毛澤東的表叔王先生問我在修業學校是否愉快。我告訴他說,我對工作雖然感到愉快,但很疲勞,現在還沒有決定下學期是否繼續在那裏教下去。他對我說,楚怡需要一位好國文教員,他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請,到那裏去任教。這問題讓我考慮了好一段時間,鑒於楚怡是出色的學校,我終於決定接受王先生的邀請。

第八章 叫化生活
一九一六年正月起,我開始在楚怡中學任教。翌年,近三個月長的暑假即將來臨之時,我感到生活上需要一種變化了。及決定以叫化生活來消度漫長的暑天。

我深為叫化生活所吸引,因為我一直沒有過過那種浪蕩的生活,而自少養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難,也可以藉此克服。在中國以至整個東方,大體上說來,從很古的時代起,一直認為乞討也是一種行業,不似西方那樣視之為一種貧困的標記。身無分文而到處旅行的生活是很夠刺激的。

當時毛澤東仍在第一師範讀書,常去找我聊天。

有一天他說:“暑假就要到了。你的功課什麽時候結束呀?”

“我們現在正在舉行考試,再過一個禮拜,暑假就要開始了。”我回他說。

“我們離放暑假還有兩個禮拜。”毛澤東接著說。

“你是否打算像去年一樣,在暑假期間仍舊留在學校呢?”我問道。

“今年暑假要怎樣過,我還沒有任何打算。”毛澤東回答道:“你有什麽計劃呢?”

“今年暑期我有一個新計劃。”我告訴他道:“我決定做一段時間的乞丐。”

“做乞丐?你說做乞丐究竟是什麽意思?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麽要去做乞丐呢?”他連珠炮似地問道。

“是的,我要做一個叫化子。身上一個錢不帶,去作長途旅行,吃和住的問題,我打算用乞討的方式來解決。我希望過一段最有趣味的假期,去看很多有趣的地方。”我解釋道。

“我仍然不明白,”毛澤東繼續說:“假定你找不到任何人去向他求乞,或者人們根本就不理你,你又怎樣活下去呢?你當然不願挨饑抵餓罷。”

“那正是最有趣的一點,”我說:“我要測探人們對我的反應。你認為叫化真會餓死嗎?”

“不,當然不會。乞丐倒像是很少挨餓的。”

“不僅如此,他們還是生活最幸福、最自由的人呢!‘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你記得這句話嗎?現在請你告訴我,他們為什麽要這樣說呀?”

“為什麽,那是因為做官的人身有重任,而叫化則一身輕鬆。”

“是的,不僅如此。”我解釋說:“做官要受種種約束,而叫化則完全自由。我過過那種自由自在的叫化生活,你知道那種生活的滋味如何?”

“不知道,然而我也能像你一樣想像得出來。”

“但是,我可不是想像呀。我真正過過叫化生活。”我說。

“你是說你真的做過叫化嗎?”

“當然了。你還不知道那件事,我一從沒有告訴你我生活中的那段插曲麽?”

“請你講講,那個故事。”毛澤東道:“那一定是很有趣的。”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在不同的情形下我做過兩次乞丐。在那以前,我曾經想過叫化的自由和幸福,便決定在生活上作了一之實際嚐試。我頭一次的叫化生活隻有一天,但第二之就有三天久久。

“在頭一次的叫化生活中,我一早出發,走到鄉下,感到饑餓的時候,我就開始乞討了。頭一家人家給我的飯不夠吃,於是我又轉到第二家。第二家的飯不清潔,於是我又跑到第三家,這一家讓我盡飽而罷。吃過之後,我開始往回走,到天黑之時,我又餓了,於是我又討了一些米飯。我終於在月亮出來之時回到家中。”

“但人們看到你的時候,他們真的以為你是叫化嗎?”毛澤東問道。

“注意他們的反應確是很有趣的。有些人很冷淡,對我全不理睬。另外有些人問我識不識字。很明顯的,他們以為我是‘送字先生’(送字先生是一些窮書生,以廉價字畫去換衣食的人)。不過,我隻簡單地說我沒有錢,又沒有任何東西吃因而挨餓。有些人極表同情,當我吃東西的時候,他們就和我聊天。有一家給我一滿碗飯,此外還給我一個煎蛋和一些青菜。那家長是一位老太太,她有兩個兒子,都在城裏讀書。她三番四次地問我,為什麽會弄到這樣窮困而至乞食的田地。我和那老太太作了一之非常有趣的談話,因而使我對社會心理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那的確很有趣呀。可惜你隻過了一天這樣的生活。”毛澤東說。

“是的,這就是為什麽後來又走出去三天的緣故。這一次比頭一次還要困難,原因是我必須找地方睡覺。”

“那麽,你怎麽樣去求得過夜的地方呢?”毛澤東問道。

“為什麽不能夠呢?讓我告訴你罷。那是夏天,夜間並不很冷,並且還有月亮。那是非常奇幻的經驗。我緩緩地走過荒林,世界上似乎隻有我一個人了,在一種靈虛的境界中,沒有阻礙,沒有煩惱,而完全自由自在。日常生活中的繁囂都遠遠離開了並且忘掉了,隻有藍色的天空、星河和明月與我為伴。以往我從來不曾經驗過這樣寧靜和孤離的感覺,因此,我決定通宵達旦地漫遊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時,我倒在一塊河岸的草地上,呼呼大睡了起來,一直睡到日中。就又再起來乞討。第二天晚上的夜色特別陰暗,沒有月亮。不一會我走到一座高山之前。當我在山腳下行走的時候,我看到一塊巨石,聳立在高處,遠處漆黑一片,比當時的天色黑。那漆黑的影子和怪異的形狀使我開始恐懼起來,當時我的心情就不似頭一天夜裏那樣愉快了。”

“可是,你不怕山裏的老虎和其他野獸嗎?”毛澤東問道。

“我當時一感到恐懼,馬上就聯想到我從前所聽到的出中猛虎的故事來,想像著有一群老虎真正的圍著我,虎視眈眈。我站在那裏,想著是繼續前進呢或是往回頭走,正在猶豫莫決之時,忽然看見遠處一家人家的燈光,於是我便朝著那燈光走去。燈光是從一座農舍的窗子中透射出來的。一覺得有人家存在之後便安心了,於是我便加快腳步。抵達那裏之後,我敲打那家農舍的大門,不一會,從門縫中看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手拿著一盞油燈走過來。

她從門縫瞧著我,但不把門打開,隻問我有何貴幹。我告訴她我是個叫化,因為迷了路,需要找個地方歇宿一晚。她向我注視片刻,隨即轉身向後麵房中走去。我猜想到,在黑夜中她不敢開門讓一個自稱叫化的人進來,因此回去叫她的父親。不一刻工夫,一個手提燈籠的老人走了過來。他先問我是何許人,從哪裏來,又問我是孤身一人或有其他同伴沒有。我的回答似乎令他感到滿意,於是他把大門打開,讓我走了進去。我們走進一間大房子之後,他把燈高高舉起,從頭到腳仔仔細細地把我打量了一遍。我也以同樣神情把他打量了一遍。

他顯然是一個農人,約莫五十歲年紀,頭發幾乎已經完全脫落,隻有幾根稀疏的小須。他向我溫和地笑了笑,從他的這種笑容中,我知道他已經斷定我不是什麽危險的人物了。我轉頭過去看站在桌前的那位姑娘,她梳著一條辮子,身穿一套藍布褲掛。從她那給太陽曬得黑褐色的皮膚,可以一下子看出來,她是常常到田間工作的。不過她的眼睛很大,很明亮,牙齒生得潔白而勻稱。她當時也正在看我,因而我們兩個人的目光一時碰在一起。

“她旋即轉過臉去問她的父親:‘爸爸,你問過他沒有,他要不要吃點東西?’我說我還沒有吃飯,但也不怎樣餓。那位姑娘沒說什麽,便急忙轉身離去了,她的父親和我則繼續談話。一會,她回來了,微笑著遞了一杯茶給我。

‘飯馬上就好了。’她說。那老人問起我家庭的情形,並且問我為什麽會淪為叫化,於是,我便告訴他我在學校裏讀書。他告訴我他的老伴去年剛剛去世,他隻有一個女兒。為了生計,他們父女二人都要在田裏操作。後來那位姑娘給我端了一碗飯和一碟青菜來,那時老人向他的女兒說:‘孩子,這年輕人不是叫化,他是一位學生。’她聽了之後,微笑著說:‘蕭少爺,請用飯罷。’我吃飯的時候,他們父女都在那裏陪我談話,飯後不久,我們就寢了。我當時實在太疲勞了,他們父女則都有早睡的習慣。

“第二天早上,我們都在天剛破曉之時就起床了。我向他們告別,準備上路,但他們卻挽留我多住些時間。因為盛情難卻,我便沒有馬上離去,和他們在一起吃過什飯之後,我對他們的熱誠招待表示深深的謝意,然後舉手作別,打道回家了。我們現今仍然保持著彼此之的友誼。”

“哈哈,”毛澤東驚叫道:“現在我知道你為什麽對叫化生活這樣感到有興趣了!原來你仍然想去看看那個農夫和他的女兒呀!”

“去年冬天當回家的時候,我曾順道去看過他們一次。”我解釋說:“我給他們帶了點小禮物。那位姑娘已經出嫁了,並且已有了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父親和他們居住在一起。這次出去行乞,我打算走一條新路。我想看看新的事物,並且希望獲得全新的經驗。最有趣的是對困難的克服;天下任何困難也不及身無分文而要想法生活在別人的社會中更困難的了。我打算嚐試一下我怎樣能克服那種困難。”

毛澤東很是興奮。“那真是很有趣呀。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嗎?”他問道。

“當然可以,假定你願意的話。實在說來,叫化生活隻能是一個人,而最多亦不能超過兩個。但我們一定要好好相處。”

“很好!我要跟你一起去。我們什麽時候動身?”

“我的暑假下個禮拜開始,但是我要等一個禮拜。”

第九章 乞丐出發了
起程日期終於決定了。行乞的主意既是由我提出的,因此,我事前便決定從我住的楚怡中學出發。那是個美麗的夏日,毛澤東一早就趕到了。他穿了一套學校的製服,那是一身白褲掛,已經很破舊了。那時我因為是個教員,日常在學校中便穿著傳統的長衫;但為了適應叫化生活,我就改著短裝和布鞋。毛澤東永遠是剃大兵式的光頭;因此,在出發的前一天,我也學樣把頭剃個精光。我的化裝就這樣完成了。

毛澤東帶一把舊雨傘、一個小包袱。包袱中包著一套可供換洗的衣裳、洗臉巾、筆記簿、毛筆和墨盒。我們攜帶的東西愈輕就愈能走得快;因此,我們事前曾經說定不帶更多的東西。我也帶了一把雨傘、一個小包袱。包袱中的東西和毛澤東的差不多,隻不過多了一些信紙信封,一本《詩韻集成》而已;攜帶《詩韻集成》是為了一旦有靈感而作詩之用。

我已經把我的錢交給學校的會計代為保管,現在又把口袋裏的零用錢拿出於在書桌的抽屜裏。我們兩個人身上都沒有攜帶一文錢;各人所攜帶者不過是一把雨傘、一個小包袱卷而已。

一切準備停當之後,我說:“請你等一會,我要去看看校長,並且向他告別。”

當校長的聽差看到我之後,猶豫了好一陣之後,顯然他是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最後他問道:“蕭先生,這是怎麽回事?發生了什麽事情?你跟誰,你跟誰打架了嗎?”

看了我這身穿著之後,他所能想像到的唯一解釋是我和別人打架,現在則是向校長來投訴來了。

“我要跟誰打架呀?”我問道“我隻不過來和校長說幾句話而已。”

校長也和他的聽差一樣驚奇。“蕭先生!”他不勝詫異地問道:“你好嗎?”發生了什麽事情,為什麽穿得這個樣子呀?”

“沒有發生什麽事情,”我安詳地回道:“我隻不過要去作一次旅行罷了。”

“你穿著這一套衣裳究究竟要到什麽地方去?”他追問道。

“我想熟悉熟悉本省的情況,因此決定作一次徒步旅行。穿著這樣的衣裳走起路來最是舒服。”我解釋道。

“你在路上可要當心點。”他繼續說,他對我的安全甚表關切。

“謝謝你,”我回道:“我還有一個同伴毛澤東同行呢。”

“啊!他就是常來找你的那個年輕人嗎?當我在第四師範教書時,他還是我的學生呢。一個奇怪的小夥子!你和他一起出去旅行,兩個奇怪的小夥子!

很好,但你們兩個人在路上也要當心。”

我從校長辦公室走回宿舍的時候,大廳裏迎麵遇見我一個最好的學生。他一時目瞪口呆地瞧著我,在相距約莫十步之地向我鞠躬為禮。等我們走到對臉之時,我問他為什麽還留在學校裏,因為所有的學生都在一個禮拜之前離校渡假去了。但他卻立時沉默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他的臉紅了,低下頭不敢再瞧我。不待說我已經明白是什麽一回事;他必是認為我的衣裝奇形怪狀,活像一個工人,看上去沒有一點尊嚴,但他卻不敢問任何問題。當我再說話之時,他的頭低得更厲害,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便迅速地走開了。

我回到房間之後,毛澤東和我商量我們走哪條路的問題;出門之後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向左或向右本來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為就乞討生涯來說,橫豎都是一樣,但卻也有一點差異。假定我們出了學校門而右走的話,十分鍾之後,便可走到城外,來到曠野之中。但假定我們轉向左走的話,那麽,在十分鍾之內我們就得越渡湘江。

毛澤東道:“你在前頭走,我跟著你就是。”

“我要向左走,渡過湘江。”

“很好,”他回道:“我們就向左走罷。但是你為什麽要過江呢?”

“假定我們向右走的話,那就完全是空曠的平地,毫無阻礙,但也就沒有什麽趣味了。但假定我向左走的話,我們就必須設法渡過大江,那我們就要遭遇到第一個障礙。”

毛澤東縱聲大笑道:“那確是真的!我們必須要避易而就難。好,咱們就走罷!向左走。”

我們拿起了包袱,鎖上了房門,便踏上行乞之道了。我們把包袱掛在傘的一端,將傘抬在右肩上,而包袱則靠近脊背;這樣重量便分配得比較勻稱,背起來也感覺到輕鬆些。這個門道是我在以往的行乞經驗中學到的。

我本來提議由毛澤東帶頭,但經過一陣辯論之後,他還是堅持仍由我帶頭,他在後麵跟著走。於是我們就起程了,我在前麵走,毛澤東則在後麵跟著。在一整月的行乞生活中,我們走起來總是這樣一個次序,隻有很少幾次列外。

當我們走出校門的時候,門房走了過來,眼睛瞪著我們,麵現驚異之。他緩緩地張開了口,但卻沒有說出話來。

我對他說:“老盧,我出去旅行,如果有我的信件,不要轉寄出去,我在一個月之內就會回來的。”

他仍然張口瞪著我,好像他完全沒有聽到我的話似的。因此,我問他道:“老盧,你聽明白我對你說的什麽沒有?”

他張口結舌地回道:“是的蕭先生,是的,是的……”看門房中的幾個工人都帶著奇異的目光,在後麵瞧著我們,我們繼續走我們的路。我知道他們必定感到奇怪,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平日看來一位很莊嚴的教員,竟穿著得這樣的奇形怪狀,走到街上去?

但是以後我們就不再是人們注視的焦點了,因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著這類破舊的衣裳。我們的穿著也正是那種式樣。

第十章 克服第一道難關
出長沙小西門,步行幾分鍾,便到江邊了。那裏江麵寬約五、六百公尺。我們經常看到很大的汽船在江中行駛,所以知道江水一定甚深。到了江邊,我們當然不能再繼續前進,於是便在草地上坐了下來,呆望著江水在前麵滾滾奔流。

“我們怎樣過江呢?”二人不約而同地問。渡過江去隻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遊水,可是我們兩個都不會遊泳,而且我們還帶著兩個包袱,假如遊水的話,我們的東西就會完全弄濕了。因此,遊水過江的辦法不能考慮。第二、如果我們沿江邊向南走一裏半左右,就可以乘官渡免費過江;但我們兩個人都不願意這樣做,這似乎太容易了。假定我們那樣做的話,就表示我們避重就輕,不去克服困難。第三、我們坐著的地方就有一種小渡船;但乘坐這種小渡船,每人須付兩個銅板。照說那是很便宜的,很多人都乘這種渡船過江,但我們兩個人卻是全無分文。我們是一文不名的叫化。

就在那裏坐著,看著小船上乘滿了人,向著對岸劃去,約莫十分鍾就有一艘。我們已經眼光光的看著同一艘船來回三次了。如果我們隻是坐在那裏觀望,便永遠不會過得江那邊去,我們必須采取行動。毛澤東提議,我們走過去和擺渡的商量商量,告訴他們身上沒有帶錢,請把我們劃過去。

我對毛澤東的提議不以為然,“他一定不會答應。”我說:“萬一他一口拒絕了,那麽,我們下一步又怎樣呢?”

“我不在乎,”毛澤東說:“我去跟他講。”於是他帶著堅決的神情,向我們附近的那艘小船走過去,很有禮貌地請求那個擺渡,把我們免費載過去,因為我們身上沒有錢。

那年輕船夥斬釘截鐵的粗聲說道:“要是你們沒有錢,為什麽不去乘官渡。從這裏走一會就到了。”

毛澤東回來之後,問我下一步應該怎樣辨。

我回道:“我早就知道他不會答應載我們過去的。我倒有個打算,我們也像一船乘客一樣,一句話也不說先行上船。當他們收錢的時候,渡船已經到了江心;那時我們才告訴他,我們身上沒有錢。這樣,他既不能送我們回來,亦不能把我們拋下江裏:如此這般,我們就可以過去了。他決不會從那邊再把我們送回來,因為他需要空地方載別的乘客。走,咱們去試試。”

於是我們站起來,迅速登上一隻剛剛靠岸的小船,旁若無人地直向船艙的中心走去。因為那種小渡船根本無座位可坐,每個乘客都站立在那裏,等到上滿十四個人之後,就宣告滿座了。隻聽到船夥喊一聲:“開船!”他把長竹竿向岸上使勁一撐,船就離岸了。船劃行得很快,一會工夫便已經到了江心。

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手拿著一個盤子向乘客收錢。每個乘客丟進去兩個銅圓,隻聽見銅板落在盤子裏的聲音,當,當,當的響個不絕。當她走到我們麵前時,那種當當的聲音卻驀地停止了。擺渡的朝我們看了一看,說道:“那兩位體麵的先生請把錢付給她呀!每人兩個銅板,請罷。”

“很對不起,我們沒有錢。”毛澤東說:“你難道不載我們過去嗎?”

“什麽,沒有錢?”那擺渡的表示不信,問道:“那麽,你們為什麽要上這隻船?我不載不付錢的乘客。請你們趕快付錢吧。”

“我們真的沒有錢。”我插嘴道:“我們兩個身上連一個子兒也沒有,請把我們劃過去吧,一個月後我們一定加倍付給你。”

“一個月之後?那時我還認得你們嗎?”他說:“如果你們沒有錢,那麽留下一把傘給我好了。”

“那,不行”毛澤東答道:“傘在路上還要用呢。再說,一把傘值銅板十四枚,我們兩個人過一次江,加在一起也不過四個銅板罷了!”

“但是,若果你們不付錢,你們就不能過江!”那擺渡的嚷道。

“你說不能過江嗎?”我說道:“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江中心。看你能把我們怎麽樣?”

“你們簡直是強盜!”擺渡的嚷道:“我要把你們送回去。”

這時,其他所有乘客都大聲提出抗議。他們先是帶著隔岸觀火的心情聽我們的談話,但現在他們都大嚷起來了:“不行,不行。我們急著要過江,我們已經付了錢!快點把我們劃過去。”

乘客之中,有一位態度溫和的老人走上來說道:“我願意替他們出兩個銅板,其他乘客可付另外兩個銅板。我們千萬不能再劃回去。”

另外有好幾個乘客都對那老人的意見表示同。但我和毛澤東卻高聲叫道:“不成,不成!我們不同意,你們不能替我們付錢!”這時我腦子靈機一轉,想出一個主意。於是我宣布道:“現在渡已經到了江心。擺渡的可以歇歇,讓我替他來劃。用這個辦法來補償我們坐渡船的費用。”

但那船夥卻不同意。“那我仍是損失四個銅板,而且我也不需要休息。”他說:“善心的乘客既然願意替你們付錢,你們又為什麽不讓他們付呢?你們故意跟我找麻煩!你們簡直是活強盜!”

乘客這時都不耐煩地叫了起來:“快劃呀!”那位老人又再三向擺渡的保證,船靠岸時,他一定代我們付錢。

其它乘客上了岸之後,那擺渡就馬上把船撐離岸邊,讓船停在離岸約莫二十碼之處,意思是怕我們逃跑了。那位老人還在船上,又要替我們付船錢,毛澤東卻堅持說,我們在一個月之內必定回來,我們要等那時候再付給他。

我也插嘴道:“老先生,要是你付了四個銅板的話,就無異是打我們的耳光,也是故意使我們為難。”

“擺渡的聽了我的話之後,立刻大叫道:“什麽打不打耳光?你們若不付錢,我就給你們好看!”

“你如果要打架,我們絕不在乎。”毛澤東道。

此時岸上已經有些打算過江的人等著,另外一隻渡船又已經到了江心。那擺渡的十分清楚,假定另外一隻先靠岸,他就會失去那些乘客了。於是,他終於自認倒黴,再把船撐到岸邊,但口裏卻咕嚕著把我們痛罵了一頓。

渡船一靠岸,那位老人及毛澤東和我三人便跳下船來,我們隨即向那位船夫莞爾一笑,說道:“謝謝你,再見。”

那老人很快就上路了,我們也沿著麵前的大路走去。也不理會那條路會把我們領到什麽地。隻知道那是一條從長沙通到寧鄉縣城的大路。

“那個要替我們付錢的老頭很和氣,”我一邊走一邊說:“我們既然是叫化子,本來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我們接受了,就又避重就輕了。無論做什麽事情,我們一定要選最吃力的方式。”

“讓很多人在江邊上白等確是不好。”毛澤東思量著說:“假定那裏沒有人,我們就可能和那個船夫好好地打上一架!”

我們朝著寧鄉縣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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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8-11-15 13:01:51 | 隻看該作者
第十一章 第二道難關:饑餓
那個時候,行駛汽車的現代公路根本是夢想不到的。我們走的那條大路,寬僅一公尺左右,中間鋪以小石板,凸凹不平,它唯一的好處,隻是在雨季裏較少泥濘而已。道路兩旁長著幼嫩禾苗的稻田。每個十字路口都豎著一塊路牌,但我們從不去看。我們寧可就路認路,永遠選擇最寬的路走。

太陽曬得炙人如火,我們又沒有帽子,但是我們仍然不用傘來保護我們剃過的光頭。我們的腳燙得厲害!石板似乎像火一般的熱,路麵盡避平滑,但我們卻寧可走在兩旁的草地上。我們離開學校之時,腳上都是穿著厚重的布鞋;但在渡過湘江之後,我們便已經換上草鞋了。

我一路走下去,擺在我們麵前的又長又直的大路,像磁鐵一般吸住我們。

在這樣平坦的路上行走真是單調乏味,但不到一刻,我們便看到前麵有一座山,這座山我們是要爬過去的!當景物一旦改變,我們又感到愉快起來了。

但在山裏行走,也會漸漸感到厭倦,於是我們又渴望平原了。但當我們在坦蕩蕩的平原上行走前,腦中則又記起山中美景。大自然似乎對人類這樣的特性甚為熟稔,因而總是宅心仁厚的,在漫長的平原上又配襯以美麗的山景。我們究竟經過了多少田地和山嶺,也無法數得出來,唯一知道的就是無盡無窮的旅程。

我們一邊走著,一邊談論各種各樣有趣事情。時間對我們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兩個人都沒有帶表,完全用日影來判斷時間。當日影指向東方之時,我們即斷定那一定是下午兩點鍾;忽然之間,我們發覺我們都還沒有吃東西,立時感到饑餓起來!我們一直全神貫注於談話,因而根本就沒有注意時間的問題,忽然發現時在下午,因而饑餓在我們的空胃中就更增加了痛苦難耐之感。我們愈是想著就愈感到饑餓。我們兩條腿更像火燙一樣,疲勞的程度亦隨著跨出的步伐而增加。

一會以後,我們走到一間設在路旁邊的小食店麵。那是一般行人習慣停下來休息的地方,即使他們並不一定想歇息,也會在此吃點什麽東西。謝天謝地,當時涼蔭下正有兩把空著的椅子,於是我們便躺在上麵,倒頭大睡起來,這場睡,我根本不知睡了多久,當我醒來之時,毛澤東卻仍然在睡夢之中。但過了一會,便有一輛又大又重的車子從他身旁經過,他終於被那行車的聲音驚醒過來。

那位小食店的女人帶著好奇的神情向我們打量。毫無疑問,她一定覺得我們趕路趕得滿頭大汗,疲勞不堪,而到了她那裏,竟然也不買點茶水喝喝,會感到有奇怪。她問我們是否需要吃茶,我們說不喝,對她的好意表示感謝。

我們並不需要喝,這倒是真的,我們最需要的是一些能抵餓的食物,因為我們餓得實在太厲害了!我們應該向她討點東西來吃嗎?看來她為人很和善,多半會給我們米飯一碗,但直接向她乞討就太容易了,因而我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她一定猜想到我們當時的窘境,因為過了一會,她就給我們端了兩杯茶來,並且表示那是不要錢的。我們呼呼兩口就茶喝了下去,但卻馬上又後悔起來,因為這樣一來,我們感到餓得更厲害了。

“走。”毛澤東說:“咱們開始去討飯。我一秒鍾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已經快要餓死了。咱們就從那些農家開始。”

“這卻有點麻煩,”我解釋著說:“每家人家隻能給我們少少一點東西,我們要連續討上四、五家,才能夠一頓飯。況且,有些人家可能隻給我們一點生米,這對我們毫無用處。我以為最好的辨法,是打聽打聽附近有沒有讀書人家,假定有的話,咱們就登門拜訪。毫無疑問,我們會得到較好的招待。”

毛澤東轉頭問那女人道:“你知道就近有讀書的人家嗎?”

“有的。”她道:“離這裏一裏左右有一家姓王的。她們有兩個兒子在長沙念書,但他的鄰居都姓曹。那家長是一位大夫,他那十五歲的兒子也在家習醫。另外在這店子後麵那個小山坡上,住著一位姓劉的紳士。他是一位翰林,現在已告老在家。他沒有兒子,但有幾個女兒,都已經出嫁了。”

“潤之,”我嚷著說道:“劉先生要成為我們今天的東道了!我們第一個就該向他進攻。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寫一首詩送給他,用象徵的語言表示我們拜訪他的用意。”

“好主意!”毛澤東表示同意:“讓我想想,頭一句可以這樣寫:“翻山渡水之名郡。”

“很好,”我讚賞道:“第二句:竹杖草履謁學尊。接下去的一句可以寫為:途見白雲如晶海。”

“最後可以這樣結尾:沾衣晨露浸餓身。”毛澤東結束了全詩。

詩中第三句對“白雲”的形容,係稱讚劉氏能脫俗事的牽纏在山中別墅過隱居生活。“翻山渡水”和“浸餓身”二處念意似乎夠明顯了。

這首聯句做成之後,我們仔細再讀了數遍,感到相當滿意。“劉翰林應該佩服我們的勇氣!”毛澤東道:“我們馬上就去看他,看看究意他是怎樣的一位學者。”我們又再吟讀了一遍,發現確是很好,兩人都由衷地大笑起來,一時連餓肚子的事情也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打開包袱,把筆、墨、紙和信封拿了出來,竭盡全力以我最佳筆法把那首詩寫在一張紙,並且兩個人分別簽上各人的真名。信封上則寫了:“劉翰林台啟”幾個字。那個女人看到我們寫信封,以為我們是要寄家信,便走過來告訴我們說:“這裏沒有郵局,你們必須拿到寧鄉縣城才能寄發。”

謝過那個女人之後,我們便起身去拜訪劉翰林。走出小食店,向左轉個彎,然後又爬上一個斜坡,很快就到了小丘的頂上。從那裏我們看到山腳下有一座用白磚砌成的房子。料知那必是劉翰林的住宅無疑,於是我們便朝著那個地方走去。

那白房子後麵的山坡上長著齊整的青綠樹叢,在這景色的襯托之下,雖然站在很遠的地,這座白色房子也看得清清楚楚。房子前麵的窗戶和柱石都是一色朱紅,一道長長的圍牆,上麵覆著整齊的一色黑瓦,看來就像一座城牆一樣。右手是進出的大門,大門兩旁長著一些紅花燦爛的大樹。圍牆前麵有一個大水塘,水麵上滿是碩大的青綠荷葉和異常美麗的蓮花。遠遠地看上去,那風景有如一幅頻色極濃的彩色畫,但卻需要一位藝術家獨具匠心,才能表現得恰到好處。我們走到那座堂皇的住宅門前之後,看到一幅用正楷書寫的嵌在油漆大門上的紅色對聯。上聯是:“照人秋月”,下聯是:“惠我春風”。這幅對聯的書法今人讚賞,我們猜想這必是出於劉翰林的手筆:因為他既參加過殿試,則書法和詩文必有相當的造詣。因為翰林都是出色的書法家。我們希望,這位書法家和詩文鑒賞家的劉翰林,對我們送給他的傑作,也感到喜悅。

圍牆大門關閉著,並加上了鎖。我們可以從門縫裏看到,在約莫十公尺之外的第二道大門,也是關閉起來的。從兩道門縫中看過去,那座房子座落在一個大院子裏,門窗則完全敞開。我們在大門上敲了三、四下之後,立刻便有幾隻惡犬在第二個院子中狂吠起來。惡犬狂吠的聲音,一時使我們頗感驚恐。因為它們吠聲異常凶狠,很可能竄將出來。但當我們停止打門之後,犬吠聲也隨之停了。我們以往全無對付惡犬的經驗,隻好暫時停止敲門,商量應付之策。我們手裏的雨傘若用來對付惡犬,可以說毫無用處,因為如果惡犬向前撲一下,很可能便把傘八折斷。這時毛澤東便急忙爬上附近的乾枯樹幹上,折了兩根又粗又硬的樹枝下來。每條有五、六尺長,堅硬如鋼。

這兩根棍子使我們壯了膽子,就用它來敲打大門。我們愈敲,那些惡狗也就吠得愈厲害。但是現在我們已不用害怕了;不管它們怎樣狂吠,我們仍然繼續敲打不已。大約敲了五分鍾光景,所得的唯一結果就是那些惡犬似乎已經疲倦,吠聲沒有先前那樣凶了。又過了幾分鍾,我們從門縫看到一位短裝老人從房子內走了出來。這一定是劉翰林的仆人了。他慢慢穿過庭院,走向第二道大門,半打左右的大狗隨在他的身後,仍是在那裏狂吠不已。他打開了第二道大門,便繼續朝我們麵前的頭一道大門走來。到了大門邊,他停下腳步,用粗野的聲音問我們來幹什麽。毛澤東透過門縫說道:“我們是從省城來的,替劉翰林帶來一封書信。”

我從門縫把信遞過去,他用較溫和的語調說:“請你們稍等一會。”便轉身向內走去。無疑他認為那封信是我們從長沙一路帶來的,我們一想,也覺好笑,那些惡犬似乎已從仆人的聲音認出,我們是主人的朋友;因此,他們不僅停止了狂吠,並且搖尾表示歡迎了。

我們在石階上等待著,除了屋後樹枝上的鳥叫之外,一切聲音都平靜下來。我們耐心地等了十幾分鍾,毛澤東又要去敲門,但是我告訴他再等一會,因為老翰林一定會對我們的詩大加讚賞。又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仍然是靜悄悄的,一無動靜。我們等得不耐煩了,於是便再度敲門,那些大狗也再度吠了起來。幾乎是在頃刻之間,那個老頭走了出來,並且把大門打開。“少爺,請進。”他招呼道。我們隨在他的後麵,穿過兩道大門到了內院。他又說道:“對不起,我回來得稍遲一點。因為主人午睡剛剛轉醒。看信之前,他又洗了把臉,看了信之後,他就告訴我立刻把兩位請進來。”

他領著我們從房子的中門走進去,穿過一個大房間。那大房子裏滿牆都是字畫,但我們卻未能仔細去欣賞;因為我們隻是跟著那個老頭匆匆走過,轉往另一個較小的房間去。把我們領到小房間之後,他走開了。我們猜想那必是劉翰林的書房。因此,沒有坐下來。

劉翰林終於走出來了。他是一位年約七十歲的老人,生得矮而瘦小,而且略現駝背。白須稀疏得隻剩下幾根了,頭頂已經全禿。他穿著一件白長衫,手裏拿一把綢扇子。我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帶著驚奇的眼光站在那裏注視我們:“你們為什麽穿成這個樣子?你們遭到什麽意外了嗎?請坐!請坐!”

我們坐下之後,劉翰林繼續問道:“你們在路上遇著強盜了嗎?”

“沒有,我們沒有遭到什麽麻煩。”毛澤東答。

“你們從哪裏來的?又要到哪裏去呀?”劉翰林問道。

“我們從長沙來,打算到寧鄉縣城去。”我道。

“你們在長沙做什麽事情呀?”

“我們是省城裏的學生。”毛澤東說。

“你們或許是在哪個洋學堂吟書的罷?我明白了,你們也會做詩。你們做得很好,書法也很不錯。”劉翰林一麵說著,一麵端詳我們。

“我們在學堂裏不僅要學做詩,並且還要研究古書呢。”我解釋道。

“噢,你們研究古書?什麽古書呀?”

毛澤東告斥他我讀過《十三經》、《老子》和《莊子》,他甚為高興。“你們既然研究過《老子》和《莊子》,對這兩部書你們認為誰的注最好呀?”

“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最好的《莊子》注則是郭象的。”我答道。

他對我的回答很感滿意說道:“非常正確!我同意!你們家鄉在哪裏?”

“我的朋友毛澤東是湘潭人,我是湘鄉人,但是住在和湘潭交界的邊境上。事實上我們彼此相距不遠。”

“曾國藩就是湘鄉人。”劉翰林說。

“是的,我的高祖曾在曾國藩家裏當過教師。”我接口說。

“他既然在曾家教書,那一定是出色的學者了。請你們稍等一會。”他一邊說著,一邊站了起來,向裏走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隻有耐心地等待。我們的空胃直打鼓,對那些美麗的繪畫和工巧的書法都難以欣賞了。不過,我和毛澤東二人互相安慰,猜想他多半是去叫廚師做一頓豐富的飯來招待我們,因而需要較多的時間。很顯然,他絕不會不明白我們詩中念意的!那是一定的解釋。這就是為什麽他去了這久還不回來的原因。但是我們愈想到飲食,也就愈感到饑餓!

最後劉翰林終於麵帶笑容地走了回來。但並沒有提到吃飯的事情。他隻是從寬大的衣袖裏拿出一個紅紙包,微笑著遞給了我們,未再說一句話。從那紙包的形狀我們立刻猜知,其中必然是一些錢。接過來之後,從它的分量我已猜到那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我們兩個人向他申謝之後,即行告別。

他伴隨我們走到房舍的門前,然後叫那老傭送我們出去。穿過院子和兩道大門,我們走了出來。一走出大門之後,我們便立刻閃到一棵大樹的後麵,將紅包打開。忽然之間,我們富有起來了!原來紅包中竟然是四十個銅圓。

根本不需要商量,我們就知道應該做什麽!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趕回那家路旁的小食店,請那個女人盡速替我們準備飲食!不到一會的工夫,我們的飯就拿上來了,除了米飯之外,還有一些蔬菜和青豆。我們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飯之後,終於吃飽了。這頓飯每人花了銅圓四枚,因此,我們仍然有三十二枚銅圓剩下來。

略事休息之後,就又上路了。每當走到岔叉路口,我們仍然選最寬的一條路走。但全沒有想到究竟到哪裏去,也沒有想到前麵可能有什麽危險。到了天黑時,我們決定在路旁的小旅店投宿一晚,作其“雞鳴早看天”的旅客。

在旅店吃過晚飯之後,我們討論第二天的計劃。我們立刻想到那位綽號“何胡子”的朋友何叔衡來。因為他就住在寧鄉縣區,於是我們乃決定去拜訪他。我日記上有他的地址,據旅店的老板說,從那裏前往約莫一百四十裏左右便到,那需要一天的路好走。明天夜裏我們就要與何胡子在一起了。

第十二章 胡子的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之後,我們匆匆地洗了把臉,便朝何胡子的家鄉走去。我們決定每天早上吃早飯之後,先走二十裏路。湖南人每天都吃一頓早飯,和中飯晚飯同樣豐盛。這和北京、上海、蘇州等城市,人們在早上隻吃稀飯的習慣頗不相同。湖南是漁米之鄉,湖南人除非到了極窮困的時候,才吃稀飯。

今天我們走起路來,又輕鬆又愉快,因為我們已經有錢,不要再向人乞討了。還有,我們在日落時分就會到達朋友的家,將會受到熱烈的款待和歡迎!因此,我們在心裏真的感到是回歸家鄉一樣。

我們在路上談起房白縱其人的生平來,這是一個怪人。他是我的表兄,又娶了我的姐姐。毛澤東聽我說過這個人,對他的一切都感到很大興趣。房白縱是我外祖父的第四個孫子,我小時候叫他振球哥。我父親的文采頗為人稱道。他娶我的母親時,家境並不富有。因此,外祖父便出一些田產作為我母親的嫁奩,以備不時之需。三十年後,我母親因需要錢供給我弟弟讀書,便把陪嫁的田產賣掉了。這個時候,房家的家境亦已衰落,大部分田產都沒有了,房白縱也不能完成他的學業。

於是他開了一間雜貨鋪,後來又學紡織,不久又做裁縫、建造房屋,最後製造家具。奇怪的是,他對所有這些東西都能做得異常精巧,雖則他不曾正式學過師。類似裁縫這一類手藝,至少需要當學徒三年,但房白縱隻要幾天工夫便上手了。他善於摹仿,任何一種手藝他都做得盡善盡美。

毛澤東對他的天賦大為驚歎,認為他生在中國是糟蹋了,因為在中國,這種天才無人加以培植,也沒有人欣賞。“假定他生在意大利,很可能成為另外一個弭蓋朗琪羅!”毛澤東慨歎不已。

我又說,房白縱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對製造各種木材和竹子的現具便極有興趣。因此,家裏便給他弄了一套小巧的工具:錘子、刀子、鋸子等等,應有盡有,事實上他等於擁有一個雛型的工廠。不過,他難然在各種手藝上是天才,然而書法和繪畫方麵,卻沒有半點才份。毛澤東認為,那是因為各人才能不同,因此教育原則應該是因才施教雲。

我們那次談話五、六年之後,房白縱在勸工儉學的資助下到了法國。他是和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及蔡和森等一道去的。他留法四年後回到中國。但不幸在四十歲便去世了。他的兒子名叫房連,也有同樣的才能。中日戰爭期間,因在川北遭到土匪的襲擊而被殺害,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我曾經答應毛澤東以後介紹房白縱給他認識,然而一直沒有機會,他們二人也就從無一麵之緣。

那天我們在路上談房白縱就一直談到正午。太陽曬得很厲害。於是我們便在路邊一個茶館,找個位置坐下歇息。那裏蔭涼蔽日,非常舒服,我們不知不覺竟睡著了。等到醒來的時候,發現我們睡了很久,茶館老板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去何胡子的家,還得再走八十裏路。

我們馬上趕路,但都不再說話了,集中全力,邁開大步向何胡子的家鄉走去,希望在夜間可以到達。

黃昏時分,我們在路旁一家小飯鋪吃晚飯,叫了米飯、蔬菜和幾個煎雞蛋。那家飯鋪的老板告訴我們說,我們還得再走四十裏路才到目的地。於是我們草草把晚飯吃了,便即上路。走到一個岔叉路口,麵前有幾條羊腸小徑,而路牌一個也沒有。在這進退維穀之下,我們別無他法,隻有等過路人來加以詢問。後來一個過路人指示我們穿越前麵山崗的一條小徑。原來何胡子的家座落在離開大路很遠的地,當我們走進山崗之後,竟然又碰到了一個岔叉路口。那裏異常偏僻,根本沒有人可問,究竟選擇哪一條路走呢,我們經過一番討論,兩條路都差不多,便決定選向右轉出山那一條。我們選擇這條路,是希望在走到山坡下之後,能找到人加以詢問。

現在月亮已經出來了,但在山中的樹林裏麵,光線仍是甚為幽暗。並且可以聽到很多野獸叫鬧的聲音。但我們並不害,因為那裏是小樹林,諒無老虎出沒。還有,我們畢竟是兩個人同行,膽子也壯了,約莫一個小時之後,我們走完了山路。出現在我們前麵的是一片廣闊的平原,一條大路貫穿其間。我們看到遠處有兩戶人家,但沒有燈火。裏麵住的人顯然已經歇息了。我們既已迷了路,於是便走到較近的一家敲門詢問。那家主人起來告訴我們說,我們走錯路了,在山中的岔路口處,我們應該向左轉,而不應該向右。那麽從那裏向左再走三十裏左右,就可以到達何胡子的家了。俗語說:“行百裏者九十半”。這句話用在我們當時的情形,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從那以後,在路上已遇不到行人。每逢岔叉路口時,我們便到附近的住家去詢問。最後,當我們確知已經到達了目的地,便問道:“這是何胡子的家嗎?”這樣問了好幾次,得到了幾個否定的回答:“不是,你們沿這條路走過去那一家就是了。”

我們終於到達了!直衝到何胡子的大門前,興奮地在門上敲打。“何胡子!胡子!”我們高聲叫道:“趕快起來,讓我們進去呀!”

一盞燈在其中的一間屋裏點著了。接著何胡子把大門打開走了出來。他愉快地大笑著,抱住了我們。“蕭胡子!你們怎樣會走來的?潤之也來了呀?我做夢也想不到你們兩個會到這裏來!請進,請進!”

我們走進一間大房子,何胡子的父親也從另外一個房門走了出來。他約莫五十歲年紀,看來是一個標準的農人。我們的朋友的弟弟也出來了,何胡子在楚怡中學任教時,我們曾經見過他。他十二歲的侄子接著也出現了。我知道他是楚怡學校的學生。何胡子又叫他的太太和弟媳婦進來和我們見麵。那簡直像一個家庭聚會,歡迎闊別重逢的家人。我們真是感到回到家中了。

經過一番介紹和招呼之後,何胡子問道:“蕭胡子,你們從哪裏來的?”我告訴他我們從長沙來,毛澤東又接著說:“我們一路從長沙走到這裏,專程來拜訪你!”

“啊,不敢當,不敢當。”何胡子道:“非常歡迎,非常高興看到你們,但你們為什麽一路走著來呢?你們一定累壞了!”

“噢,”我回答道:“走路並不是壞事情呀。事實上,我們還正打算徒步走遍全省呢。”

“你瞧。”毛澤東道:“我們是作一個試驗。打算走得愈遠愈好,身上卻分文不帶。我們要像叫化子一樣生活。”何胡子顯然甚感吃驚。“像叫化子一樣生活?”他問道。

“是的!”我接著說道:“我們離開長沙時,身上一個子兒也沒有,因此在路上我們便必須乞討過活了。”

“但是我真的不了解,你們為什麽要這樣做呢!”何胡子道。

“我們的想法是,看看我們能不能克服困難;在分文不帶的情形下,我們是否能夠一樣過我們的旅行生活。總之,我們是練習克服困難。”我解釋說。

何胡子大笑道:“你們真是兩個怪物。你們做的事情真是奇哉怪也!”

何胡子的弟弟拿了一瓶酒出來,我們就說,我們都已經吃過晚飯了。但我們每人還是喝了點,吃了一些水果。當我們就寢之時,已經是次晨兩點鍾了。經過了一天的長途跋涉--一百五、六十裏之後,我們實在是太疲倦了。而我們也知道,在這一夜之中,我們對他們的打擾太過分了。

第十三章 從何家農場到寧鄉縣城
何家是典型的農家,盡管夜裏受到了打擾,但第二天剛破曉,他們就都起床了。於是我和毛澤東也起來,首先我們在日記上記錄了頭一天的經過,我還把毛澤東對房白縱生平的評語,也寫了下來。

與何家寒暄一番,吃過早飯之後,何老先生領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一個豬欄裏麵有十隻豬,其中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白色的,其他的則是黑白相間。這是何氏最寶貴的財產。其中有一隻大肥豬脊背上黑黝黝的,像一條小牛一樣。毛澤東問這隻豬有多重,年齡多大。“我看你並非內行,”何老先生笑道:“這頭豬體重約三百二十斤。一隻豬長到兩歲的時候,它的肉已經太老,不好吃了。這頭豬還隻有十一個月。”

“隻有十一個月就長得這樣大了嗎?”我問道。

“豬隻的大小決定於它們的品種及所吃飼料。這隻豬的品種特別好。我會養到它四百斤重為止。”何老先生說。

在我們以往的生活經驗中,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優良的豬種,因此我們便在那些豬欄之前徘徊了好一陣子,何老先生向我們取笑說:“現在你們也許有個好題目,可以寫佳句了!”我後來確曾在日記中以《肥豬》為題寫了一首短詩。

我們從豬欄走向菜園之時,何老先生說道:“這些豬是我們家庭的財富。沒有這些豬,我們的生活就很難維持了。全年的油、鹽、茶和肉類等等的費用,都是從它們身上得來,還有盈餘。真的,沒有豬,我們實在難以為生。”我和毛澤東都完全了解這些動物對湖南農民的重要性。湖南是中國最主要的豬肉生產區,那時候湖南的肉類出口為全國最大宗。

廣大的菜園長滿了肥美的菜蔬,園中連一根莠草也沒有。菜園的整齊清潔,尤使我們讚歎。我向何老先生提到這一點,他感到非常喜悅,乃用書呆子口吻搖頭擺胸的說:“莠草有如人品低劣、心術不正之徒,一定要劌除之,其對秀美之菜蔬之害,大矣哉,‘君子乎’,‘聖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來說:“你們看我父親的古文怎麽樣?不錯吧?有其父必有其子!”

最後我們參觀了何家的稻田。那些稻田當時還是灌著水,但茁長的秧苗已經欣鵠透出水麵來。何胡子的弟弟是在田裏工作的,他告訴我們說,再有兩個月時間,田裏的稻子就可以收割了。這些稻子可供他們全家一年之需。他們自己養豬、種菜和耕田、全家自食其力。他們又必須種一些胡麻,作為紡織之用,他們隻需再購買一些棉花,就萬事俱備了。

何胡子是何家的長子,受過良好教育,當時是中學教師。他們就是所謂“耕讀之家”。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的家庭也都屬於同樣的階層。

那天中飯,我們享受到一桌十分豐盛的宴席:剛從水塘裏撈出來的鮮魚,活殺了幾隻雞,還切了一些煙肉。此外,再佐以剛從園子裏摘下來的非常鮮美的青菜。總共有十幾道菜之多,真是應有盡有,每個人又都各選其適。看到他們製備了這樣一桌豪華的宴席,我和毛澤東深感叨擾太甚,及道:“你們實在不應該這樣破費呀。你知道我們現在還過著叫化子的生活呢!”

何胡子正要開口說話,他的父親卻搶先說:“你們兩位都是學者,並且都是叔衡的好友。你們是我家的貴賓,怎麽還說你們是叫化子呢!”

何老先生對我們之過叫化子的生活,是永遠無法了解的。他對我們在他家作客,確實有蓬蓽生輝之感。不過,他雖然不了解我們,我們對他卻是甚為了解。他既不喜歡我們做叫化子,我們便謹慎的不再提起這件事。從那以後,我們也就以貴賓身分自居。

但這種身分不合於我們的計劃,因此,吃過飯謝過主人的殷勤招待之後,我們便說要繼續我們的行程了。何老先生聽了頗不高興。

“這是怎麽回呢?”他問道:“你們老遠跑來看我們,吃了一頓飯就走。我以為你們至少要住一個禮拜的。我已經宰了一頭豬,準備了很多菜,你們現在竟然說要走了。你們還沒有嚐到我們的菜味呢。請你們再多住一些時候。今天下午,我領你們到山上去看看我們的樹林。”

我們覺得如果再堅持要走,就實過意不去了於是便答應多留一天,作一天貴賓。後來,我們又偷偷逼著何胡子,叫他勸他父親不要再強留我們了。

吃過荼之後,何老先生就領我去看他的樹林。他們家裏燒木材都是從那裏砍伐得來的。在何家的山林裏,雖然大部分都是鬆樹,但其中也有很多種樹我們全不熟悉。一麵山邊長的全是竹子。在春天的時候,幼嫩的竹筍出,可供家中菜食之用;將來長成的竹竿又可作種種家庭用途。我們從矮小的山頂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片大平原,一直伸展到遠處,景色幽美之極。於是我們四個人便坐下來,觀賞當前的景色。清風陣陣,涼爽怡人。何老先生開始述說他早年生計而奮鬥的故事。何胡子靜靜地聽著,當父親敘述到某些悲的段落時,他竟感動得流下淚來。

晚餐的菜式又是非常豐富,更使我們感到心裏不安。我們目前要過的是節約的生活,這顯然與我們的想法背道而馳!在離開飯桌之前,我們便說我們打算明天一早動身。何老先生的神情顯得十分頹喪,但沒有再說什麽。又閑談了一陣之後,大家便分別就寢了。

第二天清晨,吃過早飯之後,我們向他們全家一再表示謝意,便作別而去。何胡子伴我們走了很長一段路,並且極力勸我們帶點錢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但我們堅拒不受,並請他大可放心。現在我們開始過乞討的生活,絕無挨餓的危險。“你們真是怪物。”他又一次說。可是他仍是不放心:“你們多半不會餓死,不過,千萬要當心。”因為他提起要給我們一些錢帶在身上,仍使我們想到還有劉翰林給我們的錢剩下來,於是便請他把那些錢帶回去。但何胡子堅決拒絕,我們隻好放在包袱裏麵,盡量忘掉我們還有錢這件事情。

和何胡子握別之後,我們匆匆走向通往鄉城的大路。路上,我們談說何家的情形,心下快慰。他們家是多麽愉快和安定啊。但在那時候的中國,這類農村家庭到處都是。到了正午時分,我們感到餓了,決定不在路旁飯店裏停留。

我們走到一個大院子的門前,大模大樣的穿過大門,到了院子裏,當時我們每人手裏都有一根粗重的大棍子,但沒有惡犬上來狂吠,於是我們敲打院門。告訴那家的女主人說我們是叫化子,向他們討些飯吃。她一句話不說,轉回房中,一會工夫,便給我們每拿了一小碗沒有蔬菜的冷飯來。當時因為我們已經饑餓,一會就吃光了,又向她再討一些,但她回答說:“任何要飯的人來,我們照例給這麽多。這還不夠嗎?”毛澤東告訴她,假定我們不餓,也就不會再向她乞討了,她便提議我們最好是到另外一家去討。

我們已經體驗到,向人乞食和在飯館裏叫飯點菜截然不同。在飯館裏,一個人隻要有錢付賬,便可以隨心所欲;但一個叫化子卻必須對湊拚著乞來的食物,甘之如飴,而且,要連續乞討幾家,才得一飽。在這農村地區,住家多是散居的,有時一家和另一家的距離有二三裏之遙。

在第二家我們沒有什麽好收獲。那家主人說:“我們沒有現成的飯。但可以給你們一點生米。”但生米對我們沒有任何用處,於是我們再繼續乞討。

到了第三家,主人非常慷慨。我們每人一大碗米飯和一些蔬菜。

他的米飯雖然粗糙,然而我們吃得很飽。

我們有一位同學住在寧鄉縣城,但我們決定不去拜訪。因為有了在何胡子家的經驗,假定我們再用這種避重就輕的方法來解決生活,那麽我們的叫化生活就失去了意義了。寧鄉縣城本身並無什麽奇特之處,在縣城近郊,有稱為玉潭的一泓清溪,廣闊的潭麵上橫跨著一座精巧的橋梁,橋附近則群集著很多小船。從潭邊遠望,可以看見一座小山崗,稱為獅固山,山坡上種滿鬆樹。我和毛澤東坐在河邊上,觀賞玉潭和周圍大自然的景色。我們寫了一首小詩,我感到其中最得意的兩句是:雲封獅固樓,橋鎖玉潭舟。

第十四章 去微山的路上
靜靜的坐在河畔上,我們商議決定前往微山。微山之所以出名,固然是由於它美麗的風景,另一方麵是由於一座巨大廟宇,這座古廟建築於山坡上,自唐代起即甚為出名。這座廟產業很多,主持方丈又是一位大學者。我們要訪問這座名刹,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我們要看看廟裏的組織,了解僧眾的生活;第二,我們都渴望結識那位有名方丈。

我們現在不必急於趕路,因此信步而行,一邊談談問題,一邊欣賞不斷轉換的大自然景觀。離開鄉約莫二十裏遠近,我們攀登一座不知名的山丘,正麵山坡上的嶙峋大石,老遠就望得見。山坡上有一課枝葉茂密的古鬆,它的枝幹向四麵伸展,有如鳥翼一樣形成一個巨大的蔭影。周圍則有很多凸出的巨石,恰如一條鎖鏈鎖住樹身一樣。我們放下包袱和雨傘,背靠著古鬆,坐在“鎖鏈”上。在清馨而涼爽的氣氛之中,我們為之心曠神怡。我們想起與何老先生在一起的那個愉快的下午,於是我說:“何老先生以耕種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種生活不是很寫意嗎?”

“他一直說他是快樂的。”毛澤東答道:“很可惜,他在年輕的時候,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你應該看得出來,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

“他辛勤的體力勞動給他一種愉快的心境。這是為什麽他這樣自得其樂,而且身體健康的原因。”我說:“你說得‘為古人擔憂’這句話嗎?假定何老先生讀過書,他就可能不會這樣快樂了。”

“是的!”毛澤東附和著說:“知道這東西固然是好事,但有時候沒有知識反而更好一些。”

“他唯一所擔憂的事,是稻子的收成和豬隻的成長。他獲得足夠的家用,他就快樂了。但是要知道,他是小地主,他能夠自食其力,這就是為什麽他感到愉快。但那些必須為別人工作的農夫,卻是痛苦的。他們起五更睡半夜辛勤工作,到頭來必須把勞動果實交給地主!”

“是的,”毛澤東道:“更不幸的是,有些想要在田間出賣勞力,往往亦無人雇用。這類事情在中國屢見不鮮。”

我不大同意毛澤東這種說法。“那些人大多數也是快樂的。”我說:“窮的比富的更快樂,也更健康。”

“你說的對極了。”毛澤東表示同意:“這種情形可以叫作富人命運的悲哀。”

我們在清涼的微風之中閑談,感到非常暢快和舒服,後來不知不覺沉沉睡著了。我睡了半個多小時,醒來之後,毛澤東還嘴巴張開酣睡不已。但一會兒他睜開眼睛笑道:“睡了一陣子後,我感到精神得多了。”

“像佛祖在菩提樹下一樣,我們也在這裏靜坐幾天,你以為如何?”我提議道。

“如果我像他那樣靜坐,毫無問題,我一定又睡著了。”毛澤東說。

“我是認真的和談論這件事情,你是否願意在這裏停留幾天?”我說。

“首先,我要到微山廟去看看和尚。看他們如何靜座,然後我們再回到這裏來,照樣學習一番。”毛澤東笑著說。

我讚同他的意見,我接著說,我已經餓了,應該下山去討飯。我們雖然都極不願意離開那棵古鬆,但不得不把小包袱背起來了。我們朝著古鬆和巨石鞠了一躬,謝謝它們給我們憩息,便往山下走去。我們看到山腳附近有一房子,於是便急忙趕了過去。

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顯然這家人沒有養狗,這仗我們想到劉翰林家的狗所給我們的狂吠真算是由衷的歡迎了。我們正懷疑裏麵是否有人時,一個畸形怪狀的老頭兒走了出來,他聽了我們是叫化子之後,拒絕給我們任何食物,並且以侮蔑性的口吻向我們說話。我們自是大不高興,因此,便用同樣的方式對付他。

“我沒有東西打發叫化子。”他說:“你們再賴下去也是白等。”

“你連打發叫化子的都沒有,那算是什麽人家?你們根本就不配稱為住家。”

“住嘴,給我滾開!”他嚷叫道。

我們說除非他能給我們滿意的解釋,為什麽不打發叫化子,否則,我們絕不離開。說完就坐在大門框上,讓他無法關門。當時我們還緊緊抓住包袱,以防被他奪去。他看到我們不願意離開,便狂怒起來。臉色幾乎紅得發紫,連脖子上一條條的青筋都鼓起來。“你們真的不走嗎?”他帶著恐嚇的神情問道。

我們和他討價還價,向他說,“除非你告訴我們為什麽不打發叫化子,或者是拿飯給我們吃,我們才會走開。我們走遍天下,從來沒有碰到不打發叫化子的人家。”我們嚷著:“你們究屬於什麽人家?討飯總不犯法。隻有殘忍和心地不良的人才拒絕打發叫化子。”

那個老頭看見我們並不怕他,臉上泛出一種奸笑。“我沒有熟飯。”他道:“不過,我給你們一點生米,你們走不走?”

“除非你答應以後好好對待上門討飯的乞丐,並且給他們飯吃,否則我們就不走。”毛澤東堅持道。

老頭並沒有回答。他坐在那裏,對毛澤東的話好像全沒有聽到似的,我們重說一遍我們的條件,他終於說道:“好了!好了!我答應你們!”

於是我們拿起包袱,大剌剌地向他表示謝意,在轉身要走之時,對他說道:“過幾天,我們回來路過這裏,一定要來向你討飯。”

走了約莫一裏路遠近,我們到了另一處人家,一對和善的老夫婦給我們米飯和蔬菜,吃飽之後,我們和他們作了一次很有趣味的談話。那老頭兒姓王,他告訴我們說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十年前去了新疆,但已經五年沒有得到他的音信。二兒子在寧鄉開了一間茶鋪,生意不錯。他有兩個孩子,都住在寧鄉縣城。”

我恭維他道:“老先生,你很了不起呀。一定讀過很多書了?”

“我對讀書很感興趣。”他答道:“但當時我家很窮,僅僅能夠在學校裏讀四年書。隨後我跟一個裁縫做學徒,後來很幸運,我在縣衙門裏獲得了一個守衛的工作。我在那裏賺了不少錢!但是你們兩個小孩子,你們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叫化子。你們為什麽一定要以討飯為生呢?”

“我們的家庭也都很窮,”毛澤東答道:“但是我們為了要旅行,唯一的辦法便是乞討。”

“討飯沒有什麽不對。”他說:“叫化子總比賊盜要強一點。”

“叫化子是最誠實的人,”我辯解道:“比做官的要誠實得多。”

“你說得太對了!”他笑著說:“多數官吏都是不誠實的。我在衙門裏做守衛時,縣太爺滿腦子想的就是錢!他審判一件案子,給他錢最多的一邊照例是打蠃官司。向他求情是沒有用的,除非花大錢向他賄賂。”

“我想你在衙門當守衛,也得到不少錢吧?”毛澤東問道。

“不過一點零用錢,和縣太爺所得的不可以道裏計!”

“他們向縣太爺送錢,你又怎樣知道呢?”我詢問道。

“他們告訴我的。”他說。

“假定原告和被告都送錢給他,”我問道:“那麽,他又如何處理呢?”

“那就要看哪一方麵送他的錢多了,多錢的一邊一定蠃。輸的一邊總是異常氣惱,他們常常告訴我關於行賄的事情。”

“難道縣大爺一點不怕別人告發?”毛澤東問道。

“懼怕什麽?”我們的主人問道。

“打輸的一邊可能到省城告他一狀呀。”毛澤東說。

“他倒並不在乎!”老頭說:“在省城打官司比在縣裏花費更多;如果沒有很多錢去行賄,在省城就更沒有蠃官司的希望。連在縣衙門賄賂縣太爺的錢都拿不出來,就更付不起在省城行賄所需的錢了。總之,官官相衛是盡人皆知的。”

“真是不成體統!”毛澤東慨歎說。

“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好官吏。”老頭連忙補充道:“我在縣門做了七、八年守衛,總共經曆過三個縣官。頭一個是貪官,另外兩個卻都清廉正直。但是一般人似乎沒有是非觀念。在這個社會中根本無正義可言!你們可以想得到,貪官汙吏固然人們抱怨;但一般人對兩位拒絕受賄的縣官亦同樣抱怨不已。

我告訴那些人說,賄賂是沒有好結果的,但他們怎樣都不相信。‘這算是什麽縣官,居然不肯接受禮物?’他們會這樣說。他們絕不相信會有不受錢的事情,因此他們甚至認為那兩位廉官比貪官更加惡劣。在這種情況之下,叫人怎樣不接受金錢呢?這恐怕就是好官不多的原因了。”

我們都認為他的結論可能是正確的。又談了幾分鍾之後,我們乃向這對老夫婦告別,繼續我們的行程。在路上我們又談了一陣可悲的世事。下層階級多數人無知無識,相信他們所聽到的一;他們完全聽任官吏的擺布。

我們遠望微山,有似一片低的雲層,但在我們走近之後,山的形狀就漸漸顯露出來了。

第十五章 微山的寺院
黃昏時分,我們到達微山了。我們走近之時,先前遠望一色碧綠的背景,顯出是圍繞著寺院的樹林。我們很快到達山腳下,開始登上山坡。

有兩個和尚走出廟門來歡迎我們,陪著我們走進寺院。他們以為我們必是經過長途跋涉來朝山進香的。為了免致產生進一步的誤解,我們乃告訴他們說,我們係為乞討而來。他們說道:“拜佛和乞討本來就是一回事。”

我們不了解話中的含義,但料想其中必有深奧的哲理。可能符合佛祖眾生平等的教義。我們沒有作任何詢問,便跟著他們穿過第二道大門,抵達後麵的禪院。看到有上百僧人在那裏緩緩散步。我們給引進到一間禪房之後,他們叫我們放下包袱去沐浴。我們不勝感激,便照著去辦了。

洗澡回來之後,和尚讓我們到佛前燒香,但我們告訴他們,我們並非為拜佛而來。我們解釋說,我們是要見方丈。他們看了看我們叫化子的穿著,便說方丈不隨便接見客人!繼又補充說,方丈講經說法之時,我們可能看到。我們說我們不僅要看到他,並且就要在當天晚上和他談話!由於一再堅持,他們乃大為感動,但又因為方丈不認識我們,他們卻不敢前去打擾。最後我托請他們把我用心撰寫而毛澤東和我兩人簽名的一張便條送給方丈。

約莫十分鍾時間,他們回來說方丈願意和我們談談,並且請我們立刻前往。那位方丈約莫五十歲年紀,麵目慈祥。方丈室的四壁都擺著書刊,我們看到其中《老子》和《莊子》,此外還有一些佛家經典和論說。大房子中間一張桌子上擺著一隻高花瓶和一個矮花,此外別無他物。我們不能和他討論佛典,對中國古代經籍卻興致勃勃地談了近一個小時。方丈非常高興,留我們同進晚餐。晚餐後,我們回到大殿之時,那裏又聚集了很多很多僧人。

他們看到我們從方丈室走出來,並且曾和方丈同進晚餐,猜想我們一定是廟裏的貴賓,因而便都站起來向我們寒暄。既然能和方丈做朋友,我們必是出色的學者,或第一流的書法家,於是他們便紛紛請我們在紙扇或卷頭上題字留念,這使我們幾乎忙到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們說要走的時候,和尚告訴我們,方丈請我們盤桓數日,當天下午他還要接見我們。上午則由和尚帶我們參觀菜園、香積廚、齋堂和廟中的其他部分。園丁、廚師和擔水夫等等皆由和尚充任!

當天下午,我和毛澤東再到方丈室,方丈又熱誠地接待我們。這次他顯然決定要和我們談“生意”了。他用極婉轉的口吻對佛教的美德加以稱頌,要喚起我們宗教的興趣。但我們無意討論宗教問題,隻是禮貌地傾聽著,極力控製自己不表露同意或不同意的態度,他繼續說下去,最後提到了孔子和老子,我們發現了自己熟悉的題目,便表示我們的意見。真正使我們感到興趣的並非佛學,而是佛教在中國的組織。於是我們在這方麵問了他一些問題。

我們問廟裏僧人數目多少,他笑著說:“約莫百名和尚屬於本寺。但經常有來自遠方的掛單和尚。因此,廟裏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在這裏掛單的和尚,通常住幾天便離去了。從前這裏一度住有八百僧人,這是建廟以來的最高記錄。但那是在我以前的事了。”

“數千裏之外的和尚,為什麽會跑到這裏來呢?”毛澤東問道:“他們來這裏幹什麽呢?”

方丈解釋道:“他們是來聽經和傳弁的。本寺方丈向以說法著名。這裏廟產甚豐,招待掛單客停留若幹時間,並無困難。全國僧人多半知道這個地方。你們也知道,和尚是出家人;對他們來說,所有的寺院都是他們的家。雲遊四方,相互談經論道,彼此都能得到啟發。”

“請問全國有多少和尚?”這是我想知道的。

“這倒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方丈說:“除了蒙古和西藏之外,在中原地區至少有數萬人。蒙古和西藏的僧人所占比數極大,把他們加在一起,為數約百萬,或可能更多。”

“像微山這種講經的中心全國有多少?”我問道。

“至少亦有百處,如把規模較小的地方也算在內,當在千處左右。”

“有什麽佛教的書籍出版嗎?”毛澤東問道。

“當然有,並且很多,特別是在上海、南京和杭州一帶的地方。”

“我們打算訪問一些大寺院,”我解釋道:“你能給我們寫幾封介紹信嗎?”

“那是不必要的。你們不需要任何介紹信,因為無論走到哪個廟裏,都會受到像在這裏同樣的歡迎。”

我們向他道謝,接著告訴他我們打算次日離此他往,他說,我們既然要走,他也不便挽留,但希望在離去之前,再和我們見一次麵。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喜歡一早動身,因此,再次向他謝過之後,便向他告別了。

我們走進大殿,那些和尚又起來歡迎我們。他們知道我們第二天清早就要離去,又紛紛要我們題字留念。

他們把我們團團地圍了起來,紛紛地提出他們的請求,我們亦盡可能使他們獲得滿足。有些和尚的字寫得很好,他們看到毛澤東那種醜怪字形之後,顯然感到驚奇和失望。我和毛澤東分別坐在兩張小巧的書桌之前,一開始每張桌子都圍著很多人,但不到一會,他們便都轉移到我那張桌黧來,轉眼之間,毛澤東那邊的顧客竟然走光了。

那些和尚之中,有五個是特別年輕的;他們多半在十四、五歲之間。其中一個名叫法一的小和尚給我的印象最深。

法一,十五歲,很會說話,字也寫得很好。從我們初到那裏起,他就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停留期間,他絕不放過和我們談話的機會。他無法告訴我們他是哪裏的人和出家之前的姓名。他隻記得曾經有人告訴過他,他是在一歲的時候到廟裏來的。我們猜想他一定是私生子,後來由廟裏的和尚把他養大。我向毛澤東開玩笑,他和法一有相似之點,他也不甘示弱地說,那是毫無疑問的,你也和他有相同的地方。

除佛經之外,法一熱切希望能對儒家的著作以及唐代著名詩篇加以研究。他已經能夠背誦一些唐詩了。起初我們勸他放棄和尚的生活,出廟還俗。他很願意這樣做,但同時卻有點害怕;因為他和俗家從無來往,而他也沒有什麽財產。當時我們問他,他為什麽不能和我們一樣,身上分文不帶,隻帶一套換洗的衣裳,而自由自在的遨遊呢?這給他的印象很深,但當他表示猶豫之時,我們卻有點害怕了;我們害怕他可能試圖逃走,跟隨著我們。因為這樣一來方丈就會說我們誘他逃跑,大加譴責。還有,他現在還太年輕;因此,我們改變話題,勸他多多讀書。有些和尚的學問甚好,他可以向他們領教,現在他卻不應該離廟還俗。

那天夜裏,我用最佳書法給他寫了幾首詩留作紀念。

第二天剛破曉,我和毛澤東即離開了寺院,向山下走去。法一送我們到山腳,灑淚而別。可憐的法一!渺小的法一!

第十六章 到安化途中
在微山山腳下與小和尚法一作別,走了百碼左右,我回過頭來看他時,他細小的身影正在慢慢向著山上的古廟爬去。當時他距離我們很遠,然而他還是一樣顯得寂寞和可憐。他是多麽的憂傷,我為他感到難過,但毛澤東完全沒有這種感覺。“潤之,”我說:“你看看小法一,難道你不覺得難過嗎?”

毛澤東駒然回頭看了看,隨即說道:“看看他有什麽用呢?你真是太感情化了。”

我們朝安化縣城走下去。安化是湖南重要的產米區之一,走到安化縣城需要兩天的時間。但我們卻無須趕路,因為沿途風景優美,我們又有許多話題來消磨時間。

我們對微山寺的僧人生活留下很多有趣的印象,因此,我們行經路旁的一家茶館之時,便決定停下來休息,寫我們的日記。可是隻寫了兩三行,我們就把筆放下,開始談論起來。

“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真是太大了。”我說:“甚至儒家也受它的影響,在唐、宋兩代尤其如此。”

“佛教為什麽發展到這樣大的勢力呢?”毛澤東問道。

“我解釋說:“第一、因為它對普遍的真理有重要的闡揚,並提供了一種完滿的人生哲學。第二、曆史上的中國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學的傾向。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毛澤東問道。

“是的,”我答道:“特別是唐代的帝王,你知道他們曾封孔子以‘王’的尊號,並勒令全國各州府縣一律修建孔廟。這個運動始自唐代,差不多同時,他們又把類似的榮譽贈給老子,因為裏黧瘐李,和皇帝同宗之故。他們宣稱老子是道家的始祖。道教道觀的建立也是在唐代開始的,由官方發動而遍及全國。佛教雖然是外來的宗教,但也受到歡迎,當時佛教的寺院也遍及全國各地。於是,在唐代,中國便有了三個由官方承認的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存於一種和諧的狀態之下……。

“是的,我知道。”毛澤東說:“我記得,唐代有一個皇帝,曾有意把佛骨搬到中國來。”

“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和尚玄奘,在印度住了十多年,研究佛教理論。”我接下去說:“他帶回中國來的佛經,超過六百五十卷,他和他的弟子翻譯了其中的七十五卷。玄奘是家傳戶曉的人物,他也是唐朝人。”

“太奇異了!”毛澤東評論說:“三個大宗教彷佛都是在唐代開始傳播的。不過孔子隻能算是哲學家而非教主。”

“是的。”我表示同意:“雖然老子後來被道教徒尊為始祖,但他隻能算是哲算家。中國人現實主義的性格,我們加以研究,就會發現這是很有趣的事情。中國人可能有宗教信仰以指引生活,但絕少發展到宗教狂熱的地步。那就是為什麽三個宗教能夠和平共存的原因。”

“是的,幾個宗教能夠和諧地共存,對國家來說,是很好的事情。”毛澤東說道:“那就是說,我們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的宗教戰爭。曆史上有些宗教戰爭竟持續百年之久!在中國曆史,我們從不曾聽說過有這樣的事發生。”

“是的,那確是真的。”我同意說:“但還不止此。在中國,幾個宗教不僅可以在社會中和平共存,並且也和諧地存在於每人的心靈之中;這和唐代的皇帝是沒有什麽相幹的。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就有這種現象,便是很好的例子:像其他任何家庭一樣,我們有一個刻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但我祖母希望我們對聖人懷有特別的敬意,於是又加上了一個孔夫子的牌位。後來她對佛教也有好感,於是又懸掛了一幅釋迦牟尼佛的畫像。最有趣的是,當她聽過歐美的基督教傳教士講過道之後,她認為那些人既然係從很遠的地方跑來傳教,那麽,他們的宗教必然也利於人生之處。於是,她在佛祖的旁邊又掛上了一幅背著十字架的耶穌畫像。我常常把我祖母所設的神壇稱為‘宗教共和國’。這是很多中國人宗教信仰的典型事例。”

“這不僅是我們宗教自由的一個好例證,並且,正如你剛才所說的,也顯示我們中國人宗教本性的薄弱。”毛澤東說:“還有一個事實是,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比佛教和道教都更廣泛和巨大,佛道二家僅被認為單純的宗教。但孔子的思想為什麽會有這樣巨大的力量呢?在兩千多年之後的今天,它的影響力依然不衰。那些帝王為什麽會對孔子的估價這樣高呢?是不是由於孔子堅強的人格呢?”

“儒家影響力之所以能夠持續不衰,係由於兩個原因。”我解釋說:“碰巧那些帝王們和所有的高級官吏,都對孔子特別崇敬,於是他們規定在高等考試中,孔子哲理是與試者必須通過的要目。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定你不研究孔子的哲理,那麽,在你一生中,你便不可能獲得好的職位!還有,他的哲理也的確可以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指南。他非常恰當地告訴世人,什麽是應該,什麽是不應該。在另一方麵,老子佛家的理論則沒有這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給我們一些實際而具體的請示。”

“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停止討論,把這些都寫在我們的日記上。”毛澤東道:“這是很重要的。”

於是我們便停止討論,開始寫日記。我們寫完之後,時間已近正午。我們也感到餓了。訪問過微山之後,我們有很多問題要談,也有很多東西要記下來,因此,我們已經錯了我們長途步行的節奏。現在我們既然仍坐在那裏繼續談下去,便決定在那家荼館吃中飯,吃過飯之後再行上路。

毛澤東問女店主是否有米飯。她說有,但卻沒有什麽菜:沒有魚,沒有肉,甚至連一個雞蛋也沒,隻有一些蔬菜。我們認為有蔬菜便已經很夠了,我們的消化係統已習慣於素食。然而我們是否還有錢呢?

毛澤東說,他知道我們的包袱裏還有些錢,他提議我們好好地吃上一頓米飯和蔬,把所有的錢用光。“然後看看我們前途的遭遇將會如何。”他說。我表示同意,並認為這是個好主意。

吃過中飯之後,由於天氣太熱,難以行路,於是我們便在茶館的蔭涼下睡了一個午覺。當我們緩緩地再上路之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鍾左右了。



【海生注】從這段可看出來,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雖然中國有外患內亂,但中國人的心胸仍是相當寬廣而對相異的事物和見解都仍能和諧相容的。

第十七章 沙灘上的一夜
離那家茶館不遠,有一條沿著一座高山山腳下的路。我們雖不知道那座高山的名字,但卻知道現在我們已經是在安化境內了。

這座山出產兩種物品。安化以產茶著名,而這座高山的山坡上正是滿種荼樹。另外還有一種物產,用作覆蓋房頂的樅樹;除了覆蓋房頂之外,這種樹皮還有一些別的用途。山上數以千計的樅樹,樹皮都已被剝去,隻剩下一棵棵呈乳白色的奇異樹身。

我們在一個小農家,討得一餐非常滿意的晚飯,晚飯過後,我們便沿著一條不知名的河岸,向前慢慢地遊蕩。我們繼續走了約莫十多裏,那條小路卻仍然沿著河岸而下。那河的河床很寬,但其中隻有一線流水涓涓而流,其餘盡是覆滿圓石蛋的沙灘,一望無盡,岸邊長著斜垂的樹木,樹枝散在河岸上麵,彷佛像是要討點水喝的樣子。

不到一會功夫,月亮照得異常明,宛如白晝,辰星大都消失不見,隻有那些最大最亮的星還發點點光芒。路上印著我們兩個人的影子,輪廓異常明晰,往往就像有四個人,在那寂寞的午夜,在路上遊蕩。

我們無法想像,再走多遠才能找到旅店住宿:村莊裏的人都已安眠了,我們連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也碰不到。光明的月亮和清晰的影子成了一種新奇而動人的景色;於是我們在柔軟的沙岸上坐了下來,著意欣賞一番。

“我真不知要再走多遠,才能找到旅店。”毛澤東道:“今晚我們不知住在什麽地方四顧茫茫,不知哪裏住有人家。一片空寂,渺無人跡。”

“是的,四周真是茫茫然,空無所有。”我說:“但我們也是空無所有了,我們現在一文不名;縱使找到了旅店,旅店主人如果知道我們付不出房錢,也不會讓我們住宿。”

“這倒是真的。”毛澤東答道:“我忘了已經沒有錢這回事了。我們就在這裏消磨一夜,你以為如何?這沙灘豈不也可以作很舒適的床嗎?”

“是的,”我表示同意:“你說的很對。就把沙灘當睡床。我們甚至可以住到比這裏還壞的地;藍天要成為我們的帳幔了。”

“那棵老樹就是我們的衣櫃。”毛澤東一邊拿起我們的包袱,一邊說道:

“現在且讓我把我們的包袱,掛到我們今晚的衣櫃中。”

“月亮不也正像一隻大燈籠嗎?”我說道:“我們今天夜裏就點著燈籠睡覺吧,好不好?”

我們找到了兩塊又大又平的石頭當作枕頭,但那兩塊石頭實在太高太大,因此,我們便把每塊石頭一半埋在沙子裏麵。睡倒之後,我們齊聲讚賞說:真是再舒服沒有了。

躺下之後不久,我又起來說:“在睡覺之前,我得到下河裏洗洗腳。”

毛澤東責備我說:“我們過叫化子生活,睡在空曠的沙灘上,你卻仍然保持著這種布爾喬亞的臭習慣!”

“在睡覺之前,我照例要洗腳的。”我解釋道:“這是我多年來的習慣,如果我不洗腳,我就睡不好覺。”

“你今天夜裏就試一試,看看不洗腳是否能睡得好!”

“可是,我為什麽要不洗腳呢?”我問道:“我還想洗個澡呢。”

“我知道了,原來你是個紳士叫化子呀!”他一邊說,一邊倒頭大睡起來。

我從包袱裏拿出毛巾,走到河底下洗腳,等到我回來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呼呼睡著了。我感到渾身潔淨,清馨和爽快,但糟糕的是,這時我已經被冷水完全振奮起來,一時無法入睡。忽然之間,我看到一個人匆匆地沿著河邊小路走過來。他顯然是一個趕路的人,他不能像我們一樣隨遇而。那個人走過去之後,我想到,假定我們兩人都睡在路旁,而我們的包袱就掛在路旁的樹枝上,給月光明亮的照射著,但誰能保證明天早晨我們醒來之前,路上會走過什麽人呢。我們的財產已經少到不能再少,確實不能再冒被偷竊的危險了。因此,我當時想到,假定我們能夠移到離路邊較遠的沙灘上睡覺,那麽,我們就不會被過路人看得清楚,我們的包袱就比較安全。於是我決定把毛澤東叫醒。

毛澤東睡得太熟了仿佛就像死了一樣。我一邊搖晃他,一邊喊叫他起來,但結果竟是全無反應。我甚至還在他臉上打了幾下,最後他終於睜開眼睛了。於是我便立刻把我的意思向他解釋,強迫他遷移陣地,他在半睡半醒的情況下,唔唔呀呀地說道:“你不必擔心有甚麽賊。就睡在這裏好了………。”話未說完,他的眼睛又合上了,又睡得昏天黑地,像死了一般。我知道要想再叫醒他,一定會比頭一次還要困難;即使能夠把他叫醒,他多半還會懶著不動;可是,在另一方麵,假定我勉強睡在那裏,我就放不下心來。

考慮了一陣之後,我決定單獨遷地為良,到另外一個沙灘去睡。我拿了我們兩個人的包袱和雨傘,走到約莫四十公尺外的一個同樣的沙灘。這沙灘離開行人道頗遠,並且有一些小樹叢圍繞著,甚為隱蔽。我把“臥床”準備好,便很快入睡了。

毛澤東在夜裏來,發現我失蹤了。當他看到我們的包袱和雨傘都已不見,站了起來,高聲叫我的名字,但未得到回應。因為當時我正睡得很香,什麽也未聽到。他無法猜想到我在什麽地方,便沿著那一帶的河邊,在沙灘上來回找了十多次。因為被樹叢圍繞著,樹下的情形根本無法看得清楚。他叫了幾次之後,得不到回應,便斷定包袱和雨傘必是都被我拿去了,大概不會失落,於是便又倒頭大睡起來。

第二天早晨,他說:“我猜想你必定在河那邊的某個地方睡著了。你是不會一個人先走的。”

雖然我不曾報聽毛澤東的喊叫,但睡也並不安靜。我睡來之後,不禁怔怔地仰望著那藍色天空中光明的月。宇宙是這樣的偉大,人類是如何小‘微不足道嗬!曾經有多少人類的種族驚奇地注視過這同光明的月亮,凝視過覆於我們頂上的無邊無垠的冷冷的夜天嗬!……古代的民族都已過去無蹤,現代人都已不能及見了?這個寂靜而晶瑩的月亮,銀白的光輝,照射在黑暗的人類世界上,不知已有幾許歲月,冥想著它的年齡,會使人陷於迷感之境。我們人類的生命呢?和月亮比較,那實在太短促而不足道了!這是我開怡慢慢地吟詠寫於千年前的陳子昂的名作: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我不知道是在什麽時候又睡著了,但睡之後,做了一個惡夢。夢到一隻老虎雄踞在河邊的高坡上,目不轉睛地瞪著我,在那裏弓腰作勢,準備擇人而噬,隨時可能衝下山坡,以銅牙利爪向手無寸鐵的我攻擊!我全身顫抖,驀地驚醒過來。月亮已經換了位置,寂靜的天空仍然覆蓋著我。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氣--原來是南柯一夢!

夢中的恐怖感漸次消失之後,我轉臉朝高坡上一望,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裏跳了出來。一個又黑又大的野獸正踞坐在那裏,注視著我!當時我完全清醒著,這絕不是夢了。這是一隻真的老虎。它已經嗅到我的所在,蹲在那裏,準備隨時撲過來。防備感或某種第六感覺已經在先前的夢中向我警示,我能從夢裏醒過來,獲得脫逃的機會!但是我怎樣逃脫呢?我不敢移動,隻是靜靜地躺在那裏,用眼角注視著老虎的行動。

我帶著極度緊張和不安的心情在那裏停留了十幾分鍾,老虎卻並無行動;

於是我開始產生一線希望。我懷疑它是否真正看到了我。它可能認為我是一根倒下來的樹幹罷了,或者認為是一棵樹的影子。它可能剛巧停在那裏休息。無論如何,假定我一移動,它一定會看到我,閃電般地向我撲過來了。我便仍然躺在那裏裝死,大氣也不敢透。

過了一會,我突然想到,毛澤東正在熟睡,對當前危險全無所知。假定他醒來,一有動靜,或喊叫,那麽老虎定然會向他進攻。我開始想像到他隨時會醒過來,於是,我乃拚命思索,怎樣才能拯救他。

我把危機告知他是我的責任,我必須即刻冒任何必要的危險。我必須爬到他睡覺的地方。我當時推想,假定我爬得很慢很慢,老虎可能不會察覺我的動作。於是我開始移動了,我每次隻能爬行一寸左右,我移動的情形與其說是爬行,還不如說作蝸牛式的蠕更恰當些。在這樣的速率之下,頭一公尺的路程花了我超過一分鍾的時間;我以最大的耐心,經過一個多鍾頭,才爬到一片能夠掩護我的叢樹後麵。

在這個新位置上,我轉過身子,透過樹叢枝葉向高坡上探視,發現老虎並未移動;這時我感到我的耐心獲得了報償了。我已經安全了。但我還得越過一段相當長的空曠地,或是作一個大的迂回;還需再花上一點鍾的時間才能完全脫出老虎的視界。於是我迅速地站起來,用我所能跑得最快的速度,跑到毛澤東睡臥之處。他正張著大口酣睡不已,唾涎則正自他的口角慢慢流出。甚至在這個時候,我仍然不敢作聲。我不能叫他。怕的是,縱然能把他叫醒,他在一旦醒來之後,就會高聲講話;講話的聲音勢將把老虎立刻引到我們的麵前。

我悄悄地在毛澤東的旁邊躺下來,並想最好就是睡著。但在精神極度緊張之下,這是絕不可能的。不一會,農夫們開始在田裏出現了,並且有好幾個人從我們很近的路旁行過。毛澤東睡醒了。天已破曉,有人在附近走動,危險可以說是過去了。來不及告訴毛澤東昨天夜裏虎口餘生的經過,我便跑到那邊樹下取我們的包袱和雨傘。現在已經沒有被攻擊的恐懼了。

把東西取下來之後,準備以最高速度往回跑之前,我匆忙轉頭朝昨夜老虎踞坐之虎一看,發現那隻大黑老虎仍然在那裏。它一動不動,再定睛一看,發現那隻凶猛的大黑老虎原來是一塊天然的黑石頭!

第十八章 離開沙灘之後
我們離開昨夜歇宿的地方,決定仍然沿著河岸繼續前進,因為這似乎是到安化唯一的道路。

我們拿起包袱,準備開始今天的行程之時,一條大青蛇忽然從河岸低處的草叢中爬了出來。那裏正是離毛澤東幾分鍾前還在睡覺的地方不遠之處。這使我頗為吃驚,因為昨天夜裏,這條看來含有劇毒的爬蟲當離此不遠。假定當時它發現了毛澤東,是否會咬他一口呢?又假定它爬過樹林時,我當時的處境也極其危險。那隻老虎原來隻是我神經過敏幻想出來的,這條毒蛇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我想到人們所說假定被毒蛇咬著,毒液會順著血管流到血槽,很快會傳遍全身的情形。在這人跡稀疏的地方,萬一被毒蛇所咬,那是萬無生望,因為要尋找醫生或任何治療都不可能。我把想到的情形告訴毛澤東,彼此決定再不在荒野露宿了。

我們單調地走著,那條河岸似乎無盡無窮。沿著河岸,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段又矮又宜的樹叢。我們走過之時,常常想到這好像是軍隊閱兵時的樣子。我們似乎是在閱兵,而軍隊正在向我們敬禮。

走了約莫一個鍾頭,到了一座石橋之前。橋的石皮上刻著:“到安化縣城走右邊”幾個大字。於是,我們過了橋,順著右邊的一條路走下去。這條路雖然已與那條河分開來了,但卻又把我們帶到一群山崗之中。在一個小山腳下的路邊上,有一個由四根柱子搭起來的方形涼棚,四邊無牆,就像通常的涼亭一樣。涼棚下邊擺著一條長凳子,以供行人坐息。

我們在那條凳子上坐下來,舉目向四周眺望一環,我看到一條羊腸小徑,直通到一座小山之項,山項上有一座小廟。我告訴毛澤東讓他等我一會,便急急跑到山項,發現那座廟非常的小,廟牆寬僅四、五公尺,高亦不過七公尺左右。正中間供著一尊石像。牆是白色的,並無刻字。那裏風景甚好,站在山項上極目遠眺,東、南、西、北一望無際。我走下山去,從包袱裏取出筆墨,然後又回到廟裏,在白牆上寫了兩個大字:遠大。及至我回到毛澤東歇息之處,發現多了一個路人,他們正在交談。毛澤東問我那廟的名字。我答:“不知道它名字,但我剛剛在牆上寫了‘遠大’兩個字。你記得,在學校裏楊(懷中)先生教我們人格修養的五個原則,其中頭一個便是‘遠大’。他說‘遠大’的意義,便是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應該放得遠,目標應該放得高。一個應該不斷想到超於平庸的某些東西。我一直沒有忘記他所講的那一課,當時那話嵌進了我的心靈。對我來說,這些話實在意義深遠。”

毛澤東立時領悟,說道:“對極了,確實對極了!”

離開涼棚,走了一小段路之後,便見到一間路邊茶館。我們便向茶館主人乞討早飯。它和一般同類茶館一樣,店主是一位二十歲上下的女人。她看來人很和氣、通達,不一會便給我們每人拿來一大碗米飯。當時我忽然想到,她是否知道那座山廟的來曆呢?於是就問她小廟的名字。

“這是劉邦廟。”她答道。

“劉邦?”毛澤東問道:“那兩個字怎樣寫?”

“我不會寫字。我隻知道那個廟叫劉邦廟。”

“這附近有叫劉邦的人嗎?”毛澤東繼續問。

“那我就不知道了。”女店主說:“我在安化縣城出生,在那裏結婚,搬到這裏才兩年的時間。對本地的事情實在知道的太少。”

毛澤東沉思片刻,又說道:“劉邦是漢朝第一個皇帝的名字。他不是這裏的人,甚至他前生前是否曾巡遊過這一帶地區也成疑問。因此,我實在想不出這廟為什麽要取他的名字。”

“我的確不知道。”女店主答道:“我連劉邦是漢朝第一個皇帝,也不知道。”

“你知道那個廟為什麽要修建在山頂上嗎?”毛澤東追問道。

“那我更不知道了。”她很有耐性的回答。

正巧那時有一個男人走了進來,看來像是女店主的丈夫,於是我們就把關於那小廟的問題向他請教。下麵就是他告訴我們的話:“這所小廟為什麽會取名劉邦廟,我們並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有人說劉邦是皇帝,另外一些人又說劉邦廟的劉邦隻是和劉邦皇帝同名的另外一個人。究竟哪個說法正確,我亦不知道。關於這個小廟建造的故事則是這樣的:很多年以前,有一個人生了病,病得很厲害,已經到了死亡的邊沿。每一個人都認為他沒有康複的希望了。後來有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到一個名叫劉邦的人,給他開了一藥方,告訴他吃下那藥之後,他的病就會好了。他醒來之後,便叫他的兒子照方煎藥。服藥之後,他的病丙然真霍然而愈。為了紀念他夢中遇見的劉邦,於是他便建了這座廟。”

“這劉邦是皇帝嗎?”我問道。

“這我就不知道了。”女店主的丈夫回答道:“有人說他是皇帝,另外的人說不是。我弄不清楚。”

“這廟修建了多長時間?”毛澤東問道。

“我也不知道。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個廟,現在我已經二十六歲了。這裏很多人都說,那是一座古廟。這種說法是否可靠,我就無法判斷了。”

向店家兩夫婦致謝過後,拿起包袱和雨傘,我們又再踏上漫遊之途。走路之時,我推敲那個廟的來曆。那劉邦是誰呢?然而“是誰”的問題果真有什麽意義嗎?不過,無論如何,劉邦這個名字倒是喚起了我們的一些記憶。因此,我們繼續走著的時候,毛澤東特別感興趣的皇帝,便成了我們的談話的題目。

“劉邦為什麽叫劉季呢?”毛澤東問道。

我解釋說:劉是他的姓,季是他的字,或者說是他的名,其情形有如他之字潤之以及我之字子升一樣。

“劉邦是曆史上第一個平民做皇帝的。”他一邊思索一邊說:“我認為他應稱得上一個大英雄!”

“哪裏話!”我表示不同意:“劉邦是壞人!不過,確也有很多壞人被稱為英雄的。”

“他以平民的身分,組織一軍隊將秦的暴政推翻。”毛澤東激辯道:“他是漢朝的建立者。你怎樣能說他是一個壞人呢?”

“他是一個壞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為皇帝來說,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我解釋道:“這就是為什麽我說他是壞人的原因。他隻不過是一個懷有政治野心而成功了的人罷了。也許他的心腸並不壞,然而因為政治野心繼續增長,終於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來愈淡,人格也開始墮落,於是他便成了一個壞人。”

“劉邦至少也算得是平民革命者,他成功地推翻了泰的暴政。”毛澤東反駁道。

“是的,他推翻了暴政,然而他自己卻製造出另一個暴政。秦被推翻,漢取代了它的權位。又有什麽區別呢?兩者都是東西。”

“我想,”毛澤東若有所思的說:“你認為革命力量控製了全國之後,他就應該建立民主共和嗎?可是,在兩千多年之前,哪裏會有人想到民主共和這類事情!人們根本不曾聽說過這樣形式的政府!那個時代,他是不可能認識民主製度的。”

“是的,我知道。”我說:“不過他即使不認識民主共和政治,至少也應該避免殘酷暴政的出現!”

但毛澤東卻堅持道:“假定你把他所處的時代加以考量,再把他和那個時代的其它皇帝比較,你就不會認為他殘酷了。”

我仍然不表同意,說:“他是奸詐而又絕無情感的人。你記得他的很多朋友和將軍為他出生入死,在他成功之後,這些人也都成了有名的領袖人物,但他卻又害怕這些人會篡奪他的天下;於是,他就把他們統統殺掉。你記得,在這些人之中,有的是被亂刀分屍,誅滅九族的嗎?他心裏藏刀,實在是非常殘酷的壞人!”

“可是,假定他不殺他們的話,他的江山就不會穩固,而他本人的皇位也多半不會長久。”毛澤東道。

“那麽一個人為了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須殺害他的朋友嗎?”我問道:“政治就是彩票一樣嗎?人們購買彩票,頭獎照例隻能由一個人獲得。這樣一來,政治上的成功和買彩票實在並沒有什麽兩樣。劉邦為人,不僅殘酷、卑劣、奸詐,並且下流,沒有教養,隻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流氓而已!”

“你這些話究竟何所指?”毛澤東問道。

“他做了皇帝之後,在他故鄉所作的《大風歌》,便是說明他的心術之最佳例子。你還記得他說了些什麽嗎?‘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頭一句表示他狂妄自大的個性;第二句顯出他向家鄉父老顯露威風;第三句則清楚地表示;他認識到,他的江山要繼續保持下去很困難,必要尋求忠實而可以信托的勇士,但也覺得並非易事。”

“這就是你所以說他卑鄙而無教養的原因嗎?”毛澤東問道。

“是的,不過,我還有一個更好的例證。你知道他曾封他侄子為羹頡侯的故事嗎?”

“羹頡侯?沒有聽說過。”

“他很窮困的時候,有一回他問他的嫂嫂要一碗湯喝,被拒絕了。於是,他就把這件事情永遠記在心中,並且永遠不肯原諒他的嫂嫂。等他做了皇帝之後,他就封他的侄子為‘羹頡侯’,使他成為官廷中被取笑的對象。”

“我認為那太可笑了!”毛澤東笑道:“但是現在我卻想起來另一件事情。那便是,他對你的祖先非常客氣。他把你的祖先蕭何任命為一個宰相!”

“是的,”我表示同意:“那是因為我的祖先不是一個軍人。假定他是軍人的話,早在做宰相之前,必然也會象那些人一樣,被砍成肉塊了。蕭何隻是對法律和文化有興趣,因而,他不會對他皇帝的地位有任何威脅。”

“他對張良也不錯呀。”毛澤東盡可能搜尋一些有利的證據,來證明劉邦並不是一個壞人。

“那麽,張良為什麽修道去了呢?”我問道:“這不過是由於他為了要找一個隨時可外出訪道的藉口,等到有一天他看到劉邦對他發生懷疑要殺害他之時,便出走而已。在這個問題上,請你相信我的說法。政治是世間最卑汙的一種行業!你能否告訴我:一個人政治成功之後,他基本上還算是誠實的人嗎?絕對沒有的事情。就以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和一些其他的皇帝作例子來說罷,他們之中有一個誠實的人嗎?沒有。在中國,從古代起,那些崇拜權力者在精神上都是卑下的。這兩種東西似乎永遠連在一起,以武力奪取權位就顯示精神的卑下。”

我十分清楚,毛澤東不想這個辯論繼續下去,要不然我就可能直接批評到他。我們兩個人都明白,在他的野心中,他是以劉邦自況的;而在另一方麵,我也知道,他不肯承認自己是小人。

第十九章 安化縣城中的困厄
自離開劉邦廟之後,我們對旅程的安排比較來的從容自在。因為我們對談論極有興趣,對前進途度反而淡然置之,是以在離開劉邦廟後,在路上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我們才到安化縣城。一進城裏,我們感到確實已經離開家鄉很遠了。那裏的人說話的口音和我們的頗不相同,對他們的生活習慣,我們也感到陌生,真有點置身異鄉的感覺了。

雖然我們有些同學住在那裏,但我們決定不去拜訪。因為恐怕他們又像何胡子家裏一樣,對我們殷勸招待。不過,由於我們連最後的一文錢,也早就用去了,因此在進城之後,下一步究竟應該怎樣做,卻是全無主意。我們成為真正的叫化子了,我們須靠機智來換取生活。

我們到達縣城之時,約莫是在上午十點鍾左右。由於還不曾吃早飯,當時已餓得很厲害。走到一定茶館門前,站在那裏猶豫了片刻,望了望裏麵的情形,我們便昂然地走了進去,揀了靠近窗子的一張方桌坐了下來,將包袱和雨傘放在旁邊,接著便叫了茶和早餐。我們的饑餓獲得相當程度的抵消之後,便開始討論如何付帳的問題。總得設法在那裏乞討,或賺些錢來,這是毫無疑問的。我提議毛澤東留在那裏寫日記,我則到街上去走走,看看有什麽法子可想。

我走出去之後,很快就發現:安化縣城的店員不肯打發叫化。我一次再次的被拒絕:“我們這裏不打發叫化子!”“不要站在這裏妨礙我們的生意!”

有好幾個地方,他們根本不準我進門,常常會有一個人攔著我就說:“這裏沒有東西打發你!走你的路罷!”他話說得非常粗鄙,臉上現出一副冷漠殘忍的神情。也有少數人勉強給我一兩文錢,但那麽少量的錢對我們亦沒有任何用途。花了一個半鍾頭的時間,走遍了兩條街,結果我隻討到二十一文錢。於是我便放棄了這個吃力的工作,返回茶館。

我告訴毛澤東,這個城市乞討實在太難,走了兩條街隻討到二十一文,這個數目還不足我們早餐所費之一半。我們如何付賬呢?怎樣離開這間茶館呢?

毛澤東提議我留在茶館裏寫日記,由他到另外一條街去試試;但我知道,那將是徒勞無功的。後來我終於想出了一個計劃。我提我拿著先討來的二十一文錢去買些紙來,然後像那些送字先生似的,書寫若幹幅對聯,分別送給那些商店的店主。這是知識分子的乞討方式,是一種間接乞食方法。不過所送對聯需要自己書寫,受之者則贈送少許金錢作為酬報。

“用這種方式我們或許能多弄一點錢。”我說:“你在這裏把筆墨弄好,我去買紙。”

毛澤東對這個提議熱烈擁護,立即開始磨墨。我在街上買紙時,順便把沿街的若幹重要店鋪名字抄下來。每張紙約莫長一公尺半,寬三十公分;於是我們便把這種紙一分為二。

以我最佳的書法,謹慎地在每一幅對聯的頂端寫上一間大店鋪名字,這是最緊要的一點。因為某一幅對聯隻能送給某一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是不好拒絕的。我更希望,他們看到這種特定的對聯之後,會感到一種光榮。我隻贈給大的鋪麵,因為估量著它們擁有很多錢財。

在頭一家店鋪裏,一個青年雇員接到了寫給他們的對聯之後,轉遞給三個年紀較大的人。他們將它展開了看,都麵對微笑,表示欣賞。他們是否真正能欣賞我的書法頗可懷疑,但至少他們已經承認他們自己是寫不出來的。

他們看看我又看看那幅對聯,一再地重複道:“寫得很好,寫得真好!”於是他們相互開始耳語,我猜想他們是在商量應該給我多少錢的間題。假如他們給多了,店主將會不高興;假定給得太少了,他們又怕得罪了一個學者!他們耳語了一陣之後,仍然不能決定,於是其中一個便拿了對聯到後麵去見店主。立刻便有一個人麵帶笑容走了出來,並且伸手遞給我四個銅圓。四個銅圓亦即是四十大文。

他問我從何處而來,為什麽會弄到這樣窮困的地步,乃一些類似的問題。而正當我要回答他時,另外一個穿得很體麵的人從後麵的房間中走了出來。此人看上去約莫四十歲的年紀,很肥胖,顯然是這家店鋪的主人,因為他走出來之後,其他的五個人便立刻散去,隻剩下他和我兩個人。他很禮貌地問了我幾個問題,接著又把先前出來的那個年青人叫了過來,問他送給我多少錢。年輕人答道:“四個銅圓。”“再多給他四枚!”那個胖子說。我向他道謝之後,便離開那個店鋪。這八個銅圓已經是我起先苦苦地乞討的四倍了!我想到那些接待我的人之冷漠和殘酷的表情,以及歡迎我寫對聯的笑臉,我得到了安慰。我感到學問是怎樣被人尊重呀;於是,我帶著更大的信心走進第二家店鋪。

然而,花不常開,月不常圓,人也並非永遠都是愉快的。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在第二家店鋪裏,店主以極不耐煩的態度揮手讓我走開:“字對我有什麽用?把你的對聯拿去送給別人罷!”

我提出抗議道:“這是專為你鋪子而寫的。請你看看,你鋪子的名字已經寫在上麵。你縱然不願意出錢,也請你收下。”

那店主現在開始看我的書法了,他果然看到了他店鋪的名字,勉強地將對聯收下,塞了兩個銅圓給我,我很禮貌地謝了謝他,即轉身離去。

從第二家店鋪走出來之後,我想毛澤東正茶館裏等我,假定我把所有的對聯送完後才回去,他勢將在那裏等候很的時間。於是,我仍決定先回茶館一趟。

我們付了帳之後,乃商量下一步的行動。我們雖然並不即刻需要更多的錢,但那些寫好了的對聯如果不加以利用,卻是很可惜的事情。於是,我們把這些對聯分成兩部分,由我們兩個人分頭去送,送完之後,再在茶館裏碰麵。我分給毛澤東去送的,隻是一些寫給小店鋪的。因為我知道,大店鋪往往雇有家庭教師,教授東主的孩子;假定他們要請毛澤東當場為他們寫字,那將是很為難的事情。毛澤東不擅書法,任何人也不會把他那種又大又醜的字和對聯上的字混為一談。

第二次開始送字,頭一家店鋪,那店主一看到他的店名,便立刻表示接受。第二家賣茶葉的,店主是一位讀過書的人,也會寫字,對我的書法讚了一陣,便邀請我到他的書房,並把我介紹給他孩子的家庭教師。他們二人一再端詳我所寫的對聯。後來店主請我為他的家庭寫一幅對子,我很快便寫了出來。當我請教他們寫點什麽的時候,他們都隻是微笑。後來店主指著牆上所掛的一幅對子說,那便是教師的手筆。他的書法倒也不錯,然而,我認我的卻比他更好。

他們以香茗饗客。我們三個人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談話。“學問和書法是很難的事情,”店主說:“這實在是無價的財產。在近代社會中,學者不被尊敬,確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讀過幾年書,但找不到工作;因此,最後我決定開設這家茶葉莊。假定我當時繼續讀書,恐怕早在多年之前便已經餓死了!”

“假定你不開這家茶葉莊,我定然不會有事可做。”那位教師補充道:“在餓死鬼的名單上,將會增加一個讀書人。”

“假定你不開這家茶葉莊,”我補充說:“我今天也無法獲得和你們兩位讀書人暢談的機會,另一方麵,我多半麵在安化城中餓死了!”

店主聽了之後,哈哈大笑道:“可惜這個鋪子太小,否則,我一定要請你們兩位同任教席!”

“假定一個人讀了書,他就有餓死的危險;但假定不讀書,他就得不到文化的陶冶。那麽,他應該是怎樣選擇呢?”那教師問道。

“在我看來,你們的東翁似乎選擇了最好的計劃。”我回答道:“先讀書,然後去做生意。”

“既然已經改換了職業,我就不被稱為學者了。”店主說:“但是我有三個兒子,其中的兩個我決定讓他們去做生意,而讓第三個專心致誌於讀書。這樣安排之後,可以保持我們家庭讀書風氣,也可能不致有人會餓死。”

“這樣安排對你來說實在太好了,因為你有三個兒子。”那家庭教師說:“但是隻有一個兒子的人怎麽辨呢?”

“這是作父親的計謀,”我提示說:“這是以家庭作單位的計劃。但是你一定要記住,兒子並不僅僅為了維持家庭而存在。他應該獲準自己去計劃他的未來。他必須認識到他是社會一分子,應該為社會的幸福著想。”

他顯然不了解這種觀念,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因此,我覺得最好不作進一步的解釋。我還需要訪問其他店鋪,於是我告訴他們,我們必須作別了。店主向他的辨公處走去,等他回來之後,他遞了個信封給我,我向他表示謝意,作別以後,便向街上走去。我打開信封一看,發現裏麵是二十個銅圓!我又去送了幾個地方,獲得成功。於是我便回到茶館去找毛澤東。我們旅程的下一站是益陽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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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8-11-15 13:09:31 | 隻看該作者
第二十章 到益陽縣城的路上
離開安化之後,我們沿著大路走下去,很快就走到一個路碑之旁,路碑上刻著:“向右到益陽縣城”幾個字。益陽縣城是我們下一站目的地。從起程時我們就已決定隻沿最寬的大路走,道路通到什麽地方,我們就到什麽地方。

到益陽縣城的路程究竟有多遠,我們全不知道;我們對這道路的遠近距離也毫不在意,因此我們也不向別人打聽,是遠是近對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的隻足單調地向前走著,一步一步,有如用尺量路一般;不過,這樣的走動完全是機械性的,我們的興趣完全隻中在談話方麵,對其他事物便不甚留意了。

離開安化之後,我們便開始談論我和那家茶葉店老板的談話,關於如何安排他三個兒子的事業的問題,他讓一個兒子作學問,但學問並非可靠的謀生之術,因此讓另外兩個兒子學作生意。他們計劃將來每人經營一項不同的買賣,假定其中一個失敗了,另外一個仍可支撐。我批評那個做父親的決定,是自私自利的方法,因為他隻照顧他的家庭利益,對他兒子的個人的願望,以及對社會全體的利益,卻全然不加考慮。我這個批評,使我與毛澤東之間引起了關於家庭製度的大辯論。我說那個店鋪老板是典型的中國父親,不過,他這種觀念是太古老太落伍了。

毛澤東道:“你知道養兒防老的古訓!這已是中國無數代的製度了。父母衰老之時,兒子的主要責任是照顧父母。父母完全依靠兒子。”

“很奇怪,這種自私的家庭觀念,我一直不以為然。”我申述道:“假定我有一個兒子,我很自然的會喜歡他;然而我卻永遠不會按照我自己的需要,把他當作財產一樣看待。他應該是社會的一分子,把他養大,讓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是我的責任,但以後的生活,他對我的態度,則應決定於他個人的情操。我永遠不會想到,我老了之後還需要他的照顧!我父親雖然屬於前一代的人,但也和我有類似的觀念;他反對父親對兒子有自私的打算。”

“我以為因為中國人家庭觀念太重,所以缺少民族情感。”毛澤東道。

“兒子並不完全屬於家庭,”我補充說:“但也並不完全屬於國家!誇大了國家觀念,其害處絕不遜於誇大家庭觀念。”

“你對子女有這樣的觀今,連我都覺得奇怪。”毛澤東驚訝地說。

我解釋道:“認真的說來,一個人生而為家庭的成員,同時在國家之中,他亦是不可分離的一分子;在另外一方麵,他又是全世界的一個公民。他對他的家庭、他的國家,以及對整個世界都有責任。總之一句話,他對社會負有責任。”

毛澤東卻表示不同意:“我認為國家應該占最優先的地位。”他說。

我進一步加以解釋:“我想的是一個人的抉擇問題,假定一個人麵臨有利於己而有損於家庭的行為,他便不應該去做;假定麵臨有利於家庭而有損於國家的行為,他亦不應該去做。尤其重要的是,假定一種行為有利於國家而有損於世界及社會時,他就更加不應該去做。檢定行為的最後標準,是社會的終極之善。”

“但是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毛澤東辯駁道:“因此,人民便有保衛國家的義務。人民是國家的子民。在未來最理想的國家中,兒童應該脫離父母,而由國家教養。”

“那麽,這就必須要有兩種製度。”我說:“其一是兒童的教養,其二是老人的收容。假定你把傳統的養老製度取消了,那麽,老年人的生活就應該另外設法加以照顧。”

“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毛澤東強調著說:“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樣的政府一旦建立起來,人民也就可以組織起來了!”

“但是如果政府過於強大,那麽,人民的自由就要受到損害。那情形好像是,人民變成了羊群,而政府則成了牧人。那是不應該有的製度。”我反駁道:“人民應該是主人,政府隻應該做他們的仆人!不過,所有的政府都毫無疑問的想做牧人或主人!”

“不過,我的確認為人民是羊群。”毛澤東堅持著說:“非常顯明,政府一定要充任牧人的角色。 假定沒有牧人,由誰來保衛羊群呢?”

“對這問題我有另一種看法。”我說:“假定人民是羊群,政府也必須是羊,但那是最壞的一種形色;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圖謀取得權力的人就要成為主人了。綿羊政府中的官吏定會說他們是最聰明、最能幹的,他們永遠不會認為這些人是一批土匪!”

“根據你的想法,”毛澤東道:“假定你不讓羊群成立政府時,那麽,誰是牧人呢?”

“假定羊由人來照管,那就意味著它們已失去自由了。它們係生活在牧人的慈悲之下,已全無自由可言。牧人可以對它們生予奪。而留給它們的唯一事情隻是吃飯、工作和睡眠,它們為什麽還要牧人呢?”

辯論到這當兒,我們看到幾隻牛靜靜地在路旁吃草,旁邊沒有人管理它們。“潤之,你看,”我說:“看看這些牛。它們不是很快樂和滿足呢?它們需要更好的組織嗎?”毛澤東沒有回答。於是我們便注視著那些牛,沉默地向前走下去。等到我們快要走到牛的身邊之時,一個手拿長鞭的人突然出現。那些牛對鞭子似乎對鞭子特別敏感,因為當拿鞭的人走近時,它們很快地四散開來。連安靜地臥在那裏的牛也立刻站了起來,那些本來站著的則開始奔跑。頃刻之間,秩序大亂,它們已經害怕得無法吃草了。

我著意地看了看毛澤東。“你看到牧人對畜牲的效果了呢?他一到這裏,那些牛就立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毛澤東頑固地回答道:“牛必須加以管製!這個人手裏有一條鞭子,他必須用來鞭策它們。這個牧人太軟弱無能了!”

“隻可惜這些牛不能了解你高論!”我諷刺道。

“正由於它們不懂人言,因此必須用鞭子來打,它們也必須有人加以照顧。”毛澤東答道。

當毛澤東說話時,最前麵的一隻大黃牛忽然停下來,抬起頭,張口大叫。似乎是抗議。我說道:“假定他們繼續作威作福時,有一天甚至牛羊也會起來反抗他們的。”

第二十一章 到了益陽縣城
約莫是在下午三點鍾,我們走到益陽縣城。這個縣城與其他差不多大小的縣城並無顯著不同。街上店鋪林立,行人擁擠,沒有什麽新奇之處。不過,我忽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東西。“潤之,你看!”我驚奇地叫道:“你看到牆上所貼的縣長布告嗎?”

“是的,我看到了。”毛澤東答道:“我對這種東西沒有興趣。你為什麽這麽興奮呢?你為什麽問這個問題呢?”

“這裏又有一張。”我停下來說道:“你仔細看看。”

毛澤東看了之後,回頭對我說:“所有的縣城都有這種貼在牆上的布告的。”他說:“我實在看不出這張布告有什麽特別之處?”

“你看看縣長的簽署。”我提示道:“這個人是誰?”

“字寫得很清楚,”毛澤東答道“他的名字是張康峰。”

“但是你知道張康峰是誰嗎?”我問道。

“不知道。”毛澤東說:“我為什麽要知道?他是誰呀?”

“他是第一師範的化學教員。”我說。

“噢,原來如此。他隻教高年級學生,所以,我不認識他。”毛澤東道:“我們的化學教員是王先生。你能斷定這個張康峰和第一師範化學教員是同一個人嗎?同名的人很多哩。”

“是的,我能斷定是他。他是益陽縣城的人,我記得他那濃重的益陽口音,並且知道他是在暑假之前兩個月離開學校的。劉先生接替他教員的位置,現在我才知道他是回來做縣長。”

“你和他的交情很好嗎?”毛澤東問道。

“是的,他非常喜歡我,每次考試,他都給我一百分。我們作過多次有趣的談話,每次談起政治問題來,他都感到很大的興趣。”

“假定那樣的話,”毛澤東提議道:“你就應該去看看他。”

我對他的建議大笑了起來。“不要忘了,”我說:“在這個社會上,政府官員和叫化子是兩種天壤有別的身分。他們分別代表社會上最高的和最低的兩個階層。沒有比政府官員再瞧不起叫化子的了。我們是以叫化子的身分從長沙來的,我們有很多有趣的經驗。但是我們卻從不曾拜訪過縣太爺。我認為你說得很對。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獲取新的經驗,你以為如何?”

“反正你是認識他的,他不會把我們當作叫化子看待。”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

“最大的問題,”我指出說:“是怎樣通過守衛和衙門裏的下人的關口。

張康峰本人決不會把我們當叫化子,不過,他左右的人就不同了。問題是怎樣通過他左右的人。走,咱們去試試,看看結果如何。”

毛澤東非常高興。“好!”他驚叫起來:“這是我們這次冒險中最特出的插曲:叫化子拜訪官吏!我們就這個樣子去好不好?穿著草鞋和其他的一切?”

“當然。我們是以叫化子身份去拜訪張康峰縣長!”我說。

縣長是縣區的最高行政首長,是地方最重要的行政官吏,警衛森嚴……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辦公處大不相同。

我和毛澤東兩人問了好幾次路,才走到那所莊嚴的衛門之前。前麵是一個廣場,廣場的中心,恰恰與縣府圍牆的中間大門相對,從那裏一直看過去,可以望見兩道相同的大門。穿過這兩道大門,就是法庭了。縣長的私人住宅則在法庭的後麵。靠近第一道大門的右邊,是守衛人員站崗之處。守衛的也算重要人物,因為他的角色,是對求見者加以檢察;隻有和縣長約定有要事要談的,才準許內進。

我們走過廣場,到了縣政府的大門,守衛立刻攔住了我們。我們要求到裏邊,他猶豫了一陣,終於準許我們到門房去商量。那些守衛在我們印象中,是懶惰而不負責任的。他們似乎采取事不關己的態度。

但門房卻是高大而粗獷的家夥,大踏步走了出來,高聲嚷道:“滾開,趕快離開這裏!叫化子到衛門裏來幹什麽?”他向我們瞪了一會,看到我們的短衫、草鞋、雨傘‘包袱,於是又大嚷了起來。這次他喊叫的聲音似乎還要高些:“滾開!我問你們,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麽?”

“我們來拜訪縣長。”我一邊說,一邊掏出名片,將毛澤東的名字寫在上麵。“請你替我們傳達一聲好嗎?”我把名片緩緩遞給了他。

他呆呆的站在那裏:“叫化子還帶著名片!什麽名字?蕭旭東和毛澤東!你給我這張名片幹什麽?”他問道。

“請你交給縣長--告訴他我們想見見他。”我笑著說。

“你們為什麽要見他?你們要告什麽人嗎?你們知道需要先呈狀子嗎?”

“但是,我們並不是來控告別人。”我說:“我們因為在此路過,不過順便來看看他而已。”那個可憐的家夥站在那裏,用眼睛瞪著我們。似乎不能相他自己的耳朵。可以相像得到,他把我們看作兩個精神病人了。他帶著迷惘的聲音問道:“叫化子嗎能跟縣長有什麽往來?”

“貴縣長是很好的官吏,並且是非常和氣的人。我十分有把握,他一定願意和兩個叫化子談談的。請你進去看看,你隻把名片交上再問他就行了。”

那門房又大嚷道:“你們瘋了!要是我進去告他,說有兩個叫化子要見他,他一定認為我發神經病。他一定立刻把我開除!你們不要胡纏了!假定你們不知好歹,我就要守衛把你們趕出去,滾,快滾!”

“我們不走,”我抗議道:“我們一定要見縣長。”

毛澤東加以助陣:“我們是叫化子,是的,不過,我們一定要見縣長!”

至此,門房十分不耐煩了。他高聲叫道:“好罷,假定你們不可理喻,我就要要用武力來趕你們了!衛兵!衛兵!衛兵!衛兵!快來!”

看來那個門房真正要有所行動了。站在那裏的兩個衛兵走了過來。

“我看誰敢用武力對付縣長的客人?”我叫道:“你們不怕被革職嗎?”

“我們要見縣長。”毛澤東道:“我們並沒有做什麽犯法的事情。看看誰敢強迫我們走!”

我坐在大門裏的石板上,說道:“若見不到縣長,我們兩個叫化子就不離開這裏。”毛澤東在我的旁邊也坐了下來。

這時有三個人從門房的辦公室走了出來,另外一個衛兵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有些麵貌凶惡,有些則態度和善。他們圍成半個圓圈,用眼睛瞪著我們。他們異口同聲的說,我們必須走開,但卻沒有人敢動手。

其中一個老年人,忽然對那個門房說:“你何不進去報告縣長呢?你就告訴他有兩個傻瓜要見他,他們給我們惹麻煩,不肯離開。”

“我怎可以這樣做呢?”門房問道:“上禮拜縣長的一個窮友就來求救濟。當時我想都不想就去報告縣長,等那個人走了之後,縣長卻把我大罵一頓。因為我一通報,他就不好拒絕接見,隻好給了那人一點錢。他說我的主要任務,是要注意訪客,隻選擇那些認為他必須見的人。假定我認為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有權自行打發,免得麻煩他。那次事情剛剛過去,我怎樣還能為這兩個叫化子通報呢?他們雖然是瘋子,但我並不瘋!”

那老人表示同意,但說道:“讓我來試試看。我進去報告縣長,就說他們在這裏胡纏,我們雖盡量設法讓他們走開,但他們卻死賴不走。我去請示他,看看我們應該怎樣辦。除非是他問到,否則,我就不把他們的名片拿出來。完全由他自己來決定,我們都不須負任何責任。”

那個人走進房去,穿上一件長衫,又梳了梳頭發。於是他把我的名片放在他的口袋中,慢慢的向裏邊走進去。那個態度惡劣的年輕門房在後麵還大嚷道:“你在縣長那裏討個命令,把這兩個傻瓜捆起來,送到監獄裏關上幾天。好好地教訓教訓他們,使他們以後不敢再擾亂良民了!”

我知道他這是有意警告我們,我們詐作沒聽見,安靜地坐在那那裏,但卻禁不住偷偷發笑。

那老人走了不久,忽然在第二道大門處出現。他快步走了出來,麵帶笑容,直向那個年輕門房跑去,對他說道:“縣長說趕快把這兩位先生請到他的書房裏去!”

我們仍然安靜地坐在石板上,假裝未聽見他們的談話,但看到那一夥人,接到這個出乎意外的命令,臉上吃驚的表情,煞是有趣。那相貌粗的門房低聲的焦急的問那老人家說,他是否聽清楚了縣長的話,縣長是否真的說要把他們帶到書房去?

“是的,”老人答道:“我聽得很清楚,絕沒錯。他告訴我兩次,叫立刻把他們兩個人領到他的書房!”

他們談了幾句話,那門房便走到我們的麵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說:“縣長要立刻見兩位,請隨我來好嗎?”

我們拿起包袱和雨傘,那裏樺繢著要替我們拿,但我們說道:“不,謝謝你,你知道,叫化子總是拿著自己的東西的。”我們跟著他,過第二道第三道大門,又穿過一座花園,便到縣長的書房了。這時張康峰先生正在他的書房等著我們。

那門房走開之後,張先生帶著驚訝的聲音問道:“蕭先生,發生了什麽事情?你們是從哪裏來的?看來你們好像遭遇到什麽煩事哩!”

“我是從長沙來的,”我答道:“這是毛澤東,他是第一師範第十四班的同學。”

張先生和毛澤東握手,問道:“你們兩個人,都是長沙直接到益陽來的嗎?”

“我們從長沙出發,經過寧鄉和安化,來到這裏。”我答道。

“你們怎樣老遠來到這裏來看我的呢?”他問道。

“我們是偶然而來。”我解釋說:“在進城之時,我們看到貼在牆上的縣長布告;斷定你就是縣長,就決定來拜訪你。我們打算從這裏到沅江。”

“原來如此,”張先生道:“那麽,你們從沅江再到哪裏呢?”

“我們隻順著大路向前走,走到哪裏算哪裏。”我語焉不詳地答道。

“但是你們究竟要到哪裏去呢?你們是要幹什什麽?”他帶著迷惑的神色問道。

我知道張先生完全不能了解這種奇異的情勢,因此,我便給他詳細地解釋,我們用叫化子的方式來過暑假的生活,並告訴他一些沿途經驗。他聽了之後大為驚奇,但對我們這種試驗的勇氣卻表示讚賞。絕大多數人是不能了解的。”張先生評論道:“這就是為什麽剛才那個門房告訴我,有兩個傻叫化子堅持要見我,賴著不肯走!當我問叫化子是誰,他遞出你的名片,因此我才知道是你們。但是,說真話,我看到你們的穿裝打扮時,我完全能諒解門房的態度,現在你們兩位先去洗個澡,換換衣裳和鞋子,然後咱們再好好的談談。”

我們和張先生談了好幾個鍾頭,並且和他同進晚餐。在飯桌上,他告訴我們,我們以前的一位同學現在益陽縣任教育局長,另外一位任中學校長,還有一位擔任小學校長。一共有六個同學在當地的教育圈裏獲得了重要職位。他要分別為他們每個人送一個信,請他們第二天早上到縣政府裏,為我們舉行一個歡迎會。

我們表示不讚同,不需要這樣一個歡迎會,但張先生卻堅持他的意見。“我怎樣能不把你們的訪問告訴他們呢?”他說:“他們都一定非常高興看到你們!”最後我們隻得同意,但我們卻要各自去拜訪他們。

於是,兩個叫化子又轉為上賓了。在動身到沅江去之前,我們在益陽停留了三天。我們向張先生告辭時,他堅持要我們帶四塊錢在身邊,以為不時之需,他並且命令門房伴送我們到城門。我們說不需要人相送,但他卻堅持一定要這樣。

我們走向城門的途中,我向那個門房說:“你們的主人是個大好人!他不願意叫化子被縛起來送進監獄!相反,他卻盛意的招待我們!”那門房隻是低著頭,一言不發。

第二十二章 沅江洪水
一出城門,就有一塊路碑,指著去沅江縣城的大路。沅江縣城是湖南省最大的縣城之一。張先生的門房送我們到了這裏,就回去了。現在剩下我們兩人,可以討論一下我們剛經過的這次經驗。

毛澤東批評我們的東道主張先生,他說:“那門房雖然可憎可厭,但他的主人張先生比他更壞。因為門房隻是遵從張先生的命令,他不過奉命執行,不讓窮人進來。張先生真可以說得是勢利小人,像他這樣的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金錢和權勢,除此之外,他的頭腦不會有高尚一點的思想。至於那門房,是因人而不同的,我見過許多門房都比他好得多。”

“同樣,也不是所有縣長都象張先生一樣的。”我回說:“古語有雲,衙門八字開,但如果要打官司,無論曲直,沒有錢是不成的,簡直就沒有正義可言,金錢就是正義!”

“不錯,”毛澤東表示同意:“社會上的人,很少不是有這種看法的,在人生世事當中,金錢具有最大的操縱力。金錢就是權力。”

“權力是壞東西,”我嚷說:“所有權力都是不好的。而運用個人的權力魚肉人民,更是罪惡。”

“那不一定,”毛澤東反駁說:“你說所有的權力,究竟你所指的是那種權力呢?”

我解釋說:“在初民時代,有權力的人,他在氏族中戰勝別人,打獵覓食,因此權力最先是藉體力而得來的。但到後來,權力就歸於兵士,歸於武器了。再後來,就有了金錢權力,又有了政治權力。”

“你是說有四種權力,全部都是不好的?”毛澤東問道。

“權力本身沒有什麽好壞可言,”我解釋說:“主要是看怎樣去運用它。強迫別人去做不願意做的事,是罪惡。權力就像一把刀,本身不好也不壞,但如果用它來殺人,就可能是罪惡了。”

“那麽,你認為政治權力也像一把刀麽?”毛澤東問道:“當然,你絕不可以說,因為刀能傷人,因此就不要製刀?刀也可以用來雕刻精美的木刻和雕塑呢。同一道理,政治權力也可以用來把國家組織起來,發展起來。”

“你不應把政治和藝術創作混為一談,”我反辯說:“從曆史上看,不論中外,你都會發現,搞政治的人沒有不殺他的政敵的。甚至最好的政治家,也會殺戮人民,傷害百姓,我不認為這是好事情。”

“我認為政治權力比金錢權力較為善良,”毛澤東說:“資本家的金錢權力,純粹就是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而得來的。一個人不管他有沒有文化修養,有沒有學識,不管他如何為非作歹,胡天胡帝,但一旦他有了財富,社會上的人就推崇他,尊敬他。”

“一個人可以公開的作壞事,隻要他有錢,人們就會對他百般奉承,向他打恭作揖,說他是怎樣的大好人!正如你所所說,‘金錢就是正義’,總之,金錢萬能,錢可通神,不是嗎? 如果我們穿著體麵的衣服,去見張先生,那門房不是會對我們笑麵相迎嗎?假若我們給他一點小錢,他不是會對我們打恭作揖嗎?錢可通神!人們都崇拜金錢!”

“你說政治權力比金錢權力良善得多,這點我不同意。”我說:“金錢權力無疑很壞,但政治權力卻更壞!你不可不注意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政治權力已包念了金錢權力及軍事權力於其中。一個人有了政治權力,其他兩項權力就都有了。金錢權力隻是一種罪惡之源,但政治權力卻混涵著幾種罪惡之源。一個毫無良心沒有教養的人,一旦取得了政治權力,他就在國家中占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人們尊他為皇帝,為總統,於是他可以為所欲為,生殺予奪。然而,他還大言不慚地說,他這是為人民、愛人民、他成為國家基石,人民的救星。”

“就因為這個緣故,在中國曆史上,很多高風亮節的學者,拒絕出仕。即使皇帝三番四次禮聘他,有些學者還是不願意去做官,因為他們不願向沒有教養和沒有教育的人叩頭屈膝。這些學者絕不認為政治權力會增加一個人的內在品德。他們知道,政治權力是集各種罪惡淵源之大成,而皇帝自己,又往往不過是一名成勁了的賊寇而已。這些學者心甘情願的放棄權力,因此被人稱為君子和賢人。”

“晉朝的皇甫謐,”我繼續說:“他寫過一部書,叫《高士傳》,其中列舉了將近一百個古代學者,都是不屑於向社會權貴卑顏屈膝的,他們獨行其是,舍高官厚爵而不為,這部書寫於將近兩千年以前了,自此以後,正不知有多少千萬的人跟著走同樣的道路。”

這冗長的一段話,毛澤東聽了以後,答道:“這隻是你的高論,認為政治權力集各種罪惡之大成,說得固然很動聽,但道理太高深了,恐怕一般人不能了解和欣賞,你比我們這些老粗清高得多;事實上,你似乎是站在雲端上說話,除非你聲大如雷,否則地上的人是無法聽得見的。我倒是從較低的標準說話,我同意勢利小人是可憎的,簡單的說來,我認為就是這樣:如果你沒有錢,就根本不理你,那門房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這是司空見實的事。”

“勢利小人這句成語,與另一個相對的成語道義君子,都是從很古就相傳下來的了。這就是說,凡是小人,就必然是崇拜權勢的,所以為聖賢所恥。三四千年以來,中國學者都相信這個道理。孔子說道:‘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也說:‘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漢朝的董仲舒也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總之,人類的行為準則,應該建立於這些聖賢遺訓之上,但政治權力和金錢權力的影響太大,破壞了這些教訓。”我反駁他說。

毛澤東聽了以後,道:“你說得好極了,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高尚的準則是很難辨得到的。一個快要餓死的人,絕不會再想到什麽道德修養的問題。我倒是相信管仲的話:‘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與孔老夫子的說法剛剛相反,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

可是,你是,你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老話嗎?”我反辯道:“人類的道德發展是慢慢才能達到的,但物質進步卻往往一日千裏。這就是說,道德隻有百分之一的進步,而物質卻已有百分之十的進步了。軍備和飛機的發展不是很大嗎?槍杆大炮的威力愈來愈大,所殺的人更多了,相反道德卻沒有一點點的進步。中國的聖賢一直強調道德與正義,但仍然很難去勸服人類,收斂起他們卑下的本性。”

毛澤東不耐煩了,他答道:“所有這些道德教訓,聽起來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對人類的饑饉又有屁用。”

“可是,如果完全不要道德教訓,”我堅持著說:“隻是讓每一個人都吃得飽飽的,人類還不是等同於一隻隻肥豬一樣嗎?它的害處,與人人都變成凶獅猛虎是一樣的。”

我們沿著沅江的大路,走了幾天之久。大多數時間都在談論著大同小異的問題。某天傍晚,我們在一家旅館停留了下來,準備吃晚飯,然後在那裏度宿一宵。那店裏的主人,是非常美麗的少婦,大約二十歲上下,因為沒有其他客人,她就走過來我們的桌子,與我們談話。“這兩位先生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呀?”她問道。毛澤東告訴她,我們來自益陽縣。她就說:“你卻沒有益陽口音呢。”

“我們是湘潭縣和湘鄉縣人。”毛澤東補充說。

“啊呀!”她驚叫起來:“那地方距離這裏很遠呀!”

毛澤東說大概有一千裏左右,她就問我們到什麽地方去。我們告訴她沒有特定的目的地,她表示不能相信。我告訴她,我們就是要在全湖南省到處逛逛,我們都是乞丐,因此我們的旅行是沒有什麽目的的。

她聽了之後,一陣驚愕,然後放懷大笑起來,露出她美麗的牙齒。“你們是乞丐?怎麽可能!你們這樣斯文!你們真是叫化子?”她表示不相信的說。

“我們何必騙你呢,”我說:“我們是從長沙一路步行到這間旅店,一直都是叫化子。”她仍是不信,而且有點火了。毛澤東就說:“為什麽你不相信呢?”“簡單得很,就是你們看起來絕對不像叫化子呀!”她激動地說。

“乞丐的樣子有什麽特徵嗎?”我問道:“你怎麽說我們不像呢?”

她凝神注視了我們一會,說道:“我知道你們兩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什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問道:“難道你會看相麽?”

她點點頭,“是的,看相,我確是懂得一點,並且還會測字,能卜凶問吉,這是我爺爺教我的。我爺爺是詩人,出版過一本集子,叫‘桃園曲’。我父親也是一位大學者,但他們在三年之間竟都先後去世了,隻剩下母親和我孤伶伶的在這個世界上。因為生計無著,所以開了這片小店。”

“那你還沒有出嫁呢?”我問這位書香世代的年輕女子。“無疑你一定是很有學問的,不知你肯不肯讓我看看令祖父的詩集?”

“我跟我父親讀了七八年書,他去世的時候,我正開始學作詩。”她答道:

“我祖父的詩集《桃園曲》收藏在箱子裏,明天我找出來給你看看。”

“你說你懂得看相,可以給我們看看嗎?”毛澤東問道。

她遲疑了一陣,然後回說:“好的,如果你們願意,但假如我說錯了,你們不要介意。”

她剛說完,大概是給她母親聽見了,從後麵房間裏向她喊道:“茹英,不要胡鬧了,你不怕得罪貴客嗎?談別的吧!”

但毛澤東馬上說:“不,不,我們毫不介意,請你照實的說吧;你想到什麽就告訴我們什麽好了,我們絕不生氣就是!”

“那麽,好的,首先請你們告訴我尊姓。”她說。

“我姓毛,我的老友姓蕭。”毛澤東答。

“啊呀!毛先生,”她叫起來:“你的姓不太妙嗎!洪秀全叫長毛,袁世凱叫毛猴子(袁猿同音)。你也姓毛,糟糕!糟糕!”

毛澤東一陣沮喪,問道:“我的姓跟我的長相有什麽關係呢?你是要給我看相,而不是批評我的姓氏呀!”

她馬上接口道:“你的姓大有關係了。從你的臉相來看,你可能要做大官,做國務總理,或者是做山大王。但從你的姓來說,你可能要成為長毛或毛猴子那樣的人。你自視甚高,野心勃勃,但你沒有半點溫情!你可以不動聲色殺一萬人或十萬人!不過你很能沉得住氣。如果在三十五歲以前,不給敵人殺死,那你就逃過了一個大關,而一過五十歲,你的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在五十五歲左右,簡直是逢凶化吉,萬事亨通。你最少要有六個老婆,但兒女不多。可以看得出來,你跟家庭之間不太合得來,你不會一直住在鄉下,你也不會有一個固定的家庭。”

毛澤東和我聽了,都隻覺得有趣,對她所說的不大理會。毛澤東更無半點不快之感,我們把它當作笑料。她說完以後,毛澤東就說:“好了,現在請你給蕭先生看看吧?”

她轉過頭來看著我,說道:“蕭先生,你的長相和你的朋友完全不同。你讓我想到道家,你有一種隱者的氣質。看來你不屬於俗世中人――真像仙人下凡一樣呢!你是很有情感的人,和毛先生比起來,他像一杯烈酒,你卻完全像一杯清水,我看得出來,你一生一定在流浪中度過,而你走得愈遠,就愈會……”

我打斷她的話,問道:“我也會有六個太太嗎?”

“不,”她說:“但你將結婚兩次,卻隻有一個螟蛉子,因為隱士是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兒子的……。”

講完以後,她就問我們做叫化子的由來,我們便源源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訴她。她聽了感到萬分有趣,並說假若她不是上有老母在堂,一定也要試試過叫化子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之後,我們就要告辭,她要留我們多住一天。我們要付她食宿費,她卻堅持不受。我們問她的姓名,她叫胡茹英,我說:“假如有一天毛先生做了國務總理,或者是山大王,說不定他會寫信給你,邀你做他的顧問哩!”

聽了這個笑談,她大笑起來,道:“但他是個沒有溫情的人呀,那時候他會完全把我忘記;連我的影子也忘得一乾二淨了。”

許多年來,我一直保留了她的地址,但從未給她寫過信。她那美麗的容貌,她的親切與開朗的性格,卻在這許多年來,清晰的在我的記憶之中。

別過了美麗的茹英之後,我們繼續走路,三個鍾頭以後,沅江縣城已在望了。

我們看見縣城的周圍,全給水浸了,大為驚奇,一家店主告訴我們,這是西水,每年夏天總要來的。因為長江發源於高山地帶,春夏之交冰雪融化,澎湃的洪水便自西方上遊滾滾流下。洪水一下就浸滿全城的街道,四、五天之後,洪水高漲,一切與外界的交通都告斷絕,因這一帶是處於低窪地帶。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覺得乞丐生涯無法再繼續下去了;由於這個突然變故,我們的冒險生活得告結束,於是,我們決定乘搭河船,逕直返回長沙。

第二十三章 返回長沙
毛澤東和我上了船,但覺河水暴漲高與天齊。整個景色全然改觀,無數房屋、樹木給淹沒了,在淘湧的洪水中僅能見到樹梢和屋頂。船上擠滿了人,哭聲震天,母親呼叫兒女,兒女哭叫父母。

因為我們要書寫日記,乃在一個角落找到座位。但剛要下筆,兩條漢子就在我們跟前打將起來。兩人都似是五十歲光,一個臉白無須,鼻架眼鏡,另一個則唇披小髭,沒有眼鏡。兩人都穿著光鮮,看來他們是有社會地位的。我們聽不懂他們在吵什麽。拳來腳往之際,那個有小髭的人把另一人的眼鏡扯掉,擲到船頭,再一腳踢入江裏。掉了眼鏡的人反過來撕下對方的長袍,用力將長袍撕開兩片。很多人迅速圍攏過來,毛澤東和我也走過去看個究竟。我們很想知道他們為什麽打架,但聽不懂他們的土話,又不好向其他旁人詢問。

他們靜下來以後,那個有小髭的人拾起他的爛袍,圍在身上,又執起包袱,要找一個地方來。他走去我們停放東西的角落,於是,我趁機向他探問個究竟。

我說:“告訴我,為什麽那家夥撕爛你的長袍?他真是無賴!”

他怒吼道:“那惡棍呀!他居然沒有給我拋到江裏去,算他幸運!”

我追問道:“他什麽地方得罪呢?”

“他真是無賴!”他激動地說:“那家夥要找地方,於是我移開些,讓他坐在我的右手邊。他似乎十分高興,自稱是常德衙門的文書,這時,我把兩包香煙放在右邊,那是我買來的。過了一會,我找煙吃,卻找不到了。看見他正拿著一包在手,準備抽一根出來,另一包卻放在他袋裏,我看得十分清楚,因為他的袋口不深。開頭他坐下來時,手裏和袋裏原都是空的,而我吸的牌子並不常見。不用說,他一定倫了我的兩包香煙,我問他,我的煙呢?他就喊打喊殺,跟著就動武了。他不知道我是沅江縣城的捕快,可是,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我們交談之際,毛澤東坐在旁邊看著,一聲不響,及至那人自稱是捕快時,才顯出驚訝之色。他向我微微冷笑,我便說道:“潤之,你曾說過‘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就是一個好例子,那兩個人為什麽打架?其中一個是捕快,另一個是行門文書,他們都不會是沒有飯吃那一類人呀,他們的衣著也很光鮮,你都看得見的,這件事你怎樣去解釋呢?”

毛澤東歎了口氣,沒有做聲。那捕快不曾聽到我的話,隻是斷斷續續幾個字眼。

他問道:“你是說我沒有吃飯?不錯呀。我為著趕路上船,所以來不及吃飯。現在我要走開一會,找些東西吃吃。拜托你為我守著這個位置,我一會便回來。”

他離開後,我在那裏偷笑。毛澤東不放過這個機會,扯扯我的腿,說道:“你看,他真是沒有吃過東西呢,這就是為什麽他要打架了。”

這時,我們完全被洪水包圍著。放目四野,盡是無邊無際的海洋,我們好像在天上浮遊。由朝至晚,簡直說不出哪裏是天的起點,哪裏是水的盡頭,因為迷蒙的水平線完全沒入水中了。

這是難得的機會,我們談論太陽下的眾生相,以及我們所經過的種種冒險生涯。我們甚至評斷諸色搭客的方,和默察某幾個人的舉止。這時不知是誰突然喊道:半個鍾頭內,便要抵達長沙了。

我轉過頭來,向毛澤東建議道:“潤之,半個鍾頭內,我們便要回長沙了,自從離開長沙,所發生過的一切事情,讓我們作一個大概的總結吧,你看怎麽樣?”

毛澤東表示同意,說道:“好主意!首先,我認為克服重重困難並非不可能,隻要我們能夠充分全麵認清我們的目的就可以了。袋裏雖然不名一文,並不就是要餓死,我們一樣能設法過活。直到現在,我們的叫化生活,還不致有餓死之虞。我們也設法解決了好些困難,克服了很多障礙。可是,還有另外幾點呢。”

我附議道:“不錯,還有其他事情。最辣手的問題是捱餓,整日空著肚子真是難受--肚餓時,連手腳也沒勁。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大半生都是這樣捱饑抵餓的。但是,還有呢!”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發現社會上差不多每人都是勢利小人,都是靈魂齷齪的拜金者!他們所思想的隻是金錢!我們離開長沙時,袋裏一個子兒也沒有,結果受過很多刻薄的話語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化子被視為下賤討厭的人,因為他們沒有銅板!”

我提醒他說:“不要忘記那個俏姐兒,那個擅於看相,說你將來大富大貴的俏姐兒呀!她就不是拜金的人!”

毛澤東表示同意:“對的,在我們整個旅途中,隻有她是不拜金的人。”

我跟著說:“可是,還有呢!不要忘記那個捕快和衙門文書,他們食盡珍肴美味,卻還是倫東西,還此鬥個你死我活。這證明金錢無助於修心養性,隻有博學廣識能之。”

“還有什麽?”毛澤東問。

“唔,你千萬不要忘記那些沒有牧童管理的牛,它們非常滿足和安詳地吃草;一旦手裏長鞭的牧牛人出現,結果唯有秩序大亂。”

“還有一點,我們現在完全明白,古語所雲‘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這句話確是至理明言。為什麽呢?因為叫化生活是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

這時,其他的搭客喧嗶嘈吵,我們不能聽到自己的說話。全船的人都忙於收拾行,你叫我喊,使我們無法繼續交談。船一會兒就靠近岸邊,一大堆人朝跳板湧去,都想擠過他人,以便率先離船。

不一會,我們又身在西門了。我停步問道:“潤之,我們下去找找那個同我們吵過一場的船主吧,讓我們看看他是否仍在那兒。”

“為什麽要去找他呢?”毛澤東問。

“我們現在有錢嘛,我們欠他多少,便賠他多少。”我說。

“我不同意!”毛澤東回答道。

“你不同意?為什麽?”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們曾經向他說過,我們回頭會付錢,但他拒絕我們的建議,現在,我們再沒有義務去付錢了。因為他沒有接受我們的許諾。”他答道。

“但我覺得對不起他,”我接著說:“我們現在有幾文錢,為什麽不給他一點呢?說好說歹,我們乘過他的船,卻不曾依規榘付船費。”

“但是現在什麽都過去了,一了百了。”毛澤東堅持說:“不要再惹這件事。”說著,轉過身來,邁開大步,走在我的前麵。我們出發行乞以來,這是第一遭。他似乎認定我一心由得他自管自走。我則尾隨他進城。

就在西門內,我們拍了一張照片,雨傘搭在右肩,背負包袱,恰像我們在旅途上攜帶著的模樣。我記得毛澤東站在我的左邊。我們的確拍了一張妙趣橫生的照片,我們的頭發修得很短,我們的短褲和草鞋,都破爛得不能再穿了。這張照片留在湖南我出生的屋子裏。數年前,那屋子被沒收了,共產黨徒無疑認不出他們的領袖。我猜想,那照片一定被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付諸一炬了。

拍過照後,我們返回楚怡中學,兩人在那兒洗了澡,吃過飯,然後坐下來,打開包袱。我寫完日記,便逐一逐二數銅板。我們剩下兩文四十個銅板,便平分為二,作為叫化子的家當。然後,我對毛澤東說:“我現在要回家了,我爹娘一定在想念我。你呢?”

“我也要回家了,”他答道:“他們給我做了兩雙鞋子,他們一定在等著我哩。”

第二十四章 留學運動的發起
我在“楚怡”教了兩年多的書,在這段時期裏,毛澤東常常來看我,一周裏總見幾次麵,所有的學生都知道他是我的好友,同學既然敬重我,對他自然也禮讓三分。

我們所討論過的許多事情,不可能在這裏一一細說。但有一天,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卻相當重要。

毛澤東一再詢問我的教書生活。他說:“你似乎對教書很有與趣,你在這裏可以長期耽下去呢?”我告訴他,我實在是不想再教書了。他臉露驚訝之色,問道:“你在‘楚怡’做事,可沒有‘修業學校’那麽辛苦呀?”

“不呢?”我說:“放學後我還得給學生溫習功課,常常在深夜十點鍾仍跟他們在一起。上課之外,又要評改學生的作文、習字和筆記。每天我至少要工作十二小時,我倒不是因為這樣而感到厭倦,反而覺得其樂無窮,不過我不願繼續教書,因為我別有別的計畫。”

“有什麽計劃呀?我一直以為教書是你的終身職業呢?”

“不,不!”我說:“我想出國留學。”

“哦,是嗎?”毛澤東問道:“那麽,你可以告訴我,你想去那一國?”

“還不知道。法國、美國、英國,也許日本,還未決定。”

“你鑽什麽門路找錢出洋?”毛澤東不大相信似地說。

“錢?那慢慢再說。這本來就是‘新民學會’的事情呀。你知道,我們都說過要出洋留學的。”

“是呀,這倒是真的。”毛澤東同意說:“但我們必須擬訂具體步驟去實行。”

“第一步是把那十來個人叫來,召開一次會議,討論一下進行的方法。”

“好極了。”毛澤東說:“你是文書,那你就發通知,讓我們見見麵,看能做些什麽。”

毛澤東和我繼續討論“新民學會”的會員怎樣到國外留學的問題。最辣手的切要問題是怎樣去籌募經費。

我主張:“如果我們等到財源充足了才動身,那就永遠到不了外國。我們必須立定決心,一定要踏出國門,然後才開始談旅費問題。”

毛澤東堅持先召開所有“新民學會”的會員一起商談。我不同意,我建議,為了激發我們的熱情,應先同他們個別談話,然後再集體磋商。毛澤東最後同意,於是我先找熊光祖與陳昌談話。

他們兩人都覺得這計劃在原則上不錯,但陳昌身為獨子,如果他出洋,便沒人看家了。熊光祖和我勸他賣掉田地,將妻兒帶在身邊,但他說他不夠錢支付一家人的費用。這對他簡直是毫無辦法!“新民學會”會員的老大哥熊光祖,一向讀書甚勸,他對出洋為之雀躍不已。他說他會請他的兄弟,照顧妻兒。

接著,我跟蔡和森作了一之長談,他對出洋計劃亦大為稱讚。他說這是他朝思夢想的,必須趕快實現。興高采烈的問道:“你喜歡去哪個國家?”

我說:“法國是上選,其次是美國,但即使去英國或日本,也就很好了。”

他說他也喜歡去法國,但跟著就問:“我們怎樣去籌旅費呢?”

我說:“我聽說有一個叫‘華法教育會’的組織,會長是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我打算跟他談談,了解了解情況。”

“好!”蔡和森說:“我們就這樣辦。法國現在正打仗,有十多萬華工在那裏工作,他們多數是留下妻兒在鄉下,我們可以為他們寫家書,亦可教導在法的華童,我想我們可以賴此糊口。隻要我們能得溫飽,就能讀書。”

我說:“除了教導華童,我們不妨把華工集合起來,鼓勵他們念法文,學習技能,以及了解一下法國的社會政治組織。那麽,他們返華後,便能在下層階級成為改革運動的中堅分子。在這些華工中,我們可以為改造中國的偉業找到很多同道。”

蔡和森覺得這實在很有意義,主張不要浪費時間,立即進行赴法的計劃。我告訴他,我打算通知“新民學會”的會員,在下禮拜日的下午聚集,進一步大家討論,我請請蔡和森務必到會,提供意見。

開會時,我對出席者說:“今日集會的目的是討論會員出國留學的辦法。我們希望所有‘新民學會’的會員都能留學,但首先想知道,個別會員喜歡去哪個國家。然後,我們會討論怎樣去實行。由現在起,‘留學’必須是我們的口號,是我們戰鬥的呼聲!我們務必協助每個會員出國留學!”我在會上又說,我聽說有一位張靜江先生,他在巴黎開了一間茶葉公司,後來成為規模龐大的中國古玩店。他發財後,把家當無條件拱手獻給孫中山先生,讚助革命。“我對他萬分仰慕。”我告訴與會代表說:“我見到他的話,會促請他為作育英才而慷慨解囊,幫助用功勸奮的窮學生,為進一步改造中國而努力。”

接著,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先決定去哪一國,然後才談到去的方法,一切都要有嚴密的組織。我以為最好是大家分別到不同的國家。主要的是美、英、法、日等。”

蔡和森隨即說:“蕭先生同我已決定去法國。蕭先生是否可以告訴大家,他去法國的詳細計劃?”

接著,熊光祖說:“我以為蕭先生留法的安排用意至善,留法是切實可行的,大多數學生都能去。我自己亦決定去法國。”毛澤東插嘴道:“好些會員對蕭先生的想法完全不知道,我建議請他解釋一下。”

我向他們介紹了“華法教育會”以及第一次大戰期間,在法工作的華工等等。我把計劃大致說過以後,大家都認為這是萬全之策,切實可行,便都願意到法國去。隻有一位會員周明德說他喜歡去日本。陳昌又說他因沒人照料妻兒,所以不能去了。不過,他說他留在長沙,在那裏盡可能幫助我們。

再經過一陣討論之後,我說:“楊懷中先生接受北大的聘請,到北京去了。我會寫信給他說明我們赴法的計劃,請他從北大校長蔡先生那裏,探聽一下‘華法教育會’的情形。我一接到他的答覆,便請大家開第二次會議。”

第二十五章 “勤工儉學”運動
“新民學會”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即剛在放暑假之前所召開的集會,成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實際的開端。僅僅一年之間,便有二千多人利用這勤工儉學計劃赴法,他們之中,約有二十人是北平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諸如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饒漱石、徐特立、蔡暢等。

集會之後一星期左右,我接獲楊懷中“老夫子”的覆信,這是一張寫給我個人的明信片,他很喜歡寫明信片。信文簡短扼要。他說:“昨接來書,今即走訪蔡孑民校長。蔡稱彼乃‘華法教育會會長’,今留法勤工儉學已組成‘儉學會’,汝欲赴法勤工儉學,必得償所願…。”

接誦之下,我自然大喜過望,馬上去找毛澤東。他亦雀躍萬分,他看過明信片後,笑容滿臉,心花怒放。接著,我過江找蔡和森。

我把明信片交他,他大叫起來:“你看你的計畫成功了!勤工儉學組織解決了一切問題!媽姆(他的母親和妹妹就坐在我們旁邊),你和妹妹同我們一起去法國嗎?現在沒有了不可克服的困難!這真是大好的訊息!”

我到蔡家時,蔡和森的愛人向警予亦在座。當時,她靜靜的說:“蕭先生,我也決定去法國。”開朗的微笑露出她潔白齊整的牙齒。我對他說,明日下午三時在第一師範舉行集會,請他們務必準時參加。

開會的時候,各人都讀了楊懷中先生的明信片。就算是一張中獎的彩票,也不能令他們這樣的商興!大家都全心全意作著赴法的美夢,以為一下子大家都可以在花都了!我說:“我們第一步必須到北平找楊懷中先生和蔡孑民校長。下星期我先回家走一趟,回來長沙以後,就可以馬上動身去北平。有沒有人願意一起去,誰需要火車費?”我這樣問,是因為我知道在座中隻有我一人因為教書而有固定收入的。蔡和森與毛澤東,我也知道他們很想去北平,但恐怕付不出車費。

楊懷中先生到北平任教之前,由於他的潛移默化,不僅因為他的講解論述,更因為他自己曾出過洋,無形中影響我們也考慮到出國問題。他在長沙講學六年,最後受聘為“北大”的教授,這自然是一項重要的成就。我們認為這是由於他曾出洋鍍金的結果,因此也想跟著他的路子走。況且,如果沒有他的幫助,我們怎能將計劃付諸實現。在情在理,我們都要對他感謝。

當年夏天的七月未或八月初,我們有十個人去了北平。毛澤東、熊光祖、張昆弟和我,是第一批抵達的。楊懷中先生熱心地留我們住在他家裏,即在豆腐子胡同門外後麵。直到後來我們在北平大學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一間有兩間房的房子,才搬出來。

我們把屋內一間房子,用作讀書,另一間作睡眠。臥床是一溜炕,即滿洲式的炕床,用磚塊做成,在下麵生火取暖。冰天雪地的時候,我們七個人就睡在這張大床上,擠在一塊取暖,因為我們在炕下不生火。房裏隻有一個小得可憐的爐子,用來煮食。任何事情我們都是通力合作來做,北京的冬天冷得厲害,我們七個人隻有一件大衣,在氣溫特別低的時候,隻有穿著它輪流外出,到了年底,大衣已由一件增至三件,但毛澤東一直不設法為自己添置一作大衣。

國立北平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由皇帝賜翰林,這是讀書人可獲得最高學曆品位,又曾在德國研究哲學,後來還參加革命,民國成立後,成為第一任教育總長。以後再遊學國外,在法國研究教育。回國後獲聘為國立北平大學校長。他是當教育界公認的領袖。他天資聰慧,識見淵博。我們拜他的時候,他恂恂儒雅的態度令我們深為感動。他真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和君子,他給我的印象永遠不能磨滅。

拜訪蔡家之後,當日二時,我帶著蔡校長給我寫好的介紹信找李煜瀛先生。李先生住在遂安伯胡同。他不在家,門房說他五點鍾會回來。我五點鍾再去,他還未返;傭人叫我等一會。不一刻,李先生便回來了。他約莫四十歲年紀,留著八字須。我把留法計劃向他說明,問了他很多問題。他對我說:前些時,他們曾囑咐學生要略有積蓄然後才可赴法,因為法國生活費用比日本要大些,而且要學習過節儉的生活。已有一百多人去了,結果甚為成功。

“最近,”他斷續說:“蔡孑民校長、吳稚暉先生同我組成一個留法勤工儉學團體,一切細則都厘訂好了,但成員甚少。不過,勤工儉學必須推行,付諸實現。你們湖南人以刻苦硬幹著稱,我認為你們一定得償所。你最好馬上著手學法文,同時要學些手藝--例如繪畫,或者鑄造場的一般技能,大戰很快便要結束,你們到時就可啟程,你們按部就班的做,一定會馬到功成的。”

我一回家,便一五一十的向大家轉述李煜瀛先生所說的一切。李先生的樂觀意見,使他們極感興奮。他們問我對李先生的印象如何,我說,他似乎很精明,一言一語皆經過深思熟慮。他跟蔡孑民先生完全不同,蔡校長是典型的中國君子,而李煜瀛給人的印象,是長期在外國念洋書的中國人。進一步說,蔡校長看來像大學教授,但李先生像革命家。李煜瀛鼓吹自由思想和大同主義,我讚成他的道理。

蔡和森、熊光祖和我立刻安排念法文及學做手藝的課程,預算所有“新民學會”的會員都來上課。

一日,我同蔡和森商討大計,我說:“大戰快打完了,法國將獲勝。到時必會大興土木,重建家園,這樣一來,法國必缺乏勞工,不單隻我們‘新民學會’的會員,甚至其他諸色人等也都會半工半讀的。這個運動要是展開,很多年輕人都會受到鼓舞,到法國留學。你想想有多少學生在急切的希望出洋,隻是沒有錢成行罷了。有了半工半讀的辦法,他們就統統去得成了,一千、一萬人都去得了,將來他們帶所學的知識,對中國是大大有利的。”

我滿懷熱情的談話,使和森也興奮起來,他說:“對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由現在開始,我們盡力推展我們的運動,使更多人能去法國!”

可是,在我們動身之前,有兩個重要問題仍待解決。首先,由中國赴法的旅費一定要大量減省;其次,抵法後,學生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住宿起居在在需錢,這得靠 “華法教育會”加以援手。我跟蔡孑民校長和李煜瀛先生,作了好幾次冗長的談話,不厭其詳的再三討論,最後,厘訂了滿意的解決辦法。法國輪船公司同意特價優待,把我們劃為四等搭客,隻付一百元中國大洋(當時普通三等客的船費亦須三百多大洋)。抵法後,“華法教育會”負責照料我們,直至我們能服當地水土,安排學生到各地進學校念法文,同時協助尋找合適的工作。學生在校的開銷和入學費用由該會支付。

我們得到這項保證,便即著手加緊宣傳,使留法勤工儉學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我們又進一步起草詳細的組織細則。最初隻有四十名學生參加北平的法文預備班,但很快的便有第二、第三班相繼開課,最後學生超過四百名。

十一月,第一次大戰告終,我們都想著乘船赴法為期不遠了!我受聘擔任、“華法教育會”的秘書。一九一九年,我和李煜瀛先生同往上海,再轉赴巴黎。

當時,蔡孑民先生是“華法教育會”中國方麵的會長,李煜瀛先生是秘書長。他們邀我協助處理勤工儉學的事務,還擔任大戰期間在法華工的教育問題。在法華工人數超過十萬名。

“華法教育會”在華的組織未臻完善,赴法學生由各省組成,所以各組人數參差不齊。例如,一組有五十人,另一組卻達一百二十人。學生在國內大多未經預備訓練,抵達目的地又缺乏金錢維持生計。該會要照料所有學生,實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我們最初的工作,很多未盡愜意,但這是無可奈何的。

國內勤工儉學計劃的進展,卻異常良好,一年之內,便有二千多名學生抵達法國。湖南表現最佳,共占五百多人;川、粵次之,每省約三百人;江浙又次之,各占二百餘人。還有其他省份,但人數較少。這些人都分配到法國各地的學校,同時給他們大多數人覓工廠工作。

這些青年人由我們辦事處安排學習。大部分返國後都擔任重要的職位,諸如政府部長、駐外使節、地方官吏、大學教授、藝術家、實業領袖等。有很多是中共統治下身居政界領袖、軍人之類高位的。我們“新民學會”的早期會,蔡和森和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妹妹蔡暢,和森的愛人向警予,都送入“蒙達邑中學”,該校後來成為共產黨向中國留學生宣傳的主要場所。

第二十六章 毛澤東留在北平
蔡和森、熊光祖以及其他人和我著手組織勤工儉學預備班,毛澤東也幫忙。但經過多次跟和森與我討論後,毛澤東決定不去法國,他說他喜歡留在北平。

有四個理由,使他作此決定。首先是路費問題,毛澤東一文不名,船費雖然減到一百大洋,但對他來說,仍是非常龐大的數目,他自己知道無人會借這大筆錢給他,其次是在語言方麵,他說不上純熟。他在學校時,連最簡單的英文發音也弄不清。第三,留在北平,他可以繼續讀書,同時又能為我們的新民學會徵求新會員。而我們留法學生當然需要有一個可靠的聯絡員留在北平。第四,他一直記得談悟本那次在“摩天樓”天心閣所說的話,談悟本像預言家一樣說,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讀書或求學問,要緊的是一個人有能力去組織政黨,並糾集一大群忠心的徒眾。基本上,毛澤東是行動派人物,他不適宜做學者。總之,他沒有為了讀書而跑到外國去的興趣。讀書僅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談悟本所說在政治上成功的方式,無疑比其他因素更影響毛澤東作這個決定。種籽終於落到肥沃的土地裏。

蔡和森跟我都同意毛澤東留在北平,實現像我們的在法國那樣的勤工儉學計劃。這就產生了無可避免的問題,要找工作給毛澤東糊口,我們三人對這個問題討論多次。當時,我們正在國立北平大學為新民學會徵求會員,於是告訴毛澤東,認為他最好是在北大找一份工作。我們想到一份課室清潔員的工作,因為他做完簡單的工作之後,可旁聽講課。北大確需雇用一人,在下課後清潔黑板和打掃課室。這是輕便的工作,而且有額外的好處,可使該工作人員經常接觸他所負責的幾個課室內的教授和學生。我們一致同意這對毛澤東是理想的安排。

橫在眼前的問題便是怎樣獲得工作。負責雇人做這些工作的,是一名地位十分高的教授,他另身居其他要職,工作繁忙,我們不知道怎樣為份卑微的工作求見他。終於我們想起蔡孑民校長,他一直對我們很關心愛護,我們給他下了一封信,問他可否下一個公事,為我們一位朋友,找個課室清潔員的工作。蔡校長是位可敬的人,他馬上了解我們的困難。不過,他有一個更好的竟見:他建議,毛澤東與其做課室清潔員,不如就在圖書館工作。於是,他寫了張條子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說:“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他在圖書館……。”蔡校長沒有指出毛澤東是由長沙來的,也沒有說他是“青年領袖”。李大釗於是讓毛澤東負責整理圖書館,這是十分簡單的差事。完全是靠蔡校長的幫忙,因為李大釗身居高位,雇用低職工人的事情與他沒有直接關係。

一九二一年,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成了共產黨在北平的秘密領袖,毛澤東在湖南也占著同樣的地位。在我第二次赴法之前,我曾跟李大釗數度長談,返國後,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我們一起搞革命反對張作霖。常常躲避軍事當局的搜捕,但是我們總是相約秘密會見。我們曾談及毛澤東,有一次,他說:“我給毛澤東整理圖書館的工作,不過是遵從蔡校長的指示。我根本不認識你的好朋友。”一九二六年,李大釗在北平俄國使館被張作霖逮捕,並遭絞殺。

毛澤東對蔡孑民校長一直非常感激,他給蔡校長寫信,每一封都是以“蔡夫子大人”起筆。他自承是蔡校長的學生,永遠對他表示恭維和敬慕。一九三八年,蔡孑民先生匿居九龍,這是距他逝世前十二個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閑談,我們好幾次偶然談及毛澤東,垂暮之年的蔡校長已忘記許多細節,他隻記得毛澤東寫給他的信,卻不能憶及毛澤東的容貌和音了。

就圖書館的工作來說,毛澤東成績不算好。他依照我們原來的計劃,凡到圖書館看書的學生都盡量藉故攀談,以吸收新民學會會員,但這項工作亦做得不算好,他讀書亦沒有多大成績。他寫信對我說:北大學生,像傅斯年、段錫朋、羅誌希等人,他在長沙聽說過他們是最優秀的學生,都使他十分失望。

一九一九年,毛澤東返回長沙,參加“驅張行動”(推翻湖南的暴虐總督張敬堯)。驅張的唯一途徑是說服駐湘粵交界的軍隊,開進長沙,協助革命,然後請前任總督譚延闓重掌大權,在教育界展開革命運動的主要策動人是易培基,他在第一師範曾是毛澤東的國文老師。實際上整個教育界都卷入漩渦,張敬堯被指為湖南人民的公敵。易培基與毛澤東及其他學生,籌劃起義大計,他們稱起義是“興邪惡勢力的鬥爭”。

要了解毛澤離開北平的原因,這裏必須一提北大校內的兩位激進領袖:文學院長陳獨秀和圖書館長李大釗。這兩位都曾寫文章頌揚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他們後來跟俄人秘密聯係,接受俄人建議在中國組織共產黨。進行這一工作的經費,都由俄方供給。因為不能公開以組織共產團體為名義,於是發起“馬克斯研究會”和 “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設在北。另一個重要步驟是“外國語文學校”的創設,該校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學俄文。在這些領袖的計劃裏並未把毛澤東考慮在內。因為毛澤東當時僅係圖書館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冊。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這樣一來,毛澤東便覺得以他的處境看,他是不可能獲得任何重要的位置的。而且他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亦無成,於是,幾個月後,他便決定返回長沙,在那裏從頭幹起。他仍舊是新民學會的核心分子。希望將新民學會發展成為強有力的組織。

毛澤東藉著參加推翻張敬堯的革命,跟一大群青年人,緊密聯係,他想方設法,企圖獲得他們的信任。這是不太困難的,他們大多數極為熱情,不務實際,空有理想、野心勃勃。他們的基本目的是逐走湖南暴虐的統治者,而且,說得含混一些,是改革社會。不過,他們沒有明確長遠的計劃,又沒有特定的政治傾向和目的,更沒有公認可以信托的領袖。毛澤東對俄式共產主義有盲目的信心,他把這批青年人看成是無字的白紙,夢想在紙上用大紅線描繪自己的圖則。在他的心目中,他可以為所欲為,實現自己的野心。他自覺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在他靈活的手掌中就像黏土一樣。

這是一九一九年的情況,就在蔡和森與我抵法後不久發生的。毛澤東、蔡和森和我三個人仍是新民學會的主要負責人,蔡和森與我在法國徵求到三、四十名新會員,毛澤東在長沙則徵募了百多人。不過,他將我們堅守的精挑細選的原則棄而不用,而僅以思想基礎來挑撰會員。他出版了一本雜誌《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內容包括函劄和評論,會員在上麵發表他們自己的見解。但這刊物出了三次就完了。

除了新民學會的工作之外,毛澤東還編印了一份周報稱為“湘江評論”,當時他正籌劃湖南革命,該周報的文章十分偏激,附和他的學生都被煽動。很多年輕學生甚至自動到街上推銷“湘江評論”。為了宣傳,我從巴黎寫去的信常常刊在這份周報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開辦文化書社,售賣新思潮刊物。這間店子是由他的頭一個愛人陶斯詠料理的,我們這位最年又最可敬的女夥伴,我在前麵已經談過了。

湖南革命馬到功成,張敬堯滾蛋了,譚延開複任總督。最初煽動起對的易培基接掌新政府五名閣員的職務:總督第一秘書、陸軍司令第一秘書、湖南教育會會長、省圖書館館長、第一師範校長。第一師範是長沙知識分子的集中地,易培基任命毛澤東為附屬小學的校長。

同時,年高德昭的“新民”會友何叔衡(我們叫他何胡子)被任命為“平民教育日報”社長,該報是最優良的出版物,因為它有很多讀者,何胡子獲任新職,埋頭苦幹,很有成績,影響了不少下層階級的人。他手下有好幾個十分優秀的編輯,其中一名謝覺哉後來成為北平共產黨政府的司法部長,後任內政部長。謝、何來自同一鄉鎮,是好朋友。

何叔衡後來介紹謝覺哉給我們,於是大家又成為密友,我們也昵稱他為“胡子”。這兩位夥伴是新民學會最年長的會,約在三十五歲左右,大部分會員平均比他們年輕十歲。何叔衡是我們多年的摯友,我們一起在楚怡小學教過書。對於謝胡子我雖然認識不深,但因為他是何叔衡的好朋友,所以我亦喜歡他。

現在,新民學會在長沙有了兩個基地:一是“平民教育日報”,一是第一師範附屬小學。又有蔡和森、熊光祖、向警予、李維漢、陳劭修,以及其他好幾個新會員的協助。我自己則指揮在法國的第三基地。毛澤東返回湖南後,由於易培基和譚延闓統理省政,他行動上的自由絕無問題,結果,他對政治更是野心勃勃,也更昭然若揭了。

當時並無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我們所有活動都集中在新民學會上,雖然很多會員盲目信仰俄國共產主義,以為它是能夠改造中國的魔術棒。

不過,兩年之後,一九二一年,新民學會分裂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較大的一個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領導下,成為湖南的共產黨。

第二十七章 中共在法國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休戰條約的簽署。翌年一月初(凡爾賽和會召開),我跟隨李煜瀛先生在巴黎開展華法教育會,協助勤工儉學學生編組參戰華工等等工作。

我們先在巴黎近郊“嘉蘭.哥倫布”買下一幢房屋,在那兒設立“華僑協社”,作為勤工儉學學生和參戰華工的匯集場所。我們和其他人手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接待自華來法的勤工儉學學生身上。但我除了應付學生的工作外,還是“華工雜誌”的主編,那是印傍參戰華工們看的。蔡孑民校長在法國的時候,曾為這份刊物寫了許多文章,該刊是我們僑居在法國的十萬同胞唯一能讀到的華文雜誌。在都爾城有一所中文印刷所,因此在編印上也很醒目。

抵法數天後,我便寫信告訴毛澤東關於我們的行動。並請他向我們家裏的親友報告一二。我將該信的一節摘引如下:

勤工儉學與華工組織極具功效,我們人力仍可應付至少多一千名的學生。在此千人之中,應可挑選一二百名為新民學會新會員。至於參戰華工,業已超過十萬名,從其中挑選一萬名,諒非難事。循此,我們定能增強新民學會,使成為改造中國的堅實基礎。在目前,我全力集中於華工的撰撥,因為徵求學生為會員的工作,須待蔡和森抵法國後,才能正式開始。

毛澤東的回信萬分熱烈,他寫道:“吾等正奠下改革中國的基石!弟當努力於長沙之擴展運動,唯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較易進行……。”

當時,我們雙方都謹守新民學會的最初原則,注意會員的道德修養,主要目標是促進新民學會的成長,把它當作傳播文化知識的搖籃。很多活躍聰明的學生,在半天工作的計劃下,由華來法。不過我們不認識他們,所以很難邀請他們加入新民學會,這使不少人產生了忌妒心理,在當時這倒是免不了的

另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是華法教育會的基金不夠應付日益增加的勤工儉學生,許多人抵法時,隻懂一點點法文,或完全不懂,要照顧所有這些青年人,為他們尋找適當的工作,絕非易事。於怨是言很多,那時經濟情況不穩的學生,對我們諸多批評。

這上千上萬在法國的華人……參戰華工和學生,大多不懂共產主義為何物,倒是有不同程度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這很自然成為共產黨宣傳的對象。他們耳聞目睹俄國下層階級取得革命成功的真相事實,至於對抽象的理論基礎,有時間和能力去研究的人可說沒有幾個人,大部分人都是從現實的日常生活來了解馬克斯這三個字,他們並非站在分析和批評的立場上去看新俄羅斯的理論,而是把它當作一種新宗教,盲從馬克斯和他的教訓,恰如基督教徒信奉耶穌基督一般。但即使這些人采取這樣的態度和信念,仍還是他們自己個人的、盲目的、宗教式的信奉,因為那時還沒有組織性的宣傳工作。

一九一九年春天,蔡和森抵法,一有機會他就發表談話,總告訴同胞,共產主義是好東西。當時,他仍沒有一個組織可以使他們加入,他也不曾研究過馬克斯或任何其他的革命理論。不過,在此之前很久,和森自己已經倡言“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他對我說:“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潤之,說俄人一定要遺人到中國,在華組織秘密共產黨,我認為我們應該效法俄國的榜樣,而且應馬上進行,我們已無時間事先研究所有的細節了。”

我清楚記得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過的交談。我堅持道“我們在製訂任何決策之前一定要把事情小心研究,我原則上同意推翻資本主義,但我絕不盲從俄國共產主義的理論!”

“不管那是什麽型態的共產主義,都沒有關係。”蔡和森說:“我們越研究便越難下決策,俄國的計畫現成的擺在那裏,一切都詳細擬訂妥當。為什麽還要去研究其化型態的主義呢?俄人的整個計畫一色俱備,且已寫在白紙黑字上讓我們讀到,他們自己也實現了這個計劃。我們為什麽還要浪費時間作其他的嚐試呢?”

“但是”我問道:“為什麽中國必定要做俄國的兒子?”

他頑固不化,滿腔怒火,聲劫洶洶。“因為俄國是共產主義之父!”他說:“我們必須以俄為師。首先是因為它實行起來直截了當。其次,如果中國發生革命,便可依靠俄援,秘密的或公開的他會供給我們金錢和武器。在地理上,俄國和中國注定是盟友,兩國間的運輸也方便。一句話,如果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就必須無條件跟從俄國。我說的都是真話,也是我真正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接著說:“但是,老兄,我們必須考慮到國家和同胞的幸福問題並非像你所談的那麽簡單,這不是我們個人的事!我們怎能讓中國變成奴隸國呢,作為盡忠的國民,怎能成立有這種計畫的政黨?”

蔡和森堅持道:“我們一定要選擇最有利的方向完成革命。我已經寫信給潤之!版訴他我的想法,我肯定他會同意的。你太空想、太感情用事、太重理論、也太散漫了!”

“就算潤之同意你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我大聲說:“我不能埋沒良心,我要良心清白。我絕不參與使中國成俄國奴隸的黨派,恕我愛莫能助。”

“是的,我知道。”蔡和森心平氣和地回答說:“我們都明白你的為人,我們都敬重你。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跟你詳細研究這入事。”

“但是,”我指出:“你不是在研究!你已經決定了行動路線,而企圖使我相信你的主意。你要我無條件接受你的原則。你恰像一名牧師,企圖說服老朋友信奉他的宗教!”

“噢,哪裏的話,我決不敢這樣做!”蔡和森說:“除了我們的交情,我還尊重你的為人和你的竟見,我們現在不過是朋友間商量而已。”

這次交談發生在蔡和森抵法後兩天。和他同船來的五、六十名學生,“華法教育會”決定送他們到蒙達邑中學,先在那裏暫住,等待找到適當的工作,也可利用時間學習法文。蒙達邑距巴黎四個鍾頭路程。蔡和森走後,我們的通信頻密,他有時一天寫兩封信給我。但我們彼此的意見沒有改變。

蔡和森向蒙達邑的朋友講述共產主義,同時又向法國其他地方的學生寫信遊說。他說話的本領不,但是紙上陳述竟見卻相當精采,甚至勝過毛澤東。很多人都為他的信所激動,他的熱情也就傳開去了。同他來法的蔡大娘(當時約五十歲)和妹妹蔡暢都很重他的意見。不過,他頭一次改變別人的思想,還是他的愛人向警予,她亦是新民學會的優秀會員之一。向警予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演講也十分有聲有色。她為人特別懇摯,同時又美麗溫柔。她成為中國第一名女共產黨員,又是蔡和森的宣傳助手。無論男女都受到她的影響,很多人接受她的思想,很多婦女都耐心聽她講話,被她的熱誠所感動。她寫了很多信給我,談論說不完的問題。

當時抵法的另一個老友是李維漢。他亦名“和森”,我們稱他為“李和森”,有時則叫“老李”。他亦是新民學會最早的會員之一,我們非常愛護他。在長沙考入第一師範時我便認識他,對他十分喜歡。他的父親又老又窮,無力幫助李維漢,李維漢很孝順,我們很為他們兩父子難過。李維漢為人謙遜沉著,說話緩慢。在任何討論場合中,他很難了解別人的觀點。因為他不能講法文,所以在蒙達邑便終日跟蔡和森談話。這兩個“和森”說話投契,自然是李維漢接受蔡和森的思想和意見居多。中日戰爭期間,中共派李維漢和周恩來為代表,在重慶(後來在南京)跟國民政府談和。後來,我在報紙看到,他在北平曾任一個重大的政治會議的秘書長。現在,他在政府中身居高位。每逢我讀到有關他的新聞,我都禁不住記起我們在蒙達邑的談話,以及他當時結結巴巴說不出話的神態。李維漢、蔡和森、向警予是致力宣揚共產主義的最熱烈的三名傳道者!

在一九一九年間,法共雖然注意到那一班人的潛力,但法共本身當時所進行的宣傳工作,亦微不足道,且留法的十多萬華工和學生之中,並無共產黨的組織。但在華人聚居之地中,卻有擁護共產主義的團體,在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間,確已招募了一些成員。對這個團體的支持,直接來自北平,間接則來自莫斯科。

俄人曾先遺派一名特務到北平,跟“北大”的急進的文學院長陳獨秀和圖書館長李大釗接頭,企圖說服他們,在中國組織共產黨。由於中國政府不會容許任何的公開的共產黨組織出現,於是先作鋪路工作,設立一個青年人的協會,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用兩個英文字母來命名,簡稱CY,實即“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的代稱,但那些不明就裏的人,當然不知道這兩個英文字母的含義。為了保密的緣故。初期的中國黨員依同一方式也稱中共為CP(Communist Party)。CP的成員,是挑選最有前途的CY分子所組成。除此之外,同時還成立了“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又堂而皇之的開辦了一所“外國語文學校”,美其名曰教授俄文。“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甚至有一段時期公然在北京大學掛出招牌來。

如前所示,陳獨秀接納了莫斯科的建議,更重要的是,為了應付設立那些核心團體和組織的開銷,他接受了俄人的金錢(以大洋支付),好幾個組織和附屬支部都由他直接控製。陳獨秀有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二人都加入了CY。一九二零年尾,這兩個孩子受到他們的爸爸陳獨秀和“爺爺”莫斯科的指示,到法國展開共產黨的組織。他們在巴黎號稱“二陳”。但交付給他們的工作,後來證明他們不能勝任,於是被召回華,另指派兩人接辦。

那兩個人是當時在法國的四川學生,趙世炎和任卓宣。趙、任這兩個青年人十分能幹,有責任,在法國CY中任書記的職位,努力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事義。他們所掌握的秘密名冊有幾百個人,服從他們的命令,但這些人都不是華人聚居地的居民。

任卓宣後來返回中國,成為湖南長沙的CY和CP的頭頭,他終於遭政府逮捕,判以死刑槍斃了。他的軀體遺棄在他中槍倒下的地上,翌晨有人經過,聽到他的呼吸聲,便送他到醫院去,救回他一命。當時報紙的與論對他十分同情,於是政府沒有對他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待他從鬼門關爬回來,完全康複以後,他宣布他為共產黨效力已功德圓滿,這條再拾回來的性命,不擬再做一個共產黨人了!他後來入了國民黨,獲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在台灣居住。他成為三民主義的最佳理論家,但我四十年來,不曾見過他了。

當時我所熟知的共產黨人中,蔡和森、向警予現已不在人世,徐特立則年近八十,他是我的教育學先生,後來也教過毛澤東同樣的科目;他以“老學生”之名,隨蔡和森赴法勤工儉學。我仍在第一師讀書時,他就提撥我到“修業”任教。雖然他不是頂好的理論家,但中共仍把他當作老戰士,作為黨的老招牌之一。蔡暢、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李富春、陳毅、饒漱石,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曾名列在趙世炎、任卓宣秘密名冊的幾百個人名之中。

就這樣,留法華人中間散播下第一批的共產主義的種籽。

第二十八章 森林群英會
一九二零年十月,“華法教育會”的活動大為增加,急需遣派一名代表返國,跟蔡孑民校長和李煜瀛先生討論各種事項,議決由我負責。我動身之前,先分別寫信給蔡和森和毛澤東,蔡和森回信說,在離法之前,“新民學會”應召開一次全體會議,一方麵給我告別和送行,另一方麵討論一下采取甚方法來從事中國革命,並檢討俄式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是否為切實可行的製度。

當時莫斯科所控製的CY還沒有什麽力量,留法華人對之不大理會,所以我們討論俄國共產主義是否適合中國這樣的問題,沒有顧忌之必要。

大多數“新民學會”會員都住在蒙達爾尼,所以開會的日子定在該城舉行。我在開會的前一天下什四點鍾離開巴黎,火車尚未駛入蒙達爾尼站,我已看見蔡和森同他的母親蔡大娘、向警予等共約二十人,在月台等我了。我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蔡和森同向警予請我到車站附近的一間餐館去。我說先找一間旅店住下,可以在較為清靜的氣氛下詳談,但向警予說:“和森同我已替你找妥房子,那旅店離我們學校不遠。”

在我們到旅店途中,我問道:“明天我們‘新民學會’的集會在哪兒舉行呀?”

“我們還未作最後決定”,蔡和森答道:“你知道,這兒有三十多個會員,其中有些住得很遠,不能來,不過,我們這裏可能有二十人左右參加。我們不能利用學校的課室,因為全日都有課上,而且,住在那兒的五、六十名中國學生又並非會員。”

向警予提議道:“我們不能在蕭先生的旅店開會嗎?”

蔡和森馬上答道:“如果一連多天,有一群黃皮膚的東方人突然跑去旅店,會引起法國人的注意,店主也可能不允許,即使他允許,他會給我們開一張賬單。你知道,這種賬單我們怎麽付得起呀!”

“市政公園如何?”我問道。

向警予說道:“這個公園不太,座椅又常常滿座。我們的中國同學,下課後亦多在那裏流連。”

此時,蔡和森臉色為之一亮。“你剛才提過公園,我有個主意,就在鎮外有一片大樹林。為什麽不去那裏坐在草地上開會呢?這樣不是解決問題了嗎?”

“好主意!”向警予同意道:“可是,若碰了個下雨天,‘新民學會’在法國的大會將永遠開不成了!”

“倘若碰巧下雨天,即預示菩薩不保佑我們改造中國,我肯定必會風和日麗的。”我向大家說。

向警予微笑道:“好得很,蕭先生,如果明天下雨,就是說菩薩不同意我們的計劃,如果陽光普照,那表示菩薩讚成我們改造中國!”

翌晨,我醒來時,明亮的太陽光直射我的床上,我一躍而起,趕快穿衣,不一會,蔡和森與他的愛人向警予,連同其餘十人左右來到我房間。向警予歡天喜地向我道賀:“快些呀!蕭先生!我們立刻動身,改造中國!幾天以來都沒有陽光,突然卻旭日騰升,多好呀!”我們一行人離開酒店,十分鍾左右,便處身在森林之中了。

回想那個時刻,我恍忽又嗅到清晨林間空地上那種令人心曠神怡的芳香氣味。我們選了一處薄薄的草坪,軟綿綿、綠油油,就像我們坐在天鵝絨的沙發上麵。但草坪仍是潮濕冰涼,於是決定在開會之前先作短程散步。就在太陽照耀著青草,所有會員都到齊之時,我們坐下來,圍成一圈,由我宣布開會。向警予站起來說:“首先我們向蕭先生告別,祝福他回去一路順風。然後,請他跟我們談話。我們各人對人對蕭先生這次返國寄望甚殷呢。”

蔡和森接著說:“今天蕭先生的開會議程我看過了。第一項是討論什麽是革命最適當的步驟,其次是介紹新會員,第三,是他報告自己返國的職責和計畫。我現在提議,將第三項放在首位,因為我們各人都急於聽他說話,要知道他計畫做些什麽。而且,第一項需時較多,應該在最後討論。”

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議,於是我說了一些關於我的計畫,以及我打算在國內做些什麽。然後,蔡和森介紹新會員。首二人是李富春和李立三。李富春個子瘦小,十分年輕,大家對他甚有好感。他口齒伶俐,措辭清晰,語調溫文。他後來成為東三省省長,又在北平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周恩來)。李立三則截然有別,他個子高大,舉止粗野,直著喉嚨說話。他習慣開玩笑,而所開的玩笑,又並非常常是風趣的。在會中,有一次他高聲喊道:“立三路!”大抵是指我們統統都須跟隨他的領導。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幼稚粗鄙不堪的。其他幾名新會員亦經介紹與眾人認識,男的由蔡和森負責,女的由向警予。女的當中有蔡和森的妹妹蔡暢,她是中共“婦聯”主席。在同一次會上,廖宜男和周恩來由蔡和森引薦為新會員。

午飯後,我們各人在綠油油的斜坡上集合。現在討論的主題是采行俄國共產主義作為新中國的政治製度的問題。蔡和森堅持必須毫無保留的采行俄國共產主義。我說我雖然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我不讚成在中國采行俄式共產主義。會員的意見有所分歧,有些人附和蔡和森,另一些則站到我這邊來。

大家表示思想和意見,平心靜氣的討論,態度亦十分誠懇。我們在五時半結束一天的討論,這樣,住在學校的會員不會錯過晚飯,我們又決定明晨八時半再開會,繼續討論。

晚飯後,一班人到我酒店房間,無拘無束的說東說西。十點鍾,大多數人都走了,但蔡和森、向警予、陳劭修留下來繼續研討俄式共產主義究竟是好是壞的問題!我們談至淩晨二時,還不曾得到結論。他們回學校已太遲了,大家又不願騷擾店主,於是最後決定統統一頭一尾的的在床上睡覺。我們根本沒考慮到向警予是女子,我肯定她自己在當時也沒想到她是異性。我一直受當日我們所表現的心智清純和崇高理想而感動。

翌日,整個會議都花在研討上,但基本問題仍未解決,最後,決定我返國後,同國內會員從長討論,我又寫信給毛澤東,告訴他開會二天的詳情,這樣他可以將信件先在會友之中傳閱。後來,毛澤東把我的信刊入《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三集。

第二十九章 長沙長敘
一九二零年冬,我由巴黎回到北京,毛澤東已返回長沙很久了。雖然我們經常通信,但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我才能到長沙看望他。他是第一師範附小的校長,但他大多數的活動是秘密指揮共青團(CY)的組織。

由三月至七月,我們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討論社會主義革命上,但我們談得越多,便似乎離得越遠。不過,大家以朋友相待,還不致割席,我們誠心誠意了解彼此的觀點。

毛澤東對舊“新民學會”失去興趣是明顯不過的,因為它不是政治組織。會員雖然不曾研究社會主義或其他政治製度,但當時他們大部分人都參加了CY的秘密集會,也逐漸盲目地相信在那些集會上他們的說話。CY的誕生累得“新民學會”命不久存。當我踏足長沙之際,我覺得我是回來為它送殯了。

不過,會員仍然衷心歡迎我,不待說毛澤東不喜歡這種情形,這是我跟好幾個會員多次敘舊後發覺的。他害怕他們會受到我思想上的影響,使他們失去目前CY所授的對共產主義的盲目信心。我發覺他暗中要求老會員勸我回法,最後甚至親自向我提議!他知道我要回巴黎的,他急於請我盡快離開。不過,他熱切希望我接受他對俄國共產主義的信仰,同他合作,在全國宣揚這種教義,並將它付諸實現。

在長沙,有一間名叫“船山學社”的大屋,是為紀念學者王船山而設的。有五十多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占住了這間屋,由於毛澤東其中一分子,我也應邀住在那裏。這班人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共產黨人統治中國,年齡和經驗會保證他們身居領導層的地位。

我返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安排在法國的裏昂和比利時的夏勒萊成立“中法大學”,於是我一踏足上海,便受到一流大報紙“時事新報”的記者訪問,我的意見刊在第一版。長沙的老朋友自然讀到那篇特寫,當我過訪長沙,他們便跟我談論這計劃的事情。毛澤東趕忙利用熱烈的氣氛,把他們拉攏在一起,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和我提出一個主張,將“船山學社”改為“自修大學”,各人都同意,我被推為首席策畫人。

對我來說,“自修大學”計畫始終是近乎一種理想製度,因為它強調自修,類似中國古時的書院,沒有固定的作業時間,亦沒有先生。隻是豐富的參考書和一間完善的實驗室為不可或缺的設備而已。主要是安排學生的聚會和討論。我就此製度發表了幾個演講,反應極為熱烈。我向京滬的學術界和教育界徵詢製度的竟見,獲得一些好評。北平大學校長蔡元培和首屈一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親以他們漂亮的字體撰寫鴻文,表示他們讚成自修大學計劃。我亦接到吳稚暉的一封長函,分析自修大學的可能性,吳稚暉是著名的博學之士和改革家,又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之一。

我將這些墨寶裱在一本書裏,可惜留在大陸,我又不清楚現在落在什麽地方了。不久之後,我返回巴黎,“長沙自修大學”淪為夢想。

我同毛澤東經過初步討論後,考慮設法重振“新民學會,但毛澤東和我,這時已發覺我們的意見是無法一致了。

第三十章 一連串的問題
我跟何胡子討論這個問題,他對我說:“蕭胡子,如果你留在長沙,不回法國,‘新民學會’的老會員必在你周圍結盟起來,若果你不在這兒,那我們都會不可避免地跟隨潤之了。我也會這樣的!”

我的老友陳昌亦以同樣的語氣說:“我們的朋友統統已經秘密成為CY的團員了,把他們拉回來是很難的。你知道,‘新民學會’改造中國的目的是用一種抽象的方法,它既無政治觀,亦無固定的行動計劃。他們現在都認為,要達到實際效果的不二法門,是唯俄國的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傳俄國的主義。沒有人再去尋改造中國的其它途徑。為什麽呢?首先因為他們有俄國的榜樣可資模仿。其次,他們向俄國獻媚,獲得經援和其他方麵的幫助。第三,任何人都熱中於鬼鬼祟祟的行動,秘密集會的詭譎氣氛有某種誘惑力,沒有什麽辦法能使他們轉過頭來了。我知道你有你個人的‘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思想,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每個人都讚同共產主義思想。我認為你和潤之將來必定分道揚鑣,但你們仍是摯友。個人方麵,我覺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麵,而統統都是可貴的。”

當我把陳昌這番話告訴毛澤東,他的意見是:“對極了!許多人都不滿現狀,倘若我們進行改造,便必須鬧革命!倘若我們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師法俄國!俄國共產主義是最適合我們的製度,也是我們最先追隨的製度。這是我們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誠懇的希望你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

毛澤東同我確有一連串的問題要討論。在此期間,我們常常秉燭夜談,為之廢寢忘餐。有時候我們的談論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淚,因為我們找不到互相協調的基礎。我不能接受毛澤東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滿意。多月來被這些沒有結果的討論所虛耗,但大家都沒有口出惡言,更恰當的說,使我們真真正正遺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們不能完成一個共同的行動計畫。

雖然我們的大前提南轅北轍,但我們還是非常珍惜我們的友誼。不過,我對毛澤東所期望的革命路線必使中華民族生靈塗炭的預感,一直是耿耿於懷的。

每一次在極度難過的情形之下,我們都互相鼓勵重新展開討論,但討論又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難過和遺憾,如此循環不斷,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個永不停止的螺旋。這樣耐心和不厭煩的努力說服對方,完全是看在聯緊我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份上。毛澤東深信我是隻問對錯,不是為個人自私自利而爭吵,動機是真誠的熱愛中華民族,亦的的確確為了人道本身而說話。我們討論的重點可以簡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個比喻作開場白:“雙輪呢,還是單輪呢?”

我說:“人道主義可譬之於雙輪的人力車,它有兩個好車輪,便一路順利,可是,如果拿走一個車輪,它便倒下來,變成廢物,不能動彈。使它獨輪能動的唯一辦法是用手抬起另一邊,用蠻力拉它起來。這力度在車行時,必須始終保持不變和平衡。現在,人道主義的雙輪,”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產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國共產主義的治理,人力車便失去自由的車輪,於是要藉壓迫人類以維持它的平衡。共產黨領袖或者可以維持這種對人民的壓迫好幾年,不過,如果它一旦中止,車子便要倒下來。我說,所牽涉的道理根本是錯誤的。”

毛澤東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躊躇的答道,他完全讚同使用壓迫的手段。

他說:“壓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質。如果你壓迫得法,表示你為政不差。最後分析起來,政治的影響力十分簡單,不過是經常保持壓迫罷了。”

我說:“如果你是對的話,那麽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議我們把自由和共產主義看作兩條路。

我說:“我們現在處身於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經過以前幾個世紀的鬥爭和流血,人類終於獲得某個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極其珍貴的財寶,應該小心保護。兩條路都是通向死亡,每個人都不可回避的往裏走。那麽,為什麽我們走共產主義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類有兩個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興盛。”

毛澤東的回答又是三言兩語的:“移植共產主義,並不表示人民就沒有自由呀。”我說:“自由有好幾種,有人性隨心所欲的自由,也有豬雞等家畜隨心所欲的自由。豬無所拘束,但僅限於在豬欄的範圍內。雞亦限於雞舍裏才能優遊自在。共產國家確會把自由配給人民,但那是雞和豬的自由。共產國家確會把自由配給人民,但那是雞和豬的自由。俄國共產主義好像一種宗教,人必須盲目相信它的教義,永不能談論它的對錯。那是一種沒有思想自由的宗教。共產主義者說他們相信自由,但他們不容許人民自由過活。俄國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發表、出版的自由,這就是‘人民的自由’嗎?”

毛澤東用一種籠統的說法回答,其大意是說,公眾必須受法律控製,即使立法專斷,個人亦必須服從國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話,人民必須為國家的幸福犧牲。

我們討論到國家和個人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關係,我說:“國家的權力太大了,它像菩薩一樣無所不至,而個人在國家裏好像蒼蠅螻蟻。如果國家命一些人殺害其他人,他們必須白刀子,紅刀子出。如果國家想人下火鍋,他們亦必須任燒任煮。如果國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們必須勒緊肚子。如果國家要人民死,他們便死。有人認為個人比諸於國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誇言‘朕即國家’之際,人民對他譏笑,因為他認為國家總是至高無上的。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來,民主製度已經來臨,國家權力為之大大削弱,個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國共產主義卻在社會主義的偽裝之下重回國家的權力,完全控製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毛澤東對這點的答覆,是堅認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實施“新民主主義”。接著,我提出第五點來討論:新民主主義呢,還是新專製主義?在我看來:俄國共產主義製度,與其說是“新民主主義”,不如說是“新專製主義”。

我說:“我國自古以來,帝王代表了老式的專製。俄共現在不過實行一種新式的、科學的絕對專製主義!中國古時有很多帝王雖是專製君主,但卻是優秀的統治者,他們實行‘愛民如子’的政策。他們的治理比大多數的小柄君王為佳。今日俄共的領袖所擁有的專斷權力,卻千倍壞於中國的專製君主!”

對此,毛澤東答道:“如果領袖沒有權力,便不可能執行計劃,不能得心應手。領袖有越多的權力,做事便越容。為了改造國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勵,並需要牲一部分人民。”

於是,我們討論到第六個問題,即為了國家的幸福而犧牲人民的幸福問題。我十分直率的對毛澤東說:我不同意“犧牲一部分去幫助其他部分”的原則,我不同意 “為未來一代的虛空的幸福,在某種範圍內犧牲個人”的那種思想。他答道:“如果我們在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會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內也達不到!”跟著第七點的討論便是:一千年,還是一萬年呢?

“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達成理想的社會結構,”我說:“可算十分心滿意足了。即使要一萬年,仍屬愜意。對個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長的歲月……好像無窮無盡:但對國家民族來說,也不算長;在全部人類曆史裏,還是很短暫的呢!輩產主義在理論上是優秀的主義,確可付諸實行,但這一定要時間。俄國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長,這正如古語所雲:‘一步登天’。”

毛澤東說:“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則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達到目的!”

我們討論的第八點問題是:要實行共產主義,應以個人標準或是以社會標準來引導的問題?我認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諸實行,那他隻是憑自己個人的標準而進行。

“這是隻管幹眼前認為是好的事,而不理將來後果的作法。”我說:“這就是所謂曆史上英雄的行徑。那些英雄愛管他人閑事,無論如何是神憎鬼厭的人。英雄思想已經過時了,應該丟掉。像凱旋門歌頌英雄那種虛有其表的物質象徵,我們有理由說是錯誤的。隻有像孔廟的內在理想象徵才應垂諸永久。如果改革社會的目標是誠篤的話,那麽完成目標必須一直放眼未來。永久性的進步必須讓每人免費接受較好的教育,同時一步一止的增廣教化。但這一切都需要長久的時間。”

但毛澤東說,改革社會必須要軍事力量和政治行動去達成。

第九個問題是:教育呢,還是政治呢?

我堅持己見:“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結果隻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會有和平與永恒的後果。這是‘和平的改革’,當然如果你要立竿見影、朝發夕至的效果的話,那它們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擬。”

毛澤東說:“我喜歡立竿見影的事情。坦白說,你的意見完全說不動我!”

接著是討論到個人的利益問題。我說:“如果你跟隨俄共的領導,奮鬥十年或廿年之後,你有朝一日會成功地使國家采行共產主義製度,這種成功不會特別困難,但卻不是一項有價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中國哀鴻遍野之時!你的意見也說不動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見,我必永不安心。你記得孟子的話:‘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他說的確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劉邦和項羽那鬼哭神號的爭權吧,在基督和佛祖看來,就像兩個街童為爭一個蘋果而打架一樣。”

毛澤東歎道:“你不同意馬克斯的學說,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魯東的學說,也多可惜呀!”

我們談論理想主義和唯物主義。不停的談天說地,但我們談得越多,也提出越多無法解答的問題。毛澤東顯然以為不需要解答,要達到成功的話,隻有行動是必需要的。我反駁說:為達到目的,要作這樣大的犧牲,那我寧可不幹了!

我們這樣談論下去,始終是在摯友的氣氛中,直到中國共產當正式成立之日。最後一晚,我們同床而睡,談至天色發白,毛澤東一直請求我參加那個決定曆史命運的集會。


第三十一章 中國共產黨之誕生
一九二一年,我在長沙約莫住了三個月,因為我返回北平之前,有很多事情要辦妥。我回京途中,順路到上海探訪湖北教育會主席和江西省省長。在我離長沙前幾日,毛澤東示意他會和我同行,他說:“千萬請嚴守秘密。我要告訴你,北平、廣東、上海(事實上無處不是)已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有十多個代表預備在上海集合,召開一個秘密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我是長沙的代表,我十分希望你和我一起赴會。”

我對他說:“我們可以同船到上海,但我不參加你們的會議。”

他堅持道:“去吧!你到那裏去,跟那些同道見見麵,聽聽他們的意見,同他們談談!”

我反問道:“有什麽好談的?你們的會議又不是討論小組,一切已經決定了,現在就是要成立中國共產黨,如果我赴會,我便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諦造人之一!我便要受中國人民注視一百年、一千年、要向人道主義負責一萬年。我對你說吧,我不預備參加成立共產黨!”

毛澤東答道:“如果我們戮力以赴,共產黨在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時間,也許便能統治中國。”

“這完全要看你們怎麽進行了。”我說:“我亦相信,經過一段長時期的鬥爭,共產黨有可能統治中國。但這對中國人沒有好處,共產黨的統治也不會長久。”

“但是,如果我們想法子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你不以為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嗎?”毛澤東問道。

“不,我不這樣想。”我答道:“我最好引老子的話來答你:‘治大國若烹小鮮。’”

毛澤東此時縱聲大笑。他以為我鬧著玩。他不知道,也永不了解,我是非常認真說話的。我實際上全心全意讚同所引老子上麵的說話。

當天下午,毛澤東同我坐著河渡,由西門出長沙。我們住在同一客艙,我用上層,他用下層。很多朋友下船來跟我話別,他們知道我快要回法國了,我們於是整個下午忙於同他們談這談那。入夜,河渡啟碇,我們睡個痛快。當進入洞庭湖時,我們恍若置身汪洋大海中,給無邊無際的水環繞著。毛澤東首先醒來,走去坐在甲板上。稍後,我跟著出去,注意到他袋裏有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問他那是什麽,他拿出來,把那題目《資本主義製度大綱》給我看。我打趣的說:“你研究資本主義,就能成立共產黨了?”毛澤東淺淺一笑,沒說什麽。為打破沉默,我接著道:“我很了解,你要做共產主義者,根本不用去學習,也毋需讀這類書,最要緊的還是信仰。這就是為什麽共產主義好像一種宗教。”毛澤東又是微笑,仍沒有答話。最後為打破悶局,我問他是否已吃早點了,他答道:“還不見呢,我正等著你,我們一起吃吧。”

河渡很快抵達漢口,我們分手了。我上岸,而毛澤東到上海,我們相約在滬濱碰頭。他把秘密地址交給我,待我在鄂贛辦完事後可找到他。

我到達上海時,直趨法租界環龍路,依毛澤東給我的門牌找到屋子。房內放有兩張床,其中一張無疑是留給我的,但是毛澤東不在。他在黃昏時回來,對我說,他們跟巡捕有麻煩,巡捕曾向他們作冗長的審問。因為學校正值假期,他們幾經困難,已獲淮使用一間女校的一個課室。雖然他們開會時鎖上所有門戶,但仍被巡捕查出,現在不能在那兒開會了。這些法租界的巡捕非常機警,代表們到哪裏去,他們便跟到哪裏。各代表於是不敢再大夥兒一起開會,分散於各處,隻由一兩名代表擔任聯絡人。幾天後,巡捕鬆弛下來,但他們仍照樣保持嚴密的警戒。

有一天,毛澤東看來比平時快樂,對我說:“我們已想出一個新的計劃。有一位代表的女友是浙江嘉興人,她說我們可以扮作遊客由上海去西湖,行經嘉興時,就在嘉興城外的南湖的船上開會。為了避開巡捕耳目,我們要加倍慎重,必須假裝買火車票去杭州西湖,火車上有很多遊客,到嘉興時,我們便落月台下車去也。然後混在人群裏,直至火車駛離。倘若巡捕由上海跟蹤我們,也不會想到這一點的。而且,他們對上海市外的情形,也不大了解。你同我到嘉興,會後,我們可以到西湖逛逛。我自出娘胎以來便聽說西湖景色甲天下,現在,多謝上海的巡捕,我可以去遊西湖了。”

“好極了,”我同意道:“我們明天就逛西湖。”

翌晨七時,毛澤東和我離開居處,到車站買三等票去杭州。我們進入火車站以後,約在九點鍾的時候,就看到一塊巨大的白色路牌,上有“嘉興”兩個大字。火車一抵達,我們即跳下去,混入月台上的人群中。過了一會,我們盡量裝作若無其事的走出去,步向大路。快近城了,我凝視湖水,思量著這些平靜的湖水不久便要誕生一隻怪獸--中國共產黨。其他的代表亦已走下火車,但他們要開會,身上卻沒有認識的標誌。毛澤東和我在走路時,雖沒有人跟蹤,但我們仍是小心翼翼。我們在橫街找到一間小旅館,租了一個房間過夜。

房內有一張,一張小桌子。床十分大,約占了房間的三分之二,幾乎沒有地方走動。蚊帳潔白乾淨,我乾脆就留在房內了。在炎夏裏,一個好蚊帳是找房子的重要的條件。我們剛安置妥當,毛澤東便要到開會的地點去,他執著我的手臂嚷道:“我要你同我去逛逛南湖!”

“不去了,我在這兒等你回來。到時我們才一起去逛西湖。”我答道:“你打算什麽時候回來?”

“你不跟我去看南湖,真不痛快,”毛澤東接口道:“我打算遲至黃昏才回來。代表們要在船上吃飯,所以你不要等我吃晚飯了。”

說過話後,他瞪了我一陣,然後不發一語的離開。我寫好幾封信,然後慢慢的沿著南湖岸邊散步,眼看舟艇緩然駛過。在船上舉行秘密會議,真是好主意,我猜那隻船上會誕生中國共產黨。湖裏的泥水使我想起《聖經》上的大洪水,假設共產黨君臨中國,新的洪水定必卷走這個古老的國家,那真是渾濁黑暗的汙水。

晚飯時,還是沒有毛澤東的訊息,我便洗個澡,由小窗往外眺望以排遺時光。雖然天未入黑,水平線上已隨處可見漁光泛映。我熄了房燈,上床睡去。兩三個鍾頭後,毛澤東回來了,他打開蚊帳,問道:“蕭先生,你睡了?”

“是的,”我答道:“我睡了。但請勿打開蚊帳,這兒的蚊很可怕,它們會飛進來的。今天的工作可稱心?”

“是的,稱心極了。”毛澤東答道:“我們在船上一直談得無拘無束!你不來,真可惜。”

我隨即答道:“你看,你在感激自由呢!在上海,你不能自由自在和你的同道談話,你不能自由開會,巡捕到處跟蹤你,你不喜歡這樣,雖然這種情形不過幾日。如果在俄國,則幾乎由朝至晚,每一*****走到哪處都是如此!有哪一群人能在俄國找到‘南湖’這種地方?你這樣熱愛自由,卻竭思殫慮地準備去破壞同胞的自由,將中國造成第二個俄國?你們在會上決定了什麽?你們計劃采取什麽行動?”

毛澤東沉著的答道:“我們決定必須將中國造成第二個俄國!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奮鬥到底。”

“你們怎樣組織起來?”我問。

“代表們都不是烏合之眾,”毛澤東解釋道:“他們有些人學識豐富,能讀日文或英文。我們決定必須首先成立一個核心小組,這核心小組將成為中國共產黨。之後,我們將安排宣傳工作,並準備實行特別的行動計劃。第一步是策動勞動階級和青年學生投向共產主義。然後,我們必須建立充裕的經濟基礎。這說明為什麽一定要歸屬第三國際。”

“但是,”我抗議道:“第三國際是俄國。你們為什麽不組成第四國際呢?”

“那究竟是什麽東西?”毛澤東問道。

“第四國際,”我解釋道:“是共產主義的理想部分,它是馬克斯和普魯東的理想結合,它是自由的共產主義。你還記得我所說關於人力車的雙輪嗎?自由共產主義的人力車就是具備兩個輪子,它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支持它!如果你同意沿著第四國際的路線組織你的運動,我將為它貢獻一生!”

“一千年後我們再談它罷。”毛澤東苦著臉,一邊說一邊打開蚊帳上床。

簡直汗臭薰天!不過,我已經習慣這種強烈的氣味,正如古語所雲:“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向他建議:“你不去洗澡嗎?可以在這旅館洗,我剛洗剛了。”

對此,毛澤東答道:“我懶得去洗了。我們現在睡,明天可以早起去逛西湖。”他一邊說一邊躺下,伸了個懶腰,可是,無可避免的,又展開對共產主義和自由、國家或個人等繼續不斷的討論,我們還未停止談話,天幾乎發白了。毛澤東是條睡蟲,從不愁睡不著,而睡在大床上,我不覺得他就在旁邊。

我醒來時,晴天碧朗,而毛澤東還沉睡未起,於是我仍靜靜的躺著。過了一會,他張開眼睛,我便喚他:“潤之,天大白了,起來吧!”

“什麽時候?”他問道:“我再睡一會兒行嗎?”

我說:你可以再睡,我則盡可能安靜的起。半小時後,他醒了,馬上起來,說:“什麽時候?我們錯過火車了嗎?”

“沒有,不用擔心。”我對他說:“還早呢!每日有很多班火車從這裏去西湖。”

天色明媚,和風由南湖四岸吹送夏花的芬芳香氣。我佇立呆望湖中良久,這裏已沒有畫舫了,一切複歸寧靜,但想到昨日在這一泓清澈的湖水之上曾產生了什麽--是苦澀的湖水,是毒汁?我愁然背轉過來。

因為火車上的搭客很少,我們又長談了幾個鍾頭,但這次卻是言不及義。我們抨擊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因為他太書呆子氣了,外貌相當布爾喬亞。李大釗似乎更合我們的脾胃,但俄國人顯然喜歡陳獨秀,而他也是南湖之會的主要策劃人。

下午,我們抵達浙江省會杭州,沿湖岸而築的房舍、道路和園圃構成一幅筆墨不能形容的美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想起這句形容杭州是塵世樂土的古話,我確信這是一點都不誇張的。

毛澤東和我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可是盡避外在世界富麗堂皇,我們卻落落寡歡。我偶爾說:“你看這些千奇百怪的園圃吧,它們怎麽造成的?怎麽遊人會不費一錢來這裏享樂呢?”

毛澤東答道:“這是罪無可恕的產物。許多人化錢去達成罪惡的目的。”

“那麽,我們今天便是兩名當世的小罪犯了。”我微微一笑。

“我們明天必須馬上便走!”毛澤東說。

翌日,我們乘火車返上海,毛澤東不久即回長沙去。我逗留一周,辦妥事務,然後折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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