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經曆陪審團審判（JURY TRIAL）
嶽東曉
2010-05-17
最近筆者在美國加州聯邦法院就某上市公司侵犯我的知識產權一案進行了JURY TRIAL，我幾乎是原 告的唯一證人，在證人席上接受了5天 的考驗。被告律師事務所旗下律師300多 名，在全美各大城市有數處律師樓；且關係網巨大，同仁不少已成法官；參與主審的有兩名合 夥人，均為其麾下知識產權訴訟之大內高手，號稱矽穀無出其右者；另有4名律師，及大小跟班十數人，黑壓壓地幾乎占了法庭的一半位子。被告證人有10人，均為白人；包括兩名被告的 專家，一名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的博 士（某公司的總裁；計算機專家；曾為英特爾與升陽公司的顧問，號稱參與過奔騰芯片與操作係統開發）和加州伯克萊分校的經 濟博士（經濟學家，某研究機構的合夥人，曾參與400多起訴訟）。雙方的證據裝了幾十個紙箱子。最後，8人陪審團經過四天審核，判決我的侵 權指控全部成立，而且陪審團基本沒有采信被告的作證。回顧整個過程，在今天這個法治的全球化時代，我的經曆也許對國內外的人士都會有幫助。
首先，我認為，沒有絕對 必要，最好是避免JURY TRIAL。 這種審判， 人的感情因素起決定作用，出現意外的可能性太多。對方會翻出你所有的老底，然後在案子過程中試圖摧毀你的尊嚴、可信度，或者用最惡劣的含沙射影方式攻擊 你，使你情緒失去控製；或者用各種扭曲的方式提問，誘使你說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而且在審判之前，對方會錄取你的證詞，然後再審判中尋找最細微的前後差異… 麵對這些，你不但要提供準確、 敏銳、迅速、直接的證詞，而且必須保持良好的形象、姿態、表情和語氣。如果你本身存在事實上的弱點，比如拿過“巴林頓大學”博士文憑之類，那你根本就不要 上法庭了，對方會在這個問題上花上5個 小時，直到你的可信度等於0。即使你 沒有任何曆史汙點，但不能嚴格控製情緒，或者對複雜提問不能做出迅速、準確的回 應，也將損害你的訴求。打個比方說，這就像你是一個正在酒樓用餐的武林人士，而對方數名高手以葵花寶典之神功從四麵圍攻。而你隻要讓菜湯濺到身上、或者離 座失態就是敗了；你即便是張無忌再世，要堅持數日亦恐非易事。
在過去三年多，被告的律師樓對我進行了不下10次的錄取證詞。有一次連續進行了 三天。經常是每天從上午9點多到下午6點。在錄取證詞時，一個黑洞似的攝像機鏡頭對著你，錄下你的一切表情、體態變化。而且被告 律 師經常非常粗魯，以達到激怒你的目的。最狡詐的問題，他們總是留到最後，當你身心疲憊、隻想脫身回家的時刻。
庭審一開始，被告就播放一段3年以前的錄像作為開場白。在巨大 的屏幕上，隻見證人身子往後一仰，把文件啪地扔在桌上，臉色甚是不好看，而鏡頭立刻聚焦到可以看清臉上的毛孔，音量放大到把呼吸聽成喘氣… 陪審團不會知道，在此之前被告 律師已經為同一個無聊的問題反複糾纏了30分鍾… 這段錄像 想必給陪審團留下了深刻的初步印象，而對方律師開始進行各種接近誹謗似的影射。接下 來就是宣誓作證。八個陪審團員的眼睛離證人席隻有3米左右的距離。這時候，如果你因前麵的演示而情緒失去平衡，對方的目的就完全達到了。因為失 去平衡的你將正好印證對方已經建立的第一印象。
作證過程中，證人隻能回答問題，而且很多問題隻能答是與不是。證人對是否問題進行糾纏一般會 損害其可信度。因此律師對證人幾乎有絕對的控製權。這絕非一場公平規則的較量。庭審第二天，一群外國外院的法官們前來觀摩，休息期間，從他們對我的友好態 度，我看出對方沒有得逞。兩天下來，看到對方律師團一個個臉色慘灰，給我遞來文件的手在劇烈地顫抖，而我保持著幾乎是同情的微笑回答他們的所有提問時，所 有人都知道，誰控製了局麵，誰黔技已窮，在精神上被屈服、征服。幾天之後，我完成全部直接與交叉作證。我最後的一輪作證時，麵向陪審團，再次詳細反駁對方 所有關鍵證人的關鍵證詞。我REBUTTAL完畢，法官問被告律師有何問題要問，後者站了起來，然後緩緩坐下，搖頭表示不要了。走出法 庭，在過道裏，對方的一名亞裔職員主動跟我友好地握手。而從其他人眼裏，我看到了焦慮和恐懼 – 雙方都清楚，最後隻能有一個勝者走出這法庭的大門。
陪審團判決並非是按人數多少，而必須是一 致判決。也就是說，隻要有一個陪審團員意見不同，就不能成為判決，案子就宣布MISTRIAL，隻能重審。所以，當案子作證結束、陪審團審核進入第三天還沒有出結果的時候，連法官都似 乎著急了。
陪審團經過四天的審核最終做出了 正確的判決，一場嚴酷的戰爭在那一瞬間結束。之後，五名陪審團員從審核室回到法庭內與雙方交談。陪審團中最年輕的一人是在一家衛星發射公司工作，而最年長 的曾經是大公司中層主管，已經退休。他們說本來以為這JURY DUTY將是一個負擔，但這兩個星期的審判讓他們大開眼界。對被告律師的表現，他們表示了高度的肯 定，有一人用了BULLDOG一詞形 容，還有陪審團員問被告律師接不接棘手的案子。但是毫無例外的，他們都把票投給了我。當陪審團員們與我握手道別，並祝嶽博士一 切順利、而我感謝他們的時候，我感到的不僅是彼此對事實與法律的認同，更是彼此的尊重。
嶽東曉
2010-05-17
最近筆者在美國加州聯邦法院就某上市公司侵犯我的知識產權一案進行了JURY TRIAL，我幾乎是原 告的唯一證人，在證人席上接受了5天 的考驗。被告律師事務所旗下律師300多 名，在全美各大城市有數處律師樓；且關係網巨大，同仁不少已成法官；參與主審的有兩名合 夥人，均為其麾下知識產權訴訟之大內高手，號稱矽穀無出其右者；另有4名律師，及大小跟班十數人，黑壓壓地幾乎占了法庭的一半位子。被告證人有10人，均為白人；包括兩名被告的 專家，一名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的博 士（某公司的總裁；計算機專家；曾為英特爾與升陽公司的顧問，號稱參與過奔騰芯片與操作係統開發）和加州伯克萊分校的經 濟博士（經濟學家，某研究機構的合夥人，曾參與400多起訴訟）。雙方的證據裝了幾十個紙箱子。最後，8人陪審團經過四天審核，判決我的侵 權指控全部成立，而且陪審團基本沒有采信被告的作證。回顧整個過程，在今天這個法治的全球化時代，我的經曆也許對國內外的人士都會有幫助。
首先，我認為，沒有絕對 必要，最好是避免JURY TRIAL。 這種審判， 人的感情因素起決定作用，出現意外的可能性太多。對方會翻出你所有的老底，然後在案子過程中試圖摧毀你的尊嚴、可信度，或者用最惡劣的含沙射影方式攻擊 你，使你情緒失去控製；或者用各種扭曲的方式提問，誘使你說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而且在審判之前，對方會錄取你的證詞，然後再審判中尋找最細微的前後差異… 麵對這些，你不但要提供準確、 敏銳、迅速、直接的證詞，而且必須保持良好的形象、姿態、表情和語氣。如果你本身存在事實上的弱點，比如拿過“巴林頓大學”博士文憑之類，那你根本就不要 上法庭了，對方會在這個問題上花上5個 小時，直到你的可信度等於0。即使你 沒有任何曆史汙點，但不能嚴格控製情緒，或者對複雜提問不能做出迅速、準確的回 應，也將損害你的訴求。打個比方說，這就像你是一個正在酒樓用餐的武林人士，而對方數名高手以葵花寶典之神功從四麵圍攻。而你隻要讓菜湯濺到身上、或者離 座失態就是敗了；你即便是張無忌再世，要堅持數日亦恐非易事。
在過去三年多，被告的律師樓對我進行了不下10次的錄取證詞。有一次連續進行了 三天。經常是每天從上午9點多到下午6點。在錄取證詞時，一個黑洞似的攝像機鏡頭對著你，錄下你的一切表情、體態變化。而且被告 律 師經常非常粗魯，以達到激怒你的目的。最狡詐的問題，他們總是留到最後，當你身心疲憊、隻想脫身回家的時刻。
庭審一開始，被告就播放一段3年以前的錄像作為開場白。在巨大 的屏幕上，隻見證人身子往後一仰，把文件啪地扔在桌上，臉色甚是不好看，而鏡頭立刻聚焦到可以看清臉上的毛孔，音量放大到把呼吸聽成喘氣… 陪審團不會知道，在此之前被告 律師已經為同一個無聊的問題反複糾纏了30分鍾… 這段錄像 想必給陪審團留下了深刻的初步印象，而對方律師開始進行各種接近誹謗似的影射。接下 來就是宣誓作證。八個陪審團員的眼睛離證人席隻有3米左右的距離。這時候，如果你因前麵的演示而情緒失去平衡，對方的目的就完全達到了。因為失 去平衡的你將正好印證對方已經建立的第一印象。
作證過程中，證人隻能回答問題，而且很多問題隻能答是與不是。證人對是否問題進行糾纏一般會 損害其可信度。因此律師對證人幾乎有絕對的控製權。這絕非一場公平規則的較量。庭審第二天，一群外國外院的法官們前來觀摩，休息期間，從他們對我的友好態 度，我看出對方沒有得逞。兩天下來，看到對方律師團一個個臉色慘灰，給我遞來文件的手在劇烈地顫抖，而我保持著幾乎是同情的微笑回答他們的所有提問時，所 有人都知道，誰控製了局麵，誰黔技已窮，在精神上被屈服、征服。幾天之後，我完成全部直接與交叉作證。我最後的一輪作證時，麵向陪審團，再次詳細反駁對方 所有關鍵證人的關鍵證詞。我REBUTTAL完畢，法官問被告律師有何問題要問，後者站了起來，然後緩緩坐下，搖頭表示不要了。走出法 庭，在過道裏，對方的一名亞裔職員主動跟我友好地握手。而從其他人眼裏，我看到了焦慮和恐懼 – 雙方都清楚，最後隻能有一個勝者走出這法庭的大門。
陪審團判決並非是按人數多少，而必須是一 致判決。也就是說，隻要有一個陪審團員意見不同，就不能成為判決，案子就宣布MISTRIAL，隻能重審。所以，當案子作證結束、陪審團審核進入第三天還沒有出結果的時候，連法官都似 乎著急了。
陪審團經過四天的審核最終做出了 正確的判決，一場嚴酷的戰爭在那一瞬間結束。之後，五名陪審團員從審核室回到法庭內與雙方交談。陪審團中最年輕的一人是在一家衛星發射公司工作，而最年長 的曾經是大公司中層主管，已經退休。他們說本來以為這JURY DUTY將是一個負擔，但這兩個星期的審判讓他們大開眼界。對被告律師的表現，他們表示了高度的肯 定，有一人用了BULLDOG一詞形 容，還有陪審團員問被告律師接不接棘手的案子。但是毫無例外的，他們都把票投給了我。當陪審團員們與我握手道別，並祝嶽博士一 切順利、而我感謝他們的時候，我感到的不僅是彼此對事實與法律的認同，更是彼此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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