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偉大的發明不是四大發明,而是......

來源: 2019-11-13 18:59:13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37892 bytes)

徐光啟係列前期回顧(推薦按照順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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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吃雞的代價如此之大? 一個輝煌的王朝因此隕落!

 

 

黑格爾說:“一個民族必須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這個民族才會有希望”。

明末大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說:“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中華民族是最早仰望星空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曆法的國家之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曆法甚至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

中國曆史文化精神都在“曆數”,“曆”在古代就是曆法。曆法代表了一個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

 

而到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對中國曆法缺少了解,更遑論計算。

01

正者,歲之始也,朔者,月之始也。正朔最初是曆法定年定月之基礎。

《禮記·大傳》:“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

所以自古以來,正朔是天子權力象征,是“受天命”的表現。從古代有朝代始,每個新朝代都要「立正朔」。

使用當朝所立的年號和曆法,被視"奉正朔",表示臣服,比如日本曾長期使用中國曆法。

相反,若改朝換代,"不奉正朔"就表示和新朝杠上了。如明朝亡了,許多大明“死忠粉”不奉滿清的正朔,最典型的是朝鮮李朝。

而要「立正朔」,調整曆法,就必須仰觀天象,先輩們目光所及都是萬年不變的星空。日升月落,鬥轉星移伴隨著時間的流逝。曆法,就從這些亙古不變的無限神秘中孕育產生而出。

從周朝開始,“受命於天, 既壽永昌”是所有王朝的宣傳口號,天文學,因為被認為是唯一能知“天命”的學科,國家嚴禁民間“私習天文”,這是典型的“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所以,自古以來,天文和曆法都深具政治象征意義。修曆是官方的重中之重。

從黃帝紀年到清朝末期啟用公曆,中國曆史上一共產生過102部曆法,對中國文化與文明產生過重大影響。

中國曆法的三次高峰是唐代《大衍曆》、元代《授時曆》以及明代《崇禎曆》。這三次改曆都是吸收外來文明的結果,而且還都和宗教息息相關。

中國古代是陰陽合曆,既要考慮月相周期,又要考慮地球公轉以及二十四節氣和四季的變化。

在古代,這玩意絕對代表最高科技。而且比我們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牛多了。

比較流行的一個說法是:“中國現行的農曆是一個叫湯若望的德國傳教士編著的。”

其實這最多隻有一小半是對的。

02

《尚書·胤征》記載,羲和(相傳為帝堯所任命的皇家天學官員)因沉湎於酒,未能對一次日食做出預報,結果引起了混亂並給他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1611年,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按傳統曆法推算,將發生日食,但是禮部欽天監所推算出來的日食起止時間都很不準確。

欽天監所用的曆法為《大統曆》,實際上由明初大臣劉基將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曆》改個名字沿用。《授時曆》在1280年編成時,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最先進的曆法,但是到明末,這一曆法已經采用了三百多年,錯漏多出,尤其對日月食“往往不驗”。

曆法,是從天文中推算而出,因此,一套正確的曆法必然可以準確無誤地預報天文現象(比如日、月食等)。而負責曆法的皇家天學家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預報日食。

 

欽天監預報日食不準,很丟皇帝的臉,而曾向利瑪竇學習曆法天文的徐光啟做的預報卻很準,這就是差距,高下立判。徐光啟立時贏得了巨大聲譽。於是,許多有識之士多次提出改曆建議,推舉徐光啟領導。

明崇禎二年(1629年),欽天監據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日食皆不驗,崇禎皇帝震怒。徐光啟以新法推算,預測“五月初一日,順天府日食,二分有餘,不及五刻”。結果再次獲得驗證。

在鐵打的事實麵前,年輕氣盛的崇禎皇帝接受禮部建議,降旨由“身懷絕技”的“三朝老臣”徐光啟組織曆局,新修曆法。

1629年(崇禎二年),徐光啟主持的曆局開始了醞釀已久的曆法改革,他誠招天下英才,吸收了許多中外科學家。比如中國天文學家李之藻、李天經以及來華耶穌會的龍華民(意大利人)、羅雅穀(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他們編譯或節譯伽利略、第穀、開普勒以及哥白尼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大量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中的章節和配圖。

他自己也經常夜登觀象台,主持觀測實驗。

 

1634年,代表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巨著《崇禎曆書》基本完成,曆時5年。《崇禎曆書》包括46種,共137卷,以歐洲天文學家第穀(Tycho Brahe)的天文學體係為基礎,係統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學理論和方法,包括日、月、五星、恒星的運行規律,球麵天文學原理,著重闡述托勒密、哥白尼、第穀3人的工作,明確引入了“地球”和經緯度的概念,從而破除了天圓地方的傳統舊觀念,是西學東漸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天算引進項 目。

 

《崇禎曆書》融通古今,兼采中西,被譽為“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極大地提高了日月食和其他天文計算的精確度,是曆法史上的徹底革新,奠定了迄今為止300多年中國曆法的堅實基礎,之後更成為學習天文的主流源頭。

這本是一個天賜良機,讓原本偏重於經驗和實用的中國古典式天文學能由此進入世界天文學共進共贏共同發展的軌道。

03

曆史有時候很荒謬,如此先進的《崇禎曆書》在1634年修竣之後並沒有被立即推行,曆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並未得到運用。新曆的優劣之爭一直持續了10年,對雙方而言,這是一場針鋒相對、曠日持久的爭論。

曆法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更準確,因此中國曆代檢驗曆法是否“合天”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驗證是否能準確預報天象,尤其是其中的“交食之驗”,即日食和月食的預報。

在崇禎改曆中,用這種“精度”的準則來判別各家曆法疏密,是得到所有天文學家共同認可的。

在《明史·曆誌》中,傳統曆法如《大統曆》同徐光啟主持編修的新法至少進行了8場天文學的實測較量,包括日食、月食、木星、水星、火星的運動。結果是驚人的八比零,舊曆法不爭氣的程度如同國足。

最後崇禎帝“已深知西法之密”,在以魏文魁為首的守舊大臣阻撓了近十年後,才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下定決心頒布新曆,但“命運多舛”的《崇禎曆書》還沒有等到實施,明朝就滅亡了。這劃時代的巨著也就悲哀地湮沒於易代鼎革之變中。

在徐光啟領導修改曆法時,歐洲正在興起蓬勃的科學革命,天文學取得了突破性的進步,湧現出如哥白尼、伽利略、第穀、開普勒等偉大的科學家。

麵對這些先進的西方科技,作為“引進西學的第一人”,徐光啟不排斥也不迷信,他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先虛心學習,再融匯貫通,最後超勝,這樣的胸襟,氣度和眼光,不僅在四百年前,即使在今天也是遠見卓識。

但是可悲的是,傳統意識形態的抵觸,仇洋教思潮的興起,還有夷夏之防這些醬缸文化太深太濃,已使許多國人喪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比如守舊派號稱的「寧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居然獲得了許多的點讚(今天又何嚐不是如此),把盲目排外稱為愛國,正是近代中國的悲劇。

魯迅看得很犀利:“他大約以為好的曆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墳·看鏡有感》)

可見排外和媚外一樣,都是沒有文化自信的表現。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或者今天“民族主義憤青”的宣言:“用洋貨的就是賣國賊!” 其實都是300多年前這守舊宣言的山寨版。

哲學大師袁偉時說:“曆史悲劇的根源在於製度性的愚昧。清王朝僵化的文化體係無法自我更新,又對外來文明極其仇視,了解和吸收外來先進文明通常都是少數人的冒險行為。對外來文化的深閉固拒,甚至動用義和團式的暴力去對抗,都是這個製度的產物。”

 

其實僵化的何止是清王朝,哪個朝代都不缺這一類人。

清朝入主中原後,為了宣告“奉天承運”,迫切需要頒布新曆,以明正朔。參與編修《崇禎曆法》的德國人湯若望刪改《崇禎曆書》至103卷後,自費刻印,給清廷獻上了一份厚禮,順治帝將其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後頒行天下, 多爾袞把據此編製而成的曆法命名為《時憲曆》。

而中國現行農曆又叫紫金曆,從民國政府開始沿用《時憲曆》至今,通常叫做夏曆,舊曆或農曆。

所以,雖然湯若望對現行農曆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但是中國現代農曆的真正奠基者其實還是這位偉大的上海人--徐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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