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１８）
盡管民族資產階級對“五反”怕得要命，但是要來的還是會來。“五反”運動開始後，各地的中共幹部發動工人、職員對資本家猛批狠鬥，帶高帽、打人、體罰、逮人，什麽都有。很多場麵與鬥爭地主差不多。《“五反”運動研究》一書說：“由於采用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方式，致使運動出現了逼供信的‘左’的過火行為，出現了把‘小虎’打成‘大虎’，把‘假虎’打成‘真虎’的鬥爭擴大化現象。這些現象大多是：對犯罪嫌疑人，不按法律程序辦案；任何單位的領導或派駐的工作組，均有權發動群眾大膽懷疑，檢舉揭發；僅憑懷疑或他人檢舉，未經查證核實，即可命令把當事人‘隔離審查’，限製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形同軟禁；沒有合法憑證即可私自搜查私人住宅，搜繳私人信件；依靠行政命令，即可強迫被懷疑人檢查交代，發動群眾批鬥，施加壓力，而且通常不許本人審辯，否則就是態度惡劣，企圖狡猾抵賴；對這種公然采取的粗暴行徑，還不許他人提出異議，否則，就是包庇，就會受到株連；誰若膽敢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即按故意搗亂，破壞運動論處，當場受到製裁；私設公堂，秘密審訊，采用車輪戰術，進行疲勞轟炸，弄得人精疲力竭，以便獲取所要的口供，經不起折磨被迫認罪事後翻供幾經反複者有之，自殺者亦有之；與此同時，乘機打擊異己挾嫌報複者有之，誣告陷害者亦有之。”而自殺“幾乎程度不同地分布於開展‘五反’運動的每一個城市和地區。”（何永紅著：《“五反”運動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在這樣的恐怖攻勢下，很少人能做到鎮定自若。膽小的、或氣憤不過以死抗爭的就往往選擇了自殺。因此“五反”運動中自殺的工商業者特別多。而且自殺者往往倒不是真有大罪惡的人，反而是比較老實、清白的人。如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是一個對中華民族有貢獻的人，清儉廉潔，富有愛國心，可他也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服安眠藥自殺。據有關資料，盧作孚的自殺，除了自身受到“三反”、“五反”無理攻擊和冤枉，與公司中幾個與他一起創業的老同事在鎮反運動中被殺也有關係。這幾個老同事或因為參加過“袍哥”組織，或曆史上與國民政府有過交往，這些都是曆史遺留的問題，並無其他罪惡，卻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殺害。作為與這幾個被殺的老同事關係密切者，而且自己在解放前與國民黨政府也有交往的盧作孚，此時內心怎樣的想法我們雖已無法得知，但也能猜到幾分，恐怕是恐懼與憤怒兼而有之。盧作孚曾以歡迎的態度迎接“新中國”，想不到轉眼間中共就露出了猙獰麵孔，智者如盧氏，就果斷地以自殺脫離中共的糾纏。上海白手起家以經營糖果、蜜餞聞名全國的冠生園老板冼冠生，因被店內職工連續圍困批鬥兩天，在四月二十一日跳樓自殺。以上兩例幾乎是人所共知的；至於不知道的那就不計其數了。一九九〇年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稱：在整個“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有二十萬人自殺。維基百科之“三反五反運動”詞條說：上海從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自殺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多個。其中恐怖最高潮時一個星期跳樓自殺的有二百多人。有些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人一起自殺的。這些自殺者除少數有一定社會知名度的現在還有人記得，至於其餘名氣不大的自殺者，他們的冤屈恐怕永遠也不會再被人所知。
廈門大學教授謝詠有一篇專門研究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自殺的文章，名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文章中轉引作者華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書中的有關記載說：
一九五二年“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樹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製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沈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歎息而道。車夫遂四麵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麽！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上海中共當局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為防止蔓延，影響其預定計劃起見，乃采取緊急措施：一、公園及僻靜之處，均派兵巡邏，不準行遊之人逗留。二、黃浦江岸口偏僻之處，築竹籬笆，要衝之地，均有解放軍站崗防守，黃昏以後即不準人行近江邊。三、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又因有從四層樓以上樓窗跳下者，乃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四、凡以自殺逃避‘五反’運動者之公司行號，器物財產一律充公，絲毫不留，籍以脅迫其家屬為之監視。除此，更加緊發動群眾，鼓勵員工，一麵積極予以訓練，一麵督令嚴密防範，凡重要目標，派人跟隨，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華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九五二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
謝詠文章又引作者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麵目》書中提供的資料說：“在‘三反’‘五反’時期，北京東四一個區在運動高潮時，就有二十六個老板自殺。天津中國實業銀行副經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藥自殺的。當時自殺者不下二三十萬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凍之後，一個冰孔處就撈起十幾具屍體。”
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晚聽完匯報都要問一句：“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他把跳樓者虐稱為“跳傘者”，可見他對運動中被迫自殺者的冷酷。有一次他在廣播裏故作糊塗說：“我不懂為什麽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 俗語說螻蟻尚且知道惜命，若不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有誰肯輕易自殺？像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殷紀常自殺，是因為在嚴寒初春之時被迫穿著短衫褲在金城大樓七樓跪了五天五夜，經受了職工的疲勞審問後身體實在忍受不了而跳樓的。殷紀常不是反共的人。他是上海解放後第一個把他家位於大西路上的中國最大的腳踏車零件廠送給政府“合營”的人，也是銀行界最早請中共幹部範長江到行裏向職工演講的人。照理，中共對這樣親共、愛共之人多少也應給幾分薄麵予以優待，不料也是這樣粗暴對待他，可見中共天性的涼薄。
曾參加過成都市茶葉業“五反“工作隊的鐵流說：成都“茶葉業先後死了六個資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舊五金行業，他們生意做得大，賺了不少錢，退賠退贓階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買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藥。他們工作隊的人告訴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殺。”
當然，無論“三反”還是“五反”，在運動中選擇自殺的人相對來說還是少數。更多沒有自殺勇氣的人，那就隻能按照“五反”工作隊的要求，承認強迫你承認的所有“罪行”了。說穿了，中共實行這樣的恐怖手段，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而承認的後果，就得繳交所謂的偷稅、漏稅和罰款。當時許多工商戶，包括我舅舅家在內，就是這樣被弄得傾家蕩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