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爾蘭都柏林，Guinness 啤酒廠的隔壁是St James’s Church。St James’s Church斜對麵還有一家教堂，也叫St James’s Church。
這種酒廠跟教堂攜手並肩的現象很都柏林，很愛爾蘭。
首先，英語裏，酒和宗教都叫spirit。
Spirit 本質上不是為了解決溫飽的東西。宗教的 spirit讓人脫離肉身、時間、恐懼，去感受終極意義；酒的 spirit讓人脫離理性、責任、邊界，去享受另一種真實；一個向上，一個向內，但都把人超越日常。
都柏林的酒廠都有酒吧。都柏林人可以早上去教堂，下午去酒吧；可以通宵達旦痛飲，第二天早上再回教堂……所以教堂跟酒廠不能相距太遠——離得遠，等不及，走不動。
都柏林人不但嗜酒，對宗教一樣狂熱，這點從一個街區就有兩家St James’s Church可以論證。
Guinness 酒廠所在的 St James’s Gate 區，曆史上屬於 St James’s Parish教區。這個教區同時出現兩家同名教堂，是宗教派係鬥爭的表現和標誌。
1517 年，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歐洲爆發。十幾年後，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想跟第一任妻子凱瑟琳離婚，但羅馬教皇拒絕批準，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在1534 年通過 《至尊法案》，宣稱國王為英格蘭教會最高領袖，把英格蘭教會從羅馬教廷中切割出來，成立Church of England。英格蘭國教雖然保留了部分天主教禮儀，但政治上歸國王掌控。
當時，愛爾蘭主要是天主教徒社會，羅馬教會在愛爾蘭長期占主導地位。英格蘭國王自 16 世紀中葉開始，把愛爾蘭也視為自己宗教與政治統治的一部分，成立Church of Ireland，相當於英格蘭國教在愛爾蘭的分支，所有教堂建築、土地和官方教區控製權歸愛爾蘭國教。在這種新教控製下，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在法律、土地和公共職務上備受歧視，包括不能擔任議會或政府官職。
除了陰冷、多雨、風大、日照少等氣候與地理原因外，愛爾蘭新教數百年的欺壓也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嗜酒的一個重要原因。愛爾蘭天主教徒們一邊喝酒，一邊為平等權利而鬥爭，終於在1829 年迎來《天主教解放法案》，天主教徒可以合法持有公職和政治職位，可以在城市和鄉村公開建造教堂。
1759 年，Guinness的創始人Arthur Guinness 在 St James’s Gate 簽下了一份 9,000 年的租約，租金一年 £45，並開始釀造啤酒。1842開始，天主教徒在Guinness酒廠隔壁興建 St James’s Church。十幾年後，愛爾蘭國教不甘示弱，在天主教的St James Church斜對麵，興建新教教堂。既然是打擂台，愛爾蘭國教把他們的新教堂同樣命名為St James Church，並且采用哥特式風格，以高聳的尖頂、拱形窗戶和飛扶壁，彰顯其曆史悠久、合法權威的形象。可憐這家新教教堂，雖然看起來力拔山兮氣蓋世，但時不利兮騅不逝，1960年代退聖，教堂先後淪落為商店、展廳等；2013 年，Pearse Lyons 將其買下並改造成 Pearse Lyons Whiskey Distillery & Visitor Centre，回歸spirit正宗。Guinness隔壁的羅馬天主教的 St James’ Catholic Church目前仍正在正常使用。
講了半天，展示一張直觀圖吧：
第一張圖片是我從地圖截圖裏的Gravity Bar裏拍的。
其次，酒吧在都柏林到處都是，飯店也賣酒。酒吧有樂隊表演，進入酒吧的遊客不買酒不喝酒，就不好意思看表演。我們拋開走馬觀花的遊客，隻講愛爾蘭人。
要想知道愛爾蘭人為什麽愛喝酒，除了了解愛爾蘭一整套曆史、氣候、宗教、社交結構和自嘲傳統疊加的結果之外，還要懂得一點兒“液體心理學”。
惡劣的環境不一定直接導致酗酒，但會放大兩件事：情緒內耗和身體對溫暖感和放鬆感的需求。愛爾蘭冬天長，天黑早，家裏私人空間狹小，酒吧就成了交換消息、講故事、唱歌、辯論的地方，門票就是買酒。酒吧不是紮堆兒的目的，酒不是紮堆兒的借口和道具。濕冷需要抵禦，孤獨需要排解，太多的創傷需要麻醉……所以，在愛爾蘭，pub = 客廳 + 議會 + 心理谘詢室 + 所有你能想到的放飛自我的地方，你根本不需要解釋自己為什麽出現在那裏，也不會有無聊的人問。這裏，酒的功能是暫停思考，延遲絕望，讓悲傷變得可以被講成故事，讓愛爾蘭式酒後文化伴隨敘述、幽默、音樂、舞蹈等一切的藝術，讓愛爾蘭一個小小的國家出現James Joyce、Samuel Beckett、Oscar Wilde這樣的文學巨匠。
酒廠毗鄰教堂，教堂變酒廠，應該不是城市規劃的目的或失誤，但反映出愛爾蘭人對spirit生活的分類管理。酒和宗教都是人性的潤滑劑，所以愛爾蘭人從來不介意你說他們酗酒。你對一個普通的愛爾蘭人說：“別喝太多了。”他們會回答你：“Well… I’m Irish.” 愛爾蘭人不是把“喝多了”當成榮耀，而是把它當成一個可以被講成笑話的人性事實，把尷尬變成幽默——本來喝多了後的失態、失敗、失控等，靠一句“我是愛爾蘭人”，就變成了可理解、有傳統、甚至有點浪漫的必然性。這不是自豪，是自嘲式緩衝，也不違背天主教文化“先認罪，再寬恕”的傳統。這大概就是為什麽James Joyce會說“Ireland sober is Ireland stiff.” Oscar Wilde調侃“There can be nothing more frequent than an occasional drink.”
Beckett不像Joyce或Wilde那樣直白地講關於酒的笑話，但作為存在主義和荒誕派大師，他對人類荒誕本質的自嘲更黑色：“Nothing is funnier than unhappiness.”
是啊，生活本身已經夠荒誕和無解了，不喝多，哪兒來的快活？
其三，第四……最後，last but not least，等我喝多了吧。
Happy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