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有一個感覺，我做事的膽氣和豪勁是母親給的，而腦力和智慧則受賜於父親。他的慮事之細，洞察世情之密，審時之精，度勢之明——回憶起來，我這一生見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這上頭比到他的。
有人批評《西遊記》，說孫悟空在遇到困難時，首先想到觀世音，依靠母親的力量來除妖降魔，解決問題；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際，而觀音也有力量不夠時，他就會請“父親”如來出麵力挽狂瀾。某一刹那，我也會用悟空來自況。
父親是這樣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圖兩米開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個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這是某某地域的國家，國名是某某，人口若幹，麵積幾何，意識形態是甚，當今領袖是誰，經濟主脈，氣候條件……他不是給你背誦，而是——說家常那樣地講解，很隨意地信手拈來，無一滯礙。這一條我們兄妹都抽冷子出題測試過，他竟沒有一次稍有猶豫——現在的外交部有沒有這樣的人，我都有點不能肯定。
1942年，反掃蕩最艱苦殘酷的時期。他是昔西一區政委，也就是區委書記。父親說他們當時人最少時僅有三人。在與敵周旋數年之後，重建了根據地，反將日寇偽皇協軍困在馬場，直到1945年形勢翻轉，當然有分區、有縣委，也有群眾共同的領導參與，但父親在這樣的形勢下與敵周旋，沒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隨劉鄧大軍南下，父親留在河南欒川縣做對敵工作，收編散落武裝——說白了就是剿匪，收編殘匪，支援大軍南下。父親告訴我“形勢極其惡劣凶險。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裝，城內的奸細也多如牛毛，戰鬥力也很強。”就這樣，他在進駐時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個團來。經過憶苦訴惡，建立黨組織，清除內奸，這支隊伍打到廣西，無一人離隊逃亡。我為此受過黃鎮的表揚。”這當然也是各方綜合力量的工作結果，但父親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欒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陽來探望，說起當時隊伍中內奸密謀暗殺我父親、反水投匪的事，曆曆如在目前。我問父親：“有沒有這回事？”他說：“這種事多了。這一夥原本就是土匪，他們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們商量殺我之後，用血衣為證，回歸土匪隊伍。”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為腦筋必須絕對夠用。
在他眼裏，我認為是“沒有小事”在物上說，除了錢，什麽都是大事。在人上頭，除了相貌，別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則是人的政治立場和人的品格。
父親是這樣的。比如說你患個頭痛腦熱的感冒什麽的，躺在床上睡覺。他會每隔二十分鍾來看你一次。似乎有話要說，卻又不說什麽，繞室徘徊幾遭，不言聲又去了。如此幾番，躺著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覺，坐起，吃飯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複了常態。他自己不閑著也見不得家中有閑人，大家都生龍活虎忙著去做事，人人“在外頭都順心”，他的失眠症就會大為減輕。
我寫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書後才去見他。有這樣一段對話，他說：“你出書了？好！”
“爸爸，這很艱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沒有告訴過您。”
“好。你說將來要超過我，我還以為你吹牛。”
“我在政治上還沒有超過您，這是小說，這不算了不起。”
“我聽過馮牧的報告，沒想到你當作家。”
“馮牧是馮牧，我是我。”
“這件事意義非常大。孔子有什麽？不是一部《論語》嗎？”
“那不能比。”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
他的最後一句話，我很長時間不能明白。因為我敢肯定，沒有任何亂臣賊子會懼怕我的書。
繼而我的《雍正皇帝》也寫出了。我又去見他，又有一番對話：
“這套書我想給武漢。”
“那就給他們。”
“河南會不高興的，但武漢會在《當代作家》上連載，多登一次影響會大得多。”
“河南不能連載？”
“他們沒有雜誌。但河南出版社是給我出了頭一本的。”
父親眯縫著眼躺在椅上豁然開目說“天若有情天亦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爸爸說得好，他們就叫長江文藝出版社。”
這件事的決策內幕還有這麽一段情節。
《雍正皇帝》書出後，真的開始“影響全中國”了。北京書評以“橫空出世”評價了這部書，甚至有“直追《紅樓夢》之說”，出版社開始擾攘我的家門，訪問拜會的人也是與日俱增，冷落了多年的父親，走到哪裏，都會有人指點：“看——那就是《康熙大帝》他爸！”年節之中，他也成了地方長官和首長的重點看望對象。這時，父親又一句冒了出來，是西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說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這個時候，全國取消了成分，地富反壞一風吹，都成了人民，父親以手加額又一句：“鄧小平，千古一人。”
我真正“認得”父親，是在1953年之後了。我幼兒時期父親在陝州軍分區。那時，母親是在陝縣公安局。父母親同在一城，工作單位距離不到我上學路程一半，每星期可能隻有一次見麵（我說“可能”是因為我不怎麽記得他和母親在一處），吃住都不在一起，各幹各的工作。這在今天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卻是那時的普遍現象。
後來，陝州軍分區撤銷，並入洛陽軍分區。父親就調到了洛陽。我去過父親工作的陝州軍分區。父親是個講吃不講穿的，這是我到洛陽對他的第一印象。我長期跟著母親，幾乎不怎麽見到他。母親在欒川，父親見到我，他對我很溫和。但我覺得他是“外人”堅決不允許他“上我們的床”——這事直到他年老，提起來還笑不可遏。我真正“確認”他是“爸爸”也是到洛陽之後。因為母親到洛陽比他遲，住房、上學這些事務沒有安排好，我曾跟隨父親在洛陽軍分區住過一年多。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升起來，慢慢地想到：“他比媽還重要。”
他和我第一次談話就是說吃的問題：“孩子，隻有吃進肚子裏的東西，才真正是你的，別的一切都要扔掉。你要學薛仁貴，頓餐鬥米，才會有力氣做事。”
“我們不要奢侈，其實我們也奢侈不起來。不管好歹，一定要吃飽，人的高下不在衣裝上比。”
“你將來可能會遇到各種場合，見到各種人物。不管是誰，再大的官，一道吃飯不要空著肚子忍。”
這些話當時不完全懂，但我覺得他的話比媽媽新鮮，有勁。事實上，我終生都在按他的這一指示做著。田永清將軍在我的《二月河語》中點明我的“不修邊幅”，實際上我真的從來沒有考慮過“應該怎麽穿得好看點”——沒有這個思路。
他的話是說對了。我參軍之後，做的是最重的體力活，刨煤——煤礦掘井一年，又打坑道掘井五年。這是公認最耗體力的活，我都扛過來了，而且還有精力讀大量的書。倘是個小白臉、闊公子，恐怕不能。我這裏可以舉一例：我參軍後第一次到北京，是送稿子去的，在王府井“湘蜀飯店”吃飯，我點了一個拚盤（雞肉、香腸之類），一盤拌黃瓜，一盤炒雞蛋，一盤豆腐條，四個“墊菜”，再有一升啤酒，主飯是一斤二兩糧票的水餃，那盤子足有一尺來長，垛得高高滿滿的，獨我一人大吃大嚼，旁邊的服務員（那時不興叫小姐)看得目瞪口呆，都笑，我說：“你們笑什麽？看看我的飯單，還有一碗雞蛋西紅柿湯呢！”我初從煤井上來，調入機關工作，有一次吃饅頭，吃得周圍的人都停住了看我，同事給我端來一大盤子：“你到底能吃多少，今天測驗你一下。”結果是，二兩半的大個饅頭八個半，外加三大碗蘑菇燉肉。但我能吃也能熬。我在部隊總後，一次幾百人的現場會議，會務材料及簡報工作就是我自個。熬了六天五夜沒合眼，接著睡一夜，第二天照常上班，晚上再打撲克、看書……
沒有這樣的吃法，當時沒有力氣精力讀書，後來也沒有體力寫書——你寫書，本來就睡不好，再營養不良，你不完蛋誰完蛋。
吃的副作用也有：我五十歲之後得了糖尿病。我總結起來看，這個病是職業造就：又吃又坐，運動少成了毛病。
我的圍棋也是父親教的。我十三歲那年到南陽，他教會了我，我妹妹淩建華、淩衛萍也都學會了，這上頭我們都沒有什麽發展，終老也就是個業餘初段吧……今年，我妹妹帶了王冠軍八段來找我求字，我寫了“棋道即天道，人間第一趣”給他，這玩意沒有高手指點很難成器，但它練腦子，增強智力確乎無疑，棋類裏頭，它的趣味個性也罕有其匹。
父親更多的是下象棋。他的棋盤上寫的不是“楚河漢界”，一邊四個字，“不要生氣”一邊又四個字，“再來一盤”。
父親和母親不同的，他除了吃飯，晚上睡覺的事，別的一概不問。母親一向管著的事，比如洗澡、理發、換衣服、上學、功課等一向“煩死人的事”在洛陽軍分區一下子全蒸發掉了，突然沒有了。
洛陽軍分區是個基督大教堂改建的，離洛陽車站（現洛陽東站)約可三百米左右。母親在陝縣，父親敢於放手讓我獨自坐火車兩地往來，年紀小，也不買票，我就在車廂裏穿來穿去玩，連列車員都認得了我。
最妙的是軍分區還有個圖書室，三間房大小，圖書占滿了兩三排櫃子，大架子上還有旁邊的報刊架上散亂地擺放著一堆堆、一摞摞的雜誌、報紙、小人書之類。這實在是在陝縣、在欒川都夢想不到的好地方，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專門讓人讀書的地方。我當時在洛陽鐵路小學讀書，“正經功課”作業做完，業餘時間幾乎全都是在這個圖書室裏。這還是《西遊記》那件事引發出的興趣，我覺得比所有的“玩”都有意思，但我“水平”也還隻能看“連環畫”《表》、《孫悟空三盜芭蕉扇》、《真假西天》、《哪吒鬧海》、《薛仁貴征東》、《禦貓展昭》……也能尋出一些嚴肅名著來，卻都憶不出名字來了。至今記得一些片段句子“她閉著眼向他開了一槍……”誰打的誰，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什麽書呢？記不得了。另一些書比如鎮壓反革命的宣傳冊子，還有反胡風的小畫冊，也都沒有漏過我的眼睛；也有一些是宣傳共產主義的畫冊，說得極其美好，有一次吃飯時我問父親：“爸爸，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麽樣子？”他指了指碗：“你看，我們有米，還有雞蛋，這就是共產主義。”
不知怎的，我有點失望。
父親到垂暮之年，始終能吃能喝，他的病是兩種：便秘和失眠，用的藥是三種：舒樂安定、鬆果體素、排毒養顏膠囊。
可以這樣說，他終生都是孤獨的，我不記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對所有人都一樣：客氣、冷漠、善待、關心。但絕不和人套近乎，談起所有的人，和他昔年的戰友，他總是能說出這人大堆的戰功、優點、成就。我的記憶中，從領袖、領導到戰友，他沒有說過任何人的缺點，但我也沒有看到他的那些戰友私下與他過從甚密。就這一條，我覺得他深邃、寬容，也覺到了他頭上那片烏雲濃重的密度。“文革”期間他己離休在家，但外訪調查曆史事件的人還是不少，有一次昔陽縣的造反派來，是調查一個“當權派”的問：“你認識嗎？”
“認識。”
“當時你在哪裏？”
“我在一區。”
“XXX和你在一個區嗎？”
“不在。他在X區。”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
“他有沒有變節或失節的行為？’
“就我所知，沒有。”
“他自己承認他出賣了你，他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輕人，”父親盯著他們說，“要知道，我當時是區委書記，不但群眾都知道，連敵人也都知道，是公開的身份，這怎麽能算出賣？”
那年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歲月，來找他“外調”的人絡繹不絕，各路人馬無不掃興而歸。
但我仔細想，這並非純然因了父親仁厚，因為自身挨整甚多，不願別人飲此苦酒；而是他的整個“政治智慧”的原則，在周遭密布荊棘的環境下，本能生出的防衛術。倒順利通過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盡管“上頭”始終沒有重用他，但也隻能對他留而存疑。
1955年授軍銜，他是少校，這個象征榮譽和地位的軍銜按他的“準團級”定，也還算公道。但是，到此為止，直到軍銜取消，他就像一個圖釘在牆上按死了的舊掛曆，一直是“1955年”與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欒川縣時，曾是他的警衛員，授銜時是上尉，繼而大尉，再繼而和他一樣：少校。父親在外頭，在家裏從來沒有一句話，隻是說：“組織上己經很照顧我了。”他心裏怎樣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次，縣委讓書記、書記處書記等，匯報產量，別人都七千斤、八千斤胡扯八道，父親老實回答“我見到的每畝是三百斤。這是好地，賴地打不到三百斤。”縣委書記沒有點他的名，說“看來我們有些老同誌，思想還跟不上形勢呐！”這事是他回家告訴母親我聽到的。
“今天我受了批評。”
“為什麽？”
“我說一畝地產三百斤。”
“人家十萬斤都報了。”
“我見到的是三百斤。”
一陣沉默後母親說：“你不能進步，這也是原因。”
“你不能進步，不也是這個原因？”
“我受你的牽連。膽子太小了。”
我們這個家族，“膽小”似乎是個特征，誰也不曾豪邁過。我曾在邯鄲大姑姑家住過一段日子，姑姑的情況比父親還要糟一點。她的外孫在外頭和別的孩子吵架，鄰居一手拉著孩子，鐵青著臉踹門進來，姑姑笑臉相迎，那人對全家人視而不見，理都不理，指著外孫的鼻子猛訓一頓仰著臉拂袖而去，姑姑則在屋裏流著淚打外孫，逼著外孫去“給人家道歉”，小外孫委屈申辯哽咽不能成語，在家跺著腳號陶大哭。這人後來我知道是姑父一手提拔上來的，平日是“親信”。一旦聽到哪個廁所裏“有反標（反動標語）公安局正在調查”，姑姑就會嚇得臉色蒼白：嚴令“都不許出去，不許打聽這事！”——回思我們的祖訓“退一步想”一家人真是退到了死胡同的牆角裏。“夫然後行”——不是歧路難擇，而是沒有路可走。
父親膽小。但他在日本人眼裏不是這樣。1945年日寇投降，繳獲的日偽文件中有這樣的話“近在我鐵臂合圍中，王蘭亭、淩爾文等人率數十土寇，西犯馬坊，甚為猖獗。”有一位受過傷的戰友說他：“你命大，打這麽多年仗，沒有受過傷。”父親笑答：“隻差一厘米。打安陽時，一顆子彈從我的脖頸子平穿過去，一件棉襖撕成兩半。”我問過父親：“打仗時你怕過沒有？”父親說：人的命天注定。開戰之前心裏也有點緊張。我到戰士中間，聽他們說笑話，和他們唱歌，一會兒就什麽都沒有了。”還是在昔西，有一次敵人搜山，他伏在草叢中，搜山的偽軍撥開草，他忽地站起身來吼“你他媽活夠了！”嚇得敵人棄槍逃走。
他確實膽小，是自己人嚇破了他的膽，自己人整自己人，這就是“運動”。我的記憶，每次運動結束，必演的一出戲叫《三岔口》，幹部們都來看，意謂“黑打”自己人打自己人，誤會，一笑了之。但父親卻笑不出來，因為現實生活畢竟不是戲，那打起來，是真的往死裏揍。如果在戰犯管理所演這樣的戲，也許差近事實。
這絕對是命運的捉弄，父親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一種有毒的氛圍中。爺爺因“他兄弟參加革命”被劃為富農。他在革命隊伍中又因為爺爺“是富農”而鬱鬱不得誌——到底是誰牽連了誰?別說父親，我想了半個世紀，至今摸不透其中的道理。
昔陽縣的土改實行得也比較早，父親是土改中轉業參軍的，為的是能給爺爺掙一個“軍屬”的身份——在此之前是抗戰，爺爺奶奶享受“雙抗屬”的待遇。抗戰結束，抗屬待遇也就自然消逝，一下子又轉化為富農待遇，在此情況下，父親決定參軍。
他當時任昔西縣武委會主任，縣委委員。按他的資曆經曆，應該說這職務和他的貢獻是匹當的。我現在無法全麵分析當時的形勢。是否這樣的：昔西與昔東將要合並，他的“富農”成分肯定要影響到職務安排，爺爺在家又是那樣的“待遇”——外邊全國戰場如火如荼正在發展，內戰即將全麵爆發，是可以大有作為之時。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毅然參了軍。
縣武委會主任，也就是今天的縣武裝部長，別人參軍，職務高套一級的盡有，可以提到副師，一般的也能做到平調。但父親卻降了兩級：副指導員，一匹馬馱行李，有駁殼槍，還有一個勤務員。
但他一直對此沒有任何怨言，我想，他有一種解脫出來大幹一場的精神和思想，不在乎這一級、兩級。也許他並不認為是家庭成分影響了他，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懷疑黨，也不會有“黨有失誤”的感覺，離開昔陽時他是勃興奮鬥的生力軍。父親曾不止一次告訴我：五五年審幹前，我什麽也不怕。審幹，反右再審，我就做這工作，越幹越怕——有些錯誤，不是你想不犯就不犯的，也不是你小心一點就能不犯的。人呐，脆弱，說完就完了，連事業帶名聲，一下子就沒了。”
父親管審幹。因為他是洛陽軍分區政工科長。管審幹的人也有審他的，這就是運動。他有兩個曆史“疑點”：一是抗戰時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區時，有一次他們三個人同時被敵人的“棒棒隊”（偽地方維持會武裝）圍在一個窯洞裏，敵人用火燒洞熏他們，又扔手榴彈進來炸，區裏一個通信員叛變，提名道姓：“淩爾文，快出來投降皇軍。”他們在窯裏也喊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皇軍有白麵、大米！”“你們要棄暗投明，要學關公，身在曹營心在漢！”堅持到黃昏——可能是因為地處遊擊區，敵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聲撤退了。這一曆史問題考問出來，“敵人是強大的，為什麽會自動撤退？”“你們三人是不是有變節行為？”“當時是什麽具體情況，能不能再說詳細一點？”這被圍的三人，另外兩人一個後來當了副省長，一個是某縣縣委書記，隻有父親被釘在“圖釘”上。
第二個疑點，是1946年他參軍之後。當時國共談判，與美國方麵組成“三人小組”，天天扯皮摩擦。父親曾參加（我記不清哪個戰區）的這個小組，當聯絡員。和談失敗，“三人小組”撤出，卻沒有通知到他，被國民黨扣押了十多天，後經小組再度索要，釋放回隊。他蹲過敵人的班房，回歸後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問，“你這十幾天在那邊幹什麽，誰能證明？”“你變節了沒有？”“敵人和你談了些什麽，都是哪些人和你談話？”
……如此種種，這些疑問，每一次“審幹”，每一次運動，都要重新拿出來過濾一番，重新再審，年時愈久愈是記不清楚，愈是要更仔細地篩問一遍——我有點懷疑，他們其實是在滿足一種變態心理需要：就是要問你一下，因為你有這個“事”，你沒問題也要敲你一下！
父親從此得了失眠症，嚴重的神經衰弱逼使他在鄧縣武裝部政委的位置上離休。他晚年靠“舒樂安定”度日，我的經濟條件好了之後，又增加“鬆果體素”，每天用量：舒樂安定九片，鬆果體素七粒。
幹淨、簡樸、講實惠。父親過日子的思路十分簡單。我十二歲那年，遊洛陽司馬懿陵，那其實是很高的一座山。下陵路上摔倒，門牙碰掉一顆。這是己經換過的牙，不可能再生，剩下的那顆門牙開始向牙洞方向發展，旁邊的大齒也擠向牙洞，成了很寬的一條縫。不料斷開了的牙不甘寂寞，又生出一朵骨花，夾在縫中擠。我年輕時自賞，相貌在中上等，這點破相讓我失分不少，但這點毛病不影響說話，也不影響吃飯。有人建議，“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父親說：“順其自然。這不是病，怕什麽？”就這樣“堅持”了下來，堅持到四十歲，那顆“新門牙”骨朵自動脫落，我己然中年，也就自然了。
我讀鄭淵潔的童話，裏邊介紹了很多傑出的父親，我的父親和他筆下的那些父親相比，除了膽小，過於講宄“政治”，其餘的似乎比那些好父親還要傑出一點。母親是1960年癱倒的，一癱就連起居、走路、吃飯、脫衣全部不能自理，經過醫生全力救護，一年之後才能站起來，柱著拐杖細步職著前進，每一步也就一寸左右。我親眼見父親每天給母親換洗尿布，清理褲子上和床上的大便，攙著母親散步，五年如一日這些活他都自己親自幹。母親是個性格剛烈急躁的人，中風失語，說話不能辨。她想說什麽，說不出來，又無法表達，急得豎眉立目，用拐杖連連搗地，我們子女在旁束手無策。父親總是把耳朵湊到她口邊，輕聲細語請她不要著急，慢慢說，一個字一個字說……有一次側耳半日才聽清她道出兩個字“上……學……”父親告訴我們：“你媽叫你們上學去。”我們兄妹都笑：今天星期天。”母親歎口氣，無奈地搖搖頭。父親一句話做功課去吧。”我們便都凜然退下。母親對我們嚴厲，但我們不怕她，因為頂多是挨頓打，那點子皮肉之苦對年少人來說，實在是毛毛雨。但父親不一樣。他從不打人，也從不說粗話罵人，也不用刻薄話損人挖苦人，每當他來教訓我們，隻是告訴我們，這件事你做錯了，錯在哪裏。這也還罷了，我們怕他分析後果，每一件小事的後果他都能淋漓盡致地披露人性之惡，把後果說得令人不寒而栗，令人“後怕”，看我們聽進去了，他就絕不再說，不言語在一旁抽煙。他的權威建立在他犀利簡明的言談和他的沉默上。
他從沒有流過淚，爺爺病故，奶奶病故，他都沒有哭。母親病故，我和他並肩立在她的遺體旁，不知過了多久，父親說：“她己經成了物質。我們己經盡到了責任。”
父親教我學會了理智。許多人都知道我說過“拿起筆來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筆夾著尾巴做人”，這後一句是從他的理智衍化而來。他在革命隊伍裏一直都是弱者，但他從來也沒有過抗爭。因為任何人的理智都能明白，雞蛋隻能老老實實在籃子裏呆著，別說去碰石頭，掉到地板上也是不行的，弱者倘有智慧，也是可以自存的，隻是你不能“計利”，不能因為受委屈去掙紮。
-
6
-
-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