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住了十五年，所有的感慨可以濃縮為這句詩——十年一覺美國夢。 這十五年，讓我的觀念都重新洗牌了。
後來有人說我的作品裏的是非觀很成問題，我承認現在的我是一個是非很模糊的人，這大概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文學寫作的經曆有關。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在餐館打工，碰到一個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總是氣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們為什麽那麽angry，一進來就罵中國人都是F打頭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氣，就跟同學抱怨今天碰到一個黑人。
我的一個猶太的同學說，你為什麽一說起來就講到黑人呢?你可以說他是個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說年輕的、年老的，你卻首先提出來她是個黑人，你的潛意識裏就是對黑人瞧不起的。
我說絕對沒有，你們白人和黑人的種種血債我們都不參與的，我們是中國人啊，過去你們倒賣黑奴什麽的跟我們都沒關係的，我為什麽要歧視黑奴呢?
他們就說，其實你們亞洲人對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對黑人的看法還要糟糕。後來我仔細想想，確實是這麽回事。
還有一次我和同學聊天，說到中國人在美國肯定不會去做乞丐，因為他們很要麵子很在乎尊嚴。我的同學就跟我爭了起來，他們說乞丐和尊嚴是兩個完全不搭界的東西，乞丐是他們的職業，他乞討得好說明他能幹。
傳統的東西開始被質疑，千百年來從古到今定下來的一些規則、人的一些麵目和地位，在我的這些同學和知識分子朋友當中被顛覆了。
這些對我來說是從新的角度看生活。我很喜歡美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叛逆的，是一個對什麽東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體。
美國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都左傾，如果你代表保守勢力，人們會覺得你不配做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很強，是代表社會良知的右傾派，而美國知識分子更注重個人，他們不把國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們在乎的是怎樣對個人的關懷。
這個個人是抽象的，是那些邊緣的、弱勢群體的立場。
丘吉爾說過，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不是革命黨人就沒有心肝，年老的時候不是保守黨人就沒有腦子。
有時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寫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觀被洗得亂七八糟。我沒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會落下來。所以我的作品裏從來不會告訴讀者有什麽是善什麽是惡，很多東西我留給讀者去想。在我的小說中見不到絕對的反麵人物，這些隻有在好萊塢的電影中才有，這是它低級的地方。
我一直說要審醜，有力量的審美有時是痛楚的，但這才能達到最大的審美快感。譬如纏小腳，很多人都覺得這是醜陋的東西，我不覺得，它是一個文化中有特征的東西。像流行歌曲那樣甜美的，一般意義上的美我也能給你，但那不是我喜歡和追求的。
雖然我的腦子在美國被大洗牌，但我對美國是有一定程度幻滅的。事實上它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你可以講，但沒有人聽，沒有人給你發表。比如有錢人都是保守黨人，他們控製了媒體。其實反戰言論到處都有，但他們不可能發表。美國有很多虛偽的地方，所以我說美國的政治讓我惡心透了，這個時候那些知識分子就會給我鼓掌。
有人說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賞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剛的，不跟男人一般見識的。扶桑是跪著的，但她原諒了所有站著的男人，這是一種極其豁達而寬大的母性。
如果女人認為男人給她的苦也是苦的話，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為第二性，女人是無限體，隻要不被打碎打爛，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權主義，隻是藏得比較深，比較狡猾。我不喜歡美國的女權主義，動不動就去燒胸罩，自己不討好，還讓男人對她們很警覺。
女人賢惠起來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確給了我們很大誤導。
在寫《天浴》之時，我還有控訴的情緒，但現在拉開了距離，覺得一個人寫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親的。所以到“穗子”係列雖然都是悲劇，但全是嘻嘻哈哈講的，那是更高的境界。
我的小說基本靠想像力，我很慶幸我的想象力很豐富，小說家應該有舉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虛構，細節卻一定要真實。好的作家，一開始是他創造人物，一段時間之後人物就會有了自己的生命、邏輯和行為，就是人物創造他了。
有個階段我基本是靠獲獎來謀生的，最後將台灣的文學獎得了個遍。因為獲獎，整個出版、發行、電影等配套就很順利了。李安在我的《少女小漁》獲獎後，立刻就買下了版權。陳衝導演的《天浴》，《時代》雜誌稱讚是一部非常精美的電影。繼而我的英文寫作也打開了局麵。我是很喜歡看電影的，隻要一看電影就高興得不得了，隻是遺憾的是拍成電影的並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現在我正在嚐試用英文寫作。兩種語言最能區別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譯的。一個作家能否在兩種幽默間遊刃有餘，是很考驗人的。英文寫作時的我是勇猛的、魯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後的我是曲折、含蓄、豐富、複雜和老奸巨猾的。這是我的雙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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