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1932-- 2008)，原名梁金廣，出版各類作品近八十種、超千萬字，是當代中國文壇最高產的作家。處女作是1956年冬發表的短篇小說《喜鵲登枝》。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豔陽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冊)、《蒼生》、《樂土》；中篇小說《彎彎的月亮河》、《浮雲》等；中篇小說集《嫁不出去的傻丫頭》、《碧草岩上吹來的風》等；短篇小說集《杏花雨》等；兒童文學集《幼苗集》、《機靈鬼》等；《浩然文集》(2卷)，《浩然選集》(5卷)。浩然和劉紹棠是當今中國農民最喜歡的兩支筆。劉紹棠愛寫多情重義的女子和粗獷豪爽的漢子，浩然擅長刻畫安分守已、吃苦耐勞的農民。
浩然-生平簡介
浩然 浩然本名梁金廣。祖籍河北寶坻，1932年生於開灤趙各莊礦區，在薊縣王吉素村長大。中共黨員。1946年參加革命工作，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幹部。1954-1964年先後在《河北日報》、《友好報》(俄文)和紅旗雜誌社任新聞記者、編輯。先後任中國文化傳播發展促進會會長，中國作協理事，全委會名譽委員，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市作協主席，三河市文聯主席及《北京文學》、《大平原》和《蒼生文學》雜誌主編。他於1949年開始練習寫作，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956年，浩然以歌頌新人新事、充滿濃鬱泥土氣息的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步入文壇，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其後幾年中，又相繼出版了《蘋果要熟了》等三部短篇小說集。1964年底，浩然調北京市文聯工作，成為專業作家。他勤奮創作，作品連連。到1966年“文革”前夕，他共出版了10部短篇小說集、4部兒童文學集、1部散文集，並推出了他的代表作、120餘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豔陽天》。
《豔陽天》一問世即引起強烈反響，讓浩然家喻戶曉。他收到中國各地熱心讀者的來信一萬餘封。後來，同名電影的上映更使這部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蕭長春、彎彎繞、馬小辮……小說中塑造了許多位個性突出、活靈活現的典型人物形象。1999年，麵向全球華人世界的香港《亞洲周刊》評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大陸小說，隻有浩然的《豔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榜上有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浩然還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
經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度沉寂，浩然重返文壇，又相繼創作發表了中篇小說《彎彎的月亮河》、《趙百萬的人生片斷》和長篇小說《鄉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燒》等一大批頗受稱道的作品。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新時期農村改革的長篇小說《蒼生》再一次令文壇矚目，被海內外媒體譽為“又一次崛起”。浩然一生創作了一千多萬字的文學作品，新華書店的統計資料顯示，僅在中國境內，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種，發行一千多萬冊。他說：“寫農民、給農民寫是我自覺自願挑起的擔子，我要把這付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時為止。”他把對農民的深沉感情，都寫進了作品裏。
浩然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浩然當選為北京作協主席，2003年9月後任北京作協名譽主席。浩然關心北京市的文學藝術事業，為發現、扶植、培養文藝人才，殫精竭慮。晚年，浩然舍棄京城的安逸與舒適，紮根基層，定居京東三河縣（現為河北省三河市），致力於培養農村文學青年和鄉土文學作者，他把這一工程叫“文藝綠化工程”。他籌建三河縣文聯並出任主席，創辦並主編了旨在“讓蒼生寫，給蒼生看，抒蒼生情，立蒼生傳”的文學季刊《蒼生文學》。在浩然的努力下，短短六七年間，三河縣便形成了一個有聲有色的作者群，還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學叢書《三河泥土文學叢書》。對於浩然不惜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而全力培育文學青年的行為，有人不理解，表示惋惜，浩然卻說：“我自己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是業餘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學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熱情的手加以扶植。”他濃烈的“文學綠化情結”和甘當人梯的行動，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高度讚揚。
2002年11月11日，浩然因腦血栓再次複發住院，從此一直處於深度腦昏迷狀態。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浩然遺體告別式定於2月28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別室舉行，其骨灰與2006年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靈泉靈塔公墓。
浩然-為農民而寫作
浩然“我的根在農村，我要為農民而寫作。”這是著名作家浩然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寫農民，為農民寫”——浩然將此作為自己的創作宗旨，堅持了一生。這位農民出身、長年生活在農民中間的當代作家，對於中國農民和廣大農村有著質樸而又深沉的感情。談及文學和生活的關係時，浩然曾說：“好的小說應該像剛從地裏拔出來的蘿卜，不僅帶著須子和蘿卜纓子，還帶著一嘟嚕濕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終充滿著濃鬱、樸實的泥土氣息，被學者稱為“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形象畫卷”。
浩然常說：“農村是我創作和生活的不盡源泉，農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作家隻有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是的，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的靈魂始終堅守在農村大地上，藝術生命之根深深紮在農村的沃土之中。從《豔陽天》到《金光大道》，從《山水情》到《蒼生》，浩然在共和國的每一個曆史階段，都留下了記錄時代風雲的史詩般的作品，塑造了一係列多姿多彩、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新時代農民形象。讀浩然的作品，不能不為他字裏行間洋溢的對土地、對農村、對父老鄉親的真摯感情所深深感染，不能不為他筆下的一個個展現著崇高的思想光彩和浩然正氣的農民形象而肅然起敬。
浩然-文革期間
浩然作品《豔陽天》文革時期中國的文學藝術百花凋零，當時的局麵是“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在談論文革文化的時候，就不能繞開一個人，那就是浩然。在文革時期，浩然這個16歲入黨，32歲寫出長篇小說《豔陽天》、隻上過三年小學的農民子弟，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浩然語）。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大致上經曆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於對共產黨、毛澤東的感情，擁護“文革”，並“出於自己創作的衝動和激情”（浩然語），先後寫出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豔陽天》和一些短篇小說。 第二階段為後四年（1973－1976），由於《豔陽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青睞，浩然本人也在天橋劇場、釣魚台、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見。《豔陽天》在文藝極度蕭條時還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長春電影製片廠1973年出品，導演林農，主演張連文、郭振清、張明子、馬精武）。 浩然此後平步青雲，由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作家一躍而成為江青的大紅人、擬議中的文化部副部長，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欽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視察，一路風光，回京後寫出了《西沙兒女》（詩體小說）。後又奉江青之命視察大寨並寫成《大地的翅膀》（報告文學）。 浩然還參加了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大。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常以“文學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義參加外事接待、見諸報端，還曾出訪日本。 這一階段，浩然對“四人幫”貢獻巨大，可以說是一位“得天獨厚”的“幫閑文人”。
浩然-作家之間
浩然遺像 肖複興第一次與浩然見麵是20年前的事。“當時我和他應邀到天津給青年作家改稿，我們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層樓上，晚上沒有事我們就一塊聊天，那段時間我們過得很開心。”肖複興說，當年聽浩然的名字如雷貫耳，沒想他如此謙和、平易近人。肖複興和浩然相處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誠，“我們在聊天時不自覺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間發生的那些事。關於創作，關於自己對時事的想法，我能感覺到他當時的內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掙紮的。一方麵他在對過去所做的事進行反思，一方麵他要麵對未來，如何振作起來東山再起，介入新時期的文學事業。”肖複興說。肖複興還說：“他是個農民，他的一切錯誤或貢獻都是農民式的。”肖複興認為，盡管浩然的創作受當時政治觀念很大的影響，但他的創作始終心懷農民，關心民生疾苦。雷達得知浩然去世後頗為感慨。“他也是我關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對他的創作寫過專門的論文。”
在雷達看來，浩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豔陽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學史研究價值和認識價值，“雖然帶有為當時政治服務和階級鬥爭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於作者對中國農民的熟悉、人民意識，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還是有血肉的，頗為人稱道。縱觀他的創作，可見他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雷達說。與此同時，鑒於浩然作品帶有的為當時政治服務傾向，雷達認為浩然是“十七年文學”最後一個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內的所有作品，給浩然的創作貼上了鮮明的標簽，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來說，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他是真誠的，也是不無固執的。”雷達說，“文革”後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創作了像《蒼生》等在內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
鐵凝慰問浩然家屬梁曉聲與浩然沒有什麽交情，“我們也僅僅見過兩麵”，不過浩然的作品早為梁曉聲所熟悉。“早些年，作為知青我還在北大荒插隊時，就讀過浩然的不少作品。最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鵲登枝》。那時，為了掌握寫作技巧，我們一幫文學青年，還曾就浩然的一部兒童小說進行過研討，結果獲益頗豐。”據梁曉聲介紹，他與浩然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次飯局上見過一麵，“當時我和他挨著坐，隻在吃飯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但透過話語，我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厚道的人，樸實而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梁曉聲看來，浩然在“文革”期間創作的包括《西沙兒女》在內的作品，的確與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個時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時代所裹挾，這一點我能理解他。”
鐵凝認為：“浩然是中國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尤其在一個文化沉寂的時代裏，我們這一代作家都對《豔陽天》印象深刻，他幾乎整整影響了我們一代人。”當記者問她如何評價浩然的文學價值？在鐵凝看來，浩然的作品雖然出現在特定的曆史時期，但是他的文學語言清新質樸，筆下的形象，比如滾刀肉，彎彎繞，鮮活，有生命力。“我相信，他對鄉土的眷戀是真摯的，深厚的。”
浩然-父子之間
悼念浩然身為父親在外人眼裏，作為著名作家的兒子，是多麽風光的事。浩然長子梁紅野卻不這麽認為：“在我眼裏他永遠是父親，而不是什麽戴著光環的作家。”梁紅野說，他從小就看父親的作品，尤其喜歡《豔陽天》，少年時代曾經反複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讓我從中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身為作家，浩然並沒有要求子女將來和他一樣從事創作，“父親很開明，尊重我們的選擇。他常對我們說，不要老想著要大福大貴，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對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紅野說，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教會他當好長子，“小時候我很凶，總是和弟弟妹妹們鬧別扭。有一天，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作為大哥，你有責任和愛心照顧好你的弟弟妹妹，他們是你的親人。當時我不明白他說的話，後來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兄妹至今都相處得很和睦。”
浩然-評價
《金光大道》談到浩然，聽到最多的感慨是，“他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從對浩然或褒或貶的評述中，能感覺到，浩然已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曆史時期文化標誌的代名詞。解璽璋在博客裏寫了一篇懷念浩然的文章，有三百多條留言，其中很多人表示懷念從收音機裏聽《豔陽天》的歲月，還有不少人說，讀著《豔陽天》開始了萌動的青春期，批評的留言不足三十條。
浩然的遺願是最終沒有寫出“文革回憶錄”，他曾說過寫作動機，要“說清楚”自己“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解璽璋說：“可以看得出，那些批評他的大多不是從作品出發，而是指責曆史漩渦裏的他，可是，我相信，如果批評者真的讀了那些作品，而不隻是道聽途說，應該就不會輕易地把一個簡單的標簽，比如‘他的文學價值遠遠小於他的時代意義’貼在一段無比複雜的曆史身上。”
在浩然的追悼會上，一些從河北三河趕來的農民泣不成聲，大多說“他是一個好人。他真的是一個大好人”。最後解璽璋說，“試想哪個作家會把自己的時間騰出來給業餘作者呢，但浩然做到了，而且心甘情願，晚年他躺在病床上還幫他們改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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