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浩然
作者：浩然 鄭實
1
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隻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這一段的曆史腳步是複雜險峻的，而且表麵上豐富多彩，內涵卻有著各種滋味，非是幾頁稿紙所能說清道明的。寫完《豔陽天》，“文革”開始了。
後來“三家村”被揪出來，我不明底細，在縣城給寫作者作報告，回答提問時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報告說成為“三家村”開脫。6月2日調回到北京市文聯。管樺說我：你發什麽瘋，被人揭發！文聯領導讓我準備檢查。沒想到，以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看了我的檔案，認為我出身好，長期在農村寫作，群眾反映不錯，便把我推到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的實權位置，由此開始毀譽不一的幾個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學中文係應屆畢業生侯文正，隻身一人闖進市文聯串聯、造反。他說市文聯是一潭死水，在文聯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這時，被保護在醫院裏的老舍從醫院打來電話，要求出院參加群眾運動。我勸他先養病，但他執意要來。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辦公室整理一份報告材料，忽聽院子裏一片喧嘩。打字員小丁慌忙跑來告訴我，說是那個姓侯的給一個中學打了電話，勾來了一汽車紅衛兵，到文聯造反來了！我趕緊跑出房門，隻見一輛卡車停在門前，一車身穿綠軍裝的女學生，正一個接一個地從車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聯內的少數造反派串通一氣，要挾文聯的全體人員到院子裏集合。接著，就按照已經列好的名單，點一個，揪一個，揪一個就鬥一個，一會兒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帶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寫著“黑幫”、“反動權威”等字樣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見了老舍正站在院子裏，立刻意識到，老舍是統戰對象，應當由軍宣隊出麵予以保護。於是，連忙向後院軍宣隊的辦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攔住了我。她臉色蒼白，渾身發抖，用兩隻冰涼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說，你趕快藏起來吧！聽了這話，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軍宣隊說明了情況，我請求他們向紅衛兵解釋清楚，以保證老舍的人身安全。軍代表躺著不動，說，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嘛，紅衛兵小將要揪誰，我們也沒有辦法！我急得跺腳，隻好給市“文革”辦公室打電話，請求他們給說句話，但得到的答複如出一轍。當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時，老舍已被揪出，掛上了牌子，正被抽打著推上汽車，說是要與別的“黑幫”一起拉到孔廟去燒戲裝。
我怕造成嚴重後果，便當機立斷，派“文革”辦公室的幹部周述曾也跟上車隨老舍同去。並囑咐周述曾說，萬一發生什麽事，趕快打電話來。
兩個小時過去了，周述曾打來電話，說老舍受了傷。我立即找到司機班，派汽車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來。誰知，接老舍的汽車剛剛開進文聯大門口，又被一夥進行大串聯的紅衛兵發現了。他們看到老舍被紅衛兵打傷後，頭上纏著水袖，立刻一擁而上，將老舍圍住，又進行批鬥。這時，一個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來，當著滿院子的紅衛兵揭發老舍。她說老舍是反動權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幣要美金，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了美帝國主義……在她的鼓動下，一些憤怒的紅衛兵對老舍的打罵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氣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掛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紅衛兵砸去。老舍的舉動，立即激怒了紅衛兵。霎時，更多的紅衛兵衝了上去，拳腳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大喊一聲，老舍是毆打紅衛兵的“凶手”，應該押送派出所法辦。這一喊，紅衛兵們停止了拳腳，幾個人上去將老舍送到了西單派出所。
當時死人很多，派出所沒工夫管老舍，打電話讓我們趕快去接人。我們先把串聯的紅衛兵勸走了，把被揪鬥的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後院，然後趕去派出所。我對老舍說，先回家，一來讓家人處理一下傷口，二來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聯來報到。老舍當時沒有說話，我說什麽，他點頭聽著。我又給舒家打電話，讓他們來接人。當時一點也看不出他有什麽異樣。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們這個組織也去了，貼大字報。那天他家裏人說，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說太平湖撈上一個屍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並給老舍家中打了電話。胡薭青說，人都死了，你們處理吧。當時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聯在“文革”中最厲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駱賓基兩口子被外麵紅衛兵揪走，我說，駱賓基是機關作家，外麵怎麽亂揪人？管樺他們幾個人騎車把人要回來，對紅衛兵說，我們也要搞運動，也要批鬥駱賓基……我們還嚇唬他們說，你們把毛主席的像掛歪了。有一天我們正開會，端木蕻良跑來說，紅衛兵要抄書。我們商議，也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並由作家們自己把書封起來，通知外邊的人說，我們機關紅衛兵已封存，外麵的人抄家要先到機關登記。
北京電子管廠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過《青春之歌》，從而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論。後來茅盾先生寫文章，作了結論，這場爭論才告結束。這次“文化大革命”後，北大學生侯文正進駐市文聯，大字報、小報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這些文章批判楊沫的小說是為劉少奇、彭真樹碑立傳。我就出麵說明她的曆史、政治上都沒有問題，和劉少奇更沒有任何牽連。他們要揪鬥楊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誌給攔阻了。我覺得楊沫、管樺、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會反黨。於是跑去找《紅旗》的王主玉，問他上麵是否有風說要批楊沫。王主玉說沒有。我就放心了，回來告訴大家說沒事。郭某竟找到文聯來，和我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辯。文聯有人站在我一邊，也有人站在郭某一邊，雙方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於是我們到《紅旗》評理。我和郭是揪著對方的脖領子去的。那時年輕，覺得沒什麽可怕的，他們扳不倒我。到了《紅旗》，他們的口風又變了，說我們都有道理。結果回了文聯，就有謠言說我讓《紅旗》批評了。還有人要批管樺，我就是不批。周述曾等人就批我。我不搭理，他們也不能把我怎麽樣。
我的好朋友楊嘯也受到審查，說他是“五一六”分子。那些人找我來調查，我說，我了解他，他不是！他們不甘心，我急了，說，非要揪，先揪我吧！
江青
2
“四人幫”倒台後，一開始把我說成幫裏的人，傳聞特別多，開會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發言稿，說我是江青的麵首，從西沙回來先奔江青去了，機關司機在外麵凍了一夜。這怎麽可能呢？我上釣魚台從來不能用機關車。那時作家整作家非常厲害，上線上綱，一些作家還到處鼓動，到《人民日報》督促，一定要公開批判我。有一次發了一條文藝會議消息，發言者名單中沒有我，廣州一刊物認為這是一個信號，就公開發表批《西沙兒女》的文章。當時我覺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裏又害怕又委屈。
我給中宣 部部長張平化寫了一封信，從月壇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釣魚台收發室，但沒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後，在工人體育館開文聯恢複大會，我在會上做了檢討，念了一個小時，這樣就算我解脫了。會場上沒有喊口號。那天剛好是我大兒子結婚，我直接從會場到了婚禮現場。現將我的檢討摘錄下來，也許對大家了解曆史有幫助。
我的教訓1
我是懷著十分慚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這次會議的。在“四人幫”實行文化專製時期，我先在文藝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幫”的利用，我寫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講話，傳播了“四人幫”反動的文藝思想，擴散了毒素，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當我逐漸認識到，像我這樣一個黨和人民用心血從一個農村孤兒培養起來的文學作者，在革命鬥爭的關鍵時刻，沒有保衛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時候，我不能不十分慚愧和悔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也挽救了我這樣一個上過當、受過騙、犯了嚴重錯誤的創作幹部。一年多來，許多報刊對我的錯誤作品和言論做了批判，促進了我的覺悟；本單位的同誌們，業餘作者同誌們和郊區農村的幹部和群眾，給了我熱情的幫助與教育，使我有了總結經驗教訓、改正錯誤的勇氣和力量。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提出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動員了億萬人民，開始了新的長征，各條戰線都出現了蓬勃的景象，這些都有力地鼓舞著我，使我有信心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當一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積極因素。今天我又參加了這樣一個會議，給我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文化大革命”以來這十幾年，我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而且錯綜複雜；這需要自己在領導和同誌們大力幫助下，經過痛苦的過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決心認錯、改錯，在生活和創作道路上，來個新的開始。因此，我願意利用今天這個時機，向同誌們說清自己所犯的錯誤事實，擺出我的錯誤思想，匯報我的初步認識，取得同誌們的批評和幫助。
我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76年底，三十歲出頭的最好年華停下了筆，荒廢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於1971年5月又重回創作崗位，心裏興奮，勁頭很足。當時書店沒有書賣，讀者沒有書看，也激起了我的責任感。周總理支持召開的全國出版會議，更加鼓舞了我，很想大幹一場。我那時是懷著美妙的理想、用天真的眼光看待文藝界現實的，覺得經過“文化大革命”了要安定了，文藝會很快地繁榮起來。社會上推廣的所謂樣板戲經驗，我感到受約束，但卻認為是 “黨”提倡的，仍然用功地“學習” 和“領會”。報紙上提出不要寫真人真事，我就趕緊放下了寫了半截兒的王國福傳記文學，把1962年夏天起草的一部舊稿拿出來，吸收傳記的部分材料，重新寫起。新的長篇出來了，又寫了短篇集、兒童故事集，還整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幾本舊作。這時候，我的書出多了，報刊上對我的評論也多了，我經常在外事場所露麵，又出席了黨的“十大”。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文化專製主義更加猖獗。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幹校，有的同誌寫一首詩就遭到暗算，發表一篇小說就招來大禍。隨後又是批“黑畫”、反“黑線回潮”等等接踵而至。這些都對我起著“打騾子驚馬”、“殺雞嚇猴”的作用。我左右前後一看，產生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心理，開始感到孤單，感到風險，害怕抽打別的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就在這個時候，叛徒江青向我伸出黑手——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她送來的兩份“批林批孔”的材料。兩天以後，她又讓《人民日報》通知我看電影《中國》。又過兩天，我到一位業餘作者家串門，接到市委通知，讓我趕到天橋大劇場，說江青要“請”我看戲。這樣，“四人幫”就把我抓住了。從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我跟叛徒江青在小範圍場所見過四次麵(每次都是七八個人以上，沒有個別見過麵)，被她利用，做過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錯誤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寫《西沙兒女》、訪問西四北小學和參加電影《井岡山》的創作。
在天橋劇場第一次跟江青見麵，她裝出一副“熱情可親”的樣子，開口就問，浩然，我過去是不是虧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說，你這麽年輕啊！你寫了那麽多東西，我周圍有你許多崇拜者，他們喜歡看你的小說，資產階級不欣賞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亂地談論起《豔陽天》小說和電影。她還說，你的《豔陽天》我看過。請你原諒我，《金光大道》沒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還指示在場的於會泳等人：你們以後有這方麵的事情要請教浩然同誌，他是專家，請他看戲，不要怕人家批評，你們幾個裏邊沒有懂小說創作的，等等。
我是農村幹部出身，過去對叛徒江青的醜惡曆史一無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領導”，尤其錯誤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見我這樣一個普通的文學寫作者，本來出於反黨目的，是拉攏我，擴充“四人幫”的勢力，我卻誤認為她這樣對待我，是體現“黨”的關懷，以為她過去“抓”了樣板戲，這回要開始“抓”小說創作了，心裏很高興。可是，當她向於會泳等人說有“這方麵的事情請教”我的時候，又怕這是讓我“當官”的信號，很緊張。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是，隻要不遭受打擊就行，願意踏踏實實地寫作，別無企圖。所以，最後江青問我，你對我有什麽要求嗎？我趕忙說，希望黨多給我寫作時間，千萬別讓我做組織領導工作，我水平低，連黨小組長都沒有當過，我隻有用筆才能為黨做些有益的事情。她令人奇怪地回答一句，你這個人真客氣。這次叛徒江青接見，我非常高興，原有的恐懼心理立刻消失了，錯誤地認為這一回我的工作被“黨”承認，以後可以安心地寫作了。我當時這種怕挨整而喜歡被“拉”的思想狀態，就成了我以後上當受騙被利用、犯下錯誤的毒害根苗。
果然，四天以後，也就是1月28日淩晨，我跟叛徒江青的第二次見麵——在釣魚台與另外兩個人一起接受了充當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線送黑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務”。當時正是春節，客人往來，忙得報沒看、廣播沒聽，不知道西沙打仗的消息，直到進了釣魚台都坐在會客室裏，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們幾個來幹什麽。過了一會兒，江青從另一間房子裏走進來，說，西沙這次勝利，主席很高興，我也很高興，很想去，脫不開身，請你們幾位代表我去慰問前線軍民。還說，你們回來，可以寫詩，寫報告文學，寫散文，我等著看。
江青派給我們這個任務，是蓄意破壞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戰略部署，是幹擾軍隊，為她當“女皇”撈取資本；在我個人來說，是被陰謀家利用，是充當他們搞陰謀的工具。我卻糊塗地認為這是“黨”交給我們的“政治任務”，覺得很“光榮”。我是搞文學創作的，既沒有義務，也沒有資格去充當一個政治局委員的“代表”、幹送信和散發材料的角色，而我卻沒有抵製，沒有拒絕。可悲的是，我連抵製、拒絕的念頭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範圍場所見麵，是從西沙回來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讓我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活動。當時在場的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還有“北影”、“樂團”和“八一”電影廠的十幾個人分頭做匯報。在這個會上，我親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個曾經受她重用的文藝界領導幹部的政治死刑，當場讓秘書取來那個幹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離比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見上邊寫著人名和號碼，心裏不由得一驚，暗想：這樣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準備著隨時打擊的材料，實在太可怕了。我還聯想到《歐陽海之歌》的作者曾經被她重視過，後來又被投進監獄的實例，我的那種“可以安心寫作”的幻想開始動搖了。我強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領導，不會隨便誣陷人的，自己往這方麵想多了，倒會犯錯誤。我就這樣壓下了自己的波動。兩天以後，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個詩作者的電話，說他寫的“詩報告”不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準了，立刻就要發表。我十分緊張，因為我要寫的作品還沒有構思好。我唯恐落後，急忙追趕，拚命地寫了兩個星期，把《西沙兒女》全部起草出來了，同時打印，立即送江青審查。大約在三天以後，於會泳就給我打來電話，說：首長(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處理，我們保留批評權。江青不看稿子，還要“保留批評權”，使我的精神有些緊張，怕被抓了小辮子而挨棍子，於是在修改的時候，越發向“詩報告”靠攏，認為那樣保險係數會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這種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誌篇”中，我用了“廬山勁鬆”，是受“詩報告”的“啟發”，很自然地因襲下來的。我當時甚至覺得用那張照片，比用一條語錄形象，自欺欺人地認為有主席題詩，不會錯。在修改定稿時，我又塞進了江青的一句黑話，即“把侵略者趕出去”。這是我經過思考、自覺地這樣做的。當時我在廣州石崗修改稿子，軍營裏放大喇叭，正播“詩報告”。當我聽到詩裏邊的那句話的時候，心裏一動，想起在文化部“創辦”討論修改“詩報告”的時候，於會泳曾說他專門找江青核對過那句話。那句話既然是江青及其親信所重視的，如果我在作品裏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碼會有所不悅。於是，我就在校樣中間找了個地方，把這句話填了進去。這樣一來，這句黑話，加上“廬山勁鬆”的照片，就構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叛徒江青是西沙自衛反擊戰勝利的精神指導者和鼓舞者，我給江青樹了碑、立了傳，這是在政治上犯的嚴重錯誤。
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騙的階段，除了送黑信、寫《西沙兒女》被她利用以外，我還按照她在一份簡報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學參觀，寫了一首兒歌，我還自動地到過江青鼓吹的小靳莊參觀，寫了一篇散文。這些都直接地為這個陰謀家撈取了政治資本。這期間，當江青送材料給我或讓我看了電影《中國》以後，我給她寫過信，還向她匯報過《西沙兒女》的主題思想和寫作過程(到1974年秋天以後，再沒有給她寫過任何信)。這些信雖然沒有一封是“告狀”的，沒有一件反映別人別事的內容，卻有不少“感激”她、恭維她的話，這些反映了當時她那假麵具和特殊地位對我的欺騙很嚴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藥當蜜糖吞吃的那種“得意”情緒。
1975年是我對叛徒江青的醜惡麵貌有所認識的開始。1月初，我在密雲縣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間，我跟縣委書記何奇珍同誌下鄉回來，互相信任地談起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滿的現象。何奇珍同誌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壓迫鳴不平，囑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當著我的麵罵起江青，她算什麽東西，信口開河……她一個人就代表黨了？這是我頭一次聽到這樣正義的聲音。當時，我雖然隻是點頭，沒有也附和他罵江青，但是，這聲音對我的思想震動卻是很大的。仿佛這是個信號，後來我在農村、軍隊，在一些文藝工作者和老同誌那裏，經常聽到咒罵江青和張春橋的聲音。這些啟發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漸漸地看清了黨心、民心和軍心所向。我對江青開始反感了，怕她了，小心地躲避她了。到了7、8月間，關於江青的所謂“謠言”流行起來，使我進一步明確了不再跟江青靠近的念頭。9月16日，我正在延慶縣山區農村體驗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電話，說江青讓我到大寨去，我17日趕到大寨，參加二十幾名文藝工作者的集會。這是我第四次在小範圍場所見到江青，也是最後一次。
在大寨，我親眼看到叛徒江青的下流表演，她追查所謂“謠言”，瘋子一般地罵人，逼《創業》作者給毛主席寫信承認“錯誤”，說那實際上是反攻的信，還說“寫了信別給我，直接送中央”。當時，我雖然對中央的鬥爭情況並不清楚，沒有識別出江青跟王、張、姚等人搞的是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反革命路線，也沒看出江青有篡黨奪權的野心，更難以辨別正在被追查的“謠言”是真是假。但是經過幾次接觸，逐步地有了一些實際感受，我感到江青這個人的靈魂十分肮髒，作風很不正派，反複無常。我對她的一些言行由不滿到厭惡，聯想到7、8月間我所聽見的有關她的醜聞，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倒台了。我不僅害怕她，而且憎恨她，我告誡自己，今後決不能再跟她靠近了。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我被於會泳等人伴隨著的江青攔住，她問，你聽到什麽謠言沒有？我回答她說，沒有聽見。她用不相信的眼神盯我一下，我趕緊說，不信您去調查，我一直在鄉下，那裏閉塞得很。吃飯的時候，江青正式給在場的文藝工作者布置寫作任務：重寫《創業》、大改《山花》、新創作《井岡山》、《長征》和《四渡赤水》。她讓我跟一位導演合作搞《井岡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脫都推不掉。江青跟於會泳還分別三次宣布紀律。江青布置所謂創作的“任務”回去後對誰也不許講，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經過思想鬥爭，第二天終於向組織做了匯報，並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藝工作的書記表明不願意執行江青交給我的這個寫作任務。那位書記說，拖拖看。我就藏到軍隊寫小說。1976年春節臨時回京探親的時候，劉慶棠讓人通知我，春節後參加電影會議，責令《井岡山》等創作上馬。我為了逃避，又通過市委領導在初二躲進軍隊的三?一醫院，繼續偷偷寫小說。領導、周圍的同誌，以及三?一醫院十三病室的醫務人員，不畏風險地支持我這一行動。我之所以不像接受西沙之行差事那樣熱心積極地接受寫《井岡山》的任務，是因為四點：第一，我對江青這個人有了看法，過去認為她代表“黨”、代表毛主席的這種糊塗觀念已經破滅了；第二，我聽傳說《創業》作者那封告江青的信，是鄧小平同誌轉給毛主席的。鄧小平同誌支持了《海霞》，江青才打擊這部電影的編導，感覺到這裏另有鬥爭；第三，寫毛主席革命實踐的《井岡山》創作，為什麽保密，使我懷疑；第四，毛主席那個矛頭直對江青，關於《創業》的批示，給我壯了膽，開始覺得江青不得人心，她再要胡鬧下去，早晚得被批評。可是，1976年2、3月的形勢，又使我糊塗了：不得人心的江青通過組織手段瘋狂地追查“謠言”，越來越得勢。江青所仇視的鄧小平同誌反而成了“右傾翻案風”而遭到批判。我對真相不了解，又不想無根據地胡亂猜疑，心裏十分害怕。這時，我從個人安全出發，心想，如果得了勢的叛徒江青發現我對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製她交給的任務的事情，知道我底細的渠道很多，難以保守住秘密——我必須改變躲避她的策略，免於暴露、免於毀滅。因而，在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懷著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長沙，追上了2月9日就開始工作的“井岡山”劇組。
浩然
這部作品因“四人幫”被粉碎沒有寫成出籠，在創作活動中我一直托病沒有執筆，但從思想本質上看，參加《井岡山》的寫作比寫《西沙兒女》的行動本身，錯誤更為嚴重。因為寫《西沙兒女》時，我對叛徒江青確實還沒有什麽認識，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寫《井岡山》時，我跟她有了接觸，有了一定認識，卻沒有舍得一身剮地鬥爭到底的勇氣，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寫作權利，怕影響兒女們的前途，怕株連朋友，等等，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的一個暴露。因此，我的教訓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幫”的利用，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幫”的毒害，而思想受毒，遠在叛徒江青拉攏我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四人幫”鼓吹的一套反動文藝理論，我在思想上接受了，並在創作上實踐了，在言論中大量傳播了。那幾年，我在各種場合、許多文章裏說過不少錯誤的話、過頭的話、無知的話。我毒害了青年業餘作者和讀者，傷害了老作家，也危害了黨的事業。我一想到這裏，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當我第一次接觸林彪同江青炮製的《紀要》時，並不理解。因其屬於中央文件，是上邊批發下來的，對“文藝黑線專政”這句話，在理論上並沒有懷疑。我1964年10月一搞專業創作，就是“文藝整風”，貫徹毛主席對文學藝術的兩次批示，我覺得那批評是嚴厲的，文藝界的問題是嚴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接觸到實際問題，眼看著把大批作家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從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選為市文聯“文革”負責人以後，跟同誌們一起，對大多數作家和幹部采取了保護態度。後來由於劉少奇1、林彪、“四人幫”的幹擾，我和一些同誌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強製自己承認錯誤，承認保護了“黑線”、壓製了向“文藝黑線造反”的革命群眾。不久，文聯被“砸爛”，我和全體同誌被當作“黑店”的夥計趕出大院，接著挨整，肅“黑線”的流毒，最後灰溜溜地下放勞動。這一切，留給我精神上的創傷是深刻的，對我的思想影響是嚴重的。重新回到寫作崗位以後，正趕上“四人幫”推行文化專製主義的瘋狂時期，報刊上連篇累牘地批“文藝黑線”，今個反 “複辟”，明個反“回潮”，“四人幫”製造起來的這股子“文藝黑線”的旋風，時時處處地吹刮翻卷。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幫”那個“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理論和他們對付所謂“文藝黑線”的殘酷現實，就互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藝界“一團漆黑”這樣一個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藝戰線像其他各條戰線一樣，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的。事實上，被《講話》哺育起來的一大批老作家，從戰火紛飛中磨煉過來，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豐富的生活積累、純熟的藝術修養。建國後，他們深入社會主義火熱的鬥爭生活，寫出大量受工農兵歡迎的優秀作品，這是鐵的事實。對這些作家和作品，我沒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沒有具體地參加過“四人幫”的任何砍伐活動。但是，已經被林彪、“四人幫”那股邪風吹糊塗的我，不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當“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幫”的喉舌邊，喊叫“十七年被一條文藝黑線專了政”的口號。尤其嚴重的是，把業餘創作的活躍，看成是所謂“文藝革命”的成果。我把“幫氣”十足的文學作品、電影、會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說成是“文藝春天的來臨”，替“四人幫”粉飾了悲慘的現實，麻痹了廣大群眾。這是我的又一嚴重錯誤。特別是北京市的業餘文學青年，他們信賴我，希望從我這裏得到正確的幫助，我在主觀上也想熱心地給他們一些幫助，可是中了“四人幫”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當作糖灌輸給他們。他們的健康成長受到妨礙，我要負很大的責任，我對不起他們。
我在“四人幫”那個“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旋風裏迷失了方向，承認了十七年文藝界是“黑”的，我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也就處於極端矛盾的狀態。十七年是“黑線專政”，那麽我這個十七年中成長起來的文學工作者，又如何解釋呢？我覺得自己不是“黑線人物”，我當時是不受重視的、是被“黑線”壓製的。我把自己初學寫作時，一些作品沒有被發表，牽強地說成是被“黑線”壓製；把沒讓我參加文代會說成是不受“黑線”重視；甚至把一些同誌出於愛護而對我的批評和指教，也曲解為“黑線壓製”，這是極其荒唐的。我向這些被我傷害了的同誌誠懇地承認錯誤。另一方麵，因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藝黑線專政”的謬論，我就不能不承認自己這個從十七年走過來的人也中了所謂的“黑線流毒”，在一些場所，把自己過去接受的一些藝術上的問題，也作為“流毒”來清理。同時，用“四人幫”的藝術標準，特別是所謂革命樣板戲的創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務論”，以及寫矛盾衝突的一套謬論來衡量自己的舊作，就覺得有些東西不夠標準了。編選“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時候，我把曾被一些同誌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視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刪除。搞新的創作，我使勁地學習樣板戲的經驗，明明感到是框框，強硬著往裏鑽，我對長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長人物、被爭取團結的人物，抱著極小心的態度對待，盡可能少寫，怕犯“中間人物論”的錯誤。我在生活中獲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沒辦法加進“階級鬥爭”的線索，寧肯放棄，也不寫，怕蹈“無衝突論”的舊轍。我機械地強調創作為政治服務，不多談創作技巧，怕觸犯“為藝術而藝術”的禁條。我尤其把“四人幫”那個“根本任務論”當作自己認識上的一個“提高”。總之，我把林彪夥同江青炮製的《紀要》所否定的，都當成“錯的”、“舊的”，而把“四人幫”鼓吹的一套“樣板戲”經驗，都當成是“對的”、“新的”。所以我就聲稱跟“黑線”決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樣板戲為榜樣的創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否定了自己過去十七年曾經沿著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錮在林彪、“四人幫”的那一套“框裏”，表現在創作實踐上，必然鑄成了寫出《西沙兒女》這樣的錯誤作品。
我出生在北方農村，成長在北方農村，一直用筆反映北方農村生活，對西沙生活沒有任何積累，對處理戰爭題材沒有任何經驗，隻憑著一個“大人物”派給的任務，就靠著臨時采訪的方法寫起小說，這本身就是違反創作規律的。我這樣做了，還揚揚得意地認為，自己積極地寫了不熟悉而應當熟悉的生活，是及時地為“政治”服務了，是我所走“新”的創作道路的一個標誌。實踐證明，我這個創作活動為“四人幫”陰謀家服務了。所謂“新”路，正是舊路，是對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進行典型化的創作原則，以及對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創作方法的一個違背，是我對自己過去所走過的正確道路的一個否定。“黑線專政論”、“三突出”、“根本任務論”的毒害，導致我的某些創作從為工農兵服務而變成為黨內野心家服務，為陰謀文藝服務了，這個教訓是多麽沉痛！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幹擾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製造爭端、挑動派性，分裂了文藝隊伍，許多觸目驚心的事實是不堪回首的。就我個人的錯誤來檢查，因那時運動的反複，我與本單位的幾位作家傷了感情，而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盡管我沒有利用後來我自己的所謂得勢的地位加害過任何一個作家，甚至沒有對任何一級領導匯報過他們的情況以及我們之間的關係情況，但是在內心裏我對他們有排斥情緒，不願再到一起工作。我對他們遭受“四人幫”壓製的痛苦沒有切身體會，對他們不下鄉、不寫作品是受“四人幫”壓製的結果沒有認識，尤其對一些同誌不下鄉、不寫作是對“四人幫”的一種抵製這一點，更不理解。所以在1974 年以前，我在跟業餘作者談創作的時候，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卻帶著感情說過，有些作家拿著高工資，不下鄉、不寫作品這些錯誤的話。我傷害了這些同誌，我在這裏道歉。1973年冬天文化局創評組搞所謂反“回潮”。事前我一點也不知道，開始以後隻參加半天會，進會場之前，文化局一位領導才在門口把會議的內容告訴我。我沒做任何調查研究，就憑過去的主觀印象發言表態，支持這個會。我把這些同誌遭到不合理的批判，看成是這些同誌本身不好好地深入生活寫東西而胡鬧應受的處罰。我還從“重新組織隊伍”這個錯誤觀點出發，說市委能讓這些同誌回到創新崗位上來不簡單，我讓這些同誌感市委的恩，不應當再給市委“惹禍”。我還說，你們再這樣鬧下去我要離開創評組，搬到農村去。我以一個最“革命”、最“合格”的作家的神氣“教訓”別人，給那些受冤挨整的同誌增加了精神壓力。我要向這些同誌承認錯誤。
1975 年春天開始，隨著我對叛徒江青這個人反感、憎恨萌起，對當時受“四人幫”摧殘的農村生產，也有些不滿意和擔心。學習了毛主席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對華主席在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我是從心裏擁護的。10月裏，根據我前一段的生活感受，寫了中篇小說《三把火》。我想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項指示，配合普及大寨縣的運動，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則作為正反兩方麵人物的鬥爭核心。主人公楊國珍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訪問土改以後當過幹部的老同誌，把他們團結起來，安排工作，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稿子打印後要在《北京文藝》上連載，已到1976年春天。那個“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接著批判所謂“三項指示為綱”。我的《三把火》被揭發為是寫“三項指示為綱”的，是宣揚“舉逸民”，搞“複辟”的。當時我想不通，覺得用作品體現主席的精神沒有錯，可當時是有理沒處講的，不免又很緊張，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藝》上連載的稿子，主要更動是消除“三項指示為綱”的痕跡，例如把女主人公訪問、起用老幹部的情節，改為訪問“老貧農”等。在連載過程中，社會上“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寫與走資派鬥爭”作品的口號喊叫起來了，從市委有關部門到文化局各方麵向我提出按這個口號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別是劇團要把它改成戲、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調演，領導向我提出，全市隻有這一個戲，參加匯演必須是寫與走資派鬥爭的主題，隻能搞成。搞成搞不成，關鍵在你協助。在當時那種壓頭蓋頂的錯誤思潮影響下，我從勉強到自願、從別扭到順手地按照“寫與走資派鬥爭”的調門，一遍一遍地加碼，改寫了這部作品。因為要遵照領導關於避開“三項指示為綱”、“三上桃峰”這個“三”字的指示，還把書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這個作品的修改過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過我的頭腦思考、通過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負全部責任。
所謂“寫與走資派鬥爭”是“四人幫”一個重要陰謀。他們借著這套詭計，為他們打倒從中央到地方、到軍隊一大批革命領導幹部製造輿論，為他們篡黨奪權掃清道路。這股風刮起來的時候，我正在醫院。我又一次錯把“四人幫”的詭計當成了黨中央的號令，唯恐因住醫院對文藝問題比較閉塞而落後於“形勢”，我就從報刊上幾篇論述無產階級專政論的文章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的“二十三條”、“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以及毛主席當時的新指示開始學起。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知半解，不是係統的而是割裂的來學習，所以辨別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偽，哪些是馬克思主義，哪些屬於壞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謬論。我兼收並蓄地“學”了一通，又被從醫院裏叫出來參加一次文化局創評組召開的“寫與走資派鬥爭”的座談會，聽了一些發言，立刻就毫不懷疑地接受了。其結果，使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我把《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三把火》的素材是生活中來的：起用老幹部問題來自通縣的富各莊、果上山糧下川來自懷柔縣蠶坊營；楊國珍這個人物來自密雲縣新農村的杜常珍等幾位同誌。到了改《百花川》，就完全按照上邊，實際上是按“四人幫”的“要求” 和“指示”圖解了，違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人物的原則。這也是林彪、“四人幫”顛倒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流毒和表現。我犯的第二個錯誤是5 月裏路過南京師範學院時，在一個座談會上大談“寫與走資派鬥爭”的“體會”，替“四人幫”擴散了毒素。我這方麵的創作和言論不自覺地配合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為他們效了勞。十年間，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的檢查是初步的，認識是不深刻的，但我已經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一個共產黨員，在革命事業的緊要關頭，說錯一句對革命不利的話，辦錯一件對革命不利的事，都是罪過，何況我說錯了那麽多、做錯了那麽多！我認賬、還賬、決不賴賬。我的心情是隨著對自己所犯錯誤認識加深的過程而加重的。我十二歲成為孤兒，十四歲參加革命活動，十六歲加入黨組織，十七歲開始一邊識字一邊學習寫作。是黨把我培養成人。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沒有黨就沒有我的一切。犯了錯誤，我怎能不認錯、不改錯呢？我是一個自認對黨有感情、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但為什麽會犯下這樣有害於黨和革命的錯誤呢？為什麽從懂事起就立誌在私生活和在社會上都當個正派人的我，卻在人生的途程上留下這樣歪斜的腳印呢？這裏邊有曆史的原因和社會的原因，但關鍵在於我自己沒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觀造成的。第一，是由於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理學習得不夠，更沒有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下過工夫，缺乏辨別路線是非的能力。主要憑著對黨感恩的思想、憑著熱情工作，這就帶來了極大的盲目性。“文化大革命”前，因多年當基層幹部和從事新聞工作，養成一種偏重於當時的政策學習和上級說什麽就做什麽的習慣。“文化大革命”後雖然比較注意政治理論學習了，卻趕上林彪、“四人幫”幹擾，他們顛倒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主觀主義橫行、形而上學泛濫，把我的思想搞亂了。這兩點的直接後果是，當上邊領導出現了壞人，又跟他們發生了工作關係的時候，就會糊裏糊塗地被利用，當了他們的工具。第二，我從小在革命隊伍裏長大，“嬌生慣養”，沒有受過大的挫折，看什麽都是美好的。學習寫作以後，一下子酷愛文學創作，不顧一切地為“創作”而奮鬥。這裏邊既有新生活的鼓舞，有革命事業心，又有個人主義的名利思想。順利了，有成績了，就揚揚得意，驕傲自滿；有了困難，就急躁悲觀；遇到風險，就總想保住寫作權利；越有點名氣，這個包袱越重，於是就有了怕字，不敢鬥爭。路線鬥爭覺悟低和一切圍繞著“寫作”，實際上是圍繞著“我”字轉，是我犯了一係列錯誤的根本內因。
過去的錯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黨、向人民認錯、改錯。而最好的認錯、改錯，是拿出實際行動。我要跟林彪、“四人幫”在思想上徹底劃清界限，肅清他們對我的毒害，深入到農村火熱的鬥爭中去，改造世界觀。在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新的長征中，把步子邁正，把創作搞好。我現在雖然身體不行了，但還年輕，還能為黨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黨和人民給我的筆，寫出較好的作品，以功補過，為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的誓言，更是黨組織和同誌們對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這個大跟鬥跌得很重，是損失，也是收獲。如果能從積極方麵接受教訓，會成為寶貴財富，使我受用終生，我將變得聰明起來、堅強起來。光明的中國，自有每個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進！
我的檢查很不深刻，我願意繼續檢查，希望同誌們幫助我。
這篇思想檢查實際上是大會召開後，我以會議發言為藍本寫的。主持會議的是市委文教組的王利民，他說我很真誠，說的都是真心話。他說得對，我的確沒有半點隱瞞。但那是70年代，寫什麽都要加一大堆套話，所以今天讀來好像是在敷衍。當時劉少奇還未平反，我將他和“四人幫”、林彪並列在了一起。這篇文章本來是給《北京文藝》寫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發表，認為沒必要把我的錯誤大肆宣傳。他們有自己的考慮。
關於和江青，我覺得還有些補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關於《豔陽天》的，她說看到小石頭的死，心裏很難過。我覺得作為讀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歡《豔陽天》。說實話，第一次見麵，我對她印象不錯。她請我看的蘇聯、日本電影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願和她一起看，太緊張。她讓我坐在她身邊，好多人眼裏都流露出嫉妒，這我心裏明白。有些軍隊上的人讓我給江青轉信，我從沒轉過。因為覺得轉了她也不會看。信的內容並不像後來傳的那樣是效忠信，隻是一些具體事務，軍隊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沒什麽特別慘、需要幫助的。
江青似乎對空軍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調用海軍飛機送我們去的西沙群島。我們三個人穿了軍裝，每人配了警衛員，一早就飛到廣州。許世友、趙 紫陽等廣東領導到軍隊招待所看望我們，並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鉛字發到連隊支部。我們坐直升機跑遍西沙諸島，一天跑二三個島，開了十幾次會。我懂得自己隻是文藝工作者，隻有帶信任務，在會上一句話不說，由部隊首長念信。
那時在西沙看什麽都好，大海真藍，一塵不染，心中有一股愛國主義情緒。張永枚寫詩較快，而我寫小說比較慢。寫第二部時為了補充素材，還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個月寫完全稿。
由於對生活不熟悉，《西沙兒女》采用詩體形式，在形式上變變樣，避免把故事寫得那麽細。把我所知道的我家鄉抗戰故事改造一下應用上去了。寫這本書，熱情很高，但又是應付差事，不足為法。
那次被市委從延慶叫來，就是讓我去開會的。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前，我走進會場，有一個穿軍裝的女人迎出來說，會議已開始，怎麽才來？這是謝靜宜。到了大餐廳，坐了幾百人。謝靜宜說，他們到了。我們正要低頭找位子。江青站起來說，還往哪走？就坐這兒。讓我們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張天民罵了一頓，說無大錯，還有小錯。張永枚被江青點了幾句，嚇得有點神經質，每天早上老在一個地方掃地。有一次別人剛掃完，他又掃，走近告訴他，他竟從懷裏拿出江青與他合影的照片給人看。
後來，張永枚變得有些不正常，說話顛三倒四，一會兒說月亮很圓，一會兒說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門，他老是把門反鎖上，非常緊張。聽說他後來曾送進精神病院，前些年他還給我寄過材料，有過聯係。
回北京的火車上，於會泳對大家說，回去後對誰也不要說這裏的事，否則會受幹擾。我回京後就向市委匯報詳情，並說要寫建軍五十周年劇本，已分配張天民寫大慶，張永枚寫赤水，我寫井岡山。我不熟悉軍隊生活，有為難情緒。市委黃書記說，你的事難辦。我說，你是領導，你得想辦法。於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開始送到朝陽醫院，聽說周揚住在那裏，連忙換到三?一醫院，躲在病房裏改寫《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節發生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廣場清場之時，我接到市委一個緊急電話，要我趕快離京上《井岡山》創作組。
當時江青有幾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對《豔陽天》的好感。有時在釣魚台開會，她會問，浩然同誌請來了嗎？在文藝會上她曾這樣說過，浩然是一位執行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講話》精神一點一滴去做的，長期生活在基層，是一位高產作家。
當年文化部副部長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學方麵。毛澤東曾稱讚袁的詩，江青讓袁當副部長，是看著毛澤東的麵子，但江青嫌袁的歲數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膽子太小，顧慮重重。
江青沒透露過要我當副部長，但我感覺到她要抓我。她對於會泳他們說，你們幾個有搞音樂，搞舞蹈的，沒有搞文學的，你們要請教浩然同誌，他是專家……我說，我從來沒做過黨的領導工作，連小組長都沒當過……江青指 著我說，你太客氣了！我聽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話還是反話？
又想當官又要創作是不行的，我對官場事情不太感興趣，我幹不了這事。不進這圈子隻是表麵知道一些事，一進這圈子就受不了。開會還要記錄，連皺眉頭都要記。我隻是想，被江青重視的人是不會挨整的，我可以踏實地搞創作。我曾跟吳德說，可別讓我當官。吳德說，我當不了家，我不好說話。
後來有文章說據劉慶棠透露，1975、1976年間，繼恢複《人民電影》等五大刊物之後，又醞釀籌辦全國文聯、作協，內部已有安排我擔任相當領導職務的考慮。江青確實有把我調到文化部的想法，隻是沒有正式談過。江青說過，以後文化部應該團結浩然同誌，多給予他任務，多關心、幫助他。
1976年9月，我成為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文學界代表。我跟老將軍楊成武一起守靈，由於大會堂空調較冷，我因年輕，守靈值班時間比老同誌更長一些。我見到麵有哀戚的江青，並說了一些致哀的話。
“四人幫”垮台時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獲》老編輯郭卓偷偷打電話告訴我的，說北京抓了幾個人，上海不能久呆，趕快回京。我胡亂猜抓了哪幾個人，獨獨漏了王洪文。
文章摘自《浩然口述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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