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長竺可楨
2014-10-13 信息來源：浙江檔案局
有一個人，舍棄了自己最愛的科研領域和最可能出成果的時間，把人生最飽滿的十三年奉獻給了大學行政事業；有一個人，帶領一所大學西遷2500多公裏，曆經9年，卻在這個過程中把這所大學辦成了令國內外都刮目相看的“東方劍橋”；有一個人，為了保護故鄉的珍貴文物圖書，幾經周折，數封書信，義正辭嚴與政府官員據理力爭……
這個人就是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如今，他的銅像屹立在浙江大學圖書館門口，繼續用慈愛的目光看著他鍾愛的莘莘學子。
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檔案表明，他的大半生和浙大、和故鄉緊密相連，他的愛一點一滴滲透在裏麵。
記者黃鶯
檔案索引
浙江大學的前身是1897年於杭州創辦的求是書院，1928年4月改稱浙江大學，7月冠以“國立”兩字。1936年至1949年竺可楨任校長期間，該校取得最突出的發展，奠定其成為名校的基礎。竺可楨到處招賢納才，因抗日戰爭爆發帶領全校師生西遷到貴州、重慶等地，在西遷途中絲毫沒有影響學生學業和教師科研水平，許多教授最輝煌的學術成就都在西遷途中取得，被來參觀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稱為“東方劍橋”。
浙江省檔案館館藏國立浙江大學全宗檔案共4394卷，起止時間為1922年至1953年。檔案包括綜合類的學校各類會議記錄、規章、校刊等；人事類的學生名冊、教職員工名錄、學生調查表等；總務財會類的各種移交、接收清冊；教務類的教員專題研究、學期課程總表、選送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其他類的包括蔡元培等親筆信、學生運動材料，浙江大學“於子三事件”材料，竺可楨校長辦公室的公函來往以及親筆信等，資料非常詳實。
教育不受黨政幹涉
竺可楨(1890.3.7-1974.2.7)，又名紹榮，字藕舫，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人（今屬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東關街道）。1909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現西南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學習成績居全班第一。1910年公費留美入伊利諾伊大學農學院學習。1913年夏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理係專攻氣象，獲得博士學位。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地學係，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
1936年初，經陳布雷力薦，蔣介石邀請竺可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與蔡元培商討過之後，向蔣介石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財政須源源接濟；二是校長有全權，不受黨政之幹涉；三是時間以半年為限。
在省檔案館館藏文史資料裏，竺可楨的學生陳訓慈記載說，竺接到邀請後，也曾猶豫過。他在1936年2月21日與蔣介石見麵後，曾有半個月的猶豫躊躇時間。主要原因是他當時擔任氣象研究所所長一職，對氣象領域的研究一片鍾愛。如果去當校長，勢必減少科研時間。另外，他對當時的高校教育不太看好。
妻子張俠魂曾對陳訓慈等幾位同學說：“你們的老師說現在政治混亂，書生氣的人，校長不易做得好。而我說正因為當今教育情況不好，好人更應出來，才有改進希望。”竺可楨在日記裏也提到因為有“振興浙江省文化教育事業”的考慮，決定出任校長，並在就任後，一再為了學生為了學校延長自己的任期，最後竟在浙大工作了13年。
打破成見尋覓名師
竺可楨
竺可楨出任校長後，深知好教授是一所大學的靈魂。於是他四處尋覓名師，且任人唯賢，不帶成見。
在浙江省檔案館的文史資料裏，曾任浙大生物係教授的談家楨回憶說，教會學校出身的他，1936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想為發展祖國科學事業而奮鬥，希望能到一所國立大學去，紮紮實實搞一些科學教育和研究工作。但當時派係林立，壁壘森嚴，一個教會學校出身的大學生，想進國立大學任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竺可楨校長就因為胡剛複先生的推薦，給他寄來了聘書，聘他為浙大生物係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這樣高的職位和優厚的待遇，對一個年僅28歲的回國留學生來說，確實難得。
後來，滬江大學出身的塗長望教授和燕京大學來的譚其驤教授，也被竺可楨聘來浙大，並給以重用。可見，他在聘任教授方麵，特別敢衝破壁壘，任人唯賢。在省檔案館的民國檔案中，存有多份竺可楨當年聘任教授聘書，可見當初他對人才的渴求。
正因為他這份重用和厚待，許多浙大教授都特別尊重竺可楨，他交待的事，大家都一定辦到。曾任浙大數學係主任的蘇步青教授回憶說，當年竺可楨讓他當很難幹的訓導長，他是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至於補課代課，更是不在話下了。
蘇步青的日本妻子
在省檔案館館藏文史資料中，還有竺可楨如何真誠相待聘來的名教授、讓他們安心教學和科研的記錄。
蘇步青回憶說：“竺校長初來浙大時，我和陳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對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來，我想一定有幾位國民黨大官員的親戚如張默君、邵元衝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這時，他又帶了一大批東南大學的師生來浙大擔任院長、係主任和秘書等。因此，我認為他辦不好浙大。這個看法一直到抗戰開始後，就慢慢地改變了。”
抗戰開始，浙大開始西遷，竺校長自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運，管教學，還要奔走各方要經費。
“可是有一天，他對我說，‘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檢查盤問，多麽不便。我已經替你在浙江省省長朱家驊那裏要來一張他親筆寫的手令，規定沿途軍警不得檢查盤問’。可見他是多麽細心。”蘇步青說。
後來，學校遷到了遵義，竺可楨又勸蘇步青抓緊把家眷接出來。可當時蘇步青沒有錢，竺可楨一下子就批給他900塊大洋。這在當時絕對是一筆巨資。他把家眷遷來後，竺可楨方才放心。
梅光迪的撫恤金
1945年，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在貴陽因心髒病去世。浙大校長辦公室數次打報告給相關部門，竺可楨也多方奔走，幫其調查並寫證明來爭取這筆對其子女來說很重要的撫恤金。
在省檔案館藏國立浙江大學全宗檔案中，還存有竺可楨批複的公函，除了證明梅光迪從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起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都在浙江大學任職外，還特地幫他調查了在南京的任教經曆，也做了證明。大意說，梅光迪曾於民國九年至十三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及東南大學任西譯文學係主任，十三年起又曾代理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旋即出國至民國二十一年……
為了一位老師的撫恤金，來來回回打報告到撫恤金寄給家屬，折騰了幾個月，身為一校之長的竺可楨，可謂盡心盡力，對名教授的愛護可見一斑。
不僅對名教授如此，竺可楨對浙大所有員工都一樣關心。對有病無法工作者，愛護備至，病員工資仍如數照給。如數學係王福春教授、園藝係趙榮琛教師都患嚴重肺病，因當時無勞保製度，且在抗戰時期生活維艱，親友也無法長期幫助，竺可楨均準許他們照支原薪，安心靜養。
而為了浙大一名退休職員沈念慈的養老金問題，竺可楨也會專門向教育部呈文，為其爭取（這份呈文在浙江省檔案館國立浙江大學全宗檔案中可查到）。
當時浙大的許多著名教授都是被竺可楨這樣請來並留住的，比如王季梁、胡剛複、梅光迪、張其昀、束星北、張蔭麟、蘇步青、貝時璋……這些人大多性格獨特，氣度不同，卻都對竺可楨服服帖帖。
營救被捕學生
竺可楨除關心學生學業外，因其時政治鬥爭激烈，遇到學生要吃虧時，他竭力保護，使學生避免犧牲。在學校裏，不因學生派別不同就區別看待，特別保護學生的獨立思想。他請費鞏任訓導長，也是出於對學生的愛護。當時規定訓導長須國民黨員才有資格，費鞏非國民黨員而是進步人士，竺可楨冒大不韙，堅決請他擔任。
1947年10月，於子三同學被捕後，竺可楨竭力營救，不幸未成。到獄中見到已被殺害的於子三同學的遺體時，竺可楨當場昏暈過去。注射強心針後，才蘇醒過來。
為了救護學生，他多次勸說學生不去遊行。實在勸服不了，學生出事後他又想方設法利用各方關係保釋。在省檔案館所藏浙江大學全宗檔案中，有一份竺可楨為爭取學生利益而發的公函，是寫給地方法院檢察處：“本日本校學生召開全體大會商討於子三出殯事宜是否延期舉行時，突有遊民六七十人，手持紙旗棍棒衝入校內，猛毆學生，多人受傷。學生奮起抗拒。學生當場扭住遊民十人，相應送請貴處偵訊提起公訴……”
而在省檔案館館藏文史資料中，還有一位浙大的學生邵全聲的回憶令人感動。他曾在浙大就讀，跟竺可楨很少往來，隻是一名普通學生，畢業後先後在雲南、重慶教書。後來為營救費鞏教授，不幸被捕，關在很隱秘的地方。
竺可楨到處活動加以營救。1945年深秋，他還通過與有關當局洽商，拄著手杖趕到邵全聲被關押的地方探望。邵全聲回憶說：“竺校長來看望我，真是如見親人，心中十分激動。但限定的十分鍾很快就過去了，竺校長隻得離去。我凝望著他穿著棕灰色夾大衣，拿著手杖的背影，漸走漸遠，轉過圍牆，終於看不見他了。”不僅探望學生，竺可楨還屢次把營救邵全聲的經過情形寫信告訴其父親，讓其安心，前後竟然去了十幾封信。
想方設法保護四庫全書
老浙大的校舍條件比較差，因為竺可楨總想多節約點錢下來，多采購圖書設備，多想辦法買點好書。
1945年浙大教授李春芬未回國時，聽說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一批複本書要贈送外國的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我國一些大學和研究所已有人去征集。那時他還不算浙大的正式教師，因1944年竺可楨曾電約過他去浙大執教，於是他便以浙大教授的名義，向美國國會圖書館接洽。經同意後，代浙大收集了約1000多冊圖書，後來免費運到浙大。對此，竺可楨特別高興，特意為此寫信給他的曉峰老師，表達他的欣悅之意。
他對故鄉的文物圖書也特別重視保護。1938年底，因抗戰打響，浙圖已將圖書與其他善本運抵龍泉秘藏。竺可楨認為留浙欠妥，應西運貴陽保存。教育部采納了這個意見，由浙大派員會同浙圖人員運黔。
在貴陽市區還不放心，改運至山鄉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濕，每年須翻曬整理，管理員一人不可勝任，竺可楨主動每年夏季派中文係教授一二人協助曬書整理。
獨山戰起，浙大本身處危不動，竺可楨又讚同文瀾閣四庫全書遷運到重慶，並任閣書保管委員會委員。
當庫書尚未西遷時，這批笨重的線裝書（包括方誌及善本）初運至浙江富陽，須迅速轉運浙南。但當時船隻極少，浙圖又沒有自己的卡車，省教育廳雖有經費而不允撥款。幸賴竺可楨對浙圖的同情，對文物圖書之重視，慨然命浙大騰出自己的運輸卡車，多次為浙圖搶運閣書及其他書籍。
文瀾閣存書寄藏在貴陽時，貴州大學想借其中滇黔人之著作，一度想抽借至該校。戰後，四川公私方麵亦張言，東北收複，北有文淵，西南似應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圖書館館長蔣複璁私訪浙中父老，企圖打通政府，將文瀾閣四庫全書歸之於南京（詳見浙江檔案館藏《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張宗祥之《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紀實》一文）。浙江省參議會代表民意，力主留在浙江省。竺可楨與弟子陳訓慈一直代浙圖與各方聯係。論及此事時，竺可楨在信中義正辭嚴，充分顯示其對文物圖書的重視與愛護，以及對故鄉的那份深愛。
家鄉是個好地方
他常對外甥楊其泳說：“家鄉是個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魚米之鄉，山清水秀，河邊秋紅春綠的柏樹，自然風景很好，曆史上出現過許多英雄和有作為的人物。”
他於抗戰後也幾次歸來。解放以後，他擔任科學院副院長，還照顧幾個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有機會南歸，但也有兩三次回到東關鎮老家竺家台門來看看。
最後一次掃墓大約在1963年9月間，是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來浙江省視察時，順便到老家一轉。他那一次說：“中國科學已經落後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進國家生產和生活都早已經電氣化了，但我國還是用陳舊機器和人力生產。如果國家重視科學，培養大批專業人才，那用不著幾十年就會改變落後麵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
他還說:“東關在紹興縣屬是個大鎮，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發電廠，真可惜。我回去發信給縣裏，建議創辦一個發電廠。”
過了一年多，東關果然辦起了發電廠、碾米廠，給東關人民帶來很大方便。
確立“求是”校訓
因為愛浙江，竺可楨也特別崇拜浙江的名人王陽明。
1938年11月，竺可楨發表《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的專題演講，認為今日顛沛流離中，欲自覺覺人，應以先賢的嘉言懿行和豐功偉績，作為吾輩的矜式。因地思人，王陽明先生的行誼，最可作今日大學生的典範。他自浙江至貴州謫居兩年，所走路線與
浙大西遷路線相合。他治學躬行，堅貞負責和忠心報國的精神，尤其值得浙大學生來學習。他的“致良知”學說，也就是“求是”精神的注釋。
竺可楨引用王陽明“君子之學，豈有心乎同異，惟其是而已”一語，認為“無心同異，惟求其是”。這種博大不立門戶的精神，推至浙大曆史的淵承，深維治學的精義，是求是校訓的最好注釋，已融入了求真的精神。
在這位前輩的指引下，他提出了求是校訓。
具體時間是在1938年11月19日,竺可楨校長在廣西宜山主持召開校務會議上確定了“求是”為浙江大學校訓。竺校長在曆次演講中反複強調：“求是精神”就是一種“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須有嚴格的科學態度，“一是不盲從，不附和，隻問是非，不計利害；二是不武斷，不蠻橫；三是專心一致，實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學精神，但同時又是犧牲精神、奮鬥精神、革命精神”。
1989年1月，在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確定為國家教委綜合改革試點院校後，學校提出了“實事求是，嚴謹踏實，奮發進取，開拓創新”的口號，並將其概括為“求是創新”。
1997年學校百年校慶時，新建校大門的橫梁上端陽刻著“浙江大學”四個大字，而在橫梁的兩側下方，由十六塊大理石浮雕用變體文字書寫“求是創新”四字，用陰法雕刻分列兩邊。既體現出浙江大學的百年輝煌，又昭示浙江大學更加燦爛的未來，“求是創新”已成為新世紀浙江大學師生的行動指南。
一個人在地球上也和細菌差不多
這樣一個一心為公的人，個人生活也很讓人敬佩。
浙江省檔案館內藏有他1946年6月19日的一封信，這樣寫道：“中國紡織公司杭州辦事處執事先生台鑒：敝人自重慶來杭，因乘飛機不便多帶行李，故擬製棉被數條，特望準購洋白細布一匹，照公教人員特價讓購為荷。”
堂堂大學校長為製棉被還得專門打報告，這在今天絕對無法想象。可這就是竺可楨的為人處世態度。
任浙大校長後，浙大農學院有大量的農產品，如牛奶、牛油、雞鴨、蛋、西瓜、番茄、花木等，他從未揩油白拿，和一般顧客一樣付款購買。
在學校辦公費用開支上，他也很節約。他的一支自來水筆，用了三十幾年。開校務會議由學校備便飯，他不準供應老酒。陳建功先生有酒癮，每餐非喝酒不可。他也不批。陳先生隻好自己暗地裏叫工友去買一瓶，由他自己付錢。
浙大錄取新生，竺可楨女兒竺梅分數不理想，他沒有通融。省內當局曾托人為其親屬求情，他也回一句：“叫他來考好了。”
學校分給他好的洋房，他連連回絕，說就在辦公室樓上安排兩個房間就夠了。寒冬臘月，他的辦公室也從來不生火。因樓板單薄，樓上有人走動時，樓下也會搖曳。
他上下班從來都是步行，隻有到遠處公幹時才乘專用汽車。
在省檔案館館藏文史資料記載，浙江大學戲劇和德語教師張君川回憶說，竺校長有一次在藝專和潘天壽校長吃飯，因司機有事早回，潘校長問竺可楨能否坐他的三輪車回家，會不會太委屈了。
竺可楨說了一個比喻：天上的織女星座一顆星也比太陽大得多，太陽又比地球大得多，一個人在地球上也和細菌差不多。如果自以為不得了，那不太可笑了嗎？
一生積蓄隻能買幾擔米而已
浙大西遷中，他更是跟學生一起同甘苦。
中國金屬材料專家王啟東教授（當時浙大學生）在回憶中提到，當時教師在食堂裏，一塊木板打幾個樁，釘在地上就是凳子。吃飯是“蜻蜓點水”（蘸著鹽湯下飯），“逢六進一”（吃六口飯蘸一點黴豆腐）。燈是桐油燈，三根燈芯，一般隻點一根，看書點三根，教授和學生的鼻子都被熏得黑黑的。
西遷途中，竺可楨還承受了眾多不幸和悲痛。在江西泰和，夫人張俠魂、次子竺衡相繼病故。他匆匆料理好喪事，第三天又馬上回校工作了。
他本來有汽車，但每次防空警報拉響，他都沒有躲進汽車，而是跟師生一起躲防空洞，不讓自己有任何特殊。
1941年，浙大在遵義時，物價飛漲，幾乎一天三變，生活大受影響。竺可楨偶然在衣箱中翻出上海華安人壽保險公司的單據，已經滿期，取回兩千元，此時隻能買幾擔米而已。他說：“一生積蓄僅此而已，豈他人所能信哉。”
這樣一個愛老師和學生如己、愛學校如家、對自己和家人要求嚴苛至極的校長，至今為浙大人銘記。
如今，浙大學生走進校園第一件事就是要回答竺校長提出的兩個問題：“你到浙大來幹什麽？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麽樣的人？”
每年浙大新生入學的時候，學校會把這兩個問題印在大學錄取通知書上。每年畢業生離校的時候，學校又會把這兩個問題印在畢業紀念冊上。
看似簡單的兩個問題，把紛繁複雜的人生抉擇梳理得清清楚楚。這兩個問題相信將永遠提醒著浙大學生，影響著一代代浙大人，也提醒著大家記起這位可敬可愛的老校長。
竺可楨手跡
11月11日-1937年秋，竺可楨（中）在天目山禪源寺調查浙大搬遷校舍事宜
1937年12月 浙大師生從建德乘民船再次西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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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請本校退職員沈念慈愛養老金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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