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離家赴歐洲學習，由於疫情，再次歸來時，距上次離家，已一年半之久。父子間除了初次見麵及在迎接他的車上聊了一會外，真正聊天的時候並不多。他忙我也忙，吃飯有時也不在一塊兒。由於代溝和對於時政的觀點不同，很少有共同語言。見到後，至多是寒暄幾句。
昨日聊天，他提到，他正在給大學提意見，建議醫學院每門課至少前5分鍾，增加心理和社會因素對疾病影響的內容。他說，疾病發病的原因不單單與生物學因素，而且社會和心理因素密切相關。目前醫學院的授課內容僅僅涉及生物學因素。他認為不合理，應該改變。
他的一席話，使我非常震驚，也勾起了我塵封30多年的往事，一喜一悲。30多年前，自己在東北讀研究生。一次讀文獻，發現WHO建議，醫學模式應從單純生物醫學模式轉化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生物醫學模式是指建立在經典的西方醫學基礎之上尤其是細菌論基礎之上的醫學模式。由於其重視疾病的生物學因素，並用該理論來解釋、診斷、治療和預防疾病以及製定健康保健製度，故被稱為生物醫學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把人看作單純的生物或是一種生物機器。即隻注重人的生物學指標的測量，忽視病人的心理、行為和社會性，它認為任何疾病（包括精神病）都能用生物機製的紊亂來解釋，都可以在器官、組織和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態、結構和生物指標的特定變化。
無疑，生物醫學模式對現代醫學的發展和人類健康事業做出過巨大貢獻，特別是在針對急慢性傳染病和寄生蟲的防治方麵，使其發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臨床醫學方麵，借助細胞病理學手段對一些器質性疾病做出定性診斷，提高了治愈率。但這種模式也有很大缺陷和不足。比如高血壓、冠心病、腦血管病、甲亢、消化性潰瘍、哮喘等的發病原因，單純用生物醫學模式解釋，就非常勉強。上述這些疾病也稱多基因遺傳病。多基因遺傳病是遺傳信息通過兩對以上致病基因的累積效應所致的遺傳病，其遺傳效應較多地受環境因素的影響。與單基因遺傳病相比，多基因遺傳病不是隻由遺傳因素決定，而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共同起作用。
30多年前的我，看到上述資料，大喜過望，以為看到了醫學模式發展的新曙光。年輕氣盛的我，與現在的兒子一樣，很希望別人認同自己的觀點。為此組織了個小型研討會，廣發英雄帖；結果到場的隻有10幾個人，自己口沫橫飛地講完後，大家未置可否，看得出人們興趣不大。自此，看出短期內人們的觀點不會改變。於是橫下決心，淡出這個領域，投奔了比較熱鬧的腦血管疾病這個圈子。
看到30多年後，閱曆和知識結構完全不同的兒子，在這個問題上與自己當年的觀點驚人一致，大喜過望，有一種後繼有人的感覺；悲的是，這件事過了30多年，怎麽還是個問題，還需要多事之人去呼籲？我發現，兒子在某些問題上比我更固執，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向現實低頭；再加上有牛津人文方麵學習的經曆，可能比我更容易成功些。確實，他很容易就加入了大學一教授關於文學與醫學相關研究的課題組。
關於醫學模式的問題，父子倆痛痛快快地聊了半天，難得我們之間有了個共同話題。
老實地講，人及人類社會是個極其複雜的係統，試圖用單一因素去解釋
和解決問題都是不現實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經常看到一些報刊，宣傳破解了某某疾病，特別是癌症的密碼，找到了發病原因，好像找到了根治這些疾病的鑰匙，之後就沒了下文。疾病是複雜的，癌症如此，新冠肺炎也如此。
關於Covid-19的防控，以中美兩國為例，截止至2月17日，美國已確診28，387，105例、死亡500，180例；中國確診100，375例、死亡4822例。從這個數據看出，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盡管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資源及科技水平，這次新冠肺炎的防控是徹底失敗了。
至於這次歐美國家Covid-19的防控，為何失敗，有多種解釋，今天我僅從醫學模式的角度，來探討這一攸關億萬人民健康的世界頭等大事。西方國家具備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設備、醫療水平最高而且非常敬業的醫護人員、充足的準備時間，照理說完全不應該出現如此嚴重的後果。之所以出現疫情失控，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與西方國家政府失職，缺乏由下而上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行為密切相關。相比中國，經曆了短暫的驚慌和失控後，果斷封城、全民動員，疫情迅速得以控製。從心理學角度，經曆過SARS痛苦經曆的中國國民，對這次疫情非常重視，非常理解和配合政府的行為；而西方國家的國民，在疫情出現的初、中期，相當多的人對此不夠重視，防控和隔離措施不夠嚴格，尤其是年輕人。
單從生物醫學的角度看，中國和其它國家相比，當初在武漢，疫情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其它國家和地區；在治療措施上，並沒有什麽特效藥和獨家秘訣。之所以防控效果大相徑庭，就是社會行為和心理特征的截然不同。
從傳染性疾病，擴展到多基因遺傳疾病也是如此。人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物學個體，它是具備社會性、群體和個體心理特征的高等生物，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