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放在這裏好還是放在幾曾回首好，因為以論病為主，還是放在這兒吧。
1966年9月在全聚德吃烤鴨的情節非常可疑。當然不可能叫全聚德，而且高級飯館都隻能供應窩頭等工農兵食品，沒有人上菜，像食堂一樣要自己去端。雖然這種荒唐的事情持續時間不長，但九月正好在其中。
本文作者
李昕，祖籍四川鄰水，1952年生於北京。1969年從北大附中赴吉林省白城地區插隊。1976年中師畢業，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係。畢業後從事出版工作，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助理兼編輯室主任、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三聯書店總編輯。2014年退休。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我的吊詭人生
作者：李昕
和青年人聊天，我知道自己還沒到擺老資格的年齡。但談起一件事，我的口氣總是讓青年人吃驚。我說自己半個世紀前得過一場癌症。
半世紀前？那是20世紀的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
癌症，就是惡性腫瘤，幾十年來發病率一直在提升。最新統計，全球癌症發病率在10萬分之200到300之間，成了多發病和常見病，這可能和醫療手段進步、檢出率提高以及人口老齡化有關，當然也和環境因素變化有關。記得50年前，腫瘤專家告訴我，那時全球癌症發病率隻有10萬分之6！而我卻成為其中不幸的一員。
我的數學不好，不大懂得概率問題。隻能根據經驗判斷自己“觸黴頭”的運氣。近兩年知道北京小車搖號中簽率大約為1:800，大體相當於10萬分之125，算來這概率比起我患淋巴癌的概率還要高出約20倍，而我連續搖了5年在幾十次機會中都沒有中簽。由此說來，我罹患此病，大概隻有和中六合彩大獎的運氣相提並論了。
問題還在於長期生存的概率。惡性腫瘤是異常凶險的疾病，據《中國保險報》2015年統計，在中國，癌症病人5年存活率隻有30.9%。50年存活，基本是不可奢求的事情。試想半個世紀前，不幸進入了“10萬分之6”的人們，如今尚有幾人健在？
作者兒時和母親攝於清華“二校門”
01
1966年，我在北大附中讀初中一年。這年夏天，因為遭遇“文革”，學校停課，校園裏掌權的變成了一批主張“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我因為出身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在學校得不到參與“革命”的機會，於是索性當了“逍遙”派，回到家裏，整天以安裝半導體收音機消磨時間。
組裝半導體是我從小學三四年級就開始養成的業餘愛好。最初是裝礦石收音機，後來采用晶體管，從1管2管，到4管6管，最後一直做到8管超外差2波段，采用的是當時北京無線電廠生產的袖珍型品牌機“牡丹8402”的線路。我已經記不清1966年夏天自己在嚐試安裝哪一種型號的收音機，印象中可能是超外差6管中波機，線路頗有一些複雜。
作為初中生，我並不懂得多少理論，隻是按照書上的線路圖，將各種元件一一焊接而已。以前也都是這樣做，隻要線路接對了，一般不會有問題。但是這一次，全部安裝完成後，接通電池，打開開關，卻不響。反複檢查，也看不出毛病。身邊無人請教，於是想買本書來看看。那時書店裏有些指導安裝半導體收音機的書，蠻實用的。
我家住在清華園裏。清華的書店位於工字廳和古月堂之間，是一座花園洋房改建的。我騎上自行車，到靜齋門前的岔路口，準備向書店方向拐彎，忽然覺得自己左腋窩裏有什麽東西，把胳膊硌了一下。我伸手一摸，把自己嚇了一跳：那裏長起一個鼓包，有雞蛋大小，硬硬的。捏一捏，並不疼，所以我一直沒有發現它的存在；但是從這時開始，隻要左胳膊一動，便立即可以察覺腋下有個異物。
第二天，母親帶我去清華大學校醫院。我穿著短袖衫，醫生一眼便看到我左小臂上有一條柳葉形的傷疤。問我這是怎麽搞的？我說是焊接半導體時，被電烙鐵燙的。醫生又問，燙完以後是怎麽治療的？我說沒有治療，開始傷口滲出了一些黏黏的液體，後來這些液體自己幹了，就結疤了。醫生說，就是這個傷口感染，引起腋下淋巴結腫大，是典型的淋巴腺炎。於是給我開了不少消炎藥。
那時的清華大學校醫院隻能看些簡單的病，醫生給我開藥隻憑問診，居然連血象都沒有化驗。兩個星期以後，藥吃完了，病卻未見好轉。腋下那個鼓包依然故我，既未長大也未縮小。於是清華的醫生給我開了轉院單，讓我到北醫三院去診治。
北醫三院給我驗了血，白細胞和中性細胞都正常，說明沒有炎症。但是血沉有些快。醫生根據經驗，診斷為淋巴結核。其實引起血沉加快的疾病很多，其中包括淋巴結核，也包括各種腫瘤。可能是醫生看我的年齡隻有14歲，不願輕易往腫瘤上麵去想吧。
於是又吃雷米封，又打鏈黴素，折騰了一兩個月。母親性急，每天問我，好點沒有？我也每天摸一摸，腋下那個鼓包，一直沒有變化。母親覺得不能再拖，要找更好的醫院和醫生。說來，她在這方麵是頗有些辦法的。母親出身於醫學世家，她剛剛病故的父親、我的外祖父劉瑞華是北京協和醫院耳鼻喉科的開山祖師，她的伯父劉瑞恒作為中國現代外科醫學的奠基人之一，還曾經是協和醫院的首任華人院長，而她的弟弟、我的大舅劉國振，現在就在協和醫院泌尿外科，也是專家級的醫生。
母親讓大舅幫忙在醫院掛了號，便帶著我去了協和。一通化驗之後，醫生說，這些都不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做活檢。我問什麽是活檢？醫生笑著說，就是從你腋下的腫塊上取下一點細胞組織做化驗，在顯微鏡下看看它究竟是什麽東西，這樣檢查還能不準確嗎？
九月下旬，我在協和醫院動了手術。因為是做活檢，所以用的是局部麻醉，整個手術過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操刀的醫生是大舅請來的，他是後來擔任過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和鄧小平醫療保健組組長的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他和大舅是老友。手術時，大舅也親自在場，穿一件白大褂站在手術台旁。我則被蒙著臉躺在手術台上，眼睛什麽都看不見，但可以清晰地聽到手術器械咯吱咯吱作響，以及醫生和大舅的對話。刀口切開以後，隻聽吳醫生說，“就是這個，應該從這裏取樣。”這時大舅插話說，“幹脆把它整個拿出來吧。”吳醫生說，“那好，就整個切下來。”
一個多小時以後，手術結束。我從手術台上坐起來，看到吳蔚然醫生手裏拿著一個玻璃瓶子，瓶裏有一個淡紅色的肉球，雞蛋大小，四周長著很多茸茸的長毛，像是一條條的血絲。他把玻璃瓶在我眼前晃了晃，微笑著說，“看到了吧？這是你的，等著病理檢查結果吧。”
一個星期以後，我去協和醫院，拆線並領取病理報告。父母與我同往，但我跑得快，一路走在前麵。等我進入診室看到醫生的時候，已經把父母落在後麵老遠。我問醫生，我的活檢結果出來了嗎？醫生並不回答，隻問我，你爸爸、媽媽來了嗎？等我父母進了屋，醫生又對我說，你先到外麵去等一會。這時我才預感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妙。
十幾分鍾後，父母從診室出來。我問，我得的究竟是什麽病？母親騙我說，就是一般的淋巴結腫大，沒什麽。我不信，一再追問，他們隻是閃爍其詞。正好那幾天我剛過14歲生日，父親便說，你過生日，我請你吃烤鴨。硬拉著我來到協和醫院西門前的全聚德烤鴨店。
三人坐定，烤鴨端上來，父親一個勁兒往我碗裏夾。我就是不動筷，說，你們如果不講實話，今天的飯我就不吃了。父親無奈，看了看母親，說，咱們還是告訴他吧。現在不說，做放療時也得說。聽說還要做放療，我心裏似乎意識到什麽，一下明白了許多。
父親壓低聲音，盡量用平靜的語氣告訴我，切片化驗證明，我患的是淋巴母細胞瘤，屬於惡性腫瘤。過去清華校醫院和北醫三院的診斷，都是誤診。這個病不好治，但是醫生說，放療會有很好的效果。
頓時，我心頭一緊，空氣似乎凝固，時間也好像停止了。過了好一會，我才問，不是已經切除了嗎，為什麽還要做放療？
父親說，吳蔚然醫生切開刀口時看到，我腋下的腫塊除了一個大的以外，還有兩個小的。因為我做的手術隻是“活檢”，事前不知道是長了腫瘤，所以不是做“腫瘤清掃術”。吳醫生應大舅的要求，順手把最大的腫瘤切下來，已經是給我們很大的人情了。其實，即使他把另外兩個小的腫瘤也清掃了，因為淋巴係統的腫瘤極易轉移，手術之後也仍然需要做放療。
下麵的問題就是放療在哪裏做？診斷在協和，治療也在協和，順理成章。
作者在清華勝因園34號舊宅前，1970年
02
1966年10月中旬，父母為我聯係好了協和醫院放射科，準備開始用X射線對腫瘤進行深度照射治療。那裏看病的人不多，治療幾乎不需等待。我去的第一天，登記姓名後就被直接請上了一台乳白色的大機器，那機器下麵是一張床，護士讓我躺在上麵，隻見頭頂上有一隻巨大的臂膀帶著X光放射鏡頭上下左右轉動，最後一直伸展到我的胸前。這時，一位麵容清秀、語氣和藹的中年女醫生出現了，她一邊將放射鏡頭固定在我的腋下，一邊和我聊天。
“你家住清華嗎？”她問。
“是呀。”我答。
“你知道謝XX嗎？”
“當然知道，清華園裏有名的老教授呀。”
“他現在怎麽樣？”
她這一問，可把話題勾引起來了。因為此時清華園裏紅衛兵正在造反。批鬥、遊街、抄家和勞改是校領導和老教授們幾乎都經曆過的。謝XX教授就住在我家前院，不久前剛剛被抄家。
我說：“他前些天被抄家了。那天我們都去看，大院子圍滿了人。我們看見屋裏的櫃子、沙發、桌椅都被搬到屋外，書也被一堆堆扔到院子裏，紅衛兵說是要找手槍和發報機，不知找到沒有，但是肯定找到了蔣介石的大照片，藏在一本大畫冊裏麵。大家說他反動透頂！”
在今天看來，從民國版的圖書中找出幾張蔣介石的照片，該是正常之極的事。但是在“文革”中，誰家“私藏”了蔣介石像，那可是反革命的證據，就像說地主偷偷留著地契渴望變天一樣。女醫生聽我這樣一說，笑盈盈的臉頓時陰沉下來。她默默給我做治療，從此沒有再說話。
當天晚上，母親問我治療的情況，我講到這位女醫生。母親和謝XX教授一家很熟，她大驚失色，說：“你怎麽能和她說這些？她是謝XX的兒媳婦呀！”
特朗普的大戲來了。。。
於是母親內心糾結了。她害怕我一番話把女醫生得罪了。怕女醫生把我也當成造反的紅衛兵，不給我好好治療。
我的放射治療，按醫院要求，開始後就要連續做，每周五次。可是母親因為心裏犯嘀咕，第二天她便不讓我再去協和。幾天以後，她帶我去了日壇醫院（今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這是當時中國最權威的腫瘤專科醫院。
我帶著協和的診斷報告，轉到日壇醫院去做放療。接診的醫生叫秦德興，四十歲左右，是醫院的青年骨幹（他後來成為國內著名的腫瘤專家，擔任過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副院長）。從這時起，一連七八年，他都是我的主治醫生。
我的病，雖然是協和做的權威病理診斷，秦醫生仍然不肯輕信。他要對此進行複核。記得曾經有一天他帶著我從建國門外的日壇醫院向西走，穿過一條條狹窄的街道和胡同，一直走到位於東單的協和醫院，取回我的病理切片，為的是再次為我確診。
我母親還有一個堂兄，名叫劉國聰，當時是北京朝陽醫院的病理科主任，也是一位老專家。他聽說我年僅14歲便患了癌症，頗有些不敢相信，說會不會張冠李戴了？他也要“眼見為實”。於是他也找到協和醫院病理科，親自調走我的病理切片研究一番，最後得到確認：“人家沒有弄錯。”
三家大醫院做出一致結論，我的病是板上釘釘了。但我那時好像沒有考慮過死亡的問題。當然是不懂，對此病的嚴重性和預後情況基本無知。然而懂了也沒有太當回事。記得有一天我到鄰居家裏去玩，看到人家書架上有一套精裝圖書，每一本都厚厚的，是《蘇聯大百科全書》。我隨手抽出《醫學卷》，找到“淋巴母細胞瘤”詞條。雲裏霧裏地看過整條解釋之後，我注意到最後有一句話，“一般生存時限為4至6年”。
讀後居然有幾分興奮，指著書對鄰家叔叔說，“書裏講的，這種瘤子在體內隻能存活4至6年，然後病就會好。”那叔叔說話倒也爽直，他看了看書，便對我說，“你看懂了嗎？這是說你隻能活4到6年！”我大吃一驚，此後幾天茶飯無心。然而幾天後就把此事忘記了，該幹什麽還是照樣幹。那時清華園的孩子聚在一起，練打拳，學摔跤，我也跟著，有時還和別人打架呢。
秦醫生確定的治療程序也是每周五次進行X光深部照射，每個療程3個月，但是他告訴我，至少要連續做3個療程，9個月。不能住院，要每天往返。問題是路遠，交通不便。我家住的清華園位於北京西北角，而日壇醫院在北京東南角，每天要換乘三四次公交車，斜穿整個北京城。
那時正是紅衛兵大串聯高峰，公交車一律不要錢，外地串聯學生喊著叫著狂擁亂擠。他們是來北京等候毛主席接見的，一個個都那麽興奮而激動。我每天便默默地加入這樣的人流，做的卻是和大家完全不同的事，內心的沮喪和淒楚，不言自明。
此時，我知道自己中學的同學們也都紛紛到外地串聯去了，他們戴著紅袖章，坐上火車到全國各地點燃“革命”之火，有的上了井岡山，有的去朝拜革命聖地延安，還有的打著紅旗背上背包重走長征路。一個個都好不神氣，令我羨慕不已，心向往之。
還是既來之則安之吧，那時父母反複用這句話安慰我。有病就要安心治療。畢竟，他們可以為我創造相當優越的醫療條件，最好的醫院和最好的醫生都能找到。日壇醫院確實比協和醫院在治療腫瘤方麵更加專業，治療方案也更為周詳。秦醫生對我做了全身檢查，發現我身上多個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淋巴結腫大。考慮到淋巴癌容易擴散，為了保險起見，決定在我的雙側腋下和雙側頜骨下（連同耳後）4個部位同時做X光深部照射。
四管齊下，治療和防擴散的效果可能更顯著，然而對身體損傷也更大。盡管每次放療時間很短，隻一兩分鍾，不痛不癢，但是如果連續治療一周，它就會殺死血液裏一半以上的白細胞；如果堅持做一個療程，它就會把皮膚都烤得烏黑焦糊。腋下皮膚糊了沒人看見，但我左右兩側頜骨後麵被留下兩個名片大小的褐色方框，多年以後才漸漸褪去，那是很顯眼的，常被人盯著看。
同時，體內的器官也跟著受損。此後幾十年我每次患感冒看病，醫生檢查我的喉嚨，便會問我，你的扁桃腺切除了吧？我為了避免解釋，便點頭稱是。其實，我從未動過這樣的手術，我的扁桃腺，是活活被放療殺死的。這也可以算是放療的副作用之一。
癌症患者的心情，是影響康複的重要因素。放療本身沒有帶給我什麽痛苦，我接受治療的過程，心情平靜，波瀾不起。但是，腫瘤的治療環境卻讓我無法適應。
首先是醫生為我畫的治療標記令我難堪。為了在每一次放療中將X光放射機鏡頭對準治療部位，醫生需要用紫紅色的油墨在該部位畫上一個方框。那油墨是不怕水洗的，一旦畫上，經久不褪。
對我來說，畫在腋下倒是無妨，但是畫在頜骨後麵，等於直接畫在臉上，影響美觀不說，而且它是人人可識別的癌症病人標記，就像古代犯人臉上被刺字一樣。這是我很難正視的，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不敢照鏡子，最怕被人問起此事。幸好很快到了冬天，在室外，我可以戴上羊剪絨的帽子，把護耳放下來，將脖子以上的部位蓋住，但是回到屋裏，帽子一摘，還是無法遮醜，這令我幾乎生出做賊後擔心被人捉住的感覺。
其次，是日壇醫院的就診環境不佳。雖然那裏的醫療設備都很先進，但是由於醫院狹小擁擠，而危重患者多，成天病床擔架出出進進，病人的呻吟聲，家屬的喊叫聲連成一片，就是那些默坐候診的患者，也大多麵容枯槁憔悴，有些臉上還畫著紅框。我每見此情此景，便覺心口發堵，不禁把臉別向一邊。
更令我心情壓抑和苦悶的事發生在家裏。
清華園是“文革”的重災區，群眾運動搞得異常激烈。我父親作為外語係教授，原本在1957年挨過整，此時又被作為“漏網右派”，在運動剛開始時就被公開點名。隨後又接連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蘇聯特務”、“間諜”等大帽子。1966年8月以後，我家連續被抄家兩次，屋裏的白牆上貼滿大字報。父親則多次被揪鬥，在批判會上認罪。
這一切，使我的家庭氣氛變得很糟。那時我的兩個姐姐都不在家，隻有我一人麵對成天唉聲歎氣的父母，麵對牆上那些“打倒”我父親的大字標語。雖然，我並不相信父親是壞人、有罪，但是在這樣的家庭裏出出入入，我不由自主地受到牽連，被人當做“資產階級狗崽子”和“黑五類子弟”，處處遭人白眼受人歧視不說，甚至清華園裏我的小學同學知道我父親挨整，也戴上“紅衛兵”袖章，跑來我家門前喊口號，揚言要抄我的家，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
幸好，我是在北大附中上學，那裏的同學並不了解清華園發生的一切。我在自己的學校裏，心情相對輕鬆。運動之初，一批以幹部子弟為首的老紅衛兵把持權力，打擊排斥“黑五類”子弟，不讓我們參與“革命”，我因此而回到家中，但是幾個月過去，有同學跑到家裏來告訴我，說現在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學校又成立了其他紅衛兵組織，比如“井岡山兵團”等等，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也可以參加了，他自己就是“狗崽子”，現在居然擔任了“井岡山”紅衛兵的小頭頭，每天領著同學們寫大批判稿，組織各種形式的鬥爭會、批判會、辯論會。他的話讓我感到興奮和激動，為我帶來無限憧憬，於是我開始向往返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今天的人們可能難以理解，那時的我們是怎樣地熱衷於“革命”。
在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人的價值是以政治身份顯示的。“革命”是一個關鍵性標簽。如果沒有這個標簽，人的存在簡直都沒有了意義，因為我們從小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圍繞著這一點：要聽毛主席的話，做革命人。但“革命”是要用每個人的言論和行動來證明的，它意味著必須親身參與並在其中顯示自己的堅定立場。在那時的我看來，當一場遍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來臨之時，自己偏居一隅，做一個旁觀者，無論以什麽理由解釋，都是不可接受的。道理很清楚：在激情燃燒的革命運動中，誰能不熱血沸騰，難道他是冷血動物嗎？
到革命洪流中去，是時代的呼喚，也是我們這些一心要革命的青年的心聲。
這時是1967年的3月，我放療的第二個療程進行到一半。按醫生的要求，至少要完成三個療程，還需要四五個月時間，而後觀察療效，決定是否再開更多的療程。可是我等不及了。我心急如焚。我要盡快回到學校。當然，我知道，自己的病沒有痊愈，突然中斷治療，是在拿生命冒險。也許，這一下就決定了我的命運，是個生死選擇。但我不願意多想這些。因為到學校去參加革命運動，這實在太有誘惑力了。在“革命”的感召麵前，誰顧得了那麽多？
此時我家住在清華西院，家門前有一棵百年樹齡的大楊樹，“文革”期間，清華造反派掛在樹上的高音喇叭，成天對著我們吵吵嚷嚷，講完話就唱歌，沒完沒了。有一派紅衛兵組織創作的“紅衛兵戰歌”，更是一天不知要播出多少遍，它的歌詞用的是林彪語錄，內容是這樣的：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這個戰場上！
這首歌男女聲齊唱，很有些悲壯意味。特別是“完蛋就完蛋”一句唱完以後，還要齊聲高喊“完蛋就完蛋”！歌詞以不惜玉碎的一種絕決示人，令人印象深刻，故而被戲稱為“完蛋歌”。
我當時反複聽這支歌，不知不覺受它的感染和鼓舞。心裏也想，要革命，還怕完蛋嗎？完蛋就完蛋！想到這裏，便覺熱血沸騰，胸中升起一種浩然之氣，自己忽然間變成了視死如歸的勇士。
於是我把日壇醫院的病曆本扔在一邊，瞞著家人，偷偷回學校參加“文革”去了。
作者在公社的拖拉機上，1971年
03
1967年“五一勞動節”，一家人都放假在家。母親讓我把衣服換換，她給我洗。
過了一會兒，母親手裏拿著一個信封走到我跟前，厲言正色地問：“你老實告訴我，這些天你沒去醫院，跑哪裏去了？”
我知道事情露餡了。原來，前兩天我接到日壇醫院隨診組的一封信，詢問我一個多月未去醫院做放療，是怎麽回事？我把這封信順手揣在褲兜裏麵，母親在洗衣服時看到了。
我隻得講出實情。
母親大發雷霆，對我咆哮：“你不要命了嗎？你知不知道這是要死人的事！”我無言以對。
假期結束，母親決定親自押送我回醫院就醫。雖然不情不願，但是母命終不可違。記得我曾掙紮地表示不想再去醫院，氣得母親真的動手揪我的耳朵。於是我隻能低頭跟著她走。
偏巧前幾天，母親也收到一封信，是上海的二舅寄來的。二舅劉國捷是上海華東醫院的外科專家，他與北京日壇醫院的腫瘤專家關曾文是好友。來信是想請關醫生照顧我。於是母親拿著這封信，帶我直接去見關醫生。
關醫生很認真，立即找來秦德興醫生和孫燕醫生一起為我會診。孫燕在腫瘤學科上的造詣極深，後來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當時已經是日壇醫院的頭牌專家、學術權威。三位醫生研究後對母親和我說，我的病的主要危險在於腫瘤複發和擴散。前一階段四個多月的治療，療效還不能確定，尚需觀察。目前左腋下尚存的兩個小腫瘤，直徑都在1cm左右。如果不長大，應該不會引起什麽麻煩。但是它們一旦長大，就屬於複發，需要立即治療，防止癌細胞沿著淋巴係統全身擴散。所以他們要我經常在腋下摸摸，檢查腫塊的大小有無改變。而且，也需要經常回日壇醫院複查，最好每半年一次。
至於被我擅自停止的放療，他們說可以暫不恢複，觀察後再決定。我聽了欣喜若狂，感到自己被解放了，仍然可以回學校“繼續革命”。
但是幾位醫生反複叮囑我，還是要靜養，不能勞累，這種病極易複發，複發時一旦癌細胞擴散，便很難治療。秦醫生還舉出一個例子，講的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年人，患上與我相同的病，經他的手治療效果不錯，病情得到控製，但是病人自己不注意，跟著紅衛兵一起到外地“大串聯”一個多月，因為過度勞累，引起全身性複發，再來日壇醫院時，兩隻耳朵後麵鼓起大包，整個頭部都變形了。現在剛過幾個月，此人已經不在人世。
我當時隻覺得秦醫生是危言聳聽。我的心思早已飛回了學校。
臨走時，秦醫生給我開了一張蓋有公章的醫院證明，上麵寫著：“因此病治療後易複發，請予該學生五年免體免勞。”
此後，我名正言順地回到學校參加“文革”運動，不必再瞞著父母了。幾天後發現因為學校停課搞運動，同學中不少住校生已經長期不露麵了。宿舍樓裏有大量空床，有的熱心於政治運動的走讀生擅自住了進去。反正現在整個學校處在無人管理狀態，住宿也不要錢。我一直是走讀生，此時見此景也動了心，索性搬著鋪蓋卷到學校住宿，和紅衛兵的同學們同吃同住同“革命”，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這使我心情變得非常好。不僅因為脫離了父母的管束，精神比較放鬆，而且還因為遠離了令我鬱悶的家庭。前麵已經說過，與父母在一起，我是另有一番苦衷的。
“文革”進入派性鬥爭階段，父親在清華挨整更厲害。兩派輪流批鬥校領導，父親每每被拉去陪鬥，戴高帽、彎腰低頭“坐飛機”，每次幾個小時，被折騰得筋疲力盡。父親此時已經患有高血壓、冠心病，擔心身體抗不住，萬一摔倒，必遭紅衛兵暴打不說，還很可能引發腦梗、心梗。所以父親每天回家，都會麵對牆壁屈俯身體站立一兩個小時，以此鍛煉挨鬥的適應能力。
那時我家麵積已經很小，過去住的清華勝因院別墅型大房子在紅衛兵“勒令”之下一讓再讓，最後全家徹底遷出，搬到西院兩間加起來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東廂房。這房子，四口人住十分擁擠，除了床鋪以外，擺不下什麽家具，隻在屋子當中架一隻煤餅爐子供做飯用，牆邊有飯桌、幾把椅子和幾隻箱子。父親這個大學教授，連自己的書桌和書櫃都扔掉了。
此時，看到父親在這樣狹小的空間裏自我練習“坐飛機”，我內心的苦痛難以言說。作為知識分子子弟，我性格中自幼形成的清高和矜持，以及我前段通過在學校參加革命運動所獲得的自尊和自信，在這樣的境況麵前立即全部化為烏有。更要命的是，那些日子，清華園裏自殺成風。很多教師不堪忍受造反派紅衛兵的迫害，上吊的，吃安眠藥的，投河的接連不斷。
清華有遊泳池，還有朱自清寫過《荷塘月色》的荷花池，都離我家很近，距離不過300米。此時這些地方成了自沉者的理想之地，沉落過不少冤魂。而我和母親每每聽到某某人沉湖自殺的消息，心驚肉跳之時，看到父親挨整過後那張陰鬱蒼白的臉，便不禁生出萬分的擔心：真害怕他走那條路呀！
這樣的環境令我窒息，我的精神幾乎要崩潰。住到學校裏去，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去參加“文革”運動，是去“革命”，而在我內心深處的潛在理由，是要逃出這個不光彩的家，遠離這個令我難堪的清華園，躲開這個倒黴的父親！因為一旦回到學校，我便可以放下沉重的家庭包袱，內心的一切糾結和困擾都不複存在，立刻變得神清氣爽，找回自己作為一個“革命人”的全部感覺。
時間過得很快。就這樣，我在學校宿舍裏住了將近兩年，交了一大批紅衛兵朋友。1968年底，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的朋友們大多下鄉插隊了。我本人也麵臨選擇，是留在北京當工人還是去農村做知青？母親讓我把醫院開具的“五年免體免勞”證明給校革委會的領導看。那領導說，你這樣的身體條件，要想留在北京進工廠根本不可能，因為體檢你就通不過。去農村插隊不需要體檢，你能去嗎？按理說，讓你“免體免勞”，你就什麽事情都不能幹，隻能在家呆著。
讓我在家呆著？我是追求革命的青年呀，怎能做遊手好閑之徒？於是我和負責學生分配的老師好一頓蘑菇。
終於有一個老師動了慈悲心，說他可以試試，爭取在北京給我安排個適合的工作。幾天以後，那位老師通知我說，已經聯係好了，讓我去頤和園，當園丁。
如此順利就把事情辦妥，這是因為，當時我們北大附中和頤和園有合作關係。“文革”前夕，學校已在進行教育改革，這包括“開門辦學”，學生參加“支工”、“支農”勞動等等。我在北大附中讀書一年，曾兩次到頤和園勞動，每次兩周，去了就是當園丁，做清潔工。整天左手提著一個長把手的洋鐵簸箕，右手拿著一把掃帚，在樓台亭榭、假山假石中間轉來轉去做清掃。這工作，有個專業術語，叫做“剃山石”。因為在園裏路跑得多，我對頤和園說得上是熟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一樓一寓，一草一木都能叫出名字。記得我“開門辦學”勞動回來以後，曾對母親吹牛說：“頤和園裏，除了女廁所，我都去過了。”
但現在麵臨的選擇不同。讓我一輩子去“剃山石”，我不情願。主要還不是看不起清潔工，首先是因為去那裏工作，連一個伴兒都沒有，注定太孤獨。我最要好的幾個朋友都下鄉了。他們是為了在“廣闊天地”，可以“大有作為”。其次，我也一向覺得，革命青年一定要有理想，有抱負，有雄心，有追求，這樣才能施展才華、“幹一番事業”。
如果在頤和園裏靜悄悄地“養起來”，能幹什麽大事？豈不成了“關在籠中的金絲雀”？這在那個革命的時代，是受人鄙夷的。因為革命事業總是轟轟烈烈的嘛！再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假如留在北京頤和園工作，我就又要每天回家住宿，又要經常麵對被打成階級敵人的父親，難道我還要重溫做“狗崽子”的感覺嗎？
回答當然是明確的。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下鄉，到吉林省白城地區去插隊。這事我不敢和家裏商量，因為我預料他們絕對不會同意。我隻能在既成事實之後，再向他們宣布我的決定！
我並不是沒有考慮過自己疾病的風險，但在這時必須豁出去，為了心目中的“革命”事業，拚了。我也想到過父母，他們都已漸入老年，且患有多種疾病，根據當時國家製定的“身邊可以留一個子女”的政策，我在兩個姐姐都已離開北京的情況下，即使不出具醫院證明，也是可以留下照顧父母的。他們也確有這種需要。然而，我的叛逆之心此時占了上風，更多想到的是自己不願再受父親的拖累。在這一刻，我做了絕情的決定。
我知道家裏的戶口本在一個沒有上鎖的小抽屜裏。我將它偷偷拿出來，獨自到五道口派出所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幾分鍾工夫，一個紅色印章蓋上，我的北京戶口就變成了吉林省的農村戶口。
晚上回到家，我拿著剛開具的戶口證明，告訴父母自己要去插隊了。
母親大吃一驚，她瞪大眼睛問我：
“你怎麽連招呼都不打，就自己把戶口轉走了？你知道你的病會讓你死在那裏嗎？”
母親憤怒了，她揚起手要揍我，但是她隨即便痛哭起來，哭聲很響，很淒慘，很悲涼。我從小到大，從沒有見母親這樣哭過，那是一種哀嚎。邊哭還邊自責，連說：“我怎麽忘記把戶口本藏起來呀！”
此情此景，幾十年來一直牢固地烙在我的腦海裏。一旦浮現出來，就讓我深感心痛。我內疚，覺得自己當初少不更事，完全不了解母親的愛子之心。我的魯莽和草率，我的反叛和自以為是，讓母親心碎了！
後來我也常常反思，自己做這樣的決定是不是個錯誤？由於這個決定和我吊詭的癌症經曆攪在一起，使我無法做出理智判斷。但從情感上，我很慚愧，無法原諒自己當初的自私和對父母的絕情，置他們的老弱之身於不顧，孤身一人逃亡到千裏之外的東北農村。
此時父母應該也很糾結。特別是父親，對我執意離家出走，他一定懂得我的心思。但他被扣著一堆政治帽子受審查，也不便阻攔兒子要求“革命”，隻能無奈地接受現實。臨行前，父母特意帶我去了趟王府井百貨大樓。母親提議為我買長毛的羊皮大衣，父親趕快提議為我買長筒羊毛靴。他們大概認為，自己力所能及的，隻是讓我在東北的冰天雪地裏穿暖一些，其他的都管不了啦。
1969年4月，我與北大附中的30名同學一起，來到吉林省白城地區洮安縣農村。今天的人們未必能理解，我們當初都是把這當作一項革命事業來參與的，可謂豪情滿懷，壯誌淩雲。雖然，毛主席說要我們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我們記得，毛主席也說過，“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就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他認為我們在農村可以“大有作為”，這就意味著要靠我們來改造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以我們下鄉，是懷著強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一種“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的勁頭，一心要“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因而幹起活來總是拚盡全力，衝鋒在前，無論多髒多累，都爭先恐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當時的口頭禪。
剛下鄉時，我寫信向母親報告情況，講到自己在農村如何“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一下就把母親講毛了。我的淋巴癌本來就沒有痊愈，母親害怕如此的高強度勞動引起腫瘤爆發，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於是她便給我下鄉的公社、大隊領導寫信，要求人家對我加以照顧。
但是，在生產隊幹農活、掙工分，也有一定之規。你拿成人的工分（10分），如果淨幹輕活兒，那對其他社員不公平。所以生產隊長知道我的病情以後，就對我說，“沒有那麽多輕活給你派。你身體不好，少幹兩天就是了，幹一天休息一天，少掙幾個工分得了。”可我生性好強，不是為了工分，而是不願被人輕視、被人譏笑，當作東北人所謂“病秧子”、“街溜子”，所以累了也不休息，一直在苦苦堅持。
在農村五年半，莊稼院裏的農活，簡直是沒有什麽沒碰過。播種施肥，鏟地割地，垛牆蓋房，脫坯壘炕，刨糞積肥，放牧看青，割草摟柴，打穀揚場，修渠打井，跟車送糧，可謂十八般武藝都學過幹過。
最考體力的是給公社糧庫送公糧，要扛著180斤的糧食麻包踏上一尺來寬的狹長跳板，一路顫顫巍巍地走到兩三層樓高的糧垛前，扯開麻包的一角，身子一斜，肩膀一抖，將糧食刷地一下倒入糧垛中。我記得自己在跳板上兩腿曾經不由自主地顫抖，幾次因重心不穩險些跌落。然而硬挺著過來了，還很有幾分成就感。
在農村，精神自由，空氣新鮮，心情大好。每天享受著明媚的陽光，欣賞著藍天白雲，青山綠水，與老鄉們一同在田地裏勞作，邊聊天邊嬉戲，時間久了，便讓我把自己患病的事丟在腦後。該怎麽幹活，怎麽生活，一切都和健康人沒有區別。
隻有母親來信，還在時時提醒我、告誡我：要注意，要小心，別太累，別拚命。我基本是當做耳旁風。除此之外，還有日壇醫院的隨診組，他們也是不斷勾起我這一段傷心曆史記憶的人，我曾對他們極其厭煩，但是他們的責任心確實令我感動和敬佩。自從我1967年5月離開醫院以後，他們堅持每年兩次給我寫信，詢問我的病情發展，並寄來專用體檢表，讓我在當地醫院複查時填寫，然後再給他們寄回。
這項工作，他們至少堅持了20年，我不搭理他們，他們依舊如影隨形地跟蹤著我；我每走到一處，他們就跟到一處，想甩都甩不掉，也不知他們是怎樣得到我的聯係方法。直到1980年代後期，我早已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多年以後，我反複告訴他們我的病已痊愈，要求他們停止隨訪，他們才不再來信。
當然那些年，我一旦回到家裏，母親定會督促我去日壇醫院複查。因為下鄉在東北，冬天寒冷，沒有農活幹，農民們都在“貓冬”，我們這些知青自然就會回北京。所以我年年冬天都會去醫院找秦德興醫生。去了也不用掛號，秦醫生在哪裏，我就找到哪裏。有時在診室，有時在病房，有時在實驗室，隻要看見我，他便就地給我檢查。
一直到1974年，這時距我淋巴癌發病已有8年，秦醫生在給我做了一次全麵體檢之後，對我說，“你以後不用再來了。你的病已經完全好了。”他又摸了摸我左腋下的兩個小小的腫塊，說，“我相信這裏的癌細胞已經死光了”。
真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果。惡性腫瘤在我逃避治療之後竟然痊愈了。
作者在知青集體戶門前喂豬，1972年
04
五十年過去了。今天，我把自己的癌症故事講給年輕人聽，他們會覺得難以置信，匪夷所思。
有病不治還去下鄉，是不怕死嗎？
我沒有那麽高的思想境界。其實不是不怕死，而是沒有想到死。
盡管母親總有不祥的感覺，時時提醒我是身患重病的人，必須處處當心。但是因為它並沒有引起我的全身性症狀，不痛不癢不發燒，我自己沒當回事，隻以為母親是危言聳聽，嚇唬人。
直到不久前，出於好奇心，我查閱了一些醫學論文和研究資料，才發現，當年我患的“淋巴母細胞淋巴瘤”，竟然是一種惡性程度很高的腫瘤，在諸多類型的淋巴癌中是最為凶險的，患者死亡率也最高。
例如《新疆醫科大學學報》2014年第7期，有文章對28例兒童及青少年淋巴母細胞淋巴瘤做了臨床治療及預後分析，作者跟蹤兩年的結果是，28人中存活13人，死亡15人，占54%，死亡原因是疾病進展和複發。至於兩年之後，5年和10年的死亡數字，作者未做統計，但已可想而知。
再如《白血病·淋巴瘤》雜誌2012年第11期，一篇論文談到有醫生對105例淋巴母細胞淋巴瘤患者進行跟蹤隨訪，發現患者普遍發病快，死亡也快，中位生存期僅為36個月，一、二及三年生存率分別為66.67％、48.81％以及20.69％。
又如《中國癌症》雜誌2003年第2期，有文章講到醫生對36例淋巴母細胞淋巴瘤患者跟蹤隨訪12年後，已有30人死亡，生存率僅為16.6%。
這大體可以代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現代醫學對這種癌症的治療水平。相信在我國半個世紀前的醫療和診治條件下，此病患者的死亡率要更高些。這不能不令我觸目驚心。想到自己當初的冒險行為，不禁有些後怕。
當然，這些論文在談到此病“預後較差”的同時，也說它對放療、化療較敏感，一些病人能得到“緩解”甚至“完全緩解”，但它又“極易複發”，還有相當高比例的病人“合並白血病”。同時，青少年患者的預後比成年患者要好，有少數患者可以痊愈。
看來，我就是那少數的幸運者之一。但是，為什麽幸運之神會關照我呢？
回顧這段死裏逃生的經曆，我試圖找出其中的邏輯關係。
我之所以會罹患此病，當時醫生是說不清的，隻以“病因不明”四字回答。但是現在的醫學科學研究，認為細菌和病毒感染都有可能引發淋巴係統的腫瘤。我在1966年6月左小臂被電烙鐵燙傷導致感染，這很可能是我左腋下生出腫瘤的誘因。
如果是這樣，那麽我的治療還算及時。雖然最初也經曆誤診，但是協和醫院在3個月後以病理化驗為我確診，使我立即轉入了對症治療（放療）。也要特別感謝吳蔚然醫生和我的大舅，他們在活檢手術中臨時決定切除腫瘤，去除了我體內最大的隱患。如果當初隻是活檢，那麽以後的治療就會複雜得多，結果也就難以預料。
記得事後我大舅說，他作為協和醫院的醫生一向是反對給病人做活檢的。已經開了刀，見到腫物不切除，隻是取出一點細胞組織去化驗，這種方法風險很高。因為如果腫物是壞東西，你用活檢刺激它一下，可能導致它爆發性增長，或者擴散。所以他才堅決要求吳醫生為我將腫物切除。
接下來的放療是針對左腋下未被切除的兩個較小腫瘤和其他部位可能存在的腫瘤。3個療程我做了一半，中途逃跑，現在看來，也未必是錯。記得那時放療對我的白細胞殺傷極大。每周一去醫院放療前都要先驗血，白細胞通常在6000以上，到周五經過5次放療以後再一驗血，白細胞就隻剩不足3000了。周末要回家補充營養，休息兩天，下周一再來做放療。
我猜測，如此連續治療，讓白細胞數量總是大起大落，是很容易激發白血病的。為什麽有的醫學報告顯示，此病患者合並白血病的比例甚高，是不是與放療殺傷白細胞有關，值得研究。因為當代醫學科學已經證明大劑量的X射線在人體上的應用，是引發白血病的原因之一。而我的放療，使用的正是X射線。所以，我少做了一個半療程大約四個多月的放射治療，大量降低了X射線的輻射，這或許也是我幸免於白血病的原因呢。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至於我的放療效果，以秦德興醫生的經驗判斷，一是有效，二是治療不徹底。因為以往同類病人放療至少要做3個療程9個月，而我卻半途而廢，這樣肯定不能把癌細胞趕盡殺絕。所以我確信自己在一個時期之內，是屬於帶癌生存，因為我左腋窩裏一直有兩個直徑1cm左右的腫瘤，隨時伸手都能摸到，它們的性質應該和被切除的腫瘤相同，這是我在協和做活檢時，吳蔚然醫生和我大舅都親眼證實了的。它們是兩個活生生的癌腫。當然，即使沒有這樣的腫塊，也不能說明病已痊愈。根據近年來的研究報告，患者即使做了手術和徹底的放療、化療，此病也仍然有很高的複發率，多數死亡者是因為複發。而複發大都出現在治療後的五年之內，所以醫院給我開出“五年免體免勞”的證明。
然而，我卻以回到學校參加“文革”運動和到農村從事重體力勞動度過了這個危險時期。簡直似有神助，令人費解。思來想去，我以為自己轉危為安的根本原因在於精神因素。
作者病愈後考入武漢大學，1978年
病愈多年以後，我讀到一本書，作者是美國《星期六文學評論》總編輯諾曼·卡森斯，他的著作原題為《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Illness），於1979年出版，中譯本改題為《笑是治病的良藥》。卡森斯在書裏講他自己1964年曾患有絕症，醫生認為治愈的可能隻有千分之二。他於是拒絕治療，搬到一家廉價旅館，每天吃大量維生素C，觀看娛樂節目，讓自己哈哈大笑。後來他的病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此後，他繼續從事反對核武器、宣傳世界和平的活動，曾獲得1971年的聯合國和平獎章。
卡森斯堅信積極正麵的人生觀，充滿希望和樂觀的生活態度，可以抵禦疾病的困擾。他將自己的經曆發表在權威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1984年，好萊塢還據此拍成電影。這個故事一經發表，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三千多名醫生寫信與他交流。他們認為卡森斯為現代醫學開啟了一扇窗，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了身體的自愈能力。卡森斯後來還被加州大學聘請為醫學院教授，專門研究人類情緒抗病的生化作用。
這個故事表明，積極情緒是開啟身體自愈係統的鑰匙，絕症患者要康複，先要摒除內心的負麵情緒。聯係我當年的情況來說，逃離家庭，回到學校是我擺脫思想苦悶，克服內心焦慮的第一步；及時地加入“革命”隊伍，這是針對我當時心病的一劑良方。我相信身體的自愈也是從此時就開始了。但是，此時畢竟處在“文革”中，我作為“黑五類”的“狗崽子”盡管沒有遭到打擊迫害，也還是有一團陰影籠罩在頭頂久久不散。
真正讓我獲得心靈解放的是下鄉插隊。到了農村，天地變了，人的價值觀也發生變化。農村的老鄉們不懂政治，不搞階級鬥爭。知青們來了，管他什麽家庭成分，隻要“任幹”（幹活肯出力），就是“好家夥”（好樣的）。在那裏，一個人對於所謂“革命事業”的價值，不是靠“紅五類”家庭出身，也不是靠高喊革命口號，而是用努力幹活來證明的。老鄉們善良、包容，他們看到我們這些北京來的學生老實正派，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都是“好人家的孩子”，即使知道有些人的父母在挨整，也全不介意。
在這樣的環境裏，我的思想負擔完全卸下，雖然終日勞動身體勞累，但是精神輕鬆，心情舒暢，生活快樂，笑口常開。回想過去，我迫不及待回學校參加“文革”，無非是想要證明自己“革命”的社會價值，但因為總被“紅五類”輕視，還是難免鬱悶，如今在農村，幾乎不靠政治表現，這種價值卻被毫不費力地證明了。因為積極上進，我受到公社和大隊領導的重視，竟然接連獲得提拔重用。
1972年我在尚未入團的情況下，居然先已被烏龍地任命為大隊團總支委員，然後再補辦入團手續；1973年我又被任命為公社團委副書記、大隊革委會副主任，成了知青的頭頭，農村的幹部。獲得這樣的社會肯定，令我的精神很自然地轉入振作和興奮的狀態，消極情緒被掃除一空。從那時開始，我的心態變了，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一直在我的心中常駐。
同時，我以為在農村從事體力勞動是一種“有氧運動”，這對我疾病的康複也是有益的。卡森斯用笑來治病，理由之一是他強調康複需要一定的運動，而大笑可以增加人體的運動量。的確，現代醫學研究已經證明運動能提高自身免疫力，抵抗癌症的侵襲。
不過，從今天的立場來看，當年的所謂“革命”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是帶有幾分可悲和滑稽的。誠然，青年時代的激情和理想，作為一種昂然向上的進取精神和社會擔當，有其值得珍視之處，這或許是支配我一生的動力之一。但我那時對於“革命”的理解卻十分無知和偏狹。就拿當初抱著“完蛋就完蛋”的心情回校參加政治運動來說，自己在其中刻意追求、無限熱衷的東西，例如期望做一個“文革”中的堅定革命派，這種價值認同隨著曆史變遷，已顯示出荒謬和可笑。但是，我需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正是這些夾雜著無知、偏狹、荒謬和可笑的激情與理想，竟然支持著我與病魔周旋多年，直到助我死裏逃生。
人生真是吊詭，造化真是弄人。
作者在清華大學大禮堂門前，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