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人富起來了，到美國看病、治療的國人也越來越多。美國的醫院，無疑代表了世界醫學的最高水平:頂尖的診斷技術設備，先進的治療方法，最好的藥品，還有經過多年嚴格培訓才能上崗的醫生。
美國有很多好醫生。在美國取得醫生資格的來自中國的醫生們，更是一群妙手仁心，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
然而，美國天使醫生的隊伍裏也混雜著不少蒙古大夫。不幸碰上了，就是噩夢一場。
美國的醫生，有一點值得點讚：不管水平如何，對待病人的態度，絕對好比是人間四月天；不，四月在俺這旮瘩還冷了點，應該是人間五月天。
我是一個腦癌患者，早在2010年底就出現病症，卻被一群庸醫耽誤，拖到2017年才診斷出腦瘤。手術之後，又差點遭受庸醫蒙古手斷的折磨。
這一輩子，走過許多地方的路，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地方的景，生了這一場病，卻在醫療水平先進的美國，於成群好醫生中，遇上了占少數的一群庸醫。可能是我沒有選擇醫生的經驗，也可能是他們就在那裏。
長達七年的時間裏，一路由庸醫們春風化雨般陪伴著，一步一個坑的走過來，受了多年的苦，吃了多年不該吃的藥，個中滋味，馨竹難書。雖然早已釋懷，卻仍然想寫下來，記錄那段經曆，那段萬物美好，我卻不在其中的歲月。
雖說窺一斑而見全豹，觀滴水可知滄海；然而我的遭遇，並不代表整個美國醫生的整體，隻是從一個側麵反映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有瑕疵。大家就醫時一定睜大眼睛，查看醫生的背景。
我所在的大學城有州立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和一個地方私立醫院兩個主要大醫院。兩個醫院是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
為避免實習醫生的打擾，我家選擇了地方醫院，因為是私立醫院，所以收費較貴。
誤把癲癇當抑鬱的家庭醫生
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我心裏時不時有難以名狀的奇怪且難受的感覺。這種難受的感覺常常在不經意間就會突然襲來，轉瞬又消失了。一天發生幾次到幾十次不等。我很害怕這種感覺，想防備卻無從下手。每天都緊張地時刻準備著，然而感覺襲來時我卻束手無策，隻能默默地忍受。
沒過多久，情緒也不對了：我可以坐在那裏控製不住地哭上一個下午，心裏有說不出的憂傷。然而作為一個開朗的女子，我其實沒有可憂傷的東西。我本不是一個多愁善感，悲春傷秋的人，也沒有山河歲月空惆悵的情懷。這莫名的憂傷，不知來自何處。
接著又出現一個症狀：看東西時，這個東西會瞬間改變形狀然後又恢複正常，而且那一瞬間伴隨著的又是那種說不出的難受感覺。我真是寧可被戳上一刀，忍受純粹清楚的痛，也不願經受那種痛苦莫明的感覺。如果有地獄，那感覺就好比去地獄走了一遭。
實際上，這些都算是癲癇小發作的症狀。原因是顱內腫瘤壓迫神經，導致大腦異常放電，引發各種奇奇怪怪心情和感覺。
盡管我被這些症狀搞得極度崩潰，然而外人卻完全看不出來，因為我表麵看起來與常人無異。有時看我在與人談笑風聲，其實沒準正忍受著這突然襲來的難受感覺。
於是我去看了家庭醫生。她認為是抑鬱症，並給我開了抗抑鬱的藥。我吃了大概一周後，沒有任何幫助，也就不再吃了。
這些症狀一直持續到2011年中，又出現食欲不振等其他症狀，而且體重急劇下降，一個月瘦了20磅，平生第一次有了骨感。再次去見家庭醫生，她也說不出所以然。因為體重降得厲害，她認為可能是癌症或者糖尿病，於是送我去做此方麵的各種檢查，結果一切指標正常。
2011年6月份，夜間睡眠中我突然身體抽搐，抽搐完自己還起床夢遊了一把，夢遊完了又回到床上倒頭睡下，對先生的呼叫毫無反應。因為這一切都是在睡眠中發生，第二天醒來除了覺得疲勞外，其他啥都不知道。倒是這午夜驚魂把先生驚醒，看得目瞪口呆，嚇得夠嗆。
第一次發作後先生認為我是做了噩夢。接下來有了第二，三次後，傻子也知道這不是做噩夢了。先生上網查詢，作出了癲癇的結論。他將自己的意見告訴了家庭醫生。
沒想到，庸醫十分不屑！我現在還清楚的記得家庭醫生當時的表情和所說的話 “癲癇？不可能，癲癇會倒地抽搐十幾分鍾，她才一兩分鍾，肯定不是癲癇。”
真不知道哪本醫學教科書告訴她一定要抽搐十幾分鍾以上才是癲癇。我先生，一個醫學門外漢通過網上查資料都做出癲癇的結論，一個經過多年醫學訓練的醫生卻無法判斷。可悲乎？可悲也！
不是癲癇！這個結論，我當然樂意聽。癲癇發病時可能醜態百出，名聲不好，我可不願意往癲癇病人的隊伍裏鑽。
雖然不認為是癲癇，但家庭醫生還是送我去做了24小時的腦電波測試。然而，測試並沒有發現明顯的腦電波異常，這更堅定了她的結論。
這之後，我又在夜間發作過兩次。再次去見家庭醫生，她依然不認為是癲癇，隻是告訴我，再次發作時，打911，送去醫院檢查，也許能查出什麽。
於是，在2011年11月份半夜再次發病後，先生打911把我送到了私立醫院。
在住院的3天裏，我頭上帶著電極，儀器時刻監控著腦電波，終於捕捉到了異常放電信號。於是，醫院神經內科的專科醫生確定我患了癲癇。
病確定了，下一步要明確病因。先是做了腦部MRI（核磁共振）排查腫瘤。片子出來了，放射科醫師研讀後，結論是腦部一切正常，沒有發現腫瘤。
於是我又被送去做脊髓穿刺檢查，看是否有顱內感染，結論依然是一切正常。
檢查結果一切正常，我卻不正常。
抽完脊髓後，我在床上躺了一周，不能直立；坐或站，頭都天暈地轉，疼痛異常。臥床一周後，這個脊髓穿刺後遺症才慢慢消除。
6年後，為我做腦瘤切除手術的外科醫生重新讀2011年所拍的MRI片子時，一眼就看到了片子上的腫瘤，並且告訴我，腫瘤影像很清晰。
為了驗證他所說的，我又把片子拿去給大學的附屬醫院其他神經內科醫生看，大家都清楚的看到了腫瘤。
而且腫瘤在6年時間裏，並沒有長大，始終保持著不到2公分的大小。
一個放射科專業讀片醫生，卻沒發現片子上的腫瘤？他不是庸醫，誰是庸醫？
不負責任的專科庸醫
一般情況下，放射科醫生讀完片，給出報告後，專科醫生仍然會親自看一下病人的片子。這樣，即使是放射科醫生漏診，沒發現腫瘤，專科醫生還是會把第二道關，發現腫瘤。
然而，我又不幸遇上了一位既不負責，水平也差的神經內科庸醫，他自然也沒發現腫瘤。
當我詢問他為啥找不到癲癇病因，他微笑著，聳聳肩，風趣地告訴我：有些病就是沒有原因，或許隻有上帝才知道是啥原因。
2011年底到2013年，我每半年見他一次。每次見他，就做一些最簡單的，如轉轉眼珠，抬抬手腳的檢查。
因為服用了抗癲癇的藥，不再有癲癇大發作了。
2014年開始就一年見他一次。2015和2016年，他幹脆不見我，隻派出護士見我。
我每次都告訴他或者護士，我依然有難受莫名的感覺，他們認真地聽了，但建議和處理意見是沒有的。
在6年多時間裏，這位專科庸醫沒有再讓我做過任何檢查，也沒有根據症狀對藥物作出任何調整。
服抗癲癇藥後，不再有癲癇大發作，但難受的感覺依然存在，一天至少十多次。
雖然我服用的是最先進的抗癲癇藥，但由於其機製是抑製神經興奮，其副作用也是蠻大的，很摧殘人。每次回國，我媽總說，你看起來好憔悴，老得好快。
2016年，我又出現一個新的症狀：“失神”。
與人交談時我會突然停住，對外界的一切失去反應。別人叫我，我聽不見，也沒有任何反應。
每次“失神”持續從幾十秒到2分鍾不等，失神時，我對外界沒有反應，但內心卻是清楚明白的，伴隨的又是那種難受的感覺。
我把這個新症狀也報告給了專科庸醫，他仍然無所作為。
那段歲月，就像走在長長的，憋屈的黑暗隧道中，既看不到光明，又充滿著恐懼戰驚，不敢往前走，但又不能停下。
那段日子，我甚至不盼望明天，常常想如果明天早晨不再醒來該多好；或者幻想有見義勇為的機會，我去救人，人救出來了，自己也順便掛了，這樣就解脫了。
在我看來，能夠喊出來，呻吟出來的病痛，都算不上最痛苦。
最痛苦的莫過於你在痛苦，卻說不出來；別人既看不見，也不能理解。
難過時，我就讀聖經，抄寫聖經。靠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來托住自己。
我盡量讓自己從容淡定的堅強。為了我的家人，我幼小的孩子，我得活著。
本來以為今生今世就這樣慘淡渡過了。然而一切都有神的美好安排。
2016年底，一位國內中山醫科大學畢業的神經內科周姓女醫生來到了大學醫院。她是好友的師姐，於是，六年來我第一次想到了要換醫生看看。
周醫生立即接收了我，並調看了我以前的病曆。
現在還記得周醫生看到我那簡單得可憐的病曆時的氣憤和難以置信：“這麽多年，你竟然沒做過任何檢查？你沒再照過MRI，沒做過血檢，沒檢查過藥物對你有何副作用，沒調整過藥量，你的醫生在做什麽？”
我懵了！這當頭棒喝，讓我第一次知道，我以前遭遇的醫生是多麽的不堪，而我竟傻傻的信了他6年。
隨即周醫生就讓我複查頭部MRI，那個躲藏了7年的腫瘤，這次被揪出來了。
馬上，我被轉到了大學醫院的神經外科。
這次不敢掉以輕心，先生上網查詢了解相關神經外科醫生的資曆背景，避免再遇上庸醫。
我們還谘詢了醫院裏熟識的中國醫生，最後把手術交在神經外科主任的手中。
他是一位條理清晰，經驗豐富，判斷準確，技術高超的大牛，很快安排手術，切除了腫瘤。
用大炮打蚊子的腫瘤科庸醫
手術後，活檢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很不幸，腫瘤不是我自己到處宣稱的良性，而是惡性的。
這意味著，我是一個癌症患者。於是我又被轉到了大學的癌症中心。
先見了放療醫生，第一次見麵，他就拿出一篇打印好的科研文章，引經據典地告訴我: 根據最新的研究表明，這種腦癌，手術後如果做放療，10年存活率可以提高32%。
他讓我立即著手放療。而那時候我手術還不到一個月，頭部傷口都還沒有完全愈合呢。
接著又見了化療醫生，初次見麵，他的住院醫助理就拿出了治療方案。然後，他再款款登場，鼓勵了我一番，讓我盡早開始化療。
事後我把化療方案給其他醫院的專科醫生看，才得知其方案是目前最狠的化療方案。
然而對於我這種腫瘤已經切除得很幹淨的病人，即使做化療，也隻需采用較溫和的方案足矣。
如果一隻蚊子停在人身上，打死這隻蚊子，隻需輕輕拍一巴掌就行了。然而這位醫生，卻動用了一門大炮，蚊子打死沒有，不確定，因為炮彈不一定打得著蚊子。但確定的是，人要被打個半死了。
不管病人的病情，直接上最狠的方案，是一切庸醫的蒙古手段。
療效怎樣，天知道，但於醫生而言是最保險的。病人不幸死了，死個癌症病人，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病人僥幸挺過來了，則是自己醫術好。
醫生好友推薦了全美排名前十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腦腫瘤醫生，也是一位中國女醫生，溫婉知性的白衣天使。
醫生讓我再次做了頭部MRI，在確定腫瘤切除很幹淨的情況下，建議我不做任何放化療。
“放化療對你有多大幫助，作為醫生，我不確定，但對你身體有多大的傷害，我很清楚。”
醫者，父母心也。
於是我沒做放療化療, 也沒吃任何藥物。手術後不久我就重返職場。
手術做完後，難受的感覺再也沒有了。
什麽叫”得自由釋放“？我是深刻的體會到了。
癲癇像個惡魔控製了我7年，腫瘤去掉後，這個惡魔再也沒有施虐的權柄了。
記得手術第二天我醒來後，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終於，多年來第一次迎來了沒有難受感覺的一天；第二天，也沒有難受感覺。
我歡呼跳躍，那份喜樂，難以言表！ 我自由了！解放區的天，從此是明朗的天！苦盡甘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然而癌症是否從此離開我，不再回來？我不知道，也不去想，生命在神手裏！我自己過好每一天就是。
回過頭去看看這7年因為遇醫不淑而吃過的苦，受過的罪，沒有怨恨，也沒有悲戚，隻是不明白為什麽，但我深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如今近兩年過去了，一切安好。萬物美好，我又回到其中！
看著院子裏青青的樹木，綠綠的草地，紅彤彤的花朵，生命，很美好！
活著，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