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是我知青時代的同學。當年知青下鄉，大多是插隊式或者農場式；我們則是民工式。高中（也有一部分初中）畢業生由城裏幹部帶隊，組成連、營、指揮部，到山區修鐵路。一個連隊170人左右，除了兩個連隊幹部，都隻十幾歲。連隊半軍事化管理，相對封閉，沒有接觸外部社會的機會，又都是同一屆的，彼此原本就是小學或中學同學，至少是同學的同學，所以習慣上仍互稱同學。隻有“官方”場合才叫戰友。
大家住竹篾搭的簡易工棚，吃大鍋飯。每餐一菜一湯，菜為時蔬，湯卻永遠是海帶湯。修路是高強度勞動，挖、挑、推車，當地的山民見我們成天光著膀子流大汗的樣子，也搖頭感歎連他們都幹不了。怪不得電影描寫最苦的奴工，比方柯克·道格拉斯演的斯巴達克斯，便是修路。我看《為奴二十年》，就非常羨慕黑奴摘棉花。吃這麽簡單的飯食，幹如此重的體力活，以現在流行的健康養生觀，應該像老道格拉斯一樣長命百歲。當然首先得意誌堅定，——事實上兩年不到，我們連隊就有四個得了精神病。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連隊同學找到我，把我拉進戰友群，發現少了好多人。一問，原來已經死了十幾個了。
H跟我同班，睡在我對麵。他是肌肉男，白白淨淨，我想象中的“浪裏白條”就該是他這個樣子。我們關係一般，下路（回城）後有幾年玩得不錯。恢複高考後他學醫，記得一次他把我帶進醫院，一個一個手術室去看胃切除、剖腹產、前列腺切除等手術。我換上衣帽戴上口罩，外表跟他們實習的同學沒有區別。
各自成家以後，再也沒有來往。聽說他在一所大學的教職工醫院做副主任醫師，直到退休。去年我們鐵建指揮部舉辦“45周年”慶祝聯歡會，各連隊都要出節目。有穿上紅軍軍裝做長征跋涉狀的，有草原上紅衛兵見到毛主席的，有藏族姑娘搶著給解放軍洗衣服的，有拉二胡賽馬的，整個一唱紅不打黑。同學發來一些視頻，發現H參加了連隊一級的匯演，他參演我們班的節目是三句半。聽來聽去，沒一句押韻。當然，那半句也不押韻。我很不明白，為什麽要演三句半呢，他不是會拉小提琴嗎？當年住工棚的時候，每天收工回來他都要對著大疊大疊的五線譜拉外國練習曲。
這個問題一直沒機會問他。我被拉進連隊群，回應一圈男女同學的招呼寒暄，就不再發言。許多人喜歡用網名，沒幾個對得上號。直到十月的一天下午，我閑著翻看微信群，發現一個網名忽然變成H的名字。看著他變的！我當時想，要不要加他？到黃昏又想，要不要加他？吃過晚飯又想，要不要加他？——不是我優柔寡斷，而是人老了，很多想法往往一閃而過，不像年輕時想到就做。有句話怎麽說的？放慢生活的節奏……
事後想想，如果那天下午，那天黃昏，那天晚飯後，我跟他加了微信，也許他就不會死。幾十年沒見麵，可聊的話多，可以拉住他不去做一件錯誤的事。當晚十點多，他試跑新買的走步機，跑著跑著忽然往地上一倒。他老婆也是市中心醫院的醫師，趕緊給他做心肺複蘇術。按壓了十幾分鍾仍無反應，急送醫院，還是搶救無效。第二天得到死訊，幾天後同學們送葬回來，傳達了他兒子對他生命最後時刻的描述。
他是代表連隊準備節目到指揮部匯演的參演者，這回據說不搞三句半了，而是擔任鍵盤手伴奏。估計那些紅歌紅舞，喚醒了早已消退的青春激情，他想把60多歲的身體練得更結實更年輕，新買了一台走步機。為了測試自身的體能極限，越跑越快，停不下來，終至倒地。說實在的，我這同學不胖不瘦，人們回憶他總是心情愉快笑容滿麵，亦無煙酒嗜好，更沒有過值得一提的病史，尤其他本人還是醫生，萬不該出這樣的意外。而意外竟然發生，聯歡未成身先死，長使親友淚滿襟。
對於沒有及早識別或問清他的網名，確認後又沒有及時加他，我頗為自責。我撰了一副挽聯，發在連隊群。兩天之後，永久退群。
事後，我總結：家裏一定得備一台除顫儀。要是有除顫儀，我同學不會死。我開始不知道那叫什麽，隻在電影裏看得太多了：一手一個“電熨鬥”往胸脯上一放，電得人彈起來，直至恢複心跳。想當然應該叫“心髒起搏機”。搜了才知是“除顫儀”。其實不光是心髒猝死，幾乎所有的死亡，救護車、急救室、手術台都是用它來跟死神作最後一搏。它才是生命真正的“最後機會”（last chance）。如果它都不管用，神仙都救不了啦。
我把除顫儀的圖片、用法發給我的同齡人，沒人理我。我知道他們背後都罵我：神經病。
2019.6.29.拍拉圖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