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保羅·卡拉尼什是一位印裔美國腦外科醫生。36歲診斷為4期非小細胞肺癌，37歲去世。
去世前，他寫下一部自傳體回憶錄《當呼吸化為空氣（When breath becomes air）》。此書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因為他的病情，他沒有最後完成書稿。這裏摘錄的是他的妻子為此書寫的後記，記錄了他的生命的最後曆程。
愛人啊，你留給我兩份遺產——
一份是愛情
若將其獻給神聖的上帝
他也必然會滿意
另一份是無邊的痛苦
它像大海那樣廣闊無垠
在永恒與稍縱即逝之間
在你的思想意識與我之間
——艾米莉·狄金森70
。。。。。。。
第二天，周日，我們祈禱著能繼續平安無事地度過周末。如果保羅感覺還行，我們就去教堂，然後帶卡迪和堂哥堂姐們去山上公園裏的嬰兒秋千那邊玩。我們會繼續消化最近這些令人痛苦的消息，分擔憂傷，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然而天不遂人願，時間加快了腳步。
周日清早，我摸了摸保羅的額頭，發現燒得厲害，40℃。雖然他看起來好像挺舒服的，也沒有其他新症狀。幾個小時內，我們就在急救室進進出出。保羅的父親還有蘇曼都來幫忙。醫生開了抗生素預防肺炎（保羅的胸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腫瘤，有炎症可能也看不出來）之後，我們回了家，家人都等在那裏。
不過，這會不會不是肺炎，而是癌症迅速惡化的征兆呢？下午，保羅打了個盹，還算舒服，但病情顯然很嚴重。我凝視著他睡覺的模樣，突然哭了起來，於是輕輕走到客廳，發現他父親也在流淚。我已經開始想念保羅了。
周日晚上，保羅的病情突然惡化。他坐在床邊，呼吸很困難，真是讓人心驚肉跳。我叫了救護車，這次，保羅是躺在輪床上進的急救室，他的父母緊緊跟在我們身後。保羅轉頭看著我，低語道：“也許這就是結束了。”
“我一直陪著你呢。”我說。
醫院的各位像往常一樣熱情地問候保羅，但觀察了他的情況之後就迅速開始行動了。他們做了一些初步檢查，用麵罩蓋住他的鼻子和嘴，用BiPAP呼吸機輔助他的呼吸。這種呼吸輔助係統能在他每次吸氣時通過機械原理提供大量流通的空氣，基本上就代勞了他的呼吸活動。BiPAP的確有助於呼吸機能的正常運轉，但對病人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噪音很大，威力很強，每一次呼吸都會把兩瓣嘴唇吹得“相距甚遠”，就像那些把頭伸出車窗外的狗。我站在他身邊，斜倚著輪床，保羅握著我的手。呼吸機發出穩定均衡的“呼——呼——”聲。
保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嚇人，這說明他難以承受目前的呼吸活動。驗血結果表明，有些過量的二氧化碳已經累積了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這段時間他的病一直在持續惡化，肺部也在逐漸衰竭。他的大腦慢慢適應了高於普通標準的二氧化碳含量，所以人還算清醒。他能夠觀察各種症狀和現象。作為醫生，他明白這些檢查結果預示著糟糕的結局。我也明白。我跟在他身後，醫護人員推著他走向重症監護室。從前，他的很多病人在神經手術前後都在這樣的病房裏痛苦掙紮過。現在，他的家人都聚集在床邊，坐在塑料椅上。“我會需要插管嗎？”到了病房，他在BiPAP呼吸的間隙問我，“我應該被插管嗎？”
那一夜，保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和他的醫生、家人進行了一係列談話，最後變成我倆單獨的對話。午夜時分，危重醫學的主治醫生，也是保羅長期以來的良師益友，進了病房，和家人討論治療方案。他說，BiPAP隻是暫時的緩兵之計。唯一還能再試試的就是給保羅插管——給他上那種大型的呼吸機。
保羅願不願意這樣呢？
很快大家就意識到關鍵問題：這種突然的呼吸衰竭可以逆轉嗎？
我們關心的是，保羅的病情會不會太嚴重，呼吸機一旦上去就撤不下來了。他會不會突發精神錯亂，繼而器官衰竭，先是意識喪失，最後身體也跟著消亡？都是醫生，這種令人痛苦的場景我們都曾見證過。保羅提出了另一種方案，他可以選擇不插管，接受“舒適護理”72，就算死亡也許來得更迅速，更篤定。“就算我撐過了這次，”他始終想著自己的腦癌，“未來也可能沒有任何意義。”他媽媽很絕望地打斷他：“今晚別做任何決定好嗎，保比？”她說，“咱們先好好休息。”保羅明確表示不要進行心肺複蘇，然後同意了母親的請求。
護士滿懷同情地多給了他幾條毯子。我關掉病房的日光燈。
保羅一覺睡到日出時分，他父親一直坐在旁邊守著。我到旁邊的房間小睡了一會兒，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為我知道，接下來也許就是我人生最艱難的一天。早上六點，我輕手輕腳回到保羅的病房，依然是昏暗的燈光，重症監護儀斷斷續續地響著。保羅睜開眼睛。我們又談了“舒適護理”的問題，不準備采取任何特別激進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的惡化。而且，他使勁大聲問我能不能回家。他病得這麽嚴重，我擔心這樣動來動去他會太痛苦，還可能在回家路上就會去世。但我還是說，如果他現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回家，那我會盡一切努力帶他回去。我們互相點頭達成共識。現在的方向應該就是舒適護理了。
或者，有沒有可能把這裏變成家呢？在BiPAP呼吸的間隙，他給出了答案：“卡迪。”
卡迪很快就來了。我們的朋友維多利亞去家裏把她接來了。懵懂的她歡天喜地地開始“看護”爸爸，舒舒服服地躺在保羅的右臂之中，拉扯自己小小的襪子，小手拍打著爸爸身上蓋的毯子，一會兒咧嘴微笑，一會兒牙牙學語，絲毫沒受BiPAP的影響。而這台呼吸機繼續工作著，維持著保羅的生命。
醫療團隊一次次地來查房，在病房外討論保羅的病情，他的家人和我也加入討論。保羅的急性呼吸衰竭，應該是由癌症急劇惡化引起的。他血液的二氧化碳濃度還在上升，要救命的話，需要立刻插管。作為病人家屬的我們矛盾萬分：保羅的腫瘤醫生打電話來，滿懷希望地認為這種急性的問題能夠得到緩解，但在場的醫生就沒那麽樂觀了。我懇求他們，盡量準確地預測他從這次急性衰竭中恢複的可能。
“他不想接受隻是保命的治療，”我說，“如果他還能度過一些有意義的時光，他想把麵罩摘下來，好好抱抱卡迪。”
我回到保羅床邊。他看著我，蓋著BiPAP麵罩的鼻梁之上，那雙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用輕柔而堅定的聲音，清楚明白地說：“我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他的意思是：準備好撤除呼吸輔助設備，準備好注射嗎啡，準備好去世了。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羅做了決定後，我們抓緊珍貴的分分秒秒，表達了我們的愛與尊重。保羅的眼中淚光閃爍。他感謝了父母，並且讓我們保證，他寫的東西能以某種形式出版。他最後一次對我說“我愛你”。主治醫生走進來，用盡量堅強的語氣對他說：“保羅，你去世以後，你的家人會傷心崩潰，但他們一定會振作起來，因為你給他們樹立了勇敢的榜樣。”吉旺凝視著保羅，蘇曼說：“安心地去吧，我的弟弟。”我強忍著心碎，最後一次和他同床共枕。
我想起那些年我倆一起相擁過的床。八年前，還是醫學生的我們也是這樣躺在一張單人床上，旁邊是我生命垂危的祖父。他在家裏，病入膏肓。我們沒有過完蜜月就回來分擔照顧他的重擔。每過幾個小時就起床喂他吃藥。我看著保羅俯下身子，湊近去聽祖父小聲提出的要求，對他的愛又加深了幾分。然而那時的我們又怎能想象眼前的場景，竟然在如此近的將來，我們就一起躺在保羅自己臨終的床上。
二十二個月以前，我們在同一家醫院另一層樓的一張病床上相擁而泣過，當時保羅剛剛被確診癌症。八個月以前，也是在這家醫院，我們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我和保羅都在睡覺，互相枕著對方的手臂，那是卡迪出生後我的第一個長長的好覺。我想起家中那張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紐黑文與保羅墜入愛河。那時我特別驚訝，兩個人的身體四肢竟然如此契合，從那時起，我們都是互相擁抱時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擁有的一切祈禱，願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樣的舒適與安心。
一個小時後，麵罩摘了，監視器也撤了，嗎啡流進保羅的靜脈輸液管。他的呼吸很穩，但也很淺，看上去挺舒服的樣子。
盡管如此，我還是問他，要不要多打點嗎啡。他點點頭，閉上雙眼。保羅的媽媽就坐在旁邊，爸爸的手放在他頭頂。最後，他陷入了昏迷。
九個多小時，保羅的父母、兄弟、弟妹、女兒和我，我們這些家人全都圍坐在身邊，看顧著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發加深，偶爾呼吸一兩下，眼瞼緊閉，臉上是如釋重負的表情。他長長的手指溫柔地蓋在我手上，保羅的父母先是把卡迪放在搖籃裏，接著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搖搖她，哄哄她，讓她甜甜地入睡。病房裏彌漫著濃濃的愛，就像多年來一家人團聚的很多節日與周末。我撫摸著保羅的頭發，低語著：“你是個勇敢的聖騎士。”“聖騎士”是我對他的昵稱。接著我在他耳邊安靜地唱著一首歌謠，是我倆過去幾個月來一起編的，旋律簡單，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謝謝你愛我”。關係很近的表親和叔叔也來了醫院，接著我們的牧師趕到了。一家人分享著特別有愛的趣事和隻有彼此才懂的笑話。接著我們相繼哭起來，憂心忡忡地端詳保羅和彼此的臉。我們沉浸在此時此刻的珍貴與痛苦中，這是與保羅最後的團聚時光。
溫暖的夕陽從病房西北向的窗戶斜斜地照進來。保羅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安靜。卡迪的睡覺時間快到了，她舉著胖胖的小拳頭揉揉眼睛。一個朋友到醫院來把她送回家。我把她的臉頰湊到保羅的臉頰前。父女倆有著一模一樣的深色頭發，都是這裏一簇那裏一簇地歪斜著。保羅的麵龐平靜安詳，卡迪有些古怪地做著鬼臉，但也很平靜。他所深愛的寶貝完全想不到，這一刻就是永別。我輕輕唱起卡迪的安眠曲，不僅是對女兒，也是對保羅。接著我鬆手把卡迪交給朋友。
夜幕降臨，病房暗下來，一盞低低的壁燈發出溫暖的光。保羅的呼吸更為緩慢艱難，沒有節奏。他的整個身體都很平靜，四肢也放鬆了。快到九點的時候，他的嘴唇微微張開，合上雙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又長長地呼出。這是他最後一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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