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個圓圈，父親和大伯的90年
大伯生於1924年，父親生於1926年，在他們的7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和第五。兩人一生有很多個關鍵性的拐點，反映在中國近代社會風雲變幻之中。再加上兩人性格，運氣不同，命運迥異。我用大事記形式記錄如下：
我家祖籍浙江桐鄉縣。爺爺1916年從上海鐵路局到京漢鐵路任職。父親和大伯出生在北京豐台長辛店。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家人從後方昆明回到上海。父親和大伯同時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學習。父親在工學院，大伯在醫學院。爺爺極其器重大伯，以為是個可造之材，因此對兩個兒子不同待遇。父親省吃儉用，需要自己打工補貼生活費用，常常步行十幾裏地，不時餓肚子。大伯開銷自由，坐洋車下館子。興趣廣泛，跳舞拍拖。
大伯風流倜儻，熱議時政，結識朋友。父親沉默寡言，埋頭工作，不善交際。大伯痛恨國民黨腐敗政府，和“進步”同學一起反饑餓，反內戰。事發後，朋友們大都跑到了解放區，大伯卻蹲了國民黨的監獄。父親沒有氣力上街反饑餓，他需要工作買食品填飽肚子。
1949年初，父親畢業即失業，生活成了問題。共產黨派人到上海秘密招收大學畢業生，父親進入“革命軍政大學”短期培訓後，被派往東北鞍山工作。大伯留在同濟醫學院工作。三年後的1952年，父親在鞍鋼的生產第一線上忙碌；大伯隨軍在丹東野戰醫院抗美援朝。大伯性格不改妄議朝政，半分功勞未得，卻被組織下放到西北的一個醫學院工作。
1954年父親和誌同道合的母親結婚，恩愛一生，風雨同舟。母親出身地主（外祖父，兩個舅舅1951年均被鎮壓），身體贏弱多病。大伯1955年愛情婚姻一波三折，前伯母思想進步出身紅門碧玉。
1956年至1957年的近兩年裏，父親在越南北方的大山叢林裏艱辛地跋涉（援越建設）。大伯坐在寬敞的會議室裏誠懇地給共產黨提意見。越南總理贈給父親一枚勳章。黨給大伯戴了頂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開始，我家全家老小閉門商討對策，決定不避劍戟，生死與共。大伯大伯母一家風暴來臨各自飛。伯母反戈一擊，收集整理材料，檢舉揭發大伯。大伯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整整坐了近11年的大牢。（大伯1968年離婚）。
文革結束，我家哥仨都考上了77級大學，畢業後兩個分配在北京工作。大伯的兩個女兒一個考上78級的山西大學，一個考上79級的清華大學。我上體院時，相距隻有騎車幾分鍾的路。兩個女兒畢業都在北京工作。
1980年代，很多鄉鎮私營企業說項父親入夥，父親不為所動，雖然樂意為他們講課和技術谘詢，並不深入參與。大伯用平反補發的錢積極參與新時代的下海經商。掙到了些錢，賠進去些錢，自己氣得大病一場，找補平了。
2010年父親到北京我哥家小住，下樓散步，樓下剛建好了一個挺漂亮的養老院。父親不知什麽時候自己聯係好了所有入住事宜，方才告訴我哥。我們問父親是否再仔細考慮一下？父親說，我出生的地點離這裏僅有幾公裏，想必都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違拗。
兩個月後，大伯遷入了女兒女婿給他在豐台區買的一套公寓房。根據報來的地址，我哥上網一查，天哪，公寓樓就在我爸所說的，大伯和他出生那所醫院的原址上。人生百年，眨眼之間，就像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圈圈！
2018年2月10日，94歲的大伯安安靜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大伯生於1924年，父親生於1926年，在他們的7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和第五。兩人一生有很多個關鍵性的拐點，反映在中國近代社會風雲變幻之中。再加上兩人性格，運氣不同，命運迥異。我用大事記形式記錄如下：
我家祖籍浙江桐鄉縣。爺爺1916年從上海鐵路局到京漢鐵路任職。父親和大伯出生在北京豐台長辛店。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家人從後方昆明回到上海。父親和大伯同時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學習。父親在工學院，大伯在醫學院。爺爺極其器重大伯，以為是個可造之材，因此對兩個兒子不同待遇。父親省吃儉用，需要自己打工補貼生活費用，常常步行十幾裏地，不時餓肚子。大伯開銷自由，坐洋車下館子。興趣廣泛，跳舞拍拖。
大伯風流倜儻，熱議時政，結識朋友。父親沉默寡言，埋頭工作，不善交際。大伯痛恨國民黨腐敗政府，和“進步”同學一起反饑餓，反內戰。事發後，朋友們大都跑到了解放區，大伯卻蹲了國民黨的監獄。父親沒有氣力上街反饑餓，他需要工作買食品填飽肚子。
1949年初，父親畢業即失業，生活成了問題。共產黨派人到上海秘密招收大學畢業生，父親進入“革命軍政大學”短期培訓後，被派往東北鞍山工作。大伯留在同濟醫學院工作。三年後的1952年，父親在鞍鋼的生產第一線上忙碌；大伯隨軍在丹東野戰醫院抗美援朝。大伯性格不改妄議朝政，半分功勞未得，卻被組織下放到西北的一個醫學院工作。
1954年父親和誌同道合的母親結婚，恩愛一生，風雨同舟。母親出身地主（外祖父，兩個舅舅1951年均被鎮壓），身體贏弱多病。大伯1955年愛情婚姻一波三折，前伯母思想進步出身紅門碧玉。
1956年至1957年的近兩年裏，父親在越南北方的大山叢林裏艱辛地跋涉（援越建設）。大伯坐在寬敞的會議室裏誠懇地給共產黨提意見。越南總理贈給父親一枚勳章。黨給大伯戴了頂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開始，我家全家老小閉門商討對策，決定不避劍戟，生死與共。大伯大伯母一家風暴來臨各自飛。伯母反戈一擊，收集整理材料，檢舉揭發大伯。大伯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整整坐了近11年的大牢。（大伯1968年離婚）。
文革結束，我家哥仨都考上了77級大學，畢業後兩個分配在北京工作。大伯的兩個女兒一個考上78級的山西大學，一個考上79級的清華大學。我上體院時，相距隻有騎車幾分鍾的路。兩個女兒畢業都在北京工作。
1980年代，很多鄉鎮私營企業說項父親入夥，父親不為所動，雖然樂意為他們講課和技術谘詢，並不深入參與。大伯用平反補發的錢積極參與新時代的下海經商。掙到了些錢，賠進去些錢，自己氣得大病一場，找補平了。
2010年父親到北京我哥家小住，下樓散步，樓下剛建好了一個挺漂亮的養老院。父親不知什麽時候自己聯係好了所有入住事宜，方才告訴我哥。我們問父親是否再仔細考慮一下？父親說，我出生的地點離這裏僅有幾公裏，想必都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違拗。
兩個月後，大伯遷入了女兒女婿給他在豐台區買的一套公寓房。根據報來的地址，我哥上網一查，天哪，公寓樓就在我爸所說的，大伯和他出生那所醫院的原址上。人生百年，眨眼之間，就像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圈圈！
2018年2月10日，94歲的大伯安安靜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