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漫漫路，今朝坦坦然 ——憶美國醫路

來源: 風城黑鷹 於 2017-08-27 06:56:17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73939 bytes)

 

 

 

 
 
 

二. 1992至1997年 

 

1992年的冬天顯然是十分漫長卻又異常寒冷，經過了各種艱難困苦的曲曲折折，終於在12月9日（清楚記得時間，因為那是一二-九），口袋揣著僅有的，通過私下換來的200刀（刀是後來流行的，當時很嚴肅，稱美金或美元）開始闖蕩美國了，那時雖是一名留在高校的年輕教師，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剛留校時工資每月80元人民幣左右，出國前達到了每月120元人民幣左右）。那個年代，盡管對西方世外桃源隻有耳聞，但是出國仍是高校年輕人奮力追求的目標，所以自然有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或者是誓死如歸，破釜沉舟的信心，有著不破樓蘭終不還之氣勢。

 

那年代出國的人都要帶上廚房用具。出國坐飛機多半是人生第一次，絕對是有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那樣極度的興奮，以及對了解未知世界的無比的渴望， 並且夾雜著深深的焦慮。

 

記得飛機的航線是從北京至東京，然後從東京至洛杉磯，再從洛杉磯轉至目的地波士頓。乘座的是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的航班（已被另一航空公司Delta收購）。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沒有鈔票買機票，於是請了一位先出國的好心朋友Dr. H 幫我墊上錢在美國購了機票，再將機票從美國寄至國內。到了美國以後，才將機票的錢還給朋友。

 

告別妻子，登上了飛機。飛機起飛已經晚點了，此時的心情是此起彼伏的，在希望之上，有一種辭故鄉，一別遙遙無歸期之淒涼。

 

飛機起飛一小時後，一位日本乘務員突然地走到我座位邊，彬彬有理對我說，“先生，您隨身攜帶的行李裏有一把菜刀，是違法的”，他要把菜刀拿出來收走，於是那唯一的一把心愛的，準備用於在美維係生活的菜刀就這樣被拿走了（現在還沒有弄明白為什麽安檢時沒有查出，幸好沒有恐怖分子）。

 

屋漏偏逢連陰雨，因為到達東京時晚點，所以沒能趕上去洛杉磯的飛機。“劉姥姥”這時也焦慮的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最後航空公司安排的有條不紊，在東京住了一宿，並通知波士頓那邊晚一天接機。雖然不順，有一點感受我是記得的，那就是日本人待人接物時彬彬有理的態度，井井有條的秩序，幹幹淨淨的環境與故鄉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那是上世紀，現在好多了）。

 

接下來飛機從東京飛洛杉磯，最終到了目的地新英格蘭的波士頓，開始了在哈佛醫學院附屬醫院做研究（postdoc，蹭飯的工作）的日子。記得在出Logan機場時（已是晚上了），老板尼克森-威勒醫生與一校友Dr. Z 已經在機場等候了。第一眼看著老板，直覺告訴我她應該是很親切友善的一個人。

 

一個無產階級剛剛到達資本主義極致的美國，什麽都覺得新鮮及好奇。故鄉學過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壓榨無產階級的汗水，這一點抵美第一天就體會到了。晚上到後，第二天馬上就跟看老板去實驗室了，管它時差不時差的，由不著你，美國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不過得順便說一下，到達美國約第十天，那把菜刀居然又寄給我了，我真佩服航空公司的誠信。

 

那時哈佛各實驗室似乎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周六從老板到像我這樣打工的 Postdoc 都要幹上大半天或一天的活（估計現在也不會好到哪兒去），當然正式技術員或員工是用不著的。

 

好在周六下班後，當時有幾個校友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及鬥地主。

 

再回到老板尼克森-威勒醫生，那時她大約五十多歲， 頭發已灰白，她與丈夫威勒醫生共用一個實驗室。兩人看上去都是那種紳士淑女型科學家，說話溫文爾雅，幹活雷曆風行，待人和藹可親，夫妻倆養育著一對可愛兒女。非常感激他們，到美後頭二周在他們家寄住了兩周，直到租到臥室。

 

抵美約兩周後，正好是聖誕節前，一天，見到一位老人來到他們家，手裏扛著一把電子琴，送給孫子，經介紹，才知道那慈祥的老人是爺爺，即威勒醫生的父親，尼克森-威勒醫生的公公。然後才知道他叫托馬斯.威勒（Thomas Weller)，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醫生，一位因為發明體外培養小兒麻痹症病毒方法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名人。這次巧遇諾貝爾獎獲得者，讓我親身體驗到什麽是平等，沒有架子了。

 

25年前網絡還不發達，能閱讀的中文媒體隻有由某一人從網上打印下來，然後大家傳著看的《華夏文摘》及25分錢在路邊自動售貨機上購買的《世界日報》。

 

到了1994年的某一天，幾位做研究的校友又聚在一起，那時候大家多是租一間臥室，外麵能撿到一二張椅子就可以坐坐，椅子不夠時大家就坐在地板或地毯上。突然間，一朋友說，考Board是一個出路。我當時聽懵了， 這Board是啥？別笑俺傻哈，真不知道，那時沒微信，信息不靈，考的人也不多。朋友嚴肅地說，考試通過後可以做住院醫生，然後在美國可做臨床醫生了，他們還說知道有人考過了。

 

剛聽說後還沒把這當回事，因為自己也沒信心也沒有打算。那時醫學院畢業都八年了，八年間沒做臨床；又沒有綠卡；那哈佛老板們都是工作狂，哪有時間看書？最後，即使能做臨床，我那英文可以嗎？在實驗室馬馬乎乎地對付還可以，真正人與人不停地交談，能行嗎？總之，此時此刻，在美國做臨床醫生對我來說仍屬遙不可及，卻又似乎美輪美奐的海市蜃樓。

 

轉眼到了1995年中，家裏添丁了，老大出生了，在那一刻立馬感到無產階級最困難時候到了，不用說原因了，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這時真開始感到不能再這樣無產階級下去了，養家糊口是男人基本上應該承擔的基本義務吧，再如此下去，家將不家了。

 

在哈佛醫學院各實驗室裏，多半都是醫學院的畢業生。這裏的中國人也很多，大家開始交流談論考Board了（USMLE， 美國醫生執照考試，即做住院醫生的資格考試）。一些成功例子常常會激勵自己，一些失敗例子也讓人裹足不前。當時醫院裏有一俄羅斯人，在故國是外科醫生，據說刀開的很好，當時50歲了，考了N次都未能通過第一步（Step1)。

 

有位中國朋友，當時已是40出頭了， 以前一般情況下，都不怎麽讀書， 視力一直保持在2.0，從未戴過眼鏡， 平常愛玩， 很愛溜冰， 溜得極好。為了考試， 開始啃書本了， 他說， 通過看書， 把過去醫學院沒搞懂的東西全弄懂了。 更有趣的是， 一路複習下來， 在40餘歲時得了近視，生平第一次戴上了近視眼鏡，他老婆說他開始顯示出知識分子的氣質了。 這老兄最後進了麻醉住院醫計劃，他成了我的榜樣。

 

因為窮則思變，也因為向往更好的未來，也因為聽到一些中國人成功的消息，終於在1995年底，在家裏領導的支持下，決定要試一試了，感覺是無產階級隻有先解放自己，最後才能解放全人類。

 

心動不如行動，沒有錢得悠著點。先去哈佛-MIT-Coop 書店買了一本新書“《First Aid》",  然後照著書中建議，按圖索驥準備買複習用書。從哈佛醫學院學生宿舍裏的廣告牌上看到有人要賣二手Step1 的複習書（那時真是囊中羞澀），於是約好，開車去波士頓對麵的劍橋一口氣買了六本二手複習書。

 

書買了，時間卻不知去那兒了。白天得幹活，要知道，哈佛老板都是工作狂（重要事說三遍），他們也指望下麵的打工仔也是工作狂。平常一般要到六點以後才能下班，偶爾中途有空時，就去醫院圖書館看20至30分鍾的書，晚上則去哈佛醫學院圖書館看兩個小時書。周末盡量多看書。那時很少有人上考試複習班，多半都是自學。看起書來是較為吃力的，有時覺得呼吸都跟不上氣，這樣堅持了半年就稀裏糊塗地考了第一步，跌跌撞撞地過關了。

 

這時已經到了1996年。開弓已經沒有回頭箭了，第一步考完後，緊接著是要準備第二步（Step2）考試。

 

自從1992年到美國後，除了周末及法定假日，還真是沒有休過假。在實驗室，圖書館及家裏這三點之間又苦苦地熬了半年，又跌跌撞撞地通過了第二步（Step2)考試，接著是英語考試。英文考試是最容易通過的。我那時還不需要考第三步（Step3) 臨床技能考試, 似乎以後是要考第三步的。

 

在準備Step2時，也開始準備申請住院醫生Match 所需要的信息及文件。那時沒有在線申請，各種文件，證明都要寄到各個Program去。這也是一件很費時費力的事。包括要從母校要成績單，文憑，USMLE 第一步，第二步及英語成績，推薦信，個人陳述（Personal Statement)。

 

這些過程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鍛煉。對於一個中國醫學院畢業生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即住院醫生訓練Program 是成為執業醫生的醫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在美國，醫學教育包括4年大學（college undergraduate, 或醫學預科，Pre-Med, Bachelor), 4年醫學院（Medical school, Doctorate of Medicine)及3-7年不等的住院醫生培訓（屬於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訓練完成後也會發一個備案的正式文憑）。如果要做專科或亞專科，那還得花一至三年做臨床Fellowship 。

 

申請送出後，有一種短暫的如釋重負，那時能做的就是等待並祈求上天，不久能收到一些麵試的通知。

 

1996年下半年，陸續有些麵試通知來了。麵試前，買了一本指導如何進行住院醫生麵試的書，書名已經記不清了。有空也常常與周圍麵臨同樣麵試的中國人互相交流經驗。慢慢知道麵試的一些訣竅。麵試無小事，從著裝，整齊的發型，到敲門，握手，打招呼，握手，入座，眼神，到準備回答問題，問問題都得進行充分的準備，控製好回答的時間，表情，對麵試醫生的臨床興趣，對醫院的強項等等都是準備內容的一部分。為了麵試，信用卡估計用了不少，專門買了兩套西裝，幾件襯衫，皮鞋及領帶——整個像上了一層樓似的。

 

我們這些外國醫學畢業生是要與美國本土的醫學院畢業生來競爭的，我們的缺點是語言及文化，那時年齡也許是一些中國考生的缺點，還有就是缺乏美國醫院的輪轉的經曆。為了補缺，專門在工作的醫院申請了推病人的誌願者，做了一兩個月，下班後晚上去幹一個小時。但我們也有優勢，那就是成熟，能吃苦耐勞，社會經驗豐富，有較強的推薦信。

 

隨後數月裏，陸續地有幸獲得了近20餘個麵試邀請，除了一兩個最後覺得沒必要去外，幾乎那段時間不是開車就是在全美飛來飛去。

 

記得有一次去Burlington, Vermont, 頭天開車去，住一晚，第二天麵試（一般半天到一整天，見幾個faculty, 與住院醫吃午飯，參觀醫院及科室等），晚餐後，連夜開車趕回波士頓，在新罕布什爾州高速上被警察叫停，當時隻開到76邁，被罰超速駕駛，心情一下子就變得抑鬱了，一般情況下76邁是不會被叫停的，也許警察當天的仼務沒有完成。

 

還有一次麵試是去UVA, 那是一個偏遠的大學村，轉了幾趟飛機，最後乘了一架幾人座的小得不得了的螺旋槳飛機，那種飛機現在都不敢坐了。

 

還有一次，麵試回來坐的一架西南航空飛機，在降落時，怎麽樣也落不了地，最後告知，我們飛機起落架不能打開，正在試著機上修複，你說這還不嚇壞了乘客的膽嗎？謝天謝地，飛機最後終於著地了，乘客均熱烈地鼓掌叫好，不叫好行嗎？

 

最不能忘記的是在達拉斯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麵試。那位麵試我的醫生非常冷淡，口氣十分傲慢，似乎開始就意味著結束，整個麵試中，他把轉椅轉了一個180度，麵對窗外，屁股朝著我，第一個問題不是問我本人信息，而是開啟一個神經內科病例，這真是一個罕見的麵試，可能是唯一的有屈辱感的麵試。當然最後在呈交我喜歡的住院醫programs列表上，自然也沒有寫上這個Program。

 

 
 
 
 

 

 

 
 
 

三. 1997-1998年

 

在四處麵試的日子裏，在九七年一月初，我們家又添了老二。添丁增口一麵高興之餘，另一麵則是緊張。

 

在沒有麵試的日子裏，每天早上七點鍾在哈佛各個醫院去聽一小時臨床醫生的病例討論及大查房，因為沒有機會與病人接觸，聽聽這些臨床講座至少對專業術語的聽力有幫助。幸運的是有時候能聽到一些名醫如Martin Samuels 醫生的講課, 那時聽來聽去還有一大半聽不懂，不過聽得越多，懂得也漸多了。

 

在所有麵試結束後，接著是要將麵試過的學校或醫院program 進行排序，將自己最希望的Program列在最上，可以接受的但不是那麽渴望的放在最下，列出名單表後，將表交給第三方。

 

同時，那些學校或醫院裏也將他們麵試了的的申請人也按他們的喜歡順序排列出來，交給第三方。

 

最後，在事先約定好的那一天，通過電腦程序，將你選的培訓Program 及也選了你的Program 進行配對，叫Match, 那一天即Match 日，就知道你被哪個Program接受了。說白了，就像是給男女做媒，一方為大學或醫院，另一方為申請人，第三方為媒人（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NRMP)。

 

毎年三月是住院醫生及培養住院醫生訓練計劃中心的Match月。住院醫生在截止日前呈交自己想去的中心給第三方—國家住院醫生Matching計劃（NRMP), 培訓中心也在截止日前向NRMP呈交他們想要的住院醫生，經由NRMP來匹配，決定住院醫去哪兒，同時也決定培訓中心錄取了哪些住院醫生。所以雙方對此都十分重視。

 

我申請的是神經內科專業，與很多專科一樣，神內第一年（PGY1, Postgraduate year 1, 又叫Intern)要做所謂的預備年(preliminary year), 主要是內科為主，然後才能做三年的神內住院醫生（PGY-2-4)。這就複雜了，即既要申請預備年又要同時申請神經內科，所以有兩個Match結果，兩個必須都要Match 上。

 

有少數神內Program會將預備年綁在一起，即如你match 到了神內，神內自然保證預備年也有位置。有些人被match 到了神內，卻沒有match到預備年而失敗了。所以在填排列表時，盡量先填能綁定預備年的大學或醫院。

 

如上所述，三月是match 月，在Match 前晚是絕對緊張的，焦慮的，甚至是有些恐懼的。一年多沒日沒夜的努力就要揭曉了，自己的命運也就決定了。這一晚是失眠了的，夜半三更在苦苦地盼望著天明。

 

好在運氣好，這一天是改變命運的一天，首先知道自己Match上了，然後知道match到了密蘇裏大學-哥倫比亞分校，包括了預備年及三年神經內科。這一天有範進中舉之感，可謂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接下來數月應該是體力上較為放鬆的一段時間，對未來懷著憧憬的一段時光。但是為了七月一日的住院醫生能正式開始，又要準備一些文件申請臨時行醫執照及辦理其他各種文件。另外準備要離開波士頓及去到一個中西部大學小鎮了，真是還得有一段心理的適應。此外，還得辭別昔日的朋友，老師及老板。

 

一晃就是五月底，該離開這我稱為第二故鄉的波士頓了——來美的第一目的地。在那兒，生活了近五年，開始了真正的認識美國文化與融入美國文化之旅，開始有了孩子，家庭變大了，也有了綠卡，考過了USMLE, 並成功地Match 上了。

 

離開波士頓的心情是複雜的，離開朋友，離開人頭湧動的城市去一個中西部地廣人稀的陌生的地方，內心本來就有些不踏實，更重要的是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更嚴酷的挑戰。與朋友們道別一刹那，總有“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淒涼之感。

 

車開上了路，向著西南方向駛去，車後座是5個月的女兒及將要滿2歲的兒子。在賓州西部小村住一宿後，第二天到達了目的地。

 

接下來日子才是真正煉獄般生活的開始。

 

七月一日是全美新住院醫開始的日子。美國第一年住院的節奏讓我懵了。首先對電腦係統不熟，其次節奏快，再次發現還真有語言障礙。來美近五年，以為基本英語聽力及對話應不成問題，結果頭一月很多英文還隻能聽個半懂。

 

每天早上5-6點就要起床，七點以前要把管的病人先查一遍。每個病人的症狀，體征及當日及昨日血液，放射報告等都要記得清楚。七點到了，年長住院醫就要先一起再查一次。第一年住院醫生必須口頭匯報病情，必須完整的規範地匯報。剛開始經常忘這忘那，有時會遭到白眼或批評，然後要寫病曆，等候Attending Physician 的正式查房。查房是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時Attending Physician 會問很多問題，答不出來就很難為情，一般會先問第一年的，答不出就輪到年資高的住院醫。對於每天查房中的問題，在晚上有空時必須看書或查文獻。查完房後，要把醫囑開完，送樣本到實驗室或從那兒取結果，打電話去實驗室，打電話請各科會診。美國人的節奏快，要求送出的結果盡快第一時間拿到結果。如果年資高的住院醫拿到了結果，而第一年的還未知，說明第一年的效率不高或工作不努力 （那時電子病曆沒普及）。

 

一般中午有一小時病例討論，邊吃邊聽邊討論。每天幾個典型的病例。另外除了書本外，美國人要求查新文獻，永遠保持在知識的前沿。美國人還講討論，這時真沒有什麽第一年住院醫，年資高的住院，attending，教授區別了，你最好踴躍地表達自己見解，能把上級醫生挑出一兩個錯誤也不錯，能講出最新文獻更好。剛開始幾個月，總是覺得美國畢業生很能侃侃而談，後來我也慢慢地適應了。

 

每個月輪轉至不同地方，每月底，帶我的attending都要填一份對我每月表現的評估鑒定表。有些住院醫生就因為評估不好而被辭退的。另外，也偶爾聽到這兒或那兒的住院醫自殺了的，包括像我們這樣從中國醫學院畢業的住院醫。不過在密蘇裏大學醫院裏，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在每月未換attending 之前，要離開這一輪的attending都會帶下麵的各級住院醫生出去吃一頓飯，似乎在感謝我們一個月來的辛勤工作。不知道這是不是密大的規矩，還是中西部人們特有的熱情。

 

最難受的是值班（on call)，這是最艱難困苦的一環，第一年基本上每三至四天一次。美國住院醫生的值班一般從早上到第二天下午之後才能下班。要不停地收新病人，辦病人出院，寫病曆，寫醫囑，總之是做不完的事，當然要幹淨利索最好。記得最難受的是在CCU輪轉一個月。每三晚值一次班，心髒病人情況又多，晚上是每幾分鍾都會被叫醒，基本上是連續36小時沒怎麽睡覺。

 

有一次，同樣忙完了一天的活，已是淩晨兩點了，在值班室準備打個盹，呼叫機又響了，每每聽到這種beep,beep的尖叫聲，腦袋都開始大了，兩顳葉感覺膨脹， 一般情況下也許回個電話就行了。但是護士堅持要去病房，迷迷糊糊地到了病房，護士說，病人已死亡，但需要醫生正式宣布。我一聽有點懵了，首先問了下如何死了，有急救沒有，問了一通，還是不知道如何宣布，於是我隻好在這一最不好的時間，即淩晨熟睡之時，叫醒了上級住院醫，當然隨後幾天，都沒看到過上級住院醫的好臉色。

 

那時還沒有每周上班不超過80小時的封頂，超過80小時工作是常規的。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吃飯，而是睡覺，太缺乏睡眠了，任何時候倒下便能深睡。那時，與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太少了，是一大遺憾。

 

三個月後，開始感覺能上點路了。中國人工作認真勤奮，少埋怨，少報怨，當天任務不完成不休息，這是有些美國住院醫所缺乏的，勤能補拙在這裏得到了印證。這樣，第一年的預備年就在苦中求樂中快要結束了。

 

雖然很苦，但學到的係統醫學思維方法，理論與臨床的有機結合方法，醫學倫理與人文知識，如何每日能站在知識的前沿的訓練都是以前沒有學到的，真是大開眼界且終生受用。記得內科主任韋伯（Weber)醫生是剛從芝加哥過來的，他首先送給每位住院醫生一本他寫的臨床內科指南類的書。前言第一句話，就是“Medicine is a noble profession "。這句話我終生難忘，讓我在困難時有繼續向前動力。翻譯過來也許不太精確，即”醫學是一門高貴的職業“。這裏的關健是高貴二字，理解不應該是常人認為的地位高貴，而是在救死扶傷這一點上，沒有什麽比病人把生命交給醫生這更高貴的了。

 

在行將結束的預備年時，人的欲望總是不能滿足。從波士頓到地廣人稀的密蘇裏的哥倫比亞小鎮，本來有一個不適應。哥倫比亞隻有一個中國留學生開的商店，每周末才從芝加哥運一些新鮮菜過來。雖然我沒有時間購物，但是家人也不太適應。以前在住院醫生麵試時，曾到過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UIC)，當時的Program director 布任特就對我很感興趣，我也喜歡那個地方，但因為UIC不提供預備年的捆綁，所以我選了密蘇裏大學。於是在預備年快要結束的的幾個月內，抱著僥幸的心理，與布任特醫生通了電郵，他回答令我很振奮，說他還保留有我的申請資料，但仍然需要通過match 才能決定。於是我又給NRMP送了一個表，上麵隻有UIC。冬去春來，在又一個三月份時如願以償地被UIC神經內科接受了。

 

 
 
 
 
 

 

 
 
 

四 . 1998-2001年

 

話說到三月份被UIC 神經內科錄取，其實自己心中也很內疚，因為一年前已經被密蘇裏大學神經內科錄取了。我該如何對密蘇裏神內主任開口說不來了呢？他會怎麽處理呢？在心中不安之時，問了一下美國人，包括要去的伊州大學的布任特醫生。幾個美國人均說，隻要是對你自己未來有好處你就做，而不要猶豫不決。於是壯著膽子去密大神內與主任約談了，當然神內主任是很不高興的，也很驚訝，因為另一位應該來的住院醫也決定去東北大城市去了。這樣，下一步即是奔赴向往的芝加哥了。

 

大約是六月初，把預備年的休假攢在一起，休息一月。那是風和日麗的日子，從Penske 租了一部中等大小的搬家用的卡車, 在哥倫比亞加了油，在加油站裏買了點吃的帶上，發票都沒有看一眼，便開著卡車上路了 （半年後偶查賬單才發現，莫名地多收了500刀）。當時的心情是愉悅的，其一，這預備年終於熬過了；其二，又要去大城市了，比波士頓更大的城市。一路不停地開上了七個小時，大有“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感覺。

 

七月一日又按例是新一年住院醫生開始的第一天。這時，已沒有剛開始時的那種極度的焦慮感了。不過雖然是畢業後第二年住院醫(PGY-2), 但是卻屬於神經內科的第一年，麵臨的也是很多新鮮的東西，新的地方，新的醫院，新的科目，新的係統，新的人員。既然是新的，則意味著有許多東西要學習。

 

首先是伊州的住院醫培訓的執照還沒批下來----誰知道拖在了哪個環節上，於是隻能每天跟著看，大約數周後，才獲批準。這是一把雙刃劍，一麵是正好花些時間熟悉情況，另一麵卻為還未能走入正軌而著急。

 

說實話，在預備年後，似乎有了”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之感。年資越高後，似乎事情也越來越越容易了，一切變得更加得心應手。

 

與預備年相比，除了二三個attending外，芝加哥神內的attending在輪轉結束後幾乎不會帶住院醫出去吃飯，當然他們仍要在月底為我們填寫評語表格。知道這兒有個別住院醫被勸退了的。

 

在第三年住院醫下半年時，即2000年，即到美國後的第八個年頭，終於有一次休假，經香港第一次回家看父母了，在我的眼裏，父母老了，在父母眼裏，我也“老了”，然而那是一次難忘的記憶，因為下次再回國又不知是何年了。

 

神經內科要在大學醫院，老兵醫院及南部一家私立醫院輪轉。在南部那家醫院最難熬，不僅病人多，而且每天有一attending, Dr. W 帶著查房。Dr. W 是一紐約Bronx人，個性特別，對住院醫非常嚴，經常要把住院醫問得兩頰冒汗，或眼眶泛紅為止，然後開講黃色笑話。不過學到的東西也多，他要求我們一個病例聽下來後，要有立即不假思索地說出三個簽別診斷的能力。

 

在大學醫學院則是每天早上七點開始住院醫病例討論，每周三MRI 及CT多學科會診等，每周二雷打不動的大查房（請名醫作前沿進展講座）。

 

就這樣，三年的神經內科住院醫也要在2001年夏天的時候畢業了。就像在密蘇裏大學發給預備年證書一樣，六月底，也順利地從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拿到了三年住院醫培訓證書，神經內科主任還專門在他家為這一年的包括我在內的僅三位神內畢業生舉辦了畢業慶典，三個住院醫中，其他兩位都是美國醫學院畢業的。

 

在畢業前半年，一般都要為畢業後出路找好。有人直接去工作了，有人會繼續申請神經內科的亞專科Fellowship，我選擇了後者。就在最後一年輪轉至腦電圖時，遇到了腦電圖前輩約翰.休斯醫生，他直接決定接受我為他的Fellow，這是為期一年的臨床神經電生理亞專業培訓。

 

 

 

 
 
 
 

 

 
 
 

五 . 2001-2002年

 

如同住院醫一樣，Fellow也是七月一日準時開始。本來，一年的臨床神經電生理Fellow應該是沒有call了，那應該是極大的減壓。隻要有充分的睡眠，再忙也會堅持下來。然而休斯醫生卻是近七十歲老頭，白發蒼蒼，但走路仍健步如飛。 他有在美軍做軍醫的經曆，曾在軍隊醫院服役過，所以背後大家又稱他"上校(Colonel)"。他要求每天早上6點鍾準時到達腦電圖室，一起閱讀頭一天的腦電圖。因為曾是軍人，如果早上6點01分鍾到，那休斯醫生就會不高興，春夏秋冬必須如此。後來聽以前的師兄師姐們說，他來的這麽早，是為了占領那一個離電梯最近的停車位。說起休斯醫生，他是哈佛及牛津博士，是腦電圖的前輩。七十幾歲還每天爬樓梯上樓。休斯醫生對發腦電圖報告要求異常嚴格，用詞決不能多也不能少，不過學到的東西也是貨真價實的。

 

一般下午要去肌電圖，那是一位名叫巴爾的猶太醫生帶著Fellow，她人很好，但時間上較為寬鬆。

 

再回到休斯教授吧，唯一的一次我讓他有些惱怒了。他準備了一次講座，是晚上在一芝加哥有名的叫做"Everest"法國餐廳, 他特別邀請了一些聽眾，當然包括他的Fellow, 我在內。那時我一邊學神經電生理，一邊準備神經內科的專業Board 考試（那時是三天的考試，包括三個真病人臨床考試），所以花了很多時問準備考試而忘了出席休斯醫生的講座。第二天，他很生氣，一直有幾個禮拜氣才慢慢地消退。我當時很後悔，做了一個政治十分不正確的事。

 

做Fellow期間當然也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1事件。

 

那是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世界改變了，也改變了我。那一天注定是刻骨銘心，無法忘卻的，雖然已是15年前，但回想起來卻清晰如昨。

 

我當年剛做完住院醫生，進入臨床Fellowship第三個月。

 

上校平常帶有軍人的氣質，如上所說，每天早上要求俺6點鍾準到達在腦電圖室，他也是那時候進來，一起讀前日的腦電圖（現在都是當日讀了）。

 

那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樣，6點鍾了，外麵仍是一遍黑蒙蒙的。我們坐在室內開始常規讀圖，不過他氣色看上去有些不太好，我知道他對於我幾天前缺席他的一個講座仍然耿耿於懷。但早上上校的確有些不同尋常，似乎有些不詳的預兆。

 

腦電圖室的其他員工一般是七點半至八點上班。

 

腦電圖快讀一大半了，大約七點半鍾，突然有人敲門，一般情況下，員工都知道我們在讀圖，無事是不登三寶殿的。

 

門推開了，原來是技術員珍妮，她是一位中年黑人，帶著驚恐的眼神及口吻，“你們看到了嗎？哦，上帝，不可思議...”。

 

上校停下手中的一切，轉過身，問珍妮，“出了什麽事？”。

 

“雙子塔倒了！”，珍妮說道。

 

“你開玩笑吧？”上校充滿了疑惑。雙子塔可是美國的象征，高大，威武，直直地聳立在曼哈頓，那可是真正的鋼鐵之軀啊，哪能倒下呢。我每次在紐約路過時，都要充滿敬畏地仰視著她們。

 

“是的，電視上，收音機裏都隻有這條消息，兩架大型載滿乘客的飛機分別撞到她們了” 。珍妮沮喪地說著。

 

我與上校頓時懵了，這隻可能是夢。我們停下了讀圖。衝向隔壁的電視房間，真的，看到了，倒了。這就是隨後15年中的時刻浮現出來悲慘畫麵，那半身飛機，那滾滾的濃煙，那奔跑哭泣的人們.....。第一次真正實時耳聞目睹了當今這世界上有那麽無比邪惡的東西，讓數千無辜的人們瞬間從此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妻子，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兒女.....。不象債有主，冤有頭的有目的仇殺，那種邪惡卻是隨機地針對無冤無仇無辜的路人。那天，所有的人都驚呆了，我專門去買了一張芝加哥論壇報，一整版對事件的報道及照片，這張報紙一直保留在我的書架上，報紙邊緣已經漸漸地泛黃了，似乎在訴說那15年前發生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好在美國人的習慣是不停留在悲傷上，不糾結於過去，他們身上總是充滿著一往無前的樂觀氣慨，自由把美利堅這塊土地與人們緊緊地連在一起，在那幾乎被相當於原子彈威力的震懾下，美國又很快地站了起來。

 

在2002年春天的一個上午，休斯醫生突然告訴我說，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十年前的一位叫紮克的學生，給他打電話問有沒有Fellow今年畢業。紮克太忙，需要招一名醫生，於是就這樣，在麵試後，在畢業前，把工作敲定了。

 

許許多多的人會在七月或八月時休息一段時間再上班，但是那時我有兩個孩子，必須養家糊口，於是在六月卅日畢業後，便於七月一日開始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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