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華人醫生的從業感言
導語：每一位醫生的行醫故事都可以寫成精彩的劇本，人生本就是一個大舞台，而醫生注定是一個集榮耀和悲哀，時而是主角，時而是配角的矛盾綜合體，隻有保持理性和智慧才能讓醫路人生走的更遠，更有意義。
作者：田穗榮 華裔美國麻醉師 轉自“醫殤”
醫學與宗教
1977年中國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首次恢複高考。基於對讀書的愛好，我參加了這次考試，居然成績不錯。可惜的是我所報名的大學和專業沒有錄取我。不知為何，我被分配到了一間醫學院。當時我連醫療係是怎麽一回事都沒搞清楚。不過我的選擇隻有兩個，去讀醫科或這一輩子也甭想接受高等教育。許多朋友勸我不要去讀大學，因為我將會麵臨畢業分配。鬧得不好還有可能去農村。我想人生能有幾次搏，這是我的人生之中唯一的一次讀大學的機會，我決不能就此放棄。就是這樣，我成為那間醫學院77屆學生。老實說當時沒有任何人認為我的決定對我的人生會有任何重大意義。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回頭再看，我那些沒讀大學的同學們大都已下崗，我那些讀了大學的同學們已成為各個工作崗位的中堅分子。而我，目前在美國一間醫院擔任麻醉師。五年的醫學院學生生涯有苦有甜，學到的知識讓我們一輩子受用無窮。在我的同事之中，有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和他們比起來，我不願意說我比他們好，但至少我可以說我的知識水平及工作表現和他們相等。我並不是我們這一屆最聰明和工作能力最強的一個。由此可以想象其它同學們的成就。我一直都非常為我是那間醫學院的畢業生而感到自豪。
畢業後我移民到美國。到美國的大學裏讀過書，靠自學通過了美國醫生資格考試。經過了數年的住院醫生訓練，通過了麻醉專科文憑考試。我經曆了中國和美國的高等教育，醫學訓練。我希望把我的一些工作經驗寫出來，以供大家參考，去其糟粕，取其精粹。也許能增加大家對美國的醫療係統的了解。
為什麽當醫生，在1978年中國的醫學院似乎沒有專門的課程來討論。醫學院也沒有醫學道德及社會學的課程。總的來說，社會上對醫生的一般概念就是：“懸壺濟世，救死扶傷，解除病痛。”中國社會也相對簡單，大多數人是漢人。宗教基本是多神教。什麽門呀，灶呀都有神。中國人什麽都信，但又沒有嚴格的宗教法則去遵循。至於我們這一輩，則是什麽都不信。什麽宗教有什麽規矩，那更是一竅不通。在我的腦袋裏，病人有病，我們盡力治病，那就是一個好醫生，這簡直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可惜在美國行醫時，這個道理有時會遇到麻煩。
到美國數年後，決定要參加美國醫生資格考試。買了一大堆書開始苦讀。醫學知識倒不是個太大的問題，隻是把醫學的中文單詞變成英文單詞，融會貫通背熟就行了。令人頭痛的是宗教和社會問題。下麵我就舉一個例子，由此大家能體會一下，在美國宗教給醫生們帶來的難題。
美國是一個由多民族，多種族，多國籍，多宗教組成的國家。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相對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實在是應歸功於美國政府的各項法律和政策。在眾多的宗教中，有一個叫“上帝見證會”（Jehovah’s Witnesses）。這個宗教應該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它的信徒相信輸血會破壞他們血液的純潔，死後不能上天堂。因此這個宗教的信徒拒絕輸血。這個宗教的輸血問題是美國醫生資格考試的必考題。一般原則是，這種病人入院時神智還清醒的話，醫生會和病人詳細討論輸血問題。如果病人簽字拒絕輸血，在住院過程中病人因大出血而昏迷，醫生隻能作輸液之類的支持療法，決不能輸血，甚至病人家屬要求輸血以挽救病人生命也不能接受。至於病人因嚴重貧血而去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如果醫生違反病人意願給病人輸了血救活了病人，病人可以把醫生告上公堂，理由是汙染了病人純潔的血液以致於病人不能將來上天堂，這種精神損失得由醫生賠償。大概這種事情隻能發生在美國，醫生救了病人性命還要害怕承擔法律責任。
有一天一位中國老年婦女需要做髖關節手術。她是“上帝見證會”（Jehovah’s Witnesses）的信徒，她的文化程度非常低，大概連這個宗教是怎麽一回事都沒搞清楚。她那些懂英文的教友和她到洋骨科醫生F醫生的辦公室作術前檢查。F醫生談到了輸血問題，至於她那些教友們是如何作翻譯的就不得而知了。總而言之這位老婦人在拒絕輸血的條文下簽了名。手術中由於出血她的生命體征變得不穩定。麻醉師做了氣管插管，補液，用了升壓藥，術後把她送到麻醉複蘇室。這時已是傍晚時分。F醫生交代說，不做任何血液檢驗，不輸血，隻進行支持療法，病人要是不行了也沒辦法。說完以後F醫生就回家了。
N醫生是一位兩歲時隨家庭從香港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她是一位嚴肅認真的麻醉主治醫生，心地很好。N醫生並不是這個手術的麻醉醫師，但她那晚剛好是值班主治醫生。這個病人病情不穩定，麻醉複蘇室的護士叫懂中文的她去向病人的姐姐說明病情。N醫生把情況一說，病人的姐姐馬上大驚失色，叫道：“我的妹妹沒有想到做這個手術可能會死。她是絕對不會拒絕輸血的，求求你救救她的性命啊！”N醫生說有拒絕輸血的文件在病曆裏，我也沒有辦法。病人家屬拽著N醫生苦苦哀求，N醫生看了實在不忍。她想方設法，打電話給醫院的值班領導，不同的醫生同事，但她仍不得要領。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她反複翻閱病曆，終於發現病人曾經簽了一張同意治療的文件。而這個文件內的條文中居然有同意輸血的一條（美國病人入院接受治療，要簽多張文件）。在這種情況下，她以這張文件為據，再打電話給醫院值班領導，醫院律師，麻醉主任，走法律漏洞，終於在半夜裏，她寫了醫囑下令輸血。輸血後病人的生命體征馬上穩定下來，N醫生把病人救活了。
翌日清晨，F醫生回到醫院，得知病人接受了輸血，他的臉色難看極了。他擔心他會卷入法律訴訟中。在這裏我得說明一下，F醫生是一位醫術精湛，非常負責任的傑出骨科醫生。術前他已經向病人解釋清楚，術後他是按法律條文去做。從法律上而言，他是完全正確的。ICU主治醫生的臉色也是陰晴不定，輸血是發生在ICU，這件事要告起來他也吃不了兜著走。N醫生則是彷徨不安，擔心不已。她做了一件我認為是天大的好事，但她卻承受到了天大的壓力。我看到此情此景心裏實在替N醫生不服氣。我發現這個病人的姐姐與我的親戚是相識的。我通過我的親戚叫病人的姐姐送花和感謝卡片給N醫生，以讓洋醫生們看到病人是感謝N醫生為病人所做的一切。
親人們為了此事鬧得天翻地覆，人仰馬翻。病人那年邁的姐姐徹夜不眠，整夜在醫生，護士和病床旁邊團團轉，為挽救病人的生命而累得筋疲力盡。 病人那些分散在各地的兒女們當晚接到病危通知，第二天就趕到醫院，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買的機票大概所費不貲，還要請假影響工作。大家自然對那個宗教罵聲不絕。而這位病人在鬼門關轉了一圈回到人間，恐怕也不會再去那個教堂。本來如果宗教能教人行善，未必是件壞事。但在美國，教堂也是一種生意。牧師就是教堂的經理。教堂的業績往往是以參加教堂的人數及收集的捐款來評價的。所以一些缺德的牧師是拚命拉教徒，教徒們又是在外麵拉人進教會，尤其是教育程度低的老百姓，因為這些人好哄好騙。至於這種教會把教徒們的生命放在哪裏就隻有天知道。
有一次我要為一位Jehovah’s Witnesses的教徒做剖宮產的麻醉。我向產婦及家屬詳細地解釋了有關輸血的問題，最後產婦同意在必須的情況下可以輸血。這個產婦和丈夫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他們大概認識到如果為了宗教信仰而拒絕輸血，讓新生兒失去母親，丈夫失去妻子的做法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剖宮產過程順利，母親和嬰兒都很平安，這位產婦最終並沒有接受輸血。事實上剖宮產輸血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對於我來說，如果病人簽字拒絕輸血而又碰到術中大出血，病人在昏迷中不能重新簽字同意輸血。而我要根據法律“見死不救”，眼睜睜地看著這位年輕健康的婦女去世，實在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此事已過去數年，病人並沒有提出法律訴訟。很可惜的是這些來了美國多年卻不懂美國法律的中國人認為醫生救人是天經地義，分內之事，根本無法理解N醫生在此事中所承受的壓力。他們也不會意識到，在美國，“懸壺濟世，救死扶傷，解除病痛”並不是那麽簡單。一切都要以法律為準。美國的醫生是在法律的約束下行醫治病的。由於許多中國人的英語不好，與醫生的交流也有一定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找可靠，信得過的翻譯是很重要的。當你拿筆簽署任何文件，你得明白文件的內容。生活在美國的大地上，中國人應多了解美國的法律，這樣才能最大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也不至於陷進美國的法律網內而無力自拔。
N醫生事後並沒有受到表揚。同事們對此事都噤若寒蟬。老實說她沒有給醫院和別的醫生們帶來麻煩就不錯了。我對N醫生說，這事與你無關，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你折騰了幾個小時，卻遭到如此對待，實在不值。她說，看到病人要死，看到病人家屬那悲傷的麵孔，實在沒有辦法不盡力而為，我總不能看著病人死去。對此事我隻能說一句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希望N醫生好心有好報，一輩子萬事順利。
在美國，當一位醫生不容易，當一位好醫生更不容易。大多數的醫生能夠兢兢業業地工作，為病人服務。但是像N醫生那樣，急病人所急，憂病人所憂，甘願冒著承擔法律訴訟的危險和吊銷自己醫生執照的麻煩去救病人性命，那真是少之又少。在我的心目中，N醫生既是一位好醫生，也是一位社會的無名英雄。如果我們的社會裏，能有多一些像她這樣的英雄，我們的生活就會更美好了。
由惡性高熱談起
一天下午S醫生告訴我去做一個急腹症手術的麻醉。S醫生說一個住院醫生已經到病房去給這個病人做氣管插管。給這樣的病人做麻醉是件容易的事。我按照常規進手術室把麻醉機器準備好，剛走到走廊，一個ICU的主治醫生正將病人推進手術室大門。我一看心裏打了個楞，ICU主治醫生從來不親自送病人，他的出現不是一個好現象。病人躺在移動病床上，帶著氧氣罩，呼吸急促，氣管並沒有插管。ICU醫生簡單介紹病人情況：在病房時病人血壓低，正在補液。我向病人打招呼，問病情。病人提起他的家人有惡性高熱病史，我一聽心裏嚇了一跳，惡性高熱是一種由麻醉引起的罕見疾病。書上讀過，考試背過，從未見過。當時無暇細想，隻好把病人送進手術室。 就在那短暫的時間內，我的大腦拚命地在想書上是如何處理惡性高熱的。一進手術室，我就把可以引起惡性高熱的麻醉藥物全部移走，但是那些可以引起惡性高熱的麻醉藥物都是我們常用的。例如司可林是急腹症手術全麻誘導最好的肌鬆劑，由於其副作用，世界的藥劑學家們花了多年時間，試圖研究出新藥來替代司可林，至今尚未成功。不用司可林去做急腹症手術全麻誘導是令麻醉師頭痛的事。 此時我已無它選擇。我把監測儀放在病人身上。一看病人的生命體征，我呆了，苦也，這個病人要死在我的手裏。這時候我的腎上腺素一定分泌到了頂點。眼裏看著病人心率血壓，腦子裏在做著鑒別診斷，手裏不停地處理。麻醉還沒開始，病人仍然清醒，S醫生進了房間來看看。一看監測儀數據，他臉色馬上緊張起來，他說：“你的病人病的很重，我能幫你做什麽？” 這是他以最輕描淡寫的方式說的，事後他告訴我他以為病人要死。我說我要做有創性動脈壓監測，你做清醒氣管插管。 S醫生做了清醒氣管插管後就離開了。 而我做了動脈插管，靜脈插管，插胃管，中心靜脈插管，給麻藥，用升壓藥維持血壓，補液，輸血，做血氣分析，治療嚴重代謝性酸中毒，量體溫，監測及維持尿量。多年來麻醉訓練中苦讀教科書所學到的生理病理知識及大量麻醉病例中練出來基本功在這個手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兩個多小時的麻醉過程，從頭到腳忙個不停。 慢慢地病人的生命體征穩定下來，手術順利完成，把病人平安地送到ICU，我才鬆了一口氣。事後外科醫生及S醫生笑眯眯地表揚我：“You did the good job”。而我則是累癱了。
惡性高熱是一種家族遺傳，由麻醉引起的罕見疾病。下麵我用一些數據說明一下。
惡性高熱的發病率： 兒童 1：15，000 成人 1：50，000 - 250，000
我是一位麻醉師，平均每年做800例麻醉， 如果一個麻醉師的麻醉生涯是四十年的話，終其一生，也隻能做32，000例麻醉。也就是說大多數麻醉師從來沒見過惡性高熱。這種疾病，不會診斷，不治療，死亡率很高。及時診斷，及時治療，死亡率相當低（10%）。 由於這個特性，這個疾病是麻醉專科必考之題。 筆試要考，連口試也不放過。我在口試時就被問及這個疾病。幸虧平時背書努力，居然對答如流，順利通過。 但是背書是一回事，實際處理又是一回事。 每一台麻醉機都有一張紙，上麵寫著：malignant hyperthermia， call for help。 斯文的翻譯就是：惡性高熱，請求援助，粗俗的翻譯就是：惡性高熱，叫救命。請想一想這種叫救命的情景吧。一大群麻醉同僚湧進你的手術室，七嘴八舌，七手八腳地來幫忙。作為這台麻醉的主管麻醉師，你要像一位指揮官一樣，叫這個同事做這個，那個同事做那個。動脈插管，血氣分析，混和特效藥及靜脈注射特效藥，插胃管灌冰水，插尿管，對症治療，例如心率不整，嚴重代謝性酸中毒。書上是這麽說的，實際上誰也沒有經驗，做起來免不了忐忑不安，戰戰兢兢。 而且這個病仍有10% 的死亡率， 所以誰也不願做這個叫救命的麻醉師。由於大家提高了對此病的認識，在問病史的時候我們都會問起個人及家人的過去麻醉史。隻要在病史裏有懷疑是惡性高熱的資料，所有可能引起惡性高熱的藥物都將避免使用。如果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病例，我們還要為該病人一家作遺傳谘詢。介紹病人與惡性高熱熱線聯係。因為這不是病人一人的事，而是病人全家及其他親戚將來做手術麻醉的安全大事。幾年前我去中國參加麻醉年會，在會場的牆上貼著一個病例，一位16歲的健康男孩在接受全麻中出現惡性高熱的症狀及體征，最後男孩去世。不知道寫這個病例的麻醉師是否認識到這個病例是惡性高熱，因為整篇病例沒有提到診斷，隻是描述了麻醉師們如何對症治療。顯而易見他們的對症治療沒能救活這個孩子。後來我和其他國內麻醉師聊起這個病例，許多麻醉師並不知道這個病，有位正在讀研究生的麻醉師提起他讀過這個病，但是中國沒有特效藥，診斷了這個病也無藥可治。不知道他是否認識到他也應該對病人家屬的未來負責任。大概因為這個病是罕見病，大多數麻醉師一輩子也不會碰到一個病例，何苦花時間去學習。不知道有多少中國的醫生同意他的說法，更不知道有多少中國老百姓會同意他的說法。
曆史上麻醉是由外科醫生首先發明的。在開始一段時間裏麻醉是由外科醫生做的。由於醫學的發展，麻醉和外科分了家。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麻醉是外科的附屬品。有位同學告訴我七十年代時廣州郊區的一間縣醫院的麻醉是由插隊知青做的，而這位插隊知青的麻醉技術是由外科醫生教的。現在麻醉已成為醫學的一門專科，它和心髒科，肺科，ICU科一樣，是intensive care 的一部分。在美國，八年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還要經曆四年住院醫生的地獄式訓練而成為主治醫生，才能獨立給病人提供麻醉服務。美國的臨床醫生隻有兩個級別：住院醫生，主治醫生。在臨床上是主治醫生責任製，也就是說主治醫生對他所做的麻醉負完全責任。就像我碰到的這個可疑惡性高熱病人，盡管病情很重，麻醉主任也知道這件事，但他並沒有提供他的個人幫助。大概他也沒有處理過這樣的病例，他對於惡性高熱的了解和我差不多，書本知識而已。這種主治醫生責任製給主治醫生很大壓力。尤其是晚上值班，一位主治醫生要提供麻醉服務給不同的手術和不同病史的病人，再重的病人你也要按照教科書妥善處理。沒有廣泛的書本知識和大量臨床經驗實在很難應付這種壓力。主治醫生不會因為技術性的問題把主任拉進手術室。 中國的臨床醫生則有多個級別，從住院醫生到主任醫生。碰到技術性的問題，低級的醫生一級一級地向上級醫師請示。有一位主任告訴我，在手術室裏如果一位病人要死，他一定要在現場作指揮一直到病人逝世為止。大概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主任，有的醫生似乎在混日子，當了多年醫生，隻能做一些常規工作，很少讀教科書。難的工作自有上級醫師頂著。不知道從這樣的事實我能否作一個希望不會得罪中國同僚的大膽推測，美國主治醫生和中國的主任醫生是相等水平（如果我能排除個人差異）。醫學院畢業生美國隻需要四年時間就培養了能夠獨當一麵的主治醫生，中國需要多少年才能培養出能夠獨當一麵的主任醫師呢？在美國每個病人都由受到全麵訓練的主治醫師提供醫療服務。在中國是否每個病人都由高質量的主任醫師提供醫療服務？我們有什麽辦法提高大多數醫生的醫學素質？我希望中國的醫學同僚們能幫我找到答案。
B醫生是一位高大，身材消瘦白人年青住院醫生。他相當聰明，工作也做的不錯。所以在進入住院醫生生涯數月後聽到的是以表揚聲為主。他自然是躊躇滿誌，信心十足。可是住院醫生工作艱苦，他正好和妻子鬧離婚，心理壓力也很大。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做一個心髒麻醉，他的操作出了差錯。我告訴了他，他居然發脾氣。我毫不客氣的對他說，請你離開手術室，休息一下，鎮靜一下你的神經後再回來。他馬上靜了下來，但不願離開手術室。終於他平靜下來和我一起完成了這個手術。醫生這個行業畢竟是以男性為主的，作為一個男性白人去接受東方女性的批評似乎較難接受。但是我的主治醫師同事們，有從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他們對我的工作態度和能力都非常尊重。我不會允許住院醫生在我麵前無理取鬧。B醫生就是那位到病房去給那位可疑惡性高熱病人作氣管插管的住院醫生。這件事情發生後第二天，我正好和B醫生一起工作。他洋洋得意地提起此事。他說他知道病人要做手術，他建議把病人送到手術室去作氣管插管會較安全些。然後他問我：“Did I make the right decision“？看著他那英俊而自負的麵龐，我問他，你知道病人病史嗎？你知道病人生命體征嗎？你請示過任何主治醫生嗎？他的回答全是“no”。我說，你對病人一無所知，就去作決定，這是錯誤之一，未請示主治醫師，私自作決定，這是錯誤之二。更嚴重的是你為病人作了錯誤的決定。我把病人的病情詳細地講給他聽。我說這個病人有內科急診，又有外科急診。由於病人已進入休克狀態，接近死亡邊緣，在這種情況下病人接受麻醉和手術的危險性很高。所以這個病人應首先接受內科搶救。在ICU裏做搶救，至少有一個主治醫師，數個住院醫生及護士。他們有足夠的人力給病人放置各種入侵性監測管道，做各種血液檢驗，作出診斷和進行及時正確的治療。病人的病情穩定以後就可以安全地送到手術室作進一步的外科治療。冒冒然地把瀕死的病人送到手術室，而每一個手術室隻有一個主治醫生，搶救條件遠不如ICU，你的做法，直接威脅了病人的生命安全，間接的威脅了主治醫師的職業生涯。你大概是想害主治醫生吧。對於我那嚴肅的指責，他無言以對。
此事以後我仍有機會和B醫生一起工作，大概我的知識和能力足以讓他佩服。他對我的態度完全改變了。而我則樂意和任何尊重我，尊重醫學的人一起工作。
教育方式及製度對醫學人士一生的影響
醫生，是科學家，諾貝爾獎的許多獲獎者是醫生；醫生，又是臨床專家，解除病痛，為人民服務；醫生，也是技術員，或者是手工操作者，例如外科醫生，麻醉師，憑著一雙靈巧的雙手，救死扶傷。我畢業於中國的一間普通醫學院，在美國接受了嚴格的專業訓練。最近我回中國，到醫院裏走一走，和我那些醫療界的同行們聊天，他們的一些說法和做法使我驚訝。他們非常重視個人經驗，強調資曆，蔑視理論學習。我們“本是同根生”，為什麽他們會使我驚訝？為什麽我會覺得他們觀念落後，孤陋寡聞和無視科學？我在中國完成了高等教育，又曾任教於中國的中學，在美國我再次進入大學，還有三個在美國出生，受美國教育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接觸了美國的教育係統和方式。由此我對兩國的教育製度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看法。想全麵地比較這兩個國家的教育是一個大題目，不是我這篇短文所能囊括的。我隻是想從幾個小的方麵來寫出自己的體會。一個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最重要的是人才問題。毫無疑問，美國是一個先進的國家，最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有一批各個領域的精英。難得可貴的是，許多精英來自世界各地，卻能在這個移民國家裏發出閃亮的光芒。也許這就是美國教育和用人製度的魅力。我希望這篇短文能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一點幫助，對中國醫生培訓有一點幫助。
論文訓練及其長期影響
小時候去看電影時，任何角色出現在熒幕，我總愛問一句：“他是忠還是奸？”忠者，好人也，奸者，壞人也。當時的教育，好人是完美的好人，從裏到外決無瑕疵。壞人則一定是頭上生瘡，腳下流膿，壞到了底。這種觀點也反映在曆史人物的教育上，任何曆史人物都離不開忠或奸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分類。作為學生，當然是照本宣科，把這個忠與奸分個清清楚楚，否則要落個立場不穩的評語，將來的政治前途堪慮，用廣東人的話來說，就是凍過水了。美國曆史書中，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大體上仍有忠與奸之分，但是其評價比較靈活。老師們往往要求學生就曆史某個人物或事件作為題材，到圖書館找參考書寫論文。當我聽到我的兒女小學就開始寫論文，簡直是膛目結舌，我這個大學畢業生都沒寫過論文，你們有水平寫論文嗎？當然小學生的論文就簡單顯淺，大學生的論文就嚴謹得多。其實，無論低級或高級的論文，基本上是翻看資料，找出證據闡明自己的觀點而已。隻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論點的正確，就是一篇過得去的論文。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學生不需要照搬教科書的觀點。這樣學生有一個獨立思考，根據事實分析，求證的過程。
基於好奇，我向女兒提了個問題：“華盛頓總統在美國基本上是一個正麵的，英雄式的人物，如果你想寫一篇論文以反映這位偉大總統的缺點為主，老師會給你不及格嗎？”她滿認真地想了想，然後回答道：：“隻要你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的論點，老師不會給你不及格。但是圖書館裏有關華盛頓總統的書成千上萬，絕大部分書籍都是描述他的豐功偉績，隨便找幾本書翻一翻，就可以找到事實證明這位總統的偉大。如果你要寫他的缺點，大概要翻上幾十本書才能從字裏行間找到一些資料。證據不充分，論文的分數也不會高。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誰願幹呢？”
如果一個學生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寫論文，每年寫兩篇。高中畢業時他已完成十四篇論文，大學畢業就已完成二十二篇論文。寫論文是一個根據資料求證的過程。由於長期的練習，反複的求證，美國的學生養成了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習慣。即使是最有權威的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美國人都會分析其設計和數據以確定它的價值。要是你去和美國的專業人士討論工作，他們總是引經據典，以教科書和文獻的資料來支持自己的做法。在科學麵前人人平等，專家們的做法也是一樣，他們用科學資料而不是用自己的資曆或職位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與其相反，中國的教育是老師講，學生背。學生沒有讀論文的習慣，也沒有習慣或者沒有膽量去質疑老師的教學。要是你去和中國的專業人士談專業，他們常常提起自己幹這一行已經有多少年了，是有豐富經驗的，他們的作法是由他們自己的經驗甚至職務來支持的。他們的說法常常令我目瞪口呆。我在這裏舉個例子。我在中國的一家醫院觀察手術時看到了外科醫生為乳癌病人做的乳癌根治切除術。我對一位中國外科醫生朋友提起此事，問其原因，他的回答令我驚奇，他沒有提起手術指征，也沒有提起任何文獻，隻是說基本上每個醫院都是這樣做，外科主任是這麽教的（一種變相師傅帶徒弟的做法），規定的。過去外科主任的主任也是這麽做的（好一個幾十年一貫製）。我給乳癌病人所做的麻醉有許多例，還從未見過乳癌根治切除術（隻要符合手術指征，極少數病人也會接受這個手術）。那些洋外科醫生說現代的乳癌手術是能少切就少切，連腋下的淋巴結也是能保留就保留。絕大部分的乳癌手術隻是局部腫瘤切除，腋下的淋巴結也隻是盡量切有癌的淋巴結，術後再根據病情做化療或放療。根據研究，這兩種新舊的手術方式效果差不多，但是新的手術能提高病人術後的生活素質。當我對中國醫生的做法有異議時，他們一臉不屑地表示，他們做這樣的手術已經多少年，多少例了，用得著你教嗎？我無言以對，心裏隻是很納悶，他們知道個人的經驗和全球人類的經驗比起來還不如滄海一粟嗎？大概不知道。他們很少學習最新的科學論文，他們往往不知道也不願承認他們的某些做法是過時的，甚至是不正確的。他們傲慢而知識貧乏。我知道是我們的教育製度把他們培養成這種德行，更希望中國教育製度的改革能夠培養出真正尊重科學的人才。
師徒製和師生製
中國傳統上的技術工作（包括臨床醫生的培訓）的傳授是師徒製，徒弟跟著師傅在工作中學習技術。在美國，大多數的技術工作是學校的老師教的。這些技術工作包括廚師，美容理發師，機械員，電工，汽車修理員，各種電器設備的維修技工，護士等等。有的學校（廚師，美容師）是屬於職業學校，相當於中國的中專水平。大多數技工學校是兩年製的大學，學生畢業後領取副學士學位文憑，相當於中國的大專水平。下麵我就這兩種製度簡單分析一下。
師傅/學校
我不知道中國國家或者某個工種對師傅的技術和教學水平有沒有統一，規範的考核和要求。如果沒有的話，師傅的理論，技術和教學水平恐怕差異很大，教出來的徒弟大概也是良莠不齊。一般而言，學徒學到的實際操作比較多，理論比較少。美國所有的學校都得向教育局備案注冊，遞交教學大綱，課程安排，證明其專業的教師水平（大多數的教師都是本科或碩士畢業生）。許多技術工作要求學生畢業後再去考取全國或全州統一的執照考核，及格後才能工作。這種全國（州）性的統一考試就是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標準，每個學校要按照這個標準來教學，學生要按這個標準去學習。美國學院製教育出來的學生，理論學得比較多，實際操作也學一些，整體水平比較平均。
師傅/教師
中國有一句俗話，“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這是一種社會現實。根據報道，一個下級醫院的醫生（徒弟）到上級醫院進修。上級醫院的醫生（師傅）把他安排看門診而不讓他學習難度高的技術。其原因，這個師傅怕徒弟學會了技術，會把他的病人搶走。這種技術私有製的做法肯定會妨礙專業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在美國，每個學校畢業生的執照考核及格率還要上報教育局。可想而知，如果一個學校畢業生執照考核及格率低的話，這個學校就得關門大吉，老師就要失業了。因此，從個人利益出發，中國師傅教學可能會有留一手的做法，美國教師則要全力以付，希望教好每個學生，使他們畢業後能考過執照，找到工作。
滿師/畢業生
如果比較中美兩種製度下培養出來的技工，中國學徒的手工技術比較熟練，滿師後對其工作馬上得心應手。但是由於理論水平低，工作起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將來學習新的技術，職位的提升都會有困難。美國技工畢業生的技術操作比較生疏，需要一段時間來掌握其技術工作。但是他們的理論好，容易掌握新的技術，工作起來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再加上他們已有兩年的大學學分，隻要他們稍加努力到大學多讀兩年書，就能成為本科生。這樣，他們將來的發展也就是頗有潛力了。
在美國，有一些技術工作也允許工人在職訓練後去參加執照考試。 事實上由於這些工人缺乏係統的理論學習，他們考核及格的機會如鳳毛麟角。許多工人在多次考核不及格後還是隻好到學校修學分拿文憑再去考執照。一般而言，即使幹基本相同的工作，有執照的技工要對沒有執照技工的工作負責任，所以前者的工資是後者的兩倍。我在美國常常買中國製造的產品，這些產品大都是由中國的廉價勞工生產出來的，技術，質量水平要求不高。我回到中國看見美國進口到中國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高質量，高科技的產品。舉個例子來說，人造膝（髖）關節，精確的關節設計，使其能吻合病人關節的解剖要求；關節植入人體後要能承受十萬百萬次關節運動所造成的磨損，合金的選擇，冶煉，生產，每一步的質量要求非常高。每一步生產程序的把關，都是由工程師和技術員共同完成的。這樣的一個人造關節，在美國要賣五千到六千美金。我常常感慨地想，中國服裝工人要縫紉，出口多少件衣裳才能換回美國技工生產的這麽一個關節呢？
美國的技術工人（藍領階級）心靈手巧，他們能夠把博士們在實驗室研究出來的理論，工程師在辦公室畫出來的藍圖變成美國人民看得見，摸得著，帶來許多生活上方便的產品。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工資和許多本科畢業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們工作在工廠，工地，體力勞動比較多而已。他們並不是普通的苦力，他們是美國產業大軍，中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社會上享有相當高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是建立在他們精湛的技術，高度的專業水平和對社會的貢獻的基礎上。
住院醫生之培訓
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臨床醫生的培訓基本仍然是師傅徒弟製。醫學院的畢業生（徒弟）在醫院找到工作，他的培訓就是由年資高的醫生和主任（師傅們）負責。美國的醫學院學生經過長達八年的大學教育才能畢業。但是學習並沒有結束，更艱苦的博士後訓練（住院醫生訓練）還在後頭。全美國每一個專業的訓練都是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要求。
培訓醫院/師傅
中國任何醫院都可以培訓年輕醫生，一般而言，大醫院的師傅們水平比較好，病例比較多，如果能在這樣的醫院找到工作和接受培訓，徒弟的水平一般還過得去。如果在小醫院或診所找到工作，師傅們本身的水平就不高，知識有限，能教給徒弟的實在不多，由此可推想，徒弟的水平也難提高，況且，許多小醫院的師傅根本就不願意認真地教徒弟。盡管如此，即使在大醫院，年輕醫生的培訓仍然因醫院而異，重視年輕醫生培訓的醫院，臨床醫生的水平會好些，但仍然缺乏全國統一的要求，各個醫院培養出來的醫生水平參差不齊。全美國隻有少數醫院提供住院醫生培訓，這些醫院得有一定的規模和病例數量以供教學用，還要有足夠的師資力量，絕大部分負責教學的臨床醫生都擁有其專科文憑。醫院有專人負責住院醫生的培訓工作，包括擬訂教學計劃，課程安排和定期考試。每個科室還設有住院醫生培訓委員會，成員一般包括科主任，主治醫生和住院醫生代表。這個委員會定期討論住院醫生培訓中發現的問題，研究解決辦法，例如對一些知識和水平比較差的住院醫生提供一對一的輔導。美國還有專門的機構檢查醫院的教學質量。教學工作沒做好的醫院將被取消其培訓資格。所以每個負責培訓的醫院和醫生都是全力以赴地作好教學工作。
住院醫生
中國的住院醫生在找到工作後就成為雇員，在工作中受到上級醫生的指導。好學的住院醫生基本上是在自願的情況下讀一些教科書，不好學的醫生滿足於日常工作，能解決一些常見的疾病，不能解決的，就叫上級醫生。有一次我和一位行醫五年的醫生聊天，發現這位醫生理論知識非常貧乏，臨床上也是一塌糊塗，我感到不解。事後和科室的主任談起來，主任告訴我，他也要求醫生們讀書，可是他們不肯讀，當主任的也沒有辦法，隻要他們工作不出事，主任無權處理這些不學無術的醫生。這位主任談起這個問題時，顯得非常的無奈。同時主任得常常盯著這些醫生的工作，以防這些醫生出事，這樣一來，主任感到壓力很大。在這樣的製度下，住院醫生沒有太大的壓力去提高自己的水平。
美國的住院醫生工作非常繁重，精神壓力很大，工作時間很長（80-100小時/星期）。除了應付日常工作，每個住院醫生還有閱讀任務及參加科室考試。住院醫生完成培訓後要參加全國統一的考試來獲取其專科文憑，這個考試大多數是筆試，就是考理論，有的專科還有口試。而且考試題目中相當一部分題目涉及到一些嚴重威脅病人的生命，但又少見或罕見（high risk and low frequency）的疾病，例如下文所提的惡性高熱症。既然罕見，在培訓過程中就不一定能碰到。大家隻能從書上學習前人的經驗，這種病例如果不能妥善處理，病人就會死在醫生手裏。醫生們不讀書根本無法考試及格。在培訓中表現不好的住院醫生將會受到處分甚至被迫離開。住院醫生隻是在培訓醫院接受培訓，培訓完成後他們再到全國各地找工作。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主任的介紹信是最重要的。美國的住院醫生在高壓下確是非常努力地工作和學習以達到一定的水平。
住院醫生製度及其對美國醫療水平的影響
我想用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住院醫生的培訓一般是在醫學院的附屬醫院進行。這些醫院學術風氣很濃，醫生教授們既做臨床，也做科研，許多新的醫學理論，藥物，醫療方法和醫療器械都是在這些醫院研究發明出來的。他們培養出來的醫生麵向全國，要到各地的大小醫院找工作。
第一例
如無意外，一位美國人18歲高中畢業，26歲醫學院畢業，經過3-5年的住院醫生培訓，大約30歲左右他就成為主治醫生。如果他是外科醫生，今年60歲，那麽他外科培訓應該是在30多年前進行的。30多年前，乳癌的外科治療是乳癌根治切除術，膽囊的切除要在病人腹部切一條一尺長的切口。他在一間鄉間醫院勤勤懇懇地工作，似乎可以30年不變地重複這樣的治療方法。但是新的主治醫生來工作了，這位醫生當住院醫生的時候，乳癌根治切除術已經基本摒除了，大部分膽囊的切除是在腹部切幾個小口用內窺鏡的方式做的。學術雜誌有研究論文證明新的治療方式安全，有效，減少病人痛苦。新的主治用新的治療方法開始工作，他的到來給老主治帶來了挑戰。這位老主治大概有三個選擇： 一，學習新的技術；二，墨守成規，但要放棄某些手術，例如要用窺鏡做的手術，這樣他的收入將會大大減少；三，選擇提早退休。我這樣的說法似乎很殘忍，可是科學不斷發展，並不允許一個醫生一成不變地用幾十年前的技術為病人服務。長江（也許應稱為密西西比河）後浪推前浪，社會才能向前發展。其實我這裏用的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許多美國醫生每年參加繼續教育課程，閱讀專業雜誌，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以避免被淘汰的命運。在這樣的係統之下，住院醫生畢業後把新的技術，理念帶到全國。即使在一間鄉村醫院，病人仍能獲得由一流醫院培養出來的醫生的醫療照顧。所以美國各醫院的醫療水平比較接近，受益的是廣大的老百姓。
第二例
過去放射科醫生的工作範圍基本上是限於閱讀X光片，近十年來介入放射科崛起。過去，腦血管瘤，主動脈瘤的治療是由外科手術來完成，手術風險很高。現在介入放射科的醫生能更安全，可靠地治療這些疾病。由於這個科目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許多美國的醫院缺乏這樣的專科醫生來開展業務。當一個介入放射科醫生完成培訓後，他很可能要成為一間醫院介入放射科的始祖。當他到醫院麵試時，得像一個生意人那樣去了解各方麵的情況，包括醫院附近的人口分布，醫院的經濟狀況，醫院的病例和病種等等。介入放射科的儀器非常昂貴，動輒幾百萬美元，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儀器都買不起。沒有足夠的病源，醫生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如果一切條件妥當，這位醫生就是把新的治療技術帶給了醫院，新的醫療服務帶給當地居民。
美國的住院醫生培訓係統培養了一批批能夠掌握先進技術，全麵，水平均勻的主治醫生。他們像播種機那樣，走到那裏，他們的技術就帶到那裏。而這個係統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全美國的老百姓。
雜誌俱樂部（Journal Club）
雜誌俱樂部（Journal Club）是美國醫學界非常流行的一種學術研討會的形式。除了少數人以外，大多數人都會或多或少有那麽一點惰性，包括本人在內，不願翻看醫學雜誌。由此許多科室會安排一位醫生負責雜誌俱樂部（Journal Club）的工作。這位醫生花比較多的時間查看醫學雜誌，找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文章讓科裏的醫生們來進行學習討論。一般而言，討論前的兩個星期，每一位醫生都已收到文章的複印件，自己先行閱讀。雜誌俱樂部（Journal Club）的時候，大家再進一步分析文章的內容。如果經過討論後，文章的內容能被大家認同，在實踐中，我們可能會按照這個文獻的結論指導日常工作。在這種學術氣氛下，大多數醫生都要讀文獻以提高自己的水平。我這個懶鬼也在這種環境下讀一些文獻。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式，應該把它帶回中國。今年我一回到中國，就把帶來的一篇文獻交給一位頗有名氣的教學醫院的麻醉主任。我請他將此文獻複印後交給麻醉科的同事閱讀，我將會在兩個星期後到他們科室討論這篇文獻。
我在這裏先把這篇文獻簡單介紹一下。
這篇文獻是今年（2004年）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是國際上頗有名氣的醫學雜誌，其醫學論文是相當有水平的。這篇文獻的做法是由一位奧地利醫生設計的，奧地利，德國和瑞士三個國家，三十多個地區，四十多間醫院的醫務人員配合，收集資料而成。其主要內容是比較兩種藥物對於心髒驟停（cardiac arrest）病人搶救時的效果。這篇文獻在我們的科室討論過，大家同意其觀點，並打算將其做法應用於我們的臨床工作。
毛主席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目前醫學界的臨床科學講究的是循證醫學，任何治療方式都要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接受檢驗，如果能證明其做法是療效好，副作用少，這種療法就會推廣到整個醫療界。在這裏有一個統計學的問題。求證的過程中要有足夠的病例數字才能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一般而言，一個或幾個醫生很難在短時間內收集到足夠的病例把論文寫出來。以這篇論文為例，一個醫生一年也碰不上幾例心髒驟停，如果一個醫生一人隻用自己所做過的病例來寫這篇論文，他一輩子也湊不夠病例數字來得出結論。因此美國和歐洲的醫生往往共同合作來做研究（multiple center research）。論文的發表是醫生們/專家們職位晉升的重要因素，誰都想成為論文的第一作者，這種做法可謂是全世界都一樣。但是不知為何，外國的專家們似乎比較容易配合，許多醫學研究論文是收集多個醫學中心的資料而寫成的。我曾經問洋人同事，你幫別的醫院收集資料，你的名字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那篇論文裏，為什麽你願意做？他說，要想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得出結論，就得有大量病例，這不是個人的力量可完成的。如果這種治療方法對病人有利，早點得出結論，我們可以早點把這種治療推廣到各地，病人可以早點得到更好的治療。況且，這次我幫了別人，下次別人也會幫我。寫論文的機會是一定有的，關鍵是要有好的構想和設計，互相幫忙比較容易出成果，對大家都有利，對病人更有利。
兩個星期後，我到達這個麻醉科與麻醉師們討論這篇文章。我提的第一問題就是，這篇文章由三個國家的醫務人員做出來，你們作為中國這個地區的龍頭老大，能否設計出一篇論文的綱要，與此地區的醫生們共同做出一篇有價值的論文。麻醉師們麵麵相覷，臉露難色。我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中國的學術界的發展還是比較薄弱，以醫療界為例，中國醫生在世界一流的醫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實在不多。醫生們的水平固然是一個問題，其合作精神那就更不要提了。隻要看一看坐在我麵前的這群麻醉師的表情就可以猜測得到這種合作的困難程度，難於上青天吧？我感到悲哀，失望，什麽時候中國的研究人員才能放棄個人本位主義，學會互相幫助配合呢？
我在美國讀過這篇論文，去開會的前一晚上我特地把論文重讀，以求真正明白這文章的意義。按理說，這個醫院有許多研究生，博士生，有兩個星期的時間，這麽一篇僅僅四頁的英文論文，他們應該能夠讀通讀透了吧，很可惜的是，當我提出問題時，很明顯的，他們似乎並不太明白此論文的內容，就算有人明白這篇論文的內容，也沒有幾位醫生願意主動發言參與討論。我曾經在香港的醫院參加過一個學術討論會，一位教授級的人物做主持，上麵教授正襟危坐，談論病例，提出問題。下麵的低級醫務人員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回答問題。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文化的文明大國，禮儀之邦。英國的所謂貴族紳士的習性也是規矩多多。相對而言，美國建國時間數百年，沒有太多什麽君君臣臣之類的條條框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比較平等，這種平等反映在家庭的家長和兒女之間，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之間，學術界的教授和一般研究人員之間。這種平等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條件下。當然這種做法有利也有弊，恐怕中國人是不太願意接受的。但是學術討論是一種學習方式，既是討論，就得大家發言，為什麽一定要在大教授的指導下說話？在美國的學術討論會上，氣氛是很輕鬆的，沒有太大的級別壓力。反正大家所引證的都是書上的資料，誰讀得書多，發言時就能娓娓道來，就算有爭辯也無所謂。這種環境和做法實際就是鼓勵大家多看書多學習，否則自己在這樣的場合連話都不敢說一句。
當我開始講述文章內容的時候，一位醫生發言了：“這個藥物是血管收縮劑，會引起腎髒血管收縮，減少腎髒的血液供應，造成腎功能損害。”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你知道你在說什麽嗎？我仔細地看了看這位醫生，年紀比較大，說話時一副盛氣淩人的態度。根據我以往在中國講學的經驗，在這樣的研討會上，隻有那些有一定職稱和地位的人才會發言，小不點們大都是噤若寒蟬。這麽說這位醫生是大有來頭的（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麻醉教授），我應不應該當著幾十位的醫生麵前斥責他呢？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總是要我們尊師重道，特別是對年紀大的長輩。如果我指出他的錯誤，叫他如何下台，顏麵何存？想到這裏，我沒有和他正麵衝突，繼續對文章進行講解。
心髒驟停是臨床上最為緊急的情況，必須爭分奪秒地在現場進行搶救。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對心髒驟停病人使用的救命藥物。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救命藥物都是收縮全身血管以達到保持對心髒和大腦血液的供應，心肌缺氧改善後，心跳可能自動恢複，全身的血循環和氧氣供應恢複，病人就得救了，病人的腎髒也就得救了。在這個搶救過程中，我們確實是犧牲了腎髒和其它器官的血液供應，這是在沒有辦法的危急情況下丟卒保車的做法。況且心髒停跳，就算藥物不收縮腎髒血管，也沒有血液流到腎髒去保持其功能。這位教授先生似是而非的分析簡直是莫名其妙。事後我猜想有三個原因使這位教授如此發言。第一個可能性是教授事先沒有認真讀這篇文獻，不知道我們的討論內容是有關心髒驟停，所以他隻是一般性地講述藥物的藥理作用。假如事實是如此的話，他還是懂醫學的。第二個可能性是他知道我們正在討論治療心髒驟停的藥物，這樣他的發言真是太可怕了。他根本就不懂一些最基本的搶救生命的生理，病理及原則。那可真是可悲可歎了。第三個可能性是我從他說話的語調和態度猜的。他大概覺得我這位來自美國的麻醉師沒有什麽了不起，要給我一個下馬威。其實我的醫學教育是在中國完成的，在美國工作多年後想把美國一些好的做法帶回中國（在這裏我要聲明，不是所有美國的做法都是好的，先進的），促進中國醫學的發展。我到此醫院做這個學術研討會是自願的，沒有收任何酬勞，就連到醫院的來回交通費也是自己的花費。這篇論文是發表在美國的醫學雜誌上，作者是奧地利人，參與收集資料的醫務人員來自三個歐洲的國家。和美國也扯不上關係，再說科學是沒有國界的，隻要論文有科學的價值，我們就得好好地學。我確實沒有什麽了不起，了不起的是那些腳踏實地做研究工作的各國醫學界同行。如果這位教授能認真地讀了這篇論文，指出其不足之處，我很願意和他一起共同研究。閉著眼睛發言是不合適的。
在美國，心肺複蘇（Cardiac-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是普及教育，從小學起學生們就開始有CPR的基本介紹，我兒子的十年級課本就有一個章節是講述CPR的生理，病理的有關理論及基本做法。媒體也向人民宣傳CPR的重要性和做法。在CPR的基礎上使用救命藥物及其它救命措施（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ACLS）是醫務人員的必修課，這個課程內容是由美國心髒協會製定，上完課後再通過考試才可以獲得ACLS證書。麻醉師一定得有這個證書才能工作。由於醫學不斷發展，ACLS的內容也是在不斷改變之中。所以這個證書隻有兩年有效期，那就是說我們每兩年得重新上課考試以獲得此證書。這次我回到中國，從電視得知這個城市正在開始對醫生們進行ACLS教育，其上課內容就是按照美國心髒協會製定的ACLS課程。也就是說在此以前，中國醫生並沒有接受規範性的ACLS教育，他們是如何搶救病人的呢？最近在北京舉行的馬拉鬆長跑中，一位年輕大學生倒在長跑的路上，他的同學們等了6-7分鍾才覺得不太對勁，等到醫務人員到達現場開始搶救時，已將近10分鍾了。這10分鍾是生命的黃金分鍾（Golden minutes），過了這10分鍾，患者存活的機會幾乎等於零，這位大學生就是這樣搶救無效與世長辭了。如果這位大學生的同學們有學過CPR，能夠馬上檢查脈搏，及早通知救援人員，開始進行CPR，也許這位大學生有可能得救了。
最近我讀了一個報道，它提到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丁肇中教授在中國的一次講學中，用了三個“我不知道”來回答聽眾的問題。讀者們對他的誠實態度好評如潮。在美國我參加全國性的學術活動多次，講課後總是有時間讓聽眾提問題，講課者常常用“不知道”來回答他們不知道或沒有答案的問題。許多美國的科學工作者對學術性問題的回答都是嚴肅誠實的，這是一個科學工作者的基本品德，非常普通的做法。所以丁肇中教授的做法在美國根本不會上報而產生轟動和受到褒獎。為什麽他的做法會在中國引起如此反響？看來中國專家們缺乏這樣的基本品德吧？
回美國後，我把此教授的發言告知我的同事們，幾乎每人都瞪大眼睛叫道，這個時候還考慮腎髒幹什麽？趕緊把心髒給救了吧？我告訴他們，基於發言者的身份，我不敢把他的發言頂回去。 洋人們說，我們沒有你們中國人那麽多規矩，管他是什麽身份，隻要他說得不對，我就一定跟他辯論，我才不會照顧他的麵子。這不同的做法大概是體現了兩種文化和教育。他那種大大咧咧的神情使我突然意識到，也許美國科學家誠實的基本品德並不是天生具有，而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美國人沒有太多的老幼尊卑之傳統思想，如果這位教授的做法發生在美國，他的謬論馬上就會給這些沒上沒下的美國洋人當麵批得體無完膚.
我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受教育，我和全世界的中國人民一樣，希望中國富強，興旺。我願意我自己的國家付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更希望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能支持幫助我，讓我能感到自己人的溫暖。讓我能有更多的機會為祖國的醫療事業做一些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