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16年扳倒了杜邦，一個堪比奧斯卡大片的故事
2016-01-12 假裝在紐約世界的荒誕和美好，內心的喧囂與寧靜。
這幾天，國內某搜索引擎疑似把旗下的幾十個疾病類貼吧賣給野雞醫院從中牟利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大家都對這種為了賺錢而不顧人命死活的做法感到非常憤怒，但又無可奈何。除了表達一下憤怒和鄙視，我們似乎什麽也做不了。
資本都是醜惡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肮髒的血。畢竟不是每家公司都像Google那樣，把“不作惡”寫進公司的行為準則裏；即使是Google，也很難說就完全清白，絕對高尚。
但是尷尬在於：對於那些肆意妄為作惡的公司企業，在宏觀層麵我們缺乏相應的有效監管機製；在微觀層麵，又缺乏那些願意賠上自己的時間、精力乃至職業前途去和惡龍搏鬥的專業人士。
正好，前兩天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看到一篇調查報道，講的是美國一個普通的環境律師如何在監管和法規缺位的情況下，用16年的時間扳倒化工巨頭杜邦的故事。
在2011年之前，PFOA曾經廣泛地用於我們家用的不粘鍋的塗層。多年以來，杜邦深知這種合成化學品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但是為了巨大的商業利益一直對此秘而不宣，甚至把含有PFOA的廢棄物未經嚴格處理就堆在垃圾掩埋場裏，造成PFOA進入了數萬居民的飲用水係統裏，擴散到了全美各地。
正是因為這名環境律師不屈不撓的努力，最終讓這一切大白於天下。這是一個可以拍成奧斯卡獲獎影片的精彩故事，其中有太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1、
這個故事從1998年開始，故事的主角叫比洛特(Rob Bilott)，那一年他即將成為塔夫特律師事務所(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的合夥人。
有一天，比洛特突然接到了西弗吉尼亞州帕克斯堡市(Parkersburg)一個叫特儂(Wilbur Tennant)的農場主打來的電話。對方說，自己家的牛最近死了好多
，他懷疑和杜邦公司建在附近的一個垃圾填埋場有關。
塔夫特是一個很有名的大律所，有一百多年的曆史，他們的主要客戶恰恰就是大型化工公司，比洛特本人也曾經和杜邦的律師合作過。要在平時，比洛特接到這樣的電話可能就掛掉了，但是恰好，打電話的這個農場主的鄰居是比洛特祖母的朋友，比洛特小時候還在那裏玩過，對方正是通過這層關係輾轉找到了比洛特。
於是呢，比洛特就和特儂見了一麵，差不多把事情弄清楚了。特儂家四兄弟經營的農場有600多英畝，養了200頭牛。他的哥哥吉姆在80年代把自己的66英畝賣給了杜邦，後者建了垃圾填埋場，用於堆放旗下工廠的垃圾。這個垃圾填埋場建好以後，特儂家的牛就開始表現異常，煩躁不安，出現了各種奇怪的症狀，到目前為止已經死了153頭。
特儂說自己向當地的律師、政客、記者都求助過，但杜邦在當地的勢力實在太大，根本沒有人願意搭理他
，甚至連獸醫都不肯幫他解剖死牛，他隻好自己解剖。
特儂還拍了一段觸目驚心的錄像，畫麵上的牛長了細長的奇怪尾巴，蹄子變形，眼睛變得猩紅，走起路來像是醉漢一樣搖搖晃晃，死牛的牙齒變黑，心、肝、髒、膀胱的顏色也都變暗或者發綠。
在對這些資料研究了幾個小時後，比洛特當即決定接下這個官司
，他的朋友們都認為他一定是瘋了，這簡直不可思議——前麵說過，比洛特所在的律所主要是為大化工公司服務的，而不是起訴他們。但是，比洛特的上司特普(Thomas Terp)卻支持了比洛特的決定。
比洛特不肯多談自己的動機，他隻是說，“我對這個案子感興趣肯定有原因，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讓用我所學的東西去幫助那些真正需要他們的人。”
2、
1999年夏天，比洛特在西弗吉尼亞州南區聯邦法院對杜邦提出了訴訟。隨後，杜邦和環境保護署(E.P.A.)共同進行了調查，他們找了六個獸醫，其中三個是杜邦選的，三個是環保署選的。調查結果顯示，杜邦對此事沒有任何責任，牲畜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是營養不良和飼養不當，是特儂不知道怎麽養牛，要怪隻能怪他們自己。
與此同時，因為特儂一家得罪了杜邦這個當地的大雇主，他的很多朋友也開始疏遠他們，沒有人願意和他們說話，他甚至因此被迫換了四次教堂。
特儂每天都焦急地給比洛特打電話，比洛特已經竭盡全力，卻一無所獲。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比洛特突然在杜邦給環保署的一封信裏發現，杜邦提到那個垃圾填埋場裏有一種叫PFOA的物質。
因為工作的關係，比洛特對各種化工物質非常熟悉，但是他從來沒有聽說過PFOA這個東西，美國的化工物質監管名單裏也沒有這個名字。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後，他才找到零星的記錄，得知PFOA是全氟辛酸的簡稱。
比洛特要求杜邦提供和PFOA相關的材料，但是杜邦拒絕了，於是他轉而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杜邦無奈隻能給他寄了幾十箱毫無條理的文件，多達11萬張，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內部通信、體檢報告和杜邦的科學家所做的各種機密研究報告。
接下來的幾個月，比洛特每天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不接電話不見人，每天就翻閱這些材料——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所有這些材料全部看完的人。
一個巨大的讓人震驚的真相就這樣浮出了水麵：杜邦早就知道PFOA的危害。
比洛特不敢相信杜邦竟然會作出這種事，甚至都不敢相信杜邦會把這些材料寄給他，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些材料會牽扯出一個這麽重大的問題。
根據這些材料顯示，早在1951年，杜邦就開始向3M公司購買PFOA用於生產特氟龍塗料。那時3M剛剛研製出PFOA才四年，美國政府並沒有把它列入危險品，但是3M向杜邦建議需要進行焚毀或者運送到專門的化學廢物處理廠進行處理。杜邦內部也規定不能把PFOA排入地表水和下水管道。
但是，實際上在那之後的幾十年，杜邦把數十萬磅重的PFOA粉末隨意排進了俄亥俄河。他們還把7100噸含有PFOA的淤泥丟進工廠旁邊的露天深坑裏，在那兒它們進入地下，滲進了帕克斯堡和鄰近三個城市共十萬人的飲水係統。
3M和杜邦在那之前的四十多年一直在對PFOA進行研究，早在60年代，他們就發現這種物質會讓老鼠、兔子和狗的肝髒變大。70年代，杜邦發現旗下工廠工人的血液裏有高含量的PFOA，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件事上報給環保署。
1981年，3M告知杜邦，PFOA會導致剛出生的小老鼠出現先天缺陷。杜邦隨後追蹤了特氟龍生產部門的七個孕婦，發現他們生下的小寶寶裏有兩個的眼睛都有問題。但是，杜邦也沒有把這一信息公開。
1984年，杜邦發現PFOA通過煙塵飄到了很遠的地方，還進入了工廠附近的供水係統，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對外界公布。
（文章發表後，杜邦公司發聲明表示曾經在1982年和1992年兩度向西弗吉尼亞州的監管機構報告PFOA潛在的健康危害。）
到了90年代，杜邦已經發現PFOA會在實驗動物身上引發睾丸癌、胰腺和肝部腫瘤。還有研究表明暴露於PFOA可能造成DNA損害和前列腺癌。
1993年，杜邦發現了一種替代品，比PFOA毒性更弱，在人體內殘留的時間更短。但是，杜邦總部在討論之後最終決定放棄替代品，仍然繼續使用PFOA。
與此同時，PFOA製品成為杜邦重要的收入來源，每年帶來高達10億美元的利潤。
再回頭看特儂的案子，一切就不言自明了——八十年代時杜邦越來越擔心廢棄的PFOA造成的危害，於是他們從特儂的弟弟手裏買下了那塊地建成垃圾填埋場來處理。杜邦的科學家也明白PFOA會滲透到特儂農場的地裏，他們還檢測了附近河裏的水，但是他們並沒有把這一切告訴特儂。而在之前那份調查報告裏，他們還把牛死亡的原因歸結為飼養不當。
就這樣，比洛特找到了他需要的證據。
3、
2000年8月，杜邦同意賠償和解，比洛特的律所也收到了相應的費用。這個案子似乎可以結案了。
但是，比洛特並不想就此收手。
他心有不甘；更確切地說，他感到憤怒。這麽多年，他為化學公司代理了這麽多年，但蓄意隱瞞如此嚴重的健康危害，他遇到的還是第一次。PFOA對牛造成的損害他已經看到了，那麽當地的十萬居民呢？他們的身體有沒有受到影響？他們的肝髒有沒有變綠？
之後幾個月，比洛特寫了一封長達972頁的信，其中附上136件證據。他把信寄給了所有相關監管機構，其中包括當時的環保署署長和司法部長。被逼急了的杜邦撕破臉，向聯邦法院申請對比洛特的禁言令，不過被駁回了。
走到這一步，事情的性質就變了。比洛特所麵對的不僅僅隻是杜邦一家公司，而是對整個含氟聚合物行業發出了挑戰。
根據美國在1976年開始實施的“有毒物品管控法案”，環保署隻能對已經被證明有毒的化學物品進行監測，造成了對化學合成品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隻能依靠各公司的自覺。在過去四十多年裏，環保署所限製的化學品隻有五種。而在市場上，有六萬多種合成化工產品沒有被列入監管，它們被廣泛地應用於廚房用具、電纜電線、醫療用品和汽車及飛機零部件的生產，PFOA隻是其中的一種。
說到這裏，有必要再表揚一下比洛特所在的塔夫特律所——他的做法得到了律所的支持，他的舉報信都是用公司抬頭的信紙寄出的。也就是說，塔夫特站在了自己客戶的對立麵。毫無疑問，這會對律所的業務造成影響，但比洛特的上司特普說，“律所所有的合夥人都為比洛特感到驕傲”。
因為比洛特的舉報
，杜邦在三年後的2005年被環保署處以1650萬美元的罰款。這是當時環保署有史以來收到的最大一筆民事行政罰款。聽起來好像很驚人，但其實這個金額隻占PFOA給杜邦當年帶來利潤的2%。
4、
在發出舉報信之後，比洛特又開始著手為那些飲用水受到杜邦公司汙染的居民代理進行集體訴訟
。看起來也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他對PFOA的了解不比杜邦內部任何一個人少，而且他還熟諳各種法規條例。
很快，就有原告找上了門，是一名叫凱格(Joseph Kiger)的教師。九個月前，他在收到的水費賬單裏發現了一條奇怪的通知，上麵說在當地飲用水裏檢出了一種叫PFOA的物質，但是濃度很低，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有一句話尤其讓人感到困惑，“杜邦公司報告說，他們掌握的研究數據能夠支持他們對自己的監管措施為公眾身體健康提供防護的信心。”
杜邦用自己的研究數據來支持自己的政策，這件事聽起來有點讓人不太放心。正是這句拗口的話，讓凱格起了疑心。
凱格妻子達琳(Darlene)的前夫曾經在杜邦工作，下班回家後經常出現惡心、發燒、腹瀉和嘔吐等症狀，據他說公司裏其他工人也有類似的症狀，他們稱之為“特氟龍流感”。
達琳的前夫曾經有把工作服帶回家的習慣。但是到了1976年，杜邦禁止了這個做法，前夫告訴達琳，因為杜邦告訴他們PFOA會對女性健康構成危害，還會提供嬰兒致畸率。六年之後，達琳做了緊急子宮切除手術，又過了八年後又做了第二次手術。
看到那個奇怪的通知後，達琳把這一切都串了起來。“我開始想到他那些不讓帶回家的衣服，想到我的手術。我開始尋思，杜邦對我們的飲用水造成了什麽影響？”
凱格通過各種途徑搜尋到的信息最後都指向了同一個人，辛辛那提塔夫特律師事務所的比洛特。
比洛特的集體訴訟一開始想選擇離杜邦工廠最近的一兩個水區，但是後來發現有多達六個水區、以及很多私人水井裏的PFOA含量都超過了杜邦內部的標準，有些地方甚至超標7倍，總共有7萬人喝著有問題的水，有些人已經喝了幾十年。
但是他遇到了一個棘手的法律問題。那時還是2001年，PFOA並不是政府列出的受監管的物質。聯邦法律和州法律都沒有將其列為汙染物，如果政府都沒有認為PFOA有害，又怎麽能在法庭上說它影響了7萬人的健康呢？
當時他最好的策略是
用杜邦內部對PFOA含量的標準——十億分之一。可是當杜邦得知比洛特又要進行一場新的訴訟時，馬上找了三個公司自己的科學家和三個州環保局的科學家，定了一個新的標準：十億分之一百五十。
這個標準讓比洛特大吃一驚，他請來的毒理學家設定的健康上限是十億分之零點二。可西弗吉尼亞州支持了杜邦的新標準。
更讓人震驚的是，兩年後，曾經為杜邦工作的幾名律師進入了州環保局的領導層工作，曾經是標準製定者的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了監管者。
但比洛特還有新的策略
，那就是西弗吉尼亞州剛剛開始實施的一項法律，原告隻需證明自己被迫暴露於有毒物質即可勝訴，被告必須要出資為原告進行醫療檢查。如果原告之後患病，可以繼續無限次地要求賠償。
盡管受汙染的六個水區裏有四個位於相鄰的俄亥俄州，但根據這項法律，比洛特還是在西弗吉尼亞的州法院提出了集體訴訟。
與此同時，美國環保署也開始了自己對PFOA的調查。2002年，他們公布了初步的調查結論，認為PFOA不僅會對喝了汙染水的人造成危害，還可能危害每一個人，比如用特氟龍鍋做飯的人。讓人不安的是，美國的血庫中都檢出了PFOA，美國成年人血液中PFOA的平均值在十億分之四到五之間——而杜邦和3M早在1976年就知道了這一點。2000年，3M停止生產PFOA，但杜邦並沒有使用替換材料，而是在紐約建了一個廠自己生產PFOA。
比洛特的策略奏效了。2004年9月，杜邦就集體訴訟提出和解，同意在受到影響的六個水區安裝過濾裝置並付出7000萬美元的賠償。他們還同意花錢研究PFOA和任何疾病是否存在“可能的聯係”；如果確認存在聯係，杜邦願意為受到影響的居民永久支付醫療檢查的費用。
到了這一步，接受杜邦的條件看起來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選擇。比洛特已經在這個案子上花了三年，其他的什麽都沒幹，公司也為此遭受了經濟損失。現在回報來了，比洛特和其他原告律師一共可以收到2170萬美元的費用，公司的損失得到了彌補，杜邦也將為當地社區提供有幹淨的水。比洛特完全可以收手了。
但他沒有。
5、
比洛特想到的是，杜邦提供的內部健康檢查結果，針對的是工廠裏的工人。杜邦完全可以辯解說——事實上他們也這麽辯解了：工人每日直接接觸PFOA，的確會受到影響，但這不代表飲用水裏的PFOA會對居民的健康造成影響。
比洛特要為這七萬居民的利益代言
。為什麽不用這筆賠償款對他們進行檢查呢？大家都關心三個問題：我的血液裏有沒有PFOA？如果有的話，是否有害？如果有害，會有什麽結果？
於是他提出一個方案，隻有接受體檢才能拿到賠償金。這個方案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幾個月內，近70000名西弗吉尼亞居民接受了體檢，同時領到了400美元的補償金。
對於醫學研究者來說，這也是一件大好事，他們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可以得到大量第一手的數據和樣本。而且更好的是，根本不必擔心費用問題，因為杜邦的和解條款裏有一條就是要出資支持這樣的研究。
但是，這項研究花的時間比想象得要長很多。兩年過去了，沒有任何結果。接著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還是沒有結果。杜邦一共支出了3300萬美元。
比洛特還在等。如果不能證明PFOA和身體健康的損害存在關聯，居民們就不能拿到任何醫療費用方麵的賠償。
他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從2001年他開始決定代理集體訴訟起，他在公司內部的壓力就很大。和解的那筆費用讓他鬆了一口氣，但之後又很多年過去了，他花著公司的錢，也沒有新的客戶，這讓他處境很尷尬。即使最後結果有利，恐怕也很難彌補公司多年的損失。
他的客戶——那些居民們也等不及了。人們給他打電話，告訴他又有人查出了癌症，或是又有家人去世了。他們想知道為什麽這麽久還沒結果。
還記得文章一開頭提到的
、因為農場的牛死了而給比洛特打電話的那個特儂嗎？他也在這場等待中，因為心髒病去世了。兩年後，他的妻子也因為癌症去世。很多人沒有能夠活著看到杜邦為他們的行為負責的那一天，這讓比洛特痛苦不已。
塔夫特律所並沒有停止支持比洛特打這個官司，但氣氛也變得越來越緊張。在巨大的壓力下，比洛特自己也出現了很多奇怪的身體症狀，包括視力模糊，胳膊無力，肌肉痙攣等等。
6、
2011年12月，研究終於有了結果。科學家宣布，PFOA和腎癌、睾丸癌、甲狀腺疾病、高膽固醇、妊娠毒血症、潰瘍性結腸炎都存在“可能的聯係”。距離研究開始，已經過去了七年。
這讓比洛特長舒一口氣。“我們終於做到了當年對居民作出的承諾。杜邦一直說我們在撒謊，說我們嚇唬和誤導大家，現在我們有了科學的結論。”
截止2015年10月，一共有3535人對杜邦提出了人身傷害的訴訟
。第一個開庭的是一個腎癌患者的案子，杜邦被判賠償160萬美金。不過，杜邦決定上訴。這個案子目前還沒有完結，將在今年繼續審理。
這個案子是第一批作為“領頭羊”的五個案子中的一個。接下來，杜邦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以這五個案子為基準和每個集體訴訟的成員進行賠償和解。另一個選擇，杜邦可以和每一個人逐一打官司——這是當年大煙草公司采取的策略。按照一年四個案子的進度，官司將一直打到2890年
。
杜邦的態度讓比洛特憤怒。他說：“之前大家都商談過了，然後七年過去了終於有了結果，你覺得接下來的賠償應該順理成章了，結果他們還不同意。想想那些在病中一直等待的人，再想想那些已經死去的人，我就怒不可遏。”
根據杜邦和環保署達成的協議，杜邦在2013年停止了PFOA的生產和使用。全球其他五家生產PFOA的公司也陸續停產。即將和陶氏合並的杜邦去年拆分了它的化學品業務，成立了一家叫科慕(Chemours)的新公司，這家公司使用了一種和PFOA功能相似的替代材料——杜邦20年前就考慮過這種材料但是後來放棄了。當詢問這種物質的安全性時，科慕公司回複：“大量的數據證實這種替代材料可以被安全使用。”
每一年，比洛特都會給美國環保署和西弗吉尼亞州環保局寫信，敦促他們出台關於PFOA在飲用水中含量的標準。2009年，環保署曾經發布過“不得高於十億分之零點四”的臨時標準，但他們從來沒有給出最終的規定。這意味著地方供水部門沒有義務告訴居民PFOA到底有沒有進入他們的飲用水裏。
在最近一次給比洛特的回複裏，環保署表示會在“2016年上半年”發布一個涉及PFOA的長期標準。
7、
在這篇報道的最後，《紐約時報雜誌》的記者這樣寫道：
“如果這個最終的標準得以確定，對未來的世代是件好事。但對於2016年讀這篇文章的你，PFOA已經在你的血液裏，在你父母的血液裏，在你孩子的血液裏，在你愛人的血液裏。它怎麽跑到那兒去的？通過空氣、食物、你用的不粘鍋廚具、你的臍帶。也可能你喝過受汙染的水。環境部門在美國27個州的94個水區發現了含氟化合物。”
科學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發現了PFOA的蹤跡。比如很多動物的髒器裏——大西洋的三文魚、劍魚、鯡魚、灰海豹、鸕鶿、阿拉斯加北極熊、棕色鵜鶘、還貴、海鷗、中西部的禿鷹、加州的海獅，還有在北太平洋上亞洲和北美之間海島上的信天翁。”
而且，在美國，除了PFOA，
還有六萬種化學品沒有納入監管的範圍。
比洛特並不後悔跟杜邦和PFOA死磕了16年。但他仍然很憤怒。“一想到杜邦這麽多年都沒事，”他的語氣介於詫異和憤怒之間。“想到他們依然可以因此獲利，可以讓政府同意慢慢研究和處理，然後又轉向另一種對人體影響不明的物質——我們2001年報告給環保署，十四年了，他們基本沒做什麽，整個國家的水裏依然流淌著這種物質。杜邦所做的，就是悄悄地換成下一種化學合成品，然後繼續和每一個被傷害的人作戰。”
比洛特現在在代理和杜邦的第二起個人傷害訴訟。原告伍爾夫(John Wolf)，控告飲用水中的PFOA導致他患上潰瘍性結腸炎。審判將在3月開始。
而在那之後，還有3533個案子等待審理。
本文得到編輯助理南島大力協助
正文部分所有內容來自紐約時報網站1月6日文章
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原文作者 Nathaniel Rich
攝影 Bryan Schutmaat
中文文章來源
NYTIMES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