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殼網專訪】四位科學家的轉基因圓桌談（上）
幾乎每個初識她的人都會猶豫一下，然後問艾莉森·範·埃寧納姆（Alison Van Eenennaam），你的姓怎麽發音？
艾莉森出生在澳大利亞，語速飛快，經常大笑，她習慣在農場工作，樂於跟動物打交道，也喜歡和年輕的“書呆子們（nerds）”交流，理由是“我們都 對科學抱有熱忱，都想努力澄清事實，把信息傳遞出去”。28年前，她從墨爾本來到加州小城戴維斯念研究生，拿了動物學碩士，又拿了遺傳學博士，最後把家安 在了戴維斯。
除了矽穀，加州還有發達的農業，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農學排名相當靠前，艾莉森在這裏研究不易生病的牛。閑暇時，她會跟丈夫、兩個兒子和狗一起出外享受大自然，大兒子有著父親的褐發，小兒子有著艾莉森的金發——遺傳，艾莉森對這門學科的熱情從未減退。
1983年騎牛的艾莉森，2003年騎馬的艾莉森。圖片來源：艾莉森本人供圖
現在，艾莉森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基因組與生物技術研究員，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國家顧問委員會成員，FDA轉基因三文魚顧問組成員，2014年布勞格（Borlaug）農業科技傳播獎獲獎者……同時，她還是2014年紐約“智能平方”轉基因辯論中的正方辯手。
身材高大的詹姆斯·默裏（James Murray）也在澳大利亞呆過，他在麥考瑞大學拿的遺傳學博士，此後做了30年的轉基因研究， 研究過各種哺乳動——豬、牛、小鼠、山羊、綿羊。如今，詹姆斯是動物學教授，和艾莉森同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詹姆斯直言不諱，說起話來一針見血，和人類 坐在一起表情嚴肅，和他的轉基因山羊蹲在一起則笑靨如花。詹姆斯同時還是馬基因組學研究者，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會員。
詹姆斯·默裏現在主要研究轉基因牛和溶菌酶轉基因山羊（lysozyme transgenic goat），這種山羊產出的羊奶能抗微生物，能幫助減少人類飲奶後腹瀉。他用豬做模型生物，來測試抗菌效果。圖片來源：westernfarmpress.com
戴安·雷-凱恩（Diane Wray-Cahen）則 呆在東岸，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那裏沒有加州陽光和農場動物。戴安瘦削溫和，戴副大眼鏡，語速緩慢但很堅定，帶著一種對許多議題都思慮已久的氣質。她會注 意到各種細節，譬如一篇以豬為模式生物的論文有設計缺陷——“豬和小鼠不一樣”，戴安說，“當你把一群小鼠養在同一個籠裏，它們每隻都可以吃飽喝足。但是 如果你把一群豬養在同一個棚裏，每隻豬的‘進食等級’都不一樣，因此它們吃的食物量，感受到的壓力都不同。”戴安是美國農業部海外農業局（FAS）資深顧 問，現在關注生物技術的科學傳播，在此之前，她是康奈爾大學動物學博士，轉基因動物科學家，FDA研究員。
從戴安所在的華盛頓出來，先沿著I-66公路往西，再沿著I-81公路往南，開上四個半小時的車，就會抵達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埃裏克·哈勒曼（Eric Hallerman）在這裏做了差不多30年的研究，是這所大學的魚類保育係主任。他是水產學博士，風險評估科學家，聲音低沉柔和，隻在說到綠色和平給他發恐嚇信時才稍稍提高音量。“我是最早的一批轉基因魚研究者”，埃裏克沉思著說，“不過中國武漢的朱作言後來比我們做得更棒”。
除了魚類研究，埃裏克還做生態學的風險評估，並參與製定一些公共政策。作為最早提出生物技術環境風險需要監管的人之一，埃裏克無法釋懷的一點是——“我當初是不是做錯了？”
這是四位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工作經驗加起來超過一百年的科學家，他們 懷有同樣的疑惑，“我們當年是不是做錯了什麽？我們現在是否能做得更好？”不久前，這四位科學家訪問了果殼網辦公室，除了聊他們那些年一起養過的豬牛羊 魚，也非常坦率地分享了他們對轉基因研究和科學傳播的看法。
轉基因的過去：科學家不會起名，反轉者有利可圖，政客們專幫倒忙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左一），戴安·雷-凱恩（左二），埃裏克·哈勒曼（右二），詹姆斯·默裏（右一）。圖片來源：網絡
轉基因應該標注嗎？答案取決於你怎麽提問
果殼網科學人：你們周圍的人們怎麽看轉基因？
戴安·雷-凱恩：我現在長居華盛頓。華盛頓是首都，許多專職說客（lobbyist）聚集於此。因此，那裏有許 多觀點極端的人，有的非常推崇轉基因，有的非常排斥轉基因，他們都會強烈發聲。我還常常遇到望文生義的人，他們會僅僅聽到一個名字就做出反應，卻沒有想到 自己並不了解其中的真實含義。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我從澳 大利亞來，澳大利亞100%的棉花都是轉基因，還有許多抗除草劑的芥花油菜（canola）。在澳大利亞，雖然有人反轉基因，但總體來說反對者和反對活動 都不多，大家並不認為轉基因是重要議題，或許是因為澳大利亞隻有2000萬人口，不像中美是大國，因此不值得反轉活動者花時間吧。澳大利亞農民挺喜歡轉基 因的，有機會用他們就會用。
戴安·雷-凱恩：當我和美國農民聊的時候，他們都很支持轉基因技術。
埃裏克·哈勒曼：我在弗吉尼亞州。在我所在的大學城裏，大部分人理解轉基因作物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組成，但是一旦到了30英裏之外，就是完全不同的亞文化了。有很多嬉皮士，他們非常反對科技，他們拒絕給孩子注射疫苗，也反對轉基因作物，跟高科技有關的隻有互聯網他們不反對。
詹姆斯·默裏：我在加州，有些人數不多但反對聲音很大的反對組織，他們試圖推動立法強製轉基因標注，但退敗了。不過，加州有許多縣（county），有些縣通過了禁止種植轉基因的禁令。但也有縣試圖推動轉基因作物，因為可以減少汙染。總之，哪怕在同一個州，不同的縣態度也很不一樣。
戴安·雷-凱恩：我覺得城市化給美國乃至全球都帶來了一個挑戰，越來越多的人住在城市裏，越來越少的人住在鄉 下。因此當人們對農業有疑問時，他們不能像從前一樣打電話跟種田的叔伯聊聊，現代人很少有農業內行的親友可以問。這事在轉基因動物上比在轉基因植物上更明 顯，當你開始討論動物福利或動物權利時，就會發現公眾對畜牧業有很多巨大的誤解。
果殼網科學人：說到廣泛誤解……你們對轉基因標注怎麽看？
戴安·雷-凱恩：如果你問人們，“你擔憂什麽食品問題？”其實他們很少提到轉基因。即使在歐盟，也隻有8%的人會提到他們擔憂轉基因。
詹姆斯·默裏：從全美調查來看，轉基因並不是人們最警惕的東西。當被問到“你會想要食品標簽上標注哪些東西？”的時候，轉基因排不到前20名，常常隻有不到1%的人會選。
戴安·雷-凱恩：如果你問人們轉基因該不該標記，他們都會說，應該標記。如果你問他們其他信息該不該標記，他們基本上也會說應該標記。有數據顯示，希望標記雜交的人跟希望標記轉基因的人數目非常非常接近，也就差不到1%。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如果調查希望標記DNA的人，人數可能更多。
戴安·雷-凱恩：對，怎麽提問非常重要。如果問人們，“你覺得利用轉基因技術來減少殺蟲劑使用好不好？” 得到的回複基本上都是好好好。如果直接問，“你覺得轉基因技術怎麽樣”，得到的回答就不同了。
詹姆斯·默裏：“你會不會吃轉基因”跟“如果FDA證實轉基因是安全的，你會不會吃”，這兩種問法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樣。
埃裏克·哈勒曼：我教本科生遺傳學。上到生物技術介紹時，我會問底下的學生，誰支持生物技術？誰反對？誰拿不 準？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等上完課再問，很多人就從“我拿不準”改成了“好吧，我現在會支持”。我覺得公眾也是這樣的，很多人隻是從媒體和朋友那裏聽說了 負麵信息，很多人則就是不知道所以拿不準，如果媒體能用一種適合他們理解的方式傳達科學，很多人的意見就會改變了。
戴安·雷-凱恩：對，事先提供的信息很重要，就像埃裏克所說，一旦學生們理解了什麽是轉基因，他們的意見就改變了。
當年我們想得太簡單，甚至可說是很幼稚
果殼網科學人：想當年，你們剛開始研究轉基因的時候，形勢和現在不太一樣吧？
詹姆斯·默裏：我是1983年開始研究的，1985年我已經通過顯微注射法（注：把DNA注射到受精卵中以導入基因）做轉基因羊了。艾莉森第一次做顯微注射大概比我晚一年左右。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你們幾歲了？
果殼網科學人：遊識猷是1982年生的。
詹姆斯·默裏：至少你那時候活著（笑）。你們幾個就未必吧。
果殼網科學人：對，Ent是1988年才出生的。
詹姆斯·默裏：每次我一講這些事，我的學生就會翻白眼說“遙想1985年，真行”，但我確實是1985年就在做 我的第一隻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綿羊。那時候還沒有轉基因植物，最早的轉基因植物——轉基因煙草大概1983年出來的時候，轉基因動物都做了好幾年啦。朱作言 出了鯉魚，其他人出了綿羊和牛——根本沒人反對。全世界最早研究轉基因動物的7個實驗室裏，有3個在澳大利亞，曾經有個研究組是做移植和醫學模式生物的， 還有個是做家禽的，希望能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現在都沒有了。（歎氣）
埃裏克·哈勒曼：那時候教我做微注射的人還是朱作言。他曾經用那種像嬰兒毛發一樣細的工具來做魚卵注射。我當時說，這太複雜了，我們想辦法改進一下針和流程吧。在和中國同行的合作中，我們不但一起做出了更好的注射係統，也開始注意到一些後來證明非常重要的課題。
中科院院士朱作言1985年所做的轉基因黃河鯉（左）與其對照魚（右），由於轉入生長激素基因，這種轉基因鯉魚的生長速度比普通魚快42%，飼料轉化率（feed conversion rate）高出18.5%。 圖片來源：新華網
埃裏克·哈勒曼：那時候跟現在真是大不一樣。1982年《自然》雜誌的封麵還是轉基因小鼠跟個頭較小的非轉基因小鼠呢。作為遺傳學者，我們想的都是，一旦把這種技術應用到育種中，天哪，我們能有多少巨大突破啊！於是我們就開始動手研究了。對於這些產品多久能上市，我們當時的想法真是非常幼稚。
1982年《自然》雜誌封麵的轉基因小鼠（左）和非轉基因小鼠（右），因為轉入了受鋅調控的大鼠生長激素基因，所以這種轉基因鼠在飲食裏有額外鋅的時候就會長得更大。圖片來源：vet.upenn.edu
詹姆斯·默裏：我們也是看到 《自然》1982年的那個封麵，然後我們動物部門的頭兒說，咱們就做這個吧，大大改進澳大利亞的羊毛業。羊毛是角蛋白，裏麵有很多二硫鍵，限製羊毛生長的 關鍵點是含硫氨基酸。不幸的是，羊作為反芻動物，胃裏還有很多不太需要硫的細菌，這些細菌使很多硫以硫化氫的形式損失掉了。結果羊真正吸收的含硫氨基酸夠 它們長肉，但不夠它們長太多毛。什麽辦法能提高產量？一種思路是讓羊吃下更加富含含硫氨基酸的飼料，獸類營養學家一直在這方向上努力。而我們的想法是，讓 羊能自己合成含硫氨基酸——這事本來沒有真核生物能做到，隻有一些細菌能把硫原子塞到蛋白質裏去。我們的想法就是讓羊擁有合適的酶，有酶有底物，它們就能 自己合成了。當時澳大利亞的媒體采訪了我們，報道出來，反響也很不錯。雖然有個天才報紙別出心裁地在自家封麵上放了個長著雞身子、花生腦袋的嵌合體，不過 總體來說，沒人擔憂，沒人害怕。
詹姆斯·默裏：那時候，作為科學家，我們努力工作，改善畜牧業裏的動物，轉基因技術讓你能做到傳統育種技術永遠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永遠不可能用傳統雜交選育出能合成含硫氨基酸的反芻動物。真核生物基因庫裏就沒這基因。當我們朝這方向努力的時候，沒人跳出來反 對。那時候的爭議問題不是基因工程，而是動物權利。有些人覺得你根本就不該“利用”動物來做任何事，我們麵對的是這樣的反對者，而非基因工程的反對者。
詹姆斯·默裏：九年後，我離開澳大利亞，去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那時候，對轉基因作物的反對聲也隻是零零星星、 不成組織的。在80年代末，科學家一直以為那點反對者會自然消失。幾乎每個科學家都相信最遲到90年代末，市場上就會出現轉基因動物。不會有任何問題。等 產品上市了，人們自然就會意識到這些產品很有用，它們能大大提高農業效率。再說了，誰會在乎食物從哪裏來，又是怎麽來的呢？消費者不是一向覺得，食物就是 從超市來的嗎？牛奶從超市的紙盒子裏來，豬肉從超市的小塑料盤裏來。沒有人會在意農業的具體運作方式。即使這些反對者在歐洲漸漸成了氣候，科學家們還是不 太擔心。
基因編輯、雄性不育…科學家真的不擅長起名
果殼網科學人：當初的科學家都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吧？
詹姆斯·默裏：可以說，是科學界放任反對者從無到有，逐漸壯大，最後跟科學界分庭抗禮。不止如此，科學界還放任反對者創造了未來所用的術語，定義了爭論的主題。舉個例子，“基因改造生物”（GMO）就是綠色和平創造的，結果它變成了一個極端負麵的詞匯。
果殼網科學人：所以現在有種RNAi土豆管他們的技術叫INNATE。
埃裏克·哈勒曼：他們不想被叫做“轉基因”或者“基因改造”。不過辛普勞公司（Simplot）用的是相同物種的基因，所以也許這樣更容易被接受？
詹姆斯·默裏：因為GMO已經是個壞詞了。
果殼網科學人：我們是不是要再發明個新詞？
戴安·雷-凱恩：這是個好問題，其實也被討論過。有人建議“精準育種”（Precision breeding）。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科學界之前試過，因為我們不喜歡GMO這個詞，所以有人試過推薦科學家用“現代生物科 技”（modern biotechnology），但是公眾還是繼續用GMO。我其實有點擔憂一件事，盡管我自己認為“精準育種”更準確地反應了技術的內涵，但是科學家們應 該還是會接著用“基因編輯”（gene-editing）。反正我自己去開科學會議的時候，人人都管它叫“基因編輯”。我覺得，我們還在犯20年前的老錯 誤，簡直好像我們這些年來什麽都沒學到。
詹姆斯·默裏：綠色和平之所以用GMO，是因為他們造出來的另一個詞“科學怪食”（Frankenfoods）沒有被公眾接受。這兩個詞都是他們想出來的。
戴安·雷-凱恩：往好處想的話，至少這次“基因編輯”或者“精準育種”都是科學家想出來的術語。還有一個詞叫“新育種技術”（new breeding technology），不過這聽起來有點不知所雲、躲躲閃閃的感覺。
詹姆斯·默裏：1980年代有人想推廣“分子育種”（molecular breeding）這種叫法，試了幾次，應者寥寥。
戴安·雷-凱恩：“分子育種”聽起來也有點嚇人啊。（笑）
詹姆斯·默裏：還有Oxitec公司用的“雄性不育技術”（sterile male technology）。
有營銷，有意識形態，反轉是門大生意
果殼網科學人：你們對反對轉基因的人士和組織了解多少？
埃裏克·哈勒曼：我剛開始做轉基因魚的時候，綠色和平還是個好組織。那時候的綠色和平曝光了捕魚中的漂網（drift net）問題，揭露了法國在南太平洋的大氣核試驗 。我對當年的綠色和平懷有敬意。但自從綠色和平發現反對轉基因能讓他們名利雙收開始，他們就逐漸丟失了我的敬意。順便一提，大概在90年代中期，綠色和平 曾經邀請我擔任他們的科學顧問，但就在此前一天，我剛收到一封來自綠色和平的威脅信。因此我在電話裏跟他們說，請問是哪個綠色和平在給我打電話？是剛剛威 脅過我的那個綠色和平嗎？我不會給剛剛威脅過我的NGO當顧問的。什麽？那隻是你們的一個活動者？不不，他不隻是個活動者，他在你們的保護傘下。總之，我 拒絕了綠色和平的邀約。
詹姆斯·默裏：說到環保人士，我對馬克•萊納斯（Mark Lynas）懷有敬意。他能公開承認自己從前是因無知而反對轉基因，還在新書裏提到我們需要基因工程技術，來讓世界糧食可持續供應。
戴安·雷-凱恩：還記得之前說的那個《自然》封麵麽，轉了生長激素基因的小鼠。人們不喜歡激素這個詞，那時候就有了一些謠言。當時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說，如果女孩子喝了激素水平較高的牛奶或者別的什麽動物奶，她們會長到3米高，而且3歲就進入青春期。
詹姆斯·默裏：傑裏米·裏夫金是最早製造議題的幾個人之一。他以前就寫過好幾本偽科學書，既不顧科學也不理事實的那種，然後到處推銷，反轉基因也是他的議題之一。他本職是律師，抗議、遊說、從中牟利，他在華盛頓還有個基金會。
果殼網科學人：所以反對者究竟是基於什麽而反呢？技術是不好的？我們不該擾亂自然？我們應該反對大公司？
埃裏克·哈勒曼：我聽過一些小農場主說，他們不喜歡大的種子公司控製一切，尤其厭惡種子公司因為非法盜版種子問題起訴農民。他們也擔憂如果轉基因作物種在他們田地附近，給他們的作物授粉，把他們的有機作物變成非有機，還讓他們有被起訴的風險……
戴安·雷-凱恩：不不，事情不是這樣的。首先，在美國，是不是有機取決於你有沒有遵循美國農業部農業市場服務部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定的有機種植程序，隻要你遵循特定的種植方式，你的產品就是有機的，哪怕裏麵有轉基因成分也無所謂，這跟有機與否完全無關。
戴安·雷-凱恩：至 於種子盜版問題，事實其實比媒體呈現的要更複雜一點。被起訴的案件一般是農民有意地用了草甘膦來篩選出轉基因種子，並蓄意地傳播了這些種子。如果你壓根沒 有利用轉基因的性狀，比如說，你根本沒有用草甘膦這個除草劑，轉入的抗除草劑基因無從發揮作用，那麽哪怕你種的是轉基因種子也沒事。如果你既不付費，又在 利用轉基因的性狀，那就不可以。
埃裏克·哈勒曼：明白了，下次有人再跟我提這事，我可知道怎麽回答了。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我覺得現在的報道焦點對生物技術不太公平。每個跟轉基因有關的訴訟都非常吸引眼球，每次 衝突都得到許多關注。但事實上，加州有不少農民在自己地裏既用轉基因又用有機。在夏威夷木瓜業中，轉基因其實還幫助了有機農業，因為抗病毒的轉基因木瓜降 低了總體病毒負荷（virus load），所以他們可以在外圈種一圈轉基因木瓜，然後在裏麵用有機方式來種非轉基因木瓜，這叫“光環效應”（halo effect）。有機農業裏也有類似措施，他們會種些能抗蟲害的作物來減少總體蟲害，從而能幫助其他作物有機種植。我不喜歡把轉基因和有機對立起來，我希 望每個人能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來做事，同時也能好好相處。
感染了木瓜環斑病毒（PRSV）的木瓜植株和果實。圖片來源：維基百科。木瓜業是夏威夷第二大支柱水果產 業，85%的木瓜供美國和日本食用。然而，病毒卻對木瓜業造成巨大威脅。美國農業部太平洋區域農業研究中心的科學家丹尼斯·岡薩弗斯(Dennis Gonsalves)研究出了能抗病毒的轉基因木瓜，並發現如果在轉基因木瓜的“大海”中種植幾個非轉基因木瓜的“孤島”，就能增加作物多樣性，其中的非 轉基因木瓜也能得到保護，即光環效應。 光環效應也體現在其他轉基因作物上，2010年《科學》上的一個研究顯示，轉基因Bt抗蟲玉米廣泛種植後，歐洲玉米螟（European corn borer）的蟲害大幅下降，給非轉基因玉米也帶來了保護。據估算，非轉基因玉米種植者因此獲得了43億美元的收益。
戴安·雷-凱恩：基本上他們是處得來的。農民並不會因有機或者轉基因對彼此反目。在兩邊陣營都有些特別引人注目的發聲者，但是總體上是和睦的。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其實是營銷問題。這就是為什麽老有辯論，大家都試著占到市場優勢。我的東西比你的好，比你的安全，更純潔或者更什麽鬼。不是農民在這麽幹，是市場營銷者。
詹姆斯·默裏：現在有機基本上是個營銷工具——“我是有機，我更好更自然”。意識形態也參合到市場營銷中來了。 比如動物權利活動者反對轉基因動物，因為他們認為不該對動物做任何事。反對疫苗的家夥也反對轉基因，因為他們反對技術，也就是說，不是單單一個組織在反對 轉基因，反轉是一個多種意識形態的聯盟。不幸的是，反對者們還成功地從中牟利，傑弗裏·史密斯（Jeffery Smith）們就是這麽掙工資的，有人付他們錢去反轉基因。他們是職業的反轉基因活動者，他們以此謀生。
果殼網科學人：誰會付錢給這些活動者呢？
詹姆斯·默裏：錢的來源還挺多樣的。美國有機協會可能雇了一些。還有很多人會給這些NGO捐錢寄支票。他們也寫書，拍電影，做的事情還挺多樣化，不過總而言之，他們是職業反轉的活動者。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種有機 的農民和有機消費者立場還不太一樣。有機消費者聯盟（Organic Consumers Association）就特別強硬，他們跟許多組織都有聯係。如果你去追尋資金，就會發現這是一灘渾水。一個看似獨立的組織其實受另一個組織資助，然後 那個組織又受別的組織資助。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裏麵肯 定有人是因為商業利益競爭。但也有僅僅基於意識形態就反轉基因的組織，有的是覺得轉基因不“自然”，有的是因為不喜歡孟山都，或者擔憂大公司控製了食品供 應。不過，這些人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不受科學事實所限，他們不理會科學事實，他們也不在乎必須說實話，他們說著那些聳人聽聞的東西，癌症啦，自閉症啦。 對於住在城市裏的人，這些詞聽起來可真是太糟糕了。這些人真的讓科學家感覺非常棘手。因為你不得不一次次地被動回應。他們說“得癌症”令人印象深刻，比起 來我說的“不會致癌”簡直弱爆了，他們說1次，我得說上4次才能勉強把聽眾的印象扯平。
艾莉森·範·埃寧納姆：最近反轉議題又變了，從轉基因生物很危險，變成了草甘膦很危險。我自己是遺傳學家，不是 毒理學家，你要問我草甘膦毒性的問題，我還真不能回答，科學家不能對自己專業之外的議題發表意見。但我確實注意到很多反轉活動者在轉向這個議題，說他們在 意草甘膦的毒性，盡管五年前他們口口聲聲說的還是轉基因本身很危險，DNA隨機插入基因組很危險。
果殼網科學人：轉基因動物呢？這個沒有用到草甘膦。
埃裏克·哈勒曼：人們對轉基因動物的態度跟對轉基因植物的還不太一樣。動物是有感覺、有智慧的生靈。它會注視著 你的眼睛，它是不同的。如果我們能讓動物不易患病，我們就能增加動物福利。很多人會說，動物會更快樂更健康？那我支持！詹姆斯我要拿你的山羊來舉例了，那 些山羊能分泌人類的溶菌酶，於是羊奶就不那麽容易變質，喝羊奶的小孩就會更健康、更少痢疾，這能大大提高很多發展中國家兒童的健康水平。沒人會反對這種 事！不過，如果隻是長得更快的三文魚，有人就會說，所以我們會有更多的三文魚……嗯，那又如何？
詹姆斯·默裏（左）和他的轉基因山羊（右）在一起。圖片來源：californiaagriculture.ucanr.org
英國政客請閉嘴，幫倒忙的轉基因“隊友們”
詹姆斯·默裏：最早做基因改造動物的人裏，有幾個到處宣揚這種技術將會變革動物選育，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在未來 幾年裏這一切就會全部成真。他們吹噓過頭了，也承諾了一個太短的時間段。而且那幾個人還不肯閉嘴。他們真是在幫倒忙，因為這給了公眾錯誤的感知，誤會了這 項技術能在多長時間內做到什麽。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基因組數據，而很多人低估了需要花費的時間。就拿我來說，把硫氨基酸合成酶基因和啟動子克隆到一起，就花 了足足兩年。我後來做顯微注射法，從胚胎注射到出生得9個月，再花15個月等母獸性成熟，然後讓它再懷胎9個月後才能拿到轉基因奶，此時距離我做顯微注射 都過去2.5到3年了。那幫人之所以會承諾很短的時間，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太幼稚，另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坐下來拿張紙筆算一算，搞清楚究竟得花多長 時間。
戴安·雷-凱恩：也有很多人是務實的。
詹姆斯·默裏：當反對聲出現時，之前推銷過度的損害已成事實了。
果殼網科學人：公眾態度的轉折點大概是在什麽時候呢？
詹姆斯·默裏：如果你回顧90年代初，英國是很支持轉基因（pro-GE）的，他們在轉基因動物、轉基因植物投入了大筆研究經費。轉基因西紅柿剛剛上市的時候，在美國市場表現一般，但在英國賣得挺不錯。
戴安·雷-凱恩：那時候轉基因也標注，但當時這種標注還是一種高科技好東西的自我標榜。
1990年代，FlavrSavr轉基因西紅柿原漿罐頭在英國市場大受歡迎，罐頭上清楚標注了原料是轉基 因西紅柿。這種西紅柿是最早獲準上市銷售的轉基因作物，它不表達聚半乳糖醛酸酶 (Polygalacturonase)基因，因此細胞壁的果膠不會被這種酶分解，果實不易軟化，更容易運輸和保存。後來這種西紅柿曾申請在歐盟上市，當 時的歐盟科學委員會認為轉基因西紅柿安全可食用，然而各成員國始終難以達成一致，直到2002年申請被撤銷。圖片來源：gmo-compass.org
詹姆斯·默裏：英國當時對轉基因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然而接下來就連續發生了兩件事，先是瘋牛病 ，然後是口蹄疫。 人們因瘋牛病而死去，但英國政府卻出來說病情和人們購買的牛肉並無關聯。接著又是口蹄疫爆發，最終政府不得不殺掉數以百萬計的牛羊來阻止疾病傳播。這兩件 事徹底摧毀了英國監管機構的公信力。幾乎一夜之間，英國的立場就從歐盟裏最支持轉基因的一個，變成了反對轉基因的領頭者。
1990年5月16日，當著媒體攝像機的麵，當時的英國農業部長約翰·古默（John Gummer）和自己的4歲女兒科迪莉亞（Cordelia）一人吃了一個牛肉漢堡，試圖以此證明英國牛肉的安全性。圖片來源：home.bt.com
戴安·雷-凱恩：瘋牛病爆發 時，英國科學家並不讚同政客出來說的東西。那些是政客的話，不是科學家的話。英國科學家當時認為不確定性太大，你不能出來打包票，但是政客擔心人們會因為 恐懼就不買英國牛肉。除了瘋牛病和口蹄疫，英國當時還有一次沙門氏菌疫情，政客又一次出來說沒事的，盡管吃。還有牛肉中的重組生長激素問題 ，美國批準使用，歐盟的許多成員國則反對，但法國和英國在幾個月裏就迅速審批通過了。此後英國公眾基本上完全失去了對農業部等監管部門的信任。2001年，英國不得不另外成立了英國食品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gency） ，來重新專門負責食品安全問題。這也是為什麽美國監管者現在如此保守的原因之一，他們知道，信任一旦失去，就非常難以重獲。
詹姆斯·默裏：都是因為失去了公信力。
埃裏克·哈勒曼：到現在15年了，形勢下滑得太快。當年我還在研究能引入自然環境的養殖魚類。我們做的是轉基因 白斑狗魚（Northern pike），給我們研究經費的人問，你們什麽時候才能把這些魚放到我們州的溪流河川裏去？我說，不不不，稍等一下，生態學的問題還沒研究呢。他們不明白， 什麽生態學問題？我就解釋給他們聽。我是第一個提出生態安全問題的人，後來我在想，我是不是製造了一個大麻煩。到如今，安全問題的門檻被抬得如此之高，幾 乎沒什麽轉基因動物能通過監管係統，而後續研究又發現有些問題根本沒有之前擔憂的那麽嚴重。那麽我從這件事裏學到了什麽呢？太多事實未必帶來好結果？說實 話，我不知道。
詹姆斯·默裏：我當初聽說你們在做轉基因白斑狗魚，我就說，那幫家夥在想什麽啊？那就是純粹供人垂釣取樂的魚。你們的研究就為了讓人能釣到更大的白斑狗魚？
埃裏克·哈勒曼：雖然是供人垂釣取樂，不過在明尼蘇達州，我們也用白斑狗魚作為模式生物。明尼蘇達州政府給了我們一大筆研究經費做這個。
詹姆斯·默裏：所以我說，你們腦子裏在想什麽啊？
埃裏克·哈勒曼：有一回我對一個政客也這麽說。當時我站在研究海報前麵，然後有個政客跟我說，“年輕人，別的什 麽亂七八糟的我都不管，我隻要人們從芝加哥跑來釣這種魚！”我說，“可是先生，我們甚至還不知道這些魚是不是真的長得更快呢……”“那不重要，隻要人們認 為如此，而且願意跑來在我的選區內花錢就行，別的我才不在乎！”
詹姆斯·默裏：那時候，在美國，在澳大利亞，做動物研究的人們都沒想到後來會出這麽大的紕漏。然後英國一夜之間立場180度大轉彎。而且從那以後，很多科學家也不願意再和媒體打交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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