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關自殺性爆炸的報道都讓人揪心害怕，可它們甚少揭示襲擊者動機背後的深層緣由。但是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的一個綜合性數據庫早在1981年就開始搜集這類襲擊的相關信息，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此類動機。裏亞茲?哈桑（Riaz Hassan）教授告訴我們，研究結論令人吃驚。他關於自殺性爆炸的專著出版在即。他指出，比如說，傳統看法認為，自殺性炸彈襲擊者是瘋子或宗教狂熱分子，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炸彈襲擊者個人並沒有表現出有人格障礙；襲擊本身往往有政治動機，要實現具體策略性目標，例如迫使對手讓步或吸引更多支持。此外，動機是複雜的：“羞辱、複仇和利他主義”都驅使個人去從事自殺性爆炸，讓相關群體寬恕這種行為。的確，正如哈桑所指出的，參與自殺性爆炸能夠實現從“個人到共同體”的一係列目標。如果不理解這些動機並針對它們采取措施，試圖終止自殺性爆炸的政府或組織看來很可能會撞上南牆。——耶魯全球
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的動機何在？
對一個綜合性數據庫的研究得出驚人答案
裏亞茲?哈桑（Riaz Hassan）
耶魯全球, 2009年09月03日
模範祖母：巴勒斯坦年齡最大的自殺性爆炸襲擊者 法蒂瑪?奧瑪?安阿娜雅爾（Fatma Omar An-Anajar）於2006年11月23日在加沙引爆自己。她的照片被家人舉在手中。
阿德萊德：自殺性炸彈襲擊十分致命，同時能引發騷亂與恐懼，因此成為了恐怖組織的一種 特別武器。幾乎每日都有對自殺式襲擊致死的新聞報道，令人沮喪，但這些報道甚少解釋襲擊者的動機。在1981至2006年間，共發生1200次自殺式襲 擊，占全世界恐怖襲擊總數的4%，殺死14,599人，占所有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死亡人數的32%。問題是，為什麽會發生自殺式襲擊？
現在，我們終於有了一些具體數據，可以開始處理這個問題。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的自殺 性恐怖主義數據庫（Suicide Terrorism Database）是世界上最具綜合性的數據庫。它收集了發生在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斯裏蘭卡的自殺性爆炸的相關信息，這些爆 炸加起來占到1981至2006年間所有自殺式襲擊的90%。對該數據庫信息的分析，使人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線索：正是政治而非宗教狂熱，致使恐怖分子引 爆自己。
人們普遍認為，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的性格及其宗教信仰是首要原因，但該數據庫所提供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質疑了這種觀點。
人們普遍認為，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的性格及其宗教信仰是首要原因，但該數據庫所提供的證 據在很大程度上質疑了這種觀點。它表明，雖然在招募和激勵在未來有可能成為自殺性爆炸襲擊者的人員時，宗教能夠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自殺性炸彈襲擊的驅動 力卻不是宗教，而是混合了各種動機，包括政治、羞辱、複仇、報複以及利他主義。在不同國家自殺式襲擊興起的背後都存在各種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的具體情勢塑 造了這些動機。
2003年10月4日，29歲的巴勒斯坦律師哈娜蒂?賈拉達特（Hanadi Jaradat）在海法市（Haifa）的馬克西姆餐廳（Maxim restaurant）引爆了捆在腰部的自殺性爆炸裝置，炸死20人，傷及更多人。她的家人聲稱，賈拉達特的自殺任務既是為了報複以色列安全部隊殺害其兄 弟和未婚夫的行為，也是為了報複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殺人掠地的所有罪行。發生在以色列的許多自殺性爆炸事件的主要動機，都是為了報複以 色列人的所作所為。
2007年9月，在對臨近敘利亞邊境的沙漠小鎮森加爾（Singar）的一個伊拉克叛 亂分子營地的一次突襲中，美軍發現了超過700外國戰鬥人員的傳記。他們驚訝地發現有137人是利比亞人，而其中的52人來自名為達爾納合 （Darnah）的利比亞小鎮。如此多的達爾納合年輕人之所以前往伊拉克執行自殺任務，其原因並不是全球聖戰的意識形態（the global jihadi ideology），而是在這些年輕人當中，絕望、自尊、憤怒、無力感與當地的抵抗傳統和宗教熱情混合在一起，需要爆發。類似的混合感覺現在也正在驅使年 輕的普什圖人（Pashtun）自願執行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自殺任務。
在塑造促成自殺性爆炸的亞文化的過程中，無論在組織層麵，還是在個人層麵，羞辱、複仇和利他主義似乎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人口統計學上，絕大多數自殺性炸彈襲擊者都是年輕男性。除此之外，沒有證據去確立一 套由人口統計、心理、社會經濟以及宗教的變量組成的、可以從因果關係上同自殺性爆炸襲擊者的性格或社會經濟出身聯係起來的穩定分析框架。除了少數情形以 外，他們的生平也無法證明暴力性軍事活動與人格障礙之間有什麽明顯的聯係。
大多數自殺性爆炸襲擊者通常都心理正常，深深地融入社會網絡，而且情係民族共同體。隨意給自殺性爆炸襲擊貼上“瘋狂”之類的標簽，隻表明人們無力探討更深層的原因，也無法增進我們對自殺性爆炸現象的各種原因的理解。它們隻不過阻礙了我們發現它的真正性質、目的和緣由。
在解釋自殺式襲擊的過程中，理解恐怖組織的邏輯要比理解個別動機更為重要。自殺性爆炸 具有很大的象征價值，因為實施爆炸者自願赴死表明他們對其事業有著堅定的決心和高度的獻身精神。它們象征著正義鬥爭，激發大眾的支持，催生對恐怖組織的經 濟資助，並且成為吸納執行未來自殺任務新成員的淵源。
自殺性爆炸有利於資助組織的地方有兩點：強迫對手做出讓步，和讓該組織在獲得選民支持方麵具有勝過其對手的優勢。與自殺性恐怖主義是非理性宗教狂熱的產物這一普遍印象相反，自殺性炸彈襲擊肯定是一種政治驅動的現象。
自殺性爆炸具有很大的象征價值，因為實施爆炸者自願赴死表明他們對其事業有著堅定的決心和高度的獻身精神。
在塑造促成自殺性爆炸的亞文化的過程中，無論在組織層麵，還是在個人層麵，羞辱、複仇和利他主義似乎都起到了關鍵作用。羞辱是一種情感過程，它通過攻擊行為，降低對方和他人關於對手是否值得尊重的看法，達到訓誡目標方的目的。
在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的監獄，美國看守利用了伊拉克社會對如何才是有尊嚴、自尊的國民的看法，以那些訓誡的做法羞辱了囚犯，但這些行為也被理解為和視為是對所有 伊拉克人的羞辱。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公布後的幾個月裏，發生在伊拉克的自殺性爆炸每日激增。與此類似，在鎮壓叛亂行動——包含隨意搜查住所、審 訊、逮捕和其他侵犯人之尊嚴的活動——之後，自殺式襲擊也增多了。
人們容易對被他們認為不正義的事情產生強烈的反感，其陰暗麵就表現為複仇。複仇欲望的後果就是個人願意犧牲去實現複仇。複仇的企圖似乎可以達到一係列目標，包括矯正所認為的不正義行為，恢複圖謀複仇之個人的自我價值，並且遏製未來的不正義行為。
複仇也是對一個受害群體所遭受的漫長苦難的回應。整個過程的核心是人們對人身傷害、不公平和不正義的認知，以及與此類認知糾結在一起的憤怒、憤慨和仇恨。
男性比女性更看重複仇，而年輕人比年長者更願意采取複仇行動。於是，大多數自殺性爆炸襲擊者是年輕男性，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個人而言，參與自殺任務並不隻是死亡和殺戮，而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實現從個人到共同體的多重目標。
自殺性爆炸中的自殺在性質和意義上與普通自殺顯著不同。自殺性爆炸屬於利他主義的自殺 行動。這類行動者認為，一個人生命的價值輕於群體的榮譽、宗教的價值、或者其他集體利益。長期的集體苦難、蒙羞和無奈讓人們對接受死亡的態度打上了宗教和 民族主義的烙印，政治組織利用了這種接受死亡的態度，讓人們相信，自殺性爆炸是宣泄絕望、被剝奪感、仇恨和不正義感的方式。
對個人而言，參與自殺任務並不隻是死亡和殺戮，而是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可以實現從個人 到共同體的多重目標。這些目標包括贏得共同體的認可和政治上的成功；解放家園；獲得個人的救贖或榮譽；用殉難來實現共同體的存續；拒絕接受征服；尋求對個 人和集體蒙羞的複仇；傳達宗教的或民族主義的信念；表達內疚、羞愧、物質和宗教上的回報；逃避被占領時期不堪忍受、日漸惡化的生活狀況，遠離無趣、焦慮和 反抗。這些目的的組合會發生變化；在作為策略和武器的自殺式襲擊興起的背後，存在各種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的具體環境決定了動機是如何組合的。
自殺性爆炸的緣由並不是個人的精神機能障礙，而是更廣泛的社會環境。理解和把握這些環境，對於提出適當的公共政策和應對策略以保護公眾來說至關重要。
實施自殺性爆炸的是那些出於上述各種動機的個人，他們與建立在特定群體之上的各種組織 聯係在一起。要減少對恐怖組織的支持，在策略上可以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勸導特定群體放棄此類行為支持。在改善那些培育自殺性爆炸的亞文化的社會環境這方 麵，在策略上如果能以具體有效的方式消除或者至少處理集體怨憤，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並且在許多情形中會立竿見影。至少要實現自殺性炸彈襲擊者和他們的資助 者與支持者所共享的一部分基本目標，因為在這問題上如果沒有實質性進展，就不可能減少對自殺性爆炸襲擊的支持。
裏亞茲?哈桑（Riaz Hassan）是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市（Adelaide）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ARC 教授研究員（ARC Professorial Fellow）和該校社會學係榮休教授。他的著作《以生命作為武器：自殺性爆炸在全球的興起》（Life as a Weapon: The Global Rise of Suicide Bombings）將由墨爾本大學出版社（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http://yaleglobal.yale.edu/cn/content/%E8%87%AA%E6%9D%80%E6%80%A7%E7%82%B8%E5%BC%B9%E8%A2%AD%E5%87%BB%E8%80%85%E7%9A%84%E5%8A%A8%E6%9C%BA%E4%BD%95%E5%9C%A8%EF%BC%9F
Rights: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2009年
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的動機何在？
對一個綜合性數據庫的研究得出驚人答案
裏亞茲?哈桑（Riaz Hassan）
耶魯全球, 2009年09月03日
模範祖母：巴勒斯坦年齡最大的自殺性爆炸襲擊者 法蒂瑪?奧瑪?安阿娜雅爾（Fatma Omar An-Anajar）於2006年11月23日在加沙引爆自己。她的照片被家人舉在手中。
阿德萊德：自殺性炸彈襲擊十分致命，同時能引發騷亂與恐懼，因此成為了恐怖組織的一種 特別武器。幾乎每日都有對自殺式襲擊致死的新聞報道，令人沮喪，但這些報道甚少解釋襲擊者的動機。在1981至2006年間，共發生1200次自殺式襲 擊，占全世界恐怖襲擊總數的4%，殺死14,599人，占所有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死亡人數的32%。問題是，為什麽會發生自殺式襲擊？
現在，我們終於有了一些具體數據，可以開始處理這個問題。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的自殺 性恐怖主義數據庫（Suicide Terrorism Database）是世界上最具綜合性的數據庫。它收集了發生在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斯裏蘭卡的自殺性爆炸的相關信息，這些爆 炸加起來占到1981至2006年間所有自殺式襲擊的90%。對該數據庫信息的分析，使人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線索：正是政治而非宗教狂熱，致使恐怖分子引 爆自己。
人們普遍認為，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的性格及其宗教信仰是首要原因，但該數據庫所提供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質疑了這種觀點。
人們普遍認為，自殺性炸彈襲擊者的性格及其宗教信仰是首要原因，但該數據庫所提供的證 據在很大程度上質疑了這種觀點。它表明，雖然在招募和激勵在未來有可能成為自殺性爆炸襲擊者的人員時，宗教能夠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自殺性炸彈襲擊的驅動 力卻不是宗教，而是混合了各種動機，包括政治、羞辱、複仇、報複以及利他主義。在不同國家自殺式襲擊興起的背後都存在各種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的具體情勢塑 造了這些動機。
2003年10月4日，29歲的巴勒斯坦律師哈娜蒂?賈拉達特（Hanadi Jaradat）在海法市（Haifa）的馬克西姆餐廳（Maxim restaurant）引爆了捆在腰部的自殺性爆炸裝置，炸死20人，傷及更多人。她的家人聲稱，賈拉達特的自殺任務既是為了報複以色列安全部隊殺害其兄 弟和未婚夫的行為，也是為了報複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殺人掠地的所有罪行。發生在以色列的許多自殺性爆炸事件的主要動機，都是為了報複以 色列人的所作所為。
2007年9月，在對臨近敘利亞邊境的沙漠小鎮森加爾（Singar）的一個伊拉克叛 亂分子營地的一次突襲中，美軍發現了超過700外國戰鬥人員的傳記。他們驚訝地發現有137人是利比亞人，而其中的52人來自名為達爾納合 （Darnah）的利比亞小鎮。如此多的達爾納合年輕人之所以前往伊拉克執行自殺任務，其原因並不是全球聖戰的意識形態（the global jihadi ideology），而是在這些年輕人當中，絕望、自尊、憤怒、無力感與當地的抵抗傳統和宗教熱情混合在一起，需要爆發。類似的混合感覺現在也正在驅使年 輕的普什圖人（Pashtun）自願執行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自殺任務。
在塑造促成自殺性爆炸的亞文化的過程中，無論在組織層麵，還是在個人層麵，羞辱、複仇和利他主義似乎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人口統計學上，絕大多數自殺性炸彈襲擊者都是年輕男性。除此之外，沒有證據去確立一 套由人口統計、心理、社會經濟以及宗教的變量組成的、可以從因果關係上同自殺性爆炸襲擊者的性格或社會經濟出身聯係起來的穩定分析框架。除了少數情形以 外，他們的生平也無法證明暴力性軍事活動與人格障礙之間有什麽明顯的聯係。
大多數自殺性爆炸襲擊者通常都心理正常，深深地融入社會網絡，而且情係民族共同體。隨意給自殺性爆炸襲擊貼上“瘋狂”之類的標簽，隻表明人們無力探討更深層的原因，也無法增進我們對自殺性爆炸現象的各種原因的理解。它們隻不過阻礙了我們發現它的真正性質、目的和緣由。
在解釋自殺式襲擊的過程中，理解恐怖組織的邏輯要比理解個別動機更為重要。自殺性爆炸 具有很大的象征價值，因為實施爆炸者自願赴死表明他們對其事業有著堅定的決心和高度的獻身精神。它們象征著正義鬥爭，激發大眾的支持，催生對恐怖組織的經 濟資助，並且成為吸納執行未來自殺任務新成員的淵源。
自殺性爆炸有利於資助組織的地方有兩點：強迫對手做出讓步，和讓該組織在獲得選民支持方麵具有勝過其對手的優勢。與自殺性恐怖主義是非理性宗教狂熱的產物這一普遍印象相反，自殺性炸彈襲擊肯定是一種政治驅動的現象。
自殺性爆炸具有很大的象征價值，因為實施爆炸者自願赴死表明他們對其事業有著堅定的決心和高度的獻身精神。
在塑造促成自殺性爆炸的亞文化的過程中，無論在組織層麵，還是在個人層麵，羞辱、複仇和利他主義似乎都起到了關鍵作用。羞辱是一種情感過程，它通過攻擊行為，降低對方和他人關於對手是否值得尊重的看法，達到訓誡目標方的目的。
在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的監獄，美國看守利用了伊拉克社會對如何才是有尊嚴、自尊的國民的看法，以那些訓誡的做法羞辱了囚犯，但這些行為也被理解為和視為是對所有 伊拉克人的羞辱。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公布後的幾個月裏，發生在伊拉克的自殺性爆炸每日激增。與此類似，在鎮壓叛亂行動——包含隨意搜查住所、審 訊、逮捕和其他侵犯人之尊嚴的活動——之後，自殺式襲擊也增多了。
人們容易對被他們認為不正義的事情產生強烈的反感，其陰暗麵就表現為複仇。複仇欲望的後果就是個人願意犧牲去實現複仇。複仇的企圖似乎可以達到一係列目標，包括矯正所認為的不正義行為，恢複圖謀複仇之個人的自我價值，並且遏製未來的不正義行為。
複仇也是對一個受害群體所遭受的漫長苦難的回應。整個過程的核心是人們對人身傷害、不公平和不正義的認知，以及與此類認知糾結在一起的憤怒、憤慨和仇恨。
男性比女性更看重複仇，而年輕人比年長者更願意采取複仇行動。於是，大多數自殺性爆炸襲擊者是年輕男性，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個人而言，參與自殺任務並不隻是死亡和殺戮，而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實現從個人到共同體的多重目標。
自殺性爆炸中的自殺在性質和意義上與普通自殺顯著不同。自殺性爆炸屬於利他主義的自殺 行動。這類行動者認為，一個人生命的價值輕於群體的榮譽、宗教的價值、或者其他集體利益。長期的集體苦難、蒙羞和無奈讓人們對接受死亡的態度打上了宗教和 民族主義的烙印，政治組織利用了這種接受死亡的態度，讓人們相信，自殺性爆炸是宣泄絕望、被剝奪感、仇恨和不正義感的方式。
對個人而言，參與自殺任務並不隻是死亡和殺戮，而是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可以實現從個人 到共同體的多重目標。這些目標包括贏得共同體的認可和政治上的成功；解放家園；獲得個人的救贖或榮譽；用殉難來實現共同體的存續；拒絕接受征服；尋求對個 人和集體蒙羞的複仇；傳達宗教的或民族主義的信念；表達內疚、羞愧、物質和宗教上的回報；逃避被占領時期不堪忍受、日漸惡化的生活狀況，遠離無趣、焦慮和 反抗。這些目的的組合會發生變化；在作為策略和武器的自殺式襲擊興起的背後，存在各種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的具體環境決定了動機是如何組合的。
自殺性爆炸的緣由並不是個人的精神機能障礙，而是更廣泛的社會環境。理解和把握這些環境，對於提出適當的公共政策和應對策略以保護公眾來說至關重要。
實施自殺性爆炸的是那些出於上述各種動機的個人，他們與建立在特定群體之上的各種組織 聯係在一起。要減少對恐怖組織的支持，在策略上可以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勸導特定群體放棄此類行為支持。在改善那些培育自殺性爆炸的亞文化的社會環境這方 麵，在策略上如果能以具體有效的方式消除或者至少處理集體怨憤，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並且在許多情形中會立竿見影。至少要實現自殺性炸彈襲擊者和他們的資助 者與支持者所共享的一部分基本目標，因為在這問題上如果沒有實質性進展，就不可能減少對自殺性爆炸襲擊的支持。
裏亞茲?哈桑（Riaz Hassan）是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市（Adelaide）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ARC 教授研究員（ARC Professorial Fellow）和該校社會學係榮休教授。他的著作《以生命作為武器：自殺性爆炸在全球的興起》（Life as a Weapon: The Global Rise of Suicide Bombings）將由墨爾本大學出版社（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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