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漸漸黑透了，晚飯間胸部開始的隱隱作痛此時越發加劇。平時不太願意上醫院的我，居然主動對我太太說：“是否要去趟醫院？”探頭向窗外望去，天空中飄起細雨，2010年3月23日，上海初春的晚上，乍暖還寒。整個城市都是濕漉漉、陰冷冷的。
還是自己開車去華東醫院最方便。將車停在醫院急診室外麵的店門口，心裏還想著，已經是晚上了，大概不會有警察叔叔的違章停車罰單。如果我知道後麵將要發生的事情，一張200塊錢的罰單，那就像天上在飄的毛毛雨啊。沒帶雨傘，關上車門，拉著太太，一路小跑進了急診室。
聽說是胸痛，接待的醫生一連串問題立即提出：“有沒有交通事故受傷？”“有沒有搬過重物？”“有沒有跌倒過？”我緩慢地搖著頭，努力回想著這些天，除了到安徽蚌埠以及梅橋公社（我插隊的地方）走了一次，什麽都沒有做，一切正常。醫生懷疑是心梗，心電圖儀立即伺候，連做兩次，都是正常……。但胸痛仍在持續，加重……
夜逐漸深了，醫生用迷糊的眼睛看著我，蹦出一句話：“吊點水吧！”這是中國醫院最標準的處理方法。沒有頭緒的時候，往血管裏灌一些醫生認為不會造成任何結果的鹽水加藥水，總不會錯。坐到了急診室的專供臨時打點滴的座位上，突然，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襲來，雙腳從微小的顫抖逐漸變成了劇烈晃動，胸部痛已經穿透到了背部，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鈍痛，人已經無法在椅子安坐。醫生這才開始意識到這是明顯的神經損傷症狀，請神經科醫生來會診。
神經科醫生來了，隻是用手做了些簡單的測試，二話沒說，立即吩咐去做CT。但CT片卻又是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一個電話，把做核磁共振的醫生從家裏喚來，用幾十分鍾的時間啟動機器。就是這幾十分鍾，麻痹已經由下而上，逐漸向胸部進發。剛開始的時候，還僅僅是雙腳無力；到了被推進核磁共振室，我的胸以下部分已經是感覺全無。
核磁共振片子清晰地顯示：一片椎間盤的軟骨插進了胸椎，切斷了第一胸椎和第二胸椎之間中樞神經的大部分。
深夜，人被拉到骨科病房的走廊上，算是華東醫院對我這個急診病人的照顧。半夜的走廊裏空蕩蕩、黑呼呼的，唯有我這個床孤零零地被拋在中間。
當班醫生很年輕，但處理手法極為老道。導尿管被立即插上，大劑量的激素和脫水劑甘露醇得到了及時使用。他匆匆在病曆卡上寫下幾個字：胸椎完全性損傷。當時對“完全性”幾個字並沒有概念，後來才知道：這是脊椎損傷中的極刑，脊椎一旦切斷，沒有任何挽回的可能性。神經細胞的壞死是不可逆的，無數典型病例：桑蘭、湯淼都是因為“完全”兩字，盡管有最好的醫療條件，還是回天乏術。我也在第一時間被判為：“高位截癱”。
人，原來可以如此脆弱，危機往往就在順風順水之時突然降落，生活之舟瞬間顛覆，一切都來不及思考，疾病的重錘就已經狠狠地砸在我那根脆弱的脊椎之上。沒有預兆，沒有原因。醫生又一次反複問我：是否搬過重物？是否有事故？我隻能搖搖還算是健全的腦袋。因為確實這幾天什麽都沒有發生。太太實在是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她近乎發瘋似地找醫生，到處打聽。沒有人能找到我癱瘓的理由：也許是平時鍛煉身體仰臥起坐做得次數過多？也許是上個禮拜搬過一些東西？也許是18歲時下鄉時所得的腰椎間盤突出症造成今天的結果？一切都是推測，也隻能推測。唯一不用推測的事實就是：胸椎間盤的碎片脫落到椎管中，把脊椎神經卡斷五分之三以上，引起了癱瘓。而我剛才還在天真地打算看病以後自己開車回家。
人一下被固定在床上，哪怕是稍微翻個身、抬個腿的功能也瞬間消失。大腦清晰飛快的轉動與身體的紋絲不動正好形成鮮明對比。想起了不少需要交代出去的事情：本來第二天約了幾個人見麵，要一早就通知他們取消；看來短時間很難出去，單位公章要交給可信的人，工作總是要正常開展的；家裏的兄弟姐妹，是否要告訴？在美國讀書的兒子，應該對他如何講？甚至想到了今天開來的車，明天一早還要讓司機開回去。
更殘酷的問題是：目前的癱瘓部位已經到達上胸部乳線之處，是否還會進一步發展？再往上，就不僅僅是身體與雙腿的問題了。
走廊一片寂靜，隻有幾個亮著無力黃色的指示燈箱給走來走去的護士們打上一點點地光。盡管痛，盡管有些胡思亂想，我還是在疲憊中睡著了。這是我天生的優點，不管發生什麽，與睡覺的約會還是照常進行。
3月的早上，天亮並不很早。太太一個晚上沒有合眼，連一個簡單的能坐坐的地方都沒有。電話早就打出去了。她的哥哥、嫂子、嫂子的哥哥都來了。大家都眼巴巴地在等待，等待一份判決，一份對於目前狀況的權威解釋。 6點、7點、8點，終於等來神經內科主任的查房。我是我記得那是骨科主任是一位極為英俊，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麵色紅潤，認真梳理的頭發上，稍有幾根銀絲，金絲邊眼鏡，不扣紐扣的白大褂內，露出的是西裝和精心結構的領帶，完全是可以讓人放心甚至崇拜的模樣。一群助手和實習醫生簇擁著他，都小心地、虔誠地看著他的一舉一動。主任拿起神經內科醫生所特有的工具：小錘與針，仔細地檢查我身體各部位，問我的感覺，還不時讓幾個學生來複看一下。最後，他拿起核磁共振片子，突然嚴肅起來，環顧圍在四周的學生們和護士們，用不緊不慢的男中音向簇擁者們宣布：你們看，這不是骨科的毛病！
這是對核磁共振片子呈現狀態的徹底否定！不是骨科毛病，也就是說，我的狀態不是神經被卡造成的，元凶應該是急性脊椎灰質炎等引起的神經病變。按照我現在的理解：骨片卡住神經，是物理性質疾病；神經本身發生炎症，是化學性質疾病。醫生水平的高下，猶如偵探的經驗和火眼金睛，能迅速根據各種報告，根據病人體征，根據發病過程，準確地作出判斷。這位主任儼然自信地認為自己就是高手。脊椎病變明顯要比脊椎受物理性損傷要輕得多，我太太似乎又多了一份希望！
診斷不同，治療方向迅速發生改變：不開刀，立即抽骨髓進行化驗，人被翻轉，趴著，抽骨髓的針足足有半尺長，身體反正沒有的痛覺，護士的指令是6小時不能動。
最初一擊打來的時候，太太並沒有倒下，她不停地打電話，向各方請教、求救；她在醫院裏到處找人，希望能有更好的專家出現；她與小舅子和與醫院較為熟悉的小舅子的小舅子，共同組成了臨時決策中心。特需病房落實了，總算可以從走廊裏搬到一個人的病房，連陪同人的睡覺也得有解決；專家會診也得到落實，下午就能過來。華東醫院盡管也是三甲醫院，本身的專家並不多。但由於它有專門為首長名人服務的特殊功能，醫院的醫務科有權調動全市各醫院最權威的專家。
骨髓樣本需要送到華山醫院去檢驗，專家尚未到達，一切還是需要等待。所有人都迷惘了：一邊是昨晚剛拍的核磁共振的片子，影像中的骨片那樣清晰地卡住了神經，若是公安局的話，這好比是得到鐵證；另一邊則是今天上午查房，骨科主任毋庸置疑的判斷，他目前是我這個病房的最高長官。
下午時分，三位分別來自瑞金醫院神經科、華山醫院神經科、中山醫院骨科德高望重的老專家趕到我床前。謙讓一番後，是瑞金醫院的女教授動手為我檢查。同樣的工具，同樣的程序。結束以後，互相使了個眼色就輕輕退出了。
會議整整進行了一個小時，由於是上海頂級的專家到達華東醫院，院長於作偉教授當然也要到場作陪，也一起參加討論。會議結束後，於院長終於到我床前，向我宣布會診的結果，三句話：開刀、快開刀、叫袁文開刀。
結論一下，骨科主任的判斷就立即變成誤判。後來聽說骨科主任還想爭辯幾句，被在旁的副主任拉拉衣角，才欲言又止。問題出在胸椎損傷的病例實在是太少，我的發病原因又是太奇怪，有人用百萬分之一的概率來形容。顯然，骨科主任是上了經驗和常識的當。
第二天的中午，華東醫院的車子就把長征醫院骨科主任袁文教授接來了。
袁主任，壯實的軍人，長征醫院擁有國家重點專科——脊柱專科，他是那裏的掌門人。個子不高，渾身是勁，眼光犀利，講話短促而幹脆。有人傳，他的脾氣之大和他的醫技高超同時在軍中出名。他看了片子，拿一根針稍微刺了幾下，問一下感覺，幾乎沒有再仔細檢查。朝我看了一眼，說：“好吧，我開！到我醫院。”沒有一句廢話，3分鍾不到，轉身走了。
當天下午，救護車就將我送到長征醫院。果然，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們已經在緊張的病房中給我騰出一個床鋪，鄰床是一個溫州過來的開頸椎的病人。病房很小，擁擠但還不至於雜亂。一群內穿軍衣的醫生和護士過來檢查、化驗，反正又是針刺、抽血。我的身軀對這些沒有任何抗拒，也沒有任何感覺，隻有不間斷的胸痛成為了僅存的感覺。
一個壞消息傳來：袁教授明天要去台灣，起碼後天才回來。天哪！我想起了昨天華東醫院於院長講的那三句話。第一句話：開刀。這就是明確否定了華東醫院骨科主任對我疾病的判斷；第二句話：快開刀。這說明開刀的遲早與神經的恢複有絕對的聯係，我們已經聽說了有3小時、8小時最佳手術期的說法（後來親戚在德國、美國都分別谘詢過，外國醫生異口同聲質問：你們為什麽那麽遲再動手術？！）；第三句話：叫袁文開刀。這句話一下點出了這方麵真正的權威專家，但誰也沒有想到，居然還隔著台灣海峽長長的距離。屈指數來：發病是23號晚（周二）；第二天誤診和會診（周三）；第三天袁文來華東醫院，我轉院到長征醫院（周四）。如果再托人找人轉到其他醫院，一方麵也未必能找到合適的醫院、合適的醫生，從時間上來說，那也到了周五。一般上海醫院周六、周日不開刀。另一個方法是，就在長征醫院找其他醫生開刀，但袁主任不發話，誰敢？再說，醫生一致認為，我這個部位，既不是腰椎，也不是頸椎，而是很難下手的胸椎，手術難度極大。據說，上海能動此刀的醫生並不多。
思前想後，能做的，又是等待。
時間顯得如此漫長，我似乎能感覺到我的神經細胞一個個在消亡。然而，怨天尤人沒有任何作用，用一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既來之，則安之。把焦躁的心情平和下來，把今後的一切交給上帝。利用這幾天時間，把該交代的都交代好。照著護工指示，做頸部肌肉的外力梳理，因為手術刀行進的方向是由前向後，為的是減少開刀的困難，必須用手用力撥弄頸前的肌肉，病房護工熟知這一套。於是我天天做、賣力做，仿佛開刀成功的希望能寄托於此。
手術的時間定在周一上午第一台。
手術室被填滿了淡淡的綠色，牆是綠的，天花板是綠的，我身上的床單是綠的，醫生護士的手術服是綠的。我躺在擔架車上，就像能在綠色中行進的的一艘船。手術室的準備忙碌而不亂。開刀醫生總是在病人被麻醉以後出場，病人蘇醒之前就會離去。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病人是永遠看不到為自己主刀的醫生。忙碌的是護士們，他們就像在整理桌麵的書籍，或是往櫃子裏掛掛衣服那樣輕鬆，這是天天的功課，並不會因為病人的緊張而嚴重。電影裏那些緊張場麵完全是導演的需要，實際上開刀間的閑聊都是些家長裏短，打扮長相之類的市井話題，甚至是今天早餐的味道。
在我身邊走來走去的小護士，小巧玲瓏，一臉純真。男朋友在華師大打算考研究生。病曆卡上注明我華師大教師的身份，於是我們就交流起來，考什麽，如何考，成為手術之前的話題。我完全放鬆了，覺得自己已經把身體交給了上帝，害怕已經退去，倒是有一種司馬遷麵對宮刑時那種“就極刑而無慍色”的坦然，覺得此時與古人心情略通。隻是，我的身體情況可能會比漢朝司馬遷刑後狀態更糟很多。
二
李鋒，李鋒！感覺到太太在耳邊輕輕地呼喚。徹底醒了，看到了很多張關切的臉，他們都在注意著我的變化。胸部的疼痛似乎緩解了，然而胸以下的一切仍然不屬於我。另一個新出現的嚴重情況是由於手術時的牽扯，導致聲帶嚴重受損，用力說出來的聲音，就像在大空洞中懸浮的細細遊絲，來自於黑暗的深處而飄忽不定。手術之前的幾天，我尚能用沉穩的聲音交代工作，而現在……。
癱瘓——手術——仍然癱瘓，這一切已經是既成事實。術後，整個人還是像被鐵釘固定在床上，隻有兩隻眼可以茫然地看著天花板。小便當然是依靠導尿管，而最初的一段時間大便全部要靠護工摳挖。所有與我通話的朋友第一個反應就是盡快掛斷我的電話，他們不忍聽我那恐怖的聲音。
雜誌社的同事請來了長征醫院神經科黃主任。還是全套的神經檢查家當，增加的項目是用針在我的腳底心劃過。受刺激的腳趾立即全部往上翹起，“腳趾是應該往下勾攏，方向完全相反，說明神經出了嚴重問題”，他解釋道。“早點去做高壓氧艙吧，會好一點。”“好”這個字從他嘴裏出來很勉強。事後我才知道，出病房門，他對同事隻說了兩個字：“癱了”。
出院小結擺在我麵前：胸骨柄平麵以下及雙下肢軀幹觸覺消失，溫覺消失。髂腰肌、股四頭肌、股二頭肌、半腱肌、半膜肌等，肌力0級。肛門反射消失、雙側膝腱反射消失、跟腱反射消失……。關鍵詞是：肌肉力量0級和所有發射消失。這是一張無情的判決書，潛台詞就是“完全性損傷”。
手術以後僅幾天，就被要求出院。長征醫院絕對高效率，他們要保證每張病床有最高的產出率。發了財的外地人都想得到大上海專業醫院最好的治療，他們在網上搜尋，用電話預約，紛紛從全國各地投奔到此。這句話用在這裏最合適：上海是全國人民的上海！他們握著大把的鈔票，毫無顧忌地打通各種關節，他們的闊綽使紅包的尺寸變得越來越大，而開刀醫生們一般都會不露聲色地把紅包放進了幹淨的白大褂口袋中，他們已經無法拒絕來自病人家屬的慷慨，整個上海醫務界有點本事的人都能從各種方向找到收入途徑，甚至是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收入。既然商人可以憑貨物的流通，製造商可以憑產品的稀缺大把撈錢，醫生們就可以憑手中的刀，憑自己掌管的藥去獲取銀子。所謂醫生應遵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純潔與神聖之精神，在當下中國的醫務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玩笑。當然，家屬也把所有的希望和囑托放在紅包內的一張張紙上。他們奉上了錢，似乎求得了內心片刻的鎮定和安慰。所以，對醫生來講，多一個病人，就多一份收入，這是實實在在的充滿巨大誘惑的收益。作為醫院來講，床位的周轉率也就是資金的輸入速度。我的鄰床，一位來自於溫州的頸椎病患者，一刀，十幾萬，整個住院時間僅7~10天。這是最簡單的算術，在單位時間內，病床多周轉一次，意味著多有十幾萬的產值。我感覺到了，上海正是以其博大的胸懷迎接著全國的富人，從明暗兩個渠道收取病人的付出。這是目前上海市三級醫院的實際情況。
術後三天就出院，轉出的第一站是中山醫院的高壓氧艙，救護車呼嘯著、閃著燈,一路絕塵而去。傳說氧倉對脊椎損傷術後的恢複有好處，已經到這個地步，真是“黨教幹啥就幹啥”了。
高壓氧艙是一個封閉的金屬體，可容納十幾個人。在氧艙裏最重要的技巧是要在加壓之前用憋氣的方式使自己耳朵的鼓膜撐起來，以對抗壓力，否則就會因為耳痛而無法堅持。氧艙的操作醫生不僅僅可以用聲音指導病人的行為，也可以通過幾個觀察孔了解內部狀況。我躺在擔架上（根本無法坐），兩個腳會不由自主不斷地抽搐著，有點像雞被殺時最後的那個狀態，這也是脊椎損傷的典型症狀。
有一個朋友來看我，我恰好在氧艙內。他透過觀察孔看到了我，裹著白被，帶著氧氣罩，癱在擔架上。他問了一下醫生，得到的答複是：“你這個朋友的情況比較糟糕”。稍等了一會，他留下禮物就不辭而別了。我想，他也許他不忍直麵我，或者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一個素來號稱健康強健、活力四濺的人，瞬間變得如此不堪，沒有人能夠接受。
病倒了，生活還得繼續。
我要來了電腦，買了床上擱板，雜誌社小陳也給我申請了天翼通無線網絡。把床的後背搖起來，兩旁襯好枕頭，在擱板上放好電腦，我的手是好的，腦子是好的，電腦與世界是相連的，我還能工作！朋友們驚奇地發現：每天轉發給他們的各種PPT，很少有間斷。手指敲著鍵盤，向所有人發出一個信息，李鋒還活著，甚至有時還會笑。
人，原來也可以如此堅強。我審視自己，一路上風風雨雨走來：長征串聯、下鄉插隊、裝卸工、上大學、研究生、教師、教授，遍嚐人間苦樂甜酸，但我始終能積極工作，笑待生活。我在大學上文學史課的時候，經常與學生交流要認識人生禍福相倚，寵辱互生的道理。我最佩服東坡先生後期在海南島流放時，生活艱苦，前途無望，寫下的詩詞卻越發恬淡樂觀。他在《超然台記》中曾分析：“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以有限追求無限，故“可樂者長少，可悲者長多”，他認為，既然生活無法做到長樂，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那麽陷於悲傷不能自拔就是愚蠢的。生活的起落、逆順，實際是一種常態。這十來年，我也算是一帆風順，要風得風，要雨有雨。現在，老天給我開一個玩笑，也是禍福之間的一種正常變換。當然這個玩笑比較大，我麵臨這樣的磨難，可悲切痛苦，可不能自拔；也可坦然麵對，可積極爭取，我選擇後者。
於漪老師來看我，送給我六個字：認命、達觀、爭取。我認真地點點頭，因為，於老師的話，確實是說到了我的心坎，我也是這樣做的。認命，是看破人生真諦的智慧，人在天帝與自然麵前如此渺小，無論禍福順逆都是冥冥之中的客觀存在，“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實在是政治家可笑的口號；達觀是建立在認命基礎上的積極生活態度，是改善生活質量的精神源泉；當然，爭取是必須的，調動身體所有的機能，利用社會提供的各種條件，努力地、積極地去爭取，才有希望獲得新生，獲得在原有基礎上的飛躍。
於是，從發病、開刀到後來長期的康複鍛煉，我始終保持一種樂觀的心態。有趣的是，這種樂觀心態，也得益於我能睡覺的習慣。起碼是，麵對天花板胡思亂想的時間少了，在痛苦中輾轉反側的時間少了。常常半夜因為身體的難受而醒過來，拉著床兩邊的護欄勉強坐起，喘幾口粗氣後，倒下後就能再睡著，太太經常說我是沒心沒肺沒腦子，人家痛苦不堪夜不成寐的時候，我倒好，倒頭就呼呼睡覺。好習慣，也助我度過難關。
我更會將這樣的樂觀傳遞給我的親朋好友，講講笑話，設想一下將來我坐輪椅參加兒子婚禮的場景：斜坡，輪椅，追光燈，小夫妻緩緩地推行，女聲聖歌的聲音包圍著，眾多的眼光注視著。我上台，講一番感人肺腑的話，用以激勵新婚夫婦。有一次，在我唾液飛濺興奮描述的時候，一個朋友卻在偷偷拭淚，我想，她是被感動了，還是根本不忍聽這樣的話？在整個康複的過程中，我深切的體會是：痛苦不能輸出和共擔，沒有一個人喜歡祥林嫂式的絮叨；而笑容卻可以分享，快樂可以傳遞，人們都樂意在別人的輕鬆愉快中分一杯羹。
徐匯區中心醫院有滬上有名的康複科，既有高壓氧艙，也有康複訓練。隨著老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兩個方麵促進康複這個原來完全被國內醫院忽視的行業獲得蓬勃發展。一是因為物質豐富，食物結構改變，肉食者增多，而導致本來屬於食草動物的中國人心血管毛病急劇增加，一到季節變化，腦梗、腦出血病人遠超以前的貧窮困難時期；二是，富裕起來的中國人，開始認識中風以後康複的重要性，原來病後隻能在家中蜷縮一床的人，現在迫切需要醫院能夠提供康複治療和訓練。
到處打聽，仔細衡量之後，我選擇了徐中心。又是救護車，又是擔架，我被送進了徐中心17樓康複科。病區都知道今天來了一個重病人。這裏大量收容的主要是中風以後的病人，一般是半邊出了毛病，也就是偏癱。有輕有重，但大部分還能站立。除少數人，走動應該沒有問題。脊椎損傷則是根據受損位置的高低，確定由上到下癱瘓的位置，稱之為截癱。若是頸椎損傷，那就會影響到手；我是胸椎受損，影響部位直達上胸部；位置越高越嚴重，我當時是名符其實的高位截癱，所有的進出全部靠擔架，這種情況在17樓並不多，若當時評選重病冠軍的話，我是當之無愧了。但有一條好消息在暗暗鼓勵著我，外甥女到北京最權威的中康醫院劉醫生那裏求救，他說：隻要肛門有反應就是“非完全性損傷”，我讓太太試了幾次，確實有反應！隻要是“非完全”，就有一線希望。
康複道路漫長而艱苦。其意義就是要建立神經與肌肉之間的再次聯係。事實是，脊椎損傷已經導致該脊椎以下管理的所有肌肉癱瘓。我出毛病的部位是胸一和胸二之間，表現為胸腔上部以雙乳頭為線，以下部位的感覺全部消失。若是再往上到頸椎，那麽雙手能力也會失去。我的位置已經很高，讓同事替我買來很多相關的醫療書，查了半天，若是胸一、二之間的損傷，最好的結果是三個：終身輪椅、自由轉換、大小便自理。當時，我連坐都還做不到，書上描述的三條，就已經是我激勵奮鬥的共產主義最高目標了。
在徐中心接受的第一項訓練是機器站立架。就是將人捆綁在一個可以豎起的電動床板上，讓臥著的病人可以直立起來。書上介紹，整日臥床對身體損傷極大，尤其鈣質會大量流失，改變體位很重要。醫生不敢把我放到90度，盡管我請求，但他開到70度無論如何不往上升了。將近2個月的時間，我再一次完全豎起來看世界：忙忙碌碌的醫生、康複時哇哇亂叫病人、拿癡呆病人開玩笑的護工。反過來，他們看我，就像是一個在刑具上受刑的犯人，因為腳和胸部都被捆得這樣結實。
接著是體能訓練：醫生一遍又一遍地命令你抬起並已不屬於你的身體零件，其困難和費力難以想象。我用盡全力，滿身大汗還是無法執行一個簡單到把腳背翹一翹的動作。但我明白：希望也許就產生在這無數次失敗的努力之中。康複手法與推拿正好是相反，推拿是病人被動的，接受醫生所有的手法；而康複功能訓練是在醫生的口令之下，不斷做各種各樣的動作。我就像一個聽話但沒有能力的小學生，把老師的話當成聖旨，誠惶誠恐地認真做功課，但實在是難以完成。
天還沒有大熱，但我每天都是大汗淋漓，一天要換四套衣服（醫院規定每周換兩次），我唯一的辦法是買通護士和醫院護工，她們會從倉庫裏拿出足夠的病號服藏在櫃子裏。從小調皮的我，為自己這種小把戲，開心不已。太太知道了，指著我的鼻子說：“這就是苦惱人的笑！”
所有醫院的時鍾都最早報曉，清晨五點半，病房就蘇醒過來，走廊裏開始了叮叮當當的聲響，發藥、抽血，一片繁忙；六點，早餐已經送到了床邊，永遠是那幾樣品種，放在醫院特有的搪瓷白碗裏；六點半，我已經在護工的幫助下，自行完成昨天治療師布置的功課。
晚上，醫院又是這個城市最早入眠地方的，不管你以前是不是夜貓子，8點半，病房的燈已經關了，到了9點，走廊的燈也會熄滅，靜悄悄的沒有聲響。偶然聽得到隔壁病房那個腦出血的重病患者呀呀亂叫和搖晃金屬床架的聲音。我會抓緊時間，把睡覺之前的床也作為完成作業的地方。太太不僅為我請了醫院的護工，還從外麵請了專職護工。除了雙手尚有能力之外，我幾乎不能做任何事情，上一次廁所，需要兩個護工抬；一小時一次的翻身，也需要護工幫助；就是我想到床頭櫃抽屜拿一樣東西，也是做不到的。一對一的護工，不僅擔負照料我的起居，更可以適當地配合醫生，為我做些簡單的康複運動。在護工的幫助下，抓緊每一段可以利用的時間，病人和護工們都戲稱我是這裏真正的勞動模範。
醫院是個小社會。偶爾從外往裏看：整潔的走道、裝飾一新的病房、親切和藹的醫護人員、忙忙碌碌的護工，一切那麽和諧而秩序井然，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守護生命的地方，是人獲得最終尊嚴的地方。但進入裏麵，親身體驗，一切都未必了。社會上洶湧澎湃的經濟浪潮，已經完全淹沒了這本來應該是最純淨的救死扶傷的聖地。
醫院最感興趣的是新病人。一人得病，全家震動，家族所有的人都會傾其所有加以幫助。這就是所謂的英雄主義時期。一方麵，災難襲來，家人慌亂而缺乏相關的知識；另一方麵，由於無法一下接受現實而治病心切。此時，一般家族的心態是：隻要能把病治好，就是砸鍋賣鐵湊錢也在所不惜。這時的醫生大概會問你，這個病比較麻煩，但有幾種進口藥的效果可能比較好，但不知你家的經濟能力如何？家族的表態一定是：“沒問題！隻要你能治好病，錢不是問題。”醫生點點頭。接下去會再告訴你：“盡管我不能保證把病治好，但這幾種藥療效比國產的好一點，不能報銷。你如果要用的話，你們自己去買，我告訴你電話號碼，你們直接結賬，然後我來給你用”。如此順當，理由充分，沒有痕跡，不落把柄的生意就做成了，幾乎百發百中。
徐中心的院長是個禿頭，很注重自己的光輝形象。我住院期間，徐中心舉辦過幾次學術會議。每張醫院張貼的海報上，總是禿頭院長並不養眼的照片放在顯要位置（不管會議的內容是否與他專業有關，照片永遠隻有這一張）。在醫院裏，他以小氣而知名，我遇到的醫院員工沒有一個不在背後對他恨聲怨氣的。據說他是扣錢能手，衛生檢查分數低，扣錢；病人投訴，扣錢。最要命的是夏天關空調。我4月底住進徐中心，沒有幾個月，上海的高溫日子到了。2010年的夏天不乏38度、39度甚至是40度的日子。但就是這位奇葩院長，居然規定12點以後就關掉空調。病房裏住滿各種病人：剛做完手術的、90歲以上的、還有我這樣行動不便又最怕熱的。夜深了，空調如約而關，病房內的溫度不斷爬升。我鄰床是一個90多歲的香港籍的原上海老中醫，從香港雇了兩位馬來西亞護工來輪流看護。那個叫安娜的護工，無法入眠，看到老人是在熱得實在難受，流著淚、搖著扇，給老人擦汗。我實在難以忍受，想與院長討論一下醫院應該具有的核心價值觀問題，寫了一封《給徐中心院長的信》托病區醫生轉交。一看到病人的意見信，整個病區的醫生護士都緊張起來。他們討論幾次，讓護士長出麵，要求我一改再改，把語氣弄到柔和之極。最終，信還是被遞送上去，因為所有的醫生護士都認為我寫的是事實，要求也合理。但結果是誰也想不到的：不僅空調照關，病區全體醫護人員扣獎金（理由是沒有把病人安撫好），也種下了不久之後要將我趕出徐中心的種子。
醫院裏有一個不起眼卻又不可或缺的階層——護工。她們地位最低，醫院裏所有的髒活、累活、重活都是他們的工作範圍，據說這也隻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醫院才會有的特殊存在。聽說前幾年，她們還是直接由醫院聘請；但這幾年，時興家政公司，醫院與家政公司之間簽約可以減少了許多法律上和責任上的麻煩。這樣在醫院、護工和病人三者的關係博弈過程中，又多了一個食利階層——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管理護工無非就是把批發來的工作服賣給她們作為統一服裝，價格不菲；另一個手段罰款，病人投訴，護士告狀，工作出錯都是罰款的理由，一個月下來，也能扣到可觀的錢款，而家政公司從來不需要發獎金。這樣粗糙的管理就可以順理成章從護工的身上抽取30%的淨利。為了不減少護工的收入，於是這部分增加的錢又必然轉移到病人身上——漲護理費就是，當然家政公司又能從中再多撈一點。
徐中心家政公司老板是一個有幾分姿色的半老徐娘，據說她當年是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在徐中心地下室找一個房間，放上一張寫字台就算公司開張。她的所有工作就是要把禿頂院長搞定，這應該是她的強項。沒有幾年，她已經開著一輛3係的紅色寶馬，在徐中心出出進進。高跟鞋、燙發、墨鏡，昂首挺胸，並不把病區護士長看在眼裏。再雇傭兩個下崗男人，拿著記錄的小本本，天天在各病區轉悠，防止護工與病人私自結盟。月初收錢，拿來一大疊收據，所有病人都知道這是在逃稅，但沒有人吭聲，人病到這個程度沒有一個想在醫院裏惹事的，且個個是唐僧，誰都想吃他們一口。
徐中心的護工基本上都是安徽人，大部分來自銅陵。她們對家政公司滿腹牢騷，經常聚在一起埋怨。但她們互相之間並不團結。17樓11個護工居然分成4派，互相拆台，因此家政公司老板完全可以高枕無憂。據說也有一次過年由於沒有領到國家規定的3倍工資而舉行罷工，但由於沒有綱領，也不團結，隻堅持了半天就被家政公司老板徹底瓦解，一個個灰溜溜地先後回去工作。
幾乎每個護工都有一本辛酸史，有被老公拋棄的，有被不爭氣兒子拚命索要錢款的，有要蓋房娶媳婦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錢根本無法留在自己身邊。晚上大部分都群租在附近老房的樓梯間、車庫。沒有廁所，甚至睡下以後很難翻身（淮海路附近的房租實在是太貴）。但下班時分，還是都把自己打扮得鮮鮮亮亮，甚至是長發披肩，一襲緊身服。盡管不一定合適，也是個個高跟鞋。淮海路是上海著名的上隻角，這裏的都市氣息，這裏的時髦，也毫無例外地塗染到護工們的身上。
平時很受氣，要被護士使來喚去，要被老板無端訓斥；但有時也很霸道，尤其是對失能的老人，若是拎不清，也會遭受她們的白眼甚至欺負。
愛情在最艱苦的勞動中也會頑強生存著。徐中心旁邊就是上海灘著名的襄陽公園，由當年的法國人設計建造，樹木參天，芳草萋萋，道路曲折而又精致，一派法蘭西風情。公園大門外有一片空地，上午是上海時髦老克拉的舞場，下午是學習武術和在地上蘸水練習硬筆書法的場地。晚上8點之後，則成了外地打工者的天地。那個用三輪車拉來高分貝的功放和揚聲器的女子，約40歲左右，不合時宜的時髦。熟練地接好功放，讓音樂最初的衝擊力將早就等候的人們聚攏，然後點起一支煙，靜靜地靠在樹上，冷眼觀看，瞄出今天能與她跳第一支舞的男人。我們17樓的護工小錢和四樓負責打飯的男護工小吳就是天天舞場的搭檔，白天幹得累，晚上跳得歡。小錢家中有不爭氣的兒子，整天泡在農村網吧裏，小錢的辛苦錢都要去填補那個無法填滿的窟窿。我想，大概是舞蹈的那一刻，她應該是開心的。有男性的溫柔，有美妙的旋律、有動人心魄的節奏，可以短暫地將她的煩惱全部擠走。另一個實際意義是：她永遠不再愁吃的，四樓的舞伴會小心地替她準備好每天的飯菜，她才不怕其他護工的眼紅和嫉妒。
我積極鍛煉著，但每天艱苦並沒有換來積極的成果。在徐中心最初幾個月裏，情形可以用悲慘兩字總結。臀部尾骨處生成一塊褥瘡，始終不好，太太從滬上最好的醫藥商店買來各種進口的褥瘡藥膏，都試過了，沒用；導尿管已經插了4個多月無法去除，為此經別人介紹，每周大動幹戈到普陀區中心醫院，請他們針灸科主任用針灸、火罐、熱敷各種辦法，還是無法去除導尿管。期間，徐中心醫生曾試過一次拔掉，失敗，再插上。至於感覺和肌肉，沒有任何起色。 癱了，我想起了醫生曾有過的判決。
術後4個月的某一天，左腳大腳趾突然在我主觀的控製下動了一下，過幾天是右腳的大腳趾也動了一下。我內心頓時一陣狂喜，一切皆有可能！但查房的醫生一盆冷水潑了下來：“已經4個月了，僅這點表現意義不大”。我不甘心，太太陪我到華山醫院康複科專家門診去尋找答案。主任胡永善教授也是一位曾經在江西插隊落戶的老兄，有著對病人從心底產生的憐憫，也有著這個時代出生人的特有的職業精神。他用寬厚的大手，為我做了仔細檢查，然後認真地對我說：“你有希望！”。這個“希望”是能站，還是走？我不敢問，胡教授也沒明說。我們彼此都不想把這層紙捅破。
我就小心翼翼地懷揣著這份“希望”回徐中心，更加艱苦地訓練，不敢絲毫懈怠。我在17樓宣布：若我能“站”起來，立即請全病區所有護工上館子吃一頓。什麽叫“站”？我下了這麽一個定義：扶物站起，脫手一分鍾。
可惜，在徐中心的這一段時間裏，這樣的願望並無法實現。記得最後一次在徐中心練習站立，由兩個人架著，自己用手拉著肋木（一種康複用的架子），膝蓋頂著枕頭，太太還從後麵推了一把，結果還是軟癱了下來。出了一件更雪上加霜的事：我私自經別人介紹，外請手法師治療，引起右腿腫脹、發熱，症狀極為嚴重，此間的醫生說從未見過，隻能反反複複給我做B超。發現血管並沒有明顯壞死現象，過了十幾天才慢慢退下。此事也震動了病區主任。
由於給院長信的事件，由於康複進展緩慢，由於腿腫事件，醫生也已經給我做了恢複無望的階段性結論。徐中心正式通知我轉院。能到哪兒去呢？實際情況是，此時導尿管剛剛拆除，根本無法翻身，上一次廁所需要兩個護工扛抬。但病床醫生嚴峻的表情可以知道，這裏是待不下去了，盡管我為了多待時間采用全部自費的方法並通過各種關係疏通。
還是天天替我進行康複治療的喬蕾醫生伸出援手。兩個地方可選擇：華東醫院，那裏是她的同學；華山醫院屬下的永和醫院，那裏是她老公。
最終選擇後者，永和醫院是我病程中的第五站：華東、長征、中山、徐中心，五個月的時間轉戰求醫，其中有多少的無奈和屈辱，但在目前中國的醫療體製下，我所能接受治療作為平民百姓已經是最好的，花錢也是最多的。
三
永和醫院地處城市北麵的閘北區與寶山區的交界之處，基本屬於城鄉結合部，其繁華程度與曾是法租界的淮海路天壤之別。由於與華山醫院簽約，就有了大量慕名而來的康複病人。但醫院整個資金的投入明顯偏少，康複器械陳舊而單調，多年破損的機械也得不到很好的修複。但由於醫生主要是來自於華山，因此這裏的管理明顯帶有三甲醫院特征：病床醫生基本都有博士學位，在病理分析，治療方案製定等方麵嚴謹而仔細。尤其是康複科主任胡永善教授領銜於此，整個團隊顯露勃勃生機。這裏也沒有其它醫院無休止的各種化驗、儀器檢查。在徐中心時由於檢驗單子實在太多，B超室、心電圖室門口整天排隊。都說外國的儀器賣到中國都容易壞，簡單的理由是利用率實在是太高，醫院要從機器身上快速撈回本錢並能夠創造利潤，考核的方法之一就是把開單子記入醫生工作業績，機器的勞損也就在所難免。在徐中心時，我親耳聽到一個老人在哀求：“不要再抽血了，我的血快要沒了！”抽血的人講：“你去對醫生說，我們這裏隻管抽”，其實醫生也無奈，就像路邊警察叔叔的罰款，指標在逼著。
永和醫院康複科有比較多的脊椎損傷病人：玲玲是溫州應屆高中畢業生，考取了大學，與同學到雲南旅遊。本來是最快樂的事情，但樂極生悲，一場車禍，頸椎受損，從手到腳都完了。父母是溫州商人，有錢。請上海醫生到雲南手術，然後包機將女兒接回，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就此隕落；老董是作為人才引進到台州的設計人員，女兒在上海工作，當一家正在為告別西北蒼涼而慶幸時，血管瘤破裂造成脊椎損傷，華山醫院36小時就為他做了手術，但結果並不好；老錢是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副院長，小有名氣的上海合唱隊指揮，脊椎多發性惡性腫瘤，已經開了兩刀，據說第一刀以後，隻是一個月就去上班。第二刀下去，情況完全變了，期望中的站立始終無法實現。
痛苦相似，但對待疾病的心態卻是完全不同。
玲玲還是在父母麵前撒嬌，正值壯年的溫州父母居然放棄一切，雙雙到醫院終日陪伴，每天將女兒抱進抱出，以溫州人的精明選擇最好的醫生和醫療條件，努力尋求哪怕是一絲希望。經過一段時間，玲玲從僅僅會動眼珠，到現在能夠靠牆站一下，但人生道路接下去如何走？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老董，36小時的手術是他有理由對自己給予希望，然脊椎的手術很難判斷，醫生水平不高或是一不小心都就會造成對神經的二次傷害。他情況不太妙，褥瘡、尿路感染發燒不斷。幾個月過去，雙下肢沒有任何能力。由於經濟關係，他也無法請專職護工，老婆已經是精疲力竭，病房裏經常聽到兩人拌嘴的聲音，這是無奈的發泄，女兒也隻是偶爾來看看，幫不上忙。老董私下對我講，怎麽會生這麽一個死不掉，活不成的毛病？還不如癌症，是個有期，也有個盼頭，言語中透著無限的悲涼。
老錢明顯不能接受眼前現實，從一位社會名流變成穿著病號服的殘疾，他難以接受這樣的落差。於是，他采用了嚴密的防護動作，切斷一切對外通訊工具，阻止一切同事朋友前來探視。他原來的理想狀態是，還能如第一次手術一般，一個月後，輕鬆上班。該有的位置還在那裏，該做的事可以繼續。他有很多粉絲，也有很多覬覦他位子的人，他不想讓他們知道一切，不想破壞自己的形象，不想失去他已經得到地位和榮譽，甚至不想改掉那一頭瀟灑的藝術家長發。哪知這第二次手術以後居然一直無法站立，他曾滿懷希望對我說：“也許這周，也許下周，我就能夠站起來”。但希望並不是現實，不僅沒有站起來，還常常莫名其妙地發燒。瘦削的老婆每天例行公事似地報到半小時（醫院已經盛傳他老婆有了新方向），不解決任何問題。老錢不願意與任何人多說話，與護工關係也比較緊張，心情可想而知。
最令我感動的是曾經與我鄰床幾天的老陳和他的太太。他原是文藝出版社的編輯，50多歲。口腔的癌症在手術之後使臉部的排列組合嚴重扭曲；又中過風，語言功能完全喪失，可悲的是心裏還是對一切都明白。手術也使他的咀嚼能力失去，因鼻腔處拖出一根長長的管子用於鼻飼。難過的時候他會不斷地哼哼並搖晃病床兩邊的金屬欄杆，弄出很大的聲響。在他旁邊，很難安穩睡覺。我與他鄰床幾天後，因實在無法適應，而要求換病房。護工悄悄告訴我，沒有一個病人能夠忍受他這樣徹夜的吵鬧，可見老陳所遭受的巨大痛苦。
他沒有子女，天天是太太來陪伴。他太太盡管也是50左右的人，但一襲長發襯住略施粉黛的臉，姣好的身材與舉手投足之間的優雅搭配完美。每天，她都會將5種蔬菜榨汁以後放在冷水瓶裏帶到醫院，沒有一天間斷；她在優盤裏錄了許多蘇聯時期的老歌，用一個新式的小音箱播放；晚上，總是會將丈夫弄得非常舒坦以後才移交給值夜班的護工。至今我的腦際一直浮現這樣的場景：每天下午，她會將丈夫用輪椅推到走廊上，靠在他身旁。悠揚的蘇聯時期音樂從音箱中流淌出來，她告訴我，丈夫與她都喜歡前蘇聯時期的歌曲。她的美麗與丈夫醜陋形成鮮明反差，就像巴黎聖母院的吉普寨姑娘艾斯米拉達與敲鍾醜人卡西姆多，然兩人依偎在一起聽音樂的完整畫麵又顯得如此和諧。她輕輕地對丈夫說著話，盡管丈夫並不能回答，表情也是僵硬的，但內心一定感覺到了妻子的溫暖與音樂的撫慰。也許這個兩人一起聽著音樂情形，可以追溯到他們以往共同生活中的深處。如今，在災難麵前，這一幕又被重新演繹了。老陳太太對我說：她從來不哭，隻想把每天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溫婉的表麵所透露的內心堅強令人不僅肅然起敬。幾個月後，老陳走了，我再也沒見到老陳太太，但走廊裏他們夫妻一起聽音樂的畫麵卻長遠地鐫刻在我的記憶中。
醫院是家庭關係與情緒的觀察哨和晴雨表，正因為有如此多痛苦的集合，哀怨的碰撞，所以此處可以看到各種關係微妙而激烈的變化，也能看到病人本身大難臨頭以後的各種反應。護工、護士都能清楚知道哪家夫妻關係如何，兒女是否貼心？陪伴病人不僅僅累人，更是累心。隔壁孫老太曾發出這樣的哀歎：一人中風，全家發瘋！也就是這樣的重壓麵前，家庭關係的陰晴表露無遺。一個眼神，一下輕輕地撫摸，都能見出人間最真摯的情感；有的人哪怕是天天來，也能感受到情緒的冰點。沒有盡頭的送飯送菜、看護陪伴，是對家庭關係最嚴酷的考驗。老話說：久病無孝子，實際上久病所造成的重壓，會使整個家庭難以承受，吵鬧甚至裂變，均屬正常。我在永和醫院第一個鄰床是安徽到上海來打工的鍋爐工，本來是前年小孩剛剛出生，小家庭琴瑟和諧。但一次事故，丈夫高空墜下，高位截癱。起先是小夫妻聯合起來與廠方鬥，共同去爭取最大的補償；後來是夫妻互相鬥，為的是如何瓜分這點賠償款。最後的結局是老淚縱橫的父親把失去一切能力的兒子接走，妻子挎著蠻時髦的包包走向另外一方。
病人本身，也是消極厭世者有之，高調擺闊者有之，拒絕康複鍛煉者有之，盲目樂觀者有之。走到這裏，就像進入情緒超市。人在危機前的各種反應齊全地被碼在這裏的貨架上。
當本來應該由共和國醫療體製進行保障的責任，全部壓向作為一個社會細胞單元的家庭或個人，那麽，怎能要求這個細胞還能正常呢？
康複科也許最能暴露目前中國醫療體製的軟肋：明明許多病人需要長期醫治，無法出院，卻被一種稱之為“病床周轉率”的考核指標限製，病人被迫三周周轉一次，在病區之間周轉，在醫院之間周轉，這是全市醫院公開的秘密。為了每次住院記錄的完整性，必要的檢查統統需要重做一遍。為了一個不合理的製度，不知道要浪費多少醫療資源，病人也不知多吃多少苦頭。另外，由於一部分康複病人無法做到生活自理，甚至是終身癱瘓，必定要護工幫助。近年來，護工資源銳減，人工費用猛漲，許多家庭不堪重負，這樣家屬的陪伴又不可或缺。而醫院本身的護士嬌貴到除了打針發藥，事事都應該護工和家屬代勞。這樣，若家中有人得重病，不僅在經濟上，家庭難以承受；在體力、心力上也是難以承受之重。共和國的醫療保障體係，如何能解除草民的實際困境呢？
徐一鳴醫師是徐中心喬蕾的丈夫，矮矮、胖胖、黑黑，眼睛大大，鼻子大大，耳朵大大，一看就是福相臉。喬蕾曾講起徐一鳴的福氣：考試不需用功（他倆是同學），每次輕巧過關；找工作不用上心，華山醫院大門已經開啟；家務從來不做，父母一切包辦。他講義氣，人緣好，是胡永善手下的得力幹將，又是永和醫院康複科青年醫生中的天然領袖。
由於我是他太太特別關照的，於是他也認了真。他為我做了全麵檢查以後，認為我目前的關鍵還是在腰。一旦腰有了力量，才能坐，才能站，才能走。
於是，訓練就從腰背肌開始，我采用跪姿（我當時無法跪穩），醫生需要從背後幫助我做俯仰動作，每天僅這個動作就是一百下。支撐這個簡單數字的是巨大的體力付出，不僅是我，還有醫生。一套動作結束，我們兩個人的汗水都已經將衣服濕透。我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幾個月臥床，肌肉萎縮極快。不僅腿部肌肉，特別臀部肌肉已縮成兩塊老豆腐，晃晃的沒有任何力量。腰部肌肉很難看出，但能支撐坐尚不易，更何談俯仰屈直呢？
我的神話就在永和醫院發生了。經過這段時間的訓練，各部位的肌肉力量逐漸從0級往上不斷攀升，1級、2級、3級，尤其是股四頭肌已經達到4級肌力；另外，腰背肌、髂腰肌、腹肌的力量也均能滿足站立的需要；即使是臀大肌略微差一點，也從老豆腐的地方漸漸長出一點肉。
有一段時間，膝蓋的麻脹無以複加。但麻脹過後，意外感到這裏獲得了一點力量。查看書籍，沒有一本書談及神經恢複過程中的感覺與康複之間關係。我甚至建議醫生，可以將病人點點滴滴的感覺與康複進程記錄下來。若是有較多積累，排比梳理其中的關聯，再去尋求理論的支撐，也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論文，而這樣的論文至今沒有。
一段時間以後，醫生的評價是，爆發力夠了，持續力遠遠不夠。所以在站立時，不僅需要用枕頭頂住膝蓋，還要背後有人推一把。畢竟有了極大的進步，也許，站立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了。
徐醫生講了一段很實在的話：“因為你很聽得懂口令，很認真，很努力，也有點希望，所以我做起來也比較有勁”。的確如此，每天我大汗淋漓的時候，也看到汗水從他的額頭上沁出，從他的白色工作服裏滲出。我們用共同的努力，獲得了一份成績。每次我在做手法時，總能吸引很多眼光，是充滿同情、羨慕、尊敬的眼光。病人能吃苦，醫生肯賣力，恢複有效果。那幾個月，幾乎每周都有明顯的進步。哥哥打電話來經常是這樣問的：“這個禮拜有什麽新進展？”
太太也與我討論：“到底先會站，還是先會走？”如果是嬰兒，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先站，再走。如今我也像第二次做人，前一段時間學講話，聲音漸漸有所恢複；這段時間學走路，卻連蹣跚踉蹌還做不到。我這個重新開始做嬰兒的人，實在講不清究竟會發生些什麽！
記得是2010年11月9日（病後7個月17天），徐醫師突然對我說：“你可以用助行器走一下。”我驚喜萬分，也惶恐萬分。但還是咬著牙，用借來的助行器（一種框式結構的輔助工具）試走，雙手由於過分緊張、用力而抖動著，盡管艱難，畢竟邁出了我得病以後第一步。
那天以後，我開始用助行器，在護工的陪伴下，不斷地在醫院的走廊行進。腳還軟，常常會歪倒，護工要保我不摔；力量不夠，手幫上了忙。由於過分用力，一圈走下來，手會微微發抖。走廊裏有一個鍾，我看著它，心裏數著今天能走的步數；它看著我，見證我一天比一天能多走幾步，也見證了我額頭、背心湧出的汗水。
站立，是縈繞在心頭卻不敢放嘴邊的夢想，當時在徐中心提及站立，也是為了給自己打打氣，不敢朝這個方向多想。重溫當時給自己訂的“站立”標準是：能扶物而起，脫手站立1分鍾。經過了這段時間，扶物站起是沒有問題，但“脫手”始終做不到。每天傍晚，是我練站立的時間，太太帶上枕頭（用來墊膝蓋），到永和醫院樓下大院，這裏有一處欄杆正好適合訓練。我就反反複複在欄杆前站起，脫手，一屁股坐下。又過了十幾天，終於有了脫手20多秒的成績，這個簡單的站的動作竟讓我如此興奮。這意味著，也許我有一天還真能站起來！這對癱瘓病人的意義，不亞於重生！
我在自己的《康複日誌》上，清清楚楚地記下了2010年11月22日，站立1.02秒！這是長達8個月的期盼，是對終生坐輪椅判決書最大的宣戰！
有了這1.02秒，就有了23日的1.33秒，24日的1.44秒，29日的3.17秒。
正常人永遠不能想象一個人要站立竟會如此困難：我扶物站起，脫手，臉漲得通紅，雙手握拳，全身緊張用力，哪怕是最小的一絲微風都會讓我晃晃悠悠。實在不行了，還是一屁股坐到了後麵的輪椅上。即便如此，我內心欣喜若狂！
醫師有點感歎，絕對想不到一個將近60歲的人，能達到這樣的訓練強度。不僅需要毅力，更需要體力。得出的結論是，過去身體鍛煉還是為今天的康複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我現在真是無法詮釋“有希望”的確切含義，我內心對“自由行走”充滿著渴望。給我推拿的醫師也說過：“有可能”，但體療師徐一鳴始終沒有鬆口。確實也是沒有必要鬆口，一切還是留給未知，讓朦朧的希望鼓勵我不斷努力。
醫生告誡我：當前，最要小心的是防止跌倒，跌倒往往發生在將走未走之際。任何摔倒，扭傷都會給恢複帶來極大的麻煩。醫生的一句話，又把我的興奮打了回去，確定這段時期的行動準則是：“把豪邁收起，把尾巴夾起，認真鍛煉，低調做人。”
永和醫院有不少脊椎損傷的病人，但最終能走路的並不多。當我用助行器行走在病房走廊上的時候，就像一個得勝的將軍，迎來了多少羨慕的眼光。病人，從正常人眼裏看來，是一群被社會分離出來的可憐蟲；但在特殊的條件下，這群可憐蟲也可以擁有自己的驕傲和外人所不理解的短暫快樂。
正當我沉浸在進步的喜悅中的時候，徐醫生要回華山了。
華山醫院有輪崗製度，徐醫生奉命要回總部輪值，我的命運再一次漂泊起來。到哪裏去呢？還是回徐中心！能去嗎？找人！
這是中國現行體製中不能不用的一招，我打遍了所有的電話，終於有一位強有力的人一個電話打到了主管醫務的徐匯區副區長辦公室。於是，一切都發生變化。徐中心康複科主任主動熱情邀請，騰出來最好的病房。2011年2月20日（術後的10個月21天）我又回徐匯區中心醫院。我剛走進徐中心病房，已經看到了院長辦公室主任所送的美麗花籃。這就是電話的力量！
還是喬醫生負責我的康複，我已經徹底成為他們夫妻二人手中的作品。長期的相處，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一段時間的助行器之後，喬醫生同意我用兩個帶有四個腳的拐杖。兩個拐杖與助行器有較大的區別：拐杖不穩定，不可能將全部上身的力量全部壓在兩個拐杖上，這就要求腿部有更強勁的肌肉。盡管顫抖，還是逐漸適應了。好在是康複急劇上升期，隻要堅持，每天都會有小小的進步。這段時間的記錄是：依靠兩根拐杖能走500米，獨立站立30分鍾，跑步機用0.6的速度走25分鍾。
終於有一天，喬醫生對我說，你可以試著用一根拐杖。這是一根隻有一個頭的標準拐杖。將近一年時間，我和太太一直用羨慕的眼光看著別人站，別人走，幻想著哪一天自己也有這種可能。現在我居然也能用拐杖走了，這是幾個月之前絕對不可想象的事情。這裏的醫生說是奇跡，我寧願看成是上蒼對我的恩惠。
喬蕾開始幫我做訓練，指出我走路姿勢的明顯缺點，尤其是右腿；另一位醫生的檢查也是發現我臀中肌和股二頭肌是最薄弱環節。但所有醫生都在肯定我成績的同時，關照我要鍛煉適量。我需要盡量爭取不出現大的波動和反複，控製自己的渴望，合理分配體力。終於到年底之前，我能用一個拐杖走出60米左右。為了這60米，不知吃了多少苦頭，我卻從其中嚐出甜味！
2011年3月23日，正好是得病一年。早晨醒來，窗外陽光燦爛，頓時來了精神，今天做一件什麽比較有意義的事情能紀念這特殊的日子呢？記得前些日子喬醫生曾說過：根據她對我的判斷，可以在空曠之處試一試開車。立即打電話讓朱師傅把我的汽車開來，預定的練習地方是新江灣城。那裏，路寬、車少、人稀，是學車的好地方。他們把我從徐中心載到那裏，停下。我拄著拐杖，從右側車門繞行到左側車門，坐上了駕駛座。右腳順利地擱上刹車，熟悉的開車感覺頓時神奇地回來了。足足一年時間沒有碰過方向盤，隻有在睡夢中還開過車。
汽車順利地滑動，第一個順車調頭還是顯得有點羞澀，然後加油，試刹車，一切順利。挑一條小路，與疾駛而來的汽車會車，也是沒有問題。膽子隨著輪子的滾動越來越大。在新江灣城地區兜轉20分鍾以後，朱師傅與坐車的護工都鼓勵我直接將車開回醫院。於是，我就把車開上了高架。當我把車停穩在醫院的停車坪上，徐中心的門衛們驚奇了，因為在他們的印象中，我始終是那個須臾離開不能輪椅的癱瘓者。
助行器——雙拐——單拐，這是進步的必要環節。但康複的意義對於我來說，並不局限於醫生的評估書，它最本質的意義是讓我真正能回歸社會，回歸到我熟悉的人群裏，回歸到我曾經為之自豪工作中去。在這之前，首先就是得能做到生活自理：能夠自行翻身，能夠自己上廁所，能夠自己洗澡，能夠自由往來……。
四
2011年6月11日，決定出院。
身體的康複如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不會永遠一帆風順。既有快速恢複期，也就會有極為緩慢甚至停滯的平台期。在醫院裏住下去，隻能徒增家人負擔卻不會有快速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很多的生活自理的鍛煉，隻有回到家，才會麵臨真正的考驗，才能走出回歸社會的堅實步伐。我就是要麵對這一場曠日持久的，一個人掙紮的，有關獨立和自理生活的戰爭。
太太早已經在浴室等處裝了拉手，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不依靠人獨立洗浴。淋浴房裏放上一個塑料凳，一個塑料桶，先泡腳，再洗澡。開心的是一切由我自行操作，一年多來，幾乎任何清潔行為都是在護工幫助下進行，最隱私處也是公開的，所謂的男性尊嚴早在醫院裏化為烏有。那裏，病人和普通人有著本質區別，對醫生和護工而言，病人就是沒有性別的一件物體而已。
翻身還是有所不便，這點美國人早就為你想到了，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商店似乎已經想到殘疾人的所有需要。一個簡單的可以利用床墊安裝的拉手從美國寄到，於是翻身就有了抓手。
上廁所，下樓梯、去會所，搖晃著，踉蹌著，堅持著，還是一切自己來。起初太太還是不放心，讓保姆陪一下，但不久，我就逐漸擺脫陪伴。獨立行動對我而言，意味著無限的自由，是我從內心深深向往的。當然，醫生曾一再關照的：不能摔，還是做不到。摔過一二次，沒敢聲張，但還是在暗中堅持；由於不斷堅持，也就不摔了。
野心越來越大。
我要上班。以前曾有人評說我是“工作狂”，一年多時間的離開以後，兩個單位都還能容我嗎？有點擔心。但大家對我的回歸很熱心，使我心潮澎湃。
剛開始，還需要別人把我從輪椅上抱到汽車裏，再把輪椅裝上車；到地方以後，卸下輪椅，再把我從汽車裏扶出，抱到輪椅上。我重，本來抱我就不易，再加上雙腳經常因為抽筋而縮起，重心上移，更難抱。真是難為了司機。一段時間之後，抱的動作不需要了，我能自己完成從輪椅與汽車之間的轉換，到地方後，自行慢慢從車門內移出雙腳，緩緩站起，一屁股坐到輪椅上；再後來，輪椅不要了，司機接我到目的地，我自己下車、站起，拄拐棍慢慢行走；現在，司機不用來接我，自己可以開車到單位，獨立完成從停車處到單位的路程。停一個離大樓近一點的車位，隻要比別人早到一點到就行。從汽車上下來，走向大樓，上幾格階梯，穿過大堂，進入電梯，上樓到單位。此時，我真正感受到力量在我身上增長的過程，也感受到了工作對我的歡迎和擁抱。
實際上，單位完全可以不需要我這麽一個退休老人。但大家都覺得我腦子還好使，有時還有一點建設性的作用，可以容忍。更重要的是，大家珍惜我們在一起工作的那份愉快，他們從心裏歡迎我。我也明說：由於我行動不便，需要工作來點綴並充實生活。若身體再能好一點，我會自動離開，你們就放我去到處旅遊，讓我去享受生命的另一種活法。他們笑我：“哦，原來你是用工作來填補空虛呀！”我尷尬了，但還是點了點頭，認認真真接受了他們一頓善意的嘲笑。當然，我又不斷告誡自己：年紀大的人經常會不覺得老之已至，思想行為都會落伍。我絕對要擺正自己位置，找到合適工作的切入點，千萬不能討人嫌。原則是：隻幫忙，不添亂。於是，這種蜻蜓點水式的上班模式，在同事們的寬容下，居然也找到了平衡點。我心裏透亮：畢竟這也是暫時的，終究要把所有地方讓出來給年輕人，自然法則沒有人能抗拒，我認為自己已經在思想上、心理上為這一天的到來做足準備。
我要唱歌。請了一位張老師，一對一學唱。張老師從小就在各種團隊內唱歌，雖非專業，但專家們都說，她的演唱能力已非一般專業人員能比。祖籍天津，長在上海，北方人的豪爽與南方人的細膩在她身上如此相溶。家中擺設精致，一塵不染，見出南方人特有的細心；卻又是經常高朋滿座，熱鬧開心，是北方人待客的那種豪放。大家喜歡吃她燒的菜，她的餃子，她的粽子。她的習慣是：你吃不了，就帶著走，於是她燒菜的美名又隨著帶回去的菜點延伸到了朋友們的家中，大家都說張老師的東西好吃。最重要的她以她的歌唱藝術水平成為是唱歌朋友圈子中的翹楚和核心。不僅僅是因為唱得好，更是人做得好。我算是張老師的第一位學生。她盡心盡意地教，把自己學唱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各種甘苦，毫無保留地告訴我；而我也是認認真真地學。從喉頭、從氣息、從共鳴、從語言，努力照正規的方法去做。學了才知道，要把歌唱好也是那樣難，也需要不斷改正缺點；猶如我醫院在學習走路，一塊肌肉、一個姿勢的變化都會得來全然不同的效果，誰都很難想到，若是我走路姿勢能有一點點進步，那需要多少醫師的指導再加上我的努力。
我學的是美聲唱法，擺在我麵前的是一首首意大利歌曲，真是60歲學吹打。但興趣與年齡無關，越學越有勁。我認真的程度讓張老師詫異。上帝把聲音還給了我，我要用這個嗓子多唱幾首聖歌，抒發心中的感激。當初脊椎手術以後，嗓音曾經基本消失。一米開外，我的呼喚就沒人能聽得見。請了中山醫院五官科副主任來會診，他仔細檢查以後委婉地對我說：“你的右聲帶已徹底麻痹（當時就理解麻痹是死亡的代名詞），以後隻能靠左聲帶起到點代償的作用。”似乎嗓子也沒有了希望。但幾個月後，聲音居然能慢慢有了，盡管不能完全恢複，我還是用這個嗓子在襄陽公園裏召集發行員們開會。現在，學如何放下喉頭，打開頭腔，聲音真正地回來了，生活平添幾分樂趣。有音樂、有歌聲、有一批喜好相同的朋友，這是我對今後生活的一種新的安排。
我要遊泳。第一次下水是由徐醫生與喬醫生幾個人扶著，他們艱難地把我放到了遊泳池中。冷水一激靈，全身陣陣抽搐。他們鼓勵我堅持，遊泳池是康複訓練最好的場所。小區有這個條件，沒有理由不利用。其實我並不怕水，水對我來講，一直是親切的。遙想本人當年，黃浦江遨遊，24裏水路，搏擊浪花，留下一江青春笑語。但現在，撲騰幾下，沉了下去。好在旁邊有人，淺水區還能站直。我慢慢扶著池壁在泳池中走著，想起病前下水一口氣就是20多圈的神氣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回憶沒用，最重要是認識當下，一切重新開始。我猶如重生嬰兒，學走路、學講話、學遊泳，既然老天給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那就珍惜吧。
有了第一次下水的開始，就有了以後一次次的重複。剛開始幾次，要靠兒子、靠司機幫忙，進了泳池後，也隻能在水裏走走；後來，逐漸地放平身體，用最傳統的蛙式試著劃水蹬腿，但雙腳始終難以打開，難以遊出距離。
為了能夠自由地來往遊泳池，想了一個辦法：與泳池管理者商量，放了一個四個腳的拐杖在泳池的工具室裏（四腳拐杖遇水防滑），我拄單柺到泳池更衣室，到工具間後換成四腳拐，再走進泳池。數次實踐，終於獲得了一個人來往家和泳池的自由。不久，遊泳也有了明顯的進步，先是主要靠手的力量遊出幾米；以後，逐漸可以從縱向遊到對麵池邊，25米；再到一個來回50米，一直到500米；由於腰部的柔韌性大幅降低，幾乎沒有背部的生理曲線，在水中抬不起頭，無法換氣，我就在自家陽台上每天練習伸腰動作，總算又到了能換氣地步，當然偶然由於頭抬得不高而喝水還是免不了；隨著遊泳的次數增多，腳漸漸地能打開一點，盡管動作無法做到標準，畢竟稍稍有了點速度。泳池教練每次都會朝我豎起拇指，因為他目睹了了我一點一滴的進步。
我要旅遊。還能乘坐飛機嗎？一般人看來，難以實現。在朋友的陪伴下，第一次到深圳來回飛了一次，一切順利，感覺甚好。這個過程中，認真觀察了在候機樓、在機場、在飛機上的每一個環節，如何換登機牌、如何托運輪椅、如何上廁所等細節，覺得自己應該有單獨行動的可能。機場有輪椅服務的項目，兩頭有人接送，隻要有人能把我的自帶輪椅作為大件托運，就沒有問題。於是，我開始試著獨立完成出差，居然一次成功！以後下深圳，去成都，到三亞，獨來獨往。有時，上飛機沒有廊橋，要坐擺渡車。我將雙肩包倒背，上下車，最後通過舷梯，一步一步走上飛機。回過頭看一看，心裏充滿自豪。在有限的條件下，把麻煩別人降到最低程度，這是我最實際的理想。
一年前，突發奇想，是否可以出國一次？首選新西蘭的自駕遊。在網上訂車，訂房，做行程規劃。感謝網絡，那裏有需要的一切。我從網上買來了書、又認認真真地看各位大俠的旅遊攻略，確定路程中的每一個旅遊點，再用穀歌地圖仔仔細細算出每一程的公裏數，這樣踏踏實實的功課，使我們的旅遊獲得很大的成功！4月底的新西蘭南島，正值秋天。湛藍天空、純淨海水，色彩斑斕而層次分明的樹葉共同打造了神奇世界。都說新西蘭南島美，已經有了充分心理期待的我們一旦真看到這樣的景觀，還是被震撼了。皇後鎮機場，一溜排開的是大大小小的租車公司。拿著網上登記號，很容易找到國際著名租車公司Avis的鋪位。手續很簡單，辦事人員甚至沒有朝我們的駕駛證公證書多看一眼，就給了車鑰匙。國外機場停車場與國內最大不同點就是，它的主要麵積是給租車公司停放汽車用的（國內主要是給接送客人的車子臨時停放的）。沒多化力氣就找到車，一輛大型SUV——豐田漢蘭達。新西蘭作為英聯邦國家，也是右舵左行。並不寬的馬路上，與我們習慣完全相反的快速車流，如潮汐一般，又是一輛平時不開慣的大車，真有點害怕。鎮定以後，大家還是決定讓我這位老司機掌舵。一個人，在無法害怕的時候就真的不怕了。盡管不適應，經常會將雨刮器當成了轉向燈（也是相反的），畢竟開了出去。誰知這一開，就是十幾天，2000多公裏。車上5個人，有4張駕照，最終還是由我來開，這其中飽含著信任。而我也是心花怒放，我需要證實自己。這種還覺得自己還能對別人有點用的滿足感，完全是一種久違的享受。
上班、唱歌，我找到了這段時間適應我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我逐漸適應了新的生活節奏。一周7天，一字排開，我清楚每天該做什麽。早上、上午、下午、晚上，每一段時間都好好利用，既不緊，也不慢，讓節奏充滿彈性。得了重病，完全不必把自己封閉，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走出家門，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貢獻點，在娛樂中發展興趣和有共同興趣的朋友，這也不啻是治病良方和生活之道。再過幾年，我逐漸會退出工作，這很正常，但應該永遠可以找得到適應該段狀態的生活方式。
開車、遊泳、旅遊，當別人看到我走路狀態時，都認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每次我拄著拐棍，在一個陌生地方上下汽車的時候，都會迎來極為驚訝的眼光。更何況剛出院的時候，有一次鬼使神差，居然將車撞到了牆上。此後，足足停開一年。事後，我一直在考慮，是否還要開車？不少朋友勸我就此歇手。但我請醫生仔細評判了我的各部位感覺，自己也認真考慮了應變反應、適應程度等各種能力，認為我出事故的幾率並不一定比平常人多。而開車對我的意義，不僅是大大擴大了活動半徑，真正能起到生理代償作用，使生活質量的大幅度提升；更重要的開車的感覺是我對於自己重大的心裏暗示，我還有能力！我不能因為一次失敗就自廢武功。於是堅持開，小心翼翼地開，現在又開了兩年多。坐在我車上的人，感覺到的是穩。我戴上墨鏡，把手擱在方向盤上，發動汽車，讓經典音樂頻道104.7的音樂快樂地充盈在整個車廂裏。然後對副駕駛座的客人講：“請看我的上半段，與常人有不同嗎？”一般得到的回答總會是：“很酷！”我滿足地笑了，人是虛榮的。
我幾乎每天都開，在成都開、在新西蘭開。前些日子，雜誌社去安吉天荒坪，我單程就開了5個小時，下車時還能神采奕奕，狹小陡峭的盤山公路也能從容應付，最終又花了4個多小時將車開了回來。當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隻要不莽撞，仔細考慮每一個環節，大膽決定，認真實踐，就能獲得一定的成功，這是生活告訴我的。
在小區裏，人們現在經常看到這麽一個很特殊的年輕老人，一個上身強健但行動緩慢拄拐棍的殘疾人，慢慢地走在滿是綠樹花叢的小區道路上；或者，又會騎上一輛特地從美國帶來的三輪車，繞著小區最外圍的道路，1圈、2圈、3圈。這就是我。幾乎小區所有的保安與鄰居都認識我，對於弱者的關心和同情使我時刻體驗到人們心底存在的善良。“今天氣色不錯！”人們經常主動與我打招呼；我也笑著，大聲應答著，一臉燦爛。
其實，神經損壞所造成的各種麻木，滯重、牽連等所造成的難受，也許是別人永遠無法感同身受。我很清楚，這種難受也許永遠無法去除；天晴天雨，濕度增加，季節轉換，都會讓這種難受在程度上增加，有時還相當嚴重；腿部的感覺也還是不正常，明顯的例子是，當冷水濺到身上，感覺到的不是冷，是痛。走路狀態也是反反複複，今天狀態好一點，明天就可能差一點。高歌猛進式的恢複不再出現，這是康複階段的絕對平台期。但我已把這一切都看成正常。我心裏很明白：實際上我目前身上存在兩種速度在互相競賽：康複的速度和衰老的速度，就看哪個速度能快一點，就能決定我的基本狀態。這一切並不屬於我主宰，我可以做的就是在內心裏充滿感恩。感謝生命在絕處給予我的憐憫，讓我在一定程度上恢複站和走的能力；感謝上帝能不斷地給我以希望，讓我能利用我剩餘的能力去創造最大的自由。我也感謝一切在這個過程中幫助過我的人，他們的善良是我在自己的危機中深刻領悟到的，真情往往會在一個人的落難之時接受了考驗。觥籌交錯的喧嘩，在患難的真情麵前顯得如此無力；而那些默默地注視和鼓勵，倒是成為了我新的精神之源。對於真情的發現，時刻成為我內心湧動真實的快樂。
還是在徐中心住院的時候，抽了一個時間，到長征醫院，再次拜訪給我動手術的袁主任。他已經升任副院長，還是可以花300多元掛到他專家門診的號。人很多，等的時間很長，我有足夠多的耐心。輪到我了，我當時走路水平還隻能借用助行器。慢慢走到他麵前，他抬頭看了我一下，並不認識。是的，盡管是他替我檢查，替我開刀，到病房來查房，但他隻看到過躺著的我，蓋著白白被子的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站立起來的李鋒。一瞥見到LP，當時他們多次打交道，認識的；等他再把麵孔轉向我的時候，頓時一臉驚訝。拿著我新拍的核磁共振片子，仔細地看，喃喃自語，連說幾個：“沒有想到……沒有想到！”。然後又對我說：“我當時說你坐輪椅沒有問題，也許還能站，那是安慰你的話。想不到你真能站！”袁主任是爽氣人，絕對實話實說：“我手下像你這樣的病例無數，但沒有人能夠站起來，更不要說走路！”他掏出照相機，將我的幾張核磁共振片子都拍了下來。我想他不僅僅是在為我高興，更為自己成功的作品感到高興。他解釋核磁共振影像中的脊椎神經，說：“你看，影像很清晰，沒有疙疙瘩瘩的東西，說明神經的修複還是不錯。”但至於究竟是什麽原因能夠使我站起來？袁主任也隻能含糊其辭。是手術成功？是堅持鍛煉？是精神狀態？還是上帝垂憐？就像當初沒法斷定到底是什麽原因得病一樣，現在也是無法分析為什麽能夠再次站立。
一場大病、大災，過分探討它的生成理由已經沒有實際必要了，更不必把種種複雜心情糾纏在其中而不能釋懷。不過，倒是可以藉此對於人生的意義進行重新思索：痛苦，每個人都不可避免，但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將它稀釋，減少，而不是人為地去放大，更不用傳播，因為沒人有義務與你共同分擔你的痛苦，哪怕是最親近的人。快樂，可以自己創造，在你力所能及的範圍裏去發現快樂，製造快樂，感覺快樂，傳播快樂。尤其你在為別人服務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別人的褒獎讚許中，在自我實現中，發現自己的價值，這種欣喜快樂同樣也是無以複加的。
快樂、痛苦，互相間也玩著此消彼長的數學遊戲。如果快樂與痛苦加起來是一個常數，那麽，當你多發掘一分痛苦時就減少一分快樂；同理，多製造一分快樂，痛苦同樣也會相應減少。
我選擇快樂！
後 記：
《入學記》匆匆完成，遵囑寄給邱劍雲老師，照樣還是一番鼓勵。我也有意將這番好話作為動員自己再寫一篇的動力。原來應醫生們的要求曾經在《新聞晚報》上，寫過一篇2000字的小文章《脊椎損傷的康複之路》。我就在這篇基礎上擴充文字，成就現在的樣子。
康複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階段。生活、思想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記下來，是對自己內心以及行為的反省與審視。從2010年3月23日得病那天起，到今天已經走過了4個多年頭。寫文章真是很奇妙，可回憶，可梳理，可玄想，可希望，有時欲罷不能，也是精神上不可多得的享受。
世事滄桑，人生難料。
當年同情我、替我看病的胡永善教授已因腦部惡性腫瘤而撒手人寰。我至今腦中還一直浮現他穿著米色夾克，高大、挺拔、健康、和善。而當時到醫院給我送菜，經常打電話問我：“最近有進步嗎？”，一直關心我的小哥哥也因為腸癌走了。他們當時都那樣憐憫我，關心我，想不到居然會先我撒手人寰。
遭難，但誰又能評估這個難的大小，誰又能保證自己不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呢？
人生真是變幻莫測！角色一直在轉換，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來不及悲傷，也不必悲傷。我們活著一天，就要真正地珍惜生活，並努力去快樂。
我寫到這裏，已經享受了完成一篇文章的快樂。
對於我，足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