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啟德先生是精現代醫學的科學院院士，成為現代醫學界的頂尖人物，但是他說：“中醫比西醫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而且西醫什麽也沒有。”什麽也沒有的西醫，竟然占領了醫療的大本營。當然，並不是什麽也沒有，而是帶來了外科做手術的技術。不過，做手術是外科“修補”身體的技術，不同於治療發於身體內部的疾病，我們中的一些人並不知道如何區分它們的道理，卻跟著一些打壞主意的賣西藥的商人瞎轉轉，還以為這就是科學。
醫療是為了保障人民健康一種實踐行為。搞得好確實能救人性命，搞不好卻會使人糊裏糊塗送命。現在很多人是被糊裏糊塗送了命的，知道的人卻不很多。例如梁啟超先生和魯迅先生，都是隻有五十多歲時就死於西醫手中，都不是明明白白的死，而是死得糊裏糊塗。由於，高級文化頭子尚且如此，一般人等稀裏糊塗死在醫學醫療中裏就更不用說了。醫療被利益集團所利用，送命的多了，積怨也多了，醫生也是成為糊裏糊塗的犧牲品——被殺了。這是因為，西醫的對抗(即壓製)療法不符合生命自身的規律，故治死者遠比救活的多，但又為利益而壟斷了醫療權力，導致醫學走上邪路，求醫適得其反。
我們的醫療權力全部被現代醫學所壟斷，好些地方的中醫中藥連報銷都不準。“以加拿大為例，政府每年以人民交納所得稅的40%用作醫療開支，結果竟有高達30%的住院病人是由於壓製療法所導致的醫源性疾病而住院，真是勞民又傷財。又根據1978年的美國科技評估辦公室對全國醫療科技安全與效能的調查顯示：隻有10%-20%的傳統西醫（即現代醫學）治療方法經過對照科學實驗來鑒定其實際療效和安全性。換言之，80%-90%的美國傳統西方醫學治療手段並沒有科學家的根據和安全的鑒定。難怪歐、美醫療大國會有如此多的醫療事故，傳統西醫和患者紛紛轉向順勢療法和中草藥等到自然療法。”（《順勢療法》56頁）
既然它“隻有10%-20%的傳統西醫（即現代醫學）治療方法經過對照科學實驗來鑒定其實際療效和安全性。換言之，80%-90%的美國傳統西方醫學治療手段並沒有科學的根據和安全的鑒定。”那麽它當然不是個小數字，正說明我上麵說的它隻戴了一頂“科學”的小帽子，就把自己叫做科學醫學，而80%-90%還不科學，不是騙子是做不出來的。
一、加速對現代醫學的認識和批判
文化批判的力量最大。
（一）從哪裏跌倒，從哪裏爬起來
現代醫學是戴上“科學”的皇冠進入中國，以批判中醫“偽科學”為目標而起家的。那時候，中國文化界正好犯了極端自我侏儒化的病，閉眼高唱歡迎“德、賽”兩先生的頌歌，卻不知道戴著科學帽子現代醫學也混了進來。文化界的一頭子胡適先生說：“中醫雖然能治好病，但卻講得不明白，使人活得稀裏糊塗；西醫雖然不能治好病，但卻能講得清楚，死得明白。”這位胡先生真有意思的是，他不願糊糊塗塗地活，卻要明明白白地死。我的想法不一樣，寧可糊糊塗塗地活，不願明明白白地死。鄭板橋先生不是說“難得糊塗”嗎？此話擲地千金。而胡適此話，卻一文不值。他誤導了中國的文化界。胡先生當然是個很好的人，但好人也會講錯話的。但此話卻被人拿著當棍子，以為自己掌握了所謂的“科學”武器，以此來批判中醫。因此，要想恢複和發展中醫，也同樣需要拿起批判的武器，首先解決思想問題，當然要防止“過激”。
我國治癌先驅鄭文友先生發布《全民聲討“合法殺人”的檄文》：“病毒遺傳致癌的病因學說，是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騙局，據此而產生的化療、放療的治癌措施，推行這種措施的人，等於是合法殺人的劊子手。——鄭文友”（鄭文友編著：《世紀大交鋒——三十年中西醫治癌方略大辯論記實》（香港《人類福音報》社）手術、化療、放療的謀財害命，已逐漸被國人知道。有統計數字表明，每年發現的癌症病人，80%給治死了。於是，就有了“患癌必死，不死勿是”的結論。然而，既然“必死”，又何必治療？人們為什麽不想，是不是給治死的？不治就不會死！
西方自上世紀70年代就做出了結論：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加州大學有個瓊斯教授，經過十多年的癌症治療結果調查，得出結論：不治療者比治療者活著的希望大4倍。然而，看現在醫院裏，癌症病人排隊求治，是不是都不想活了？當然不是。但這些病人們為什麽不選擇生存希望大4倍的“不治療”，而卻是選擇“治療”？這是什麽道理？
這說明，我們的社會輿論導向出毛病了。廣大老百姓是不知所以的。新近我這裏一位報社記者，也因多次手術和化療而喪命。輿論不幫反對派，而是幫主流醫學又為了什麽？為什麽人們不會想，即使你是個以主流醫療獲利者，這災禍輪到自己親人怎麽辦？還有一點人們沒有想到：這樣做下去，整個社會的道德因醫療而遭受破壞，人類沒有了道德的製約，會重新返回可怕的野獸時代——人吃人的時代了！
隻單講醫學也還有偏差。醫學的是非，那是學術界之事，與患者沒有直接關係。患者所計較的就是醫生。現代醫院裏的醫生，隻是醫療流水線上的具體操作人，是一個可憐的、不由自主的馬前卒。你到醫院裏去看病，必須有一個醫生來接待你，或開單子或操刀子。但你卻不知道這些個醫生不會看病更不會治病，它隻是這個賺錢機製中的一個被動的小窗口，醫療流水線必須通過這個窗口才能完成成交任務，如此而已。否則，病人就不會把錢拿出來，國家更不會把醫保款子打入醫院賬號。看樣子，醫生是夠倒黴的。倒黴的並不是醫師這個職稱太晦氣，而是現代醫學太幼稚而且無能，又被宣傳成科學的代表，什麽病都能治，不過，就是什麽病都治不好，要一輩子吃藥。
人們之所以生醫生的氣，是因為他所占據的位置太敏感，是直接從事忽悠病人的工作的。“如果你認為醫生給你開處方時都以科學為依據，那你真是太天真了多數醫生並不知道藥物是怎樣被研究開發出來的。當醫生掏出紙筆又處方時，他隻記得醫藥公司代表介紹的那些藥物，或是那些醫藥公司廣告中宣傳的藥物。醫生再也不是一種職業了——這個事實夠殘酷的，今天的醫生僅僅是製藥公司市場部的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醫生，如今為了免費的午餐、贈送的禮品和免費打高爾夫球賽而心甘情願地讓自己的靈魂被製藥公司所收買。”（《別讓醫生殺了你》第7頁）
“現代醫學不是藝術家或科學，它隻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工業，其基礎是細菌和藥物，現在病毒又差不多成了其基礎。因此，當艾滋病出現以後，目光短淺的人，便搖籃尋找病毒看成了醫學研究的方向，而且認為這種病毒不受大自然規律的支配，不是等到某人疾病抵抗力降低後才起作用而是自己出來降低某人的抵抗力。由於迫切需要這種發現，因而必須使用相當多的發明才能達到目的，以致大量傳統的研究準則被宣布無效了。”（《現代醫療批判》第88頁）
現代醫學給疾病確定一個病灶之後，醫學根據病灶定出病名、病因，請專家研製與病灶對抗，或切除；與病因對抗，則采用化療放療。慢且說這種對抗方法的對否，單講有生病的病灶就切除，能不能解決生病的問題呢？當然不能。我國古人早就有個成語等著它了，叫做掩耳盜鈴。再說與病因對抗，但這種西醫所說的病因不是真正的病因。例如認為癌細胞是癌症的病因一樣，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這樣做得對，病早就給治好了，哪有治不好的？治不好尚在其次，人給治死了。人死是不能複生的。
“20世紀初，在加速癌症研究的時期內，洛克菲勒研究所證明，某類小雞特有的癌症，能從一隻小雞傳染給另一隻。這種發現導致許多研究人員不僅認為病毒”是所有癌症的原因，而且認為癌症是傳染病。不過，從未有人證明情況屬實。”（《現代醫療批判》第89頁）不過，對製藥公司來說，管他是不是病毒，醫療不能等待發現得到確實的證明才能開始，因此，化療殺病毒的藥品就生產出來，而且被醫生馬上執行。這是因為，製藥業與醫生一樣，都需要馬上賺到錢。為了這種需要，他們才會把還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是不是病毒引發癌症，當做千真萬確之事把化療藥品製造出來投入市場，由它們的屬下——醫生執行使用，這就是病人為什麽死於化療（包括放療）的原因。
（二）生理異常的對抗療法
西醫的醫療，麵對每一個不同生命的疾病，卻並不知道每一個不同的生命的自組織能力的不同，每一個不同的生命都依據自己的能力與疾病抗爭。現代醫學的醫生會認為是自己的能力或藥物治好疾病，治好病人，因而是自己救了病人；中醫認為病人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症狀，是因為各個生命不同，表現出來的症狀信息也各不相同。中醫通過四診，綜合各種信息，以八綱分析它的陰陽偏頗而進行調整，依靠病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戰勝疾病。因此，中醫會很坦率地告訴病人，病是他自己戰勝的。這就是中醫與西醫治病的立足點不同，治病的目的和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了。
中醫的通過望問聞切來收集這些信息的；西醫是靠儀器測定什麽疾病的病名的。照理說，沒有病名，西醫無法給藥，但他們用藥了，用藥的方法稱為對抗療法。其實，病人所表現的症狀，隻是一種生理異常，是生理為抗擊疾病而產生的異常，西醫西醫用對抗的方法，實則與人的生理對抗，也就是壓製這種異常的表現。這種方法在一定的時候，它會使病人感到暫時的舒服，卻留下永久性的後患。有的時候，還可能立即產生不良結果，西醫把它解釋為過敏，掩蓋醫生是根據病人因生病而發出的信息進行治療活動的。沒有這些信息，醫生就等於一個瞎子。
現代醫學隻憑據與症狀對抗來製造藥物，“創造”了當今藥物使用最大的災難，就是對抗懷孕婦女的嘔吐表現：“德國藥廠格呂能塔的安眠藥沙利度安（Thalidomide），服用此藥物會在孕婦懷孕初期誘發胎兒嚴重畸形。1958年~1961年間，世界各地出現約1萬個肢體扭曲變形的嬰兒。藥廠無視醫生的警告和需求，使這種畸形兒的狀況延續了好幾年。後來該藥廠還威脅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衛生當局，要是沙利度胺被查禁，就要提出損害賠償訴訟。直到1961年11月26日《周日世界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才終於迫使藥廠將沙度利胺撤出市場。”（《無效的醫療》第26頁）這裏說明，藥廠是破壞醫德的“總指揮”，它不怕衛生當局。醫院是它的戰略據點，醫生隻不過是它的一個小卒子。
藥廠是為賺錢而建立的。因此，藥廠必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條件賺一切可賺到的錢。正好，西方的醫學本早就與行政權力結合在一起的，權與錢本早就實行聯姻。為難的隻是平民百姓了。在權力保護傘的強勢維護下，藥廠與醫院狼狽為奸，不僅會製造假象，而且能夠弄假成真；而倒黴的人——懵懂求醫而不知醫學之幼稚的人、被醫保網絡裹脅的人、被健康檢查圈進的人以及被摩登保健蠱惑的人，則沒病被整成有病，一病被治成多病，小病被治成疑難病，大病被治成必死病。於是乎當今世界就形成四大奇觀：科學醫學被大大摩登化，全球世人被大大醫療化，各國國庫被大大掏空化，人類健康被大大促退化。然則，舉世皆濁，醒者幾何，至今尚難認清市場醫學真麵目。因為，人人隻有百年壽命，普通人誰也不可能去“審計”西方醫學醫療後效的好壞；醫學又被微觀科學打扮得越來越“專業”，一般人誰也沒能耐去追蹤研判藥/械遺患的曆時變數。這才使得蓋倫的放血治發熱的療法延用了2000餘年之久，三素（抗生素、激素、維生素）之類對抗療法風行幾十年而且仍在走俏，而眾生茫無所知，茫無所省。
在美國，滿懷希望投身服務於醫療行業的年青人，其目的是維護人們的生命健康。可是，經過艱苦努力獲得行醫資格後，卻突然發現自己幾乎成了領有執照的、為國際藥物卡特爾公司工作的藥物推銷商。一段時間的實踐之後，他們發現自己被愚弄了，不僅沒有達到拯人於疾病水火之中的目的，反而成了利用病人的苦難，為自己的生活以及製藥公司謀利的藥品銷售員。很多醫生因不得誌而自殺了。這就是醫療市場化的現實。因此進行反省的，卻被同行認為是破壞現行體製的怪人；有的醫生則投身寫作，揭露現代醫學的內幕，醫學生會發現它們是最優秀的讀物。他們的作品雖然被醫學生認為有價值，卻被擋在醫學圖書館之外，學生們看不見，任何醫學圖書館都找不到這樣的著作。
藥業帝國的大佬們深知，隻有把醫生們打造成為沒看病能力但又忠於西醫拜物教的醫盲，他們才能心甘情願地成為製藥公司的終身銷售員。所以，醫學院是給年青學子洗白腦袋用的機構。西方醫學不僅隻是想把讀西醫的孩子培養成醫盲，還想把讀中醫的孩子，同樣培養為醫盲。故老中醫李今庸教授無奈地說：“吾人生性太愚鈍，發展中醫愧無能。三十多年教學苦，培養自己掘墓人。”中醫後繼乏術，後繼乏人，是因為，中醫學的基礎教材中，充斥著西醫的基礎課程。由此可見，殖醫主義的滲透力和席卷麵實在驚人。
中醫始終認為，病人是醫生的老師。醫生是通過病人的信息反饋獲得治療經驗，醫生隻有通過不斷的治療實踐，才能逐漸提高自己的治病能力，因此，行醫經驗豐富的老中醫是最寶貴的財富。西醫醫生本身不是決定病人能不能治好的關鍵，他們隻是把藥物賣給病人流水線上的一個環節。藥用在病人身上後，會發生何種反應，信息反饋對他沒任何用處，不需要以病人為師。西醫老了，藥也變了，檢查方法也變了，他也就什麽都不懂了，不能再當醫生了。坐在醫政機關裏的西醫，卻專門想辦法如何扼殺中醫。
馬克吐溫說：“越是失去目的，就越是加倍努力。”
一個和諧社會，權力、醫學和市場都是相互需要、相互製約、相互尊重又相對獨立的。我說這是一個理想社會，是人類理應不斷追求的理想社會，盡管目前阻力重重。阻力來自何方？就在於人的自私性。但，自私也不是絕對的不好。既然所有的人都是個體生命。個體的自私行為，也是生命天生的一種自我維護，不可或缺的特性。如果沒有這種特性，哪能自我維護？
（三）西醫民主製度的惡性贅瘤：醫德教育缺失
人類的個體生存能力很差，必須組成社會。所以，社會也是人類的需要。這就是一種矛盾。人類在一起需要和諧，卻又因自私而難以和諧。這才產生了道德。道德乃是維護社會生存的紐帶。如果這個社會的醫療體係沒有了道德的約束，那麽必將完蛋！在社會中謀生有各種各樣的職業和學問，每種職業和學問都有自己的職業道德。醫學的道德是一切為病人著想，啟動它的不是金錢，而是一種奉獻的精神。因此，中醫才有“懸壺濟世”之說。開藥店是做生意，做生意麵對病人，也同樣要遵守醫學的道德。開藥店的不能盼望生病的越多越好、而是把社會中別人的健康擺在第一位。即使你是個做生意的，首先要以醫德為重，而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鵠的，也就是醫德高於商德。尊重別人的生命和健康是至高無上的道德。中醫學之所以能完全成熟，醫德的完善十分重要。我們不排除一些利用醫療手段作偽欺騙患者的不法分子，但這與醫學本身無關。
醫學是研究治病的學問。醫生運用醫學知識行醫是為了治療疾病，這就是說醫生行醫既是運用醫學知識治病，又是需要為了維持生活而賺錢。因此，既要使醫生正確運用醫學知識進行醫療活動，又要使他們通過醫療活動能賺到錢來維持生活，就需要進行監督。監督的方法不外於兩種：一是通過建立製度和規章來約束醫生；二是通過道德教育使醫生自我約束。前者稱為外求；後者稱為內求。我國自古以來沒有建立什麽規章製度來約束醫生，從未發生過醫生與病人的激烈衝突。這說明，醫德主要靠醫生個人的自我約束。但社會進入現代，單靠醫生自製約束是不夠了，需要一定的規章製度來輔助了。我們必須知道主次。因為，利用規章仍是一種外求，也一定有“副作用”——被權勢所利用。
醫學的路隻有一條，要麽走醫德之路，要麽走賺錢（利潤）之路。既然利潤成為醫學的方向了，那麽醫德隻能是嘴皮講講的，不能成為重心了。
失去了醫德的西方醫學，幼稚無能卻在不斷“脹大”，大到了統治全世界的規模，它成了西方民主製度的一個贅瘤，展露了民主製度的虛弱麵。隻有民主製度才能產生這個怪模怪樣的怪物。這裏有一則紮記，可以給我們提供思考：
當順勢療法在美國逐漸興旺之際，傳統西醫們在1846年成立了美國傳統西醫學會，該學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與與順勢療法醫學會宣戰。原因是順勢療法醫學會日漸強大，投奔順勢療法醫學會的傳統醫生日漸增多，病人也因傳統西醫療法的多種不良反應感到不滿而紛紛轉向順勢療法醫生求診。加上順勢療法醫生屢屢對傳統西醫所使用的療法公開批評，使傳統西醫對順勢療法醫生的仇恨日漸加深，終於成立美國傳統西醫學會，並與傳統西藥製造商聯合起來，公開與順勢療法醫學會挑戰。這期間，更是使用各種卑鄙的政治手段來壓製順勢療法的發展。（陳樹禎：《順勢療法》第282頁，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7）
上世紀90年代初，德國規定血壓值在160/100mmHg以上必須治療；根據這個標準全德約有700奶高血壓患者。後來德國對抗高血壓聯盟（1974年由醫生和藥廠員工成立的利益團體）建議新的正常值為140/90mmHg，一夜之間，高血壓病人漲了3倍——私人團體的胡鬧，把高血壓變成全民疾病。（[德]耶列格?布勒希著，張誌成譯《疾病發明者》第65頁，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
這就是民主製度的弊端，它會被某些群眾團體所表示的“民意”所欺騙所左右。某些利益團體就利用“民意”來脅迫驅使政府，實現它的獲利圖謀。政府首腦候選人為了獲得強勢群眾團體的支持，就會在製訂政策時，向這些“民意”傾斜。也許有人認為順勢療法也有個醫學會，而傳統西醫也隻是一個醫學會，這有什麽不同？問題在於這個傳統西醫醫學會的成員是原有的從業人員，人數大大超過這個新興的順勢療法醫學會。而且，這個醫學會還有藥業大老板作為靠山——有錢又有勢。它背靠權力，利用權力製訂管理政策，很容易將對方扼殺。順勢療法之所以沒有被完全消滅，能重新複興，最重要的是它的實際療效在某些疾病的治療上勝過對方，同時也說明傳統西醫本身的無能，基礎錯誤、方向錯誤、療法錯誤，在錯誤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越深越強，沒辦法改進沒辦法回頭。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較量，如今在老美國內不得不敗下陣來。
另有一個問題，西方為什麽沒醫鬧？西方沒出現殺醫事件。他們知道，治病能否痊愈，其實不完全是醫生方麵醫療的問題，更有病人方麵思想的問題和環境方麵的問題，是幾個方麵同時起作用的。這一點，隻要病人能夠理解，矛盾就不會白熱化。西方的開放性的文化教育與我們不一樣。這說明，文化教育也是醫鬧不容易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個世紀我們強調白話文而舍棄古文，因而幾千年的固有道德教育也隨之被丟棄了。過去孩子四五歲就讀《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這些經文都在講做人的道理和道德，現在卻改做念“上學了、放學了”等等毫無用處的句子白耗費孩子的時間；以識字數目多少作為孩子進步的標尺,難道怕他們長大後不知道什麽叫上學和放學嗎？孩子們從小欠缺固有道德的教育，長大不知道怎麽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即使我們文化教育們與西方一樣，教育的教材也還是有問題的。這當然不隻是患者的道德，尤其重要的是醫生的道德，何況醫生也可能成為患者。
當然，任何職業，都有它自己的道德標準，凡是違背了它的道德標準的，必然會受到相應的懲罰，這是千古不移的規律。如今很少有醫院的醫生講道德的。他們為了賺更多的錢，把不該做手術的做了手術，不該放支架的放了支架，把不該裝起搏器的裝了起搏器……對病人使用恐嚇的言語，打擊病人自愈的信心。我有個姓徐的肝癌患者，為了迫使他住院，醫生說如果不住院，他隻能活5個月了。後來，他聽了一個朋友的話，隻住一個星期，就出院到我診所治療。因他是個建房子的，承包在建一幢私人房子的建築，服中藥後問我能不能繼續幹活。我見他行動如常，哪像個重病患者？就說“可以”。所以他一直在幹活。年初，他在我診所裏說笑：“醫院的醫生說我隻能活5個月，現都4個半月過去了。”在醫院裏，醫生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已司空見慣，再也不希奇了。其實，主流醫學的道德敗壞絕非偶然，它從一開頭的路就走錯了——權力、市場與醫學結合，形成了政醫一體。
醫患矛盾的激化，鬧到殺醫案接連不斷，首先是醫生的道德出了問題，這才有開大方、撈回扣和收紅包，醫務人員高高在上服務態度太差，幼稚的對抗醫療經常出事故而沒有妥善處理。這些現象隻是在我國出現在西方卻很少發生（西方國內對醫生管理極為嚴格，發生個案及時依法處理，一般不會積累社會怨氣形成群體怒潮）。大家知道，這些怪象亂象隻是自有“醫療市場化”之後才產生的，以前即使是文革期間也沒有出現這等情事，這是什麽道理？
筆者認為，醫政領導應該從殺醫案中接受教訓，應該借此機會采取正確的措施，加強醫德教育，強化醫藥管理，落實醫療責任，淨化醫療環境，斬斷市場黑手，回歸仁慈本位，才能防止類似事件繼續發生。如果認為隻要把醫鬧說成是犯罪（其實不說，鬧的人也知道是犯罪，還用得著說嗎？），隻要讓醫院加強防衛，以醫衛對抗醫鬧，就能保證醫生的安全，那就未免簡單化。一個15億人口的大國的醫療事業領導，像個不懂事的孩子一樣天真，真是讓人不可想像！
誰搞壞了醫患關係？是醫生嗎？非也！西方醫學中的醫生，也就是醫療行為的終端執行者，實際上他們隻是醫療流水線中的一個環節，看病有那些各種各樣的儀器，醫生就不是個看病的了；治病有製藥公司的各種各樣的化學藥品說明書，醫生隻要對號入座開藥單子的，也不是個治病的了。儀器和藥品都是等著醫生給它們開業務單的。病看得準不準，藥能不能治好病，都不是醫生說了算的。但是，醫患之間隻有這個交叉口，病人卻會誤認為病看得準不準和藥能不能治好病，隻與這個交叉口上的醫生有關。這種假象的形成，盡管輿論、媒體或者各種各樣的信息誤導，責有所關，但最後人們還是看醫生醫療的實際療效。進入醫院的病家本為弱勢，巴結求醫唯恐不及，誰敢無事生非找麻煩？但是，發生了與原來應諾相反的療效，再加上醫生在診療過程中所表現的惡劣行徑諸如恐嚇欺騙等等，那就不能不激怒他們了。
哈爾濱醫院殺醫案敲響現代醫療體係——政醫一體化的喪鍾。它表明人們對現代這種醫療體係已經極端不滿。不滿原因是多樣的，它導致醫生的醫德和治病能力的極度降低，服務態度極度官僚化，因而造成醫患關係極度緊張。騰訊的民意測驗給出了答案，為殺醫高興者竟然達65%，這說明人們應該重新審議我們對現代醫學和政醫一體化的態度，重新審視並糾正我們的醫學/醫療研究和實施的方向。重新評價並振興我國的醫道文化。喪鍾聲聲，也從反麵證明了我國中醫的成功和偉大，可見，中醫複興的時機已經到來。
二、甘肅“打通任督”是現代醫療導出來的對策
甘肅省是個窮地方。窮地方醫療經費當然不多。衛生廳無法讓他省的人民享受現代醫學的醫保。隻能讓他們享受中醫方式的醫保，不是讓他們天天做身體健康檢查，以便於早發現、早治療。沒錢不檢查，便發現不了癌症、艾滋病，諸如此類的疾病，也就不需要支出外科昂貴的手術費和放化療費用；如果錢還多一點，還可以發現人們身體裏的HIV病毒，就要賣昂貴的AZT來治療了。所好因為窮，美國製藥公司還瞄不上這一塊，給漏網了。
（一）窮地方的窮辦法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病，有病就需要醫療。甘肅衛生廳長劉維忠采用了省錢又省力的方法：打通任督，維護健康。健康了就不會生病；不生病就不需要醫療。這就是中醫的“治未病”的方法。這種“治未病”的方法與西醫的“防重於治”完全不同。西醫的“防”是找到某種微生物，說它會令人生什麽病，然後利用現代科學培養這種微生物，製成疫苗，再宣傳這種病的厲害，鼓動政府強迫免疫，買他們的疫苗。劉維忠開辟了一條醫療改革的蜀道。這可擾怒了以賣藥維生或發財致富的利益集團，因而群起而攻之。
現在的媒體，大多數是向錢看的，大多數都被製藥利益集團收買了的。中醫拿不出錢去疏通媒體，因此，媒體都會靠向西醫。甘肅拿不出錢給病人治病，利用中醫的簡便廉驗造福甘肅人民，還使中醫的振興發出曙光。劉維忠不隻是做了一件有益於甘肅人民的大好事，也是為複興中華文化立了大功。中醫學是中華文化中唯一最完整、最燦爛、最成熟的成果。自20世紀以來，中華文化被自己的文化界損害到皮包骨的時候，當這個世界陷入文化危機、醫療危機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在甘肅重現的曙光。所以，在甘肅掀起這維護中醫的苗頭，做中國人，有中國人良心的每一個公民，應該用心去維護，免它受摧折。“打通任督”隻是中醫維護健康千千萬萬能耐中的一點小技，它不是小說家筆下的什麽長生不老或壓倒武林的秘訣。“打過任督”的速成法，是李少波先生對甘肅人民的貢獻，也是對中醫文化的貢獻。甘肅衛生廳的“打通任督”引起了現代醫學的大反擊，不是某個個人的動作，也不是某種組織有意鼓動的活動，而是現代醫學妖魔化的表演。
中醫似已山窮水盡，唯一靠無錢的人來看病，無錢的地區來繼續它的事業了。例如賈謙說的艾滋村，那些人無錢買藥，中醫在那裏就免費治療，把艾滋病人治好。但這件事給西醫聽到了不行，他們沒本事治病，卻有本事整人。他們派來了調查組，不是調查中醫怎麽治好艾滋病，而是調查有無他們頒發的許可證。你這些醫生沒有我們的許可證，這叫做非法行醫，都要滾出艾滋村。讓我們有許可證的，不會治好，隻會治死艾滋病人的西醫“合法”治療。按此說，醫療的目的在醫者的“合法”地位，而不是病者的健康訴求。
我們中醫在中國大地行醫五千年，現在“被非法”化了，原因就是因為會治好病。你中醫把艾滋病治好了，我們的雞尾酒、AZT賣給誰？（如果讀者有興趣，請閱筆者的《捕風捉影的艾滋病》一文）本文說西醫不會治好、隻會治死艾滋病人的依據是最近一個報道，是說現在的西醫所認定的艾滋病，全世界第一個艾滋病人給治好了。這就說明，以前的病人都給治死了。
從1992年宣傳AZT用於治療艾滋病起，到現在已整整有20年了，但卻隻治好了一個病人。而因使用AZT、幹擾素或治療C型肝炎的新藥，都會產生與使用AZT相似的毀滅性的後果，其副作用：抑鬱、皮疹、白細胞計數降低等。可想而知，這20年來，因服用這些藥物免疫功能被抑製而死亡者到底有多少，這是個算不清的數字。因為，罪行歸於HIV病毒，與AZT無關了，猶如被化療藥物殺死者的罪行，歸於癌細胞，沒人去問罪化療了。在服用AZT後的這麽多的人，沒過好健康有質量的日子，隻是為了讓製藥公司的藥能銷出去，並賺了大錢。
本文說遠了，我們還是返過頭來說甘肅的事。現在甘肅的人民太窮，西方醫學在這省裏宣傳艾滋病也賺不來錢，這才使得甘肅人民避免了艾滋病假說的困擾。否則，它仍會通過衛生部門有組織地自上而下地進行廣泛“科普”，弄假成真。那麽，進行大規模的血液HIV抗體檢查，一定又會查到許多身體十分健康的“病人”，他們會成為AZT的服用者，然後由於免疫功能被抑製而導致身心逐漸衰弱，最後死於“艾滋病”。他們死了還不要緊，他們的家屬、朋友，尤其是異性朋友，這下又要倒黴了。我借艾滋病為例在這裏告訴大家的是，西醫說你得什麽病，這個病名，實際還是假說，不是真的就有這種病。假說就是：是真是假還沒弄明白，大家切莫不要過於相信。就像癌症也還是一種假說，有的人過於相信，這才會給嚇死了。
既然是假說，治療是最沒把握的，也就是“治治看”，與天師畫符捉鬼一樣的沒準。如果這種“治治看”不帶有傷害性，那就治治看吧！可惜的是，所有的西醫西藥檢查和治療，都帶有傷害性，像治癌症的化療、手術、各種放射治療，都會傷人，傷得厲害還無藥可救。這就是如前所說的“當代社會傳播最快的疾病”——醫源性疾病。這種疾病在我國要比西方傳播得更快，因為，中國的政醫一體，結合得更緊密，更利害相關，更狼狽為奸。
如何發展中醫，甘肅已經做出了榜樣。全國都應該向甘肅看齊，那麽節省出來購買化學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錢，就足夠作為發展中醫之用而大大有餘。中醫的發展必然會使中國成為世界醫學大國，成為世界的醫院，成為世界人民敬仰的醫療聖地，成為國際大花園。同時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大發展。
現代醫療背離了醫學的宗旨——普濟的慈善，反而借它的名義對患者進行強盜式的掠奪。弄得全世界無法忍受而掀起醫療改革。但是在西方沒有可對比的醫學，改革找不到出路，政府隻能謀求分攤解困。我國則地廣人稠，有富得流油的廣東，有窮得擠不出水的甘肅，更重要的是有完全成熟的中華醫學。不管廣東如何富，也不甘肅如何窮，凡是有人的地方，現代醫療都雁過拔毛，使人們的經濟生活受累；而中醫治療效驗價廉都能普施濟世甘霖。
中醫學是在醫道上是完全成熟的醫學，幾千年來它的普濟眾生的慈善性質從未發生改變；它的醫療方法適應每個不同的個體生命；它的開放性適合吸收任何醫學的長處。因此，發展中醫，取代現代醫學醫療的主流地位已恰逢其時。如何發展中醫，甘肅已經做出了榜樣。全國都應該向甘肅看齊，那麽節省出來購買化學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錢，就足夠作為發展中醫之用。中醫的發展必然會使中國成為世界醫療大國，成為世界的醫院，成為世界人民敬仰的醫療聖地，成為國際大花園。同時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全世界都在進行醫療改革，但都是盲目的——沒有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因為，作為主流醫療方法的西醫對抗療法，目的不是為了治病，而是發病難財。主流醫療形成體係性之後，由於有強大的經濟做後盾，它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自組織能力的生命體，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它就像潘多拉盒子裏放出來的惡魔，一幌而大，控製權力的製高點，導致世界各國，都陷入了醫療危機。
美國改革的目標指向經濟分攤，意思是國家負不起這麽重的負擔，老百姓多擔一點。美國方式仍是“空對空導彈”——找錯了目標。中國把目標指向“醫療享受平均”，讓還沒有醫保的人群“享受醫保”。澳大利亞把讓中醫合法化，讓到個體中醫那裏看病的人，也能得到報銷。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情況分別進行所謂的醫療改革。不過，目前還都看不出成功的苗頭。我的猜測還是澳大利亞的方法好，不僅能減省醫療負擔，還會使中醫得到發展。將來吃甜頭的澳大利亞會使它的方法影響世界各國。
真正吃到醫療改革甜頭的是甘肅省衛生廳。甘肅省好在它的窮。它沒錢使老百姓“享受”對抗療法昂貴的醫療費用，隻能尋找使老百姓不生病或少生病，或即使生病了，也隻能少用貴重的化學藥品的方法。這種方法叫“打通任督”——中醫保健養生方法之一種。因為，中醫不僅能治好病，還不會使服藥者留下後患——並發症。這裏可以見到醫療改革的成功目標和方向。我相信講實效的美國必然迅速興起中醫。但從大時空的視角看資本主義的文化土壤，它無法產生中醫這樣的哲學性的醫學。它隻能在中國才能發展和完善。
（二）“打通任督”被一幫無知專家造反
中醫的真正複興對西方醫藥利益集團來說是個巨大的威脅。因此，利益集團出於利益的自我維護，必然出此一策。中醫與西醫的不同在中醫治未病而西醫治已病。劉維忠找的就是如何治未病之路。
中醫認為人生病的根源在自身生命不平衡，而不是外來“病原體”，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這一原理適用於一切生物。阿爾伯特?霍華德爵士說“21年來，我研究了營養充足的牲畜對流行病的反應。像牛瘟、口蹄疫、敗血症等等，都經常給鄉村帶來大劫難。我未隔離一頭牲畜，也未給一頭牲畜接種；它們還可以經常與病畜接觸。然而，卻沒有一例傳染病發生。營養充足的原生質帶來的好處是強大的彼抵抗力，有人可能稱之為免疫力。”（《現代醫療批判》第19頁）
隻要人健康，就不會生病，就不需要去治病。不隻是“打通任督”，還有其他的許多氣功導引方法都可以強身。但現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卻以“打通任督”作為主要攻擊缺口，借確定任督二脈的存在與否來攻擊中醫。
甘肅動用省行政權力來推廣中醫，對西醫來說，這好比雲南起義的反旗揭起，就可能有各方響應，洪憲倒台之虞，其後果之嚴重無法估量。於是，是鳳凰衛視請來三位嘉賓：馮世良是個沒治好一個糖尿病人的糖尿病專家和糖尿病醫院的院長；張功耀是個不知道中醫學、中醫醫療、中醫生、中藥這些概念如何區分的哲學家；卓小勤是個不懂西醫立法和中醫立法有不同的律師。這一幫“消防隊員”們不得不急急如喪家之犬來否定任督的存在，否定甘肅衛生廳的成績，達到推翻中醫的目的。
現在，甘肅帶頭推廣中醫，如果做成樣板，那西醫一個世紀的努力就失敗了。故他們就借“打通任督”這個把柄開起貶論會來。中醫不像西醫。西醫的藥物要用不要用，醫生控製不了，完全由製藥公司研製和控製的。西醫像個大機器。醫院則是個部件。醫生隻是部件中的零件，在治病中，他們的有無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國卻非常努力地去發展這樣的“人才”。而對能完全獨立可以治很多疾病的中醫則處處壓製，不讓發揮。這才是導致“看病貴，看病難”的真正原因。
現在全世界都困惑於醫療經費大攀升，而治療效率大下降的局麵，各國都在為醫療改革尋找道路。然而，各國都找不到出路。這是必然的，是命中注定的。因為，世界各國沒有像我們中國一樣的有一種“有係統理論的醫學”做背景的醫療基礎。它的簡便廉驗的多種治療方法和治療效果，一個醫生可以治各種各樣的疾病的治療能力，無論哪個國家無法與之匹敵。如果真的普及到全世界，中國，不僅可以成為世界的大醫院、大花園。還可以籍此成為經濟大國和旅遊勝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也可以彼此和諧存在，不會用戰爭來解決了。
我國的醫療矛盾出現的現象與民主國家不同。我國衛生行政在為“治病難，治病貴”傷盡腦筋而不得其法。甘肅省衛生廳因為窮，被“逼上梁山”而異軍軍突起，運用中醫的各種簡便廉驗的療法做出了示範。實踐檢驗的結果是，這幾年來全省的醫療經費直線下降，全省健康水平大為改善。因為用藥少了，藥害也就相對減少。實踐證明甘肅省做對了。做對了還為什麽有人反對？而且勢頭很大。這說明社會的複雜，有受益者必有受害者，這個受害者就是靠人生病多發病難財的醫藥利益集團。
“醫療費正迅猛增長，其增長率超過了人口增長率的十五倍。盡管日益精密的儀器能準確地診斷疾病，但開支也越來越大……傳統醫學手段基本上失敗了。”（這裏的“傳統醫學”指的是西醫學——筆者）世界各國出現的矛盾是醫療效率與醫療經費支出的不平衡。例如日本，醫療費用快速增長多倍，而醫療有效率停留在1/5不動，這才引起了不滿。日本的解決辦法是，把被立法取締了一個世紀的中醫平反。並規定從2006年開始，對已經開診所的西醫進行中醫基礎理論的年檢，並於2008年開始，對申報開診所的醫生都進行中醫基礎理論的考試。（見《日本終為中醫平反》載於2004年香港《亞洲周刊》）所以，不管馮世良講中醫怎麽貴，最後還是以統計顯示的數字為準。
美國的解決辦法則是讓人民有自由選擇醫療方法的權利，也就是原本到替代性醫療機構診治的費用不好報銷，逐漸要轉為好報銷，各州正在進行立法。2007年2月27日，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新發布了一項與中醫藥密切相關的指導性文件草案：《補充和替代醫學產品及FDA管理指南》草案。該草案的一個重大調整是對補充和替代醫學(又稱另類醫學)涵蓋的內容進行重新劃分，將替代醫學體係從CAM中分離出去，稱為“整體醫學體係”。傳統中醫藥與阿育吠陀印度草藥醫學都隸屬這一範疇。借用NC與CAM的定義，整體醫學體係是“有完整理論和實踐體係、與對抗療法(傳統療法)獨立或平行發展而來”的，有著獨特的文化傳承背景，它們具有一些共有的元素，如相信機體有自愈能力、治療可涉及應用意念、機體和精神的一些方法等，例如傳統中醫藥和印度草藥醫學。
對西醫來說，甘肅的可怕，在於以省一級政府組織出麵，有立法權。如果搞好了，就很容易被複製而傳播全國。所以，卓小勤就拿法規法律來威脅。他認為“打通任督”沒有科學的驗證，甘肅省出麵推廣沒法律依據。那麽請問：現在西醫所做的這些療法，“根據1978年的美國科技評估辦公室對全國醫療科技安全與效能的調查顯示：隻有10%——20%的傳統西醫治療方法經過對照科學實驗來鑒定其實際療效和安全性”。換言之，80%-90%的美國傳統西方醫學治療手段並沒有科學的根據和安全的鑒定。”，（《順勢療法》第55-56頁）現在醫院裏的療法，都是美國學來的，全國普遍在使用，是否要追究責任？追究誰的責任？美國在1938年就撤除了安基比林的使用，我國迄今為止，仍在使用，傷害購藥者的健康，是否要追究責任？
卓小勤先生是個律師，言必遵法也不錯，可惜他既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更不知道中國的曆來沒有關於醫療法律，而西方，早在3700年前就有了漢謨拉比法典，其中就有關於解決醫療錯誤和糾紛的立法。但是，這立法隻是管外科醫生而不管內科醫生的。道理就在於外科隻是一種手工技術，很容易使病人受到傷害；而內科則不同，因為內科醫生除了用藥，還需要心理誘導，傷害亦不明顯，責任很難判斷。病人如果不聽醫囑或有其他環境、思想、生活因素，也可能影響治療效果。這使得內科病的治療，分不清擔責的一方，因而沒有立法。
中國引進美國的現代醫學，這醫學又把持了話語權，即製訂法律、法規的權力。但美國的法律、法規是管做官的，也就是官員不能管法律法規規定之外的事。例如我國有個王中醫在美國用針灸治病，被起訴非法行醫。但法院無法判決。因為，法律沒有規定針灸是非法的。後來因針灸在實踐中有效，美國重新修訂了它的法律，把針灸列入醫療許可的範圍之內。這個問題說明，醫學醫療很多像個事後追究派，一切還得看實踐。卓先生的矛盾在於他有時候是遵照事先規定之法，有時候是個事後追究派，何依何從，看他自己的需要。
我國的醫療法律是從美國移植而來的，不符合管理中醫的實際。本來隻能管西醫而不能管中醫的。現在不僅用來管中醫，還管出它的範圍以外。例如卓小勤曾說過張悟本是非法行醫。他說的是食療，沒有給人治病，怎麽可以與非法行醫掛鉤的。敢問卓先生，宣傳食療，有法律規定是非法行醫嗎？做律師不知法而成為知名人物的，也許隻有他最出風頭了。
病人來治病，並沒有想永遠吃藥，而是想治好病不再吃藥。我隻是個普通中醫，從來不自稱糖尿病專家，卻多多少少也治好了幾個糖尿病人，不相信有記錄為證。唯有你做西醫的糖尿病院院長、糖尿病專家馮先生治不好一個糖尿病人，還有臉上講台吹泡泡。你的糖尿病醫院，則應該盡早關門才對。如果你要勉強留著，又要能治好病的中醫撤出，那你的良心，豈不大大的壞了。
糖尿病醫院是專治糖尿病的場所，如今這個場所卻沒治好一個病人，專門從事賣西藥賺錢，那能叫醫院嗎？專家是比普通醫生更有本事的醫生。這個本事當然是講治糖尿病的本事。你治好的糖尿病人比普通醫生多，才能稱為糖尿病專家。誰都不會生下來就是專家的。他必起始是個普通醫生，然後由於有療效才升為主治醫生，繼而升為副主任醫生，又升為主任醫生，還有專長，因而成為專家。你現在已經升為專家了，請問你的療效是不是已經治好了比副主任醫生更多的糖尿病人？如果沒有，你這個專家頭銜是怎麽獲得的？看來還得請方舟子給你打打假！至少，不能稱糖尿病專家！
現在糖尿病的專家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那麽你這個專家沒有治好一個糖尿病人才這麽說。如果我沒治好一個糖尿病人而被人稱為糖尿病專家的話，真的就會羞死。馮先生不羞，是不是學過厚黑學？如果你沒學過卻能如此天生厚黑，還可增加一個名稱：天生厚黑專家。這樣拿名片出去，豈不是更為顯赫？
當然這沒治好一個病人的某某病專家，在現代醫院中多的是，也不是隻有馮先生徽號，但我卻治好了幾個糖尿病人。這些，都有記錄為證。有意思的是一個被醫院裏治了20多年沒治好的糖尿病人，由於長期吃藥，指標仍在升高。經我連續治療三年，不服降糖藥降壓藥，專服用中草藥，逐漸減輕藥量。現已停藥，血糖從18降至10左右。尿糖長期保持在2+。
（三）批判“打通任督”——害怕健康的現代醫學
這次甘肅省衛生廳“打通任督”的消息，引來了全國性的大辯論。究其實，“打通任督”隻是一種利用意識的可自控性，練習控製內氣的運行，使它們有意識地、有序地循任督二脈打轉轉。這陰陽二脈的意識自控可與它自己無意識的運行不同，它控製了任督二脈，就是提綱挈領，抓住大綱，統駁全身陰經和陽經，因而能達到全身平衡。全身陰陽平衡，就是健康。
但是，人們健康了，不用生病了，不用吃藥了，那麽西方藥/械公司生產出來的藥品醫械誰來買？國內的眾多醫藥代理群體包括醫托媒體吃什麽？這是利益的爭奪，是撒布健康與撒布疾病之爭。幾乎大多數媒體反映的都是負麵的說法。這些輿論的導向目標一致：把“打通任督”這有利全國人民保健的好事弄臭。它的幕後老板自是西方藥/械公司，它的前台武打，是醫藥利益者群，它的招牌是現代科學醫學。
製造事端的就是這台世界性的，靠病人發財的國際吸金托拉斯——以美國藥/械集團為首的藥業帝國。“打通任督”不花多少錢就能使人健康，那麽，靠人生病才能發財的利益集團不得不狠使毒招。我看了許多媒體報道，都具有傾向性和煽動性，目的隻是為了否定“打通任督”。總結這些招數如下：
經絡原本就有，他們一定說沒有。如果真的沒有，針灸如何產生？針灸如何被全世界接受？國外不同於國內，他們相信實效。沒有實效，根本不會被接受。針灸所依憑的是經絡、經穴、經氣。不承認有經絡、經穴、經氣，先必須否定針灸的效能。中國的大醫院基本都設針灸科你得先要他們撤掉！本就無任何人說過的“打通任督”成武學高手等，卻成為辨論的主要內容。這種顛倒是非的輿論導引，就會把不明真相的民眾發動起來，共同對付劉維忠，就能早日讓他下台。
今年，6月6日晚，鳳凰衛視請了張功耀等為嘉賓，公開說任督兩脈是沒有的，任督二脈如果不存在，打通之說自然是個騙局了。然而，當不同意見發表的時候，主持人就不讓講完，經常中途打斷。其實，作為媒體，並不是不知道事件真相，而因為帶有傾向性，才故意進行彎曲。這些言論確實很吸引眼球，有利於它們製造氣氛，讓無知者跟著起哄。
但是，就任督二脈的有無問題，畢竟中國不是外國。中國是一個有很多人練功保健的國家，不隻是甘肅一省。關於任督二脈的存在與否許多練功者都可以證明，杭州體育局局長都寫文章證明它存在，你張功耀死不承認頂什麽用？鳳凰台想在中國否定中醫和針灸，還是另請高明吧！這次的辯論會，最有意思的是與張功耀一起來的東北某糖尿病醫院糖尿病專家馮世良院長。他在辯論會上演了一出自打嘴巴的滑稽劇。他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話是老實話，但從一個糖尿病醫院的糖尿病專家口裏出來有點“不像話”，既然治不好，“糖尿病專家”不能治好糖尿病，那麽“專家”是從哪裏“生產”出來的？專業的糖尿病醫院就應改名為專業賣降糖藥公司才是。糖尿病專家則應改名為專業降糖藥推銷員，這才能叫做名副其實。否則，就隻是騙子一個。
當然，醫生不是自覺地去做騙子。例如馮世良先生。他真的以為自己是個糖尿病專家哩！否則，他怎麽當起糖尿病醫學的院長來的？因為，社會承認了他是，他就是了。但是，我們想不到的是：他既然是謂之糖尿病專家。你問他治好多少個糖尿病人？答複：一個也沒有。那麽，人們為什麽不問一問：這個“糖尿病專家”的稱呼是怎麽來的？專家與普通醫生的不同應該是治好的糖尿病人比普通醫生多。
如果我這話是錯的，那麽，你拿出一個專家與普通醫生的比較標準來。糖尿病人到醫院裏去，專家的掛號費比普通醫生高。如果不是以治病的本事好做標準，那憑什麽要高？除非病人到醫院掛號不是為治病，我好像想不出另外一個理由來。善良的人們都不知道這就是現代醫學設計的騙局。
這個騙局已經騙了我們一個世紀，馮世良先生隻不過是陷入這個騙局的一個可憐人。其實，不隻是糖尿病，其他各種內科病無不如此。這是醫學的問題，而不是醫生的問題。原因是醫學被資本綁架了。醫學如果是一門科學，它當然會按科學的要求：每一個概念都需要認真推敲。患者到醫院裏找醫生，從普通醫生到主治醫生、副主任、主任，會以為醫療本事是從職稱看出來的：職稱一級比一級高，治病的本事也一級比一級好。可是我發現，現代醫學幾乎所有的概念都經不起推敲，其劃一化對抗療法的治病療效實在不敢恭維，職稱高低並不說明其療效高低，而僅僅是掛號費高低之別（與之掛鉤相連的當然還有工資和獎金，但那是其內部差別）。
中國的醫療保健知識自古至今就不帶有市場性。這就給西方藥/械業老板和它的中國代理人的一個可乘之機。他們把自己的技術提到不可仰止的高度，又可把我國的醫療保健知識說得一文不值，拿製藥業廣告費的媒體，非常自覺地成為他們的應聲蟲。看他們如何貶低中醫保健知識價值的：
“李少波真氣運行研究所”自稱是由甘肅省科委批準成立的醫療保健科研機構，但記者調查發現，這裏更像是一家以教學培訓和售賣相關書籍光盤為主的盈利機構。”“擔任培訓任務的是一名叫做李天曉的女士，她的頭銜是蘭州李少波真氣運行研究所所長。記者昨天趕赴這家研究所，竟然發現所謂的真氣運行學不僅是強身健體，儼然已經成為了包治百病靈丹妙藥，同時學費價格自然也不低。”辦10天的學習班，收2000元就算高了？李少波真氣運行研究所把他們的長期悟得的竅門進行傳播，使學習者迅速學會，減少了學習時間，減輕了學習負擔，收了這點點費用，有何不妥？
“不低”是什麽意思？當然是說收費太高。難道他們就不應該賺些錢來支持自己的生活費用和搞發展嗎？在醫院裏一根化療輸液插管，隻要一分鍾時間，幾角的成本，現在要收2000元，這個標準怎麽計算出來，根據什麽地方部門批準的。至於那些支架的利潤更無法言說，高得嚇人，有的是一個農家一年或幾年都賺不來的。“一個小感冒要花上幾百元，許多老百姓對此已‘當怪不怪’，但是安裝一個心髒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廠價格高數倍甚至十幾倍的錢。”
其實西醫這些藥/械的利潤高於毒品好幾倍，而且“合理合法”，怎麽沒有聽見媒體們放個屁呢？這種隻許自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的說法，理在哪裏？研究所於主任說這種真氣運行法是經過“70多年的探索，40多年的臨床觀察，10多年的科學實驗。這不是氣功，這是真氣運行，專門養生治病的。我們這裏治好的肝癌和肺癌都有，食道癌都治好了。練功是十天時間，學會方法，然後你回到家以後，按照老師教給你的方法繼續練功。在經絡運行的過程中，慢慢的給你調理。有一個肺癌晚期，他是廣州的，是一個很有錢的大老板，已經晚期了，至多活三、四個月，但是到現在已經活十幾年了。”
上述的這個大老板花了2000元錢的學費，治好了癌症，也會覺得太高？也許有人會發疑問，真氣運行真的能治好癌症嗎？是真是假，現在有電話，一查就明白。李少波研究所教人學“真氣運行法”已十幾年了，我相信獲益者決不是一二個人。記者如果有心揭假，或真正是為了他新聞的客觀性準確性，還可以實地調查多人，這樣才有可能作不帶任何有偏向性的報導。
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裏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上存在的黑幕：“一個國產的心髒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髒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董協良說，9倍的心髒支架暴利已經超過了販毒。（3月14日《中國青年報》）
它還包括裝支架醫生的20%的“業務費”。這20%的安裝提成，實際是鼓勵他們將不需要安裝支架的人多多安上，也是爭取業績的推銷費。這不是明裏醫院，背地黑店嗎？因為，裝心血管支架可不是開玩笑，裝進去就拿不出來了。
當然，這是合法的黑店，財大氣粗的黑店。媒體們仰其鼻息過日子，眼見其黑也隻好裝聾作啞不吱聲，麵領其命也不得不昧著良心給李老真氣運行法抹黑，給甘肅練功康複者抹黑，給帶頭推廣者劉廳長抹黑。不過，仔細揣摩，我很為這類記者擔心，似這等窩窩囊囊憋憋氣氣討生涯，內外壓力特大，肝氣難免鬱結重重，日子一長，恐怕病魔就悄悄上身。到時候可別忘了偷偷上門學習打通任督大法，獲致神清氣爽，身心具泰之效噢。
“專家要搞研究、個人想練一練，那無可厚非，可衛生廳作為省一級醫療衛生主管部門，如此高調介入其間，設專門辦公室、辦骨幹培訓班、官網文章鏈接氣功網站，無疑有用公權力為之“作保”甚至“推銷”之嫌。據報道，此次受到力推的真氣研究所不過是家社會培訓機構，辦班如雲，收費牟利，如醫務人員們參加的骨幹培訓班就收費2000元/人，而這筆錢被要求由各醫院承擔。”
“用公權力匆匆打開這個尚充滿問號的氣功市場，是不是讓類似培訓機構成了最大受益者？盡管在有關官員眼中，自己倡導的隻是一種鍛煉身體的方式，可誰能保證誰來監督魚龍混雜的培訓機構不打著政府作保的金字招牌，滿嘴跑火車招搖撞騙呢？”
“這件事情值得質疑處，絕不在於真氣運行學是否屬於偽科學，而在於，身為衛生廳長，劉維忠可否因為自己特別相信這個，就“要求各醫院積極組織醫務人員進行培訓學習”並“應用到臨床實踐之中”？顯然，這裏麵存在著明顯的個人身份與公職身份的角色錯位。作為個人，劉維忠固然可以非常相信真氣運行學；但作為衛生廳長，不應該僅僅因為自己相信，就要求別人也都相信，還作為一項“要求”發布到各級醫療機構中去。真氣運行學可以有，衛生廳推廣欠思量。”
民間自己推廣可以，衛生廳運用行政權力支持推廣不合適，說這是違法行為。這個理由也隻有很弱智的人才能說得出口。當前全國一片“治病難、治病貴”的叫喊中，衛生廳發現了有這麽一種方法，一可以維護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二能夠避免加劇醫患磨擦，維護和諧安定的局麵；三又可以減少醫療費用的財政支出。這一舉三得的好方法，既能為人民做好事，又可為民族爭榮光。何嫌之有？何疑之有？何騙之有？何錯之有？
甘肅省衛生廳宣布“打通任督”，遭到如此強烈的反對，劉維忠還拿官帽來打賭，看起來困難重重。一種維護人民身體健康的健身方法，會如此遭到眾多媒體的攻擊。看起來，一個省廳在醫療方麵想做好事樹中醫的一些簡便靈驗的保健或治療方法，讓老百姓真真正正受實惠困難很大。大就大在很多靠別人生病發病難財的人太多，也就是昧良心的人太多。這才使得推廣起來困難重重。
人們身體健康了，誰去醫院裏排隊去？買藥去？醫院裏沒人看病了，西藥沒人買了，誰給媒體做廣告？如果你是寫這些文章的，如果你的良心還沒有變黑，你就應該想一想：誰家沒孩子，沒老人的？假設自家的老人、孩子生了病，同樣也會遭受西方醫療的盤剝。製藥公司可不會向你保證，你因為替他們宣傳有功，就可以不看西醫看中醫（一笑），那時候你就“悔之晚矣”了。
劉維忠說甘肅太窮了，這才選擇了用中醫的這些簡、便、廉、驗的方法。我聽他這些話，實在有說不出的味道。假設甘肅像浙江一樣富有，也許他就不會采用中醫的簡、便、廉、驗了。那麽，他不是因為中醫治病符合生命的規律才用中醫的方法的。如果甘肅有錢，也會像浙江一樣向外國采購各種各樣的、有害無益的大型設備，讓生病的老百姓在這些儀器上做有害無益的折磨而折壽。所以，窮，也許就是福。筆者發現，現在有很多疾病，有權的、有錢的死得快。雖然他們在醫院裏的伺候比窮人好得多，叫“醫療享受”。老天大概很公平，“享受”夠了就叫他們早一點歸去。
浙江省衛生廳的做法，就跟劉維忠不一樣，它出政策不許65歲以上的老中醫個體開業，實際是一件消滅中醫的重大舉措，卻通行無阻，馬到成功。溫州市的一個晚上，幾百個草藥攤全部關門大吉，這些開草藥店的老人也許現在早已歸西，他們帶走了多少單方驗方。老人們孩子們有了一些小病，找不到價廉效驗的草藥了。媒體沒吱一點聲。一個一心為惡的法規，招搖過市沒人說；一個一心積德的善行竟全國哄場起鬧，這真是為天下奇聞！怪不得有人說：良心不值一文錢了！
媒體最厲害的一招是請中醫專家出來講話：“9天打通任督，太誇張了，會毀了中醫。”但作此說者也許忘記了檢點自己的身份，你不是氣功師，為什麽淨講外行話。即使他是個氣功師，沒練過真氣運行，怎知道9天不能打通？沒人不知道天賦的重要，有人多年練不成的，有人卻一說就會。做中醫了不能有了一點地位就不知所以，不懂裝懂，胡言亂語的！
另一則消息說：“研究督脈26年專家:中醫無打通任督二脈說法”。語意不無貶低。氣功界即使沒有真氣運行之說，那有什麽不好？在中老年健身的氣功方法中，李少波先生發現了一種迅速“打通任督”的方法，或者他借用了武俠小說中的“打通任督”這個概念，那有什麽不好，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嗎？
反正，攻擊的花樣百出，目的隻有一個，為了賣出化學藥品，不讓人們身體健康。你不生病，藥賣何人？醫院開著豈不沒了生意？6月6日，鳳凰衛視在北京的辯論會，幾同於《新京報》發布的消息。有意思的是，被庇護的反方，把有的說成無，把無的說成有，有意進行輿論誤導。
西方在上個世紀70年代已經普遍知道抗生素對治療感冒毫無效果，過了50年後，我們也算是知道了。其原因是抗生素損害人體內的微生態平衡，使我們的下一代體質變得越來越差，現在真的成了名符其實的“東亞病夫”了。西方人真有先見之明，他們難道早就知道中國的西醫學界會如此8倍於西方的醫生把抗生素輸入我們孩子的身體，使他們全部亞健康？這就是現代的科學醫學帶給中華民族的“醫療享受”。在中華民族下一代體質不斷衰弱的時間裏，這當中有多少像方舟子這樣的人物做醫托，讓美國製藥公司發大財。
一百年前，我國的西醫醫院還辦得不多，內科病還隻有幾十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開《現代醫藥中的錯誤》（廣東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蘭伯特著，劉經棠等譯），很多內科病是怎麽生起來的還都不知道，怎麽治更不知道。現在病名達幾十萬個，醫院設幾十個科室，什麽病都能治了。還有個更有意思的，很多科室叫人吃藥都是吃到死的，這叫做維持治療。病人因長期吃藥，必然吃出病來。這種病，叫並發症。並發症生起來了，實際就是藥物中毒；並發症死亡，實際就是藥物中毒死亡。名稱兩樣，本意可明明白白的。送死者實際是命中注定，不算醫療錯誤。
（四）“打通任督”是對抗“被病”的一種小方法
“打通任督”是中醫學中的一種養生保健的操練方法。健康者打通任督能保健，避免生病；病人們打通任督能減輕病情，恢複健康。打通的方法是利用練習者自己的意識思維控製的能力。“打通任督”無疑是給熱火朝天的醫療市場化撥了一盆冷水，也給“看病難、看病貴”而求醫無錢無門的患者的一瓢“甘露”。我的一個患者受驚嚇得疑難病。到處求醫，當四年也沒治好。我接診後，雖帶頭了某地小問題，但總是不能痊愈。於是我給他介紹了一位氣功師做導引，當場見他大笑不止，笑後嘔出不少髒物，現在天天鍛練，身體十分健康。
甘肅省衛生廳辦了個學習班，宣布有幾十名醫務人員打通任督二脈。比一般患者打通任督二脈會有更多的好處。患者打通，他是自己一個人的健康。當然，我所講的患者不是因打通就是身上的病完全好了的意思，而是指他能利用意識的可自控性，控製了一點點生命信息在任督二脈中的運行，以幫助自己恢複健康。現在消息講的是醫務工作者，那當然不同。一個醫務工作者能幫助很多患者，因此，它如果像原子裂變，那就把醫療市場的部署打亂了。由醫療市場化製造起來的“看病難、看病貴”豈不亂套了？！每個人如果都不生病了，醫院、醫生做什麽用呢？這才是現在的李少波研究所被責令整改的真正原因。
這個消息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相信的人也有錯誤的認識，不信的人更不用說了。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過於注重功利，加上西方醫學的攪糊，借科學之名，行肥私之實。古時的西方醫學本來不會肥私的，但自從資本當了這世界的家，西方醫學附著它生存和發展，也因此跟著而肥了起來。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的曆史，就是西方醫學逐漸肥私的曆史。當然它初始也許是身不由己後來卻心甘情願地變成了西方製藥公司的工具而肥起來的。
這個西方製藥公司的工具到了中國，拉起一支醫托隊伍，通過各種方法貶低中醫，利用科學的名義把持了話語權，製訂各種規章製度限製中醫，直至消滅中醫。其目的隻有一個，把藥/械賣給中國，培訓銷售隊伍，拓展中國市場並占據其製高點。於是，一個世界上無能與之並肩的偉大醫學，被壓得無聲無息，稍有抬頭，就可能帶來無數非議。例如養生、氣功、生命、中醫等學術論題，隻要“冒出尖尖角”，就會被一記敲暈，盡至“體無完膚”、“昏迷不醒”。因為，輿論被洋辦收買了壓服了。
“打通任督”隻是一種維護健康防止生病的方法，不是小說中的武術。因此，媒體或輿論利用錯誤的思想或流傳的誤讀，有意曲解這四個字，存心可疑。
醫學的研究是幹什麽的？維護生命和健康，避免生病和死亡。這裏最重要的是對生命的認知。幾千年的醫療實踐，中醫學家們建立了整套無可匹比的生命醫學認知體係；而對生命的認知卻是現代醫學的盲區。但是，它卻盜用科學的名義，借此否定中醫學——真正的生命醫學。
上個世紀開始的否定中醫的思潮，與現在這個否定“打通任督”，由於“出生”在不同的時空，所產生的能量完全不同。中西醫經過一個世紀的較量，誰是誰非已經完全清楚。隻不過中國文化有一種活在世上就不肯屈正就邪的傳統，這才使中國的西醫受益者流暴發了反食療養生、氣功養生、打通任督養生等許多鬧劇。表演得最突出的醫托，名稱叫做“方舟子團隊”。
現在反中醫的人士中，除極個別人外，再不敢否定針灸學了。因為，全世界接受針灸治療的人在不斷增多。各國來中國學習針灸技術回國開業的醫生不斷增多，隨著時間的推移，針灸治病將布滿全球已成為必然的趨勢。那麽，針灸靠什麽來治病？當然是靠經絡、經穴的作用。經絡、經穴靠什麽起治病的作用？當然是靠一種我們現在的科學還測不到的經氣。這種經氣，就是生命之氣。
經氣可以接受兩種內力的推動——信息體係的自組織能力和意識體係的可自控能力。經氣的運行是生命存在的依據。運行障礙是生病；運行有序是健康；運行停止則是死亡。經氣運行看不見，摸不著，無法度量，所以，生命才看不見，摸不著，無法度量。人活著是生命在身體裏；人死了，是生命離開身體。活著稱為身體；死了，身體便被稱為屍體。解剖學是解剖屍體的科學。用解剖學做基礎的醫學隻是屍體的醫學，不是生命的醫學。因此，憑現代醫學（即屍體醫學）的知識來談生命醫學的道理，有點像瞎子摸象——胡扯。
我不相信現代醫學的專家能講出“打通任督”的是非，就是因為現代醫學根本講不出生命、健康、生病、死亡這四個概念的定義。他們根本不知道關於生命、健康、生病、死亡的道理。我講的這些話，也許聽的人接受不了，建議你們回家認真忖度，不要急於反駁。如果你很想講明白，希望遵守如下的原則：首先要係統地把生命、健康、生病、死亡，這四個概念連起來解釋清楚。
（五）“打通任督”是利用意識的可自控性引經氣有序運行
人的生命有兩個係統：一個稱為信息係統；一個稱為意識係統。信息係統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自組織性，是人的生長壯老已這個過程的動力；意識係統是人的生命的指揮係統，具有可自控性，是氣功產生的原理之所在。意識係統派生於信息係統，而成熟於出生後的人文環境。它是人的生命價值之所在。兩個係統的兩種特性，相反相成，是人類向高智慧發展的根源。
我認為，經絡是生命之氣運行的通道。“打通任督”是利用意識的可自控性引導並強化經氣的有序性運行。現在鳳凰台請那些被現代屍體醫學洗了腦的人，來討論生命的問題有似問道於盲。滿腦子裝屍體結構的人，怎麽會知道什麽是生命的道理呢？他們如果不知道什麽是生命，也就不知道什麽是生命之氣。那麽與他們爭論經絡、經氣的有無，經氣在經絡中運行的道理，豈不像對牛彈琴嗎？
問題在於經絡、經穴是否能因屍體的解剖而被看到？看不到是否就是沒有？一個活的人有生命。解剖活體也看不到生命，解剖屍體當然更看不到生命了。那麽，人豈不是就是沒有生命的？所以，說看到的就是有，看不到的就是沒有，這才是真的謊言，是睜眼瞎說的謊言。誰都知道，生命是看不到的，但它是存在的。經絡也同樣是看不到的，也同樣是存在的。任督二脈的有無，還用得著爭嗎？
反中醫的人士不敢否定針灸學，也不敢否定經絡和經穴，卻為什麽敢否定任督二脈的存在？這不是太有意思了。這叫做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幾十年來現代醫學運用此法排斥中醫已經出神入化了。其實任督本身就是在通的。如果不通，人早就生大病了。所以，說“打通任督”隻是運用生命的意識可自控的引導加了進去。但是，反對者並不因它的不存在，而因為它能保健康。
這“方舟子團隊”可不是一個人，它是一個靠醫療利益獲利的群體。這些有意思的人士中，還有一些是高級中醫。曾記得張悟本事件出現後，針對此事件在衛生部召開的專家座談會上，有位中醫專家發言說，對待張悟本，中醫界的同仁們應該討論如何給他以法律的懲處。這種西醫不敢提的問題，讓打著中醫權威牌子的人來說的方法，是現代醫學最高妙的一著，猶如當年（1929）西醫洋主子不露麵，讓劉瑞恒餘雲岫出來打先鋒，急急忙忙逼著當局立法取締中醫之鬧劇。不過看樣子，這鬧劇鬧得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甘肅衛生廳宣布“打通任督”二脈，衛生部表態說這是學術問題。學術問題是什麽意思呢？是在醫療發展的道路上允許探索的意思。這對醫托團隊來說不是好消息。於是，有位中醫科學院的“高級專家”出麵接受了某位記者的采訪，他說，打通任督會毀了中醫，我實在難以理解此話的根據。於是我向熟悉這位“權威”的朋友問：“此人會不會氣功？”答：“據我所知還不會。”你既然不懂，不如先去學學如何打通任督，然後再來談論中醫會不會因打通任督而毀掉。隻有這樣，他就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了。當中醫師，尤其是中醫師中的高級專家，千萬記住：在學術上對自己外行的學術問題，決不隨口亂說，避免被人利用。
說在短時間內學會打通任督二脈，實際隻是找到一種簡便的、能迅速學會的運氣方法，怎麽會毀掉中醫呢？中醫學是一個龐大完整的知識體係，其中包括氣功養生係統。氣功養生係統之下，又有無數不同的氣功養生方法，“打通任督”隻是這些無數方法中的一種方法。即使此一方法是李少波真氣運行研究所偽造的，也不關中醫毀不毀的分毫，它怎麽能毀掉中醫？這個天下之大謊，竟出自中醫科學院的高級中醫之口！希望已經獲得中醫高級職稱的人們，珍惜自己的榮譽，千萬勿賣外行貨。這樣討乖賣外行，真的會毀掉自己這塊高級中醫的牌子。此類人等如果耐不住寂寞，或者得了好處不得不出位賣乖，我倒有一個衷心建議，那就先行換個牌子：把“高級中醫專家”換成“高級西醫專家”。隻要在“高級西醫專家”這塊科學牌子的光環嗬護下，我倒認為“打通任督毀掉中醫”論就有了幾分君子性。因為盡管此論在中醫看來實屬外行無知，幼稚至極，如果出諸內行之口，那就成了賣乖不成反露餡了，難免有自宮求榮之誚，實在得不償失。但是在實證主義科學角度看來此論它確實守住了實物為證的科學底線，還可以被認為是正當的而且是出於好心好意的學術爭鳴。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好心提醒論敵，乃不失為君子之風。所以我說，如此換牌出招應該是相當合算的明智之舉。我誠心奉勸諸位專家，今後如果撈著機會要出位出手，最好先掂量掂量，算好上述這筆簡單的正負名譽加減賬，然後再從容上陣，以免大掉鏈子，貽笑大方。貽笑大方還算是個人小事，弄不好砸了鬧劇演練的場子，那就雞飛蛋打，不歡而散了。那可是大大的得不償失啊。
我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這個論斷，從基礎上推翻了西醫內科治病的依據，這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西醫的背後，是一個利益集團巨無霸。我當然不管這些，學術就是學術，它隻涉及真偽，與利益無關！
基於以上所說，我認為這一百年，中國文化界自我侏儒化引來了醫療災難。中醫本來遠遠勝過西醫，卻讓西醫把持了醫療權力，把中醫消滅殆盡。不過，老天仍在佑中華，護中醫。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它不管你孫中山、梁啟超、胡適或魯迅有多大名氣，也不管洛克菲勒財團慘淡經營的藥業帝國有多麽周密高明的全球戰略，多麽先進摩登的科技裝備，多麽勢如破竹的市場神威，經過一百年，我行我素，維護中醫，為了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健康長壽。
甘肅省“打通任督”首戰告捷，吹響了中醫複興的號角。
甘肅有人帶頭複興中醫不用藥不用醫不用錢，以打通任督經氣養生之法，達到祛病延年的功效。這是一件好事。如果以甘肅為起點，將真氣運行養生法普及全國；或者以甘肅為榜樣，全國掀起氣功養生大潮，於民於國則功莫大焉，利莫大焉。隻要是中國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來都是大好事。然則，樹欲靜而風不止，從大洋彼岸藥業帝國的角度看來，這消息大大不妙：全球戰略的百年大計即將受到嚴重威脅，弄不好則前功盡棄。事不宜遲，必須盡快下手剿滅。
十指連心，心動手到，藥業帝國的中國代理抓手們於是乎緊急動員，通過媒體圍剿、電視辯論對“打通任督”發起了攻勢。但如今畢竟不是1929年，新一代劉瑞恒餘雲岫們也搬不動中央部委；衛生部就明確表示，這事兒屬於學術範疇。
三、醫生為賺錢變成傷害病人的邪醫
那麽接下來的學術範疇的爭論實質是中西醫學之爭。我們願意靜下心來將這場爭論進行到底。首先，這種爭論不是誰科學之爭，而是誰能治好病之爭。現在有人說，西醫治病（或人生的病），中醫治人（或生病的人）。這話實際還講不到位。我認為更為科學到位的說法是：西醫治身體病灶，中醫治生命生病。
（一）醫學是研究治病的學問
我認為，一切內科疾病，都是生命生病。在屍體上尋找生病之因，無異於緣木求魚。利用微觀分析，則離生病的原因越來越遠，根本不是為治病，而是為騙錢了。因此，劉維忠的“打通任督”的根本意義在於不再花錢買藥，就能使自己身心健康。他的不好是損害麵大大了——整個醫學界的利益將大幅度縮水；一直宣揚西醫科學的媒體——廣告費沒了。但受益群體是被稱為亞健康的所有人們。我認為，練習“打通任督”者，不隻是身體健康受益，這樣的靜坐修練，意識集中，內控能力增長：就是智慧的增長，記憶力的提高。
做醫生的就是為了治好病。任何一個病人的病會不會好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病人的思想，即：病人本人認為會好不會好。一般的情況下，病人認為會好，就有利於疾病的痊愈。西醫也知道這叫做“安慰劑效應”。因此，醫生麵對病人，決不可說他的病是不治之症。但現在到醫院裏去看病的，幾乎都被醫生說成不治之症了。醫生隻有這麽說，病人才會聽他的囑咐東檢西檢，用遍醫院裏所有的檢查儀器，把很多的錢用在無效的檢查之中。所以，醫生為了使醫院賺大錢，不惜違背希波克拉底“不使病人受到傷害”的原則。
病人生病找醫生可能隻有一種病，也可能是有多種病。他的要求是醫生能把他的病治好，祛除疾病給他帶來的痛苦。醫生通過醫療收取服務的費用養活自己。但是，醫生由於知識、經驗、醫療方法等等的局限，卻不能向病人保證他一定能治好此病使病人恢複健康。對病人來說，局限於個人醫學知識，不能保證治好是可以接受的，但，仗恃唯一一種治療方法亂治療亂用藥就不可以；病人並不知道什麽是亂治療亂用藥，隻能企求於醫生的良心。而醫生能不能真正憑良心用藥在於他自身接受的道德教育和周邊人群道德觀念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在醫學的教育上擺正道德教育與醫學知識教育的位置，對醫學院的學生來說，是最重要的。現代醫學院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醫生的醫學知識既然有局限，因此，說病人患了不治之症應該成為醫學的禁忌。現代醫院裏，犯此禁忌者比比皆是，而不是個別，這也說明醫學教育出了大問題。正如陳樹禎說的：“就現今的科學技術和測量儀器，並沒有任何一種可以確定人類死期的方法。所以，任意告訴病人的死期是一種毫無科學根據、危言聳聽的謊言。胡亂猜測隻會增加病者心理負擔，是一種毫不負責任、雪上加霜的做法。”（《順勢療法》198頁）
醫生與病人都應該具備這種基本知識和信念：沒有治不好的病，隻有沒本領的醫生。這對醫生來說是一種鞭策，對病人來說是一種精神鼓勵，更有利於治療獲救。凡是認為病人隻有多少時間活的醫生，患者就應該立即製止他的治療，不這樣，就會被他弄死。道理很簡單，因為他所掌握的治療方法是弄死人的方法，否則，他怎麽知道病人的死期呢？
（二）中醫的現狀是社會的問題，而不是中醫的問題
本篇的重要概念：集體醫療、個體醫療
上個世紀初，一種新的醫療形式在我國大規模展開。這種醫療形式叫做集體醫療。集體醫療是以醫院為核心的醫療體製。在現代這樣的社會，這無疑是一種對中國醫療體製不足的補充。中國曆來奉行的是個體醫療體製，即醫生與病人的個體對個體的醫療行為：病人交給醫生的是自己個人的生命的健病信息；醫生的行為是個人對這一健病信息負有幫助調整其平衡的責任。這種醫療的個體性是誰也無法改變的。因為生命的個體性決定了醫療實踐的個體性：必須是醫生與病人的個體對個體的個體行為。病人通過醫生的治療而痊愈；醫生通過病人的治療而得到經驗。醫學是因為醫生行醫的經驗積累而理論化。由於醫學理論必須來自醫療實踐。一個中醫的理論家，就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治療家，沒有治療經驗的醫學理論家是不存在的。
可是，現代的醫學體係中，不會治病的理論家也許比在治病的醫生不僅更多，而且更紅，更權威。我有一朋友得乳房癌，腋下淋巴轉移有8厘米大，後來發現腫塊增大變軟了，腐爛出膿，心中很是恐慌。因為，西醫宣布癌腫塊腐爛必死無疑。於是，她就去上海、北京找幾位全國知名的乳房癌專家谘詢。據說這幾位專家因發現新的癌細胞而出名。他們因為出名而成為全國某些醫學專家組織的頭頭，頭銜當然是全國性的。患者好不容易能得到他們的接見，談話的內容卻不新鮮，專家同樣認同轉移腐爛後果不好，建議試用一些新的抗癌藥物。專家告訴她這是西方剛上市的新藥，有效的把握大。我的朋友知道，這些新的藥物專家並未用過，能不能治她的病仍未可知，隻不過貴得令人聞而生畏，據說一年需要花費百萬巨額，而且有效率隻20%。患者想：“他們怎麽能夠知道有效？隻不過讓我做個試驗品而已。”滿懷希望而去的她，免不了失望而歸。這個故事說明，現在醫學組織成的專家或權威隊伍，與醫療實踐是有距離的。可見，因為，西醫的專家不是治療家，哪能知道如何治療？老百姓以為生了病問專家才能有把握的想法，是被宣傳忽悠出來的。
醫院中拿最高工資的是病理科醫生。因為，病理科作為醫學的眼睛而存在的。但沒有人知道這個眼睛就像青光眼一樣，雖然睜著卻看不見東西。我舉個比喻大家聽聽：黃河發大水是泥沙堵塞河道，但是，病理科就像研究治理黃河發大水，去研究泥沙的分類或泥沙結構的專家。這能有屁用！現代解剖學作為探尋疾病的病因而促成的：一個病人死亡了，醫生解剖病人的屍體，發現腹中有癌腫塊，首先他判斷這是因為癌腫塊占位導致了死亡。因此，對占位的癌腫塊進行微觀分析，研究癌細胞的分類，從中找出治療癌症避免死亡的道理。這個天方夜譚故事騙了全世界的所有人，足足長達一個世紀。為什麽說它騙人？因為，進行微觀分析所得到的結論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原因被弄錯了，那不怪現在的病理專家，應該怪的那當然是300年前意大利的摩爾幹尼。讀者們想查查他為什麽會弄錯，請閱鄒紀平的《反思西方醫學》。
自西醫發明了“癌”這個病名後，在1901年，美國洛克菲勒研究所發現：小雞生癌症能互相傳染，估計一定是某種病毒作怪。至於是什麽病毒，以及它所產生的機理，洛克菲勒研究所沒有說明白。但既然已經認為是病毒了，因而就產生了用化療殺病毒的治療方法。由於70多年的癌症治療無果，美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曾發起一個“尼克鬆總統戰勝癌症的戰爭”。它由美國的國家健康研究所負責，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病毒是癌症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原來，一個世紀的治療實踐，許多癌症病人沒有因治療獲得生存，而生產化療藥品的公司卻發了大財。國家健康研究所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那些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這個結論的意思是：許多癌症病人不是死於癌症，而是死於治療。但是，這話不能公開說。因為，美國的十大製藥公司的利潤，比500個強大企業中其他的490強的總和要多。這就是說，美國500個最大企業的總利潤，製藥業占一半以上。如果製藥業不景氣，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經濟災難。美國為了保持它的利潤，把億萬戴上癌症帽子的病人送進了墳墓。我把這個經濟機密捅破了，不知道奧巴馬會不會生氣？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當我們遇到一個治不好病的醫學，一個把億萬人送進墳墓的醫學（例如癌症、艾滋病、流感），一個把全球人都說成生病的醫學（例如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類風濕、紅斑狼瘡），為什麽隻會仍舊想到要找這種醫學去治療？卻不逆向去想想：為什麽這個龐然怪物天天直的進去橫的出來，卻還日進鬥金蒸蒸日上？這種醫學體係為什麽老鼓搗出治不好還治死人的“疾病”？，這些“要死病”本身難道就沒有貓膩？它與國內國際的社會有著怎樣的結構關係？
明白人，這一回你們可得幫我祛魅解密啊。
（三）有權的有錢的被病死得快——精英們早做小白鼠
醫學既然是為謀取錢財而存在的，那麽有權有錢的死得快也是情理中的事。有權有錢的精英階層，當然要比一般人等得到更多更快的醫療“照顧”和“享受”，而不知它的負麵性，既可以享受“早檢查、早知道、早治療”，還可以多占用醫療照顧，享受更新更貴重的藥物，隻是不知道自己是早做小白鼠。
醫生是治病救人的職業；醫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如果有這麽一種規定：沒有錢，便可見死不救，見病不治，那麽，這豈不等於說：醫學可以因病人沒錢而不救，社會要這個醫學豈不是為有錢人設的？無怪乎現在有錢的死得快，也應該說是一種報應！
1998年，患者徐先生得肉瘤，每夜腹中如火燒，醫生說這是惡性腫瘤，但徐先生失業在家，靠妻子開出租車維持全家生活。因此他沒錢住不起院。我說，那就服我的中草藥吧！也許它比醫院裏更加有效。他服我的中草藥後，腹痛從未再發。症狀消失得幹幹淨淨。此後他就連續吃了70多帖。三四年後，他到我診所與我說笑：潘醫師，我得了肉瘤，幸好住不起院，隻能吃草藥，現在還活著。我的一個朋友也得肉瘤，當時我叫他到你這裏吃草藥。他說：“我有錢不去大醫院，還去小診所吃什麽中草藥？”他去了上海，做了手術，用了幾十萬。三四個月後，抬回來隻是一具屍體了。可十多年了，徐先生還活得好好的。
鄭文友先生在他的《世紀大交鋒》中記載“美國總統尼克鬆在任期間曾向全世界宣布‘美國治癌失敗’，衛生部長引咎辭職。‘化療’在美國合法殺人一個半世紀（筆者注：隻有半個多世紀）左右，也沒把癌症攻下來，因此說，‘化療’不是先進的，是不可取的，是比假酒害人還凶的‘凶手’。”但是，我國卻把它當作新技術、新方法來使用，以致許多國家重要領導人都死於化療之手。例如“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患胃癌住進301醫院，請來全國著名專家會診，及至認為沒有治療辦法了，通知其家屬僅有一個月的生存期。肖華老伴聽說北京燕山腫瘤醫院鄭文友（我當時受聘為該院副院長）治癌有專長，故請我出診。我見肖華同誌談笑風生，僅有吞酸和劍突下壓痛症狀，怎能死人呢？我說：我立下軍令狀10天內讓首長病情好轉，三不放療。可是醫院的臨床醫生以保護首長安全為由，不準外院醫生治療，肖華主任百般哀求也無濟於事，結果不到一個月人死了，是給化療化死的。”“原中央組織部部長陸定一的老伴嚴慰冰患了肝癌，在北京入院治療，也宣布了死期，陸老二次接到病危通知單時，陸老的大女兒找我去給她母親治病。到了北京醫院，我看到的嚴慰冰尚能生活處理，既無黃疸又無腹水，疼脹輕微，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話，也未發現明顯症狀反應，我想這麽一個人怎麽也判了死期了呢？陸老在二樓等我的回話，他問我‘老嚴還有救嗎？’我說：‘比起我治療過的肝癌患者嚴老是最輕的病人，我有把握治好。’陸老嚴肅的問：‘真的？’我答：‘豈敢在首長麵前說假話。’‘那好’快把院長請來。院長臨床醫生都來了，陸老問：‘老嚴還有救嗎？’院長答：‘沒有治療措施了，已下病危通知單了。’‘既然你們不能治了，那麽我現在請來位會治的醫生來，你們聽聽他怎麽個治法吧！’於是我把治療辦法，治療後的光明前途等等理由和根據一一說出來，可院長們齊聲說：‘沒有衛生部保健局的指示我們不敢叫外院醫生治’。陸老說我陸定一負責，治死不叫你們負責還不行嗎？！齊答不行。陸老又哀求院長說：‘這樣吧，請給我一瓶安眠藥片，我給老嚴吃，叫她安樂死行不行？’仍齊答不行。陸老拄著手杖站起來說：‘我們求生不行，求死也不行，那麽我給你們下跪啦！’陸老真的跪下了，嚇得院長、醫生們忙起身把陸老攙扶起來說：‘你老血壓高，千萬別激動……’見此情景，我忙找個借口說：‘我回去請示領導再議吧。’陸定一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這麽高的身份以家屬的名義另請外院醫生治自己妻子的病都不準許，這是什麽規矩？結果嚴慰冰真的按照醫院判定的死期死在化療的屠刀下了。”（《世紀大交鋒》第2頁，香港人類福音報社出版）
（四）資本主義醫學是玩疾病賺錢的
鄒紀平天才地指出，現代醫學正確的取名，應叫做“資本主義醫學”。因為它對外是展示它的救死扶傷的醫療形象，對內卻是一個“分科醫盲團隊”；在學術上抨擊壓製不同的醫學觀點，層層控製醫學，避免公開爭論；地位升級隻憑論文和學分。鄒先生的妻子是個幹了幾十年的西醫，卻支持丈夫一起寫了三本書《生命誰做主》、《反思西方醫學》、《超猴醫學院》，揭露現代醫學“把病灶往那兒一戳，用‘臨床理論’手段，一門心思玩疾病賺錢。他所講的條條道道，就像內部引爆的重磅炸彈：他自己出錢出版這些書籍，當然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一個濟世救人的偉大事業——醫學。
附件：《國人年輸液104億瓶為哪樁》
（2010年12月28日《參考消息》）
[香港《太陽報》12月27日文章]題：每年輸液百億瓶，醫院隻為斂財忙。
到醫院看病，通常隻有重症病人才輸液，但今日內地醫院，輸液卻變成“常規動作”，無論大病小病都輸液。國家發改委一名副主任日前透露，去年一年中，全國共用了104億瓶輸液，以13億人口計算，相當於每人平均輸8瓶液，遠高於國際水平。
濫輸液隻是冰山的一角，事實上，內地醫院過度用藥的現象非常嚴重醫生開處方時大手大腳，無論病情需要與否都開貴價藥，還動輒安排各種收費昂貴的檢查。某地有名兒童發燒，看一天病竟花了一萬多元，高昂的收費遠超出民眾承受水平，低下階層民眾更是苦不堪言。目前，過度醫療亂象在內地極為普遍，醫生們利用手中的處方力，想盡辦法推銷藥物，什麽醫療道德，什麽行為規範，早已被他們拋諸腦後。過度醫療歪風越刮越烈，完全是醫療體製混亂的結果。近年當局推行醫療體製改革，在新的政策下，公立醫院需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於是各出奇謀，把盈利作為第一要務。
醫院員工發獎金，院長要升官，都離不開經濟效益。院方層層下達經濟收入指標，落實到每個醫生，不能完成經濟任務者，第一年警告，第二年換崗。醫生帶著沉重的經營壓力來診症，唯有盡量開高價藥，以求完成任務在為病人著想還是保自己飯碗兩者之間，哪個醫生會選擇前者？
值得指出的是，醫療腐敗也是過度醫療的重要原因。不少醫務人員，尤其是醫院負責人與藥商串通，為了收養巨額回扣，不惜淪為藥品的推銷員，昧刁難良心把貴價藥硬塞給病人。
不堪的是，醫療係統內部已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判斷醫生的能力，不是看他醫療技術和服務態度，而是看他能否從病人口袋中掏更多的錢，誰能為醫院帶來更多的收入，誰就能獲院方青睞。相反，恪守醫療道德，想方設法減輕病人負擔的醫生，反而被視為“異類”。在這種情況下，醫療素質每況愈下，事故層出不窮，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近，當局對藥品價格進行了一次全麵調整，平均價格有所降低。然而，有衛生部官員公開承認，醫療費用的的絕對值並沒有下降，因為在注意控製藥品價格的時候，貴價處方又出來了。
顯而易見，單靠行政命令壓低藥價，無法根治長期困擾內地社會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衛生部門如果不對所謂醫療改革作徹底反思，拋棄所謂醫療經濟的思維，目前的亂象根本不可能改變。
為了醫療化的展開，利益集團需要做一次“看病難、看病貴”的演練。演練的本意在於讓老百姓習慣於西方製藥業對我們的搜刮。西方退休的老年人是把大部分的錢用醫療費的，但我國國民沒有這種習慣。因此，這種思想上的習慣對醫療利益集團來說非常重要。
醫療化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搜括更多的錢財。但是，這種不斷提高搜括份額在西方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因而“反旗”越來越多。而且，很多是從現代醫學隊伍裏做醫生的直接樹起反旗來，就像門德爾鬆那樣的人，他們了解內情，揭露的內幕更為驚人。
在美國的華盛頓聯合車站誕生了一個重要的國際雜誌
“《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它有著非同一般的雄心壯誌，力圖通過免費提供科技文章網上閱覽挑戰權威。還有，不像世界上其他重要醫學雜誌，這個雜誌不接受製藥公司的廣告，不刊登製藥公司讚助的研究，因為它認為這些是披上科學外衣的營銷。這個目標，雜誌編輯說是用來打破製藥微量和醫藥雜誌間的循環。”（[澳]雷?莫尼漢等著念叨飛等譯：《藥禍》第245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這本新雜誌由舊金山的非盈利的公眾科學圖書館創辦，其編委會囊括了全球降壓保健領域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通過挑戰權威的地位，脫離製藥公司的影響，推廣更多獨立的醫學信息，這個雜誌在我們麵前展示了一條新的道路。
可見西方政醫一體化體係的厲害。它們被喜好“科學”的人們搬到中國來之後，建立起來的醫療管理體係比美國更為嚴酷的。道理當然是與我國的思想劃一化製度僵硬化有關。但這種醫療中的反人道製度，被嚴守到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都鬆不動，連肖華這樣的大將也掰不開的地步，隻能讓人覺得這個潘多拉盒子裏出來的惡魔，其魔力的強大和周密，讓人毛發悚然敬而畏之。無怪乎它能夠為美國掙來50%以上的全國利潤，成為美國經濟的擎天大柱。
1998年，美國的哈佛醫學院進行了一次調查，資料顯示這年美國替代性醫療機構的醫療費收入，超過了公立醫療機構的醫療費收入。這說明長期被所謂的科學醫學視為不科學的美國替代性醫療，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形象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因為，醫療的兩麵性展示，它既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謀財害命。人們寧可自掏腰包上不科學的替代性醫療機構就醫，而不願意到有報銷的科學的公立醫療機構去送死。美國西醫末日的來臨，證明一個依靠信仰而存在的醫療體係，必將使門德爾鬆的預言得到現實曆史的證實。
我不知為什麽我們的媒體，經常勸人們生病要上大醫院，別去小診所。就好像醫院越大越會看病。很多人來我診所看病時都這麽說：“我看過很多大醫院了，還是沒有好。”後來這病給我治好了，我與他們說笑：“你們有病總要找大醫院，卻不知道大醫院是不長眼睛的。是醫生看病，不是醫院看病。病能不能好，不是醫院大不大，而是醫生與你有緣沒緣。”媒體怎麽會知道呢？
五、具體措施
（一）把搶救老中醫擺在第一位——開辦老中醫工作室
國人需要中醫，世界需要中醫，但是在我國因西醫掌權，中醫已經被消滅得差不多了。中醫被消滅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掌權的西醫利用管理權力，用西醫的管理方法製訂法律和規章，是使中醫被消滅的主要原因。例如搞中西醫結合，搞考試準入，搞圈地段行醫，搞65歲不準開個體診所等等。再如規定中醫院校的教材，不學習中醫經典著作，把西醫的基礎課參入，作為中醫師資格考試的主要內容等，結果使中醫後繼乏人。
我國幾千年的曆史已經擺明中醫發展主要靠師徒傳承，而不是靠學校教育的“批量化”生產。但這並不否定學校教育有一定的用處，問題在於向學生提供怎樣的教材。如果教材都是現在這個樣子，不接受教育也許比接受的要好。這是因為教材不好，學生們受影響還浪費了時間。
如何根據現在的形勢，即中醫數量極少，老中醫就更少，而在這一個泱泱大國裏，如何能讓它迅速發展？答案隻能是：開辦老中醫工作室。說開辦就應該迅速開辦，老人的時間不能拖，精神和健康變化快，像老中醫李可，從出名，到去年故去，就沒法搞工作室了。像朱良春先生，現在已96歲，辦成工作室也沒有意義了。國家中醫藥局，你們就是再想在辦，能做到嗎？因此，對待老中醫辦工作室的事就不能拖，沒多少時間給你們拖的。
浙江省衛生廳規定一個老中醫隻能帶兩個學生，而且還有許多資格（例如學曆）限製條件，例如要有什麽等級的學校畢業；老中醫要具備副主任職稱。這些條件表明他們根本不想真正能讓老中醫的一生所得傳承下來。這些條款都是錯誤的。中醫傳承人最重要的傳承條件是他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有無真實價值；被傳承者最重要的是個人的悟性。但悟性是沒有尺度可量的。因此，提傳承者的條件和學習者的條件就應該避免這些低級錯誤。
我們在這條傳承的道路上，已經走錯了一個世紀，足足有三四代人了。這怪不得任何人。由於時代的錯誤，許多老中醫也免不了現代醫學按病名治病的汙染，多多少少都有點疏遠辨證論治了。試問：還有幾個老中醫能完全按中醫的辨證論治的原理治病的？可以說，不會超過1000個了。浙江省是全國中醫“大戶”，這樣“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搞老中醫帶學徒，能帶出多少來？能使浙江省的中醫發展起來嗎？我建議這樣的規定，因為不符合當前形勢，應該撤消。
盡管現在老中醫已經很少，即使允許他們一帶兩，到這個老中醫故去，帶不出幾個。而且，中醫靠悟性，學生沒悟性，帶到底也學不起來。按這個政策規定，就不可能讓他們帶出一批來的。何況能夠真正接班的也不多，沒有幾個是沒有被現代醫學汙染了的。
自衛生部以65歲不能再開個體診所的規定被執行後，這種輕視和滅絕民間個體中醫的政策，被一絲不苟地執行。因此，民間名中醫如何認定成了大問題。像我這樣一個已經著書十餘冊的，而且還被老中醫朱良春先生譽為有“真知灼見”、“創立新說”者，也算不上名老中醫，何說一般人等？衛生部門從來沒有給過或推薦過民間名老中醫的名額。因此，以民間名老中醫命名的工作室便難以成立。
如果我們能夠以名老中醫為核心，團結起一部分次老中醫，組成醫療網、谘詢網、學生網等多種網絡。我們可以利用最新醫學教材，教法，最好的錄製和傳播方法，還需要動員老中醫做奉獻，把他們的行醫實踐，用錄像技術按實錄製，以後留著給學生們學習之用。因為，老中醫都不是神仙，治病都不可能百發百中，疏漏一定很多，缺點會暴露無遺。這種錄製涉及個人隱私，我估計全國可能隻有極少數人會完全讚同。
中醫學是維護生命和健康的知慧體係。早在1850年以前，中醫醫聖張仲景著《傷寒論》，就基本完成了對發熱病證治療的係統研究，分六經進行辨證論治。這就是方證辨證。“證”絕不是西醫的所謂“病理”，實際上是生命對付體內不平衡的生理舉措。“太陽病”187條，正治的隻有10條，其他的都是治療後變化的應對。如若對證，效如桴鼓。日本中醫學家對《傷寒論》的方證實用研究很深，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這說明，中醫治發熱病證早就成熟，後來的醫家給它增枝添葉，使它更加輝煌。對比西醫學的強製降溫對抗療法，孰優孰劣，誰益誰害，難道還需要長篇累牘加以論證嗎？
（二）恢複個體醫療責任製
我不否定當前的這種集體醫療模式，即辦醫院。但我認為，以這種模式做主導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承認內科治療是醫療中占主要地位的話。那麽，恢複並迅速發展中醫個體診所就十分重要。隻有這樣，既可應急解決“治病難、治病貴”的現狀，又為迅速擴大中醫隊伍做好準備。
西方自文藝複興之後，醫學被人為納入市場的懷抱。現代醫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想構築一種理想的、統一的疾病模式，建築這樣的模式是為了符合市場的需要。從希波克拉底到蓋倫西方建立起的體液學說，在300年前被否定，代之以意大利摩爾幹尼病灶為病因之說。此說不僅迷惑了社會至今，還使外科操刀的技師進入了主導地位。此說實際是認為任何疾病都可以通過外科手術治療，使醫學疏忽了生命自身的作用，把軀體工程集體醫療模式扶上首席大位。
醫療的目的是治好病和照顧好病人。做較大的外科手術固然需要醫院和房病，但越大多數疾病，尤其是內科病是不需要住院的。即使生了重病，在家中的照顧，都會比醫院裏好。無論哪個醫生或護士，無論他或她是如何的細心和體貼，都不如病人的家屬。我的病人都來自全國各地。很多是癌症病人，在第一次四診後就回家去，隻要打電話改藥方和寄藥。如果家中有人懂醫輔助，能講出精神狀態、舌苔、舌色等生活中的情況就更好。所以，把增加床位作為醫療事業發展的方向，似乎並不符合醫療目的和你醫療事業發展的實際。
1.原創中醫就是個體醫療
原創中醫的精髓在哪裏？就在於個體行醫。醫療行為的根本在醫生個人對病人個人的良心責任。西方國家盡管中醫數量極少，但仍然保留了中醫個體的原創性精髓，這就是個體診所。但在我國，這種原創性已經基本上被消滅幹淨了。這裏也表現出我國文化水平自毀的能力。
中醫以個體醫療模式在中華大地行了五千年之久。正因為它符合醫學的規律，才充分成熟。無怪乎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中醫的成熟就在2500年前，一部《黃帝內經》足資證明。個體醫療形式符合自然規律的道理是因為，任何治療行為都是：病人將生命與健康的信息毫無保留地交給醫生，這說明病人對醫生的信任。由於病情變化的複雜，病人思想、生活的不可掌握性的因素太多，個人的學識和能力有限，醫生對病人交給自己的這個重擔全麵負責，需要一定的氣魄和能力。故先賢李中梓謂做醫生，就應該“心欲大而膽欲小，行欲圓而智欲方”，一個人決策，一個人負責。
無論無論到哪裏，看病永遠是醫生個人與病人個人的一對一的醫療行為和醫療關係。病人個人，把生命與健康交給醫生，聽憑醫生處理。因為無論什麽時候，醫生是處理方，病人是被處理方。病人憑著對醫生的敬仰和信仰而聽憑醫生處理的。因為醫生無論怎麽處理，病人會有很多管不了的。因為醫生要用藥，醫生要實施某種醫療處理，要費用，病人都無法管。醫生隻能憑良心做，盡自己的所能做。如果醫生黑了良心，病人根本沒辦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艾寧的《問中醫幾度秋涼》。艾寧的媽媽是個當地有名的老中醫。解放後被安排到醫院裏工作，工資94元。這是很高的待遇了。那時候評到工程師的，也隻有50來元。可是她幹了一段時間就打鋪蓋回家了。因為，醫療活動是醫生的個人行為。集體化不適合中醫的實踐，除非他是個混飯吃的。醫院的個體化，給醫生與病人隔起了一道牆壁，醫生與病人失去了有機的聯係，療效信息反饋多所窒礙，病人的整個療程醫生無法掌握。還有許多中藥必須由醫生自己炮製加工，更多的中藥不能按照醫院的硬性規定限製使用，使她施展不了拳腳。這位老中醫知道，醫生與病人失去聯係，用藥被束縛了手腳，中醫被切斷了醫學實踐的生命鏈，就意味著醫生失去生命。難怪艾寧的媽媽隻得無奈地脫離現代化的醫院，回歸中醫實踐原生態。
我到現在還有一些中藥是自己親自動手炮製的，每天都有很多病人打電話來反應服藥後的情況，我與病人之間保持著良性的信息互動。我深知，如果失去了炮製用藥的主動權，切斷了醫患之間的信息聯係，中醫就不能生存，更何談發展。這說明，學習中醫學就是學習如何維護生命和健康的知識。基於以上認識，應該首先研究一下中醫產生、存在與發展的規律，就可以避免前車之轍。
醫學通過醫療實踐才能得到提高。而任何醫療構成的醫生與患者的關係必然是個體關係。這種個體關係正是產生中醫學的基礎。無論什麽醫生開始行醫，他的實踐經驗都是零起點，通過不斷的實踐而得到逐步提高。
醫療都是個體對個體的責任。從古至今無不如此。醫療結果的好壞，信息由病人及時反映給醫生。有的病人雖然沒有治好，甚至治壞了，醫生能及時獲得信息，及時糾正，對病人與醫生都有好處。或者從中吸取教訓，也能得到提高。但現在的個體中醫診所，基本被消滅無遺，所有留下來的，基本上都是不中不西的。醫政管理為了幫醫院集體的忙，為它清除業務障礙。從反麵說，它使現代醫學的醫生，把無能發展到極致，反而給中醫發展增加了反麵教材。
2.醫療的自然規律是個體責任
醫學和醫療有它自己的自然規律，違反者必會受到懲罰。醫生通過診斷、確定治療方法，以及處方用藥，掌握所有反饋的信息，這才使得醫學不斷提高和完善。滅絕了植根於社會生活之中的個體醫療模式，就等於斬斷了中醫生存之根，其他花花哨哨所謂發展中醫的口號，隻不過是自賤自宮的遮羞布和麻醉劑，如斯而已，豈有他哉。
因此，西醫的內科醫生亦應以個體診所為主要形式。至於他們需要大型檢測儀器，也同樣可以開單子到醫院裏去檢測。
生命的個體特異性產生的醫學，必然要求任何醫療方法必須適用於每個個體而不能劃一化。其醫療方法的無限性必然要求醫學必須具有最大的開放性。
這種狀況，有如艾寧說的：“中國的曆史不允許中醫自我封閉，它必須是開放的，無時不刻在調整自身與現實的關係，總是與人民生活結合渾然一體。而這一特點正是中醫今天難以立足的一個原因。中醫人員來自民間的路被切斷了，中醫人員回歸民間的路也不通了，中醫失去了生命之源，中醫沒有自己的行業城堡。中醫是個測量表，在我們這個講民主、講以人為本、講科學精神的高科技時代卻讓中醫舉步維艱是很說明問題的。人們認為這是中醫的問題而不是社會的問題。”（艾寧：《問中醫幾度秋涼》第195頁，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年2月）艾寧的話很有哲理性，但她似乎有點過於悲觀。她說“中國的曆史”應該改為“醫學本身的規律”才是（請看下麵的社會自然結構圖）。筆者認為這樣一改，就變成了中醫發展符合醫學發展的規律，艾寧就不會悲觀了。
其實，不是中國的曆史不允許中醫自我封閉，而是作為醫學本身，就是不可能允許自我封閉的。醫學對人類而言，是需要永遠不斷探索的。因為，生命的特異性決定了人類的疾病不可能規範化標準化劃一化。每一個醫生都隻能在有生之年學會和使用某一方麵的醫學技能。他不可能具有會治愈所有病人和所有疾病的能耐，而客觀現實卻要求他最好能治療所有的疾病，治愈所有的病人。
我認為中醫被擠壓，被邊緣化，不是中醫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中國的曆史現實，既然是中醫不斷自我完善的社會基礎，從中我們就可以汲取許多有益的經驗。中醫是曆來沒有市場主義誘惑的環境之中的。醫學本是懸壺濟世的仁慈事業，作為需要生活資料過日子的中醫生個人，就不能像商人一樣發財致富。現在的時代，市場的發展，對年輕的中醫來說，就有了很大誘惑，耐不住“寂寞”的醫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市場的懷抱。這也是中醫麵臨毀滅的一個主要原因。
醫學的求實，即隻求病人健康的實在與科學的求真有點格格不入。醫學是一種藝術——生命藝術，具有強烈的個人性，需要個人精神和道德的投入；就像人們追求生活的完善完美一樣，中醫的發展也是追求技藝的完善完美的過程。因為，行醫的是個人，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像任何藝術家的表現，都在代表他個人。我行醫50年了，麵對很多病人，仍然束手無策就很多。西醫可以講這不是我的專業，中醫無法這麽推托。這就說明醫學開放的必然。西醫的醫生卻不一樣，就靠那些人為製定的指標，搞一套標準化劃一化的對抗療法，能有出息嗎？還總是那麽高傲，絕對的自負、自信，固步自封，就像井底之蛙。
疾病，同樣地具有絕對的個人性。每一個病人所生的疾病表現，都是他個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在維護自己生存排除疾病的表現。也就是說，每一個病人的病理表現，實際都是生理表現，這就是說，每一個病人的疾病都有他的個體性，治療方法亦應因人而異。每一個老中醫都會有這樣一個體驗：行醫，是一種無止境的追求，就是“非不治也，未得其法也”的"法"的追求，（用現在的話來解釋：“沒有治不好的病，隻有沒本領的醫生”。）也是筆者所認為的“病人是醫生的老師”的注釋。此話注定了做中醫的永遠背十字架的醫格和命運。中醫的醫格：“要命不要錢”。既然要命不要錢，就決定了醫生不能發財。中醫無錢，在市場社會裏就無權，這樣就決定了它的命運：必然會被市場醫學擠壓。當前的社會是市場社會，市場控製了一切，包括權力和醫學。因此，醫學的開放性注定中醫會歡迎西醫的進入；而西醫，作為市場的醫學代表，就必然想方設法使中醫邊緣化——獨占市場（要錢不要命）。
（三）宣傳醫學理念，實施《醫療行為準則》
以製藥公司為代表的“市場”，已成為醫學和權力的核心，而不是與醫學並起並坐的。在製藥公司統轄下的醫學體係，醫學院、醫院、醫政，已不可能起到維護人們生命與健康的作用了。“醫療市場化”這個概念被衛生部門推出後，出現了很多新概念，例如醫療腐敗、醫賴、醫鬧等。最近，哈醫大殺醫案把醫療市場化推向了審判治，而坐在台上的法官，卻是醫療市場化的創始人。法官說：醫鬧不斷是因為醫院缺乏警衛，應該設警衛室；是法規不嚴，應該製訂更嚴厲的治理法規……這好比一出滑稽劇，不僅自導自演，連觀眾也是他自己。老百姓被弄得啞口無言！
現代醫學醫療的特點是，診斷是儀器的檢測；看病的醫生不會診斷（看病）。病人生什麽病是儀器告訴他的；看病的醫生得到診斷書後看藥物說明書用藥，而藥物說明書是製藥公司編寫的。這一係列事實說明：你到醫院裏去看病，那個接待你的醫生是不會診斷的，也就是不會看病的；而是給你開檢驗單和藥單的。診斷錯誤，那是管診斷儀器的醫生或儀器本身的問題，他是不用負責任的；藥物的療效是好是壞，那是製藥公司的責任，與他無關。如果藥把病人治死了，那還有一套可以把責任推到病人身上的理論作為擋箭牌，何懼譴責之說。醫生們應對病家的質詢，隻用一個台詞：藥物過敏，這就非常輕鬆地把責任之球踢回到病人身上。意思就是：此人不適應藥物，打針打死了也沒辦法，責任不在醫生這邊，更不在藥品身上。醫生們都是按照現代科學醫學所規定的統一的工藝流程操作的，中規中矩，一絲不苟，科學之至，何錯之有？製藥公司生產的藥品可是經過醫政審批的、醫界公認的，非常科學的，而科學就代表真理，哪有錯的！醫政是權力機構，在國人心目中更是真理的代表，它審批的更是錯不了的。總之，醫不錯，藥不錯，政不錯，人家通通不錯，唯一錯的就是這個該死的過敏病人。
諸位有沒有追究過“藥物過敏”這個台詞所掩蓋的真麵目？
大家知道，在西醫對抗療法思想主導下研發出來的化學合成藥品完全不同於大自然恩賜的本草（包括部分動物體和礦物體），不具備天人合一性，都是人工製造的與人為敵的毒品。化學毒品用在人身上都是對生命自組織能力即生命力的侵擾、拮抗和破壞。人們接受化學藥品也就是接受毒品的入侵，這就形成藥物中毒，人身由是產生中毒反應。西藥中毒反應則視人體生命力（即自組織能力）強弱而別，大體上有如下三種人三種情況：第一種人，生命力比較強，中毒反應較為輕微，能夠耐受得了，不但不太難受，反而以其部分生命力的犧牲換來些許鬆弛的感覺，人與病一損俱損，一衰並衰，雖然有點食欲下降之類的虛疲感（正氣有所衰減），但畢竟相對緩解了病情（邪氣亦衰減），給人以“病好了”的良好錯覺。這就是西醫治病的能耐之所在；第二種人，生命力較弱或者在接受西醫/藥治療過程中被削弱了，這人的體能可就入不敷出了，於是就產生較為明顯的中毒反應例如皮膚出現藥疹，藥毒性反胃、嘔吐、腹瀉等等。這實際上就是讓西醫/藥中毒給治壞了，但西醫們絕不承認這一點，而是認為病情本身在惡化；第三種人，生命力更差勁或者在接受西醫/藥治療的過程中被摧殘了，生命力越來越衰疲，抵擋不了西醫/藥毒的進攻，完全敗下陣來，發生休克乃至死亡。上述三種情況天天在醫院裏發生，芸芸眾生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微妙之處就在於，被製藥公司雇傭的的醫學家們很聰明，他們秉承製藥大佬的旨意，開動腦筋，祭出一絕招：把藥物中毒這個概念偷換為“藥物過敏”，並壓縮在第三種情況的範圍之內，這就巧妙地把藥物本身的毒害性順利轉嫁為病人自身的過敏性，而且順帶地從反麵否定了第一種情況的無形傷害，規避了第二種情況的有證傷害。一石三鳥，兩麵三刀，其圓謊手段不可謂不高明。從醫學院走出來的學士碩士博士，以及在西醫界混出名頭來的教授學者專家滿腦子全是由這種高明謊言編織起來的科學醫學理論。他們自我感覺良好，躊躇滿誌，自以為擁有一顆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醫學頭腦。當他們眾口一詞地說著“藥物過敏”這些渾話之時，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在糊弄受眾，欺瞞病家。現代醫學的悲哀，由此可見一斑。
《醫療行為準則》（見本書開首頁）的提出，是因為患者家屬覺得自己被醫生欺騙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傾家蕩產，有的生不如死，可是申冤無門。例如武漢有個省紀委副書記的妻子，因兒子在某醫院出醫療事故，上省政府申冤，被7個警察打得遍體麟傷。這還是靠丈夫的官銜高，警察道歉調職了事，才能有此結果。一般老百姓，打了隻能是白打。由於很多人申冤無門，積怨越來越多，醫患矛盾激化，打醫生，甚至殺了醫生的事件就出現了。醫生被打、被殺，當然也很冤枉，自己好好地工作學習，例如王浩，一個研究生，沒招惹誰，無緣無故給一個未成年的患者捅死了，豈不冤了？！
因此，推行《醫療行為準則》已經時不我待。
醫學的完善和醫療能力的提高來自個體醫療
本篇的重要概念：團隊醫盲化、醫學、醫療
醫學的恥辱在於：它始終是一個欺騙自己的龐大的理論體係。依據這樣的原則——挖空礦山裏有腐蝕性的礦石、掏淨動物不潔的內髒、放幹爬行動物毒囊裏毒液，醫學形成了所有一切不可思議的謬論。僅僅出於組織、營養學或極度刺激的某種需要，這些謬論被反複地灌輸給人類，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如果所有的藥物都被拋入大海，那麽，這對人類是一大幸事，但對魚類卻是一大災難。（《現代醫療批判》第111頁）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1809年-1894年）
一百年前的這位著名科學家奧利弗先生就這麽說過：醫學的恥辱是因為它已經成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係。如果沒有一大批的社會精英，這個體係如何構築得起來？這是對西醫理論體係和社會現狀的一針見血的批評。我倒是認為西醫學的理論體係還沒有建立起來。之所以沒法建立，是因為學者們被“組織”起來了。他們不再是自由的、可以自主研究的學術分子，而是變身為有目標按計劃地為製藥公司的利潤而進行工作的群體。他們被收買而成為分享製藥公司的利潤的群體。正如林內?麥克塔格特說的，“醫學研究不公正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多數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資助的，而這些公司在不同結果上存在利益差異。這些藥物公司不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經常決定研究結果是否發表、在哪裏發表。”而真正的醫學研究是不能受任何外力尤其是金錢鉗製的。民間中醫是自由散漫的，可以自由采藥（草藥），自由使用（要賣就賣，要送就送）。中醫的這種藥物供應形式反過來也決定了中醫行醫的自由形式。自由中醫把個體的經驗升華為理論，這就與西醫被藥物利潤驅使的理論大異其趣了。
疾病都是病人的自組織能力運行有所障礙而形成的。每一個病人的表現都不一樣。也就是說，沒有一種疾病是能夠統一治療的。醫生治療疾病首先應該照顧好病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這才能達到治療的目的。生命的個體性決定了醫學實踐的是非和成敗。醫生通過治療救助病人的實踐，使自己獲得經驗，每一次治療實踐，都是一次學習，一次提高。集體醫療反而使治療分段化、盲目化，所以，醫生才會成為醫盲。
醫學與醫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醫學是指對維護生命和健康的學問；醫療是指具體進行的治療活動。醫療活動是醫生個體對病人個體的個體負責行為。這種治療的個體性，決定了醫學研究的個體性。這種醫療形式，在中國自原始時代開始到明清就一直未變。但到了現代，社會交往頻繁起來，人類需要更多的治療方法。好奇是人類的本性。外科手術作為一種新形式進入了中華民族的醫療領域，人們覺得不足得到了補充，表示熱烈歡迎。這就是中醫學的開放性。因此，在短短的一個世紀裏，軀體工程集體醫療模式就布滿中華大地，已然成為主流。在中國行了五千年之久的生命全息個體醫療模式，想不到自己會遭到無情的排擠和致命的摧殘。
醫學既然具有開放性，也就無法使中醫建築起一個自我保衛的城堡，必然會像“馬”一樣地歡迎“駱駝”進入它的馬房，這是符合自然的本性表現。醫學是全人類的，是為了維護人的生命和健康而產生的。從大局來看，本就不應該有西醫中醫之分。因為，醫學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人們的生命和健康。反過來說不是維護人類的生命和健康的醫學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生在世上，隻有健康是著重要的。現代社會有很多人為性反規律的東西，這些反自然、反社會規律而強加的東西，使醫學的不成熟性和貪婪性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才是西方醫生罷工死亡率降低的原因。
西方醫學在醫療實踐中之所以一而二，二而三的碰壁，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其原因之所在是因為它違背了自然的規律。我們應該相信，隻要人類存在，就需要醫學，醫學就會不斷完善。所以，我認為悲觀是沒有理由的。君不聞“中醫在中國生根，在日本開花，在美國結果”這話嗎？我認為，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不過，美國人如果從小就念中國的古典，反過來說，“在美國結果”也不是不可能的。
疾病的產生都有外在和內在的兩種原因；醫學通過醫生個人進行醫療活動。中醫是最具有包容性的醫學。上個世紀初，它覺得西醫的外科具有中醫所不能的東西，因此，很多人無不興高采烈地歡迎西醫進入我國，才有《中西匯通》、《衷中參西錄》……等著作產生。當時，西醫帶來了中醫所沒有的解剖學，大家耳目一新，認為西醫醫學有理有據，真叫做科學。解剖學把人體結構，講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對因戰爭、車禍、自然災害等不可預測的體外暴力傷害，或體內某些疾病治療不當而產生的某種必須運用外科手術進行救治的疾病，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當我國的中醫們發現西醫能彌補自己的不足時，如獲至寶似地欣喜，敞開胸懷歡迎。中西醫結合的口號才家喻戶曉。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實踐，人們方知道上當受騙，醫學這門學科不能這麽簡單地對待。這才是國家科技部中醫戰略研究組產生的原因。它的組長賈謙先生才會說：“中西醫結合是消滅中醫之路。”此話何解？筆者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假設中醫像一碗已經煮熟的飯，而西醫，還是一碗完全沒煮熟的，無論它們如何結合，吃的人都會說，飯未熟！熟飯加生飯之後，仍然是生飯，不相信，你試試看。
（四）恢複並建立赤腳醫生醫療網絡
文革中，我國建立了赤腳醫生網絡。政府為農村裏的每個村莊都培養了一個赤腳醫生。他們並不都是大專畢業的青年，有的僅識幾個字的小學畢業，甚至隻識幾個字的文化水平。但是，他們經過短時間的培訓之後，都能立即回村應付村保健的需要。這並不是說文化水平不重要，而是說明醫療技藝，有的方法極其簡單易學，很容易普及而被人們所掌握，並不需要高深的文化水平。但是，不知道和不會運用它的人，卻又會被這些所謂的“技術”驚倒。
中醫赤腳醫生都能很方便地掌握一般的外科手術、針灸、拔罐、推拿、貼膏藥等幾十種利用外部接觸的藥物或物理方法，在成為半個全科醫生後從事醫療服務，然後在服務中，隨著時間的推延，進而掌握更多的治療方法，包括使用藥物處方治療。
從外治內病的稱為外治法；服藥、注射藥物稱為內治法；利用手術打開胸腹腔治病的，則是危險的外治法；利用語言說服教育或利用情感的相互製動，或利用病人自己意念控製治療疾病的稱為精神治療法。這些治療方法，醫生如果經過現場實踐的觀摩，都很容易掌握和使用。因此，醫學技能教育、傳承，自古以來都是師徒麵傳授受，不是學校裏照本宣科上大課能學到的。書本裏有的知識或技藝可以自己領悟，幫助學習實踐，依靠實踐多了，領悟就會更快，這叫做熟能生巧。老中醫之所以贏得信任，有越來越多的患者就是因為“熟”的原因。
中醫認為，人的生命有很強大的自組織能力，隻要能做好養生，順從自然規律，適應自然環境，就不容易生病。很多疾病，都是因為人有太多的欲望，心理、生理上不能滿足因而也會得病。不過，不管什麽病，即使發生了，亦隻要調理其體內的陰陽的平衡，疾病就會很快消失。因為，人體是一個複雜的巨係統，有強大的自組織能力，因此，很多疾病都可以通過自身發出來的信息進行治療。例如阿是穴療法就可以治很多疾病。
301醫院營養科主任趙霖先生從北京來溫州找我看病，正聊得湊巧，有兩個女性患者患痛風跛著腳進來，說自己很痛。我當即用艾絨灸了一下子，隨即改了臉色，換痛苦為笑容，正常走路回去了。趙先生覺得很奇怪，問這是什麽方法，我告訴他這叫阿是穴麥粒灸。趙先生的夫人鮑善芬教授也在旁邊，伸出手腕，我看見生了一個腱鞘囊腫，我亦以麥粒灸一炷，她回家後就痊愈了。此後，他們夫妻倆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到北京講學，他們都帶著筆記本做筆記。他們都是大教授，而我卻是個不知名的民間醫生。
痛風是西醫治不好的病，隻能用止痛藥暫時止痛，可是，我根據症情的不同，處以不同的方子，許多人都多年安然無事。也就是說，中醫的辨證論治是能夠治好的。腱鞘囊腫西醫認為隻能做外科手術，但術後仍然複發的不少。而這灸法誰都可以馬上學會。趙先生回北京後，短的時間裏，用此法也治了好幾例腰痛等患者。再如用其他外治法，尤其是學針灸（拔罐、括痧、推拿、耳針等），也隻要幾個月就可學會，先作一般的應付，如感冒、疼痛、腹泄等，以後再集中提高。
這些花幾個工就能學會的赤腳醫生，要比那些大學畢業的，隻坐在醫院裏開藥方的內科醫生，要好得多。因為，他們至少會解決一些民間的疾苦，而坐在醫院裏的大學畢業生，除了開單子，什麽也不會。這才有“赤腳醫生之歌”：“赤腳醫生向陽花，一根銀針走萬家……”在赤腳醫生基礎上不斷提高的中醫才是真中醫。這好比在戰爭裏打出來的戰士才能成為真元帥一樣。
（五）衛生部應分為衛生與醫療兩個部
筆者認為,衛生與醫療是兩完全不同的概念：衛生是公眾之事，需要政府製訂規章等進行管理。醫療是病人個人的事，由病人個人做決定。隻有將衛生與醫療分開管理,才能使醫療能力逐漸提高。醫療部管理醫療行為的目的：一是提高醫生的醫療能力；二是解決醫療糾紛，防止醫患矛盾激化；三是救助因醫療而產生困難的病人。這裏的第一點是根本，即提高醫療能力。病人因醫療能力的提高而受惠，糾紛也就減少，救助同樣減少。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中醫、西醫，誰能真正治好病。
醫療的目的是為治好病，屬於醫生個人與病人個人的相互的、托付與負責的關係，也就是病人將生命與健康托付給醫生；醫生接受這種極其貴重的托付，而這種托付，無論誰都無法進行監督的托付，隻能是醫生自己接受自己道德的監督。也就是說，醫療是醫生個人難以受到監督的職責；每個醫生應該追求的是治療效果，對自己的病人負責。
中醫擅長的是內科病，它的基礎是生命科學。生命是個什麽東西，世界大百科全書都沒有說清楚，可是我們2500年前的《內經》卻就說清楚了。世界大百科全書為什麽說不清楚，這要歸咎於西方形而下的哲學背景。可是，《內經》裏那些用古老的、組織起來的語言寫成的文章，現代人很難理解。這種情況，本不足為怪，英國莎士比亞的著作，離現代隻幾百年，當代英國人就沒有幾個能看得懂的。何況《內經》不僅已這麽久遠，而且，20世紀初還夾上一個白話文運動，三四代孩子都不讀古文了。難怪現在許多大學生、碩士生說中醫的理論像天書—讀不懂。
西醫把醫學當作賺錢的事業，因此，它一到中國來，首先，就是控製了市場，製造輿論，說中醫不科學，說它自己是科學的醫學。有的中國人中了圈套，也跟著參加大合唱。不過，這個合唱團隻唱了一百年，就把尾巴露出來了。原來，這是中國人的“自毀本性”注定的。現在我們認識到：這個科學的醫學，“生產”的是一群“專業醫盲團隊”。醫生會很快成為專家，但是，他們卻不會看病。病人來了，他們的工作就是開檢驗單。病人拿檢驗單在醫院裏轉了一圈，花了不少的錢，遭了不少罪，得到了一個或幾個病的名字，最後，病卻沒有治好，或者更重了，或者更多了起來。為了阻止中醫治病，討好西方，賣弄自己，或者為了某個肮髒的目的，有的人就進而說中醫是偽科學。不過，是真科學或偽科學，光憑嘴巴功夫還是沒有用的。西醫治不好的病，中醫給治好了。醫學的科學不科學，不是什麽標準，什麽定性定量，而是能不能治好病。
無論什麽人，一生中都免不了會生病。也許，有人會說：某某老人90多歲了，現在身體也還非常健朗，說自己都沒有生過病。這話，你相信嗎？反正，我相信。這不自相矛盾嗎？其實，這是對“疾病”的定義問題。這個老人，有點發熱，有點疼痛，他不去醫院，不去檢查，根本沒當回事，一熬，就過去了。這就叫做一輩子沒病。假如他去醫院做了檢查，哪會沒病的？起碼，也有個前列腺肥大。如果老了，前列腺不肥大，這反倒真的是生病。如果他追究自己身上的疼痛是個什麽病，這就得看疼痛的部位了。在左心胸的，醫生會要他去做心電圖檢查，有可能告訴他得了心髒病；如果在關節部位的，醫生會要他去做血檢，看他的抗O、血沉、風濕因子、還有說不清的免疫功能。最後，一定會得出一個免疫功能缺損的病名。至於知道了這個病名後，你要是問醫生能不能治好，醫生搖搖頭一邊說沒辦法，一邊就給你開藥方，無非是一些止痛片或類固醇之類的藥物。他說治不好為什麽又會給你開藥，因為，西醫的本質就是賣藥的。
這裏就涉及疾病的定義問題。現代醫學到這個世界上，還隻有一百多年，可是卻發明了幾十萬個病名，卻一個也治不好。這當然不是它的本意。由於醫療的分門別類，內科醫生基本不能治病。醫學研究者無法自立，製藥公司給他們付薪水，受控於製藥公司，失去了“自我”的本性，隻能如此。所以，盡管醫院生意好，人滿為患，但不是因治療效果而出名的，而是各種各樣的廣告或類似廣告的手段造成的。
病人求醫治療，是為了保命保健。利用醫保劃單位，阻止了自由選擇，貪圖報銷的人們紛紛入彀就範。由於西醫內科治療實在太濫易出事故，經常發生死人事件，如果是個體診所當然很容易沒了生意關門大吉。醫院的內科醫生同樣治不好病，但生意盈門，候診排隊，就是由於有了醫保保其生意興隆。無怪乎醫療改革的方向不是追究醫療有效率，而是擴大醫保圈人數，讓沒報銷的也可以報銷。這當然不是因為醫生的治病本事高強，而是為醫院圈定醫保人質以便張開大大口子向國家要錢，這明明是是現代醫療市場的又一花招。利用醫院把醫療責任集體化稀釋化之外，並給醫院拉人配足的醫保基數，等於給業務保證加扣加鎖。許多人貪圖報銷，即使這個指定醫院醫生的本事再差勁，也可能會招來人們排隊候診——看病的很多。像這樣不合情理之事很多，問題就在於政醫一體化導致醫療業務壟斷化。藥業帝國在世界各國布局子網，看來唯有中國這個子網是既廣大茂密又可靠穩定，其“貢獻”首屈一指。
看病治病可不是買東西，是為了使自己能早日康複，大多數人不會貪圖方便。貪圖方便者有許多時候會使自己帶來更大的不方便。因為，治療具有兩麵性——不是治好，就是治壞。病人盲目地將生命或健康交托給醫生，而不能預知治療的後果。由於治療不當對病人的傷害很大，醫生的道德責任特別沉重。對中醫來說，醫生決不用沒有用過的藥物，用的都是千百年來使用過的卓有成效的藥物和處方。但西醫不一樣，病因的單一化和治療的劃一化的教材和教育已經洗白了他們的頭腦。他們的臨床實踐隻是僵化和麻痹自己的頭腦而已，有點錯誤的醫學知識就非常自滿，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根本不會治病。做了醫生經長時間的實踐後，隻有有頭腦又有良知的人才會醒悟到自己就像馬根迪說的一樣：“無任何醫學知識”。道理何在？看病診斷有儀器，自己不過在是個開檢驗單的；治療用藥有說明書，如何使用都規定好了，治好治壞自己一點沒準，是因為不僅沒使用過，而且開出後又不能跟蹤觀察。反正治好治壞跟自己沒任何關係。誤診，是儀器檢測的責任；誤治，是製藥公司的藥物有問題，不是我這個做醫生的責任。這不是醫學醫療的發展，而是倒退！
結束語——中醫的平衡療法與西醫的對抗療法之目的與結果
中醫醫療遵循著《內經》所教導的生態醫學康莊大道，從生命“軟件”著手，得出了“寒者溫之，熱者清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弱者扶之，強者抑之”等治偏求平的方法，也就是平衡療法，因而走上成熟的道路。什麽是醫學的成熟？就是治療的成功？什麽叫治療的成功？就是病人的病得到治愈。治愈的表現在病人精神恢複，活動自如，從此不再繼續吃藥，那有長期吃藥算治療成功的？
中醫與西醫的根本不同在於對疾病造成的原因的認識。一是西醫認為疾病都是外來的：被細菌病毒感染的；治療的方法是殺死病毒或細菌。中醫認為疾病之所以產生是生命內部不平衡，才有“正氣內存，邪不可幹”之說。200年前細菌的發現給西醫打了“氣”，抗生素使西醫迅速壓倒各種民族的傳統醫學。但微生物學的進一步研究，提出的“微生態平衡”學說推翻了“細菌致病論”；抗生素危害健康逐漸被世界所認識。西醫的對抗療法名聲逐漸掃地。
為什麽平衡療法才是治病之道呢？《內經》說：正氣內存，就是運行有序；邪氣幹預，就是正氣不平衡。正氣不平衡的原因，是生命在體內的寒熱虛實出現了偏頗。因此，調整平衡就是醫生的任務。任何內科疾病，由於個體差異，所表現出來的不平衡都不一樣，因此，醫學就是教導醫生如何調整個體病人的不平衡。
原來，生命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生命有一種自組織能力來維護生存。這種自組織能力在不停地運行，叫做生存；這種自組織能力停止，便是死亡；自組織能力運行有序，就是健康；這種自組織能力運行障礙，就是生病。因此，治病之手段在於克服運行障礙，恢複運行有序。《內經》說：“非不治也，不得其法也。”中醫的理念是：“沒有治不好的病，隻有沒本領的醫生。”醫生是通過治療得到提高的。所以，老百姓都喜歡尋找老中醫，是因為老中醫經曆豐富，經驗多。這也代表了老百姓求醫的經驗。
人在患病的時候，也就是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在調整的時候，如果說此時的生命自組織能力沒能力進行調整了，此病才是不治之症。現在很多醫生未治病就說病人得不治之症，那實際是一種恐嚇。現代醫學醫生既利用“科學”哄得人們對它的迷信，又利用“不治之症”來恐嚇病人，實際就是給謀財害命做準備。因為他們根本不懂如何治內科病。所有的理論幾乎都是謊言。沒有理論支撐的醫療活動怎麽會有成功的醫療效果呢？
西醫與中醫不一樣，不講生命的平衡，而是講與疾病對抗（有譯為壓製）。醫學博士陳樹禎從美國回來，著成《順勢療法》，其中說：“……傳統西藥和對抗治療有兩大特點：第一點是有害的；第二點是一種在探索階段而沒有肯定地證實其安全程度與效能的治療。第一點是一個眾所周知，我們將從以下的藥物實例與曆史、臨床統計和科學數據說明。第二點則說明了每3-5年便有一大批傳統西藥被淘汰的原因。其實，所謂的‘副作用’也就是作用，是醫生在追求本來的治療作用時，同時出現的、意料中或意料以外的、敵對的、相反的、有害的及難以控製的其他作用而已。所以，‘副作用’正是壓製療法所引起的不良反應。再者，每一種傳統西藥與對抗性治療都有‘副作用’，而且這些不利的、相反的、有害的往往超出醫生所‘追求’的作用許多倍。”（第35-36頁）
關於治療之預後，中醫的平衡療法之理念有著與西醫的對抗療法之理念根本相反的原理：一切疾病之所以能痊愈全靠生命的自組織能力，這才產生了“非不治也，不得其法也”之理念；也就是“沒有治不好的病，隻有沒本領的醫生。”西醫並不注重預後（疾病治療的最終結果），其實，不是不注重，而是根本沒法注重。這種治療的正作用與副作用同時產生，而且有時候副作用還遠遠大於正作用的用藥方法，不僅不能治好病還會送命的預後，如何叫人注重？那隻能誘導“現代醫生和病人尤其熱衷於精確診斷疾病的正式名稱，但這對希波克拉底式的醫生卻無足輕重。他們主要注重的是預後，不僅是對疾病的發展進程作出預見，而且要提供病史。對疾病的前後因果作論述，會給病人及家屬留下良好的印象認為醫生的知識技術精湛。同樣，醫生對危機和死亡的預見也很重要，因為如果這樣做了，即使這些情況發生，醫生也不會因此受到責難。”（《醫學史》第81頁）
醫生不受到責難有什麽好處？我國幾千年的醫療曆史，病人都知道每個醫生的治療能力有限，因而，患者雖然病治不好，也從不責難醫生；而醫生對待自己治不好的疾病，也從不以病人的病太重了，或以“必死”為由掩護自己的無知。如果已經進行治療而沒有效果的，隻能以自己的能力不足請患者另找高明；而不是以住院為名，強留病人，或多方檢查，查出一個病灶，說病人得了某種不治之症，以推掉或掩蓋自己不會治療形象。正是這種做法，被西方製藥公司利用，於是癌症越來越多，化療藥物越來越貴，治死者也越來越多，醫患矛盾不斷升級，社會不和諧狀態越鬧越劇，而製藥公司的錢包則越來越鼓脹。
“醫生為了避免失敗的責備和贏得人們的崇拜必須培養診斷的藝術並且使診斷看起來是一種神聖行為。當醫生勉強接受一個病例時，一個聰明的辦法就是事先預見最壞的情況。如果病人死了，醫生的預言就得到了證實；如果他康複，醫生將被視為一名神醫。”（《醫學史》第110頁）作者在這裏揭露了西醫如何搞這種治療的鬼把戲的：不會治病的醫生，才會常常以預言死亡日期來恐嚇病人。這才是癌症病人百分之五十被嚇死的原因。所以，我十分讚同朱良春先生的高見：治癌症患者首先應該用話療，然後再用藥療。
中醫遇到自己治不好的病，避免患者責難的方法是認為自己學識不夠，必須繼續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的醫療能力；西醫避免責難的方法的掩蓋自己不會看病的能力，讓各種儀器查遍病人的身體，或以各種方法，不顧病人的傷害，硬是檢查出一種病名，以可交代病人，因而敷衍塞責。這就是中醫臨症與西醫的不同。兩者如水火之不能相容，所以，不可能搞中西醫結合。打個簡單的比方：中醫把疾病當客人，好好接待；西醫把疾病當敵人，往死裏打。結果就與消滅疾病的同時，把病人也消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