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原名祖涵,更名為雨潮,乃取自唐韋應物《滁州西澗》中的名句:“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春潮帶雨,正是順流駕舟之時,然晚郊野渡,無人問津,隻能舟橫急流。父親大概很喜歡這一境界,他的後半生也正應了這一境界,那種蘊含於悠然之中的欲進不能,欲罷也不能的無奈、徒然與傷懷的情景,正是父親後半生的寫照。這是他更名時無論如何沒想到的吧。
父親排行第三,有五個兄弟。文革時他曾用“王三”這個名字去廈港醫院(那時不敢去大醫院)看過牙病。廈港醫院所在的“鸚鵡樓”是造反派的重要武鬥據點,父親居然能旁若無人地出入此“軍事重地”幾個月而從未遇上麻煩。他那時在建築工地勞動,主要是扛石頭,砌磚一類,去工地不久,監管人成了他的粉絲,所以等於無人監管,一切全憑自覺。大概幹群關係好,沒有民憤之點使父親在文革初期少吃了許多苦頭。後來退守到郊區的另一派造反派將父親挾持到郊區去了,到了郊區就也沒挨批鬥、吃苦頭,養得白白胖胖的,日子比我母親好過多了。當時廈門兩派造反派都有軍隊支持,一派得到了福州軍區的支持,一派得到了駐廈31軍的支持。31軍文革時就敢和中央文革對著幹,真正的虎賁之師,他們掌管廈門後,就以軍人的俠義和肝膽迅速地將父親—也是他們的老戰友解放出來,這就引起了另一派造反派少數激進份子的不滿,文革後期以揪“廈門的孔老二”為名,將父親肋骨踹斷三根。文革十年,父親在第八個年頭終於吃到了致命的苦頭。
父親讀高中時是因為搞學潮反對校長,被學校開除後去了蘇北投奔新四軍的。先是在劉少奇兼任院長的華中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一年後下連隊當了連職幹部。他坦言參加新四軍後覺得生活太苦而後悔了,想溜回浙江老家,但那時日本人將蘇北根據地圍得鐵桶一般,以致連開小差的機會都沒有,後來很快入了黨,直接提了連級幹部,這樣才死心塌地的在新四軍裏留了下來。父親出身大地主家庭,據說家裏有百間房子,五百畝田地。1949年解放時因為我父親和大伯都是革命軍人(大伯在五反中自殺,70年代末才平反),所以僅沒收了田地,房產以借用的名義,一直借了三十年,才還了我們10套公寓房。據我堂兄說,這跟借用時的房產數量差遠了,我則覺得還能還回來一部分,已經是奇跡了。
我父親可能在爺爺奶奶家吃過太多好東西(他們家不僅有家譜還有食譜),所以在吃上極為講究。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很多東西都實行配給了,他就挎著籃子逛自由市場。那時他算高收入,除買書外,其他大部分都花在吃上,為此在文革中受到“階級本性難改”、“助長資本主義歪風”一類的批判。但他檢討歸檢討,自由市場還是照去不誤。文革時我家遷入廈港工人宿舍,因為城裏在造反影響了商品流通和交易,附近曾厝灣郊區的農民和廈港的漁民於是就近發展資本主義,使得廈港自由市場呈一時之盛。那時父親於勞動改造之餘,最熱衷的就是就是混跡於市井小民引車賣漿者流間去助長資本主義。記得八十年代有領導搞過“菜籃子工程”,提出“從菜籃子中看形勢”的說法,其實父親早在七十年代複出時就有過這樣的論調並在“批林批孔”時作為“廈門孔老二”的複辟言論而受過批判。父親的言論一定與他多年樂此不疲地在自由市場上提籃買菜積攢的經驗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