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更新：2012-08-18 08:43:04 來源：南方周末胡適的“糖尿病”及其他
無論胡適當年是否真的得過糖尿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適向中醫求助診治，並且得到治愈本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圖為1929年的胡適。 （肖伊緋 供圖/圖）
胡適的“糖尿病”，作為其對待中醫的態度的一個典型案例，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樁文化公案。事情原本很簡單，胡適1920年患病，經名中醫陸仲安治愈，有胡適本人的日記、題記及其弟子友人的憶述作證，可以說是確證無疑的事。
胡適在1921年時為一幅描繪陸仲安研讀醫書的畫像題跋，明確證實了傳統中醫的療效與他本人的感激之情。在這幅原本是大翻譯家林紓為感謝陸仲安治愈 家人病症而贈送的《秋室研經圖》之上，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以一貫嚴謹的“實證精神”，寫下了他對中醫療效的真實感受，他寫道：
林琴南先生的文學見解，我是不能完全讚同 的。但我對於陸仲安先生的佩服與感謝，卻完全與林先生一樣。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髒病，或說是腎髒炎，他們用的藥，雖也有點功 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芪十兩，黨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去 年幼漁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腫至肚腹以上，西醫已束手無法，後來頭麵都腫，兩眼幾不能睜開，他家裏才去請陸先生去看。陸先生用參芪為主，逐漸增到參芪各十 兩，別的各味分量也不輕，不多日，腫漸消滅，便溺裏的蛋白質也沒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頗引起西醫的注意，現在已有人 想把黃芪化驗出來，看他的成分究竟是些什麽？何以有這樣大的功效？如果化驗的結果，能使世界的醫學者漸漸了解中國醫學藥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 嗎？
我看了林先生這幅《秋室研經圖》，心裏想象 將來的無數《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學試驗室裏，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裏作化學的分析，鍋子裏煮的中國藥，桌子上翻開著： 《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類的古醫學，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
胡適究竟得的是什麽病？“或說是心髒病，或說是腎髒炎”，當時西醫給出的診斷也不明確；而擅用芪參治療疑難雜症的陸仲安，其實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病理 說明。胡適的感激之情，在上麵這個長篇題跋中表露無遺，但始終也沒有說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麽病。不過題跋中提到與胡適患有同樣症狀的馬幼漁之弟馬隅 卿，15年後死於心髒病誘發的腦溢血。41年後，胡適也因心髒病猝發而死，如果不是巧合的話，胡適在陸仲安那裏診療的“怪病”，倒的確可能有心髒病的因素 摻雜其中。
一樁1920年代中西醫結合治病的大好事，如果是普通患者，這原本應是喜形於色的口碑美談。卻因為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旗手身份，更因為胡適在就診前後 以及後來的憶述中態度的突變，引發了後人的好奇。各種意見與評判莫衷一是：說胡適相信中醫的是一邊，說胡適壓根就不相信中醫的又是一邊，甚至還有人說胡適 是中醫西醫都不信的“實用主義”者等等，可謂林林總總，蔚為大觀。
白吉庵所著《胡適傳》，以及華蓓苓所撰《大劑芪參治消渴——記陸仲安太老師治愈胡適糖尿病案例》，詳述了這樁“公案”的始末。華文中寫道，1920 年夏天，胡適經常患病，一用腦腳底就痛，說是腳氣病，但據西醫診斷為心髒病。到1920年秋，胡適請北京協和醫院診治，西醫認為病已不可治，但盡人事而 已，另囑家人準備後事。胡適回家後憂慮萬分，以為“劫數難逃”。周圍朋友紛紛勸他不妨延請中醫一治。胡說：“中醫治病無科學根據，不足憑也，何況西醫也已 束手。”然幾經勸說，胡抱姑妄一試的態度，由馬幼漁介紹就診於北京名醫陸仲安。
不過，胡適晚年對這樁醫案的認定卻來了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在1958年給一位中學生的信中，胡適寫道：“你看見一本醫書上說，我曾患糖尿病，經 陸仲安醫好……我也曾見此說，也收到朋友此信，問我同樣的問題。其實我一生從沒有得過糖尿病，當然沒有陸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陸仲安是一位頗讀古醫方 的中醫，我同他頗相熟。曾見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腎髒炎，藥方中用黃芪四兩，黨參三兩，於術八錢。（慢性腎髒炎是無法治的，急性腎髒炎，則西醫也能療）但我從 沒有聽見陸君說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謠言的中醫，從不問我一聲，也不問陸仲安，竟筆之於書，此事真使我憤怒！”
這樣看來，無論胡適當年是否真的得過糖尿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適向中醫求助診治，並且得到治愈本是無可爭論的事實。然而，胡適晚年否認曾患糖尿 病，又讓這一事件複雜化了。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這是胡適根本不相信中醫的表現，他在半信半疑之間選擇中醫本屬無奈之舉；另一種觀點認為，為了表明其一貫 尊崇西方科學精神的立場，胡適晚年的矢口否認屬言不由衷之舉。所有這些揣測，站在研究者各自的立場上，均給出了看似合理的細節推敲與定性分析；但據此斷定 胡適完全不相信中醫，或實際上非常信服中醫，似乎都還缺乏足夠的理據與說服力。
公案之外的公共話題
眾所周知，胡適一生推崇“科學”精神，治學強調“尊重事實，尊重證據”的所謂“科學方法”。在這樣一種治學理念中，中醫與西醫的比較研究、實證分析 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與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各個專題一樣，當然不會是一日一時的心血來潮；即或是有“截斷眾流”式的階段性假設前 提，在日後的研究中也完全有繼續修正與改判，甚至推翻的可能。因此，對胡適一生中各個階段的某種學術立場及治學結論而言，絕不可以點代麵，絕不可用其60 歲時的言論代言其30歲時的觀念；也不能就其晚年言行反推出某種看似客觀必然的規律，再以這樣的“規律”去串聯其一生的學術生涯，得出所謂的“蓋棺定 論”。
如法炮製，關於胡適對待中醫的態度，要麽抓住其早年的《秋室研經圖》題跋不放，認定其相信甚至推崇中醫；要麽抓住其晚年談話靈的隻言片語，認定其從 不相信甚至敵視中醫；圍繞這兩種非此即彼的觀點，搜集各種證據加以論證，當然不是什麽困難的事。但這樣來論證胡適對待中醫的態度，乃是把活生生的人當作了 釘死的靶子。
理解一個活生生的人，理解一個人的學術觀念，一定不能作靜止僵死的符號式理解。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理解與探討胡適的學術觀念，往往陷入一種共時性怪 圈；即把胡適符號化、象征化，好像胡適是從石頭裏蹦出的齊天大聖，生來就是一副砸爛一切傳統的先鋒模樣。可以說，不運用曆時性視野，去映照與擬合胡適一生 不斷更新的學術生涯，是難以充分切實理解胡適的學術觀念的。在這一曆時性視野中，胡適對待中醫的態度，當然是需要打破的怪圈之一；分執兩段的極端評判都是 需要重新審視與反思的。
但如果說胡適對待中醫始終是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抑或胡適始終希望將中醫理論納入西方科學體係加以重新審視與評判——這樣的觀點又無疑是不夠鮮 明的，是有點是“中性”色彩的，似乎也是“左右不討好”的一種判斷。有朋友讓我拿證據來說話。遺憾的是，除了上述有利於分執兩端的諸種“史實”之外，我當 時實在拿不出別的更有力的實證來。
1919年，胡適開講中醫
機緣巧合的是，新近發現的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講義本，揭示了胡適對待中醫的學術態度。
在講義本第六章“迷信與科學”中，28歲的胡適，報告了他對於中國醫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將中醫理論納入世界科學體係中加以考察之際，可以看到，他 並沒有歧視或忽視中醫的曆史地位，也沒有過分推崇西方科學的偏見。雖然不至於為中醫搖旗呐喊，濫發一通“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之豪言；但其觀念並沒有想象 中的劍拔弩張、置傳統學術於死地的那種先鋒做派。他開篇寫道：
研究西洋科學史的，知道科學的出身是很微賤 的。古代的天文學是祭司僧侶的遺賜，近代的天文學是從星命學（Astrology）出來的。化學是從煉丹術與煉金術（Alchemy）出來的。物理學與醫 學也是如此。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漢代的種種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尋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科學上的貢獻。
在講義中，胡適將漢代科學技術納入世界科學史的視野，加以闡論。他認為在古代種種迷信自然神力的思維進程中，漢代的醫學逐漸從迷信程式中脫離出來，開始成為係統的專門學術：
求長生、求仙藥、求神丹，都與醫藥學的進步 有關係。那時代的醫學何以能成為係統的學問呢？依我看來，這是全靠那時代的思想裏有幾個重要的觀念，可以用來把醫藥學上許多事實貫串起來，故能成為係統。 這些觀念頭之中，最要緊的是，（一）陰陽的觀念；（二）五行生克的觀念；（三）五髒分配五味、分應四時、五方、五色、五行的觀念；（四）氣的觀念。
胡適以《黃帝內經》為立論的基礎，對漢代醫學的形成乃至中醫的基礎理論加以闡釋：
《漢書·藝文誌》有醫經二百一十六卷、經方 二百七十四卷、房中術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卷、總名為方技。論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論醫經曰，“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 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又分論經方曰“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 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這些議論都是西漢末年、東漢初年的話，可見漢代已有一種有係統的醫藥學。現有 的《黃帝內經·素問》照《藝文誌》的敘論來看，大概是漢代的著作。後來的中國醫學經驗的方麵，自然很有進步，但理論的方麵總跳不出內經的係統。
在對《黃帝內經》作了分析之後，胡適得出結論：
中國醫學與藥學的基本理論，隻是把五髒分配 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說起於晚周陰陽家，《呂覽》說得很詳細，《淮南王書》采用他，變為道家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漢代，這種學說始完成）又把五行相 生相克的道理來使用針灸藥石的療法，又把陰陽的觀念來總括一切氣血、髒腑、藥性、針灸。初起時，自然是很淺陋的迷信。到了後來，雖然經驗技術進步了，這些 陰陽五行的觀念已漸漸的成了醫學上一些不可少的符號。有了這些符號，這種學問便更容易領會記憶。所以直到如今，這些觀念仍舊盤踞在醫學界裏。這些觀念在現 在看來，自然是阻礙進化的東西。但從曆史上看來，陰陽五行等觀念在當時，確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這些觀念，方才可有假設的學理，方才可有係統的理論。中 國醫學的基本理論，隻是《內經》所說“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一句話。（希臘古代的醫學也是以一個“調”字為基本觀念。此 語見《至真要大論》）但這個觀念全是根據於陰陽五行的學說，若沒有陰陽五行的學說，中國也許隻有許多零碎的、完全經驗的方技，但必不能有個係統的醫學。 （中國自古至今，有了許多化學常識和物理學常識，但沒有化學，也沒有物理學。這都是因為沒有幾個基本觀念做假設的根據，故不成係統的知識。）
在後人看來，對古代迷信的批判，當然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但在這份93年前的講義本中，我們看到，古代迷信體係重要概念之一的 “陰陽五行”，並非真那麽一無是處。胡適並沒有武斷地將這一概念掃進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將其中的“曆時性”功用剝離出來，將這一看似僵死的“共 時性”符號重新喚醒。在他看來，中醫正是將“陰陽五行”的概念活用於人體，並將其衍化為一種學術語言範式與理論體係；對這一概念的特定解碼運作，使中醫在 漢代成為係統的學問。
新發現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講義本，揭示了胡適對待中醫的學術態度。 （肖伊緋 供圖）
“曆時性”的胡適
通過講義本的上述內容，胡適早年對中醫的係統研究及其學術評判漸次浮出水麵。或許，我們還不能據此證明，胡適一生均持其28歲時在北大講義本中的觀 念；也不能據此說，這即是他對待中醫的明確態度。但至少有一點可能揭示出來，胡適思想的先鋒性，並不是以其對傳統文化破壞程度為指標的；胡適對待中醫的態 度，中性卻非妥協，有批判也有認可，其“曆時性”考察史料的眼光，有一針見血處，亦有融會貫通時。
至於胡適後來所患頑疾是否即是“糖尿病”；中醫為其治愈的是“糖尿病”還是“腎髒炎”；胡適晚年的矢口否認是否又意味著其有某種不可告人的言不由衷 等等，所有這些考證背後的極端觀念傾向，則實在是可以休矣。關於“胡適信不信中醫？”“胡適支持還是反對中醫？”這樣的偽命題，也實在可以到此為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