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中醫，在國內多數是中西結合，在國外多數是半路出家。但在臨床行醫上，又都巧合地，都喜歡走的是“溫補法”和“成藥治病”。其實隻用溫補，也會出命案；不對證，中成藥也能殺人。
在明朝成化年到嘉靖年中，有個中醫大拿叫薛已，曾當過多年的禦醫總管，類於當朝的中央保健局業務副局長。
薛已，字新甫，號立齋。薛立齋一說出來，很多人會覺著聽過。其父是當時的兒科與外科的高手。薛立齋從其父學醫，並轉攻內科，也頗有建樹，中年時期就成了禦醫總管，做了幾年，感覺禦醫不好玩，掛官回鄉做個郎中了。
薛立齋的《外科摘要》、《外科發揮》、《外科心法》等外科書或評注，後世批駁者不多。《內科摘要》和《婦科摘要》是被批得最多的，也是最慘的。
翻看薛立齋自己寫的醫案中，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用的“中成藥”，用的是“溫補法”。而且翻來倒去，多是那幾個方子：金匱腎氣丸、八味地黃丸、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四物湯、六君子湯、八珍湯、十全大補湯。
看到沒，這些方子，沒一個是攻下的，也沒一個是發汗的，也沒有催吐的，也沒和劑、也沒清法。似乎中醫八法，在他的手裏就隻有兩法了，一個溫，一個補。
他用藥這麽偏，但不妨礙他成為當時的名醫。尤其是他發明的“朝夕互補法”。如，陽虛者，朝用六君子湯，夕用加減腎氣丸；陰虛者，朝用四物湯加參、術，夕用加減腎氣丸……在臨床中，的確有效。
但他的這種一切病都用“溫補”的四平八穩的方法，在後世的明末清初時受到猛烈的攻擊，甚至這種攻擊一直持續到天朝改革開放前。
由於明末清初，世局動蕩，百姓食不裹腹，重疾頻生，且多因無錢醫治，而拖到痛不能受之時，才尋醫問藥，而此時仍用溫補一法，多數病人反被“補死”,庸醫又發明一個詞“虛不受補”。
由於明末清初，世局動蕩，百姓食不裹腹，重疾頻生，且多因無錢醫治，而拖到痛不能受之時，才尋醫問藥，而此時仍用溫補一法，多數病人反被“補死”,庸醫又發明一個詞“虛不受補”。
象清初因咳嗽導致吐血的，當時就是普遍用八味地黃丸和補中益氣湯，治一個死一個。這些庸醫，其實還真不能說全是讓薛立齋給蒙的，是薛立齋後世，明萬曆到崇禎年間，有個叫趙獻可的寫了本《醫貫》，這個趙獻可就特佩服薛立齋，在薛的理論上，更進一步地發揮，治病就兩個方子加減，陽虛的用八味地黃丸加減，陰虛的用六味地黃丸加減。
當今的庸醫，以為八味地黃丸、金匱腎氣丸是補腎陽的，六味地黃丸是補腎陰的，就是讓這趙獻可給蒙了的。
中藥殺人，不在毒副作用上，在辨證錯誤用錯方子上麵。吃八味和六味死的人，都不是中毒症狀，就是用當今的、最先進的法醫檢測設備也發現不了哪中毒了。死法全是一個，腎衰竭。
死亡的過程長，綿痛不絕，曆幾月煎熬，痛苦不亞於癌症晚期。不但是患者痛苦，而且是全家跟著痛苦。因為患者入暮就呼號，延幾月不絕，多數健康的家人也給整病了或是瘋了。
為什麽同樣的藥，到了薛立齋手上就愈病無數，到了別人手中，就成了殺人毒藥？這有著時代的背景的。
薛一生醫的都是皇家貴族，有病早發現、早治療是第一的。所以用丸劑一樣能生效，就是因為病輕，以及服用方便，皇家多接受。
見病就補，這是禦醫的不得已而為之。做禦醫是拎著一家老小的腦袋處方問診的，故而不求無功，但求無過。我先給你把不足的地方補著，那實的地方，能拖就拖吧。隻要人不在我手上死，我就行了。
這也是薛立齋為什麽人到中年，官至醫中頂位時，突然急流勇退的主要原因。呆皇宮裏，隻用補藥，那是治不好病的，早晚還是會出事，所以辭官，省得全家有一天被問斬。
從薛立齋的醫案看，他辭官後，也用和劑中的小柴胡、逍遙丸，也用下法中的調胃承氣湯。就不似趙獻可那麽偏頗隻用八味和六味了。
所以，說隻用“溫補”來說薛立齋是不公平的，他用“溫補”和“丸劑”，是身不由已的禦醫時期，他的注重脾胃與顧護腎命的思想是值得後世學習的，特別是他獨創的“朝夕互補法”，是對輕症、久病的調理，有效之法。
一昩學趙獻可的，偏頗的“溫補”的方法，出命案，現在還是能查得出的。最少是發現長期服用你處方的藥物，導致病人肝腎衰竭，台灣查這類命案已經有過多起了。前陣子論壇有人帖出澤瀉有毒，其實就是這些命案的調查結果，雖然偏頗，但中醫本就讓多數西醫人不明白，裁判偏頗就無可厚非。
僅以此文，提醒下同道，隻用溫補，也會出命案的，不對證，中成藥也能殺人。
僅以此文，提醒下同道，隻用溫補，也會出命案的，不對證，中成藥也能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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