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毛澤東直接批判了醫學院校， 所謂的6.26指示。於是，我拒絕了女同學的示好。否則就要被分配到新疆和西藏去了。“遠分對兒， 近分贅兒，不遠不近分光棍兒...”這樣我便來到了陝西秦嶺的主峰，鳳縣山區， 一家三線建設礦山。我被要求每天扛著鐵鎬， 背著十字箱，挖山不止， 一定要把那“王吳二山”挖穿。怎奈我體力不支，僅僅那把鐵鎬，需要扛著它爬山一小時，每次都氣喘籲籲地抵達工地。
怎奈上天有眼， 經常有貧下中農叫我出診。那個山區，十裏一戶，八裏一家， 大部分都居住在靠近山溪的半山腰上。我放下鎬頭， 僅自跨著十字箱訪問農民家， 治療了不少病人。1969年，礦上評選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標兵， 竟然有我的名字赫赫在目。到了 1970年，我的特殊身份可以逃離愚公移山的使命， 頗受其他知識分子的嫉妒，我的身影漸漸淡出了勞動改造的隊伍， 再加上我對於黨支部的領導經常有不服從， 於是， 我的行為， 經常為貧下中農看病服務， 從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標兵， 一下子變成了“借口為貧下中農服務，私自逃避勞動改造." 革委會發動了對我的大批判。從天上跌到了地上。於是我立即請了探親假， 回到北京，三個月不回秦嶺。礦山領導派了兩個政工幹部來到了我的北京住所，期望把我揪回秦嶺，但是被機關大院的門衛擋住。後來聽說在我離開山區的三個月時間裏， 一位工人因為工傷，抬下山來治療， 他們叫來了村子裏的赤腳醫生， 又遠離縣醫院200 裏山路，打了一些救急針， 沒有輸液，失血休克而亡。
當我回到秦嶺山區工地以後， 對我的大批判戛然而止。不是領導不想批判我，而是積極分子們不願發言。這裏距離鳳縣縣醫院 200 裏山路，萬一自己換了重病，誰來搶救。
同樣一個事實， 經常為貧下中農看病，既可以成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模範，又可以成為拒絕思想改造的臭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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