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腰椎神經根病（Lumbar Radiculopathy）記實
2022年6月4日
1. 起始
約莫在2022年4月5日星期二前後，也就是整整兩個月前，我突然感到左小腿肚寒冷無比；用手摸去，小腿的肌肉溫度如常，並不發涼。那無比寒冷的感覺似乎來自骨頭裏麵。至4月8日星期五前後，左膝蓋開始發酸，其酸無比。再至4月11日星期一，左屁股開始劇疼。劇酸和劇痛的特點是持續的和沒有起伏的，而且和我生體的姿勢無關。
有鑒於2017年9月我有過一次中風導致左腿軟弱無力，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是否又有了一次腦梗？4月11日給2017年給我看腦梗病的喬治城大學醫院的Mary Carter Denny大夫打電話預約，一番努力之後，最早隻能預約到6月16日。遠水難解近渴，4月12日星期二下午，決定去聖·瑪麗醫院急診室就診。一位年輕精幹名為Maria Magdalena Lawrynowicz的女醫生為我做了檢查、驗了血、作了左腿動靜脈超聲。結論是我一無腦梗二無左腿血栓。她對我說：“你沒有心血管急診的症狀。你去找你的家庭醫生就診吧！”
4月13日星期三我給我的家庭醫生Christine Trottier女士打電話預約，可是她正在度假，要下個星期一18日才來上班。到了4月13日和14日，劇疼的左屁股和其酸無比的左膝蓋越來越加重，使我通夜難眠，睡著了也會被疼醒酸醒。一般止疼藥如Tylenol或Ibuprofen基本上都無法止住。所幸的是我有上次做鼻腔手術時大夫開的止疼藥Oxycodone（羥考酮）。此止疼藥服後十分有效，遺憾的是藥力隻能持續兩三個小時。幾天來，血壓也一路攀升上來，收縮壓（systolic）從130多到140多150多160多最高超過了170；舒張壓（diastolic）也從90多長到100多甚至110多。與此同時，由於疼痛和睡眠不佳，體重掉了近三磅。
4月15日星期五，正巧我有一個和我心血管專科醫生Paul O’Brien大夫每六個月的例行就診檢查。為此，我於4月7日星期四驗了血。我向他描述了情況。他說，沒有腦梗，也沒有心血管問題；看來是骨頭和神經的問題。鑒於血壓攀高，他在現已經服用的80mg的Telmisartan和12.5mg的Hydrochlorothiazide降壓藥之外，又讓我加服5mg的降壓藥Amlodipine。他說，血壓升高大概是疼痛造成的，如果將來疼痛止住了，血壓降下來時，就把Amlodipine停掉。
此次病疼起始之前，有幾件或者相關或者不相關的事值得一提。一是近些年來的每年冬天我都服用西洋參，一般從十一月初至翌年三月底。二是為了了解飲食對膽固醇的影響，我在4月7日驗血的六個星期前開始隔天吃素、三個星期前開始天天吃素。這兩個時間點都正巧與左小腿肚、左膝和左屁股開始有異感重合，想來不應該有什麽因果關係。扯的再遠一點，去年新買了一個昂貴的硬床墊；還有近幾年來幾乎每天上午都習慣躺在躺椅上抱著手提電腦寫東西。我熱愛做些院子裏和菜園子裏的活，但十分量力，自認為並沒有過於勞累或造成什麽傷害。除這些撲風捉影的潛在因素，我實在不知道此番災難從何而來。
2. 求醫
4月16日星期六左屁股疼和左膝蓋酸達到了新的難以忍受的程度，我隻好再去聖·瑪麗醫院的急診室。顯然，急診室當時沒有骨科和神經科的大夫。一位毫無經驗的男士給我做了檢查和處理。他的頭銜不是醫生，具體是什麽我當時沒有聽清楚，其後也沒有必要弄清楚，詳情也不值得記錄。簡單說來，他的檢查和處理後來被證明都是錯的，當然也不會有任何效果。他自己當時也多少知道，說讓我去見我的家庭醫生，又推薦了一個骨科大夫給我。
4月17日星期天，所有診所都不開門上班，我隻好在網上和一名骨科大夫預約了一下。後發現網上預約很不靠譜，三番兩次總算取消掉了。
到4月18日星期一上午，我全力以赴地打電話找骨科大夫，但均無法預約到近期就診。不得已，也是萬幸，離家不遠的“先進骨科中心（The Centers for Advanced Orthopaedic Division）”的一位名叫Rachel Hastings的護士執業女士當日下午即可見我。Hastings女士雖然不是大夫但也屬精明幹練的專業人士。她首先指出聖·瑪麗醫院急診室那位沒經驗的男士的檢查和處理都是錯的。她讓我重新拍了一張正確的X光片子，毫無疑意地認定我為腰椎神經根病，左屁股疼痛是腰椎神經根炎造成的。她讓我見該中心這方麵的專家Margot Geary大夫。但我能取得的最早的預約日期是5月12日。Hastings女士給我開了對症下藥的處方止痛藥（無甚作用）和激素4mg的MethylPrednisolone。同時，她要求我去做物理療法。我旋即在Ultimate Therapy預約到了第二天做物理療法的時間。
4月19日星期二我去Ultimate Therapy，理療師Jenn Mattei女士指導我做各種拉伸動作。由於服用激素MethylPredinosolone的頭一天劑量很大，疼痛感迅速得到控製。唯一的例外是早上一起床時，特別是我有起床後大便的習慣，屆時仍然劇疼不已。其後白天趨於緩解，晚間至夜間又逐漸加重。
這天我喜出望外地收到Denny大夫助手的一個電話，告我Denny大夫可以把原先6月16日見我的預約提前到4月28日見我。Denny大夫是我最尊敬和喜愛的大夫之一。2017年中風之後認識她，她的醫德令人高山仰止。五年前她尚是喬治城大學醫學院的助理教授，想來現在已經或即將升任副教授並取得了終身教授的職位。雖然她不是骨科神經的專家，但她到底是神經科的教授，相信她對我的問題一定會有所高見的。
我認為現在去看家庭醫生已無意義，就把和Trottier女士的預約取消了
4月20日到23日，隨著服用激素，我先是感到疼痛有所緩解；但隨著激素服用劑量的逐日減少，我明顯感到疼痛又在加劇。其間我於21日星期四開始加服Amlodipine藥降血壓。4月22日星期五第二次去和Mattei女士做物理療法。我自己又走了兩次路，發現無助於事。4月23日星期六服用完最後一粒激素MethylPrednisolone。夜間疼痛不已，幾乎無法入睡，服用無數安眠藥和止痛藥也無用。25日有鑒於目前的物理療法無濟於事，我把未來的兩個預約也取消掉了。
4月21日星期四我給Hastings女士辦公室打電話，告以激素的效果起初明顯但爾後漸漸消失了。Hastings的助手說，不可能再繼續服用激素了，要我等待5月12日見Geary大夫。4月26日星期二我再次給Hastings女士辦公室打電話，告以情況繼續惡化，每日每時均在劇痛之中，坐等兩個多星期到5月12日才能見到Geary大夫實屬不現實。她的助手稍後回電話說，Hastings女士下了單讓我去做MRI並開了安神止痛的100mg的Gabapentin的處方。老婆和我立刻驅車前往取得了MRI的訂單和新處方並立刻在聖·瑪麗醫院預約到5月1日星期日做MRI。4月27日終日劇痛不已。
4月28日星期四我去喬治城大學醫院見Denny大夫。令我感概萬分的是，她告訴我，我的心血管專科醫生O’Brien在4月15日見到我後給她打了電話，希望她能盡快見我。她於是讓她的助手把我從6月16日的預約日挪到了4月28日。她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耐心聽我講述了病情並做了檢查。檢查中，發現我左腿軟弱，特別是無法用左腳跟站住和走路而右腳跟則可以。她說，我大概是腰椎L4和L5出了問題。她推薦了幾名骨科神經科的大夫給我，特別是一名名為Voyadzis的大夫。我說，做預約太困難啦。她說，有必要的話，她可以試著幫幫忙。但估計我得熬到5月12日去見Geary大夫。為此她認為她還可以給我開一個療程十天的激素，不過是換成每天一粒20mg的Prednisone。又說，Gabapentin一天100mg計量太小啦，可以服200mg甚至300mg。並讓每天早起進食後服激素，每晚就寢前服Gabapentin。她說，這樣你起碼能熬到5月8日了。分手時，她說，你5月19日再來一次，看看那時情況如何。更讓我感動的是，第二天29日星期五下午，她又打電話給我，詢問我的情況。
我服用Prednisone後，情況逐日好轉，每天隻在起床時疼痛一到二三個小時。我把起床後即大便的習慣改為早餐之後。服用激素的副作用主要是沒有了瞌睡，午覺時間和夜裏都不瞌睡而難以入眠，白天也並不感到困乏。
5月1日星期日，我去聖·瑪麗醫院做了MRI，並要了一個複製的CD光盤。由於是周末，我想結果報告一時是沒有的，我當時也忘了問一下何時有結果報告，隻是憑想當然，5月12日見Geary大夫時一切將一目了然。
好友刁新申女士十分關心我的情況。她說她的一個同事叫Agapi女士的兒子Alex先生是看MRI這方麵片子的專業人員，我要是想早點知道MRI的結果，可以把MRI的文件從網上轉給她，她再轉給Agapi並請Alex看一下。於是，第二天5月2日早上我把CD上所有文件發給了新申。5月3日星期二，Alex先生回複，不但他看了，他又請他的一個同事也看了，兩人一致認為我腰椎L4和L5之間有椎間盤突出了一個疝壓迫左邊的神經，需要注射治療或做手術。Alex先生和他同事也一致認為，聖·瑪麗醫院的醫生水平有限，我理應另尋高明，並向我推薦了一位名醫。（隻是這位名家，我根本無法打通電話）
至此，我的任務已十分明確。我必須盡快找到一位高質量的專科大夫就診並做處理。5月4日星期三一大早，我給Denny大夫發了電子郵件，請求她幫我預約到喬治城大學醫院的一名有關大夫。2017年她就把她的電子信箱給我了，說必要時可以直接給她發信。我一直非常自覺，不願打擾她。這次是沒辦法了，隻好去麻煩她了。她迅即回複，一口答應了下來，又是讓我感動不已。
給Denny大夫發了信後，老婆和我在我的醫保公司的網頁上爭分奪秒地開始搜索這方麵的專科大夫。我們很快敲定了眾評最佳的Robert Wagner大夫。出乎我預料之外的是，接電話的接待女士說，明天（即5月5日星期四）清晨6點半，Wagner大夫就可以見我，並要求我於6點多一點就到達診所填表等做診前準備。這使我欣喜若狂。他的診所隸屬“國家脊柱和疼痛中心（National Spine and Pain Centers）”，地處昂貴的維吉尼亞州Tyson’s II地段，距我所在的南馬州1.5小時以上的車程。（拿到這個預約後我給Denny大夫發信告訴了她）
3. 第一針
翌日，5月5日星期四，淩晨三點多，老婆和我即起床，四點多出行，六點到了Wagner大夫的診所。我把MRI光盤交給了前台接待員。6點30分不到，先由Wagner的助手Kanny女士和我交談，了解情況。隨即Wagner大夫進來，把MRI光盤還給了我，說：“空的，什麽都看不到！”我想解釋一下，從光盤上轉給新申同事Agapi女士的兒子Alex先生的文件，已經成功被閱讀了。可是我話尚未講出口，Wagner大夫說：“我不想聽你解釋，那是浪費時間，總之是看不成這個光盤。這是我的性格，你慢慢就會適應的。”我隻好把話吞了回去。回想起來，他也許也是對的 —— 我當時再解釋也無濟於事。事後我回到家裏，發現我也無法閱讀該光盤上的文件。奇怪的是，我可以閱讀由此光盤複製出來的另一個光盤上的所有文件。想來命運就是這樣來捉弄人的。
Wagner大夫讓我再去另要一個光盤並要一份正式的報告。MRI片子雖然沒有看到，但他對我的情況似已了如指掌。他如數家珍地說了幾個腰椎段的神經分別造成的小腿肚、膝蓋、大腿和屁股的異樣感覺。治療方法有二，或做手術，或者做腰椎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Lumbar Epidural Steroid Injection）。他扼要地向我解釋了兩者的要領，然後斬釘截鐵地問我：“手術，還是打針？”此前，新申的同事Agapi女士和她兒子Alex先生都認為應該避免手術，打針就很好；老婆和我也都認為打針是首選。我請他再進一步闡述一下利弊。他說：“你左腿較弱，你願意與此相度餘生嗎？”他的意思是，注射不會解決左腿軟弱的問題，但手術就可能解決。我自己的感覺，左腿雖然軟弱一點，並不嚴重。老婆就看不出來有什麽差別。我說：“軟弱不嚴重，我可以接受。”他說：“好！那就讓前台安排來打針的日期吧！”他簡單向我介紹了一下腰椎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的過程。我抓緊時間拿出我預先準備好的一份問題清單，問：“物理療法還要做嗎？”他答：“哦，醫保公司喜歡你做那個事情。”我說：“我已做了兩次，再做兩次吧？”他說：“總共做個六次吧。”我問：“日常鍛煉呢？”他答：“應該沒什麽問題。”“院子裏幹活呢？”“那還是悠著點好！”“藥物呢？” “Gabapentin不限於一天一次，過幾個小時後有必要可以再服。”
接著和前台預約了5月10日星期二下午做腰椎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助手Kanny向我解釋了如何注射和之前的簡單注意事項。主要一條是必須在注射的三天之前就停止服用抗凝脂稀釋血液的Eliquis，這本需要得到我的心血管醫生O’Brien大夫的批準，但因我在植牙和做鼻腔手術時，已經獲準停服過Eliquis，所以也就免了。
第二天5月6日我打電話取消了5月12日和Geary大夫的預約。回想起來，Wagner大夫及時就診和及時做注射處理，和Geary大夫辦公室無視我的痛苦堅持要我等待形成鮮明對照。當然，Wagner大夫是個十分有個性的人，他幾次對我說：“這是我的風格，你會習慣的。”他的風格就是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時間講，他掙分奪秒地看病人。我心想，網上一百多名他的病人幾乎人人都給了他滿分，他的醫療技術應該是上乘。
回家的路上，我們再去聖·瑪麗醫院又要了一張複製的MRI光盤和一份正式的結果報告。報告觀察到：“第一，L1-2至L3-4：有一點點脫水和間盤周圈鼓出。第二，L4-5：有脫水和間盤輕微鼓出。中偏左間盤突出下壓幾乎到了L5-S1。這影響到脊柱管的左側。第三，L5-S1 無異常。第四，其它各處均正常。”結論是：“1. 退化的間盤由L1-2至L4-5變化。2. L4-5間盤中偏左突出下壓影響脊柱管左側。”
回到家後，我確認了這次的光盤可以閱讀所有MRI的結果。
5月7日星期六我服用完最後一粒激素Prednisone，第二天5月8日恢複了疼痛，但不十分嚴重。停服Prednisone後，5月9日血壓明顯下降，於是停服Amlodipine。血壓其後一直保持正常，體重也回複到以往的170磅左右。停服激素後，午覺和夜裏的睡眠也基本上恢複正常。隻是為了保障睡眠起見，我晚上除Melatonin外，就寢前服用兩粒100mg的Gabapentin共200mg和一般助眠藥25mg的Diphenhydramine HCI 一粒，並在夜間醒來後再服三分之一粒25mg的Doxylamine Succinate。
5月10日星期二，我提早到達Wagner大夫的診所，目的是把MRI的光盤和正式的報告交給他，使他有時間仔細看看，然後他給我做腰椎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我從昨天就開始為此行做準備，心中最怕的是把那張無法打開的舊光盤又帶去給他了。誰知最怕的事就真的發生了！我到了他的診所，拿出的光盤竟然又是那張無法打開的！我真正是老了，老糊塗了！老婆責問我：“你為什麽不把這張壞的扔掉？”我無言以對，唯有萬分自責。所幸我還帶了一個原先複製的光盤。我戰戰兢兢地把複製的光盤和MRI報告交給Wagner大夫的助手Kanny女士，請她務必預先看一下光盤是否能打開來閱讀。Kanny女士不一會回我話說：“沒問題。”我總算把一顆無比怨恨自己的心放了下來。
有鑒於Wagner大夫的個性，他上次給我的印象是他不願意花哪怕是一分一秒來回答與我病情不直接相關的問題，所以我決定向他相當專業的助手Kanny女士來詢問一下一些基本知識的問題，諸如S1是那段？脊柱圓錐（Spine Conus）在何處？誰知，Kanny女士秉承Wagner的風格，認為我的問題屬於基本知識，並不直接與我病情相關。她同樣也隻願意回答與我病情直接有關的問題，而不願意浪費她寶貴的一分一秒時間。
旋即，Wagner大夫走進就診室，手上拿著四五張從MRI光盤裏打印出來的圖片，一張一張向我解釋了我的情況。他說：“你的情況，做手術的成功率會在95%以上。打針，還是做手術？”我問他打針的結果如何。他說：“一切均為統計，效果是正態分布，有人打一針，很多人要打兩針，還有要打第三針的。不過醫保公司不喜歡一年兩針以上。”“打針能長遠痊愈嗎？”我問了幾遍，他拒絕正麵回答我，隻是重複說：“隻有統計數字，鍾形的正態分布。決定是你做！”我說：“打針！”此前Wagner大夫和Kanny女士已經向我解釋了具體注射的步驟，說總共要15分鍾的樣子。
一直陪伴著我的老婆被邀請到外麵去等候我。我被帶進做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的一個專門的房間裏。Wagner大夫和他的助手開始為我忙碌起來。整個X光導向的儀器像一個放大了一百多倍的顯微鏡，我的身體就臉朝下爬躺在“顯微鏡”的“試片”上。“顯微鏡”的“鏡頭”就對著我的腰椎。Kanny女士說，X光是從肚子下麵發射出來的。大夫的對麵是兩個熒光屏，想來，注射的針尖和我的腰椎神經都將清晰地顯示於其上。
按Wagner大夫和Kanny女士事先的講述和我當場的感覺，大概步驟是：把注射部位消毒，可能塗了一些麻醉劑，先後在L5和L4分別插上Epidural的針，注入染料，注入麻藥和激素，拔出針來，最後貼上創口貼。
Wagner大夫一邊操作，一邊輕鬆地和我聊起天來。我談到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時，不滿23歲的我被“革命群眾”關押在西安交大東二樓的二層樓，因不堪“逼供信”和百般淩辱，跳樓逃跑時造成左腳跟骨折。接著是兩年的牢獄之災，沒有得到任何治療。我問：“那會是今天問題的根源嗎？”他回答說：“當然有可能。不過，你已經安然無恙地過了五十多年了。”其實，五十多年並非完全安然無恙，—— 二十多年前我的左膝蓋曾經痛過一陣，後來算是用物理療法控製住了。他問我：“你讀Epoch Times（法輪功《*****時報》的英文網頁版）嗎？我訂了，天天都讀！”聽他的口氣，他不但是名忠實的讀者，而且似乎還參加過一些活動。
注射前Kanny女士雖然向我交代了可能出現的一些情況和反應，但實際上，我沒有感到任何不適。Wagner大夫說：“兩個星期後你來複查一下，那時再看看是否要打第二針。”我走出注射室，發現候診室裏坐滿了候診的病人。
4. 第二針
從注射室走出來，左腿的一切不適感完全消失了。我想，這應該是因為有麻醉藥注射到腰椎神經根部之故。麻藥效果消失後，那就全靠激素的作用了。當晚繼續服了200mg的Gabapentin，一夜感覺良好。第二天5月11日和第三天12日，感覺良好，早晚各服100mg的Gabapentin。5月13日感覺不是太好，早晚各服100mg的Gabapentin，開始認真自己做物理療法的拉伸，上下午各三十分鍾，又與Mattei女士預約了兩次物理療法。5月14日、15日、16日尚好，白天停服Gabapentin，左腿時有異感；認真自己做物理療法的拉伸，上下午各四十五分鍾。5月17日早晚均停服Gabapentin，結果不但晚上至整夜沒能睡好，而且第二天18日起來，左腿不適有明顯回潮。自此，每日上下午自己認真做物理療法拉伸各四十五分鍾，停服早上的Gabapentin，恢複晚上就寢前100mg的Gabapentin，血壓和體重均恢複和保持正常。
5月19日星期四按約再次去喬治城大學醫院見Denny大夫。我接連第二次犯糊塗，把MRI光盤和結論忘記帶了，幸好喬治城大學醫院和聖瑪麗醫院同屬MedStar，Denny大夫得以從網頁上看到一切有關我的資料。至此，Denny大夫已經算是老相識了。她在電腦上讓我看了我的主要問題：L4和L5之間的腰椎間盤的突出部分及其壓迫了旁邊的神經的情況。她說，還算好，神經所在的空間還算比較大。她給我做了例行的檢查，說：“你比上次好多啦！左腿的力量也比上次大了很多。”這次我勉強可以用左腳後跟走路了。
我知道她會耐心回答我的一切問題，事先寫好一個問題清單。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該做手術，還是做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她說：“你對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的反應這麽好，當然是先取保守的辦法。做手術的話，再尋求一下第二個意見。”她隨即又向我推薦了喬治城大學醫院的Voyadzis大夫。我說，你上次推薦他後我給他辦公室打了無數電話，拿不到預約。Denny說，必要時她給他發電子郵件。關於100mg的Gabapentin是否應該繼續服用，還是應該戒掉？她說：“100mg是嬰兒劑量，隻管服吧，還有助你的睡眠。”我問了她有關物理療法、走路鍛煉、上肢舉重鍛煉、院子裏做活、菜園子裏做活、能否喝點帶酒精的飲料等一係列問題，Denny大夫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You will be OK（你會好的）！”她說了幾遍。
每次見過Denny大夫，我不但心中的所有問題都得到耐心的回答，而且總是倍受鼓舞去戰勝疾病，心中充滿了樂觀。
5月20日、21日、22日，情況逐漸往好處發展，但左腿仍冷、酸、弱，左腳腕微腫過一下。21日在上下午45分鍾的拉伸之外，開始逐步增加在跑步機上走路和上肢舉重運動（當然免去了所有要使用腰部的動作）。
5月23日星期一上午，突然收到Voyadzis大夫的診所來的電話，說，Denny大夫和Voyadzis大夫聯係了，請Voyadzis大夫看一下我的病情，談談他的意見。我一時受寵若驚，約下了次日在喬治城大學醫院見麵。下午見物理理療師Jenn Mattei女士，除了原先已經學到的一些動作之外，Jenn增加了臀部肌肉的運動。談到明天要去見Voyadzis大夫，Jenn說她們診所人人都知道他，她丈夫腰部的手術就是他做的。Jenn把Voyadzis大夫好好地誇獎了一番。
5月24日星期二上午我見到久仰的Voyadzis大夫之前，先由他的助手Elizabeth Garcia女士和我交談。她自我介紹說：“我是PA（Physician assistant，即醫師助理）”我向她描述了我的情況：劇烈疼痛完全沒有了，但左腿仍有不正常的感覺如大腿肌肉和小腿肌肉不時有異感、左膝酸冷，左腿總的說來較弱。我接著詢問了她一係列問題，她專業而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問題。”她說，Voyadizis大夫和她都看了我的MRI影像，—— 我的間盤突出挺大的。”
旋即，Voyadzis大夫來了，他是喬治城大學醫學院神經手術係的副教授，全名是Jean-Marc Voyardzis。他有條不紊地對我解釋了我的情況。他說，L4和L5間的腰椎間盤爆破後長出了一個挺大的疝，把左邊的神經壓住了。又說：“你對腰椎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反應這麽好，那就繼續打針吧。打進去的激素也可能會使這個疝縮小，你身體本身也可能自己會找到一個辦法來對付這個疝。我問：“為什麽產生這個疝？”他說：“老了，間盤內就會長鼓出來，長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破，形成疝。”我說：“老婆認為我是砍大樹造成的，那棵樹有一人抱那麽粗。我自己沒有任何感覺。”他說：“你老婆說的對，完全有可能造成爆破。”
最後，Voyadzis大夫總結到：“如果打針最終不能解決這個疝的問題，那就做手術把這個疝一勞永逸地去掉。”說到手術，他說，很小的手術，打開約一個手指粗的洞就行了，手術要不了一小時，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成功率在95%。和Voyadzis大夫及之前和他助手Garcia共交談了近半個小時，使我非常高興。我上了他的病人名單，今後要做手術，非他莫屬啦。“有問題隨時來電話！”Voyadzis和Garcia先後都分別對我們說了這種令人感到親近的話。
5月25日星期三按預約見Wagner大夫和他的助手Kanny。我向他們描述了上次腰椎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後的情況 —— 沒有疼痛了，但左腿較弱並仍時有異樣感覺。Wagner大夫做了簡單的檢查，說：“好了大概70%。下星期再打第二針。希望能達到治愈90%。”於是我們預約了6月3日星期五。
5月26日星期四再去見Mattei女士，但她忙，改為Ashley Norman女士給我做物理療法，主要是學習如何放平後腰、如何收緊臀部肌肉和如何移動胯骨。談及Voyadzis大夫，Ashley說他大概是大華府地區最好的脊椎神經手術大夫了。
5月27日至6月2日一星期期間，我上下午各認真做拉伸，從45分鍾加到近一小時。每天下午另加20分鍾的鍛煉，包括在走步機上走8分鍾增至12分鍾和上體舉重和負重拉伸（當然不含任何使用腰的動作）也從8分鍾增至12分鍾。劇烈的疼痛沒有再出現過。左腿由十分虛弱恢複到了基本正常，左膝的酸感漸漸消失了；然而大腿肉和小腿肚偶有異感，屁股肌肉輕微疼痛過一天。總的來說，進步是肯定的，但不是直線而是起起伏伏的。每晚就寢前服一粒100mg的Gabapentin。睡眠、血壓、體重均恢複正常。
6月3日星期五再去Wagner大夫的診所打第二針，這次我和Kanny女士一樣，都是輕車熟路。我在那個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機上麵臉朝下躺好，Wagner大夫和Kanny大夫穿上防X光輻射的大衣，給我在L5和L4各紮進一針。“兩個星期後再來見我一下吧。”我問：“會需要打第三針嗎？”“第三針也就是留下的最後一針，還是等不得已時再說吧。兩個星期後見了我之後，如果將來又有問題，那就再來見我；否則，就沒有必要了。”於是約定6月24日星期五再來見他最後一次。
6月10日星期五和15日星期三我先後再去Ultimate Therapy做理療，由理療師Jenn Mattei和理療師Teresa Clark引領我做了最後兩次物理療法拉伸。從此，我隻是堅持天天在家自己做，每日上午一小時拉伸。每天下午是半小時走步機上走步和上肢負重運動；天氣好的話，在附近公園裏走近一小時。
最後一次見Wagner大夫因故改為6月23日星期四。他指著有我MRI圖像的iPad說：“你這個疝，將來有70%的可能性被你自己的身體吸收掉，可能要七、八個月的時間。”談到鍛煉身體，他說：“鍛煉的人比不鍛煉的人回複得要好。”談到一些剩餘的非正常感覺，他說：“不用為這些擔心啦。”回顧從第一次與Wagner大夫交談以來，他完全是有計劃地一步一步來回答我的問題。最初，我最想知道的是我有多大概率、要多長時間才能恢複，他那時就堅決回避直接回達我這個問題。隨著我病情的好轉，他逐漸給我一點較為具體的回答。到了最後這次見他，他才把我想要的答案直接告訴我。
5. 結語
至此，這一輪的腰椎神經根病治療就算告一段落了。
未來的方針也很明晰了。希望我起碼能從此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再沒有疼痛，最好是永遠不要再疼痛了。如果再有劇烈疼痛發作，那就應該義無反顧地去請Voyardzis大夫做手術徹底解決。
總結起來，按網絡上得到的信息，椎間盤本身及其內部的損傷一般是永久的不可恢複的。然而，椎間盤損傷造成的痛苦是有辦法對付和解決的，損傷的鍵盤長出的疝有可能會由自己身體解決。總的解決的方法有三：手術，神經硬外膜激素注射，以及物理療法拉伸。當然了，保護腰椎，使其盡量不要再受傷害是無用贅述的。
至於什麽原因和因素造成這個腰椎神經根病的，按我在網絡上搜尋的結果，大致有四條。第一是遺傳；第二是衰老；第三是事故，如交通事故、運動事故或工傷事故；第四是常年的職業姿勢或腰部的使用。很難說是哪一條造就了我的病情。
無論是何情況，我的腰看來已經變成了琉璃胳膊，從此過於用腰的活是不敢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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