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汶川地震後，王兆山於 6 月 6 日在《齊魯晚報》發表《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結果遭到中文網絡一致炮轟
王兆山至少還遭到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委婉批評，指其「無論如何是不妥」、「令人遺憾」。
很多得到作協高度肯定、獲頒「魯獎」「茅獎」的作家作品，同樣頻頻成為網絡群嘲對象。
比如 2010 年憑借詩集《向往溫暖》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被網友評價為「回車鍵裏出官詩」：
2014 年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四川大學教授周嘯天，其作品也遭到網友矚目：
然而，作協盡管大眾口碑不佳，廣大作家卻並未避之不及。
從阿城王朔北島莫言金宇澄閻連科，到郭敬明麥家馬伯庸唐家三少，當代中國文學成就最大、商業最成功的作家多數都是作協會員，與老幹體名家們並列名單。
1948 年，丁玲從歐洲回國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向蘇聯作協書記法捷耶夫請教文學界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法捷耶夫將蘇聯經驗傾囊相授：「一定要組織中央的文藝工作機關。如果現在不可能有，也必定要組織籌備會。」
1949 年 7 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成立，作家協會與戲劇家協會、音樂協會、美術協會等並列其分支機構，內部架構幾乎完全仿效蘇聯作協。
其中，隻有作協被定為正部級單位，其他各協會都隻是正局級。
冷戰初期，東西方乃至亞非拉各國普遍擁有思想進步、社會影響力大的作家群體，對新政權而言正是開展「民間外交」、廣交朋友的絕佳突破口。
周恩來、陳毅、廖承誌等外交首長都經常到中國作家協會指導工作，尤其是參與作家出訪事宜。劉少奇更親自在作協會議上呼籲「不能當土作家」，要懂一兩門外國語。
· 著名散文作家楊朔，作協之外曾任職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等
作家加入作協後，均擁有國家幹部身份，其等級分為「文藝級別」和「行政級別」兩大類，分別有相應的工資待遇。
其中，文藝級別按照作家的資曆和業務水平予以評定，工資均高於相應的行政級別。
· 初期被定為文藝一級的，有張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作家，被定為文藝二級的有舒群、羅烽、白朗、陳企霞、草明等，被定為文藝三級的有康濯、馬烽、西戎等
盡管工資較低，行政級別意味著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對那些背景紅專、誌存高遠的作家往往更具吸引力。
如趙樹理放棄了月薪 270 元的「文藝二級」，寧可要月薪 218 元的「行政十級」；丁玲則放棄「文藝一級」（月薪 345 元）而選擇「行政七級」（月薪 322 元）。
當時，北京普通職工平均月薪僅為 40 元左右，月收入 200 元以上幾乎等於當月財務自由，作協會員的待遇不可謂不高。
還有同樣模仿自蘇聯的稿費製度，基本稿酬加上印數稿酬，會員們出一兩本書往往即可在北京買房。
據不完全統計，1950 年代拿到稿費一萬元以上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漢、曹禺、艾青等 47 人。
除了優待影響力巨大的文壇名家，作協還著力培養文學新人。
1952 年，北京通縣 16 歲的劉紹棠發表小說《青枝綠葉》，獲得《新華月報》的轉載和葉聖陶的好評，被編入高中語文教材。
四年後加入作協時，劉紹棠的稿費已經足夠買下北京中心地區的一個小院，即使稍後便「犯錯誤」而喪失收入來源，劉紹棠仍能憑借存款度過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
劉的成功，激發了無數青年的效法熱情，如一位作家 1956 年收到的來信：
未獲作協接納的作家，則不但與此類財富故事無緣，而且已經很難再依靠文學創作來維持生計。
如被郭沫若批為「作文字上的裸體畫，寫文字上的春宮」而靠邊站的沈從文，不但舊作被出版社告知「均已代為銷毀」，而且從 1950 年 5 月開始創作的紀實小說新作《老同誌》，也在七易其稿之後仍找不到一家報刊雜誌願意刊登。
困境之下，沈從文向舊相識丁玲求助，不惜表示「可以用到什麽小刊物上去」「不用我名字也好」，結果還是至死未能見到這篇小說問世。
直到 1956 年「雙百方針」推出，沈從文重新受到上級關注，並於 1957 年獲準加入作協，人民文學出版社才將《沈從文小說選集》列入出版計劃。
1980 年代，文革中遭到摧毀的作家協會重新開始工作，但作家與作協的關係和同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樣麵臨著劇變。
曾經，作家的生活和創作完全籠罩在作協的管理之下，包括文學界的肅反工作都有「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負責，從搖籃到墳墓均受到這一正部級單位的供養和監管。
改開以後，作協的傳統功能已經難以為繼，尤其難以再像從前那樣輕易扭轉作家的基本生計處境，而須小心應對和把控 1970 年代末爆發的文學熱潮。
1985 年，在新領導王蒙的主持下，作協下屬刊物《人民文學》頭版刊登了現代氣息十足的劉索拉《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無主題變奏》，兩篇小說一掃「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教條，至今仍是當時文學自由發展的經典例證。
· 事實上，當時王蒙對作品基調的把握始終清晰堅定，獲得肯定的劉索拉和徐星均未越過「貼近社會現實，具有積極追求」的意識形態底線。同時期專注於「國民劣根性」的韓少功《爸爸爸》，便隻能屈居刊物次要位置
1986 年，北京作協試行合同作家製度，到 90 年代後慢慢發展出駐會合同製、專職合同製、兼職合同製、返聘合同製、選題合同製五種製度並推廣到全國。
· 劉索拉在 1986 年被作協發展
其中，隻有駐會作家擁有正式編製，「蘇聯模式」大打折扣。
在 2008 年的統計數據中，此類掛編作家已經是少數：
1990 年代以後，作家對作協及其刊物的依賴更是與日俱減。
1992 年辭去教職成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今天已經是知名度最高、影響最廣的同代作家，一生都沒有加入作協，曾表示「聽說有一個文學圈，我不知道它在哪裏」。
1997 年王小波去世後，前往八寶山一號大廳的三百多人中，大部分是自發吊唁者，沒有一個是作協人員。
此種背景下，新世紀以來不乏作家公開炮轟作協，更有不少作家公開宣布退會，甚至高調批判其「逐漸蛻變成極少數人爭權奪利的宗派主義和謀取名利的工具」「根本無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國廣大作家的權益」。
不過，新世紀以後的作協，並未真正失去對作家的吸引力，會員人數仍然以每年 5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長，郭敬明、於丹、馬伯庸、張嘉佳等人都早已成為會員。
除了舊日的光環和靠攏組織的幸福感，如今加入作協還有什麽用？
今天，作協絕大部分收入仍然來自國家財政撥款，根據其官網數據，2018 年的財政撥款達到 2 個多億：
有了這筆錢，作家的采風、對外交流活動可以得到支持，而這些活動往往所費不貲。查建英回憶起作協組織的新疆之行：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國作協的活動，很是大開眼界。自始至終，我們都受到很好的照顧。我們住在四星級酒店，享用著一頓頓的美酒佳肴，聽取當地官員的講話，觀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區文化節。不論我們去哪裏，當地官員和導遊都陪同在左右。我們根本沒有空餘時間在街上逛逛，或自己去見見當地人民。當我們從一個城市前往另一個城市時，警車會一路護送。
如果從事某些特定主題的創作，作家也可以得到作協基金的全力支持：
此外，中國最權威的文學獎項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均由作協評定，其帶來的經濟利益並不一定限於獎金本身。
2008 年，麥家獲得第七屆茅獎之後，除了獎金五萬元，他所在的杭州市還以 6-10 倍的獎金予以嘉獎，並分配青園小區三期 130 平新房一套、西溪文化創意產業園 380 平別墅一套，含金量突破千萬。
· 獲獎之後，麥家還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分別任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和浙江作協主席
具體評定中，這些獎項不無內部消化的傾向，如 2007 年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多位評委獲獎，2011 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多位作協主席入選。新世紀以來，曆屆茅獎的獲獎者無一不是作協會員。
此外，中國作家雖然在財務方麵已經不再像當年那樣依賴作協，但仍然可以像老一代作家那樣為國家作出貢獻，取得尋常文人難以企及的人生成就。
· 2015 年，鐵凝、莫言、麥家等中國作家隨同總理出訪拉丁美洲
時代還在發展，也許中國作家和作協最黃金的時代，還遠未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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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2021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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