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就像是城市裏的隱形人，無處不在卻又不被看見 | 造就Talk·梅若
策劃手記：
梅若的內容是造就WOMEN裏最讓人感到捶心之痛的存在，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這個演講打破一些女性議題隻停留在中產和消費的怪圈，看到更廣袤的女性生存現狀，看到戴錦華老師在造就WOMEN演講所提到的“女性是千差萬別的，高階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功女性與年老、邊緣女性之間沒有共同之處，不應該成為取消女性命題的邏輯借口”。
她們就像是一個個被工具化的符號，是家庭裏麵不被看見的虛擬成員，但所有勞動背後都是活生生的人，這堅韌的生命力催發我們深思……
國際勞工組織指出，受到一些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她們這些家政從業人員正麵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與此同時，該行業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險覆蓋的結構性問題也凸顯出來。
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創始人、主任
照片中的三位女性來自於四川閬中農村，她們是姑侄關係，除了是親戚，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家政工。
她們兩兩相差12歲，最年輕的是小侄女陳會蓉，還有大姑陳述瓊和小姑陳恩華。陳會蓉出生的1980年代，正好趕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大姑陳述瓊24歲，小姑陳恩華12歲，正是青春年華，向往外麵世界的年齡。那個時候，村裏的年輕人開始躍躍欲試，都想到城裏去見識一番。
1983年，北京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朝陽家務服務公司成立，遠在四川閬中農村的陳述瓊從來都沒有想到在十年之後，37歲的她會北上從事家政服務，成為中國第一代家政女工。
北京家政服務模式經驗在全國推廣，加速了家務勞動社會化進程，這種把個體勞動轉化為公司化的運作，確定了家務勞動的基本模式——中介製。這也直接影響了1995年頒布的《勞動法》，作為非正規就業的家政工，未被納入到《勞動法》的保障體係。此後，隨著城市家庭照料需求的增加，大量的農村女性和城鎮下崗女工，選擇從事家政服務作為就業的新出路。
2000年，比陳述瓊小12歲的陳恩華，為了給孩子賺取教育費，又一次回到了北京，做起了家政工。那一年，家政服務實行就業準入的職業資格製度，標誌著中國家政行業發展的職業化確立。
2008年，陳會蓉放下還在吃奶的女兒，踏上了來北京的火車，陳家兩代人在北京相聚，為了生計，在過去30年間，她們兩代人，你拉我拽，從鄉村走到城市，穿家入戶，為城市家庭提供家政服務。
01 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卻看不見她們的存在
據北京大學佟新教授的統計，在中國有3500萬家政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濟南等大中城市，她們基本上都是女性，大多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不高，年齡偏大。為了家庭生計和孩子教育，她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家庭裏麵提供照料服務，比如保潔、烹飪、照顧老人和孩子。
家政工正是以這樣一種無聲的勞動，創造著上萬億的產值，參與推動中國幾十年的城市化發展，但她們卻像城市裏的隱形人，常常被主流敘事所忽視，她們背後的故事也不被大眾所知。
天津河東區十一經路上的勞務聚集地
在天津的河東區十一經路上，有一個勞務聚集地，到處都是拖著行李沒有去處的家政阿姨。白天她們在路上等活，到了半夜的時候，她們就拖著行李四處尋找睡覺的地方，比如火車站的廁所、麥當勞、肯德基，以及24小時的那種自助銀行，甚至派出所的旁邊，都會成為她們落腳的地方。
城市裏四處飄蕩尋找落腳地
這是我們跟拍的一位大姐，由於不識字，被她的丈夫誘騙在離婚協議上簽字，隨後她就被丈夫趕出了家門。她爬上火車流落到了天津，有活的時候住在戶上，沒活的時候就帶著她的行李，在這個城市裏四處漂泊。
我無法想象，一個人可以住在廁所裏
當時有一個細節特別打動我，我們跟拍到她住的地方，在火車站的一個麥當勞廁所裏麵。我無法想象，一個人可以住在廁所裏。
兩塊香皂，一塊是洗臉的，一塊是洗手的
但第二天早上洗漱的時候，她拿出了兩塊香皂，一塊是洗臉的，一塊是洗手的。我當時就覺得特別震撼，一個這樣的勞動女性，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都保持著對生活如此積極的態度，非常令人感動。
北京望京是一個非常大的居住和商業中心，對於家政服務的需求也非常大。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望京有大概40多個大大小小的家政公司，工作了一周後，沒有上戶和沒有住處的家政姐妹就會聚集在這裏。
繁華的望京與無家可歸的家政工
我跟我的攝影師同事到其中一個家政公司，和阿姨們一起在北京炎熱的夏天中度過了一晚，我站在窗口拍了兩張照片。左邊是外麵，望京繁華的夜景，燈火輝煌；右邊是裏麵，擠在地上打地鋪的家政工，一排排睡在地上，空間特別小，很多人都隻能側著睡，不能平躺下來。
當時有一個非常讓我難過的場景，有些晚來的家政工沒有地方睡了，我發現其中一個大姐就躺在廁所走廊的外麵，她當時正拿著手機和她的孩子視頻。
那個家政公司，五塊錢可以睡地鋪，如果你花十塊錢的話，你可以睡在上下鋪的床上。
但其實，上下鋪是空的。
我從她身邊經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原來人可以這麽沒有尊嚴，為了省五塊錢，她們可以就這樣湊合一下。
而很多家政工，可能連續一個月都找不到工作，她們就要連續一個月都躺在地板上。
經過了這樣一個夜晚，當我站在這個窗口，當我每次看到這兩張照片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窗戶裏麵和窗戶外麵，完全是兩個世界，而家政工和我們就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裏麵，我們卻幾乎沒有彼此看見。
窗戶裏麵和窗戶外麵，完全是兩個世界
2016年，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在北京民政局注冊成功，為在北京從事家庭照料的家政工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支持，幫助她們更好地融入到這個城市裏。以上所有的細節、故事和觀察，都來自於我們發起的“百手撐家”項目，“百手撐家”是“白手起家”的諧音，創意來源於家政工服務社群。
2016年，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在北京民政局注冊成功
“百手”，就是代表著千千萬萬從事家政服務的姐妹，她隻有這一雙手，從農村到城市來打拚。她們就隻靠這一雙手，不僅支撐著雇主家庭的正常運轉，還把靠這雙手賺來的錢，源源不斷地送回遠在農村的家裏，用於孩子上學的教育費、老人的醫療費、家庭基本生計的開銷等，很多姐妹一個月都花不了100元，隻買衛生巾用。
為什麽周末她們要在家政公司待著？因為家政公司可以上廁所，可以喝免費的水，還可以等到一個隨時的小時工。如果她出去的話，是要消費的。
城市是什麽？城市所有的公共空間，都是為有錢人設計的，空間實際上是被價格來區分的，根據消費來定義的。
而且家政工，她也不是城市裏的人，城市的居民還有居委會和社區中心，居民是可以去那裏參加活動的，可家政工是這個城市裏的外來人。這個城市裏的所有公共空間，都不對她開放，對她開放的都是收費的，所以為了為了省錢，她隻能去家政公司。
她在家政公司就是我剛剛講到的那些條件，五塊錢，你想想在北京花五塊錢能去哪裏住？
我還接觸到過一位大姐，最早丈夫在北京的工地上打工，她賣串串香，三個孩子都幫她穿串串。後來她丈夫出軌跟別人一起生活，完全不管她們了，甚至在外麵還有一個12歲的孩子，她都不知道。
等到三個孩子大了以後，她隻能把孩子們送回老家四川，讓老大帶著他們上學，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做家政工，把賺的錢全部寄回去用於孩子的生活和學習。
我怎麽認識她的呢？是她突然來找我，說她不能幹活了，因為子宮脫垂。你們知道子宮脫垂嗎？很多的原因是幹重體力勞動導致的，子宮脫垂後必須要複位。
為了解決經常脫垂的問題，為了不停止工作，她直接把子宮摘了。她摘完子宮的第二天，我去看了她，不是在醫院裏，她在費家村租了一個500塊錢的房子，因為住院特別貴。
我當時寫了她的口述史，但要出版的時候，另一個聯合主編的同事就說，這個故事不應該放在裏麵，應該要展現家政工好的、積極的形象。我說大部分的家政工其實是這樣的，這才是家政工真實的麵貌，她們非常苦、非常難、非常不容易，我們看到的那些非常堅韌的，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的事例，那是少數。
我們在寫工人曆史的時候，都是記錄堅強的工人，有韌性的工人，有理想的工人，但是我們其實不知道，千千萬萬的工人實際上就是最普通的人，麵對自己的生活，她們非常無能無力。
但是我們也看到家政工，即使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都非常非常堅韌地活著，就像在火車站廁所裏麵，有兩塊香皂洗漱的阿姨一樣；就像需要摘掉子宮，才可以繼續堅持工作，來供養自己的孩子一樣。在這麽艱難的條件下，她們都在努力地支撐著，自己作為家庭裏麵母親的責任，我覺得這是普通的勞動女性，她們身上所展現出來的堅韌和不容易。
百手撐家
所以我們在“百手撐家”裏麵，用了一個“撐”字。這個“撐”，它有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雖然有那麽多不容易，但是用我最後的一點力氣，我要把它支撐起來。所以我想說，很多時候我們去讚美勞動女性的時候，我們在講她們的故事的時候，都在談她們多麽勇敢，多麽堅強，但是不知道那個後麵的難。
當時我和同事討論的時候，我說一定要用這個“撐”字，就是為了讓大家去看到勞動女性的不容易，處境的不容易，生活條件的不容易，選擇的不容易，包括求助無門這樣的不容易。這個社會應該看到的是這些，而不隻是去謳歌和讚美，更多的是要去看不容易，隻有經曆過苦難的女人，這樣的勞動女性，給我們呈現出來的這種生命力，才是非常堅韌的。
要去看到她們的不容易
2017年，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在北京、上海、濟南、天津等地跟拍采訪了大概100多位家政女工，舉辦了一個大型紀實展覽。這些家政工是沒有曆史的，當有條件讓她們的曆史、她們的形象呈現在大眾麵前的時候，我們應該以一個什麽樣的麵貌來呈現她們是非常重要的。
展覽裏有一麵牆，全部都是家政工手的照片。她們勞動的手，用勞動工具的手，勞動對象的手，那些粗糙的手，關節非常大的手，暴露的手。另外一麵牆是什麽，我們給她們拍了一個正麵免冠的肖像，用這個展廳裏麵最大的尺寸來放大，讓所有人經過的時候，去看到這些平凡的、樸實的、沒有名字的家政工，她們也有自己的曆史。
我們想要通過“百手撐家”的影像計劃，把她們在城市裏麵那種奮力掙紮的麵貌，呈現出來：她要應對生計上的困境，她要擺脫性別上的壓迫，麵對這些她怎麽樣更好更體麵的勞動。
這樣的一個過程，實際上呈現的是中國社會城鄉流動變遷的曆史縮影，連接著城市和鄉村跨度近三十年的勞動婦女的生命曆程。
02 家政工所麵臨的，其實是多層次交織的複合問題
在過去五年裏，我們鴻雁的工作團隊一直紮根在望京的家政工聚居社區。每到周末的時候，我的同事們就給她們開展各種文娛康樂的活動，還有一些可能幫助她們改善職業發展的技能培訓。通過這些工作我們發現，她們所麵臨的問題，其實是多層次交織在一起的議題，它涵蓋了性別、勞動階層、城鄉差異等等多種複合問題。
她們麵臨的問題，是多層次交織在一起的議題
首先是法律保障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隻要你是一個勞動者，都會享有基本的勞動保障，但是家政工卻不受《勞動法》的保護，這是中國家政女工集體麵臨的一個困境。前麵我們已經提到，中國在1995年製定的《勞動法》，以及在2008年修訂的《勞動合同法》中，明確的把家政工作為非正規就業，不納入《勞動法》的保障體係。
《勞動法》約定的是單位和個人之間的雇傭關係，而家政工和雇主之間，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勞務關係，1983年的北京經驗也讓30多年的家政工行業一直是采用中介製的用工模式。讓勞動者幹一天活，就享有一天的勞動保障，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而在現實生活中，家政工一旦在工作中受傷的話，實際上是按照《侵權責任法》來賠償的。（注：《侵權責任法》是為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明確侵權責任，預防並製裁侵權行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而製定的法律。）依據到底是家政工的過錯多，還是雇主的過錯多，來劃分賠償比例的。但如果是受《勞動法》保護的勞動者一旦發生工傷，公司是全額賠償的，不去劃定權責的比例。
而家庭照料是在私人的家庭場域裏工作，具有隱秘性和封閉性，這也讓她們在城市裏往往是單打獨鬥的。
鴻雁有一位姐妹叫塵埃，特別喜歡寫作。在她看來，家政工實際上就像家庭裏麵的虛擬成員，雖然跟雇主一天24小時朝夕相處，但是她跟雇主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一旦發生了任何矛盾或衝突，都不太容易取證。
其次，關於家政工身份的汙名化。
我們經常聽到對她們的稱呼是保姆，客氣一點的會叫阿姨，這種“伺候人”的活，也讓幹這一行的家政工非常尷尬，她們其實經常會感覺到歧視。現在是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由於傳統習俗等原因的影響，家務勞動不被認可，勞動價值不被肯定，法律上又沒有任何保障，職業認同度也非常低，而這些大部分的家政從業者，她們都是來自於農村和城鎮下崗女工，受教育程度也比較低。
包括我們現在大眾媒體，對於家政這種議題的負麵報道，比如“毒保姆案”“保姆縱火案”的新聞，這樣的事件其實是比較少概率的事件，任何一個行業都有可能發生。
但正因為家政工，她的服務、她的工作場域，關切到一個家庭最隱蔽和最隱私的地方，所以一旦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媒體就會有非常非常多負麵的報道，這加重了家政工身份的汙名化，也加重了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
這種汙名化，還影響到家政工和家人之間的關係。很多家政工都是一個人出來打拚，因為長期跟自己家人分離，她們缺少對於孩子的照顧和教育，再加上這種社會身份不被認同，連她們的子女也會覺得，媽媽是做這個職業的，自己抬不起頭。
前段時間我們和一個媒體合作，計劃在母親節推出一係列家政工親子視頻，希望能夠讓這些家政工姐妹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讓孩子可以更好地理解母親的工作。我們要找十對家政工母子出鏡拍視頻。
想一想，中國有多少萬家政工，但我們要找到十對願意出鏡的都非常不容易。很多大姐非常高興有這樣的參與機會，她們把視頻都拍好了，還拍了好幾遍，跟我們確認行不行。但是她們無法從孩子那裏得到同樣的視頻，孩子們都比較抗拒，不願意配合拍攝。
如果隻有母親的沒有子女的，我們就沒有辦法使用，她們非常失落。這也看出來由於社會對家政工負麵的、汙名化的評價，其實家政工的子女是不敢麵對自己母親的職業。
家政工作為基層勞動女性，從鄉村到城市，承受著常年的親人分離，她們勞動的身體整日穿梭不息，她們的勞動尊嚴、情感需求甚至性需求都不被看見，甚至連她們自己都覺得難以啟齒。她們就像一個被工具化的符號，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貢獻了自己的勞動、汗水與青春，但她們作為人的其他需求，卻經常被忽略，被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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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勞動的背後不是工具，是人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故事。2020年春節過後，陳會蓉回到北京工作，作為單身母親，她需要獨自撫養兩個未成年的女兒，作為家裏的獨生女，還需要照顧日漸老去的父母，這讓她覺得非常力不從心。加上疫情的影響，家政工作並不好找，工資也降了許多，這讓她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
前兩天我接到她的求助信息：她17歲的大女兒，中斷了在職業高中的學習，跑到北京來找工作。但是作為沒有一技之長的女孩子來說，找工作基本是投靠無門，而這種母女長期的分離，讓她們在一起生活後的衝突非常大。
共同生活帶來的矛盾，以及一個年輕母親麵對下一代前途迷茫的這種錯落、失序、無力，也讓陳會蓉心力憔悴。很多家政工付出一生心血，也沒有辦法實現下一代人的階層上升。由於工作的忙碌，她們也沒有時間去陪伴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攢下的每一分錢都寄回家裏。
當我們越是深刻地進入到家政工姐妹群體中，就會發現越是基層的勞動女性，她們麵臨的苦難是最深的，但是她們的選擇和機會卻是最少的。這背後很多都是結構性原因造成的，而她們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就變得尤為重要。
我們這幾年的工作裏，其實來來去去有非常多的姐妹，她們帶著勞動女性的苦難、堅韌和頑強的生命力和我們相遇，我們想通過鴻雁組織的工作，讓這些從鄉村挪轉到城市裏的家政姐妹，能有人生的新發展、開闊視野，能在這個世界有更多的體會。
在鴻雁長期組織工作觀察中發現，在雇主和家政工之間最大的差異性，實際上是文化性的衝突，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能隻通過專業化的職業技能培訓來實現，為什麽呢？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家政工，在她職業勞動的過程中，不斷被馴化的勞動身體，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和具有個人獨特生命脈絡的個體，其實簡單的說就是，沒有把她們當一個人看。
我們接到過這樣一個案例：雇主是一位80歲的大學老師，剛做完手術，需要有人陪護和照料，但是老人可以自理；家政工是一位50歲的大姐，幹活踏實，也善於溝通。但是她們在相處了三天之後，衝突卻不斷地升級，就找到了我們求助。
我們溝通後發現，家政工其實是在時時刻刻恪守本分，她站在老人身邊，防止他走路摔倒。但雇主覺，請家政工是來照顧自己的，家政工雖然很本分，但總覺得是在時時刻刻地監視自己。
家政工覺得委屈，雇主也覺得心塞，最後衝突加劇，一拍兩散。很多雇主和家政工都有這樣的矛盾，解決的辦法往往都是一直換，等到雙方都折騰累了，就不再換人了。
我們仔細去體會就會發現，其實在家政工的文化經驗裏麵，她把老人可能隻是當成了勞動的對象，而無法去體會老人麵對自己年老的無力無能，這種不接納自己的狀態。而家政工也沒有能力去仔細辨識背後的這些層次。
這對家政工來說，就是一份謀生的工作，而雇主所需要的那種非常細膩的情感上的照顧，其實是很難得到滿足的。在這種非常非常隱秘的家庭空間裏，雇傭關係的張力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綠色家政工
所以我們提出綠色家政服務的概念，倡導綠色的家庭、綠色的生活、綠色的選擇。當然我們強調的不隻是技能上的綠色，也包含了人際關係上的綠色，這是鴻雁綠色家政工可以發揮的空間。
現在社會對於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了，而人工智能是有機會將來取代更精細的勞動技能，這種關乎人的心智的培育，將會是更加寶貴和稀缺的產品，它需要通過更加細致的教育和實踐才有條件去發生。
所有的勞動背後，都是活生生的人
讓社會裏的每一個家政工可以受惠，讓每個家庭可以受益，讓整個社會可以變得更可持續，實際上是需要很多具體的支持，尤其是對家政工創新的勞動價值的肯定和尊重，因為所有的勞動背後都是活生生的人。
感謝《世界說》對本次內容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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