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壇巨子乩筆下的靈界 周育民
1937年2月4日，正是農曆丙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灶神的那天，高吹萬先生的愛女韻芬在上海去世了,他悲痛異常。
十幾天以後，高吹萬與妻子思念亡女,用扶乩的方法招來了亡靈，從此開始了生者與死者長時期的對話。
《吹萬樓日記節鈔》（以下簡稱《日記》）就是他們之間長達一年多對話的記錄。
這部分日記當時在《時報》上連載以後，引起了社會的轟動。
“信之者歡喜讚歎，得未曾有。疑信參半者，疑為靈鬼偽托，非真出諸韻芬之手。
完全不信者，認為人死即滅，幽明異途，芬女士之乩語，係父捉刀。
此乃因悲痛過度，借此聊以自慰之作用，實屬荒誕不經，淆混聽聞，不足為訓。”
通靈現象，向來是科學與宗教爭執的中心問題之一。
從曆史學和宗教學的角度看，這份日記的真正價值在於，它相當細膩的記錄下了一部分中國高級知識分子
在當時對於靈界的觀念和思索，展示了他們精神生活中獨特的宗教氛圍。
一、高吹萬及他的女兒韻芬
高吹萬,名燮,江蘇金山縣人（今屬上海）張偃鎮人,生於1879年,卒於1958年。
早年學詩於外舅父顧香遠，頗有詩名，才識淵博，有“金山大儒”、“江南大儒”之譽。
1909年,其侄高天梅與柳亞子等一起發起成立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吹萬因與南社結緣,亞子亦以“叔”呼之。
時吹萬自己組織有寒隱社，南社成立後社員大多加入南社。
同時，吹萬還參加了鄧秋枚在上海發起成立的國學保存會。
1918年10月，柳亞子因南社內部唐、宋詩之爭，辭去主任之職。
社員擬推吹萬為盟主，吹萬力辭不就，遂由姚石子繼任。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高吹萬在民國初年已隱有東南文壇巨子之望。
吹萬在張偃秦山之麓，有個漂亮的宅園，占地十畝，名為“閑閑山莊”，內有池亭水榭、曲檻長廊，
優雅精致。園定名有八：回廊玩月、高閣看雲、柳岸鶯啼、荷池魚躍、碧山暮靄、緣灣晴波、槐蔭迎風、
梅林賞雪。吹萬就是這樣一個經濟富裕、生活優閑的書香門第的主人。
吹萬先聘亭林顧氏女壙銘，未過門去世。後複迎娶顧氏女葆 ，出子五，君豐七歲夭亡，餘四子為君介、
君藩、君湘、君賓；女二，長女韻嚴適亭林顧氏、吹萬聘妻之兄子。
次女韻芬，就是本文所要敘述的“主人公”。
韻芬生於1918年，在這樣一個家境優越的書香門第成長起來，不僅天性聰慧活潑，而且熟讀古典經文，
父母愛若掌上明珠。上學以後，先後肄業於上海大同大學、清心女校，為優等高材生。
與她訂婚的是南潯劉承樂。南潯劉家也是東南望族，以嘉業堂藏書樓著名於世。
劉、高兩家聯姻，可謂門第相當，珠聯璧合。正在這位含苞待放的少女將要出嫁之時，卻突然謝世了。
她又走了聘母的老路。白發人送黑發人，吹萬夫婦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韻芬的去世，似乎預示著這個家族的衰落。八個月以後，侵華日軍由金山登陸，燒殺擄掠，
閑閑山莊在劫難逃，吹萬收藏的三十餘萬冊書籍也被搶奪而去。吹萬夫婦帶著劫餘的殘書移居上海，
資財耗盡，寄人籬下，以賣文、賣字乃至賣書為生，淒涼地度過了餘生。
二、碟仙扶乩法
根據許地山先生《扶箕迷信底研究》，中國扶乩術屬於占術的一種，發源於道教，至宋代以後流行於民間。
其方法通常是兩人扶乩，乩下插箸筆，筆端觸沙盤；扶乩者用符咒或意念請到仙佛或鬼靈以後，
乩便在沙盤上靈動起來，寫下仙佛或鬼靈要說的話。通常還有一人在旁記錄。從宋代到清代，一直沿用此法。
吹萬采用的扶乩方法則不同，名曰“碟仙扶乩法”，大概是在民國時代才出現的一種新乩法。
“依說明書，應由三人同時各出一中指，輕按碟底，俾所召者至，即可隨碟旋轉。”
看來乩筆是固定不動的，而動的是乩文出現的碟盤，故有“碟仙”之名。
其次，碟盤也不同於沙盤，上覆字圖以代沙。乩筆在沙盤上書寫，受扶乩者書法以及乩筆輕重的影響，
有時會發生字跡模糊、甚至無法辨識的情況。而采用乩字圖以後，隻要乩筆指向何字，即一目了然。
這種乩法可能是受到了機械中文打字機以移動字盤取字的啟發。
乩字圖可以在市上買到，吹萬先生移居滬上時，未及攜帶乩圖，“嚐隨便購得一碟”；
也可以自製，吹萬初自製乩圖，編法不當，“字太少，且尋之甚勞”，後改製，
“約略將普通之字及韻字寫入”，才勉強可用。估計夜間扶乩，乩圖字不可能寫得很小，收字不會很多，
常常會發生借用同音字、近音字的情況。有時吹萬與韻芬對詩，需限韻，還要特製一圖，
“將平韻字之習見者，一一添入”。看來，乩圖雖然能避免字跡不清、難以辨認之弊，
也有字數局限、乃至無可用之字的缺點。
靈何以請來？
從《日記》來看，大體有三種方式。
一種是用意念。意念要誠信，專注於所請之靈。不誠信、不專注，靈不來。
吹萬第一次與妻子等請韻芬，乩“寂然無所應”，他分析原因說，
“當時餘心理上不過於無可如何中聊以試其驗否而已，未必能切實深信，其召而不至，宜也。”
第二種是用符。在紙條上寫上所請姓名，焚化後字即飛去，所請之靈見之即來。吹萬請亡友故親常用此法。
第三種情況是靈鬼不請自來，或是故舊，也有不相識的。吹萬問這些靈鬼何以至此，
都答以“心至誠，乩有光”，“扶乩有光，高出屋頂”，見光後才來降乩。
不過，降乩的鬼一般也是信乩的。吹萬發現，“扶乩之事，不但人有信不信，即鬼亦有信不信。”
不信乩的鬼或偶來即止，或堅請不來。
碟仙扶乩法雖然規定要三人扶碟，但吹萬夫妻倆常常深夜扶乩，或請兒、媳、長女幫助，
終不能每晚必到。因此，常常兩人扶，一人做筆錄，甚至夫婦兩人扶，無人做筆錄，靈鬼也能降乩。
“可知誠至便靈，不必拘定三人與二人也。”
靈鬼著乩以後，人與鬼的溝通如何進行？
一些民國時代的扶乩會通常會采用這種方式，沐手焚香化符開乩之後，謄錄生給請乩人字條一張，
寫上所問之事，乩仙批諭後，謄錄生即抄錄字條上。可見靈鬼能“視”。這人與鬼之間的交談是無聲的，
全憑文字進行。據吹萬聽友人說，李登輝先生與亡妻之間的溝通也是如此，李寫書信致妻，妻以乩回信。
吹萬有時也采取這種方法，書紙不必焚化，置於供案即可，但是，從吹萬夫婦與韻芬在扶乩過程中大量瑣碎
的問答來看，僅靠書寫溝通是困難的，我推測主要采取的是口問乩答的方式。
《日記》於此沒有明確記錄，但有一條記載說明鬼能“聽”。一日扶乩，吹萬對妻言，
“青官（吹萬孫）等意欲扶乩，明夜可由他扶之。乃乩忽雲：小兒召勿喜，太煩。”
韻芬聽到了父母的對話，而且還能插嘴。
三、心理動因分析
人類企圖溝通靈界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宗教家利用扶乩，是為了獲得神諭。封建時代的文人士子開乩會，
是為了求問功名仕途，或與靈鬼對詩射覆為娛。一般善男信女求乩，多問命問病，吉凶禍福。
《日記》所展現的是人們利用扶乩的另一種動機，即與亡故的至愛親朋繼續交往，延續他們的親情與友情，
關切他們死後的遭遇，了解自己將要前往的陰世的情況。這種活動，在民間大量存在，但見於記載的不多。
至於象《日記》那樣，如此細致地記錄並公諸於世，可以說絕無僅有。
當人們想要與靈界溝通時，他們實際上已經認定靈界的存在。當然，有不少人並沒有溝通靈界的欲望，
也可以相信靈界的存在。“相信”、“欲望”、“溝通”，
是一個扶乩者必須經曆的三個不同的心理發展層次，吹萬夫婦也不例外。
吹萬與夫人葆 都是詩人，有著極其豐富的情感世界。他們受到的第一次巨大的精神打擊，
是七歲的兒子均豐的夭亡。1914年，當豐兒在閑閑山莊入殯之後，吹萬寫了一首十分動情的詩：
“孤棺鬥室中，小魂誰伴汝？呼爺日百回，寂寞今無語。……”
他囑告已亡十八年的聘妻壙銘在陰世照顧豐兒：“我有聘妻賢，鬱鬱墓中處。生前不相識，死後應相顧。”
他想象著聘妻的孤魂得有豐兒相伴，豐兒的小魂得有聘妻照顧，在陰間或可重建天倫之樂。
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自我安慰。這種希望，折射出他對靈界的意識；
這種自我安慰，又朦朧地顯現出與靈界溝通的欲望。這種欲望在當時沒有成為現實，
恐怕一是由於吹萬年紀尚輕，精神和體力尚可支持、克服這種悲痛，二是七歲的幼兒，
固然親愛，不過即使有可通之道，也沒有多少話談。
但到韻芬去世時，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韻芬已是將要出適東南名門的才女，而吹萬卻年將六旬。
當人生步入垂邁、故人漸稀之時，也會越來越關心生死問題。
韻芬的猝死，不僅老人精神上不堪承受，而且直接推動他尋找與靈界溝通的途徑。
他描寫自己當時的心境是：
“吾女韻芬在滬寓亡故，如晴空霹靂，心膽震驚。越四日返家，覺歲暮天寒，陰沉變色，百事俱廢。
忽又新年，即日記亦輟不寫。今勉理舊業，衷懷淒苦，手顫淚零矣。”
女死第十天，和尚們在滬寓為韻芬誦經，吹萬在金山“哀苦不能前去，遙望涕零而已。”
這種絕望的悲痛使他在當天晚上拿起了自己“未必能切實深信”的乩筆。
吹萬所需要的不僅是通過誦經來超度韻芬，更是與韻芬的直接溝通，讓她“雖死猶生”，與自己朝夕相伴。
吹萬采用扶乩的方法與靈鬼溝通，並不是一種偶然。
明清時代，文人扶乩雖屢見不鮮，但在社會上畢竟視為邪術。
被清政府視為“邪教”的許多民間教派也大量采用扶乩的方法，更幹例禁。
因此，官吏、文人扶乩，常為正派士大夫嘰諷。但到民國以後，這種社會和法律的禁忌大大鬆弛了。
一些軍閥達官充當扶乩教門的“護法”、“壇主”，各種神靈臨乩說教，乩書到處散發，使扶乩之風彌漫社會。
在這種風氣薰染之下，不僅民間下層趨之若騖，就是一些受過新式教育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吹萬周圍就有這樣一批信乩者，如寰球中國學生會的發起人李登輝、
國學大師胡樸安、文學家金鬆岑、《時報》主編吳靈園、著名學者丁福保等。
吹萬的親戚中，外甥“亦嚐屢扶乩”，朱涇林氏子女、丁月心等也時常扶乩。
因此，吹萬采用扶乩的方法，明顯地是受到社會風氣和親友的影響。
這種風氣和社會關係，也使吹萬較少地感到社會禁忌的壓力。
但社會禁忌的壓力也是確實存在的。在要不要刊行《日記》的問題上，吹萬與韻芬有段討論：
韻芬：父必欲印亦可，惟兒意諸兄皆勿深信，若印成又不能不知。兄友苟要，父如何？
吹萬：我老友中能深信者亦多，其不信者，亦不輕與閱。
韻芬：父所寄老友，自無礙。若見此書而有微辭，反使父因而受氣，故請勿須。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吹萬夫婦起初是背著“皆勿深信”的兒子們扶乩的。
其次，他也不敢將乩文拿給不信乩的老友閱看。但是，兒子們的態度僅止“勿深信”而已，
不致采取激烈態度來阻止，朋友中也是深信者多。事雖涉刊印，但吹萬在拿起乩筆時，這種社會禁忌的強弱，
不可能不對吹萬有所影響。
事實上，《日記》以及他與女兒的《幽明和唱集》正是在信乩的老友們的鼓動下刊印的。
《時報》連載吹萬《日記》後，不少讀者指責《時報》“不應作此違反時代、提倡迷信之倒車宣傳。
吹萬居士為免惹煩惱計，曾擬停刊。”不料似乎支持者更多，“旋應多數讀者之要求而續刊。”
《日記》刊行的部分止於1938年10月，之後吹萬夫婦是否繼續扶乩，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可以推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對於此類活動的社會禁忌空前加強，
不要說扶乩文的刊印，就是吹萬夫婦想在密室私下扶乩，恐怕也不敢了。
四、靈芬在陰間
韻芬的肉身生命結束了，按照傳統中國人的信仰，她的靈魂去了陰間。陽間是靈魂所寄的肉身生命的時空，
陰間是單純靈魂生命的時空。因此，高吹萬時常稱他的亡女為“靈芬”。
2月14日,韻芬死去十日，為亡魂歸陽之期，高家在滬做法事超度。
吹萬在金山閑閑山莊第一次扶乩請靈，乩無應。
吹萬分析原因：一是心未至誠，二是滬寓正舉行法事，靈芬不能離開，三是一位信天主教的仆人在場。
18日請乩,靈芬終於來了,雖然隻叫了父、母、姊（三人同扶乩）便去，卻使吹萬夫婦大為興奮。
第二天晚上再請，靈芬不僅呼人，且勸父少哀。吹萬對能與靈芬交談，“漸生信心矣”。
最初幾日，乩時有時無，有也言語不多。但隨著時間推移，乩越來越靈動，對話、作詩無所不能。
吹萬夫婦開始熟悉了乩術，也了解了靈芬在陰間的一係列經曆。
3月9日，吹萬在閑閑山莊韻芬過去的書房重題“疏香室”匾額，請女兒回家。
從此，靈芬在家“居”疏香室，在上海則“居”法藏寺。在法藏寺讀佛經，在家則讀詩文，
並時常與亡故的親友交往。有一天，吹萬終於從靈芬那裏得到了豐兒的消息。
靈芬告訴吹萬夫婦，她見到了祖母和伯母，伯母讓她認識了豐哥和吹萬的聘妻顧氏。
有一次，吹萬想為顧氏和豐兒在陰間團圓的景象作幅畫，但不知他們的衣著和形象，問了靈芬後才知道，
盡管豐兒已去世二十多年，在陰間，他仍然是個長不大的孩子，而顧氏還穿著四十多年前的衣服。
他托亡妻照看豐兒的希望終於實現了。在陰世，依舊洋溢著溫情脈脈的親情。
按照傳統習慣，聘妻亡，葬夫家。這是陰婚的一種形式。韻芬的靈柩要運到南潯劉家墳地入葬。
靈芬與自己的靈柩一同前去，4月4日到南潯,看了劉氏家廟、嘉業堂藏書樓和小蓮山莊，十分愉快。
三天以後，靈芬回到上海法藏寺繼續讀經。
在靈芬去南潯的幾天，吹萬抽空到上海，向大慶裏一位出了名的算命先生問命，此人姓李名子庵。
他給吹萬推命的結果是，壽僅四十九，若非親自來，或作已死之人。所以未死，是由於心地慈良。
但去年子息定有刑傷，非子即女。李子庵還曾推劉承樂有克妻之命，韻芬的兄弟去歲定遭手足之戚。
父、兄、夫三命同克，韻芬焉得不死？
吹萬相信有陰世，相信推命，接著又相信佛教了。
靈芬生前並不讀佛經，但現在於佛學卻頗有造詣，據說她前生已受過佛戒。
吹萬得知女兒已讀過《心經》、《金剛經》，便找來細讀。
於是，在他的乩筆之下，靈芬也大談佛學要旨：“和祥生定，定生靜，靜生悟，悟生空，空可無煩惱。”
於是，吹萬夫婦與靈芬同修佛性、同參佛旨。
更令人驚異的是，靈芬的詩才也大有精進，“竟能和我之詩，寧非奇事？”
父女倆第一次對詩是這樣的：
吹萬詩 靈芬步韻
悟徹真空愛未忘， 劬勞恩重豈能忘，
報恩深處即祥光。 虔 心香普佛光。
吾兒應有天人護， 彼岸共登回首早，
一念超登極樂鄉。 靈山會上是家鄉。
本無大地與恒沙， 妙義精微漾細沙，
那有微塵一點遮。 色空淨盡了無遮。
何物虛空能照見， 一泓澄碧涵明鏡，
彌天開遍曼陀花。 淡定天懷誦法花。
靈芬在讀了“佛菩薩”送給她的《華嚴經》以後，又進一步指導乃父如何看破紅塵：
“勤護靈根萬念忘，芸除愛草透瓊光。”靈芬是“留此未了因，常伴雙親久”。
吹萬勸女兒“一念超登極樂鄉”，割斷俗緣。
靈芬又反過來勸吹萬“芸除愛草”“萬念忘”，但她自己卻忘不了父母的“劬勞重恩”。
靈芬與吹萬在“共參佛旨”之時，看來都遇到了一個難解的情結：
看破紅塵，悟出真空妙相，必須擺脫人世親情；
而這種親情又是吹萬與靈芬溝通的橋梁，一旦靈芬真的徹悟，這個橋梁也就斷了。
所以，在以後的幾天裏，吹萬擔心地問女兒：“爾今學佛習靜,仍如生時之活潑有興乎？”
當靈芬回答說“與生前無二”，他放心了，靈芬依然是那位活潑可愛的女兒，而不是靜伴青燈的佛子。
勸父“芸除愛草”的靈芬，不僅在冥冥之中細心地培護父親的“愛草”，
甚至表示自願“將所修功德，盡行贖罪，並願再入輪回，為眾受罪，惟求勿使父母受悲傷之苦”。
在佛空與儒孝之間，靈芬最後選擇了盡孝。這是佛性慈悲還是吹萬的內心期望呢？
五、鬼學初探
人死為鬼，鬼是什麽東西？在韻芬喪逝的悲痛漸漸平複以後，吹萬於“鬼學”進行了幾乎是理性的探索。
這種探索是由靈芬以及其他鬼靈的不斷降乩進行的。
對親人死後生活的關注，是吹萬步入“鬼學”的媒介。靈芬吃什麽？
高夫人每日三餐皆供亡女，便問靈芬是否都吃了？回答是吃一次，其餘飲露、吸花香。
鬼的飲食需親人常供,年節祭祀時，同族亡鬼齊來共享。
夏至祭祀後,吹萬問靈芬來了幾人，答曰七人。這天家祭二十九人，隻來七人,其餘皆已轉世。
但有時家祭，也有外鬼來享的。靈芬二哥高君藩在1933年購得鬆江西門外張祥河故居鬆風草堂，
夏至祭祀時，靈芬說屋主張良哉也到了。吹萬說他事後才知道良哉是張祥河夭逝的長子。
鬼魂在陰間的用度也由陽間親人燒化。吹萬夫婦燒給靈芬大量的衣物、器具、紙錢，甚至車船。
紙汽船因遇風未燒盡，靈芬說船破不可用，但汽車收到了。在陰世，車船皆由空飛行。
紙錢在陰間的價值，依燒化人的心誠程度而不同，心越誠，值越重。
靈芬告訴吹萬，鬼是一種魂，人死之後，“神魂已出，軀殼無關”。“魂散則睡，魂聚則醒”。
在吹萬的乩筆之下，魂有形，可視、可聽，甚至可觸，因為他常常聽到小疏香室裏有靈芬發出的聲音。
鬼魂不會生病，但有“魂損難聚”之憂。因此，鬼膽小，靈芬二侄女投生，因遇雷雨，怯不敢去。
魂遇醉人、陽盛者和炮火等，都會衝損，“衝損後聚成，極痛苦，魂微弱者，亦有聚不成。”
佛與鬼，是魂的不同層次的存在形式。入輪回的都是鬼，下至地獄之鬼，上至十殿閻王；
鬼魂升至佛界，即不入輪回。人之一生一死，是魂的一個周期。在這一周期中，構成了一個人的“性”。
忘性，是一個人的真正“死亡”。
比如，靈芬在陽世為韻芬，去陰間隻是肉體生命的結束，但靈芬仍是吹萬女兒的“性”依然沒變。
但是，一旦重新投生，她便有了一個新的肉體生命的“性”，舊“性”逐漸遺忘了。
吹萬問靈芬，祖宗有往生人世的嗎？靈芬答道,“往生性在”。
吹萬又問：“性則永在耶？”靈芬答：“初投生，本性尚未忘,不久即忘。”
於是，吹萬又對“忘性”這個命題進一步進行探索。
有一天，他用乩請到了亡靈葉守仁。
葉先生告訴他，“弟投生七年，一靈不昧，未忘前生，從不開口，父母拋棄。亡後，複本來麵目。”
對於這位老友的堅不忘性，吹萬感到非常驚訝，便勸他修佛法以脫輪回，靈芬還給了這位朱先生以指導。
朱先生的例子是個例外，但是，在民間信仰中既然有大量神佛下世的故事，
那麽比神佛低等的靈魂偶然發生轉生而不忘性的情況也是正常的。
生命是生活在一定時空之中的。
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時空結構，有一套十分複雜而神秘的認識體係，其中最習見的是算命術。
前麵我們已經看到，吹萬先生是篤信算命術的。
在吹萬看來，靈魂在陰世的生命曆程，也應該服從陰間的時空體係。
在扶乩過程中，吹萬顯示出他探索靈魂生命秘密的強烈欲望，這是一種非理性形式下的理性表現。
一天，吹萬請到了曾經給他算過命的女鬼瞎子朱彩鳳。
吹萬問：“陽世算命，必先定幾歲起運，則起運以前，是否無運？未知陰世如何推算？”
這個女鬼便侃侃而談起來。她說：“陽世算命，陰世算運；一是重命，一是講運。”
她認為運比命更重要，如遇歹運，任是好命，也不會順利。這是她到陰世才明白的道理。
吹萬又問她陰陽推算命運的不同之處和相合的道理。
算命術的實質是算運，有命無運便不能算，所以在起運之後才能算命。
朱彩鳳答道，既然陰世算運，應以陰算為合。吹萬又問陰世的曆法和算運之法，
朱彩鳳答道，一年三百六十日。但於算運之法，隻說了“陰世照運判數”。
也就是說，運決定人的生辰八字、陽世壽數的“命”。
對於如何算運，她不敢明告，恐“泄露陰秘，要吃官司”。
在中國算命術中，命與運是一個辯證關係。命造決定一世之運，運又反過來決定命的發展與終止。
它本身並不涉及靈魂不滅的問題。但是，既然有輪回轉世，那麽命理的探討就不可能不涉及陰世，
探討陽世的命造由何而來。
吹萬所想得到的答案是，靈魂究竟是如何度過其在陰世的歲月的,其“命”是如何決定的。
他的提問，也清楚地反映了他的思路，即首先弄清陰世時間的數量關係,
然後弄清這種數量關係如何支配靈魂的“生命”曆程，決定靈魂的升華或投生。
這是中國算命術從未進入過的領域，自然不會提供現成的答案，
於是，乩便以“命運事有關天機”為由，拒絕回答了。
六、 陰 律 算命，屬於中國神秘文化中的術數係統，具有強烈的宿命論色彩。
當術數無法解釋某些命運現象時，就需要引入道德論理觀念作為補充。
如按術數推算，高吹萬應於四十九歲死，但李某說他心地善良，故得延壽。
這種個人的道德修養和善舉可以改變命運的觀點，既為算命術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同時也打開了通向宗教的大門。宗教，是一種被神化的道德說教。
在中國人的宗教信仰體係中，道德情操臻於極境者，即為佛、仙、聖。
釋、道、儒三教不過是修道的不同方式，佛、仙、聖是因修道方式不同而獲得的靈魂解脫形式，
或者說是一種最高形式的德報。宗教勸善的反麵是六道輪回的痛苦，這種痛苦是由惡行帶來的。
凡人不能完美無缺，故不免輪回。
冥冥之中的神主是如何根據凡人惡行的程度，施以不同的刑罰的呢？
在吹萬的乩筆之下，除了陽世的刑律之外，還有至公至平的陰律。
吹萬是由在金山城隍當文記的楊平江處得知陰律的。
平江說，“陰律至嚴，非在公門下不能明白。”他之所以願意告訴吹萬等一二，為的是要他隨時勸人，
甚至希望他將乩文公諸報端。據說陰律律條極為繁密，但乩文沒有寫出一條。
我們可以從下麵的一些例子中看出陰律的“立法精神”。
(1)－－－投生為畜，靈芬告係不孝父母。
(2)楊斯盛在世樂善,但陰報不佳,緣其樂善為圖名。“陰律最重誅心，無心罪小，有心之罪雖小責大。”
(3)慈禧太後罪“略有，不重”，暴殄奢侈罪與小仁政相抵，加以惡名生前已滿布，亦可抵罪，故已投生。
(4)光緒帝前生享用太過,此生應受幽禁之苦,無大罪。但因母不慈，子多怨恨，有望親速死之罪。死後仍被關押。但現在已自由無罪。
(5)前清使臣某新近被殺，有奸騙室女、欺心賣國、狡惡盜名、斂財示惠、不孝不弟數大罪，冥獄審問時狡賴。據楊平江估計，恐怕要受冰丸、刀山之苦，判入無間地獄。
陽世刑律重在行為的處罰，陰世刑律重在靈魂的處罰，即所謂“誅心”。
誅心可在陰世執行，也可以陽世的輿論咒罵相抵，如西太後之例。
、光緒帝生前似無罪過，但心有不德之處，亦難逃冥罰，在陰世的境遇反不如慈禧。
“誅心”當然不僅僅是對靈魂的處罰，也包括了在來世對肉體的懲罰，那就是投生為動物。
當然，我們從吹萬的乩文中得知，投生為動物的靈魂並非都是前生作惡的，如受到衝損而無法投生為人的；
新喪之鬼，無罪自由，易“見物附生”的。
吹萬請到的朱述之更詳細地敘述了陰律的大綱：
“陰法，男最重孝，女最重貞節，最惡欺世盜名，最貴知過能改。知過而犯，罰較嚴。
此謂之誅心。若外冒誠實，內懷欺詐，即有一二善行，亦不可準折；
如事有為眾皆知，受人笑罵唾棄，反可消應得之罪，以示陽世處分受免。
若人皆稱頌譽美，而內行實不堪，此等定罪較重。”
吹萬覺得，“朱先生昨夜所告之陰律及答我各問，皆於世道極有關係。”
他甚至認為，朱“必得陰世上官許可，準其宣布，以聽世人之記載。”
所謂陰律，通篇是道學先生的說教。
這位朱述之先生，據說曾在河南衛輝縣任城隍，袁世凱死後，他的靈魂就是由朱點收的。
陰判有不忠於君、離間母子之罪，下地獄。後因袁家請高僧超度，便提升至地獄第一層，現在已出獄，
轉入餓鬼道，將來投生為牲畜。看來，誦佛念經可以減輕陰罰。
為人處世，要嚴格地遵守道德，信佛讀經，這是《吹萬樓日記》在乩文中諄諄勸告世人的。
吹萬身處動蕩的戰亂之世，挽人心以救世道，這是他的主張。
當然，我們可以假定，如果人人都能有道德地處世，世道也就不會大壞，乃至弱肉強食、我虞爾詐、
欺世盜名，使無數生靈塗炭。但吹萬看不到達到這種理想境界的現實力量，便祈求於那個至公至平的陰律。
用冥罰來規範世人的行為，這種意識，正是宗教苦難的真諦。
七、陰世官製 陰世，是鬼的社會。
鬼的社會由鬼官來管理。吹萬通過他的乩筆，寫下了民國時代陰世的官製。
告訴吹萬陰世官製的，主要是在陰世當鬼官的朱述之和楊平江。
楊平江本名楊傳福，曾留學日本，後任江蘇教育廳科長等職。生前是吹萬的朋友，死後在上海城隍任文案。
朱述之本名朱緒曾，是道光年間江蘇的著名文人，著有《江寧詩征》、《開有益齋讀書誌》等。
死後在衛輝縣當城隍，後來厭煩，退職為法華鎮土地。他因一次偶然的臨乩,與吹萬交上了“朋友”。
在吹萬看來，由這兩位陰官來介紹陰世官製，應該是信而有據的。
陰世的最高統治者是森羅天子，這是一個與一般民間信仰中的陰世主宰不同的名字。
陰世主宰，佛教為地藏菩薩，道教為酆都大帝，民間還有東嶽大帝的說法。
所以，信仰不同，陰世最高主宰的名稱也不同。吹萬問：“陰世之最高級，即是佛乎？”
楊平江答道：“鬼非佛，官由森羅天子委放。”這是答非所問。問森羅天子居何處，楊也拒絕回答。
中國人的陰間觀念是融合了釋、道的民間信仰大雜燴，楊平江。
朱述之的說法基本上沒有超出一般民間對於陰世官製的觀念範圍。
森羅天子下設十院。所謂十院，即民間所說之十殿，是閻王辦事之所，故有“十殿王”之名。
森羅天子自開辟以來未有更動，但十院君（即十閻王）則入輪回。
據朱述之說曾國藩就是十院君降生，死後仍任第十院君。
各院所司：一、二院審問，三、四院定罪（其中一院審問俗人，二院審問僧尼道人，三、四院亦分別定罪），
定罪後擬折奏準天子，下五院執行。六院司星命衝克，七院掌陰陽宅衝克，八院管畜之生死，
九院管禽與水族，十院監察各院所判公平與否。森羅天子居極高之金闕，十院則設在四王天。
自唐代以來，民間即有地府十王十殿的傳說，這是設在地獄的機構，而且都是司掌對亡靈的懲罰的。
在吹萬的乩筆之下，陰世並不等於地獄，隻有惡人才下地獄，他的愛女靈芬、愛子豐兒，決不會下地獄。
因此，無罪的為自由鬼，有罪的才下地獄幽閉受刑。所以，才有各種各樣的自由鬼來到他的乩筆之下。
地獄，是陰世的監獄，如果所有的鬼都被監禁其中的話，那麽陽世之人就不可能遇見鬼了。
陰世的地方官是城隍，以江南都城隍最大，其餘有各省城隍、府縣城隍。
他們的職責，由吹萬的乩筆可知一斑。亡鬼首先要到城隍報到，吹萬的嬸娘降乩時就告訴了她的這個經曆。
當時八.一三淞滬抗戰，民眾生靈塗炭。靈芬便請了金山、上海、寶山等戰區的城隍出麵募捐，布施救濟亡靈。
這些亡靈的名字都要由土地造冊登記，然後按名布施。布施的東西是人間燒化給鬼的錢物。
對於戰爭中死亡的異國之鬼，城隍還要“關照荒墳，管轄土地，將異國魂驅拿，迫其回國，做文劄遣歸。”
在吹萬看來，陽世的國界與陰世的國界是一致的。
陽世的官兵無力抵禦外寇，他隻能祈求陰世的鬼官驅拿外鬼了。
城隍有差役供驅使。城隍以下的土地僅有走卒二名。土地以下有灶神或宅神。
灶神司每家功過冊，數家共一宅者由宅神記錄各家功過，年終報縣城隍，轉呈閻君。
灶神自然居灶，宅神則居門上。灶神、宅神名曰神，地位卻十分低下。
有一次，吹萬請出嬸嬸，詢問宅神情況，她說：“看上去象下人，見我必稱太太。”
靈芬收到親人燒化的紙錢後，還請灶神幫助上車。
這是些因愛窺探隱私、打小報告而使人畏懼的下賤的役鬼。
通過乩筆，吹萬向我們展示了陰世從森羅天子、十院閻君到城隍、土地的一整套鬼官製度。
至於宅神、灶神，不過是閻君的耳目罷了。
八、鬼學的“學術” 長時期與鬼的對話,使高吹萬成了鬼學的“專家”。
到《日記》即將結束之時，吹萬對一部名叫《鬼譚》的書稿進行了批注，題名為《鬼譚正誤》。
《鬼譚》是無錫華慎甫的扶乩著作，吹萬是通過丁福保轉借來的。
據吹萬說，“丁君早年不信有鬼神，而後乃篤信，華君亦然。”
華慎甫自署抱一子，《鬼譚》據稱係由乩錄出，吹萬所作的批注，
主要是根據朱述之的乩語以及他自己通過過去的乩語推論。
朱述之的評語是，“此書所記，皆似是而非。粗看覺有道理，細究一知半解，亦不能說全妄。”
於是，吹萬認為，華慎甫所請之鬼，既無名姓，於陰世情況也未能盡悉，所以發生舛誤，
把責任推到了那個鬼的身上。茲摘錄幾條：
《鬼譚》原文 朱述之釋誤
1.人死後,由土地領見冥王,沿途有婦人 1.此不是一律如此，有凶暴粗妄之人,……不
(孟婆)以湯飲之, …… 顧飲後則生 免亂規，故使飲湯,稍迷一時,待習守陰規久,
前之事及父母妻子等都不省記。七七 方醒,非人人皆飲。……一經投生，漸不省
既屆,始漸憶往事。…… 記。
2.人將壽終時, 冥王飭煞神詣病者，以 2.煞神即怨鬼,……不能任意索命,必須判定是
刀殺之。……若成仙佛者臨終時, 即 非應使償命,方去索。……非皆死時必殺, 行
由仙佛接去，故不在此例。 善之人隻公差去領,並不用練。
3.新鬼見本邑城隍後, 尚須以次往見十 3.死後到堂消冊之鬼,惟有所犯罪甚重者, 即
殿閻王。 解院審問。
4.冥中之晝夜,反於陽間。 4.冥中晝夜不分。
5.凡陽間有戰事,兩方之軍士戰死者,其 5.並非鬼攻鬼,是鬼兵幫人攻敵。
鬼仍互相搏鬥，不肯幹休。
朱述之的“釋誤”，與靈芬在陰世中的經曆完全一致。
靈芬沒有被煞神刀殺，也未路遇孟婆、見閻王，或遇亡鬼互戰之事。
至於《鬼譚》所錄其他許多奇異之事，如“冥界於民國七年始建大中小學校”、鬼升仙級數、
冥間簿籍材料等等，朱述之一概不答，吹萬或不以為然，以無此心理體驗吧。
之後，吹萬的侄子，“尤精天文氣象之學”的科學家高均又寫信來請教鬼學，
企圖用西方“實驗靈學”的方法來研究扶乩現象，解決生死之謎。
高均最初想請靈芬來回答，靈芬以專研佛理，不知陰世為由，婉言謝絕。
最後，吹萬還是請了朱述之來回答高均的提問。
下麵，就是這位科學家與鬼魂的問答。
高均問 朱述之答
1.鬼之行動,是否須著地而行? 1.行路,乘風亦可,步行亦能, 惟不著地。
2.扶乩之動,是否降乩者運用扶 2.人鬼皆有靈,鬼陰重,中人則病,不可憑人身
乩者手臂,或借用其神經，或 手。隻靈與靈相感,則可指字,若靈各不合,即
降乩者亦不知其所以然？ 欲住不能。
3.扶乩檢字時,是否借用扶乩者 3.鬼視較遠,弟現在窗上,台字能看清。
之肉眼？
4.陰世看物,是否亦分色彩, 其 4.陰隻四色,非五色。非黃非白,另成一色,我以
色與陽世所見同否？除人眼 為白,或他人以為黃,亦算得。
見諸色以外,尚見他色否？
5.能隔木板見物否?能隔銅鐵見 5.銅鐵重器不能動,且覺剛猛,怯。
物否?能隔玻璃見物否？
6.書本安置桌上,似亦能讀其內 6.書不翻不見,自可翻閱。
容。讀時是否翻開而人不見?
或本不須翻開?
7.白晝與黑夜看物,何時較便? 7.陰以夜為晝,君等作事,我輩休息。
8.白晝能見星象否? 8.此是地球關係。我等以晝作夜, 可見。君等恐
為日光所掩,不見。
9.鬼是否微有重量,倘上升較下 9.鬼有靈影,而無實際,故能乘風,無重量。
降稍難, 即是微有重量之征。
10.純粹之鬼,諒無色相。鬼之有 10.魂善魄惡,魄未散盡,即為凶鬼。惟魄易散, 凡
色相,是否魂與魄附而未離? 人將死,魄先散。凶惡盜賊,本性不良,若魄不散,
即是厲鬼,竟可致人於死。
這段精彩的對話，由於高夫人對於厲鬼的好奇，提出了一係列不相幹的問題而打斷了，以後再也沒有進行。
高均的提問是圍繞著鬼的重、形、視展開的。無重,是朱述之的直接回答。
無重而有形（色相），原因何在？因高均提問不得法和高夫人的幹擾，沒有結果。關鍵在於視。
透視問題朱以怯銅鐵為由繞過，但書需翻閱，說明不能透視。
鬼既說可以翻閱書籍，一個實驗即可證明這鬼的存在與否。
我們假設這樣一個實驗：取一本扶乩之人不曾翻閱過的書，置於其目力不及之處，
請降乩之鬼複述書中若幹句子。這個實驗隻要不斷地得以驗合，鬼的存在與否即可證實。
但是，高均並未對所提問題進行周密的準備，也沒有想到起碼的實驗。
看來，高均在扶乩奇跡出現的現場，已經忘記了自己作為科學家的身份。
當然，扶乩者也會輕而易舉地避免那種尷尬的局麵出現，因為乩，隻有在信乩者的手中才會轉動。
扶乩，使吹萬得與亡女不斷地對話，漸漸撫平了心頭巨大的悲痛；
扶乩，又使吹萬了解了已亡故親友們在陰世的遭際，綿綿無盡的追思得以慰藉；
扶乩，使吹萬獲得了他將要去的那個世界的精神體驗，消彌了他對人世間戰火紛飛、生死無常的恐懼。
但他所留下的《日記》，卻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文壇巨子以及他周圍一部分親友們的精神世界。
他們並不是純粹的宗教徒，也沒有參加任何一個民間教派組織，但是，卻生活在濃鬱的宗教氛圍之中，
並且小心翼翼加以培植、精心地保護自己的宗教體驗，力圖使這種體驗合理化、理性化。
而這種宗教體驗的心理結構，深深地紮根在古老的中國民間的信仰文化之中。
培養這種信仰文化的土壤，不是用缺乏教育的民眾的愚昧所能解釋的。
許地山先生憂慮地寫道：“數十年來，受過高等教育底人很多，對於事物好像應當持點科學態度，
而此中人信扶箕底卻很不少,可為學術前途發一浩歎。”
他於1940年秋完成的《扶箕迷信底研究》,未嚐不是對高燮《吹萬樓日記節鈔》的一個批判。
但是，從宗教學的角度看，《日記》又是非教派形態下中國民間信仰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記錄，
展現了中國民間信仰的另一個層麵。
扶乩和碟仙的事情很複雜的
有些人隻是被心理暗示和自己的潛意識給糊弄了，並沒有真的通靈。
但有些人真的能請到鬼靈或精靈之類的。
還能從鬼靈或精靈那兒知道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有些是可以在現實裏驗證的
例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華人高錕，他的爺爺高吹萬是民國著名文士，他寫有一本書叫《吹萬樓日記》，
裏麵記錄他的女兒過世後，他用碟仙通靈和女兒交談的事，其中有些事情是他本來不知道，
他女兒的亡靈告訴他，後來在現實裏驗證了的。
古代文人玩扶乩的筆記記錄非常多的，有因此受益的，也有被扶乩的鬼靈或自己的潛意識給騙了的，
很複雜
轉帖自孔夫子舊書網夫子社區：
藍格
高吹萬和他的孫子高錕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高錕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消息一出，國人與華裔群情激動。
張堰鎮梁老師，上海高鋅老人和北京高鍇先生，異口同聲說出吹萬公《賜錕孫出國留學英倫》詩句：
“海漫漫兮天空，破巨浪兮乘長風。 男兒兮作健，前途兮無窮。矧推及根本兮，冀他日勉臻夫大同。
我言固不能盡兮，還望爾學之發奮而為雄。
他們知道此時應該說這幾句，說明高錕的遠大壯誌中有其祖父的囑托，江南名儒的期許。
而高錕成就之大超出吹萬公的想象。吹萬公在天有靈，一定大喜過望。
恕我愚昧，不明白梁老師與高家人都引用了這麽幾句，而不提及詩中其他內容。
《賜錕孫出國留學英倫》序曰：
“爾初離父母便涉重洋，壯誌可嘉，青年足畏，惟方今之時，正波駭濤狂之日，幸所適之國非洪水猛獸之邦，
爾祖雖頑，亦為欣慰。爾欲獲我一言以壯行色，但趨附流俗之語，非爾祖所能知也，姑將讀書積感所得，
聲之以辭，俾時時玩誦焉，當曆久而味愈出耳。”
我們應該注意，序中道明“爾欲獲我一言以壯行色”，此詩因高錕請求祖父贈言而寫，
金山秦望高家非巴金筆下之家，雖然骨肉分離，仍然保持著詩禮傳家的風範。
詩作於1953年，大陸完成土地改革，繼續“三反、五反”。因此告訴錕孫“惟方今之時，正波駭濤狂之日。”
吹萬公當時很狼狽，署名卷窩老人。早在50年，因為交不起高房租，由“格簃”移居時報館小閣樓上。
曾經的閑閑山莊莊主，弄得卷鋪蓋寄人籬下度日如年。
吹萬公當年有《移居卷窩》一詩紀其事：“行灶煨來煙滿室，積薪掃去屑鋪樓，短床矮幾真堪繪，
冷灸殘羹惜不投。”有敦誠詩《贈曹雪芹》的意境。
我們讀吹萬公《九自吟》：“夜臥晨星無黍差，已過七十好年華，終朝寫字自忙碌，餘事吟詩自喜誇，
自冼自傾自掃地。自燒自吃自煎茶，算來我自行吾素，休笑窮酸一老葩。”
就大概知曉這個大地主的生活“新麵貌”，從1949年正式開始了。
這首詩看，雖無莊園事農，還有做家務寫字寫詩的樂趣。
隻因為他是曾經有田六千畝的大地主，不是十畝地的陶淵明，所以吹萬公豁達之中難免抱怨幾句，
我們應該理解。他說“休笑窮酸一老葩”，也是人之常情。
他答高平子台灣來詩說：“老去惟餘死，貧來隻富詩。”
吹萬公說自己是卷叟，除開失去地租沒有退休工資的窘迫，更多是對政治運動的恐慌，
1950年秋柳亞子到滬訪高吹萬不遇，吹萬公報柳以詩說：“我已縮如蝟，君方伸作龍。”
高吹萬對物質生活的困乏已經習慣了，《卷窩吟》說：
“於茲人海中，一窩藐焉小。打頭未厭低，容膝無嫌少。我蟫書為糧，用以資溫飽。
我蠶被作繭，常可忘昏曉。仰屋歎奚須，循牆喜不倒。”
以擁被稽古的書蟲自比，感謝天地間還有他容身之所。
吹萬公很清楚麵前的形勢，所以《卷窩吟》又說：
“不露首與尾，不矜嘴與爪。自稱退密翁，卷藏寧非好。”
1951年《賜垿兒五秩具慶》曰：“太平誰能期，世亂壽更長，我本貧賤士，不羨富貴榮，民命不如草，
我窮幸安寧。”
1952年《誰知》雲：“地複天翻安有之，幼聞故老設危詞，誰知老去能親見，真有天翻地複時。”
吹萬公淡定是假驚詫為真，內心很矛盾。在《卷窩吟》詩裏他魂牽夢繞故鄉美麗的山莊，最終情不自禁罵：
“誰知大亂迫，山林亦驚擾。蛇豕盡登堂，豺狼複當道。遂令清淨區，臭穢何堪掃。”
流露出1937迄今一直克製著的痛苦與憤怒。
我們了解了高吹萬如上的心懷，也許就理解其孫高錕脫國籍，不回故鄉的原由。
高吹萬1953年《賜錕孫出國留學英倫》：
海漫漫兮天空，破巨浪兮乘長風。
男兒兮作健，前途兮無窮。
念此邦之有君兮，如大珠之抱神，能親親而長長兮，斯天下乃可以為公。
世豈有無家之國兮，隻充塞乎群凶。我知此邦之有人兮（有我在看的哈耶克？）能洞察夫黠衷（欺騙與真誠），其禍寧及一國兮（何等胸懷），行見留毒人類之洶洶。
教學之無頗兮，庶幾免入於迷蒙。即藝術之末兮，亦能造極登峰。
矧推及根本兮，冀他日勉臻夫大同。我言固不能盡兮，還望爾學之發奮而為雄。
高吹萬給錕孫的暗示，價值最大的在於對民主社會的向往和對集體主義公有製的不滿。
高吹萬作為國學大師比柳亞子高明的地方也在這裏，這些是可以留給後輩開挖的精神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