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鑫岩：認知違和的煩惱
在佛教裏常說所謂的“實相”，也就是事物真實的本來麵目；相對而言，我們常人對事物的認知往往是“表象”或“假象”。究其原因，為了能夠以低能耗而高效率地認知事物，人類采用了“概念化”的策略，結果就出現了兩個表象：一個是“實相”，而另一個是“想象”。當人們對“想象”過於執著的時候，煩惱就會出現。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在30年前出國了，如今他拿著一張那時的老地圖回到中國的大城市去旅遊，結果就會經常走錯路，內心一定會感到十分沮喪。在1957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出版了一本書《認知違和理論》（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此後這個理論引起了廣泛關注。
認知違和現象不僅存在於人們對外界的認知，而且也可以用來解釋對自己的認知。另一位美國心理學家Edward Tory Higgins在1987年提出了“自我偏差理論” (Self-Discrepancy Theory)：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三個自我：真實自我（Actual），責任自我（Ought）和理想自我（Ideal）。責任自我指的是我們自己認為必須承擔的責任（下限），而理想自我則是人們心中向往的目標（上限），這兩者都屬於人們的“想象範疇”。
當真實自我與“想象自我”之間有很大偏差時，人們就會陷入煩惱。當煩惱達到一定程度時，人們有可能會出現兩種病態的行為。其一是采用鴕鳥政策來逃避現實；例如有人生病以後卻不去積極治療，而是采取諱病忌醫的態度，最終會耽誤了治病的最佳時機。其二是自殺，也就是消滅掉那個真實自我，從此也就沒有了違和的問題。當然，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修正那個想象中的自我形象，從而使其與真實自我相符合。此事說起來容易，但是做起來卻異常艱難。例如，有很多好學生在學校裏一帆風順，逐漸形成了完美的自我認知；可是進入社會以後處處碰壁，結果就產生了嚴重的自我認知的危機。
哈弗大學的Howard Earl Gardner在 1983出版了一本書《思想的參照係：多重智慧理論》（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最初他提出了七種不同維度的智慧，後來又增加了一種。其實，除此之外非智力因素也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領域，不少人認為它比智力因素更重要。如果以古人為例，漢朝和明朝的開國皇帝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都開創了強盛的王朝。
以今人為例，馬雲和俞敏洪都考了三年才被大學錄取，而韓寒和孟非則根本就沒上過大學；與之相比，很多省市的高考狀元則一生碌碌無為。因此，一個解決自我認知偏差的方法就是增加能力的維度；例如列出Gardner的八個智慧維度在加上幾個非智力維度，同時還需要考慮到自己的身體健康維度。在這十幾個參數中我們每個人都有強項也有弱項，因此人們就可以坦然地接受真實的自我。
“自我偏差理論”也可以被應用到國家的層次，由此也可以解釋很多現象。例如，在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因此自我感覺超級良好，認為自己的各行各業都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所以就大力推動全球化。然而，如果把一個國家的能力也列出十幾個維度，就會發現美國的弱點也很多。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人口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這些移民中，少數人是來美國淘金的精英，但大多數人是因躲避饑荒和戰亂到美國來的難民，當然也有被販賣來的奴隸。所以，美國有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可是也有大量的平庸百姓。
一旦實現了全球化，美國的精英當然會發大財，然而大部分美國的普通民眾卻在國際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因此形成了精英與民眾的對立。在高端製造業，美國人競爭不過德國人和日本人，而在中低端製造業美國人又競爭不過東亞地區的人民。結果，全球化必然導致美國製造業的流失而出現了產業空心化，人民群眾強烈的不滿情緒把“愛國賊”川普扶上了總統寶座。這個地產商當然對美國和世界都缺乏深刻的認知，錯誤地認為別國對美國的競爭優勢都是靠不法手段獲取的，因此揮舞起貿易戰的大棒瘋狂地打壓世界各國。
如果五個月後川普能夠成功當選，中國最好逐漸與美國脫鉤，否則千萬般的努力和妥協也治不好川普“自我偏差”的苦惱和焦慮。即使這個過程給中國的經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這也是無奈的正確選擇。當然，中國也應該對自己有正確的認知，而不能僅僅死盯著GDP這一個指標。經濟學家有一個比喻：GDP就像比基尼，重要的部位全都遮住了。此次中國人大會議沒有製定GDP增長的指標，希望今後也不要再設定了。在一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的國家居然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年收入低於兩千美元，那麽這個GDP數字還有什麽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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