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製度，即日本接收外國勞動者的製度。
這個製度的初衷是希望借國際合作，將日本的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然而，隨著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社會老齡化嚴重，這個製度逐漸“變質”，研修生在日期間，大多學不到什麽特殊技能，通常是在建築業、金屬成型業、食品加工業、農業等領域從事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的工作，與廉價勞動力無異。即便如此，研修生一年10萬左右的收入，依然讓中國一部分沒有學曆、背景同時又想短時間改變命運的年輕人趨之若鶩。
這些人背後大都有自己的一部血淚史。我就曾是其中的一份子。
1
1986年，我出生在黑龍江的一個小村莊，隔年弟弟出生。為躲避罰款，家裏讓我和弟弟裝成雙胞胎，1987年才上的戶口。從小，我就能感覺到家人更偏愛弟弟，好吃的緊著他，犯錯受罰總是我獨一份。
上學後，我的成績比弟弟稍好。不過，這並未換來父親青睞，他總說，“女孩子讀那麽多書有什麽用，都是給別人家讀的”。中考時，我成了全村有史以來第一個考上高中的孩子，可若不是村長承諾給2000元錢並且後續借耕地給我家，父親才不會勉強同意繼續供我念書——弟弟在這年已經收拾行囊，出門打工。
說來羞愧，我並未好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到了縣城後，此前從未見識過網絡的我，在高二時開始沉迷網絡遊戲，成績直線下降。2006年高考時，原本妥妥上二本的成績，卻考了不到400分，隻夠讀大專。
父親不想再花“冤枉錢”，這時有個山東的中專招生老師，竟然直接找來我家，說去他們學校讀兩年，畢業包分配工作。我父親一聽，便同意了。
然而，這個中專基本是個騙子學校——校長是房地產老板，課程基本學不到什麽東西，成天就以各種名義收費，不到半年，我就交五六千的學雜費。聽上一屆學生說，畢業時根本不包分配工作。
期間，我和同班王強談起了戀愛。2008年春節，王強給我打了個電話。父親在一旁聽著，得知我在搞對象，抄起鐵棍就狠狠揍了我一頓。第二天，母親垂著淚偷偷塞給我200塊錢——她被父親打了一輩子，沒更多能力反抗——於是，我趁著父親出門遛彎時，瘋狂地逃出村子，跑到5裏路外的站點乘大巴去找王強，和他直接輟學去了大連。當時，弟弟在大連做焊工，我想著去了能有些依靠。
剛到大連不久，我便聽弟弟嘀咕說要去日本打工，說做“在日研修生”很賺錢。不過，父母不同意，怕他被騙，我一聽中介費等加起來得10來萬，心也提著嗓子眼，勸他再考慮下。可弟弟鐵了心，借了4萬，加上此前攢的錢，湊夠10萬，交上中介費和初期語言培訓費後，在2008年下半年就去了日本。
離家出走後，我沒回過家，連電話也沒打。弟弟在國內時，還能做我和父母的傳話人，待他出國後，我和家裏基本就斷了聯係。我身體不好，大部分時間也沒工作，好在平日和王強雖然吵吵鬧鬧，但一直在一起。
可到了2010年準備談婚論嫁時，我卻發現王強出軌了。
分手後，我找到一個印刷廠的內勤工作，經常幹到後半夜2點，人累得夠嗆，但工資不到1500元，常常入不敷出。
得知我的境遇後，弟弟建議我也去日本打工，“來日本的成本，我現在都已經賺回來了”。當然，他也告訴我，在日本工作辛苦，每天都得加班，基本沒有娛樂和社交，他還曾因為失誤，而給社長下跪道歉，因為他想做滿3年，多賺些錢。
聽弟弟說這些，我很是心疼。他卻說：“不過，這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工作呢？”
想想也是。
他這兩年賺的錢，我要繼續在國內打工，估計半輩子才能攢到。於是我心動了，想著拚一拚，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去打工，我可能這輩子都沒機會出國吧！”
父親從弟弟那兒聽說我也要去日本，暴跳如雷：“你沒技能，身體又不好，在那邊根本吃不消！”
父親的擔心，我也想過——雖生在農村，但我確實沒怎麽幹過農活。不過，我不願麵對他，也不想過那種一眼望到頭的日子。
就這樣，轉年2月，弟弟借了我近10萬元錢。拿到錢後，我辭了職，找到當初給弟弟辦理出國手續的中介業務員小周。他問了我一下年齡、履曆和個人情況，隨後，便告訴了我一些 “日本研修生”的相關流程：首先需等待日本人過來麵試，麵試通過後辦理護照，並在培訓機構提前培訓3個月，才能出發去日，去日後工作為期3年。
“中介費4萬，後期的機票、押金還有3個月語言期的培訓費和食宿費，就看你自己花的省還是花的多，全算下來不到10萬吧。”
弟弟給我的錢還沒揣熱，就又悉數掏出。交了錢，我的心一直在打鼓——這場賭博如果不成，我將背負巨額債務。
“那我到底做什麽類型的工作呢？”我問。
“看你自己想走什麽項目，並且要麵試過了才知道。”小周說。
交了錢後，恰巧有幾位日本農業會社（日本的以家庭為單位成立的公司）的社長來大連招聘，我就去參加了麵試。這些老板大都50歲上下，問一些簡單的問題，幾分鍾就結束了。小周說，日本人的麵試就是走過場，“主要看眼緣了”。
最後，我被一家位於東京附近的會社社長選中，成為“草莓項目”的一員。很快，小周便通知我：“7月準備培訓，估計年末出發。”
然而沒幾天，3·11地震海嘯就來了，到處都是日本福島市因地震而引起核泄漏事故的新聞。我開始有些緊張，在網上一搜，確實也有研修生對此擔憂。小周說：“沒有影響的，你在東京附近，遠著呢。如果你現在想退出也行，隻是那4萬中介費可退不了。”
和我同一批的人，有人直接不要中介費就退出了。可我沒有選擇，那10萬借款，讓我不得不往前走。
2
培訓的教室和住宿都是在中介公司的一棟辦公樓裏，主要學習日語。老師從最簡單的平假名、片假名開始教起，要求嚴格，沒學幾天就開始讓我們背課文：“學好語言，在日本工作才能聽清楚社長的指令。”
當時一起培訓的有兩個班，將近40人。我們班大部分是女生，年齡都比我小，大多學曆偏低，上過初高中的人鳳毛麟角。和我去同一個會社工作的小鳳，還沒上完小學。偶爾，老師也會安排些考試，我才發現很多人連分數的加減法都不會——好在，不存在考試不通過就不讓去日本的情況，因為隻有我們去了，中介才能賺更多的錢；我們去日本後，每月還需給中介3萬5千日元的住宿和管理費。
上了一陣子課，大家熟了，私下也會多些交流。一聊才知道，中介公司的抽成高得離譜，尤其是那些偏遠農村出來的同學，在當地找不到能直接辦理出國的大中介，隻能找這些中介的代理商，那些代理商在中介的中介費上直接加價，加多加少全憑良心，差價便是他們的傭金。
兩個從吉林農村來的同學，知道真相後都快哭了：“我們交了10萬元的中介費，比你們都多出一倍了。”
算上培訓費，他們這趟去日本打工得花15萬左右。大家隻能安慰他們說，隻要出去能掙錢就好。
那時候，我們都幻想著去日本賺大錢，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隻有小鳳不一樣。她是我們當中最小的女孩，剛滿18歲，親生父親沒得早，很小就出來打工。繼父在家不務正業，母親養家吃力，就借錢將她送出國，希望她能賺錢貼補家用。她總是意氣風發地說：“等我賺了大錢，就去做生意，不讓別人看不起我！”
2011年10月，我們登機時間確定。父親知曉後，竟從老家趕到大連，陪我吃了一頓飯。3年不見，他老了許多，送我到安檢口時，不苟言笑的他，囑咐我“去了那邊，好好幹”。
我點點頭，沒多說什麽。心裏想，弟弟馬上就要從日本回來，他這3年賺了20多萬，也算給父親吃了個定心丸。
我與同出發的6個女孩子登上了去日本的飛機。落地東京成田機場後，我們到了中介公司當地的辦事處，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嫁入日本的中國女人，玲子，30多歲，個子不高。她對我們說：“以後在日本的3年，就由我來負責你們的生活和工作的管理。”
中介辦事處就是一個空房子而已，晚上，我們用沾滿汙漬的被子鋪上榻榻米。此後一個月，我們基本不出門，偶爾會有日本人過來講日本生活常識課，期間，我們還去參觀了消防局，學習了安全、急救、消防知識。
12月份左右，我們被分別送到幾處相距不遠的會社。我和小鳳比較幸運，去的會社算大的，此前已有8個中國人在這裏打工，其中有2個男生。可能是研修生多，住宿條件也相對較好——一個兩層的木質樓房，屋裏家用電器齊備。聽玲子說，這是唯一一個提供免費米麵的會社，而且社長還特意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大棚種植蔬菜，這樣，我們隻需要花錢買一些肉類即可——在高物價的日本，這幫我們省下了一大筆錢。
我當時住宿房子的一角（作者供圖）
同行的另外幾個姐妹就沒這份幸運了，她們被分配的會社規模小，宿舍是破舊集裝箱改造的房子，有的甚至窗戶都沒有，米麵、蔬菜和肉都得自己購買。
3
社長家有50個左右的大棚，正值年底，草莓剛剛成熟。我們的工作就是摘草莓，然後按果子大小分裝到不同的塑料盒子裏，之後會有專人拉到超市去賣。
起初，我想著這個工作應該不會多累，可沒想到，第一天做，就把我累個半死。
早上7點起床，吃完飯，就去草莓棚子。清晨的大棚裏，露珠點點，成熟的草莓挺著大大的肚子垂在塑料薄膜上，很是可愛誘人。
社長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個帶軲轆的小車，上麵放著裝草莓的箱子。日本人做事細致，社長要求我們摘草莓時必須帶手套，不能太用力，還需保存草莓底部的花萼——這樣既好看，又能保證果子的新鮮度。
當然，除了細致，速度也得有保證，不能別人已經摘完一個大棚，你還在裏麵轉悠，那是會被社長罵“混蛋”的。
就這樣，我們彎著腰幹到11點，中午吃完飯，又開始坐著“選草莓”，一直選到下午5點。一天下來，腰已經完全直不起來了，草莓也不再那麽可愛了。
我們當時實行的是師徒製，我師傅影姐拿來的膏藥救了我的命，她提點我，要積極適應，等草莓大規模成熟後，會更辛苦。
此話不假，到了新年1月份，草莓大量成熟，我們有時淩晨3點就得起床，一直彎腰幹到下午1點。期間吃個飯，打個盹兒，再直接幹到晚上10點過後。
我們的工資是按小時算的，時薪700日元左右。大多數人幹得都比較“從容”，隻要不被社長批評就行。但我好強，幹得很賣力，同樣的時間，比別人采摘、裝盒的數量多出不少。小鳳，因為摘草莓的速度和質量不好，社長對她不是很滿意，甚至有段時間，都想將她送回國，但是果園工作太多，便作罷了。
我當時工作的草莓大棚裏麵（作者供圖）
起初的日子，腰天天疼得我眼淚直打轉，心裏罵著不想幹了。可一想到那10萬借款，我便告訴自己：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日本，最起碼對家裏有個交代。後來，就算腰疼得隻能跪著、趴著摘草莓，我也再沒想過退縮。
平日，就算是生理期的女生，我們也都是不請假的。有次，我們的“前輩”王萌，父親得了癌症，她得知後，趕緊請假訂了票，可她媽媽一個電話就讓她撤銷行程了——她媽說，家裏已經沒錢給你爸治病了，隻能指望你在外掙錢了。
不過，王萌也沒來日本太久，還沒攢下什麽錢，隻好跟前輩們借，陸續給家裏打款近10萬塊後，她父親還是走了。那天，她一邊工作一邊哭，但也沒請假休息一下。
好在會社給的薪水還算可以，王萌能慢慢還清外債。每年的12月至次年5月是“草莓季”，我們每個月可以賺到將近20萬日元，除去中介扣掉的，剩下的換算成人民幣也有1萬多塊錢。如果哪個月份草莓賣得特別好，社長還會酌情給我們一些獎金。
而6月到11月是淡季，不產草莓，我們主要工作是整理草莓大棚，翻地，將頂棚膜和地膜都重新更換一遍，為下一季種植做準備。若趕上天氣最毒辣的時日，大棚裏溫度高達40度以上，衣服就在被汗水浸濕和被太陽曬幹之間來回循環。
在淡季，我們每個月也能賺15萬日元左右，比起在國內打工，確實是多了不少。慢慢熟悉環境後，同事們開始相互分享一些家長裏短，日子也就顯得過得快了一些。
4
大多人來日本做研修生，就是為了賺錢，有的是給自己賺，有的是給別人賺。
小敏在工作中表現平平，沒啥存在感。她出國打工是被弟弟一手安排的，中介費也是弟弟出去借的。弟弟覺得小敏是因為他才能賺到錢，所以，小敏賺到的錢除了還借款，基本都花到了弟弟結婚、買房上麵去了。我們常告誡小敏要自己留些私房錢，小敏總說：“沒辦法，親弟弟呀！”
然而我怎麽也沒想到，自己也有這一天。
2012年底，家裏打來電話，平時嚴厲冷峻的父親突然在電話那頭泣不成聲，從小在他的棍棒中長大的我，一下就懵了。
父親說，弟弟回國後，有了結婚對象，但農村彩禮高，女方又要求在城裏買房子，弟弟在日本打工賺的錢都不夠，“他還埋怨我，沒給他更多的錢，讓他這麽辛苦，可能婚都結不了”。
這話聽得我五味雜陳。哭完後，父親委婉地說，最近家裏需要添置農具，沒錢了，希望我能往家裏打些錢。
可能是因為忽然被父親重視而受寵若驚，也可能是虛榮心作祟想顯示自己的能力，我把需要還給弟弟的錢留了出來，剩餘的2萬多塊錢全部給了父親，後又陸續借錢給家裏打了3萬，共計5萬左右。
然而，我後來跟表姐聊天才知道，父親給我打完電話後次日便是弟弟訂婚的日子——父親對我隻字未提，合著他隻是唱了一出戲，就陸續“誆”了我5萬。
我知道，錢多半也是給弟弟了，可我卻隻能啞巴吃黃連，給了父母的錢，總不能讓他們還吧。
如果說我們這些“扶弟魔”已經挺悲催了，那影姐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噓——影姐來日本隻是為了躲避前夫。她此前在國內，自己開了一家美容院，老公顧家，孩子可愛，可因為她將差點流落街頭的女員工留宿家中，最後上演了農夫與蛇的故事——趁影姐忙生意，那女的爬上了影姐老公的床。
待影姐知道時，一切都晚了。她老公跪地求原諒，但是她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把孩子安頓好後，影姐便來到日本，希望有個新開始。
繁重的體力勞動，又各懷心事，會社裏的女孩子都染上了煙癮和酒癮，我也不例外。
每天工作完畢，累得腿肚子都直轉筋的時候，手裏捏上一支萬寶路女士煙，煙霧繚繞間，疲勞也仿佛隨著煙霧飄走了。每當聚餐的日子，我們也會喝點白酒或啤酒。以前，我也就一罐啤酒的量，去日本之後，我像打通了任督二脈，任酒像水一樣往嘴裏灌。我覺得喝酒之後，迷迷糊糊的狀態真的能讓人忘記煩惱，想必其他人也大抵如此吧。
除了煙酒，廉價的感情也容易趁虛而入。
2012年夏，我和小鳳被分配到和男同事阿海一起搭班幹活。阿海總跟我和小鳳說些曖昧的話，我覺得他年紀太小，不適合我。後來和影姐聊天才發現，原來阿海是“遍地撒網”，對會社所有女研修生都發起過明示、暗示。我提醒小鳳小心，她卻沒聽進去，很快便和阿海好上了，頻繁出入阿海的房間，後來在另一個男同事離開後，幹脆直接住了進去。社長其實是不讚成我們談戀愛的，但既然沒影響工作，也就沒說什麽。
就這樣，小鳳和阿海過起了日子。然而到了年底，他倆愛情的小船就翻了。
那時，阿海還有1年時間到期，卻提前申請回國了。我問他原因，他說累了，“回去歇歇”。然後，我忽然發現小鳳和她師傅小霞的關係不再如膠似漆，倆人每天見麵，不是互相謾罵就是冷嘲熱諷，搞得大家都一臉問號。
小鳳剛到日本時跟我同住一屋，後因為一些小事，齟齬不斷，慢慢也就變成了點頭之交。所以，她的事兒，我也不便直接問。直到阿海回國後，我才得知真相：有天半夜，小鳳醒來發現阿海不在，遂上樓尋找，一看見阿海的拖鞋在小霞的房門前，下意識推門一看，腦袋都要炸了。小鳳憤怒異常，半夜開始一哭二鬧三上吊，阿海被折磨得沒辦法，隻能開啟躲避模式，選擇回國。
阿海離開後，小鳳沉默了一陣子，可眨眼又到草莓季，大家也沒多餘的心思再去關心這些八卦。
5
2013年開年，影姐合同到期回國，小鳳和小霞關係也慢慢破冰了，而我的苦日子卻到了。
初到日本時，我以為我們這些研修生都來自中國，應該團結才是。沒想到現實情況恰恰相反：早來日本的“前輩”們因為各種矛盾早就拉幫結派，兩隻巴掌數得過來的人頭，卻分成了兩個派係。
社長會從研修生中選一個日語和工作能力相對優秀的做“領頭”，多數時候，社長隻和領頭溝通工作，再由領頭分配工作給我們。當然，有時領頭也會幫我們和社長爭取利益。
我剛到的時候，領頭就是我的師傅影姐。影姐和麗姐是一派，另一派是跟影姐同期進會社的木子。木子帶著小霞幾個女孩子玩在一起，平日除了和影姐溝通工作，倆人幾乎一句話都不說。我本來不想站隊，但既然做了影姐的徒弟，自然被木子那一派視為對立麵。
我是研修生中間唯一上過高中的，接受能力相對強一點，日語進步快，做事兒又玩命，很快便得到了社長的認可。有時，社長甚至會說我比很多前輩都強。
正當我因為自己被社長看中而沾沾自喜時，卻忘了“槍打出頭鳥”的教訓。
聽師傅說，我來之前，社長最常誇獎的是小霞——小霞來得比師傅、麗姐和木子晚，師傅3年合同到期，麗姐、木子也差不多也該走了，本來，若沒有更合適的人選，下一任研修生的領頭就是小霞了。可我的到來，似乎令下一任領頭人選有了變數，小霞明顯對我起了戒心。
影姐還在時，小霞隻會在暗中針對我，比如，某天社長看見了一堆本該被處理的垃圾，問從旁邊經過的小霞是誰扔的，她就告訴社長是我扔的。當然，這是後來別的同事轉述給我的，而我百口莫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可能就被社長減了分。
影姐離開後，或許因為日本人比較在意“年功序列”，小霞還是如約當上了領頭。而我沒了師傅的庇佑後，小霞開始變本加厲地針對我。
有次，在大棚，社長讓我承擔了一項重要的工作——下雨時要將大棚兩邊的機器臂卷起，讓大棚頂端的塑料薄膜放下來，好讓雨水不會淋進來。以前都是前輩操作，社長大略地教了我一下就走了，可這些機械操作的日語較為複雜，我沒完全聽懂。
過了一會兒，還真下起了瓢潑大雨，我趕緊去操作機器臂，但具體該往哪個方向卷，一下就有點迷糊了。小霞以前做過，在一旁告訴我“往左邊卷”，我按著她教的方向操作，卻眼見著塑料薄膜和鐵管卷在一起，雨水瞬間倒灌進大棚裏。
我嚇了一跳，旁邊的小霞也是著急的樣子。我仿佛已經聽見社長在罵我“笨蛋”，很害怕，再看看大家被雨淋後不滿的樣子，也不知哪來的勇氣，順著大棚的支撐柱就爬上去了。
那個大棚比其他的大，近兩層樓高，當時我除了趕緊解決麻煩，完全沒有害怕的感覺。把塑料薄膜整理完，我被淋得跟落湯雞一樣，狼狽極了，但卻沒人關心我一句。從棚頂下來，我看著五六米高的大棚，心裏這才有些後怕——萬一我摔下來，骨折是肯定的，再倒黴一點，可能就交代在這裏了。
從外麵看，我當時工作的大棚（作者供圖）
然而，讓我始料不及的事還在後麵。
晚上我洗完澡經過小霞房間，聽見她的聲音：“……這個二百五，還真以為我會告訴她正確的做法嗎？他以為社長喜歡她就能多拿錢嗎？哈哈……”附和她的，是小鳳和另外幾個人的笑聲。
那一刻，我腦袋嗡的一聲，都不知自己是怎麽走進房間的，而表麵上我還得裝得若無其事。
除了使絆子，小霞分配工作時，還總給我分配最難做的，我也隻能忍了。她還利用她領頭的身份籠絡大家，逐步孤立我：大家一起工作，最後剩我還差一點就完成時，她便直接帶著大家走人；輪到假期，她帶著其他人訂好車票一起出去玩，卻從來不問我一聲。
那種感覺讓我剜心一樣的難受，卻隻能自己憋屈，不知向誰使氣。有時我甚至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
漸漸地，我從開朗變得有些抑鬱，下班後，我隻能化難過為力量，更努力地學習日語。我知道，當我熬到小霞離開、自己成為領頭的時候，就不會再被欺辱了。
日語熟練了後，我一個人也去過淺草寺、富士山。我想，這也算是苦中作樂吧，不能浪費時光，畢竟如果沒有做研修生，估計我很難有機會來日本一趟。
6
然而，我並沒熬到我當領頭那天。我在2013年12月中旬就爆發了。
那天午後，小霞開始給我們分配工作，跟以前一樣，又把工作量最大的棚分給我，而我依然隻能服從。
在工作接近尾聲時，小霞又開始指桑罵槐，和另一個同事說：“哎呦，你說每天就知道往死了幹活的人，是不是傻X，社長多給她一毛錢咋地，二百五。”
另一個同事趕緊附和：“嗯，你說得太對了，就是二百五。”
以前我已經習慣了她這種陰陽怪氣，反正沒點我的名字，也不好發作。但這一天我沒有忍，而是噌地一下從大棚裏麵竄出來，照著小霞的肚子就是一腳。小霞先是懵了，隨即緩過神來也踢了我一下。之後，我像瘋了一樣，把這一年來受到的所有委屈都發泄了出來。因為我太激動，即使同事們拉偏架，我依然占了上風。
很快社長來了，報了警。我們都知道在日本打架算“大事”，小霞見我動手了，斷定我肯定是得回國了，便還想訛我一筆，順勢躺在地下，不停呻吟，裝出痛苦的樣子。不過，醫生檢查完，說沒大礙，便讓她回去休息了，警察隻是教育了我一下，簽了“下次不再犯”的保證書就完事了。
可能是愛之深責之切吧，社長狠狠地給了我一杵子，倔強的我用力站穩，不讓自己倒下。平靜之後，社長單獨找我談話，說即便這樣，他依然不想讓我回國。而我知道，如果我留下來，以後的路會更不好走——因為下一任的領頭肯定不會是我當了。
所以我隻是一遍遍地重複著日語“回家”這個詞。
社長沒辦法，隻得放我走。
其實，我早就已經做好回國的準備了。兩年時間，我還上了弟弟的錢，還賺了不到10萬，大部分都寄給了父母，自己沒剩多少，我隻想離開這個讓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可我也不想那麽窩囊地走，在打架的前一天，我給影姐打電話，問她“打哪裏比較合適”，“又出氣又不會打重了下不來台”。
影姐說：“踢肚子，沒啥重要器官，不會有事的。”
就這樣，我以這種近乎悲壯的形式回國了。如果正常回國，是可以申請退回在日本繳納的保險的，但是因為我是非正常回國，保險金也就沒了，我不想再和過去有任何聯係，也沒有和中介說。
我回國，父母並沒多說什麽，倒是弟弟說我沉不住氣，“回來哪有這麽好賺的錢”。這時，他已經有了孩子，說是壓力大，我把手裏僅剩的2萬元又“借”給了他。這樣一來，兩年辛苦工作的錢，我手裏分文不剩了。
在家歇了一陣，過完春節，我媽開始給我張羅相親，說我都27了，快嫁不出去了，最後連村裏40多歲的鰥夫都想給我介紹，嚇得我趕緊收拾東西去齊齊哈爾打工了。
在齊齊哈爾我找了份文職工作，比摘草莓輕鬆一些，工資卻少了一半。在此期間，經同學的介紹，我認識了我的老公。結婚後，就在我覺得人生即將邁入新篇章時，遠去的日本研修生活卻又在我身體上顯出了後遺症：有幾天我的腰疼得站不起來，去了醫院，醫生警告我：“必須手術，否則有癱瘓的風險，也要不了孩子。”
手術後，在家躺了3個月，基本都是老公在伺候，父母沒過來看過我一眼，也沒出一分錢。我沒有掉眼淚，這反而讓我越發清醒：往後的日子，我一定要好好愛自己，拚命幸福。
回來這些年，除了影姐，我和那些一起工作過的研修生們大多沒有聯係。影姐回國工作了幾年後，再婚生子了，很是幸福。聽她說，小霞回國後和男朋友在大連安了家。2016年，也是她告訴我，小鳳訂婚沒多久，因車禍去世了。
雖然在日本後來的那些日子我和小鳳沒太多交集，但是聽到她去世的消息，我還是怔了很久，我又想起多年前在大連培訓時她說要掙大錢的模樣。我不知道阿海知道小鳳去世的消息，會是怎樣的心情，聽說，他也當爸爸了。
後來想想，如果能用在日本工作時一半的勤奮、努力，在國內也不會過得太差。如今日元匯率也跌了，去日本打工賺的錢不如以前多了，對於日本人來說，中國人的勞動力也越來越貴，他們已經開始啟用更便宜的越南人了。
當然，在國內始終找不到更合適工作的人，估計還會想著再回去吧。我弟弟今年年初又踏上了去日本的路，至於未來如何，家裏妻兒如何，他也管不了那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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