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去哪裏？
劉 路 新
這次疫情過後，中國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對內，可能會放棄四十年來的“改革”路線；
對外，因為與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脫鉤，會變得更加孤立。
中國將會麵對一個尷尬的局麵：既不能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老路上去，又不願意繼續“開放”，融入世界。
那些曾經推動改革開放的因素，有的消失了，有的變成了推著中國回頭的力量，或是推著中國改變方向。所以，這次疫情過後，中國會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方向。
推動改革開放的助力
四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至少要歸因於三個因素：首先，中國迫切需要改革；其次，外部力量希望並且幫助中國改革；第三，有很好的曆史機遇。
中國的改革，是被逼出來的，不是黨和政府主動選擇的。“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吃飽肚子成了很多人的盼望。鄧小平曾說，再不改革，社會主義就會被葬送。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後，才能談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問題。
第二個因素，是鄧小平等政治家，認定了“隻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從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到城市的價格雙軌製，企業股份製，“摸著石頭過河”，以點帶麵，逐步放開，穩步推進。即使遇到保守派的反對，即使遭遇種種挫折，在1992年“南巡”時又重提改革，堅信“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
港澳台和海外華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助力。改革初期，進入大陸的港資占外資的80%以上，還提供了技術、人才和理念等多方麵的支持。在很長一個時期，香港都是內地吸收外資的主要來源地。2011年，外資中仍有66.3%的來自香港。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主要在89年後，西方國家對華禁運期間，鄧小平92年“南巡”後，進入大陸的台資增加迅猛。
當世界還在觀望時，海外華僑首先進入中國。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第一號證書頒給了泰國正大集團的謝國民。四十年來，中國引進外資的60%以上是僑商投資，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70%以上是僑商企業。海外華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
日本是發達國家中最先幫助中國的國家。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誠懇邀請日本企業家幫助中國現代化。共同的文化傳統和鄰近的地理位置也讓日本覺得，應幫助中國走出封閉。日本在曆史上給中國造成很大的傷害，尤其是多年的侵華戰爭，而中國放棄索償戰爭賠款，讓一些日本人士感到內疚。從1979年到2018年，四十年的時間，日本援助中國總額約230億美元，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援助國，相當於每年貢獻0.84%給中國的經濟增長。所援助的項目包括三北防護林、首都機場、北京地鐵 一號線、重慶的輕軌、以及中日友好醫院等等。
中國是德國政府對外無償援助最大的受援國。不過，西方國家對中國最大的幫助，是拉中國進入世界貿易體係，比如，主要是在美國的協助下，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從此，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都上一個新的台階。中國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中國製造”行銷世界，很快，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接著，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
除此之外，曆史也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遇。2001年的“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及其盟友開始了中東“反恐”戰爭。布什政府需要中國的支持與合作，隨之改變了對華政策，由“戰略競爭對手”變為“建設性合作關係”。美國陷入中東多年，無暇過於關注西太平洋地區，無意中給中國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改變方向的因素
中國的改革，屬於經濟改革，不是政治改革，更不是社會和文化等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提出過政治改革，那隻是要提高行政機關的執政效率，並不是要改革政治的結構或製度。
所說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隻有“改革”，沒有“開放”。或者說，“改革”是腳踏實地的，“開放”是半推半就的。所謂“開放”，有兩層意思：一是對內的開放，增加社會的透明度，提高社會的參與程度，改革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二是對外的開放，加強與世界的交流，接納不同的東西。
“改革”是“開放”的前提，“開放”是進一步“改革”的保證，二者互相促進，互相依存。
隻有改革，沒有開放，或者，隻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和其他方麵的配套改革，一有麻煩，一遇到困難，就容易回去，回到老路上去。
再說，前麵提到的推動中國改革的動因，有的消失了，有的改變了，甚至出現了 一股合力，推著中國朝另外一個方向去。
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明有很多的不同。在儒家思想主導的社會，實行社會或政治的變革，實行現代化，需要有偉大的政治家，從日本的明治天皇到中國的鄧小平，從新加坡的李光耀到台灣的蔣經國，都說明這一點。沒有政治家的主導，儒家文化的社會不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社會或經濟的。
當然，時勢造英雄。無論明治天皇、鄧小平，還是李光耀、蔣經國，都是他們時代的產物，都是時勢造就的偉大的政治家。1978年，中國被逼著改革，就有了鄧小平。鄧小平知道，不改革，隻有死路一條。時勢造就了鄧小平，鄧小平充分利用了曆史的機遇。現在，這種時勢，這種緊迫性就沒有了。
時代不同，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就不同。傳統上，儒家社會的政治家都希望社會穩定有序，任何可能導致社會失序或者社會動亂的改革，都會被禁止，現在的中國也不例外。
沒有文化精英，也是一個因素。這些年，中國不僅沒有福澤諭吉、或是胡適那樣的人物，即使是輕量級的文化精英或意見領袖也沒有。那些一再出現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不是曇花一現，迅即消失，就是沒有影響力，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有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會出現一個中產階級，他們會推動社會的進步。這種想法，完全忽視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中產階級，是因為與權力結合，才成為中產階級。他們需要繼續與權力結合，維持自己中產階級的地位。所以，不會與權力發生衝突。第二，中國的中產階級大多隻有財富，沒有學養、見識、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更無法與西方近代推動社會進步的中產階級相比。
近年來，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讓中國更加傲慢，推動中國改弦易轍。整個二十世紀，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政治的主流，從世紀初的“義和團”，到“文革”的“紅衛兵”。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更加膨脹，成為中國融入世界的阻力之一。這次疫情期間，一再責備西方國家不會“抄中國的作業”，就是一例。
這次疫情，讓中國更孤立。一些國家要求調查病毒的起源和中國在疫情初期的應對措施，遭到中國的強烈抵製。對此，竟然沒有一個國家和中國站在一起，幫中國說話。過去幾周，至少有七位中國駐外大使被住在國召見，原因各種各樣，至少說明關係緊張。中國的一些外援，特別是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因為這次疫情，可能會打水漂。
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戰，也因為這次疫情，變得更加複雜。美國和其他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會如何問責中國；他們將如何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外資撤出會對中國產生什麽影響，所有這些問題，現在都還不明朗。
至於中國要去哪裏，中國人自己也不知道！
雷珽：瘟疫後的索賠和可能的結果
人命關天。本來，世界各國疲於救命，檢測和醫治冠狀病毒病人，無暇顧及追責和賠償的問題。然而大國外交的幾條戰狼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謠惑眾，撲風捉影，編造瘟疫起源的離奇故事。一會兒劍指赴武漢參賽的美國大兵，一會兒又說美國的疫情從歐洲傳來。企圖嫁禍於人，轉移視線。不僅如此，戰狼們還把大國描繪成引領世界抗疫的天使和師尊。代謝作業，指手畫腳，幸災樂禍。企圖強行甩掉傳播瘟疫的惡劣形象，找回失去的信譽。
戰狼的吼叫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在大國內部引發了民族主義的共鳴，讓義和團後裔充滿對西方的仇恨，對大國外交的種種言行不分皂白，一律肯定；一個就是引起世界人民的反感，因為那裏義和團主義沒有市場。人民有思考的自由。以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不得不以牙還牙，戳穿了冠狀病毒的本質-中國病毒。
麵對世界上近300萬人感染和20餘萬人死亡，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和危機，隨之而來的自然是賠償和要求。隻不過戰狼的嚎叫促動了索賠的日程。索賠的細節我們尚未可知。其中的原告可能是受害國、受害地區，或受害民眾、民間團體。被告可能是國、政黨、地方政府或領導集團。授權審理的是國際法庭，或某國執法檢查機構。為了方便，我們暫且把訴訟看作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糾紛。
國與國之間的賠償在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中早已有之，索賠方式有金錢償還、領土分割，以及暫時的托管。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落得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埋下第二次大戰的種子。
當然索賠不是簡單的過程，需要一個國際法律程序。索賠的一方或多方需要確鑿的證據，證明戰爭是誰挑起的，需要提供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的清單。也許大國事先預料到這場官司，所以從一開始，就對疫情的發生和擴散百般保密，甚至銷毀病例。他們借WHO之口減少瘟疫的影響和傷害程度。因此，他們多次拒絕美方提出的合作要求。大國的保密與藏匿加大了調查的難度。但整個國際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擺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完全藏匿並卸掉責任是不可能的。
如果事實證明病毒起源於武漢，還要區分兩種可能。一個是因為食用野生動物導致病毒的發生；一個是實驗室研究泄露造成事故。如果是前者，可以算作因人的行為不軌而引發的一次事故。如果是後者，會進一步追究研究課題的目的。如果目的在於病毒武器，類似日本的731部隊，那問題就大了。研究人員和審批該項目的中央領導都會作為戰犯處理。
以上隻是病原方麵的因素。至於隱瞞、拖延、打擊吹哨人，以及允許已知或未知的病毒載體飛往世界各國，全麵擴散，則是是不打成招的宏觀事件。這樣的罪責很難推脫，很難辯解。
因此，索賠的程度和份額是真相的函數。函數值大於0 是肯定的。至於數量級，還需量刑而定。
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相當於物理學中的強作用，如果用的是類似電磁的探針，屬於深度非彈性散射。戰爭打破國界，世界分作兩個聯盟。因此，結局是慘烈的。第一次大戰後有了奧匈帝國的重新組合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誕生。第二次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留下了東西德國，南北朝鮮，南北越南，以及不久後分裂出的紅色中國。
如果把這次瘟疫看作世界大戰，它會不同於前兩次。其原因在於，國與國見沒有炮火的轟擊，沒有領土的相互進入。用物理的語言來描繪，他是一次弱作用引發的非彈性散射。第一，各國領土保持完整，接近於類彈性。但造成了人員的死亡和經濟損失，我們把這些結果看作激發態，或擾動。激發態不穩定，遲早還要退激回到穩定的基態。當然這種穩態不同於中國政府高昂的維穩。
一旦國際法庭作出判決，要求肇事國對受害國提供賠償，又會有什麽結果呢？
一種情況是肇事國認罪，同意全數賠償。可這是不可能的。瘟疫引發的世界經濟損失數目巨大，地球上的任何一國也不能靠舉國之力全部買單。認同這樣的賠償無異於越國亡於吳。再說，國際法和國內法不同。在國內，法院宣判後，犯罪人可以被送進進監獄，沒收財產。可國際法大概還不具備這樣絕對的權力，在一般情況下，難以派國際刑警接管該國財政部門，逮捕該國領導人。
因此，索賠國和欠債國會有相當一個時期的僵持。解決僵持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發動戰爭，多國聯盟征討欠債國，製定條約，瓜分領土，讓她俯首稱臣。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不大。另一個辦法就是索賠國的鬆動和緩和。進一步談判，縮小賠償金額。久而久之，不了了之。這種可能的幾率很大。
然而被傷害國也不是一籌莫展，幹吃啞巴虧。他們可以拒絕償還肇事國的債務，也可以凍結肇事國以及肇事國領導人在海外的房產、存款和投資。拒絕頒發這些人及其家屬的入境簽證。此外，肇事國將在世界範圍內失去信譽，被排斥於民主之林之外。
這次瘟疫大戰會不會引發前兩次大戰的震動呢？一般不會。前兩次大戰有兩種聯盟，兩股勢力。這次大戰責任國沒有盟友，是孤立的。 諸國除了就人員死亡和經濟損失提出賠償，一般不會有領土的要求或國家的重新組合。 但中國與俄國相鄰，俄國對中國素有吞並之心。這次衝突會不會涉及領土爭奪，難說。
自18大以來，新老兩屆領導達成共識，即不走西方的邪路，注意到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國家的存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煽動使得崛起後的百姓視西方如水火，幾乎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瘟疫流行期間，戰狼們又手舞足蹈，歪曲事實，造謠惑眾，加大了民族仇恨。
麵對索賠，國內會有兩種看發。一方是民主自由派，受壓抑已久，對獨裁者恨之痛絕。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承認自己的國家對世界造成的傷害。一種則是毛則冬培育的良民順民，他們隻接受CCTV和黨報的思想灌輸。其中不乏義和團紅燈照之輩。這些人恨不得燃起熊熊大火，燒掉洋人的教堂、使館和代辦處。目前看來，這種人不在少數。加之政府的容忍與策動，索賠會加大他們對洋人的仇恨。從意識形態來看，中國可能退回的不隻是50年代，甚至是清末。
從庚子賠款的結果來看，篤信基督的西方反對的是獨裁統治者，他們不忍加害於無辜的百姓。有的國家還把賠款回送中國。清華大學就是在美國讚助下建成的。可笑的是，當今清華有不少精英相信形形色色的仇美憎美的謠言，在微信上傳播得津津有味。你們可知，沒有美國的幫助，哪兒來的清華？
中國製度的根本改變主要考本國百姓的覺醒與鬥爭。然而外界影響或幹預也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八國聯軍的介入和懲罰，滿清不會一下子腐朽衰落。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土八路也不會發展壯大。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和誘惑，也不會有共產黨的做大。
二次大戰後，美國培育出西德和日本，化幹戈為玉帛，使得這兩個戰敗國經濟騰飛，歸順到西方民主陣營。我們希望的是，如果處理得當，西方民主國家會把瘟疫災難當作契機，在不損害國人的利益和感情的前提下，嚴懲獨裁政權。讓百姓親身體驗到自由民主不是他們的敵人。獨裁專製才是他們前進的阻力。沒有民主共和，所謂2020達到小康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我們希望聽到一個自下而上的呼聲，促動專製政府的瓦解。從此告別秦製，告別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苦難，走上民主共和的康莊大道。
至於中國人民能否抓住契機，完成這次飛躍，那就看我們的勇氣和決心，還有民族的福氣和命運了。
4/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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