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之前，和幾個朋友開車去了一趟福建和安徽，穿越無數隧道和蟲洞，在海拔1000米以上、氣溫10攝氏度以下的深山老林，喝明前茶和山間土酒，像一群越獄者。
五天之後，我們終於還是要回到口罩和病毒僵持不下的人間。
生活就是如來佛的手掌心，我們根本逃不過他老人家的中指。我和那個叫“@風裏來雨裏去”的朋友輪流開車，回去深圳。
夜色坦蕩，山路崎嶇，我們的車孤獨的行走，從高空看下去，像一顆發著光的流浪的精子。
我開車的時候，@風裏來雨裏去在副駕駛抽著昂貴的烤煙，臉上露出窮人的憂鬱，說，真他娘的想在這個深山老林孤獨終老啊。我沒理他。他們這些生於六十年代的老男人，在深山老林，在夜總會包廂，會突如其來的情竇初開。
我說，我不行，我在這山裏呆兩天可以，第三天就會瘋，我還是喜歡大隱隱於市，隱於單一麥芽陳年醬香小麥精釀。
淩晨三點，我們的車逐漸接近深圳的萬丈燈火，我們終於達成的共識是：這一場癘疫，我們要習慣世界的混亂，習慣信仰的崩塌，習慣經濟的衰退，習慣病毒的共存，習慣朋友的撕裂，就像習慣下半輩子戴著口罩生存一樣，就像習慣我們重新長出了尾巴，以及獠牙。
這種悲觀和絕望是一望無垠的。
昨天，我發了一個朋友圈，說，撕裂朋友圈的東西很多，之前是中醫、轉基因、戰狼、弟子規、李子柒，現在是方方日記。唉，朋友圈太TM容易撕裂了，跟韌帶似的。
我在鳳凰衛視的老領導劉春今天發朋友圈說，有個朋友的父母因為爭論病毒是不是美國陰謀鬧離婚了。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撕裂，史無前例，波及夫妻、父母、子女、同學、同事、閨蜜、哥們、師生、戰友、鄰居、上下級、合作夥伴。
這種撕裂導致大麵積的線上拉黑退群，線下割席斷交。
如何避免這種大規模的撕裂，善良的人都在轉這麽一句雞湯：
成人之間最大的修養，就是不試圖說服他人。
避免撕裂的方法，就是我們都做個刺蝟人。
我非常感興趣的是：今時今日，為什麽我們之間發生了這麽大規模的撕裂？這種次生災害為什麽甚至超過了這次癘疫本身？
有人分析說，這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誕生之後的惡果。確實，沒有微信朋友圈之前，熟人之間其樂融融，生人之間彬彬有禮。有了微信朋友圈，熟人撕裂，生人撕逼。
不能把這種撕裂歸咎於微博微信朋友圈，起碼不完全是，因為它隻是呈現撕裂結果的工具。
發生這種大規模撕裂的原因是什麽？
我覺得有三：
1，長期的信息投喂，終於培養了超大規模的飼養型信息受眾和信眾；
2，每個人的信息獲取能力和解析能力的差異，導致形成不同的信息繭房，從而產生不同的繭人；
3，微博微信既是信息投喂和信息繭房的生產工具，也是生產資料。技術導致的生產力是驚人的。
所以，不解決信息投喂和信息繭房的問題，撕裂曠日持久，甚至不可調和。
目前和很後的以後，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所以，撕裂可以，不要撕逼，大家保持起碼的禮節和禮貌。
我從來不參加1/3是陌生人的飯局，我加入的不設置為“消息免打擾”的群不超過5個，我也幾乎不在設置為“消息免打擾”的群裏說話。
相信我，於這個世界而言，你沒有那麽重要，所以，你沒有那麽多好友，也沒有那麽多敵人。別自作多情，別庸人自擾。
撕什麽撕，讓我們互道一聲傻X，就此別過。
就好了。
1
朋友一夜之間退了所有群，說要反躬自省。因為獨持異議，這些天來他一直被圍攻、群嘲，甚至在小區業主群裏都被圍毆。他的退群，在我看來其實是最後的堅壁清野。
像這樣的事，這些天裏一直在不斷上演。誰也不能說服誰，到了這個年紀本來再正常不過，但為什麽中國的公共討論不是走向彼此妥協、真理越辯越明，而是以少數派退出辯論告終？
當然，確切地說，這也不僅僅隻是中國如此。就像馬克吐溫在《競選州長》的末尾所諷刺的，在對手的無下限攻擊之下，他也隻能偃旗息鼓，甘拜下風，以退出競爭告終。那是美國政治規則仍處於混亂的年代。這意味著，公共政治生活本身需要一定的保障：包括少數派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應當感受到威脅而噤聲，否則整個群的微生態，最終很可能就是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所主宰。
在任何一個大群裏，往往都隻有少數最活躍的人掌控著話語權，如果他們不容異己，那就很容易排擠少數派。我所在的一個群裏，群主是很好的沙龍女主人，每當有人使用攻擊性的話語時，不管其立場如何，她都會出麵幹預提醒，三振出局。如果沒有這樣的有效幹預，那麽公共對話中的少數派，最終如果還能堅持下來發言（甚至哪怕不發言，隻是堅持住不退群），就隻能靠自己過硬的心理素質和超群的道德勇氣，而這是不能強求的。
我一直有個感覺：中國人其實從未學會討論，傳統文化中的觀點交流也都嵌入在等級社會的結構中，不是討教就是討伐，沒有充分經曆過權利對等的兩個人就理念本身展開討論的公共生活，而學校也從來不教。
2
兩年前我就意識到，在國內的網上討論中，要說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很難做到，甚至顯得有幾分做作，能做到這樣就很好了：
1）捍衛自己表達意見的權利；
2）克製住不去阻礙、打斷、幹擾乃至試圖消滅他人表達異議。
第一點相對容易，畢竟是本能，隻要不屈服就能解決大部分困難；難的是第二點。有好多人大概覺得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因而要做到第一點，就得先去做第二點。這樣的人往往意識不到邊界在哪裏但這種邊界感的缺失正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普遍心態。
那時在豆瓣說到這，還有一位拙棘回應，這讓他想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自由派的風度有多難。可以說，對自由派的自由品格要求最低的恰恰是整個社會還不自由民主的時候，因為此時你可以保持對抗者的姿態，對麵不是公民同伴，而是政治敵人。麵對並不那麽可愛的自己人，罵是不可能罵的，又做不到完全不在乎，那就很難受了。
在我經曆的那麽多網上公開的爭論中，其實是很少人在乎風度的。因為在我們所受的教育中，就一向被告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鬥爭乃是你死我活的。當然你可以說，打壓（更別提舉報）本身，其實就是承認自己輸了，因為這表明已經無法單靠辯論取勝；但反過來也意味著，這樣的爭論本來是一個權力博弈過程，最終勝出的是權力而非真理。
我們這個社會，一向不怎麽在意少數派的聲音與權利。小時候我一直聽到的是少數服從多數，直到高一，聽到曆史老師說，在曆史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還頗受震動。事實上，真理是不存在少數服從多數這回事的，權力博弈才會這樣。
3
羅斯福夫人有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偉大的頭腦討論理念，平凡的頭腦討論事情，狹小的頭腦則隻討論人。
她所表述的是一種西方智性文化的傳統，但如果看看中國傳統，就會大異其趣。因為在農業文明的家庭內部，不存在純觀點的交鋒，能就事論事已經很好，更多的正是著眼於人際關係。這在當下的公共討論中也能看到：它通常不是理念為中心的，而是人事為中心的。在這種情況下，最終並不是某種理念勝出，而是某個意見領袖取得了話語權。
最能體現這一人事為中心特征的，是中國人其實並不真的在意你的理念，而在意你是不是自己人。同樣一番批評，自家人說出來，是為了這個家好；但外人說出來，那就刀槍伺候了。你想必也聽很多人吐槽過他們家鄉，但這卻是隻有他們自己才有的特權，外人要是不識相地附和，他們立刻警惕地搖身一變，竭力捍衛起家鄉來。既然如此，那麽觀點的分歧，往往隻是起到辨別敵我陣營的作用。
當然，無論何時何地，都沒辦法保證共事的人都跟自己想的一樣，怎麽跟意見相左的人合作，向來是個難題。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雖然古話也說求同存異，但大體上，在社會機製的演化上，中國社會的方向並不側重於在保留各自權利與意見的人群中創立妥協、合作的機製，而更傾向於統一思想這往往意味著壓製少數派意見，去除歧異或雜質。
網絡時代大大降低了溝通成本，信息傳遞、收集、整理、互動都遠比以往容易，但隨之而來的，則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中早就憂慮的兩點：協同過濾（把不同觀點的人排斥掉）、群體極化（再極端的人都能找到同類，在同質化小群體抱團後，變得更為極端）。這讓各種亞文化的共識小圈子抱團變得非常容易，其結果往往是助長偏激、狹隘和攻擊性。
在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我一位朋友郝宇曉說：網絡社會下，我們對不同的觀點的處理成本也大大降低，在主動和被動的自我極化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時刻提醒自己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價值中立的模式來觀察處理最新的信息，後果會非常嚴重：我們會像自我實現的預言那樣，先自我極化，然後自我固化，直到我們自己的認知和真實世界發生劇烈的衝突。
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自我固化？我想或許是因為長久以來中國人太過習慣一個聲音說話，有一個終極的權威一錘定音，是我們文化中解決紛爭的最終辦法。早年讀到羅素的自由思想十誡，其中第五條說：不要盲目崇拜任何權威，因為你總能找到相反的權威。直到近幾年，我才意識到，這在習慣了多元權威的歐洲是常事，但在中國不是這樣：在一個封閉的家長製結構中，隻有一個權威，你找不到相反的權威。
4
常有人說自由以他人的權利為邊界，但作為一種引入的西式觀念，這尚未在中國社會生根，在日常生活中，更根深蒂固的規則其實是自由以他人的權力為邊界在一個有形或無形的等級結構中，對無權者可以肆意逞其自由意誌，而對權力高於自己者則觸碰不得。
這造成了一種看似很古怪的局麵：在一個按說不自由的社會結構下，隻要不去碰掌權者的虎須（盡管這虎須時長時短），那你什麽都能做（所以當年打倒權威後就更無法無天了），沒有什麽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而在歐美社會裏，你有權對權力說不，但社會日常中倒有種種忌諱，法律規定細如牛毛。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物種進化的不同生態環境。
在網上討論中也能發現，很多人以為，自己這一派的勝出，根本上是因為自己正確，所以得到更多人認同，於是才獲得了話語權。但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由於相同立場的人多，取得話語權，他們也就自證正確了。事實上，單憑理念的正確，是不足以保障勝出的，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因為無人知道那是不是正確，何況人人都覺得自己所持有的理念才是正確的，如果得到很多人讚同，那就更是了。
因此，我撇掉正確/錯誤的維度，根據多數/少數與有權/無權，做了一張簡單的四象限圖：
在此不難看出，真正決定性的其實還不是多數，而是有權。很多人乍看站在多數派一邊，但更確切地說，是站在權力一邊。中國曆史上不乏這樣的情況：盡管是少數派意見，但因為出自權威，想不通也要執行，事後還讚許這是力排眾議的英明有遠見決策。在這裏，權力關係是對角線方向施加的：要麽是有權的多數排斥無權的少數，要麽則是有權的少數壓製（或代表）無權的多數。
正因此，所以這幾個象限的觀點並不是沒有交叉的：一個相信自己屬於正義的多數陣營的人，卻又可能主張精英治國，千萬不能一人一票；而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既可以為精英治國辯護，更是很多異議者所常用的。
盡管我常常歸咎於傳統或中國文化，但我也清楚，這並不是分析性的，隻是一種理解的思路，而我們似乎也總能找到不同的傳統事實上，老話也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理往往比力更優先。但那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社會上的所有人都對理存在基本共識，這正是當下的公共討論更為激烈、危險的一點：道術將為天下裂，不同的價值觀之間已經不可通約，而我們還未在一個健全的法治框架下找到解決分歧的妥協、共處、合作的機製。
有幸生在這個時代，也許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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