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鄉緊密相連的這些日子
不想成為家鄉的罪人
從土耳其回到重慶後的第三天傍晚，林軒接到了疾控中心的電話。
和所有令人驚詫的消息一樣，這通電話簡短且嚴肅：因為與新冠肺炎患者同乘一架飛機，他將被集中隔離。
林軒正準備吃晚飯，掛了電話後，立刻戴上了口罩——這多少有些自我安慰的性質，但他不想連累和自己住在一塊的女友。女友則一邊勸他不要緊張，一邊開始收拾他們的行李。
大概一個月前，林軒飛抵土耳其為公司采購防疫物資。當時國內口罩缺貨嚴重，而被譽為“歐洲工廠”的土耳其有著發達的工業體係，也還沒有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例，幾乎是“完美”的物資供應地。
隻不過，那時的防護用品的價格已經被洶湧而來的訂貨單炒高了：一個醫用口罩售價0.7美分，一把測溫槍要65美元，部分廠家的標價甚至比零售商還貴。
回國的行程也是臨時決定的——與土耳其接壤的伊朗的確診病例在4天內由1例增至43例，2月23日，土耳其暫時關閉了與伊朗的邊境，停飛了從伊朗入境的國際航班。林軒開始擔心之後沒有航班回國，3天後，距離飛機起飛前4個小時，終於搶到了最後一張機票。
這班飛機是經莫斯科轉機回國的。歐洲疫情爆發以來，各國接連停航，從俄羅斯轉機回國成為首選。其實，此前林軒和同事們預訂的俄航SU206航班已有過新冠肺炎患者搭載史——在一周前，一位從伊朗出發的旅客搭乘這架航班入境，最終在寧夏中衛市被確診。
盡管如此，林軒搭乘的這架航班依舊沒有對旅客進行任何檢測，在意大利貝加莫的一家餐廳工作的王某和同事順利登上了這架飛機。出發前，王某已出現咳嗽、頭痛、發熱等症狀，但她並沒有做任何聲明，這個瞞報行為將與他們同機的幾百位乘客置於風險中。
9小時的飛行，一共發了2次餐食，林軒都摘下了口罩進食。口罩戴著憋悶，他常常覺得喘不過來氣，也會偷偷摘下口罩自然呼吸一小會兒——那時他還不知道，病患就坐在他身旁。
女友還在收拾行李，林軒開始搜索有關俄航SU206航班的信息，希望能看到一些確定性的信息。手機又響了，距離上一通電話還不到1個小時。工作人員已經在樓下了，他們告訴林軒，他的女友暫時隻須居家隔離，不必和他同去，這讓林軒多少鬆了一口氣。
女友剛才收拾的，一直都是她自己的衣物，還沒來得及收拾林軒的。“不能讓別人等著”，林軒這麽想著，匆忙拿了幾件衣服就往樓下跑，連襪子和手機充電器都忘了帶。
救護車停在車庫，車上的3個工作人員都穿了防護服，林軒坐在了後排。這是他第一次坐救護車，他拍了張照留作紀念，沒發朋友圈，也沒告訴任何人。
林軒心裏一直很沉重。自2月25日起，重慶日新增確診病例一直保持零增長，整個城市正在有序複工，小區封閉也在逐步解除。他擔心一旦被確診，自己會成為家鄉的罪人。
林軒隔離的酒店（受訪者供圖）
留在武漢
武漢封城當天，在意大利留學的下泉和在武漢的父母通了電話，得知父親得了感冒，正在醫院隔離。
“檢測了，不是肺炎，就是普通感冒，快好了。”父親簡短地告訴他。在下泉眼中，這是父親的一貫風格——軍人出身、在部隊醫院做醫生的他，向來理性、克製，報喜不報憂。
封城當日，武漢新增確診病例70例，累計確診495例，其後確診病例每天都在以幾十例的速度攀升。明知退休通知書即將下達，隔離結束後，下泉的父親還是做起了誌願者。他做了全方位的防護，出門罩上雨衣，回家後還給鞋底消毒，碰任何東西都會戴手套，但也有一回例外——最開始在超市搶購時，大家都在爭分奪秒，戴著手套著實“影響發揮”。
空前的搶購潮幾乎將每個人卷入其中。若這是場生存競賽，那麽獲取足夠的物資就是第一道關卡。食物和水能給人最樸素的安全感，但要獲取它們並不那麽容易。
在武漢留學的尼泊爾學生餘福和朋友拉了兩個箱子到超市，發現貨架上的大瓶水都沒了，隻好拿了50多個小瓶水，轉到另一邊，洋蔥、柿子椒等一些新鮮蔬菜也早已被一掃而空。等第二回再去，這家超市已經關門了，附近唯一營業的隻有一家便利店。他們花了55塊買了一些水果，幾乎是正常價格的3倍。
好在封城後第二周，學校開始供應餐食。水、盒飯、口罩、消毒液，都可以在宿舍樓一樓領取，但所有人都不能再出校門。餘福和朋友們不再擔心食物，轉而擔心被蚊子叮咬。這些在冬天也能存活的蚊子不能小覷，他們打趣說它可能會傳播病毒。
這是餘福來武漢的第3年，他覺得武漢是個熱鬧的城市，熱幹麵好吃又便宜。他學會了打太極，很想去武當山，“聽說那兒有人很厲害”。但這裏的氣候一直讓他很苦惱，尼泊爾的四季都很溫暖，武漢則冬冷夏熱，常常讓他放棄去操場打籃球。
疫情將他封在了宿舍，拍攝vlog記錄在武漢的生活成了他舒緩壓力的方式。有天他和朋友一起到了樓頂的天台看日落——這是他們一天中難得的放風時刻，鏡頭裏，湖光映照著餘暉，顯得如此溫柔。
剛開始，他每天都會和父母通電話，告訴他們：別緊張，我還活著。武漢封城23天後，尼泊爾政府從湖北撤僑，他們被接到了武漢機場。那天機場特別空，像是特意為了他們這一架航班的人開的。
飛機在尼泊爾降落的時候，所有人都開始鼓起掌來。像是又活了一遍，餘福說。
餘福離開武漢時的撤僑專機（受訪者供圖）
才來武漢8個月的加拿大姑娘Kristina也在等待撤僑。
武漢封城時，男友正好在外地出差，她一個人待在公寓，陪她的隻有小貓Kitya。街上空空蕩蕩，她突然覺得這座剛熟悉的城市看上去像一座鬼城。加拿大政府發來了撤僑郵件，但所有撤僑航班都禁止攜帶寵物，這意味著她不能和貓在一起了。
貓是Kristina在五六個月前帶回家的，一開始它總是躲在沙發底下，但幾個小時後就出來閑逛了。白天貓會窩在她的腿上，晚上在她的枕頭邊睡覺。她第一次和貓一起睡的時候，貓幾乎貼著她睡了一整晚。她覺得Kitya像一個孩子需要被照顧，它不僅僅隻是一隻貓，也是足以溫暖她的家人。
她最終放棄了撤僑，留在了武漢。
Kristina和她的Kitya（受訪者供圖）
還沒有真正地“回家”
3月8日，距武漢封城後一個多月，意大利政府宣布除工作及健康等緊急狀況外，禁止出入倫巴第大區及14個省，其中包括米蘭及威尼斯。
當時的意大利已經是除中國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如同當初逃離武漢一樣，人們正在逃離意大利。
在米蘭工作的張帆沒想過回國。她才簽了工作合同，不想為此丟了工作。留在意大利的確危險，但也讓她有了一種見證曆史的感覺，每一天，她都能看到這個國家的變化。
張帆覺得此時回國的人中藏著“牆頭草”——那些機會主義者偷渡來意大利，發家後放棄了中國國籍，遇到危險才想著把中國當“母親”，還宣稱“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她認為很荒謬：“是你先拋棄祖國的，現在祖國又為什麽要幫助你呢？”
生存壓力下，每個人都在依照自己的行事準則做出選擇。在有的人眼中，保命是唯一的大事，即便它意味著拋棄道德準則，甚至將他人推入險境。
與瞞報患者同乘的林軒正麵臨著感染的風險。
到了隔離酒店後不到1小時，穿著防護服的醫護人員就給他做了核酸檢測。一根極長的棉簽深入他的咽喉，在裏邊轉了兩圈，他忍不住咳嗽。在那個場景下，他最強烈的感受不是難受，而是抱歉——他不知道站在眼前的醫護人員會經曆多少次這樣的危險。
同事和他被安置在同一棟樓隔離，他們半開玩笑地說：“中沒中獎，就看這一波了。”
第二天一早，他們收到了檢測結果，兩個人都是陰性。但林軒的身體似乎並沒有因此完全放鬆，每晚快睡覺時，他總會打上十幾個噴嚏，流鼻涕，等到下一個天亮，一切又都好了。他問了醫生，在確認他沒有發燒、咳嗽或拉肚子的情況下，醫生隻是囑咐他多喝水。
“或許是緊張產生的應激反應。”林軒心想。他讓外邊的朋友給他帶了維生素，緊張的時候就吃上1粒。喉嚨發癢的時候，他總忍著，生怕越咳越厲害。核酸檢測也存在誤差，他希望第二次檢測可以吃到定心丸。
林軒正在接受檢測（受訪者供圖）
從德國柏林出發、同樣經由莫斯科轉機回重慶的小熊也在等待核酸檢測結果。
當初她訂票時，德國的疫情還不嚴重，而在重慶，父母所居住的樓已經因為出現了一例確診患者被封了。可作為交換生，2月底她的簽證就到期了，她一定得回國。臨出發前兩天，樓終於解封了，她暗自慶幸回國後不用再住酒店。
小熊覺得自己最缺的是膽量，玩對戰遊戲時，她總是在牆頭躲著，從來不主動攻擊別人，聽到旁邊有風吹草動就會趕快撤退。但這次，她必須踏上這場風險之旅了。
出發當天早上，小熊收到了一條讓她尤為慌張的消息：因為同航班有伊朗務工人員落地後被確診，她的同學被帶走集中隔離了。在莫斯科機場等待轉機的4個小時裏，小熊每次看到伊朗人的麵孔，都特別緊張。
更緊張的時刻是在飛機降落北京的時候。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上了飛機，開始挨個報名字，給他們單獨做檢測。等待下飛機的那1個小時裏，小熊都在擔心自己身邊的人會被叫起來。
30個小時的旅程結束後，小熊終於抵達重慶。父母來機場接她時，她挽了一下母親的手，母親卻頗為緊張地躲開，讓她不要碰。到家後，父母讓她將行李箱、鞋子、外套都放在門口，當晚就清洗，消毒，她則一進門就去了淋浴室洗澡。
父母將有獨立衛生間的主臥空置出來給她，她每天隻能在房間活動，出房間也隻是為了吃飯。她有單人的碗筷，每次都用熱水消毒，吃飯也有專屬的“沙發座”——那裏正對著陽台，通風最好。
小熊多少有些不開心，但她也能理解父母的謹慎。他們擔心她年輕，免疫力好，即便感染也是輕症，外人看不出來。居家隔離5天後，重慶防疫政策升級，即便她所搭乘的飛機沒有確診病例，她還是被安排進了酒店集中隔離。
父親送她去酒店的路上，小熊有些難過。她期待這次隔離結束，自己能真正地“回家”。
在他鄉時的小心翼翼
而柏林也不再是小熊離開時那樣風平浪靜了。
早上，一輛救護車開進了住宅區，居民們紛紛猜測可能是有新冠肺炎確診患者被接走了。住在附近的Bill有些緊張，後來才知道，被接走的是住宅區的管理員，他因突發心髒病去世了。
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一位中國朋友就提醒Bill囤好物資，那時他已買好了口罩；2月下旬，柏林的疫情越來越嚴重，但Bill覺得柏林人還是沒把疫情當回事；3月初他開始戴口罩時，鄰居問他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德國政府並不提倡民眾戴口罩，很多人覺得戴口罩的就是病人；當他戴著口罩上街的時候，一群人隔著馬路辱罵他，他隻能假裝聽不懂德語，放大耳機的音量走開。
柏林的學校停課後，Bill開始在家看書、做音樂，但當他出門後，卻發現滿街都是孩子在亂跑，他們的父母帶著他們四處溜達，也沒人戴口罩。Bill多少還是有點擔心，害怕疫情會失控。
在張帆的印象裏，米蘭人最初也是這樣漫不經心。米蘭封城當天，很多人在草地上躺著曬太陽，畫麵看上去歲月靜好。麵對“營業期確保人與人之間保持1米安全距離”的法令，餐館的服務生學會了用1米長的鏟子和杆子給堂食的客人送餐——他們當然是在開玩笑。
實際上，那時意大利的疫情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在2月21日疫情在米蘭附近的Codogno小鎮爆發的時候，張帆還在安慰同事，“人不多”，沒想到下午確診病例就翻了2倍，第二天又新增了十幾例，她不敢說話了。僅僅過了8天，意大利確診病例就破了千。
意大利的口罩開始缺貨了。1月底國內疫情爆發的時候，張帆就在亞馬遜買了幾十個口罩，但直到2月中旬去機場接朋友時才用了一個。往年春天因為花粉過敏，她都會在辦公室戴口罩，但今年她特意沒戴，怕被人說“炫富”。
有天，一個同事問她“你有多少個口罩？”“沒多少。”她說。對話到此結束，她很怕同事張口跟她買。
3月10日，意大利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城”，出行的人必須攜帶帶有個人信息及必須出門理由的自我聲明，買菜，看醫生，外出跑步，遛狗，都在準許範圍內。在街上閑逛，不但會遭遇巡邏警察的盤問，還可能會被陽台上善於偵察的意大利居民勸退。
在羅馬居住的下泉自2月23日停課後隻出門了三四次。即便父母在武漢早早遭遇了疫情，他也沒提早囤口罩，等他上了心，羅馬線下藥店的口罩早已售罄。一個即將回國的朋友給了他9個醫科口罩，成了他唯一的儲備。
下泉每次出門的目的地就是超市。在路上，他見證了一些“人類迷惑”行為：有人把口罩戴在了鼻子下邊，隻遮住了嘴；公交上下客隻開後門，據說是保護司機——看上去像是“掩耳盜鈴”。
超市實行嚴格的人流控製，出一個人，才能進一個人，人與人之間保持1米的間隔，隊伍能排上二三十米。父母開始遠程指導他買東西，頭一次進超市，他扛回了十幾斤麵條、十幾袋速食、6瓶老幹媽，3瓶拌麵醬，還有6盒咖喱。
下泉在超市囤的食物（受訪者供圖）
他開始在家花上一兩個小時做菜，每次都是大手筆：燉雞一燉就是一整隻，夠吃兩三頓；鹵料一下就是一鍋，有回忘放冰箱，酸了，他還覺得挺心疼。朋友圈的“中華小當家”由此誕生，朋友在美食照下邊評論：“你是去意大利學畫畫的嗎？”
下泉學的專業是油畫，目前還在上語言班。學校停課後，語言班的老師對直播適應起來有些困難，半個月了才學會分享桌麵，上課常常變成大型語音群聊。
周圍很多同學都回國了，母親也在勸他回來，說一想到兒子一個人在羅馬待著，就總是心慌。武漢不能回，父母希望他回長沙的爺爺奶奶那邊。長沙已經連續多日確診病例零增長，是相對的安全區。
這一回，他切實感受到了父母的焦慮。
和這座城市的連接感
鮮兒的母親也希望她留在國內。
去年12月放寒假時，鮮兒就從韓國仁川回到了家鄉哈爾濱。2月下旬，韓國爆發疫情，到2月底，已經是除意大利、伊朗外疫情最嚴重的海外國家。可或許是因為仁川的確診病例還在10例以內，鮮兒沒有收到“上網課”的通知，她最終訂了返韓上學的機票。
在鮮兒眼中，這趟旅程有點像“反向跑毒”。
出發當天，她全副武裝：棒球帽外邊還罩了衛衣的帽子，手套戴了兩層，第一層觸碰行李和公共物品，過了安檢後摘掉，用第二層碰私人物品。口罩也備了兩個，一開始戴外科口罩，在飛機上再換成N95。
真上了飛機，鮮兒沒那麽緊張了。人不多，空乘讓大家分開坐，她那排隻坐了她一個人。
仁川的情況比她預想中的平和，學習區仍然有人坐在一起討論問題，操場上甚至還有足球賽，她反倒感覺自己來了安全區。
鮮兒也沒有因中國人的身份遭受歧視——最初國內疫情爆發時，韓國有超過20萬人請願，希望禁止中國人入境，但韓國政府沒有應允，除湖北省外的中國人仍被準許入境。曾有許多人認為，華人居住比例達66%的安山市會成為韓國的疫情爆發地，但直到3月7日安山才首次確診2例病例，大家都開始漸漸認可華人的防疫措施。
才到韓國的時候，鮮兒也想過“留在這兒”，但當爺爺的身體出了狀況、她卻不能回家探望的時候，她突然覺得有些無力——自己一直在外邊，總會錯過一些重要的瞬間。在家和父母居家隔離的日子，反倒成了她珍貴的記憶，是十分難得的“3個人都在家”的時光。送她上飛機那天，小區還隻允許“單次出門1個人”，母親沒能來機場，父親就一直在給母親視頻直播。因為擔心飛機會延誤或被取消，父親一直等到鮮兒上了飛機了才離開機場。
“對家人的羈絆或許就是這樣一點一滴沉澱起來的吧。”所以，等到畢業，她還是希望回到離他們更近的地方。
鮮兒帶去仁川的消毒用品（受訪者供圖）
身在羅馬的下泉最終也在母親的催促下決定回國。
他原本訂了俄羅斯航空的機票，但在出發前幾天收到消息：從羅馬出發的旅客已被禁止登機。下泉心有疑慮，特意問了是不是“隻針對中國護照”，得到回應是“針對所有護照”。他隻好改簽行程，從比利時中轉。
在羅馬，下泉沒有因武漢人的身份遭受歧視，身邊的多數人對他都還挺友善，尤其是吃食店的老板。知道他是中國人後，樓下的披薩店老板還主動給他展示了手上的“熊貓”紋身，說自己很喜歡成都，烤肉店老板則每次都給他額外送一盤小餅——他是巴基斯坦人，常和他說，“我們是朋友”。
但下泉覺得自己還沒有完全融入羅馬，他仍然想念武漢，那座他從小長大的城市讓他覺得親切、舒服。
在米蘭生活了6年的張帆也不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了米蘭。她覺得一個人和一座城市的關係是相互的：人們付出，也相應地得到回饋。自稱隻是“勞務人員”的她和這個城市還有一些距離感，她更喜歡吃中餐，和中國的朋友更親近。
氣質上，米蘭和她的家鄉上海有些相像——街頭有來自各個國家的人，相比意大利南部的保守派，米蘭人思想更開放，甚至有些趕時髦，會把吃日料當作一種時尚，即便本土早已遍地都是咖啡館，也還是會排隊去喝星巴克。
米蘭人也非常熱愛生活，到了六七月，張帆的同事們都會在周末去海邊曬太陽，到了周一就換了膚色，辦公室的洗手間甚至會有人在晾泳衣。對於張帆喜歡獨處、一個人吃午飯的習慣，同事們常常感到不解。他們非常喜歡聊天，疫情期間也會和朋友開著FaceTime一起吃飯。
直到疫情在意大利爆發，張帆出於責任心開始翻譯意大利新聞，才發現自己對這片土地的陌生：因為疫情影響，華人街中餐館的人流少了一半，米蘭的市長主動去吃中餐，告訴大家中餐不會傳染病毒，不要種族歧視——市長的名字，第一次在她的印象中清晰起來。
一直以來，張帆都覺得中國人的工作效率很高，強調付出，而意大利人則相對自由散漫，更注重個人感受，有時甚至有些自私。但在疫情發生後，她也看到了“自由主義”向“社群主義”的演化。米蘭封城後的夜晚，大家都聚集在陽台上，用手電筒照亮了整片天空，一起唱起了意大利國歌。那一刻的嘶吼聲和痛哭聲，突然打動了張帆：“他們是那樣直接，絲毫不掩飾地去表達自己的感情，大家都想一起共渡難關。”
那時，她似乎終於體會到了和這座城市久違的連接感。
米蘭，在陽台上唱國歌的意大利大學生（受訪者供圖）
你有多久沒有注意過生活的樣子了？
為了小貓選擇留在武漢後，Kristina的生活軌跡有了一些變化。
她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采訪，被大家稱作“為了貓而留在武漢的加拿大女孩”。她曾收到過大量負麵評價，人們覺得她對自己不負責任，甚至不太聰明，她也產生過自我懷疑。
但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出現，他們開始鼓勵她，訂閱她的YouTube頻道。一切像因禍得福，Kristina覺得自己離成為一個全職博主的夢想又近了一些。她在B站開始以“Kri3tina”的ID上傳vlog。在視頻裏，她會堅持自己最初的想法，分享一些美妝、服裝搭配的建議，而不是疫情新聞實時播報。
Kristina曾經因為放棄撤僑和父親有過小小的爭執，但最終父母理解了她的決定，至於現在，父母都覺得她留在中國比在加拿大更安全——這原本是她畢業後的“間隔年”，最初隻計劃在武漢待1個月，但因為喜歡，便在這裏長住了下來。她喜歡武漢的生活節奏，沒那麽匆忙，生活很便利，晚上10點還有商店開門，夜景也很美，最喜歡的，是在鸚鵡洲大橋附近的公園散步。
這個春天，Kristina有時也會覺得孤獨，雖然可以和朋友們發發消息，但很難填補心裏的縫隙。而在酒店隔離的小熊則意外地和朋友有了“交流”的機會。
她所在的隔離酒店位於市中心，周圍的老房子都比較矮。她想起自己有個朋友似乎住在附近，就站在床邊拍了一張照發給了那個朋友，沒想到朋友真的在照片裏圈出了自己住的那棟樓。
每天晚上，朋友都會跑到天台遛狗，用手電筒照向隔離酒店的方向，小熊能看到明顯的一束亮光——她也把台燈挪到了窗前，開始和朋友用燈光發送摩爾斯電碼。盡管發的也無非是些玩笑話，但已經是她在這段枯燥的隔離生活裏閃亮的記憶。
做了兩次核酸檢測後，前台打電話通知小熊，可以離開酒店了。父親開心地拉著她在門口拍了一張合照，發到了家族群裏。這次，她終於可以安心回家了。
小熊的朋友在樓頂打過來的手電光（受訪者供圖）
林軒的隔離生活是和同事一起度過的。那棟樓隻有他們兩個人，原則上工作人員建議他們“不要串門”，但他們都沒上心，“綁一塊兒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讓外邊的朋友送來了撲克牌，晚上還會打上1小時的牌。
隔離期裏，他們還加入了同航班乘客的微信群。起初大家群情激憤，想追究瞞報者的責任，有人聯係了律師，讓大家保留好機票的票根。
從情感上，林軒可以理解瞞報者，甚至沒有特別責怪他們，畢竟“也是為了活命逃回來”。但在理智上，他也認定瞞報是不可取的，會傷害很多無辜的人。因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王某等6人已被立案調查，大家都覺得像“沉冤昭雪”。
好在，“同機群”中沒有一個人被確診感染，14天後，林軒也收到了解除隔離的通知書。那一刻，像是高考結束交完答卷，他終於可以放鬆下來。
出了隔離酒店，林軒先去了母親那裏，飯桌上，他平淡地提起了被隔離的事兒。為了不讓母親擔心，很多事他都是先斬後奏。吃完飯，他換了一身衣服，出門去剪了頭發，下午在街上走了一會兒。
很多店已經恢複營業了，街上也有了很多人，這種非常日常的場景卻讓林軒突然有所觸動，“家鄉好久都沒有像這個樣子了”。第二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他和女友簡簡單單地在家慶祝。不能許願“2020年重新打開一次”了，他隻希望因為這次疫情而去世的人可以少一些：“大家忍一忍，疫情很快就過去了。”
林軒的解除隔離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本文係網易新聞人間工作室獨家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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