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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小言
近日，中共應對武漢肺炎的鐵腕施政再次震驚世界。封城、全麵停工、瞬建醫院，種種措施讓世界歎為觀止，一方麵世界震驚於中共的鐵腕政策有效的控製住了疫情的擴散；另一方麵中共施政效率之高也引起了學界的激烈爭論：究竟是集權有效還是分權合理；現有西方製度是否是人類終極製度；人類的社會製度究竟在何方都深深引起了人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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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製度泛指以規則或運作模式規範個體行動的一種社會結構。簡單來說，就是人類被管理的方式，人類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逐漸意識到，人與人之間會產生矛盾並且需要一個力量來平衡這之間的關係，社會製度和政府便應運而生。而社會製度的內涵又包括選舉製度、執政主體組成方式、社會管理體係等等多個方麵，我們經常說的社會製度其實很狹隘指的就是以上三個製度。
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西方現有製度是民主製度嗎？是，但不成熟。西方現有製度嚴謹來說是分權製度，是逐漸邁向民主過程中的製度，但並未達到完全的成熟體。所謂民主，便是人民可以做主，理想的狀態是將權力平均分化為每人一份，即每一個參與社會的公民都有均等的管理國家的權力。而事實證明，依賴於我們現有科技和社會水平無法達到。所以我們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政府，政府歸根結底是民權的代理，代理公民管理社會。從這個角度來說，所有的社會製度都是集權製度，即集民權為一體。而我們一般所說的集權是指政府在社會構成上淩駕於司法和立法，享有絕對的權力，與權力分立的概念相對應。所以說西方現有製度並非人類社會形式的終極存在，也就給我們要討論的話題提供了可能性。
我們現在進入正題，中共的製度和西方製度的區別是什麽？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選舉，這也是一般民眾最為關注的問題。西方以美國為例，總統實行普選直選，而中國大陸的首腦是通過層級遞進選舉出來的。這些年我們所說的中共不民主便是基於這一點，中共的領導人不是每人一票直選出來的。按照中共的設計，由基層民眾選舉出代表，再有代表選舉出國家主席。中共將國家主席稱作一個機構，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這個機構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從理論設計上來說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信息不對稱。納什教授在《博弈論》中詳細的解釋了現實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具體到中共的選舉中，經過多層的信息傳遞，造成最上層和最底層民眾之間信息相差巨大，這裏暫不考慮選舉作弊的因素。中共在這種設計下，社會逐漸把管理者從百姓中分化出來，形成了特有的精英階層。他們掌握了中國大部分的資源和信息，再利用這些資源和信息進行社會的管理，這種模式我們暫且成為精英社會模式。西方的模式較中共的模式信息流失的少，然而問題在於政治寡頭，政治寡頭一旦出現，民眾所獲得的信息不是流失而是人為的範圍縮小，這和我們購物時會經常挑選電視廣告上看見的商品道理是一樣的。但是，民眾還可以挑一挑。
中國大陸社會和西方社會之所以不同便基於此。
中共的精英模式，就如同人體的大腦一般，精準的控製著身體的每一個動作。大腦所作的決定，身體必須無條件服從。這次武漢疫情使這種模式的優勢表現的淋漓盡致。從中共高層到社會底層，表現出來的執行力令許多西方首腦歎為觀止。中共體製的特性確實決定了他們可以把社會資源化零為正，去做一些西方無法做也不會去做的事情。比如說中共特殊的體育運動員培養機製，再比如中共的高鐵等等。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國家特有的資源集中體製（通常我們稱之為藏富於國）就造成民眾資源的被剝奪。大國企、央企和公務員被中國老百姓視為優秀就業的原因就在於這些企業掌握了其他民運企業不可能掌握的資源。中共說要實現小康社會，實質上實現的年限可以提前，隻不過中共的理念要求他們把大部分的資源集中在國家層麵，而並非百姓身上。然而，這是不是民眾所期待的呢？
我們上麵說過，政府其實是公民意誌的代理人，當代理人違反被代理人意誌的時候，政府代表的是誰的意誌。手腳當然不能反抗大腦，但是我們受傷的時候手腳也是會痛的。更可怕的是，當我們的身體無法負擔運行的時候首先應該保障的是那一部分？有人會說是心髒，其實是大腦，手腳可以斷，心髒可以換，然而大腦的位置是絕對不可動搖的。換句話說，其實就是集體主義中常說的局部利益要服從大局。這一點在中共應對疫情時也有所反應。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前期的壓製消息，造成了武漢人員的外流；訓誡李文亮，造成了對疫情的誤判；以及各地官員所做的不符合科學但符合政績要求的措施，都是在犧牲局部利益來換取中共地位的不動搖。
實際上講，中共的精英模式從設計上是很好的，效率傳遞的很快，節省了大量社會資源。這裏要有兩個保障，一個是在逐層的選舉製度中不能有作弊行為，不能讓被代表的民意產生偏差，另一個是人民要有改選的權力。就現在中國大陸情況來看，這兩點是沒有做到的，現在中國大陸的社會製度更像是柏拉圖理想國中的階級分化，把社會分為統治者、防衛者以及生產者。但是柏拉圖對統治者有著極高的要求，這和中國的現實也比較像，社會的好壞太依賴於統治者的優良而非社會製度架構本身。這也是現在西方社會學和中共社會學本質的差別，即人是否是靠的住的。
西方社會製度與中共的設計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西方森嚴的分權製約的基礎便是建立在對人性深深的不信任上。司法、立法、執政要分開，媒體要獨立，軍隊要獨立，但是老百姓我還是不信任你政府，怎麽辦？公民要求政府不能禁槍，即使在恐怖襲擊嚴重的情況下也不行！為什麽？政府要時刻保障百姓有推翻政府的能力！美國的執政政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戰戰兢兢辦公的。那有沒有美國人信任的領導人呢？當然有，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執政的末期有人勸他繼續擔任總統一職。然而，這位國父斷然拒絕了，國父說：“我可以保證我的英明，但是無法保證我接任者的英明，人民需要糾正錯誤執政的機會和時間。”這也為美國公民時刻保持對政府的警惕奠定了基礎。
我不能說西方的製度能夠像中共一樣控製的住疫情，意大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公民完全不聽政府的政令，學生休學變成了上街狂歡······然而，西方製度一定不允許哪一個政府對社會情況有所隱瞞，除非你能瞞得住。西方的獨立媒體嗅覺猶如獵犬，多少“門”是被記者發現的已經不用列舉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果還想隱瞞情況，那就真等著換屆下台了。
然而，一旦爆發大規模事件，如同這次疫情，西方製度還是有弊端在的。層層的製約，層層的相互審查，可能人死了三分之一，政令還停在國會討論了。效率真的是西方製度的一大硬傷。可能有些讀者不知道，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是在鑽製度空子來實行的政令，實際上那些政令沒多少是正式通過的。
而另一大危機便是候選黨相爭帶來的資源浪費和執政期間的畏首畏尾。美國候選黨之間不斷的刺探詆毀已經看了太多了，在這上麵浪費了太多的錢和經曆，毋庸贅述。再有就是即使執政了，執政黨必須爭取選民來在下一個的選票，那怎麽辦？要麽奉行穩妥的執政理念，要麽放棄長遠的計劃做一些見效快符合大眾民心的事情。而我們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兩個任期能做到的，當長期利益與任期衝突時，美國公民將如何選擇，這可能會是一個長期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