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不替主子背鍋的奴才不是好奴才
因著瀆職和玩忽職守，嚴重危及民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武漢冠狀病毒，被官員們無視和隱瞞，又控製輿論和“封口”，致使疫情在極短的期間迅速失控，從武漢蔓延到全湖北、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恐慌，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健康衛生危機和不可估量的政治、經濟損失。在無可奈何下，中共當局不得不痛苦地做出了對有數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區域封城的決定。這在近代中國和世界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共又創造了一項新的世界記錄。厲害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厲害了，我的國!
在民主社會裏，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人禍，肇事的執政者必須要在第一時間向民眾道歉、辭職謝罪。立法和司法部門也會及時介入調查，懲處、彈劾瀆職和有罪者，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規矩。而在極權獨裁的中國，則會有完全不同的套路。當權者，尤其是最高當權者，往往會推諉、嫁禍於手下的奴才，找人背鍋當替罪羊，或幹脆指鹿為馬，無視災難，喪事當喜事辦，更加“偉光正”，就是厚著臉皮戀棧不肯滾蛋。
當年毛狂熱地發動大躍進，致使國民經濟全麵崩潰，隨後餓死近四千萬農民。事後他毫無愧疚之意，還大言不慚地聲稱絕不頒“罪己詔”。在檢討毛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上，其鐵杆奴才林彪還如曆史上的趙高一樣，無恥肉麻地吹捧毛“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就要出毛病。”林由此從毛處得益多多，成了“永遠健康”的毛的接班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惜，他沒有什麽好下場，最終被毛當作卸了磨的驢，折戟沉沙，成了溫都爾汗的孤魂野鬼。
這次的武漢瘟疫，純粹是一場人禍，不可避免地將會有人要擔責，烏紗帽將會烏壓壓地滾落一地，以謝世人。但會有多大的烏紗墜地，現在推測則還為時過早，因為極權獨裁政權，根本就無法可循，而是“定於一尊”。
武漢和湖北已開始懲治基層官員甩鍋。黃岡、孝感等地近日問責、處理了一批抗疫不力的鎮、鄉、村的基層官員。據聞，1月26日湖北黃岡官方通報，將大金鎮下周煜村的村官周誌剛以“肺炎防控關鍵時期，不向組織報備，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導致下周煜村返鄉人員摸排表和疫情防控工作沒有及時到位。”的罪名撤職，並“予以黨紀立案審查”。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一招無濟於事，甩出幾個小蘿卜頭怎能鎮住如驚濤駭浪般的民情激憤。毫無疑問，為這次疫情擔大責、被堆到虎頭鍘下的非湖北、武漢主要官員莫屬，但將如何擔，涉及麵有多大，裏麵是有許多講究的。
表麵上來看，是因武漢和湖北的官員們的忽視、瞞報疫情，導致了最後不可收拾的惡果。但按中國有關防疫衛生的《傳染病防治法》，發布重大疫情有一定的程序和規矩，不是任何一級官員都有權為之。名義上重大疫情須由作為行政部門的最高機關國務院來批準發布。實際上在“黨領導一切”的中國，權力欲極大的一尊帝，早已將國務院架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成了擺設，常委們也都唯其馬首是瞻，一切重大事件的決斷都由他一人說了算。無疑，誌大才疏、智商低下卻又自以為是的假博士一尊，對此人命關天、事涉社稷國祚的重大事件，置若罔聞，根本不當一回事，他手下那些專事逢迎拍馬的習家軍佞臣們，更是不屑、也不敢“妄議”。習氏在緬甸的溫柔鄉，與昂山素季共度美好時光時，早已將病毒、疫情丟到爪哇國去了。等他回過神來，已是疫情如潮湧來，早已失控、無法收拾。
近日，臨陣脫逃的他卻又要沽名釣譽，不知廉恥地高調宣稱，“我一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毫不客氣地將“疫情防控小組”組長李克強，甩出幾條街去，絲毫沒有一點奴才們吹捧的“紳士風度”。似乎在宣示他在疫情防控上，自始至終都握有最高權力，也負最大責任，自然也要對隱瞞疫情、釀成大禍，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大概看到主子露出了馬腳，新華社在發此消息時，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匆匆刪去了這兩個“親自”。
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就直言，“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言下之意就是，之所以疫情被耽擱、瞞報，並非武漢之過，武漢已上報了，卻沒有及時得到授權，其甩鍋之意不言而喻。看來武漢和湖北至少在疫情失控前已報備中央，至於是否及時、毫無保留、準確無誤則不得而知，因而責任不在、至少不完全在武漢和湖北。
雖如此，按中共的慣例，這次疫情失控的重大罪責，武漢和湖北政府絕對逃不掉，他們死定了，要掉一地的烏紗帽。至於何時死，如何死法，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其中的水深是不可測的。
如若武漢、湖北沒有及時、完全、準確地上報，而是自做主張有意隱瞞，那就無話可說，會死得很難看，尤其他們中的“非習家軍”會非常慘。如僅降級、免職，已屬法外施恩，皇恩浩蕩，等待他們的更可能是求刑法辦。
如若他們及時、按時、準確上報，而是因上峰不當一回事，或猶豫不決，不能及時決斷致使疫情失控，公開擔責的還是武漢和湖北，他們要主動、及時地為主子攬責、負罪。以中共極權幫規，主子、老大永遠是正確的、英明的，是戰無不勝的，他們怎會忽略失察，怎會有錯，更不會有罪。鑒於保主有功，於是打他們的板子極有可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先是軟著陸，然後等風頭一過，這些勇於為上峰背鍋者，將會有更好的仕途等著他們。
從周先旺的委屈抱怨和公然甩鍋來看，他們極可能是無辜的，至少沒有大的過錯，但周氏的賣主之舉，卻犯了中共官場的規矩和大忌，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不替主子背鍋的奴才不是好奴才，不是絕對忠心的奴才。絕對忠誠的奴才李鴻忠有名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因而周先旺即便無過失，能逃過這一劫，因其“忠誠不絕對”，仕途也已到頭了。在一個無官不貪的政治生態圈和官場裏，秋後算賬，哪怕他是兩袖清風，要找出其貪贓枉法，甚至與“他人發生不正常兩性關係”這些官員們的標配“操守”，豈不是小菜一碟。
君記否，當年趙紫陽隻因當眾對來訪的戈爾巴喬夫揭了中共的幫規，說，“我們黨還有個秘密決議，最後的拍板權在小平同誌手裏”。雖然，書生氣十足、未深諳官場潛規則的趙不過是說了實話，卻犯了極權的規矩和大忌，被鄧認為是賣了他，是在當時社會矛盾異常劇烈的六四運動之時，把社會民眾的激憤和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鄧，把火燒到鄧身上。這也為日後趙紫陽的被罷黜埋下了無法抹去的一筆，成了禍根。
2020年1月29 日
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