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城市的大與小，會影響個人收入嗎？

出生城市的大與小，會影響個人收入嗎？

作者 知識分子 4天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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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宋宇錚

責編 | 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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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命運早在出生那一刻起便被決定了。”

 

類似這樣無力的話，不知曾在多少苦悶的年輕人的腦海中回蕩。

 

因為沒有生在大城市，他們從小就麵臨教育資源匱乏的殘酷，有的在淘汰率過半的中考前便臨陣脫逃去東莞流水線旁做了普工，有的即便是躋身故鄉前百分之一的天之驕子，長大後為了一紙戶口也很可能去選擇一份收入更低的工作，或者拿著和同事一樣的工資卻隻能一半留給自己，一半留給房東。

 

以上是在中國很多人身上可以看到的事情。而在全域高度發達的英國，答案亦顯得頗為沉重。

 

近日發表在《城市經濟學》上的一項基於1991年-2009年間對英國7500名居民追蹤調查數據的研究顯示，一個1971年出生在倫敦的人，平均比同年在曼徹斯特出生的人多掙6.6%，比在利物浦出生的人多掙9.3%。

 

光是生在大城市就可以讓一個人拿更高的工資，這一結果可能讓生在小城市的人們感到絕望。

 

但別慌，凡事我們要多問幾個 “為什麽”。

 

原生城市規模對個體成年後收入影響的機製究竟是什麽？一句籠統的 “階級固化” 顯然不能完全解釋。因此，上述研究的兩名作者法國經濟學家 Clement Bosquet 和英國經濟學家 Henry Overman 首先根據已有的經濟學知識提出了三種機製假說，並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別驗證。

 

 

1. 規模經濟效應（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使大城市效率更高並聚集了更多高收入的專業人士（即律師、醫生、教授、投行分析師等具有嚴格且可量化入行標準的職業），而這些人的資源與能力也傳輸給了他們的下一代，這被稱為 “代際傳輸” 假說。

 

 

2. 原生城市的規模影響了其居民的人力資本累積，如小城市的教育質量可能更差、信息不通暢與生活習慣限製可能導致個體無法做出對其發展最有利的選擇，這被稱為 “人力資本” 假說。

 

3. 原生城市的規模影響了個體成年後工作城市的規模，這既可能由日益減少的人員遷徙導致，也可能因為遷徙時人們追求同原生城市相近的生活方式。而工作城市的規模又對個體收入有巨大影響-規模經濟效應，使大型城市具備更多的工作可能性與更高的生產效率，因此在更大城市工作的個體有更高的收入。

 

接下來，研究者需要的便是找出能夠反映這些機製的變量，並用回歸分析來從統計學上計算它們各自對個體成年後收入的影響。

 

對於 “代際輸送” 假說，父母中一人所具有的最高的社會地位被選作觀測的變量，依次分為無技能工、半熟練工、熟練工人、軍人、熟練腦力勞動工、管理/技術人員、專業人士等七大階層。

 

對於 “人力資本累積” 假說，由於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等很難量化，亦未有數據，研究者選擇了最高教育程度作為這一假說的觀測變量，並細分為通過義務教育但測試為低分、通過義務教育測試取得高分、通過 A-Level（相當於中國高考）考試、取得大專高級文憑、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

 

最後，對於成年後工作城市規模，研究者不僅將靜態的當前城市規模納入考量，還記入了個體成年後所有工作過的城市及居住時間，計算出累積城市規模，即個體工作過的每個城市規模乘以在當地工作時間再相加。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城市規模並不是簡單的城市麵積，而是更具經濟意義的城市工作總人口。

 

在對這些變量依次控製，將原生城市規模與個體收入進行回歸分析後，作者發現了有趣的現象。

 

原生城市規模的確一直同個體收入正向相關。當僅對個體性別、年齡進行控製時，其收入隨出生地規模變化的彈性為4.2%，而控製父母最高社會地位後，這一彈性便降低到了3.5%。這裏的彈性，是指 “收入” 變化的比例/ “出生地規模” 變化的比例。

 

舉例而言，如果不考慮父母階層，小城市A出生的小李預期會比大城市B出生的同齡人小王收入低25%，但如果小李和小王的父母中最賺錢的那位都是律師或都是服務員，這個彈性值就會減少。也就是說，從事同樣職業的人的後代在大小城市的收入差距其實並沒有那麽大。

 

那麽，原生城市規模如何影響到個體收入的多少呢？答案就是大小城市間的職業結構差距——生在大城市，有更大幾率你的父母是律師，生在小城市，則有更大幾率你的父母是服務員。律師與服務員兩個階層間的差距而非僅僅城市的規模本身對後代收入造成了影響。這體現出原生城市對個體收入的影響，的確部分來自不同規模城市對父母階級的分化，驗證了 “代際傳輸” 假說。

 

令人意外的是，當研究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個體受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型進行控製後，幾乎沒有彈性變化。也就是說，父母階級相似的子女，無論是何教育程度或職業選擇，他們最終的收入幾乎不受影響。當然，更現實的情況是，父母的階級這一變量便已然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女最終受教育的程度，並且同一階級出身的個體往往會 “紮堆兒” 選擇收入相近的職業。

 

接下來，當作者近一步控製個體當前所在城市規模時，劇烈的變化再次出現，收入隨原生城市規模變化的彈性降低到了2.3%。這意味著，相同的工作城市規模可以近一步減少大城市和小城市出身個體的收入差距。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前大小城市出身的個體收入差距有一部分其實是因為他們工作城市規模的不同造成的，這便驗證了第三條假說，即個體的原生城市規模影響了其當前工作城市的規模，並間接部分決定其收入。如大城市居民隻會選擇大城市就業，本就處於弱勢的小城市居民可能由於生活習慣更不願遷移，或傾向選擇小城市工作。從樣本來看，英國當前的人員遷徙率的確極低，強化了原生城市枷鎖。樣本中43.7%的人從未離開過原生城市工作，對於僅完成義務教育的小型城市與大型城市居民而言，這一比例則高達53.5%和53.8%。

 

本次回歸分析中最有趣的變化則來自作者苦心計算的 “累積城市規模”。兩名研究者為這一變量命名為 “學習（Learning）”，區別於教育，特指投入工作後個體從所在城市獲得的工作經驗、知識、成人教育（MBA，短期非學位課程等）積累。當他們在此前降低到2.3%的彈性基礎上，對個體的 “學習” 進行控製後，彈性完全消失。打個比方，對於出生在倫敦和斯旺西的兩個同齡孩子而言，如果他們父母皆為中學老師、受教育程度相同、如今都在倫敦從事金融行業，且畢業後都一直留在倫敦工作，那麽理論上而言，他們的收入不應再有任何差距。也就是說，“學習”的引入完全稀釋了原生城市規模對個體收入的影響。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現實中英國樣本中的小城市居民不僅最終選擇了回到小城市長期就業，且多數從完成教育後便從未進入大城市工作，或僅停留較短時間，這導致了他們在畢業後的經驗累積再次落後於同齡同階層同樣教育程度且同行的大城市孩子，最終沒能掙脫原生城市帶來的 “命運枷鎖”。

 

不過，作者對這一結果並不滿意，兩位經濟學家更想搞清楚的是，以上每一個變量到底在原生城市規模對個體收入的影響中起到多大作用，占到多少百分比？剛才的回歸分析方法是不能被拿來計算這個關鍵的百分比的，因為每個變量被以先後順序不斷添加，前後變量的互相關聯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彈性下降的比例。比如教育程度變量的引入幾乎沒有對產生彈性影響，可能是因為，正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它本身就很大程度上由先被控製的父母階層變量決定。

 

因此，他們應用了新的計量方法來對各變量的影響程度進行解構（decomposition）。這一方法細節在此不進行贅述，但直觀來說便是，一個變量在原生城市規模對個體收入的影響中起到多大作用由兩個係數決定。1）在包含所有變量、對個人收入的回歸中，它的回歸係數。  2）在僅包含它和性別年齡兩個基礎變量，對出生地規模的回歸中，它的回歸係數。

 

最終，研究者發現，在所有變量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正是 “學習”，它占原生城市規模對個體收入的影響高達65.2%，其次是教育與當前工作城市規模，分別占10.9%與8.6%。其中，“學習” 作用之明顯，更體現在，如果不將它作為變量納入考慮，原生城市規模對收入的影響有55%都是無法被解釋的。

 

人的命運的確生來便被部分決定，它體現在你是出生大城市還是小城市，是高考大省還是高考相對容易的省份，體現在你的家庭條件是好還是不好。這些是我們出生時無法決定的。但是，出身不能決定每個個體生命價值的上限與寬度。永遠不放棄提升自己、持續學習，盡管在大城市有個中艱難，有一天你也一定能掙脫原生城市的枷鎖，和他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當然，如果你為了自己熱愛的生活與家庭而遷居小城市與鄉野，研究經濟學的我也將舉雙手讚成，誰說風花雪月和團圓美滿今朝醉的愜意就不是人生的價值呢？

 

 參考文獻：

Bosquet, Clément, and Henry G. Overman."Why does birthplace matter so muc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10 (2019): 26-34.

 

製版編輯 | 皮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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