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呂熒
——作者：佚名
1915年11月25日，呂熒出生在安徽天長縣新何莊，家境不錯，三餐溫飽。
7歲開始讀私塾，中學時愛上了文學，20歲時，以出色成績考進北大曆史係。
呂熒（右三）在北大校園和同學合影
大學期間他十分活躍，寫詩，寫評論文章，是進步團體“浪花社”的主要成員，
還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然而生於那個戰亂年代，他的生活注定不會安穩！
1938年，北平淪陷，他被迫流亡南下武漢，但他並沒有放棄對知識的追求，
在戰火紛飛中，冒著槍林彈雨，跑到西南聯大讀書。
1941年，26歲的他開始發表，翻譯作品和文藝理論文章，在文藝界嶄露頭角。
畢業後到四川涪陵中學任教，還進行翻譯、寫作事業，與胡風、馮雪峰等文學家都關係密切，
而其中的胡風，在後來竟和他產生了難以想象的聯係！
胡風
再後來，他又被貴州大學聘為副教授，愛國的他，與其他教授一起，合作創辦了《時代周刊》，
宣傳民主、和平，反對內戰，但此舉卻遭到校方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
其他教授都妥協了，唯獨他，幹脆直接放棄教職，憤然離校，輾轉到台灣師範學校。
故事講到這裏，如果他當時繼續留在台灣，那後麵的事就沒什麽好講的了，
不過就是他出版了多少本著作，學界地位幾何。
可偏偏，他選擇了回大陸，不為別的，隻為報效祖國（編者注：台灣不是祖國？），
而他的人生就此徹底改變！
1950年的春天，青島山東大學來了位新老師，他很是特別，有多特別呢？首先外表上就與眾不同！
當時，大家都已春裝在身，他卻全副冬裝，出門還戴口罩。別看他體弱畏寒，卻愛好運動，曾獲得北大校運動會跳高第一名。
他講起課來也是與眾不同！他擔任校中文係係主任、教授主講文藝理論課程、美學，在講台上，不苟言笑的他，卻自有一種風度翩翩的動人之處，講課內容豐富、分析透徹見解精辟，水平絕對一流。漸漸地，慕名而來的學生越來越多，甚至曆史係、外文係的學生也來聽課，後來由於人實在太多了，他隻好搬到理學院的大教室裏去講課。
在山東大學期間，他還培養了兩位著名的學者，一位是當代中國著名美學家周來祥，另一位是著名的紅學家李希凡。周來祥說：我對於美學興趣和愛好，正得之於先生的啟蒙和指導。李希凡則說：他是我學生時期，在文藝理論家中崇拜的偶像。而如今山東大學的美學研究，之所以在全國舉足輕重，他功不可沒。
而他身上最最最與眾不同的，便是他的性格！1951年，全國批判電影《武訓傳》，山東大學的師生們也緊隨潮流，可他卻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武訓也是你們山東的一個聖人，他辦義學錯在哪裏？沒有錢，到處募捐甚至乞討，正表現了他對辦學的堅韌執著，怎麽成了罪人呢？我的老鄉馮玉祥就崇拜武訓，步他的後塵辦義學……”
他認為美是主觀的，人人都知道美，但是對美的看法，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美是物在人的主觀中的反映，
是一種觀念。今天看來這樣的主張沒啥大不了，可在那個時代，這就是大錯特錯！
我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是唯物論者，他的主張顯然是“唯心論”，《文藝報》發表文章點名批評他，可他看到後絲毫沒有膽怯，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還倔強地發表文章予以反駁。
結果，對他的批判愈演愈烈，山東大學多次召開批鬥大會，但他都“拒不認錯”，校長愛惜他的才華，出麵勸說他，讓他象征性地服服軟以便解脫，可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的學生也勸他說：放下麵子，做個自我批評。他一聽就怒了：“我怎麽能隨便檢討?維護真理能含糊嗎？這不是愛麵子，我有讀者呀，我得對讀者負責！”
麵對學生們的批判，他總是會氣衝衝地辯駁，“這個同學所說不符合事實” ，“這個同學的意見完全錯誤！”……幾天後，學校又準備開批判會，但開會當天他沒有到場，原來他早就不辭而別，拂袖離去，一如當年離開貴州大學般的堅決！
1951年夏在青島海濱。呂熒（右二）
之後的1955年，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由於提出的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理論”不相一致，學者胡風被逮捕入獄。之後胡風案的漩渦越卷越大，任何與他有關係的人統統被牽連，甚至有的人連胡風麵都沒見過，僅僅是通了一次信，也備受牽連。
老年胡風
“胡風案”是中國文壇牽涉麵最廣、蒙冤時間最長的驚天大案，總計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這年的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協召開聯席擴大會議，到會的有700多人，全是名聲響當當的文化名流。大會以《請依法處理胡風》為主題，主持人郭沫若首先提議，撤銷胡風的一切職務，對胡風等反革命分子鎮壓，而且鎮壓得要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郭沫若話音剛落，台下就響起了無比熱烈的掌聲，這是站隊的機會，是表明自己立場的機會，是保護自己不被殃及的機會，所以學者大師們拚命鼓掌，忘了自己的才華，忘了自己著作中提到的真理，隻記住四個字：堅決擁護！
之後，700多人舉手，通過了把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並依法懲處他的決議。還有20多人上台發言，熱烈地讚成這一決議，每個人發言結束，底下都會啪啪啪地響起掌聲，
持續不斷，熱鬧極了。
然而從始至終，在這700多人裏，有一個人始終沒有鼓過掌，沒有舉過手。而是站起來，大步走上主席台，自個坐在郭沫若和周揚中間，從容地拿過話筒說：“對於胡風我認為不應該說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是文藝觀的一種爭論，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此話一出，舉座皆驚，全場鴉雀無聲，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震驚了，久久說不出話來，主持人郭沫若的嘴都哆嗦了。好不容易回過神來，人們終於明白他說了什麽，郭沫若站起來讓他停止發言，底下的人開始爭先恐後地，咒罵他大逆不道，這可是個表現的機會啊，詩人張光年首先衝上台去，想把他轟下來，當頭棒喝：“不要再說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風的關係吧！”但他還不肯下去，緊握話筒掙紮著仍想說點什麽，底下的人歇斯底裏地怒吼：滾下去！滾下去！滾下去！！！最終，他被反扣著雙手押下了台，並直接被送回家中，從此過上長達一年的軟禁生活。
胡風案被牽連的2100餘人中，一開始並沒有他的名字，但他卻“自己跳了出來”，也被劃了進去。直到1956年6月，他的軟禁才被解除，但長期的折磨讓他受到嚴重刺激，時而精神恍惚，時而幻覺幻聽，好友上門來看他，有時他會突然不認得了，驚慌失措地把他們趕出門，高喊“特務”。盡管他的精神已經分裂，但他沒有停止過熱愛的寫作。
1957年，他的論文《美是什麽》，被人民日報刊登，論文的“編者按”由毛澤東親自審定，這意味著公開為他恢複了名譽，“編者按”是這樣寫的：“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風有較密切的來往……
後來查明，作者和胡風反革命集團，並無政治上的聯係。他對自己過去曆史上和思想上的錯誤，已經有所認識。我們歡迎他參加關於美學問題的討論。”之後，他的才氣不斷噴湧，又相繼出版了譯著《論西歐文學》、文學論文集《藝術的理解》等等，成了名副其實的著名美學家。
然而好景不長，文革來襲，他迎來了悲慘的結局！
呂熒著作《人的花朵》
在鋪天蓋地的腥風血雨麵前，他無處藏身，對他的迫害升級，他先是被抄了家，但紅衛兵大失所望，因為他家除了幾件破舊家具，就隻有用三塊磚頭支起的一口鍋，實在是寒酸到不行，他自己也是衣衫襤褸，赤腳穿雙膠鞋。
但對他的折磨還遠沒有結束！有次他正削著蘋果，鄰人來了，跟對方說話時，拿水果刀比劃了幾下，
結果，他就因此，被強製押往良鄉農場勞動改造。
被捕時，他還不忘帶上打字機，若幹包蠟燭，以及未完成的書稿。但一到農場，他很快就瘦到皮包骨頭，連寫作的氣力都沒有了，這裏的生活真不是人受的，幾十個人擠在一個通鋪，大便馬桶就擺在腳底下，他沒被褥，隻有一個破棉花套，怕冷的他夜裏隻能用它禦寒。飯食粗糙就算了還吃不飽，本就瘦弱的他，更是難以承受沉重的勞動。由於他幾乎不說話，總是沉默，不肯背誦毛主席語錄，還常被當作批鬥的靶子，拳打腳踢都是家常便飯。
身體上的折磨不算什麽，最讓他痛苦的是心靈上的折磨，他的打字機被沒收，書稿被撕毀，心中唯一的慰藉被人狠狠踩在腳底下，為了活下去，蠟燭都不得不拿去換了窩窩頭。
盡管他自己正遭受非人的淩辱，可他仍關心朋友們的命運。總是托人打聽馮雪峰、蕭軍等人的情況，但等來的往往都是痛心的消息。
再後來，他似乎真的瘋了……和他在同一個農場的難友陸俊回憶說：呂熒打飯回來，沒有筷子，站在囚室前用手抓著吃，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詞，眼神裏流露出慘傷和悲憤的情緒。
還有文章回憶說：他大多數時候是“木呆呆地”，甚至在屋角大小便。他身上穿的一件女式背心，外麵罩著一件髒得發黑的舊風衣，赤腳……從打進去，直到死，他沒換過衣服，沒洗過澡。
他還經常對人說：“他們進口了一種最新儀器，能夠測知人的腦子裏想什麽。我雖然放出來了，他們仍然每天，朝我發射電波，探測我的思想。”
他仍然喜歡美麗的事物，常常跟囚室外，幾株開白花的茨菰說話，喃喃稱讚道：
“真美呀，真美！”
他已經瘦到不成人形，可那些人還不肯放過他，1968年10月，他又和薑葆琛等人，被遣送到清河農場繼續勞改，他曾鼓勵薑葆琛說：“一定要堅信，這個不公正的時代，一定會過去的！你年輕，一定要活著出去……”
而當生命的最後一個春天到來時，他已經再也不能起身了。看看窗外美麗的花兒，再也不能稱讚它們一句“真美呀”。他無比饑餓，卻沒有飯吃，重病纏身，那些人卻拒絕為他治療，讓他無醫無藥，等待死亡。他虛弱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命如遊絲，見者無不感到心碎，唯一的破棉花套，早已爛成破棉絮，又哪裏遮擋得了寒風徹骨。
1969年3月5日那天，他已經瘦到隻剩50斤重，他忽然很想抽支煙，薑葆琛為他買了包最次的煙，他抽了幾口，很苦很澀，然後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也許是被凍死的，也許是病死的，總之總之，他才55歲……
而這位著名的美學家，即使死後，下場也是無比淒涼，一領葦席草草掩埋，棄屍荒野！半塊磚頭上麵用粉筆寫著兩個字：呂熒。
直到10年後的1979年，他才被正式平反，1980年，胡風也被平反了，然而呂熒的身軀早已融於天地間，那塊寫著他名字的磚頭，也早已在歲月的摧殘下麵目全非。
一位曾參與“胡風專案”的辦案人員，後來在《我所親曆的胡風案》一書中，曾這樣懺悔過：“我從內心裏，對呂熒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表示深深的敬意。”
呂熒，一個別人口中的書呆子，一個不識時務的蠢貨，但我們卻不能不無比地景仰他！
景仰他不懂投機的笨拙，景仰他沒有落井下石的雙手，景仰他敢走上主席台的腳步，景仰他麵對那700多人，
如癡如醉高呼胡風有罪的可怕現場中，是他敢站出來向全世界宣告，胡風無罪的無畏！
在那個所有人跪臥的時代，最瘦弱的他卻站起來敢說“不”，其聲震天，其聲撼地！
他悲壯的離去，帶走了一個時代的溫厚與優雅，卻給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留下了最正直，最明媚，最高貴的一束光，是他用無畏的行動告訴了我們，何為學者！
鐵骨金聲，巍巍其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是一位中國真正的勇士，
今天，2018年11月25日，呂熒誕辰103周年，他值得我們所有人的致敬與緬懷，
曆史會永遠銘記他站立的那一刻！
轉自《三聯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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