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失利後，我被父親送進了豫章書院
這是真實故事計劃的第 245 個故事
一
高三畢業的那年夏天，當電話裏的女聲冷冰冰地報出我的高考成績後，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關了整整24小時。我的分數和作為目標的深圳大學相距甚遠，甚至都沒有過江西省二本線。
一番痛苦的抉擇後，我決定複讀一年，重整再戰，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堅決反對。他們為我報好了南昌本地的一所民辦專科學校，校方在收到學費後很快回複說，暑假結束後就可以去參加軍訓。
我和父母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確切說，是我和母親在吵，直到父親進門後，我鄭重地向他表達了想要複讀的心願，然後得到了他的回複——一記響亮的耳光。
我沒有妥協。
那段時間外婆來我家住，父母顧忌到外婆在，不好再打我，但每天跟我念叨著專科學校的事。我沒有再理他們，把自己鎖在房間，獨自默默溫習著以前的功課。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三十天。
有天，外婆出去買東西，我一個人待在家裏做習題。門鈴響了，我打開門，看到父母站在外麵，身後還跟著三個穿警服的男人。
“你好，我是青山湖公安局的，”領頭的男人自我介紹說，“現在有一起高空拋物砸傷人事件，需要你和你父母配合調查。”
我望向父母，他們衝我點了點頭。那個男人穿著帶編號的警隊製服，看起來不像是騙子。我和他們來到樓下，坐進一輛黑色的別克車裏。
在車上，不知道迷迷糊糊睡了多久，身邊人將我搖醒。下車後，望著眼前的仿古建築和幾個穿民國服裝的人，我的腦子裏一片茫然。
“這是哪兒，我爸媽呢？”我隱約覺得情況不太對。這時，身旁的兩個人迅速抓住我的手臂，另一個人用手銬鎖住我的雙手。掙紮中，我的指甲還劃破了他的胳膊。
“老實點！”他喊道，這時，旁邊又衝過來幾個男人，一番撕扯後將我抬到二樓黑森森的房間，扔到了地上。
我在石磚上大口喘氣，剛才有個穿黑衣服的男人（後來才知道是個學生）朝我的腹部連續打了幾拳，現在我的胃抽筋似地疼痛，渾身的骨頭仿佛都要散架了。幾個婦女走了過來，搜去了我身上大部分的衣物和鞋子，最後拿走了我的眼鏡。
幾天後，我才慢慢了解到，這裏是一家叫做“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特訓機構，也是父母給我安排的新歸宿。他們希望我能通過半年的“矯正治療”，恢複成他們想看到的樣子，包括在休學一年後重新回到那所專科院校讀書。
二
我是家裏第二個女孩，出生後沒多久，父母就到很遠的地方去打工了，把我寄養在了位於郊區的外婆家。
外婆文化程度不高，對我很好，印象裏我口袋裏的零用錢總比同齡小朋友多，而且還會唱很多好聽的童謠，講一些稀奇古怪的鬼故事。我並沒有像很多留守兒童那樣沒事就打聽父母的情況，因為我極少見到他們，在我腦海裏，他們隻是一個模糊存在的影子。
直到我六歲那年，父母才將我接回南昌的家裏。我難過地大哭了一場，惹得大人們都笑了起來，父親覺得尷尬，於是更加用力地拽住我，把我塞進回去的汽車。
家裏的生活不如想象中美好，父親本科畢業，脾氣十分暴躁。他小時候，有一次吃飯時頂撞了長輩，被爺爺吊在樹上，用趕羊的鞭子狠狠抽打。這種經曆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對我的教育方式，一旦我在生活中稍有違背他意誌的舉動，就會遭到他的斥罵和責打。母親沒什麽主見，往往隨聲附和，使我的處境變得更為艱難。
以往挨打的時候，我總會告訴自己，我還小，等長大就好了。然而，即便我已經成年，依舊無法把持自己的命運。
關押我的房間光線很暗，隻有一扇排氣窗的縫隙能透進一絲微弱的光，分不清是白天還是夜晚。兩側的牆壁因潮濕生滿了黴斑，靠牆的地板上放著一條沒有被套的舊軍被，地上有時會看到螞蟻和蟑螂，這條被子隻能半鋪半蓋。另一側放著一個用來方便的桶，此外一無所有。
每天，會有人通過條杠狀的活板門送進來一點兒吃的，菜和飯都拌在一個鐵碗裏，能認出的隻有辣椒。剛進去的時候，我把飯都吃了，結果腹瀉了整整一天，後來我每次隻敢吃一點，不敢多吃。
被關押的最後幾天裏，我強迫自己和送飯的學生說話，和偶爾來探視的教官說話，甚至對著牆壁自說自話——這會讓我暫時拋棄逃跑和尋死的念頭。
網絡圖 | 藍色門裏即是學生們口中的“小黑屋”
在看守我的教官確認我“情緒穩定”的時候，我已經在“煩悶室”被關了七天。解除監禁的那天，我踉踉蹌蹌地走到院子裏，覺得雙腿輕飄飄的，白色的陽光耀得刺眼，視線一片模糊。
三
接受完一周的封閉式“森田治療”後，我和其他新生分別被編入修身初中班、心理教育班和大專預科班這三類班級，我進入的是大專班，裏麵幾乎全是和我一樣年滿十八周歲的成年人。
書院裏有名目繁多的規定，例如每天隻允許喝一次水，不能隨意上廁所，見到人必須鞠躬微笑，被子要疊出棱角且不允許有褶皺。鐵架床、水泥地和螺絲插座上不能有一點兒灰塵，學生幹部和教官會用手和紙巾實地檢測，如果不想挨打，就得用牙刷和臉盆一遍遍地刷洗。此外，刷牙洗臉、背誦古文、站坐姿勢、隊列練習等，均有固定的代表監督。
每晚七點半後，學校會進行“考德”。考德會上，代表們將當天表現不好的學生名單交給校長，名單上的學生將麵臨被打戒尺的懲罰。根據規定，每個代表都必須記名單，這使得體罰成了每個人必須習慣的家常便飯。
最尋常的懲罰工具是半米長的鐵尺子，懲罰的數目為五的倍數，躲閃與叫喚都會被加罰，但如果不哭的話，同樣會被視作“不知羞恥”，從而令處罰加重。在教官和老師眼裏，肉體的懲罰是可以淨化靈魂的。
剛來的時候，我們幾乎每天都挨戒尺，被打後，手會腫起很久，第二天寫字的時候經常疼得握不住筆。這種情況一直到我當上禮儀代表才有所改善。
來校的前三個月，基本以體能訓練為主，文化課隻占極少時間。初來乍到，我成了教官和老師們重點關注的對象，很快領教到教官們的懲罰手段。
那是我第一天去體訓，規定的是在三百米的操場跑一圈，必須在教官數到十的時候跑完，跑不完就要做十個俯臥撐，然後重新去跑。
快要跑完一圈的時候，我眼前陣陣發黑，雙腿已經不聽使喚。
“怎麽跑這麽慢！”一個姓彭的教官怒吼道，緊接著，他宣布，由於某些同學的牽連，所有人必須站成一排，直視太陽。
我堅持了將近十秒，略微閉了下眼，被他冷不丁一腳踹在了腿彎處。我沒提防，重重地摔了一跤，衣服上沾滿灰土，手也被蹭破了皮，晚上挨打的時候，疼的差點跳起來。
同學們也給予了我應有的“照顧”。剛來的時候，我買了一瓶沐浴露，第二次打開時發現已經被人換成了一瓶涼水。那天，我還收到了一張處罰通知單，上麵寫的處罰原因是被子疊放不整齊。我回到寢室才知道，原先疊好的被子已經被掉包了。
事後，我想到《白夜行》裏的句子，世界上最不能直視的：一是太陽，二是人心。
網絡圖 | 豫章書院供學生使用的部分教材
四
食堂每天供應三頓飯，早餐是隔夜的剩飯煮的粥、發黴的饅頭。中午和晚上吃豬油炒的青椒、冬瓜、南瓜等，但從菜的成色來看並不新鮮。外地同學最難接受的是江西菜的油膩和辛辣，而作為本地土著的我，也很難接受將七分熟的南瓜帶皮吃下去。
有次我和幾個同學被鎖在二樓幫廚，教官們在一樓開會，離開飯時間尚早，我的胃通過痙攣的疼痛傳遞饑餓的信號，我用手扶住桌子，勉強讓自己忘掉暈眩的感覺。
飯熟了，同學們紛紛湧進廚房，我落在後麵，注意到桌子上擺著幾塊泛黃的豆腐，是沒切開的那種，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塑料袋裏。我不暇思索，抓起一塊塞進嘴裏，來不及咀嚼就用力吞下去。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個女孩子，也沒聽到身後急促的腳步聲和教官聲嘶力竭的吼聲。
那天下午，被抓住的人統統被罰跪在孔子像前曝曬，晚上又統統被打戒尺。我是初犯，被記了二十下。晚上的考德會結束後，我站到教官麵前，眾目睽睽下九十度鞠躬，伸出手攤平手掌，看著那把打彎了的鐵尺高高揮起，挾著風一下一下落在手心。可能是內心的麻木使然，我感受不到痛，但仍然努力讓自己掉下眼淚，以示懺悔。
在說“感恩老師教誨”的時候，我苦笑了一下，因為確實不明白需要感恩什麽，老師又通過體罰教會了我什麽。
“龍鞭”是一根一米左右的細長金屬，表麵沒有紋路，非常光滑，閃現著一層玻璃鋼特有的槍色光澤，提起來沉甸甸地壓手。在豫章，如果犯了打架、男女交往過密或頂撞師長這樣的“嚴重錯誤”，就很有可能嚐到龍鞭的厲害。有時候，教官甚至會在深夜緊急集合，以便於讓我們圍觀執行龍鞭的場景。
第一次目睹龍鞭的威力是在入校十多天的時候，挨打的是一個溫州的十歲男孩，他受罰的原因是私自拿了父母捎帶給自己的零食，卻沒有經過教官的同意。
男生挨龍鞭的時候，女生是要背過身去的。所以在忽明忽暗的燈光下，我隻瞥見幾個教官撲上去，把小男孩按倒在水泥地上，隨後扒下他的褲子，緊接著龍鞭猛然抽了下去，帶著“咻咻”的尖利風聲，小男孩開始還極力忍耐著，七八鞭下去，開始大聲哭叫求饒。幾個女同學被嚇哭了，我的心也隨著他慘絕的哀嚎聲一抖一抖，難以平複。
我在文化課上認識了阿華，那時候他成績好，坐在一個靠窗的位置上。我時常寫一張求救的紙條，趁大家昏昏欲睡的時候塞給阿華，他會幫我把紙條從窗子裏丟出去，如果遇到檢查，他就壓在舌頭下麵。後來，我傳給他的紙條逐漸增多，會問問他的事情。每當他遞一張字條給我的時候，看起來總是很拘謹。
阿華讀高二的時候交了個女朋友，但做生意的父親很不喜歡她，強製兩人分手。父子倆為此爭執了很久，最後阿華拒絕離開那個女孩，父親一怒之下以早戀為名將他送進了豫章書院。
阿華是在我們認識兩個月後發生改變的。那天他表情陰鬱，一直伏在桌子上，晚上的時候，教官宣布對他執行龍鞭，因為他私自打開了學校的電腦，並登陸qq與外界聯絡。
挨打時，他一聲不響，還被多罰了幾下。這件事後，他開始頻繁違反校規，有時候甚至會抬起頭，冷冷地盯著老師。這令他成為同學裏挨龍鞭次數最多的人。
“你到底怎麽啦？”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一再追問他。他終於告訴我，那天冒著風險潛入教官的房間，是想聯係自己的女朋友，可聯係上後，女友對阿華提了分手，因為她已經有新男友了。
阿華說，當時他坐在電腦前徹底懵了，直到教官們撞開門衝進去將他逮住。在此之前，他一直想早點從書院畢業後和女友團聚，這件事後，他再也沒有什麽值得追求了。
五
小梅在寢室裏人緣最好，是這裏的老生，二進宮，和教官與老師都混得很熟。根據山長的特殊指示，她父親因為第一次對她“改造失敗”大發雷霆，甚至提出了退款的要求，小梅不得當選議員之類的學生幹部，必須和我們一樣接受相同的矯正教育。
第一次綁到這裏來時，小梅還在睡夢裏，當時，她重重踢了為首的學長一腳，據說那人當場就彎下了腰，好久沒能站起來。而第二次，她淡定了許多，踩著高跟鞋直接走進了小黑屋。可在回寢室那天，她和幾個認識的女孩子相擁，哭成一團。
在豫章，舉報他人是可以減免處罰的。當時各地區的同學大都抱團住在一起，所以相互舉報也是常事。有一天，幾個教官忽然闖進我們寢室，領頭的捏著一截燒完的香煙。“這是誰抽的？”他環視著我們每個人。見沒人應聲，他隨即宣布，將我們統統帶到操場上，進行體能訓練，直到有人承認為止。
我們知道是被人誣陷，但也確實沒法證實自己沒抽煙。做了幾百個蛙跳後，大家全都累癱在地上。
教官輕蔑地俯視著我們，又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小梅忽然緩緩舉起了手，“我承認，煙是我抽的，”她淡淡地說。“她們都沒參與這件事。”
那天小梅被打了二十鞭，我一下一下數著，不敢看她的表情。她的手指緊緊地摳著地麵，指節捏的發青。
打完後，我們把虛脫的小梅扶到一旁的石階上，她的衣服被汗水濕透了，渾身上下不住發抖，前額的頭發被淚水打濕，有幾綹斜斜地貼在臉頰上。我們簡單幫她整理了下衣衫，教官又在大聲呼喝起來，因為包庇犯錯同學，我們全寢室的人都要加訓一小時。做蛙跳時，我悄悄瞥了小梅幾眼，她始終一動未動地匍匐在石頭上，像一具僵伏的屍體。
“總要有人站出來承認的，否則教官不會放過我們，拖延下去隻會導致所有人都挨打，”小梅在事後故作輕鬆地說，“他們忙著動手，沒來得及仔細搜查，連我墊在身上的幾層毛巾都沒發現。”
她笑得很得意，但其實傷得很嚴重，腰以下的皮膚大麵積地腫了起來，一條條鞭痕縱橫交錯，泛著秋葡萄那樣黑紫的顏色，淤血處形成凝固的硬塊，看上去觸目驚心。
我想起上回家人來訪時，帶來了一瓶活血化瘀的紅花膏，於是去翻自己的包，但找了半天一無所獲，紅花膏不知是被教官還是學長拿去了，隻留給我一些不允許穿的衣服，以及一本父親特地叮囑帶來的臨摹字帖，上麵印著《禮記》裏的章句。
我忽然哭了出來，眼淚沾濕了手裏的書本。
六
四個月後，在外婆和舅舅等人的幫助下，我以請假的理由，終於獲得了從豫章書院“保釋”的權利。捏著用五百元換來的請假條（豫章書院規定，學員請假需交500元保證金），我泣不成聲。外婆心疼地看著我說，曼曼你瘦了。我哭著對她說，姥姥，我想回家。
我沒有遵循承諾去上那個專科學校，父母也沒有聯係我。在豫章書院忍受四個月的折磨後，我們已經兩不相欠了，所以連表麵的關係也無需維持。但我時常害怕他們再送我去那裏，已經不相信身邊的任何人了。
我頻繁地失眠、焦躁，頭發大把大把地脫落。很多時候，在迷迷糊糊中睡著，又很快從噩夢中驚醒，後來不得不用被子蒙住頭。當門外有風吹草動，我還是會下意識地坐起來，摸向枕頭下藏著的水果刀。有時，我會覺得，自己仿佛中了宇智波鼬的月讀幻術，精神世界裏長達一年的折磨，在現實世界隻過了一秒。
在外婆的鼓勵下，我很快在火鍋店找到了一份服務員的工作，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隻有在高強度的環境裏，我才能暫時忘卻曾經的痛苦。
一年後，我聽說小梅和阿華也相繼出去了，小梅很快嫁人了，而阿華被父親送去當兵。我給他發過信息，但很少收到回複。他的qq始終沒更新過，保留著剛入豫章書院時發的動態：“你說對了，好男人就是一個騙子，因為男人永遠都是打掉牙咽下去，再回頭對著你傻笑說一點都不疼。”
我的學業和快樂終結於高考完的那個夏天，而阿華的記憶則停留在了2013年。
（應口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信息已做模糊處理）
口述：程曼，原豫章書院學生
采寫整理：孫崇嶽，現為大學生
編輯 | 王大鵬、趙樞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