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故事計劃---《永不下崗的工人 》

永不下崗的工人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父親下崗了。

母親是殘疾人,少了一隻腳,靠假肢行走,一直沒找到過工作。父親下崗,家裏便沒了經濟來源。靠著幾個朋友找了找關係,一個國營工廠收下了他。領導看他年近五十,又隻是初中學曆,叫他去給工廠的澡堂燒鍋爐,順便看守後門。這工作掙得不多,倒也算穩定。父親年輕做工人時落下的腰傷一直沒大好,不能指望好的崗位。

在那之前兩年,我家住的地方拆遷。我家不是拆遷戶,分不到新房。父母隻好東拚西湊借了一筆錢,在市郊買了一套。家裏的家具並不多,兩張床,兩個立櫃,一個縫紉機和零零碎碎幾個桌椅。然而母親還是為著搬家發愁。新家很遠,雇不起汽車搬運。

母親想找幾個朋友幫忙搬家,父親不同意。朋友們來了,肯定會出錢把車雇了。因為買房,已經向他們借過不少,父親不想再讓他們白給我們掏錢。他說:“我一個人能行,多跑幾趟。”

周末搬家時,父親借了一個板車,把大件的家具摞上去,用麻繩捆好。母親和姐姐背著衣被,準備提著各種零碎物件乘電車過去。父親讓我和母親一起坐電車,幫她提點東西。母親則要我幫父親扶著家具,以免掉下來砸傷人。我聽了母親的,但就算我舉起手來,也夠不到摞在板車最上麵的椅子。說是扶著,其實隻是跟在後麵走。

父親心情不錯,說:“這車大,拉的多,咱們兩趟就完事了。”

我之前見人用板車,通常是推著。但這次車上的東西太重,推不動,得拉。車頭釘著一個鐵環,專門用來拴皮帶。板車的兩個把手隻能用來保持平衡,真正吃力的是斜勒在胸前的皮帶。父親在肩膀上搭了條毛巾,免得被皮帶勒破,這是他在工程隊時得來的經驗。他把身子前傾得像是要趴到地上,右腿使勁一蹬,再從喉嚨裏低沉地哼一聲,板車就開動了。我在姐姐的語文課本上看過一張圖,叫“伏爾加河的纖夫”,裏麵的人就是父親此時的樣子。

一路上,每隔幾分鍾,父親就問一句:“你累不累?”我答一句:“不累。”其他時間,父親就給我講沿途的地名,伴隨著時不時的咳嗽。皮帶肯定勒得他不好喘氣,因為他粗重的呼吸聲裏夾雜著砂輪互相摩擦的聲音。我一直緊張地盯著車頂上搖搖欲墜的椅子,根本沒聽進去他說的話。

走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候,父親把板車停在路邊,自己坐在旁邊休息。他點了根煙,又遞給我五毛錢,命令我去坐電車。我拒絕了,因為我總是害怕最上麵那把椅子掉下來砸到他,我得幫他盯著。父親催了幾遍,見我態度堅決,也就作罷。

一個騎自行車的男人湊上來問:“你這家具是不是要賣?”

父親看著他笑,說:“看你出多少,出的多就賣。”

那人也就沒再問。等父親抽完了煙,我們重新上路。

我問:“還有多遠?”

他答:“不遠,已經走完一半了。”

剩下的路上,他還是幾分鍾問一句累不累,我也還是那麽答。不過到下午他堅決不許我和他同行了。

 

 

新家離我和姐姐的學校太遠,我們隻好轉學。姐姐的學校很快聯係下來,我的卻一直懸而未決,於是我還在之前的小學上學。拆遷後我們臨時租的房子還沒到期,除周末外,我還在那裏住,便於上學。

母親住在新房,照顧姐姐。她每天起早貪黑,在新家附近的路邊擺攤賣菜,補貼家用。平時隻有父親晚上來陪我過夜。不過等他幫母親收了攤,再騎車回來時,我通常已經睡熟。等我早上起床,父親已經去了批發市場,走之前他會把我的一日三餐都做好。

那段時間我很自由,放學後便和同學出去玩,沒人逼我在家裏寫作業。然而等小夥伴們一個一個被父母叫回家後,我也隻得回家了。回家自己熱飯吃,再寫作業。如果寫完作業還不想睡覺,閑極無聊就拿出父親給我的唐詩三百首,在紙上抄。等困了,就把紙揉成一團扔掉。

有一天,父親從垃圾桶裏翻出來我抄的詩,自己照著抄了一遍,又把我揉成一團的紙抹平,並排放在他抄的紙旁邊。我寫的字很潦草,他的字很漂亮,或許他是想借此督促我練字。

從那天起,我抄完詩以後就不扔掉了,而是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每天早上,也總能看到他抄的詩,平平整整地放在旁邊。後來,他不知從哪裏撿來一本兒童簡筆畫冊,破破爛爛的,放在家裏。從此我每晚便改畫畫去了,而他同樣會每天把我畫過的圖案再畫一份,放在旁邊。

四年級結束時,我的轉學手續終於辦妥。我可以每天住在新家,一日三餐也終於能吃上剛出鍋的熱飯。飯桌上,父親總喜歡問我:“以後想考哪個大學?”

我總是回答:“清華。”

並非我多喜歡這個學校,隻是我再不知道其他大學的名字了。況且,這麽回答總是能讓父親哈哈大笑。

“行,你考上了大學,我貸款也要把你供出來。”

幾年之前,他說的是“借錢也要供出來”。但那時買房的外債沒還清,可能他也知道再難借來錢了。

父親的值班室有一台小電視,他每天能看看新聞。有段時間新聞上可能沒有太多好消息,父親憂心忡忡地跟母親說:“國家又要讓人下崗了。”過幾天,又說:“前幾天火車站抓了個人,說是舉牌子罵國家。”

我看不了新聞,但也能從院子裏的小夥伴那裏聽到類似的消息。孩子們並不知道下崗意味著什麽,隻是流傳著不知道從哪裏聽來的順口溜:“一個人的活,三個人幹。一個幹,一個看,還有一個瞎搗亂。”我雖然年幼,卻也知道這是嫌工人太多的意思。不久後,我家附近的馬路被堵了,一幫機械廠的工人把廠裏的機器搬出來攔在路上,堵死了一條路。

母親得知後,說:“鬧吧,鬧一鬧說不定好點。”

父親的崗位上除了他還有另一個員工,他們兩人輪休上夜班。我忍不住想:“這算不算一個人的活,兩個人幹?”

那個員工比父親年輕十歲上下,有一個和我年紀相當的兒子。我時常和他兒子在一起玩,對他也不陌生。他長得麵善,給他的兒子買零食的時候也會偶爾給我一份。然而無論他留給我的印象多好,我總是希望他先下崗,這樣起碼父親的工作會更安全。

 

連我都能發現的危險,父母當然早就在考慮。母親時常督促父親去找領導問問,到底要不要裁人,從哪裏裁人。父親起初並不願去,隻無奈地說:“要是真的下崗,肯定從後勤的先來。”

看門房和燒鍋爐當然屬於後勤。父親本就不是廠裏的老員工,和領導都生分。母親讓父親提前想辦法,又談何容易。好在趕上單位分房,不少領導都領了新房。由於地處北方,裝暖氣是新房的第一件大事。父親靠著在工程隊學來的手藝,便去給領導們幫忙裝暖氣片。那段時間,隻要父親早上跟我說“中午放學以後,來某某小區幾號樓等我”,我就知道他又去給別人裝暖氣了。領導們雖不給錢,但中午總會請父親吃一頓好的,我也能跟著蹭飯。

晚上,父親會帶著一身塵土和油漆味回家,累得一句話都不想說。裝暖氣片本應該是兩個人一起幹的活兒,可領導們並不知道,父親也從不提起。況且,廠子裏也沒有第二個人能來幫忙。

一天,父親跟母親商量:“咱們稍微勻點錢出來,我改天請後勤部的領導喝頓酒。”

母親擔心光請喝酒不夠,總覺得應該送點什麽。父親說他都問過了,大家都是請酒席,沒聽說有送禮的。

“這頓酒必須得請,領導親口跟我說的,就剩我一個沒請過。”

那時父親一月的工資是六百,母親給了他二百去請客。請過之後,父親似乎放心了些。然而母親還是不停催促他,讓他打聽打聽別人又做了什麽,也讓他多和領導拉拉關係。

一天晚上放學回家後,姐姐把我拉到一邊,小聲跟我說:“你知不知道?爸爸的單位丟東西啦。”

我的心“忽悠”一下飄了起來。然而姐姐知道的也不多,她是在父親跟母親說的時候聽到的。母親顯然不想讓我們知道這些事情,她把臥室門關起來,和父親在裏麵小聲地說些什麽。

姐姐苦著臉說:“爸爸說領導怨他了。”

我心裏發慌,想知道的更清楚點,但那天晚上父親和母親的臉色一直很難看,我沒敢問。直到臨睡前,看見父親坐在我床邊的書桌前抽煙,桌上放著一疊信紙和一支筆。我偷眼看父親,覺得他臉色不喜也不怒,就問他:“爸,你們單位丟了啥東西?”

“幾個報廢的機器。”

“啥時候丟的?”

“不知道,今天早上發現沒了的。”

“是你值班的時候丟的嗎?是不是從前門丟的?”

“都一樣。”

我沒聽懂,不知道為什麽都一樣,隻是盯著父親。

他說:“你睡吧,明天還得上學。”他關了屋裏的頂燈,順手打開台燈。

年幼的我並不懂煩惱,至少也不會煩惱到不能睡覺。我躺下後,很快就睡熟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時,父親不在屋裏,桌上依舊放著信紙和筆,地上撒滿了煙頭和煙灰。我爬起來看那疊信紙,最上麵一頁沒有字,但第一行的中間有印下的痕跡,是“辭職”兩個字。

父親又下崗了。按照單位的說法,叫內部退休。

 

那天下午,父親帶著一塊三合板回來,一個人悶頭把板子鋸成規則的矩形。他向鄰居借了毛筆和墨水,在板子上寫上著:木工,瓦工,裝修。

我知道這板子是幹什麽用的。離我家不遠有條街,每天都有一大幫人蹲在街邊,每人麵前擺一個牌子,上麵寫著他們會做什麽。有的寫“木工”,有的寫“瓦工”,但沒有像父親這樣寫這麽多的。附近的人誰家有活兒了,都知道去那條街上找人。

從此父親每天一早就出門,天黑了才回來。如果他回來時像裝過暖氣片一樣筋疲力盡,那麽臉色就好看些。這麽過了幾個月,一天晚上父親喜氣洋洋地對母親說:“我找著活兒幹啦。”原來是一個包工頭看中他有一身力氣,叫他跟著去北京的工地幹活。

父親顯得很得意,說:“北京的工地,給的多。”

臨走那天,他摸著我和姐姐的頭,說:“爸爸出差去了,你們在家聽媽的話。”我那時還不知道什麽叫出差,隻是母親讓我跟父親再見的時候,聽話地說了一聲“爸爸再見”。姐姐則說“爸爸,你慢點”。

“好嘞。”父親扛起體積比他還大的鋪蓋卷便走。

等我一個星期都沒見著父親時,才覺得奇怪。我去問母親:“爸爸啥時候回來”。她說“過幾天”。過了幾天我又去問,她還是說“過幾天”。然而過了半年,我不知問了多少次,父親還是沒回來。

一個周末,姐姐趁母親不在家的時候,問我想不想和父親說話。

我喜出望外,反問:“爸爸回來了?”

父親沒回來,還在北京,但姐姐找到了父親留給母親的電話號碼,她撿了五毛錢,帶著我去公用電話廳。她撥通那個八位的號碼,拿著聽筒一直等。等了不知多久,我問“爸爸說啥了”。姐姐放下聽筒,告訴我沒人接。

後來明白,其實那是因為她不知道要在號碼前麵加撥區號。也多虧如此,因為父親留下的是包工頭辦公室的電話。如果真的打通了,等包工頭把父親叫來,就會超過一分鍾,話費也就超過了五毛。

回家後我見姐姐把五毛錢放進母親的外套口袋裏,才知道那錢不是她撿的。

或許是父親感覺到我們想他,沒過多久,他就真的回來了,還給我和姐姐一人帶了兩根北京麻花。然而他隻在家住了不到一周就又要走,母親把拆洗了一遍的被褥又給他包裹起來。我吃完飯時看到那個鋪蓋卷,就問:“爸,你又要出差?”

“恩,你在家聽你媽的話。好好學習,等你考上北京的大學,就能來北京找我。”

等他又扛起那個包裹時,我一直不肯說再見。母親在我背上推了一把,說:“你去送送你爸。”

父親一隻手扶著肩上的包裹,另一隻手拉著我往外走。院子裏沒燈,隻有幾家住戶家裏隔著窗簾照出來的一點亮光。父親說:“你回去吧,外麵黑。”我不說話,他就繼續拉著我往外走。他又叮囑我在家聽話,叮囑我好好吃飯不要挑食。一直走到院子大門口,他鬆開我的手,說:“你回去吧,爸爸走了。”

我聽話地站住,看著父親的背影越走越遠,快要融入夜色時,我衝他喊:“你哪天回來?”

“過幾天就回。”他回頭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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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康,博士在讀

編輯 | 李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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